【内容提要】 从总体上看，改革开放以来的马克思主义哲学研究呈现出一种“意识形态淡出、学术凸现”发展态势，但其背后却隐藏着一股若明若暗的“反问题化”学术思潮。要克服这种“反问题化”倾向，首先必须从认识根源上澄清关于马克思主义哲学研究的“问题意识”的四种片面性理解。　　【关 键 词】马克思主义哲学/反问题化/问题意识　　从一种学术比较的视角考察，以1978年为界，中国马克思主义哲学研究呈现出两个明显的阶段性特征：1978年以前的马克思主义哲学研究存在着严重的“意识形态化”和“泛问题化”倾向；而1978年以来，则明显呈现出一种“意识形态淡出、学术凸现”发展态势，对马克思主义哲学“意识形态化”和“泛问题化”倾向的批判和反思逐渐成为理论界的主流话语。　　毋庸讳言，这种“意识形态淡出、学术凸现”发展态势对于中国马克思主义哲学的发展繁荣显然是必然和必要的。它既是对过去意识形态化的马克思主义哲学研究的矫正，也为我们开辟马克思主义哲学中国化的新境界奠定了坚实的思想基础。学术研究的重要性在于，为我们从“问题中的哲学”升华为“哲学中的问题”，并进而深化对“哲学中的问题”的研究，提供了不可或缺的理论资源。而这些理论资源正是哲学家们以哲学方式面向现实的基本前提。　　然而，当我们进一步审视这种“意识形态淡出、学术凸现”发展态势时，不难发现其背后隐藏着一股若明若暗的“反问题化”学术思潮。这突出地表现在以下几个方面：在价值取向上，唯“学术”是“瞻”，强调对基础理论的研究，认为研究现实问题不是学术；在研究选题上，强调“以既有的思想为对象”，重“哲学中的问题”而轻视“问题中的哲学”；在理论与实践的关系上，重科学性轻实践性，回避现实，主张作“不持成见和客观公允”的纯学术研究，认为“尾随于实践仅仅做黄昏的猫头鹰有削弱马克思主义哲学批判、超越与预见功能的危险”；在研究路径上，倚重文本，重文献分析轻实证分析。这种“反问题化”学术研究不仅使马克思主义哲学中国化偏离了正常的轨迹，而且也不利于马克思主义哲学研究的发展。　　之所以会有“反问题化”这种极端化的学术倾向，一个重要的认识论根源就是对马克思主义哲学研究的“问题意识”的片面性理解。　　一、把“问题意识”混同于“问题范式”，仅仅把“问题意识”看做是马克思主义哲学研究中的一种学术研究路径，而不把它同时看成是一种共性（各种研究范式共有）的思维向度　　根据库恩对“范式”概念的经典解释，一种学术研究范式实际上就是研究立场、观点和方法的综合体，其内容表现为对科学研究中各种信念、认知成果、研究方法的整合与升华。对同一事物，通常会有多种解释方式。范式就构成了这些不同的解释或者理论的基础，它是我们用来组织我们的观察和推理的基础模型或是参考框架。　　作为马克思主义哲学的一种研究范式，“问题范式”的特点在于从马克思主义哲学的视角对当代中国社会发展中的一些重大的理论和实践问题予以研究。而马克思主义哲学研究的“问题意识”，则是指马克思主义哲学研究中的一种思维向度。它所反映的，是一种追求哲学识见的研究取向；所要求的，是洞察敏锐而言之有物。作为马克思主义哲学研究中的一种学术价值取向的“问题意识”，它要求探索事物发展的内在逻辑，而不以重复大而无当的普遍规律为目标。　　不可否认，马克思主义哲学研究的“问题范式”需要强烈的“问题意识”。但“问题意识”不只是马克思主义哲学研究中的一种学术取向，同时它也是马克思主义哲学其他各种研究范式共有的思维向度。正是在这个意义上马克思曾指出，“在哲学的实现中有一种关系同世界相对立，从这种关系中可以得出一个结论：这些个别的自我意识始终具有一个双刃的要求；其中一面针对着世界，另一面针对着哲学本身。”①作为学术研究中的一种共性的思维向度，“问题意识”一方面涉及“问题”本身即研究对象的确立。