微信扫一扫，分享给好友吧。[重发]台湾小马哥摊上大事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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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去年九月18日发文：小马哥摊上大事了 六个月后的今天，从凤凰台看到最新消息：法院已经做出裁决，国民党败诉。望小马哥尊重法院判决，以党和国家利益为重，与WJP和好，团结全党，打好选战，建设家园。感慨于小马哥身为哈佛法学博士，竟出如此衰招、败招。又：最近乌克兰局势引发，议会罢免总统是否合法，国家领土主权是否神圣不可侵犯的关注。因此重发博文，愿大家从中吸取经验教训。原来博文如下：台湾小马哥摊上事，摊上大事了。&我和小马哥(马英九)曾有一面之交。他任大陆主委期间，92年曾到美国丹佛宣讲两岸政策，《统一纲领》。我获签名赠书，并曾与他个人合影留念，深感荣幸。并因此一直关心他的仕途。&对于最近台湾政局（马、王纠纷），我很为小马哥遗憾和担忧。 列出以下认识，与大家分享，供有兴趣投身政界的人物参考，或引以为戒。&一。立法院是国家最高权力机关，而总统不是。什么叫最高权力机关？ 通俗地说，它就是‘皇帝’，它就是‘法律’。它：决定战争-和平，决定预算拨款，决定国家领导人的去留（弹勀与否）。它管一切它认为该它管的事。世界上就没有它不该管、不可以管、或它管错了的事（因为它是‘立法者’）。&当然，立法院不等于院长。院长个人没有那么大的权力。但院长也是议员，议员一般有‘豁免权’。不经议长批准，不受逮捕。这是由法律规定的议员的特权，显示‘立法'高于'行政'。&二。非法得来的证据，不可以作为呈堂证据，仅可以作为继续侦查的线索。道听途说来的不足为据，截听、侦听来的信息也不足为据，即使当事人都承认。&三。法比党大。党推举的候选人一旦当选，作为国家领导人即获得特权，不受民事法律追究，当然也不应该受党纪约束。比如台湾陈水扁在任时，人们无法启动对陈的贪腐诉讼，得等他退位以后。而美国的尼克松在任期终结前选福特继任而后退位。作为交换，福特赦免尼克松水门事件中的过失。虽然丑陋，但是合法。后来，也无人再追究。&结束政治人物的影响，或者依法弹勀，或者子弹暗杀。被弹勀，比如克林顿。被暗杀，如以色列的拉宾，美国的肯尼迪。&台湾小马哥要重建法制，可以在立法院启动弹勀，并尊重它的程序和结论。但他没有，却选择捷径，以党纪处分剥夺王金平的立法委员资格，废去立法院长，造成混乱。这是法制不健全，不尊重法律的表现。法学博士竟出如此昏招，令我扼腕。&现在，地方法院接受王金平申诉。而国民党则提出抗告，称：’党内决定，法院管不着‘。这是站不住理i的，是企图钻法律的空子。法院可以通过判决确定：党的纪律，不可以超越法律。但，法律的判决，政党必须遵守。任何政党（执政，在野）都需服从法律。&法律最大。法院可以管任何：’有人提告，而法院认为该管’的事。无论是‘家事’，或者是‘党事’。好比：不形成决议便罢。如果联合国一旦形成决议，则当事国不得以‘国家主权’相抗争。当然，就更没有别的国家插嘴的份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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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几天，生命科学圈内又被新的一轮质疑与“造假”疑云笼罩，这次的主角是前不久轰动一时的 NgAgo 基因编辑技术。三个月前，主流媒体还将其视为 CRISPR/Cas9 的一个颇具竞争力的挑战者，如今其重复性经过超过一百个实验室检验后仍显得不够稳定可靠。更有质疑者已经进一步开始怀疑其作者提供的数据是否可靠，并翻出作者的其它文章寻找作伪的可能证据。这不禁令人想到生命科学领域刚刚过去不久的一些丑闻，例如小保方晴子的 STAP。为什么生命科学领域内的质疑与“造假”看起来如此频发呢？
统计数据表明，生命科学领域的文章撤稿量显著高于其它学科。根据 M Zhang 等人 2012 年对从 1980 年到 2011 年 Web of Science 上各学科发表文章及撤稿情况的统计（
Scientometrics
），属于生命科学领域的生物化学和分子生物学贡献了最多的撤稿量，并且其撤稿率（
文中用“每十万篇文章的撤稿数”来衡量
）也与同属生命科学的药物化学一道高居前列。唯一比其撤稿率高的是晶体学领域，而这主要是因为有中国井冈山大学的钟华和刘涛一次性造假 70 篇、
Acta Crys. E
撤稿的“贡献”。
他们还对撤稿数多于 15 篇的杂志进行了统计（
，)，e44118
），共计 22 份杂志，除去综合性杂志
Nature、Science、PNAS
和四份其它领域杂志（
Appl. Phys. Lett.
