阅读：可以“私人”但不能太“私人”
  
11:03  深圳新闻网    【字号：  】
——２００８年第１０期深圳文化沙龙“公共话题与私人阅读”主题谈话实录
本届“深圳文化沙龙”选择了一个与阅读有关的话题：公共话题与私人阅读。嘉宾们在沙龙现场翻阅旧书。
主题：公共话题与私人阅读
深圳市文化局副局长 尹昌龙
深圳市教育局德育工作处处长 吴筠
深圳大学教授 南翔
深圳大学研究生部主任、特区文化研究所所长 陈继会
深圳市特区文化研究中心副研究员 毛少莹
深圳社科院《南方论丛》编辑 魏甫华
《深圳特区报》评论员 王绍培
参加人员：
主持人：《深圳商报》编委、“文化广场”主编 胡洪侠
时间：２００８年１１月５日
地点：深圳书城中心城尚书吧
１１月３日，第九届深圳读书月在中心书城拉开帷幕，本届读书月提出“我阅读，我快乐”的创新理念，提倡快乐阅读。本届“深圳文化沙龙”也选择了一个与阅读有关的话题——公共话题与私人阅读。“改革开放３０年来，不同的时代阅读的快乐是不一样的。在上世纪８０年代，能读到甚至是能买到某一本书就是一件很快乐的事，而且这种阅读通常都会与当时社会的热点话题相联系；到了上世纪９０年代阅读的快乐又是怎么个体现法呢，私人阅读是否还像上世纪８０年代那样与公共话题发生着密切的联系……”本次深圳文化沙龙一开始，主持人就向在座嘉宾抛出了一系列的问题。
私人阅读是最富有魅力的
南翔：公共话题和私人阅读二者有对抗、有融合，但更主要的是守望的关系。当我们面对一个公共话题的时候，发现我们的知识储备不够，我们就会找一些相关书籍填充，同时调动自己的历史记忆，这就涉及到了私人阅读的问题。私人阅读是有选择性、思考性和前瞻性的，就像这段时间发生的金融危机，很多人开始找相关书籍来看，这就使公共话题与私人阅读发生了关系。但是因为每个人的阅读和因此对自己所经历的历史的思考、得到的经验都不一样，当大家面对同样一个公共话题时，每个人都会呈现出自我的面貌，这就说明私人阅读是很有弹性的，有时候也需要辩论、需要辨析，这样才能使我们的私人阅读进入到更自觉、更主动、更活跃，也更有思想性的阶段。
胡洪侠：南翔老师为我们破了个题。我们之所以会给大家出这样一个题目，是希望把话题拉到改革开放这３０年之间。上世纪８０年代，我们的私人阅读和公共话题基本上是重合的，因为大家读的书都差不多，关心的问题也基本一致。但是到上世纪９０年代，这二者开始慢慢分离，因为我们可以看到的书越来越多，关心的事也不再一致。到了今天，因为网络的存在，我们的阅读变得更加丰富。
毛少莹：今年适逢改革开放三十周年，１１月又是我们深圳一年一度的“读书月”，“文化沙龙”策划这样一个议题，就是想通过讨论、梳理三十年来公共话题与私人阅读之间的关系，从这样一个角度回顾我们这个社会三十年来的思想变迁。这３０年中确实有一些话题是我们大家曾经共同面对的。当改革开放开始的时候，关于市场经济的书，不仅学经济学的人去读，学文学的人也去读；股票开始热的时候，我们也都想通过相关的书籍知道什么是股票。我们今天谈这个话题其实可以回顾我们这个民族在这３０年来的精神成长史。
陈继会：我认为今天这个话题也可以说是公共读书与私人阅读的关系，二者之间在一定时候是一致的，但是随着社会不断发展，文化价值取向的多元化，二者之间有了很大分化。但是公共话题和私人阅读之间并无对峙或根本价值取向上的冲突，也没有主次之分。常常，公共阅读会牵扯到一个国家、一个时代或者一个城市，似乎它就有天然的权力对个人阅读进行制约、规范，但是这种天然的权力实际上往往只是一种导向型的东西，当它具体到个人的层面，实际上是个人的出身、教养以及年龄等因素在进行规范。具体就个人而言，读书至少有两个层面：一个是为了生计的需要读书，另一种为了个人的人生、生活需要读书。我想，我们在这里谈的读书主要指第二个层次的需求。我非常赞成把阅读和读书分开，读书可能是广义的，甚至更功利性的，在谋生的层面；而阅读则完全在于个人主观感觉。比如我原来读书一定要和我的课题、专业相关，和我要写的下一本书有关系，如果与这些无关，即便是喜欢的书也要忍痛割爱。现在则不同，衣食无忧之后，我的阅读范围更宽泛了，未必都与专业工作有关，更多的是出于个人兴趣。