如果不加选择地将现实中的所有问题都纳入到马克思主义哲学研究的范围，无疑会导致马克思主义哲学研究的“泛问题化”。另一方面，“问题意识”还涉及提问的方式，即如何提出、如何着手解决问题，而这实际上反映出人们治学时的一种意识——“学术意识”。与第一个方面不同，“问题意识”在这里应该充分体现认识演进的过程，反映既有的研究状况、贡献及提出的问题、采用的材料、立论的依据与阐发的方法等。　　对于“问题意识”的强调，不仅有利于寻找马克思主义哲学的学术前沿、减少浅层次的重复，也有利于促进论点的提炼与研究的深入；不仅有利于拓展马克思主义哲学研究中不同学术范式之间的“学术共识”，也有利于拓展马克思主义哲学与中国传统哲学、西方哲学等的“学术共识”。　　二、从“学术意识”而不是“问题意识”的视角去界定马克思主义哲学研究的问题域，把“问题”看成是“理论和学术中的问题”而不是“时代和现实中的问题”　　任何一门学科都有自己的问题域和言说方式。所谓“问题域”，也就是问题提出的范围、问题之间的内在关系和逻辑可能性空间。不同的问题域，解决之道也不相同，而同一问题域的不同层次的要求，解决之道也不尽相同。　　当前马克思主义哲学研究中的“反问题化倾向”纷呈，根源性症结就在于研究者多是从“学术意识”而不是“问题意识”的视角去界定马克思主义哲学研究的问题域，把“问题”看成是“理论和学术中的问题”而不是“时代和现实中的问题”。其所造成的直接后果就是：马克思主义哲学研究要么是生吞活剥西方各派理论的所谓“纯学术创新”，要么演变为著者在自己的书斋里“自言自语”。这种关于马克思主义哲学研究问题域的厘定，不仅严重脱离马克思主义哲学中国化这一理论主题，也有悖于应然形态的哲学内在诉求。　　事实上，不论哪一种哲学理论，从根本上说，都不可能是单纯地形成于“理论和学术中的问题（哲学中的问题）”，而总是不同程度地形成于“时代和现实中的问题（问题中的哲学）”。人们只能在“历史视野”与“时代状况”的撞击中研究“哲学中的问题”，只能以自己时代的生存状况和生活体验为背景来研究“哲学中的问题”，而不可能是脱离时代的纯粹的玄思和遐想。正是由于“哲学中的问题”总是隐含着特定的“问题中的哲学”，因此，每个时代的哲学都具有某种广泛而深刻的一致性。比如关于现代性及其与当代社会发展的关系问题的哲学研究，这既是马克思主义哲学与中国哲学关注的理论焦点，也是当代西方哲学的主流学术话语。从现代性的理论视角探讨构建社会主义和谐社会，可以找到沟通马克思主义哲学与中国哲学、西方哲学的理论契合点，使我们在建构马克思主义哲学的现代性分析范式时，能够很好地借鉴和吸收中国传统哲学和当代西方哲学中合理的思想资源。这种研究视野，显然有助于我们厘清当代中国现代性问题的具体论域，增强实践科学发展观的自觉性，顺利推进构建社会主义和谐社会的实践进程。因此，哲学研究的一个重要的方法论原则，应当是自觉地探索、澄明“哲学中的问题”所隐含的“问题中的哲学”。在何种程度上挖掘出“哲学中的问题”所隐含的“问题中的哲学”，才能在何种程度上把握到“哲学中的问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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日 15:58 来源：《新视野》2000年4期
作者：张文儒