Acta Crys. E
以及材料的
J. Hazard Mater.
）之外，其它 15 份都是生命科学相关期刊。被撤稿数最多的 15 个作者（
他们占了总撤稿数的 52%！
）中有 10 个从事生命科学或医学研究。这些数据表明，生命科学领域的质疑与“造假”频发，并非是错觉，而是事实。
撤稿的主要原因是什么？F C Fang 等人对 PubMed 上 2047 篇被撤稿文章进行了统计（
），发现 43.4% 的撤稿是由于作伪欺诈或涉嫌欺诈，14.2% 是由于重复，9.8% 是由于抄袭，
21.3% 是由于错误和误差，
其它占 11.3%。也就是说，六成以上的撤稿都是人为因素造成的，而其中作伪欺诈又是主要的学术不端形式。这说明，主观的学术不端行为构成生命科学领域质疑和“造假”频发的主要来源。
一般认为，学术不端行为有多种诱因（
，)，e0127556
）。例如科学研究政策和导向使得急功近利思想产生、不同社会文化对造假和抄袭宽容度不同（例如欧美以造假为主，东方以抄袭为主）、同行评议阶段的不公平现象、科学工作者的职业生涯需求等，甚至性别都可能是影响因素，例如有研究认为生命科学领域内男性比女性更容易造假（
，)，e00640-12
）。以上多是针对一般学术不端进行的讨论，还不足以充分解释生命科学领域为何存在着如此显著的造假情况。
生命科学领域的根本问题是缺少系统可靠的理论体系、从而缺少明确有效的证伪方法。在纯数学和理论物理领域，伪造数据和过程几乎是不可能的，其原因是每一步都可根据严密逻辑保证其可证伪性。实验物理和化学则相对更宽松些，对实验偶然性的依赖也更大些，但目前理论的进步和分析手段的提高也使得人们能够较为明确地判断真伪。而在生命科学领域，不同的通路和逻辑都有可能成立，这是由于生命系统的复杂性而产生的，因此在其学术研究上往往是发现比发明更重要、更显著。反过来，如果某种发明是以他提出的发现为基础的，那么一般很难直接质疑这种发明的可靠性。
例如，耐高温 DNA 聚合酶是 PCR 技术的基础，但人们长期没有开发出这样的酶，直到在黄石公园的火山口中发现了耐高温生物嗜热菌（
Thermus aquaticus
）才得到了 Taq DNA 聚合酶。这里，PCR 技术就是依赖于发现的发明。再以基因编辑为例，CRISPR/Cas9 建立的方法只是提供了基因编辑的一种进路，却不能排它。如果有人声称发现了具有类似作用、但不是这一系统的某种或某几种神奇酶，评审者很难判断它们是否真实存在，一般只能接受作者的陈述。
黄石公园的一个火山口
一旦进入这样的思维范式中，作为评判者的审稿人就只能诉诸两点来判断：一是自身逻辑链条的完整性，二是实验数据的真实性与可靠性。如果文章能够自圆其说，又没有发现明显的实验数据编造情形，那么多数情况下都应当认定为真。接下来的问题是所谓的“自身逻辑链条”能否完整。生物学家赖以生存的众多凝胶电泳实验手段实际上都只能提供间接证据，因为它们并不能反映蛋白或其它大分子的真实结构和组成，只是一系列间接比较的信息。直接的逻辑链条现在还只能来自于结构生物学等十分“Solid”的科学门类。更重要的是，生命科学目前的数理逻辑水平并不高，一般都没有办法给出特定体系的排他性逻辑进路，常常将相关性、因果性和时间先后出现的顺序混为一谈，对回归分析、数值分析等的正确运用场合不甚了了，这些都使得所谓的“自身逻辑链条”可能本身就存在先天不足，因此评审人的意见也要受到很大程度的约束。这是大量生命科学研究的次品甚至赝品也能够在学术期刊上占据一席之地的内在原因。