因此，我认为阅读是个人的行为，读书是公共的行为。在这样的意义上，政府和相关文化部门为了一个城市的文化建设，进行公共阅读的引导是完全必要的，这对于构建一个城市的文化软实力、文化品位非常重要，也许当时看不到效果，但三年五载之后效果一定会显现出来。我去过很多城市，在与那些城市的人包括权威的文化人士接触后，我觉得深圳的读书风气和其他城市不一样，其他城市也有好的读书风气，但是在大众层面上缺少宏观的引导。所以像深圳读书月这样的以公共话题引导阅读活动、阅读行为的开展，在全国都是少有的，值得赞赏。当然，它绝对不能代替私人阅读，私人阅读永远是最富有魅力的。
个人读书的权利需受尊重
尹昌龙：我觉得我们要重新改写我们关于读书的话语体系，其中有两个问题特别需要清理：第一个是读书的权利问题。读书的权利很容易遭受到压制，比如我们常常会听到类似这样一些话：你只能读所谓绝对的好书，只能读所谓绝对正确的书，或者读书让你“一举成名天下知”，“读书使你夫贵妻荣”等等，这些看似具有合法性的关于读书的指令，其实都可能是对你读书权利的篡改、遮掩和压制，直到今天仍然有许多无形的、变相的压制存在。所以我们今天特别需要恢复个人在阅读上的权利，这是个人的私权，必须要保证，任何对读书活动的倡导都不能压制个人的读书权利。当《读书》杂志提出“阅读无禁区”的口号，它放开的不仅仅是阅读的对象，更重要的是对读者权利的解放。
今天常常会有人以文明的借口压制这种权利，但是文明的“文以化之”的原则实际上是一种劝诱的机制，它与压制差别太大了。今年的读书月提出了“我阅读我快乐”的口号，这个口号进步在哪里呢？第一它让你去读书，第二它让你在读书中获得自我的体验，让你感到快乐，就是说这个口号实际是对读书价值的提倡和对自我的尊重，这是最值得我们关注的地方。
压制和劝诱最大的不同是主体受不受尊重的问题。“我阅读我快乐”这个口号实际体现出了政府对阅读价值的劝诱，这是政府的公共责任，但是这种劝诱并不以对个人快乐的剥夺为前提。它告诉你，你可以从自己的阅读行为当中得到快乐，这让你能感受到自己的尊严，于是对个人的尊重和对阅读价值的倡导二者就结合在了一起。
第二个需要清理的问题是读书与关怀的关系，也就是读书责任的问题。当我作为一个读者的时候，我的责任是什么？个人与社会的关系无非两个方面：首先是我自己对社会的诉求，第二是社会对我的要求，这两方面其实也就是读书的目的和责任。读书是以什么方式来报效祖国？读闲书的是不是就没用了呢？什么样的书又是有用的呢？我觉得应该倡导无用之用，其实读书的最根本作用不是为了让我们升官发财，而是造就健康的人和健全的社会，在这个社会养成一种有德行的人，一种懂得自我反省的人，这才是读书的最基本的道理。读闲书只要关乎个人的提升与成长，同样有利于国家。
魏甫华：我同意昌龙的说法。从三十年的时间跨度来看公共话题和私人阅读之间的关系变迁，阅读的权利的变化是深刻的，《读书》创刊号李洪林那篇《读书无禁区》实际上就是关于读书权利的一个宣言。我们从可以读什么和不可以读什么的阅读限制性权利时代到现在无所不读的阅读的迷失性权利时代（当然也有限制，但是当前的技术性突破已经使限制本身被限制了）。这一三十年的阅读权利变迁就是一个可以讨论的公共话题。如果放到一个更大的比较背景，其意义也更为明显。在西方，阅读的权利也是一个不断变迁的过程，这首先是文字载体本身的限制，西方的文字早年很多是写在羊皮纸上的，能够拥有这种羊皮纸几乎是贵族的专利。阅读本身就是对阶级／阶层的一种身份界定。
从这个角度来看所谓私人阅读，它具有两个功能，一个是对禁止性阅读的反抗，那是在专制／反抗的二元权力结构中的角力；其次就是对自我身份的认同。我们读什么书和不读什么书，涉及到我们属于哪一个群体，在这个群体里可以获得主体的自我确证。所以，从来没有什么私人阅读，阅读本身就是公共性的，而且是具有排斥性的。