内容摘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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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马克思主义哲学是中国共产党的指导思想的理论基础，这一点毋庸置疑;但作为一种学术思想，仍然有分析、探讨和评论的余地。就一个国家和民族来说，其学术与文化是否繁荣，在很大程度上会决定这个民族的命运。学术思想的活跃与兴旺，会使一个民族的精神充满活力，变得生机勃勃;反之，学术思想的凝固与停滞，会使一个民族失去生机。这里，我们对于马克思主义哲学与中国传统文化与传统哲学的关系，就可以先当作一个学术问题来讨论。　　本世纪初，梁启超在《论学术之力左右世界》这篇论文里，高度评价了学术与文化在历史发展中的作用。他设问:自从开天辟地到今天，凡人类居住的世界，发生作用最广泛又最经久的究竟是什么?　　是威力吗?假使是威力，那么，亚历山大狮吼于西方，成吉思汗龙腾于东土，其影响所及，应该很久，但可惜，“吾未见其流风余烈，至今犹存焉者也”;是权术吗?如果是权术，拿破仑第三弄政柄于法兰西，当其盛时，炙手可热，威震环稼，一旦失败，其政策与谋画也随之与人一样，身名俱灭。那么，天地间独一无二的大势力究竟是什么?他的结论是“智慧而学矣!学术而已矣!”　　梁启超在本世纪初讲的这番话，现在读来，仍不失其价值。马克思主义哲学与中国传统文化的关系从可继承的方面说，可以分三个层次。　　第一，中国传统文化与传统哲学中，有一些说法是同马克思主义哲学中的观点接近或吻合的，可以帮助人们强化对马克思主义哲学观点的理解与认识。　　第二，中国传统文化与传统哲学中，有一些论点或判断，虽然自身有这样或那样的缺陷，与马克思哲学观点不完全相合，但它有某些特殊优长，因而在一定层面上，可以在彼此间起互补效应。　　第三，中国传统文化与传统哲学里，有一些特点是马克思主义哲学体系中所缺少或虽不缺少却较为薄弱的，应当大大地发扬出来，以振兴我们的民族意识或民族精神。以下让我们分别来作一分析。　　按照马克思主义唯物史观，生产力是促进某一社会得以形成、发展和巩固的最基本的因素，是整个人类社会发展的最终决定力量。邓小平也说:“马克思主义最重视发展生产力”。又说:“社会主义阶段的最根本任务就是发展生产力。社会主义的优越性，就是体现在它的生产力要比资本主义发展得更高一些，更快一些。”查阅中国古代文献，可以发现，像马克思主义哲学以这样严密逻辑和清晰语言来表述生产力这个概念的，确实没有;但类似的思想，类似的话却很不少。只是由于过去这些精彩的观点不为人所重视罢了。　　在中国哲学史上，墨子是突出地把“力”作为一个重要概念提出来并加以论证的。当时同墨家相左的儒家，比较强调德，而墨子却认为，德和力相辅相成。墨子说的力是指人的体力和智力的支出，大意是指劳动。照他看，“农夫”的“耕稼树艺”、“妇人”的“纺绩织纫”，官吏们的“听狱治事”等，均属于力的表现。　　墨翟说:“今人因与禽兽、糜鹿、蜚(飞)鸟、贞虫异者也。今之禽兽、糜鹿、蜚(飞)鸟、贞虫，因其羽毛以为衣裘，因其蹄蚤(爪)以为垮履，因其水草以为饮食。固唯(虽)使雄不耕稼树艺，雌亦不纺绩织纫，衣食之财固已具矣。今人与此异者也，赖其力者生，不赖其力者不生。’卜巧慧思是说:人与其他的动物不同。其它的动物用它身上的羽毛为衣服，用它脚上的蹄爪作鞋靴，用自然的水草为饮料食料，所以，它们中间雄的不必耕种，雌的也不必纺织，衣食都不成问题。人却不同，人要靠自己力的支出，只有出力劳动生声才能生存，不出力劳动生产就不能生存。这叫做“赖其力者生，不赖其力者不生，’o恩格斯说:“动物仅仅利用外部自然界，单纯地以自己的存在来使自然界改变，而人则通过他所作出的改变来使自然界为自己的目的服务，来支配自然界。