从外部考虑，生命科学研究的对象与普通大众、与每一个人都息息相关，因此生命科学研究的进展最容易吸引大众的眼光与市场，突破性的进展往往给发现者带来社会地位和社会价值的极大提升，以至于已经达到了可以诱人铤而走险的地步。而生物学术圈内竞争的激烈程度又加剧了这种两极分化，从而进一步激发个别人的不良欲望，这与前面分析的学术不端可能来自于职业政策要求和急功近利思想是一致的。
自然，在生命科学研究中也存在着话语权竞争和市场化运作的成分。例如现有生物技术的既得利益者往往会通过质疑和挑战打击新生生物技术，以维持自身地位。而新生技术也可以反过来质疑旧技术、从而达到扩大市场的目的。这些利益关系与一些特定问题的联系可能尤其紧密。不少人呼吁让科学评判只由科学家来做，在涉及到现实利益划分的时候就显得过于天真了。基因编辑如今已经是走向商业化的生物技术，涉及到它的争论，尤其是非学术期刊、同行评阅发表的言论，都值得以这种视角来进行重新观察。
以上分析可能有坐井观天之处，但生命科学研究中的这一现象是不可否认的。解决这一问题的根本之道，既不是简单地号召大家提高道德修养，也不能只依靠改革管理体制和期刊发表体系，而应当是通过将生命科学目前的研究逻辑化、规范化来建立可靠、系统、全面的可证伪思维方式，这样才能从源头上减少生命科学“赝品”研究出现的可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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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此间的少年》里面有段情节，穆念慈和她的女伴上完邱处机的竞赛课，互诉物化之苦。她的女伴决意退出，还要去吃冰火岛、庆祝自己得解放。穆念慈则因着杨康的一点念想，一直坚持了下来。到后来进入汴大发生的种种变故，原本也不是她当时所料可及的。回想我们自己当初选择自然科学这条读书道路的动机，恐怕也都各异其趣。我记得那时文理分科刚刚结束，我还在为没有机会在历史学上深造而感到遗憾的时候，就迷迷糊糊地参加了竞赛班的选拔考试。出榜的那天，公告栏附近人头攒动，我也随着人流挤过去看，却没想到自己竟是化学学科的第一名。从那时到现在，中间又发生了不知多少徘徊和选择，才最终来到现在这个地方。经常有人问我，为什么来到化学系？我知道有个答案在某些人听起来会觉得虚伪，但无论如何这确实是当初我的真实想法：我喜欢化学。这就是那种质朴的、渴望求知、对客观规律饱含向往的喜欢。记得在八天七夜的留守日子里，我主要的消遣就是在几乎空无一人的十二号楼五楼宿舍里面读The New Chemistry，还把R. Hoffmann的序言抄在笔记本上。现在读来，不知几多滋味。毕竟人的见识视野和信息量总是有限的，任何一种当下最优解都不过是贪心算法的结果。虽然贪心算法不失为一个好的解决方案，但毕竟不能将人的奋斗凌驾于客观未知之上。与其患得患失地考量本就模糊不清的利弊关系，倒不如将之付之其它更简单的决断方法（例如穆念慈式的），而将自己的精神和智力解放到科学本身上。围观了施院士获奖后被采访的视频，对其中一句话印象很深：“施一公啊，你长大以后，一定要给咱们驻马店人争光。”施老板确实做到了这一点。但如果要问，这是他从事科学的目的吗？恐怕在潜意识里面，这是他走入科学堂奥的最初动机，但却不是科学本身所望于科学家的目标。科学的目的不是名声，也不是大众的生活，更不是国家乃至种族的命运。有人会问，科学难道不是正在逐渐走进大众的生活吗？怎能将科学与大众割裂开来呢？科学作为一种系统地认识自然的学术活动集合，有它自己专门的话语、仪式、偶像和祭坛，非经长期专门的培养训练和较高的科学天分，一般人不可能进入科学界、进行真正意义上的科学活动。科学产出的一次成果，乃是知识，而知识可以通过记忆习得，其门槛远比科学研究要低。因此科学活动的大众化与科学知识的普及完全是两回事。