胡洪侠：你认为公共性具有排斥性。
魏甫华：那当然是了。
毛少莹：关于公共性的问题有很多研究成果，当代中国语境中，现代意义上的公共性、公共空间、公共领域的出现和形成与改革开放有关，值得深入讨论。
以阅读对抗商业操纵
尹昌龙：在上世纪８０年代我们上大学的时候，大家确实都在说要为中华崛起而读书，这就使得读书这件本来很个人的事变成了一种国家的担当，让个人的读书行为有了一个共同的方向，个人的读书行为变成国家关怀的一部分。
吴筠：应该说，没有完全纯粹的私人阅读，所谓“公共”与“私人”的区分，只是一种假设，在这种假设下我们可以看到两条轨迹。影响公共阅读轨迹的变量是当时的社会价值、社会热点、社会导向和取向；而我们的私人阅读则受到个人的阅读趣味、阅读经验、阅读习惯的影响，这两条轨迹座落在一个时间轴上，两条轨迹之间的距离，或疏或密，或远或近，或者分离，或者重合，每个人的阅读轨迹呈现出来的状态都是不同的。有的静水深流，有的与时浮沉，有的若即若离。比如刚才有嘉宾说的，在上世纪８０年代初的时候，私人阅读是与社会的公共话题一同浮沉的。比如说有些时候我们在私人阅读的同时，可能会斜瞄一眼公共话题，如果觉得这个话题值得讨论，就参与进去，有的可能觉得只是泡沫，就会撇在一边，完全不管。
从我个人的阅读史来讲，早些年我的私人阅读与公共话题非常接近，与公共话题相关的热点书籍往往契合了我的私人阅读，而且迄今仍是自己喜爱的书。现在则和公共话题的阅读分离得比较远，比如近些年大热的书籍，像《潜规则》、《狼图腾》、《货币战争》等，但是我提不起兴趣去看。这里面就包含刚才说的两条轨迹受时间作用发生变化的意思，有两个方面的原因，一方面是我的个人阅读经过这些年，已经相对稳定或者说成熟了，我知道根据自己的兴趣进行读书的取舍并且如何与社会进行勾连。另一方面社会多元化了，网络越来越发达，阅读世界变得纷繁，读书资源异常丰富，同时社会的功利化、现实性因素强大，很多时候众人关注的话题和热点书籍与我个人阅读所能取得的快乐已经不能共鸣，这也是导致我的私人阅读与公共话题时相剥离的原因。
还有一个现象，就是这些热门书籍形成热门话题，在媒体发达的今天经过商业化运作，如此地连篇累牍，触目皆是，以至于我们似乎“被动”地阅读了这些书，可以说未读已知其意，实际上也是当今公共话题对于私人阅读的一种“侵入”。
胡洪侠：现在我们面临的主要问题是如何选择的问题，现在阅读方式多元化、载体多元化，书的品种丰富多采，关于畅销书的广告推介更是让人目不暇接，但是有一些读书人，为了坚持自己的私人阅读，他们往往会自动远离热点、避开公共话题。
尹昌龙：如果我们回顾３０年的阅读，会发现很多时候阅读是我们参与宏观政治的一种方式，是我们参与这个时代的标志，读书是为了获得我已经进入这个时代的标志。但是我觉得，当今天社会已进入成熟的现代社会之后，我不需要通过阅读畅销热点书籍来表明什么，这其实是对私人阅读的尊重，也是对今天文化商业机制的反抗。因为所有畅销书几乎都有一个策略，就是制造一种流行文化，让这种流行文化成为所谓的身份标志，好像没有读过那些书就是没文化。
吴筠：我理解的私人阅读，并不排斥它是和社会相联系的。
尹昌龙：有时候阅读的边缘化就是一种策略，边缘化既表达了对文化商业机制的反抗，又和社会联系在一起。它以远离的方式来表达一种联系，表达一种立场。
胡洪侠：今天我们这个话题还有一个意义：如何理性地抵制或者理性地远离所谓社会热点，因为很多“制造”出来的社会热点实际上不过是市场热点。我们需要坚持私人阅读的自主性。
公共话题与私人阅读共生互动