这便是人同其它动物的最后的本质的区别，而造成这一区别的还是劳动”口忽上面引证的墨翟的话比之恩格斯这段话里的表述，虽说在表述的精确程度上略有差异，但其核心内容却大体相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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by . all rights reserved论马克思主义哲学与中国传统哲学的融通性；摘要：同样作为时代和民族精神的浓缩，马克思主义哲；关键词：马克思主义哲学；中国传统哲学；融通性；中；中外思想文化发展的历史证明，不同源流的思想文化之；第一，在理论的起点和归宿上，马克思主义哲学和中国；第二，在唯物主义与辩证法相统一上，中国有着悠久的；
论马克思主义哲学与中国传统哲学的融通性
摘要：同样作为时代和民族精神的浓缩，马克思主义哲学和中国传统哲学之间具有鲜明的融通性。中国传统哲学以对现实的人的关注作为自己的理论基点，主张唯物论与辩证法的结合，注重实践，把历史发展的动力归于民众，这些都与马克思主义哲学有相似相通之处，是马克思主义哲学与中国传统哲学之间融通性的重要体现，也成为马克思主义哲学中国化的内在根据。
关键词：马克思主义哲学；中国传统哲学；融通性；中国化。
中外思想文化发展的历史证明，不同源流的思想文化之间存在的某些相似、相通之处对于不同源流思想文化之间的交流和融合是至关重要的。任何一种外来的思想文化要想在一个思想文化传统截然不同的国度中落脚，并对这个国家的社会、民众生活产生广泛影响，最重要的是两种不同思想文化之间存在契合点，或者说具有融通性。否则，外来的思想就很难在异国立足，更谈不上影响和发展。马克思主义哲学在中国传播发展的历史进程，同样也遵循着人类思想文化发展的一般规律。马克思主义哲学与中国传统哲学之间存在着许多相似、相通之处，体现出马克思主义哲学与中国传统哲学的融通性。正是由于这种融通性，促进了马克思主义哲学在其传播和发展中与中国传统哲学的不断交融，也在很大程度上推进了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进程。具体来讲，马克思主义哲学与中国传统哲学的融通性主要表现在以下几个方面：
第一，在理论的起点和归宿上，马克思主义哲学和中国传统哲学都把对现实的人及其现实生活的关注作为建立自己理论体系的基石。马克思恩格斯早在他们理论活动的起始阶段就申明：他们的理论前提是“现实的人”。他们从人的生活条件和生产活动出发把握和规定人的本质，指出人的本质“在其现实性上，是一切社会关系的总和”。在此基础上，他们深刻剖析了资本主义制度下人的现实存在，指出了人的异化状态，并由此提出了谋求人的自由而全面发展，实现全人类解放的目标。同样，对现实的人的关注也是中国传统哲学一以贯之的主题。远古时代的中国人就把对“哲”一词的理解和人联系，例如《尚书?皋陶谟》中就有“知人曰哲”的说法，把“哲”理解为知人论世的学问。其后，由孔子所创立的儒学，更是把注意力集中于对人的真情实感、人的日常生活、人的品行修养和道德教化、人与他人的关系、人对社会的责任等问题的研究和阐述，提出了以“仁”为核心的一整套关于人的学说，并由此形成了中国传统文化的基调。可见，马克思主义哲学和中国传统哲学都是从人出发，强调人在社会中的主体地位，两者在研究对象和理论前提上都有着极大的相似性，可谓是殊途同归。
第二，在唯物主义与辩证法相统一上，中国有着悠久的朴素唯物主义和朴素辩证法相统一的传统，这种深厚的唯物主义和辩证法相结合的哲学传统与马克思主义哲学的辩证唯物主义思想有一定的相通性。马克思主义哲学关于世界的物质统一性原理是整个马克思主义哲学的基石，坚持彻底的唯物主义，坚持唯物论与辩证法相结合是马克思主义哲学的根本特征。同样，在中国传统哲学中也有朴素唯物主义的优良传统。早在殷周时代，《尚书?洪范》就阐述了“五行“的思想，