人人都知道海王星的存在，可即时二百多年后、接受了高等教育的我们，也没有多少人能够推演引力方程、求出摄动星体的轨道来，这就是科学活动与科学知识的区别。打个比方，科学家的培养有点像绝地武士的选拔，开始需要通过一些试练找到那些对原力掌握（科学技能的习得）有特殊天赋的孩子，这其中可能就通过眩目的绝地本领（科学知识）或者其它绝地拥有的世俗名利来吸引涉世未深的年轻人投身到艰苦的训练之中。但随着训练的深入和任务的复杂，这个过程会产生大量的淘汰。最终能够走进绝地议事会的，只有少数机会、天分和努力都超越平凡的人。正因为这一过程的专门性，人们不得不将其置于权威人士的监督和保障之下，而绝不能以多数人的浅见掩盖智者的真知。智者们通过世代交替传递了代代积累的科学研究方法和科学活动过程，在此过程中向社会贡献出科学知识，供工程学科采用。这样来看，科学本就与它的产物没有什么目的关系。科学活动乃是科学共同体基于智力水平和共同兴趣的演化产物，这种活动的结果可能对于大众产生某些实际功效，甚至在某些时候影响到现实政治经济生活，但仍然只是科学自己并不关心的副产物罢了。用费曼的话来说，Physics is like sex: sure, it may give some practical results, but that's not why we do it. 这当然不是说科学家就不能涉足现世，但这与他作为科学共同体的一部分毫无关系，这只是他作为社会人活动的体现。F Haber制造毒气，A Einstein号召建造原子弹，大概都是这种例子。因果联系的薄弱，在这里又得到了体现。对于个人而言，问自己为什么选择了科学，倒不如问自己为什么还能坚持在科学领域内工作或学习。因为自己选择科学的那些初始诱因，大都简单朴素，甚或荒诞无稽。经过了这么多年的科学培养，理应在科学共同体中学到科学更重要、更本质的东西。习得之后，要么放弃此道、转投他处，要么继续向前、探索未知，这就是科学人才成长发展的正途，而不必也不应将自己的坚持归结到当初那些朴素、荒唐的穆念慈式细节上去。时时问自己是否要quit科学，不仅对于学生时代适用，恐怕在一切时候都是有必要的。在博士毕业、博士后出站、拿到教职、当上院士还是获得诺奖后，都可以随时退出科学领域。只不过这些退出有些体面光荣，有些灰头土脸罢了。一个人为科学做了多少贡献，肯定不在于他当初如何选择了科学，而取决于他在什么时候退出了科学事业。对于个人而言，从事科学与否，在社会生活中本没有什么特殊的荣誉，也没有什么特殊的恶意。退出对自己的折磨，也是一种解放，值得采取去冰火岛式的方法庆祝一下。若要现在问我，为什么没有离开科学？我或许会回答：因为科学还没有抛弃我，它还需要我为它做些哪怕是墙角砌砖、檐头加瓦的事情。当然，我不否认存在那么微乎其微的可能我还能进一步登堂入室，在科学活动中多留下几步。归根到底，或许可以说是科学选择了我以及其他同道中人，而不是我们选择了它。我们不离开它，是因为我们不愿意辜负爱我们的事物，也愿意带着我们对它的爱继续前行。（4月4日，7月15日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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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雷宇&叶铁桥&孙海华
来源：中国青年报
关键词：学术造假
校方的暧昧态度助长了学术造假行为
“面对不端行为不做严肃处理，这是集体功利主义在作怪。”华中科技大学高等教育学博士生邵士权从事高校管理多年，他说，特别是知名学者出现不端行为时，一旦公开处理，人才必然流失；但正是有集体功利主义庇护，个人功利主义才拥有生存空间。