毛少莹：我想稍微解释一下今天的话题涉及到的公共性问题。公共性是当代哲学、政治学等学科的一个重要问题。现代意义上的“公”、“私”概念，与传统有很大区别。学界一般认为，大约直到１７、１８世纪，欧洲发达国家建立起市场经济，尤其是清晰的产权制度之后，才区分出了“私人领域”与“公共领域”、“私人事务”与“公共事务”，所谓“公共性”才成为一个有价值的话题。换言之，公共领域开始产生和出现，实际上是建立在私领域被清晰划分的基础之上的。从这个意义上讲，我国在改革开放前的一个阶段可以说是没有公私之分的。
此外，公共性主要有两种：一种是自然形成的公共性，比如说路灯、国防等；还有一种公共性是利益相关方通过博弈之后产生的，比如说公共财政的一笔钱究竟该怎么花，需要很多利益相关方参与意见，只要涉及到纳税人的事，纳税人都有权力参与到博弈当中，这就是一个公共的领域，或者是带有公共性的问题。
所谓公共话题，就是涉及公共事务、公共利益的话题。公共话题与私人阅读之间其实可以视为一种互动关系，因为公共话题正是由每个私人发言、参与进去讨论才形成的。我们今天讨论公共话题，我原来希望通过这个讨论，通过我们这些深圳人的视野和阅读经验，梳理出一个大致的脉络，比如这３０年来，有哪些公共话题是我们非常关注的，当我们关注这些话题的同时，可能会去做一些私人的阅读，也许可以总结出两样东西：一是这３０年来的主要的公共话题，这些话题实际上也就是这３０年中国社会思想史的一个反映，是我们所经历的各种社会思潮的一个发展脉络。另外一方面，我们每个人的专业背景不同，兴趣爱好不同，研究领域不同，职业也不同，再加上还有年龄差，我们或许可以从各自不同的角度提供关于三十年来的公共话题的阅读书单——在“文化广场”近期所做的系列名家访谈及他们所开列的“三十年三十本书”之外，能够有一个深圳文化人开出类似“三十年深圳人喜欢看的三十本书”这样的书单。
胡洪侠：毛少莹说的这个角度有很大的谈话空间，比如说在上世纪８０年代真的有私人阅读吗？是不是只有市场经济出来之后，才有真正的私人领域？而后才有了私人阅读？
尹昌龙：读书是一个个人行为，任何时候都有私人阅读。
毛少莹：私人阅读当然任何时代都有，私人阅读与私人领域不是完全对应的。问题在于其实在很长的时间里我们就没有私人这个概念！我想强调的是市场经济体制建立以后，我国公、私领域发生的具有历史意义的区分。我认为我们今天的话题在这个“区分”的语境中，或许更有价值。
胡洪侠：什么是私人阅读？一开始偷看金庸武侠的人，那就是私人阅读，因为当时金庸的书是禁书，私人阅读是对公共管制的一种突破。商业制造了一些公共话题让大家来读，想通过制造公共话题这种手段，切入我们的私人阅读领地。上世纪８０年代我们真是全力以赴、发自肺腑地跟着“热点”走，但到了上世纪９０年代以后，我们就懒得跟了。
阅读不能完全私人化
王绍培：我觉得从阅读史的角度来看今天这个话题还是很有意思的。比如说公共阅读，首先我想到文革的时候，在田间地头常常会组织大家一起读《毛选》，这就是一种非常公共的行为，这种行为从国家的角度来讲，是对阅读形式的一种统一。但是当这些人离开田间地头回到自己家里，仍然会认真地读《毛选》。这个时期的阅读是由国家统一的，由国家意志安排的，就是想把所有的个人整合起来，把所谓的私人取消掉。但是这期间还是有私人，仍然会有人偷偷地读禁书。
尹昌龙：这个时候偷读禁书就是一种反抗，对阅读管制的反抗。
王绍培：改革开放后，“强行统一”的局面慢慢减弱，但是，作为统一的民族国家——实际的共同体或者“想象的共同体”意识依然很强。回顾上世纪８０年代，种种社会思潮、社会热点表达出来的对未来、国家、民族的想象，很多是由大家自己发自内心、自己体验、凝聚出来的意向。比如说为中华民族崛起而读书，为了科学的春天而读书，为了四个现代化而读书，大家都觉得这种读书风气很好，就应该跟随这样的风气，这个时候的阅读，也是一种集体行为。但是随着社会的发展，在阅读领域，人们越来越迷恋个人行为，所谓民间社会、市民社会都是一种散漫的社会，没有统一的东西整合起来。
毛少莹：这就是社会在转型。
王绍培：上世纪８０年代我的阅读会跟着公共话题走，但是后来就像罗兰·巴特说的：为自己开辟一个懒洋洋的小角落。
尹昌龙：这是阅读的窃喜，是对自主性的沉迷。