包含各类专业文献、各类资格考试、应用写作文书、高等教育、中学教育、论马克思主义哲学与中国传统哲学的融通性21等内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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马克思主义哲学与中国传统哲学的理论契合点
【摘要】：马克思主义哲学何以在中国得到广泛传播。文章从马克思主义哲学与中国传统哲学在哲学基本问题回答上的不可回避;唯物主义与辩证法相统一的哲学基础;知行统一在实践观上的相通;共产主义理想与“大同理想”的共鸣;人的全面发展理论与人格培养模式的相似等理论契合点揭示马克思主义哲学在中国广泛传播的内在根据和历史渊源。
【作者单位】：
【关键词】：
【分类号】：B27【正文快照】：
在世界历史上,每个民族总是以自身特有的文化为基础来理解和接受外来文化的,外来文化越是与本民族文化有较多的一致性,就越容易被吸收和消化。马克思主义哲学作为产生于欧洲大陆的外来思想学说,传到中国后,在中国得到了创造性的运用和发展,其原因是多方面的。本文从马克思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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传统哲学与马克思主义哲学中国化
【摘要】因为中西方在文化背景、思维方式上存在差异，所以，要把马克思主义哲学运用于中国革命和建设实践。解决中国的实际问题，就要实现马克思主义哲学的中国化。为此，一个重要方面，就是要与中国传统哲学相结合。中国传统哲学中含有丰富的实践观、唯物论、辩证法思想，为马克思主义哲学的中国化提供了深厚的思想文化土壤。
【关键词】马克思主义哲学　中国化　中国传统哲学
【中图分类号】D61　　　　　　【文献标识码】A
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过程，是西方文化与中国传统文化相互渗透和融合的过程。马克思哲学理论的传入，给中国带来了科学的认识工具，中国传统哲学则为马克思主义哲学中国化提供了丰富哲学思想资源。
黑格尔曾经说过：&路德让圣经说德语，您让荷马说德语，这是对一个民族所做的最大贡献，因为，一个民族除非用自己的语言来习知那最优秀的东西，那么，这东西就不会真正成为它的财富，现在我想说，&&我也在力求教给哲学说德语。&①这说明了在学习和掌握外来文化的过程中，只有将其转换为自己的语言，才能真正成为自己的东西，并起到重要的作用。马克思主义哲学中国化的过程既是马克思主义哲学与中国实际相结合的过程，也是与中国传统哲学有益部分融合的过程，经过结合、融合的过程形成的成果，才是完全符合中国实际的。
传统哲学的有益部分为马克思主义哲学中国化提供了基础
中国作为四大文明古国之一，具有五千多年的深厚文化底蕴，其中蕴含着丰富的朴素的实践观、唯物论、辩证法和历史观思想，这些哲学思想对我国社会的发展起到了重要的作用。
朴素的实践观。实践是马克思主义哲学的逻辑起点，中国传统哲学中含有丰富的实践观点。中国古代哲学家们在&知&与&行&的关系中论述了他们的实践观点，虽然他们观点各异，有的认为&先知后行&，有的认为&先行后知&，有的认为&知行合一&，但是都表现了他们对于实践的重视。例如，朱熹主张&先知后行&，认为&为学先要知得分晓&，&义理不明，如何践履？&（《语类》卷九）强调的是事理没有搞清楚是不能付诸行动的。王守仁主张&知行合一&，他说：&知是行的主意，行是知的功夫；知是行之始，行是知之成。&（《传习录上》）他把&知&与&行&看作为一个事物的两个方面，这两个方面是相互依存、不可分割的。