在他看来，时下对高校的评价体制，也助长了高校对校内学术腐败行为的容忍和包庇。
当前，学术成果与项目、资金等种种优势资源紧密挂钩，为获得更多教育资源，校方会千方百计地做大学术成果的蛋糕，而对学术腐败行为能忍则忍，能捂则捂。一些学校为了达到扩招、硕博点申报等目的，对学术腐败行为采取默许态度。以至于，一些人的学术腐败行为被媒体炒得沸沸扬扬，但校方仍装聋作哑，或低调处理，或板子“高高举起，轻轻落下”，或干脆睁一只眼闭一只眼。
方舟子认为，科研造假大量出现是在上世纪90年代，国家提出科研产业化和教育产业化，大笔资金投入进来。因此现在的造假，很大程度跟经济利益有关。
方舟子说，更可怕的是，学术造假问题已不是一种个体行为，某个人得到的好处不仅是给本人的，而且也是给学校的和某个利益集团的。“现在造假获益很大，风险很低，为什么不去造？而且，现在学术腐败跟国内的其他腐败一样，很有基础。很多人痛恨腐败，不是因为痛恨这种现象，而是痛恨没有腐败的机会，如果他们有机会，也去腐败。”
外界的干扰和压力也直接影响高校在学术不端行为处理上的态度。华中科技大学校长李培根曾在全国两会时表示，当今可能很多大学为获取某些资源，会屈从于权势、权威，但大学不应这样，不论怎样，在惩治学术腐败的问题上，我们不能够有任何的屈从。
造假频发凸显机制缺陷
“造假案不断浮出水面，固然和学者自律和学术道德建设存在的弊端有关，但关键，还在于学术机制上存在的缺陷。”在21世纪教育研究院副院长熊丙奇看来，当前学校的学术打假主要针对硕士生，一旦发现他们抄袭马上可以取消他们的硕士学位甚至开除，“其实他们很弱势，最核心的应该是教授、领导。”
熊丙奇认为，这恰恰暴露了当前学术委员会的致命弱点：它是不能独立运作的，因为它所在的学校学术权力和行政权力不平衡，它往往受制于行政力量。
方舟子也认为，学术不端行为难得到处理，关键在于科教体制的问题，“体制上，我们的学术权利都掌握在行政人员手里，但对于部里的司长和处长而言，科研搞得好不好跟他们没有什么关系。他们不过是被安排在那样的位置上管理这些资金而已”。
方舟子说，学术共同体要能够自我净化，学术的权力就应该掌握在专业人员手里，并且是真正的活跃在第一线的科研人员而非专业出身的官员手里，“如果权力掌握在官员手里、掌握在行政人员手里，就不可能实现真正的自我净化。”
西南交通大学处理副校长黄庆论文造假引入第三方的做法让熊丙奇眼前一亮。该校刚开始揭露这个事情之后就请了校外的专家，进行盲审得出结果，学校还成立了学术道德委员会再投票，最后让校外专家进行了一个鉴定。“这成为国内学术共同体无法正常发挥效用之后的修复。”
熊丙奇说，在学术共同体的学术规则成熟的哈佛、耶鲁、剑桥如果出现这种学术不端，只要是有这种苗头，那么这个学者马上就道歉辞职了。
“学校和社会之间还是应该有个防火墙。”熊丙奇说，不管社会有多少不诚信问题，都不是高校学术不端的理由。国外大学一直强调一种相对独立性，就是不希望受到社会不良风气的影响，而且可以通过它的独立性来影响社会。
在熊丙奇看来，大学的灯塔作用正在越来越淡化。“我们曾经说过教授有学术的尊严，大学是学术的殿堂，大学是象牙塔，如果连这个都没有的话，就会加速社会整体的迷失。”
方舟子相对要乐观一些，他认为，学术腐败不只是学术界本身的问题，“它是跟其他领域的造假和腐败纠缠在一块，不是学术界本身在搞的，各方面因素都掺杂在其中。”（）&&&[2]&
(责任编辑：yan.mao)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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