王绍培：到了上世纪９０年代，人们越来越迷上日常化、散文化、个人化，几乎没有一个什么样的公共话题可以把大家的阅读统一起来，当然也会有商业的因素介入，大家也会着重阅读一些与一个共同主题相关的书籍，但是阅读的个人化越来越明显。从阅读的角度来讲，个人化的阅读应该是最成熟、最圆满的一种形态，这不光是建立“个人懒洋洋的小角落”，个人的差异也丰富了文化资源，这才是个人阅读之所以重要的原因。实际上从一个国家来说也是如此，它的文化最有活力、最能发展的时候，往往是存在各种各样文化碰撞的时候，有大量差异的存在，差异化最大，个人的体验差异越大，表达的方式差异越大，这个时候个人对知识的贡献也就越大。同时从文化发展的角度来讲，这种文化也是最有活力的文化，所以我们要强调私人阅读。但是阅读也不能完全的私人化，我们应该思考怎么以个人化的丰富性，加入到宏大的社会潮流里面去。
阅读最终要回归公共责任
陈继会：王绍培说得对，上世纪８０年代，公共话题和个人阅读是结合的，但在上世纪９０年代之后，还有没有可能有公共阅读话题呢？有可能有，这中间政府、媒体、商业的力量都有可能使这种公共话题产生，但是绝对不可能再回到上世纪８０年代全民族都在讨论一个话题、阅读同一本书的感觉了。
魏甫华：这三十年的阅读，如果用一个人的成长期来比喻，上世纪８０年代很多公共话题后来一下子就消失了，不见了，为什么？因为这些问题在社会转化之后，就已经被分解了，不存在了。就好比一个人的青春期，一旦过了青春期，很多问题就随着时间和年龄的增长化解了。这说明我们８０年代的很多问题并不是那么值得真正思考和关注的，但另外一个方面需要我们警醒的是，为什么我们的青春期是如此短暂？我们的思考变得成熟的时候，也意味着我们的思维在快速地衰老。
毛少莹：不是不存在了，而是被转换了，成为了更多更复杂的问题。
胡洪侠：这是一个正常的转换。
尹昌龙：我们都说应该回到私人阅读，在一个曾经比较专制的社会里，我们以私人性来反抗专制。但是我们同时也要注意到，当我们过多讲私人性的时候，我们怎么表达公共关怀？尤其是当阅读已经初步分化了，个人阅读过分膨胀时，大家都会觉得社会会产生新的冷漠。
阅读最终还是要回到公共的责任上来，这个社会已经变成充分离散的社会了，我理解保卫社会就必须要构建新的公共性，如果没有公共性，就没有凝聚的力量。现在市场经济容易把个人主义变成自我中心主义，缺乏公共责任。一方面我们要通过私人阅读瓦解由文化商业所伪装的公共性，但是另一方面我们也要通过阅读表达我们的公共责任，要不然这个社会变成沉默、冷漠的社会。
本报记者 徐松兰／文 韩墨／图
来源： 深圳商报  编辑： 艾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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草地变成水泥地&路灯、窨井盖、道路都成了牺牲品
小区公共绿地被圈建成“私人花园”
事发安义县盛世桃园&城管停建通知成“空文”
日07:30&&来源：
小区内的违建现场。
近日，记者接到安义县盛世桃园小区部分业主反映，该小区不少住在一楼的业主破坏公共绿地，圈建成为私人花园。面对高层业主的持续投诉，10月3日，安义县城管局对“违建者”张贴停建通知书。然而，这些通知书不仅至今未起到作用，还有一些“只有公章，没有内文”，让人难以理解。
绿化带被圈建“私人花园”
日前，记者来到盛世桃园小区，只见11栋、12栋楼下正在施工。一根根混凝土柱子扎进绿化带中围成小花园，路灯横躺在草地上，电线也裸露在外。
而其他楼栋已经建好的“私人花园”，已被铁栅栏围得严严实实。透过栅栏可以看到，院子里面的草地被浇筑成了水泥地，还铺上了防滑地砖。其中，有几户院子刨了几垄菜地，连窨井盖也被圈进了“私人花园”。
据了解，盛世桃园小区位于安义县向阳路，环境优美，周边配套设施齐全，属于当地较高档的楼盘之一。