朴素的唯物论。远古时代，由于无法解释风雨、雷电等自然现象，人们常常认为在人类世界之外，还有所谓&神&的存在，因此，天命论和消极无为的天道论长期处于主导地位。但也有许多哲学家和学者主张唯物主义的自然观，认为自然界是客观存在的，有着自身的变化规律。例如，战国时期的思想家荀子认为自然界不但是客观存在的，并且认为&人定胜天&，主张要认识和掌握自然界的运动规律，并且应该发挥人的主观能动性征服自然、改造自然。他说：&列星随旋，日月递炤，四时代御，阴阳大化，风雨博施，万物各得其和以生，各得其养以成，不见其事而见其功，夫是之谓神。皆知其所以成，莫知其无形，夫是之谓天。唯圣人为不求知天。&（《天论》）
朴素的辩证法。朴素的辩证法是中国古代哲学思想中比较成熟和优秀的成果。在中国漫长的历史长河中，由于受科技水平的限制，很多自然现象不能被科学的判断，有些问题的解决主要靠人的辩证思维来做出解释，从而催生了多种辩证法的思想和观点。如战国时期的思想家老子就提出了&道&的概念。认为&道&是万物的本源，同时还认为&道&是万物变化的规律。他说：&反者，道之动。&（《老子》四十章）他认识到，事物的运动变化有时会走向其反面。认为：&有无相生，难易相成，长短相形，高下相倾，音声相和，前后相随。&（《老子》二章）&祸兮福所依，福兮祸所伏。&（《老子》五十八章）他把万事万物的运动变化看作是对立统一的两个方面的相互转化，形成了比较完整的辩证法思想。
朴素的历史观。由于历史的限制，在很长一段时间，人们的历史观都局限在天命论、命定论和复古主义循环论的范围之内。唯物主义哲学思想出现以后，逐渐产生了一些唯物主义历史观的成份。由于目的在于维护封建统治，因此他们的唯物史观是不完全的。如荀子虽然在一定程度上看到了劳动人民的作用，但是他在历史观上仍然坚持了唯心主义和形而上学，认为圣人是社会治乱和历史发展的最终决定者。他说：&君者，民之原（源）也，原清则流清，原浊则流浊。&&君者，仪也；民者，景也；仪正而景正。君者，槃（盘）也；民者，水也；槃圆而水圆。&（《君道》）意思是说，君和民的关系是&源&和&流&、&仪&和&景&、&槃&和&水&的关系，在社会的发展中，君是主导作用的。
传统哲学与西方哲学思维方式的差异为马克思主义哲学中国化提供了路径
人们认识世界是靠感知和思维来实现的，思维方式作为人们认识世界的途径之一，会受到人们所处的自然环境、社会环境、文化背景的影响和制约。从自然社会环境和人文背景来看，西方国家发展较早，已经经历了社会化大生产的资本主义阶段，中国则经历了漫长的奴隶社会、封建社会自给自足的自然经济阶段，人们对自然的依赖性，以及自然科学的滞后性，致使人们的思维方式具有很大的局限性。而西方则把自然作为自己认识的对象，在自然科学领域发展得比较迅速。另外，由于生活方式和语言交流方式的不同也造成了中西方思维方式出现差异。在中国，采取中国式思维是进行马克思主义哲学中国化，更符合中国人思维习惯，为马克思主义中国化提供了有效路径。
整体思维。中国传统思维中的整体思维是源于&和&这一中国传统哲学的核心思想之一，最初这种思想的诞生是缘于人们无法解释自然现象，希望保持自然界的风调雨顺、人与自热的和谐关系。儒家思想更突出的运用了这种整体思维，强调了人类社会最理想的原则是大同与和谐。孔子说：&礼之用，和为贵，先王之道，斯为美。&（《论语&学而》）道家思想是从道的整体思想出发，把自然本身看成一种和谐状态的存在：&当是时也，阴阳和静，四时得节，万物不伤，群众不夭，&&莫之为而常自然也。&（《庄子&缮性》）同时他们还主张要尊重自然，保持自然的和谐状态。西汉的董仲舒也认为和谐是自然界最美好的状态：&天地之道而美于和&，&天地之美莫大于和&。（《春秋繁露&天地阴阳》）中国传统的思维方式主要是从整体角度出发来认识事物，把自然、社会当作一个整体来研究。这种整体主义的思维方式与西方从个人利益、个体发展的源头进行分析的个体分析的思维方式形成了鲜明的对比，他们认为物质具有无限可分性，因此，在对物质社会进行研究的时候，要弄清它就要对其进行拆分，往往以&个体的、多层的&的方式进行研究，在思维方式上也就表现为分析的方式。
现象性思维。由于在认识世界的过程中注重实践经验，并且在和谐统一的整体思维方式影响下，人们对事物的把握更注重对整体进行直观的把握，这造成了中国在对自然和社会的研究中，主要是以对现象的研究为主，更注重直觉体验的作用。老子说：&致虚极，守静笃，万物并作，吾以观复。&（《老子》十六章）意思是人们在研究事物之前不能带有对事物的任何成见，用平白的心去感知事物，才能认识事物的真谛。《管子》四篇也讲认识事物要做到&虚&、&一&、&静&、&因&，就是在认识事物的时候要去掉心中的主见（&虚&），专心一意对待一个事物（&一&），切忌急躁妄动（&静&），遵循事物的本来面目（&因&）。佛教思想中也强调了以直觉体验来认识世界的观点。而西方则更侧重理性和思辨思维方式。从古希腊哲学开始，西方人就追求纯知识的本体论，并以纯粹的语言分析为方法，这些都是理性的思维方式。他们不满足于感觉和经验，认为那些都是不可靠的和无价值的，而是要进行理性分析。在这条理性思维的道路上，他们不断地探索，理论也逐渐完善，直到近代的德国古典哲学达到了顶峰。
圆周回归思维。受到中国&和&的思想的影响，中国人在思维方式上常常表现出&圆形&的特点，也就是事物在变化和发展的过程中，最终的结果总是对起始点的回归。如《易经》中的&终则有始&（《恒&彖传》）、&无往不复&（《复&彖传》），就是说事物的发展是周而复始、无限往返的，&五行&说的五行相生相克也是这个观点。另外《序卦传》说：&剥者，剥也，物不可以终尽，剥穷上反下，故受制以复。&就是说，事物在走向衰落的过程中，到了一定程度，就会走向反面，回到它的本原。董仲舒在对社会发展规律的研究上认为社会发展到一定时期，要回到原点，被称为是复古主义的循环论。由此可见中国历史上的历次朝代的更替，根本的社会制度却没有改变，这与占统治地位的圆周回归思维有直接关系。而西方的思维方式在其理性思维的影响下，呈现出直线和双向的特点，他们对问题的探讨和解决总是遵循着一定的方向进行，层层深入，由前提最终得到结论，并且还注意了对事物的反向思维。因此，在思维方式上主要表现为直线性双向的特点。
马克思主义哲学与传统哲学相结合应遵循的原则
马克思主义哲学基本原理是马克思、恩格斯为代表的无产阶级理论先驱总结多年来无产阶级革命经验，经过不懈的研究而创造的。它的基本原理不仅是西方国家无产阶级革命的精神指南，也给中国等东方国家提供了理论依据。但是它对原理的表述以及思维的方式具有西方的特点，不利于中国人对其进行理解、吸收和运用。而中国传统哲学虽然在理论根源和思维方式上具有中国特色，但是其毕竟产生于封建的农业社会，从阶级的观点来看，它是维护统治阶级利益的，带有很强的维护统治者地位的倾向。因此，在实现马克思主义哲学中国化的过程中，必须把马克思主义哲学基本原理运用中国思维与中国传统哲学相融合，使之成为更加符合中国实际，并能更好的被中国人民所容易理解和接受的哲学理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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