停建通知成“空文”
小区业主反映，除了破坏公共绿地，一些住户还打起了小区道路的主意。
记者看到，在19栋与20栋之间有条道路，但一户一楼业主却在道路中间打了几个1米多深的洞。现场施工人员表示，这些业主准备在此圈建成自己的花园。不少高层业主称，这些一楼业主肆意破坏绿地，让原本逼仄的马路隐患重重，整个小区早已面目全非。
据了解，对于上述问题，10月3日已有城管人员来到现场，并下发了停建通知书，上面写着“经查明，你在盛世桃园的搭建属于违章搭建，违反了相关规定，现责令你于日前改正并自行拆除。逾期不履行，本机关将依法强制执行或者申请人民法院强制执行。”但小区现状表明，该通知书并未起到作用。
奇怪的是，记者还发现部分“停建通知书”上面只有一个公章，其余什么内容都没填写。据相关业主统计，这样的“空白”通知书至少有5份。
县政府曾召开协调会
在安义县城管局，该局副局长胡正文向记者介绍，当初执法时，由于执法文书总共有三联，又加上一次性下发20余份停建文书，“很可能是工作上出现了失误，导致一些文书没有印上字迹。”
限定了自拆时间，业主却拒不执行，将如何处理？
胡正文表示，城管下发停建通知书后，盛世桃园开发商却提出这是“延建项目”，有规划审批手续，所以就延迟了执行时间。
“但到目前为止，开发商还未提供任何规划建设手续，建议你们向规划部门了解情况。”胡正文对记者说。
但是，记者来到安义县城乡规划局后，工作人员说领导外出开会，并未向记者提供相关的规划材料。
据胡正文透露，为了解决此事，县政府曾召开两次协调会，但对于何时拆除这些私人花园，尚未拿出处理意见。(本报记者 陈 璋文/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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市城管执法局路灯所徐耀跃个人先进事迹
来源 : 办公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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徐耀跃，男，汉族，1969年3月出生，1989年3月在福建福州服兵役，1994年参加工作，2005年调入路灯所，高中文化，现任抚州市路灯管理所维修二队队长，2006年以来，连续多年评为单位先进个人。
一、干好这一行，没有奉献精神不行
路灯管理工作是社会高度关注的窗口行业，更是展示市容市貌的“名片”。作为市区公共照明设施管理、维修的中坚力量，徐耀跃和他的路灯维修队在风雨中一路走来，用汗水酣畅淋漓地诠释着立足平凡岗位知难而进、勇挑重担，任劳任怨、无私奉献的为民情怀。
徐耀跃同志自参加工作以来，一直从事市政维护和路灯维护与管理工作，肩负着中心城区赣东大道以西、梦湖以东近2万盏路灯的维修与管理重任，是一线岗位最辛苦、最危险的工种。然而，他却干得很开心，工作扎扎实实、毫无怨言。用他自己的一句话“干好这一行，没有奉献精神不行”。他是这样说的，也是这样做的。多年来，他坚持以“管好路灯，服务市民”为宗旨，始终把群众满意的笑脸当作不懈追求的动力，把勤奋工作当作自己最大乐趣。很多市民都认识他，因为哪一盏灯不亮或路灯线路发生故障被损，他就会出现在那里。因为工作繁忙，在四中读书的儿子没有时间照顾，时常是早上就做好晚上的饭菜，儿子放学回家只有自己热好饭菜吃。
近年来，市区的路灯设施经常被不法分子偷盗和破坏，造成国家重大经济损失。在巡查维护路灯的同时，为了能抓获偷盗路灯设施的不法分子，一段时期徐耀跃和队员几乎天天晚上冒着被盗贼人身伤害的危险，长时间蹲守在野外，任凭寒风呼啸和蚊虫叮咬，甚至一蹲到天亮，但为了保护国家财产，吃再多的苦他们也没有怨言。
&像市区这样的城市规模，按照部颁标准应配备路灯人员100人以上，而路灯所现有在编、临时人员加起来仅有一半，面对人少事多、路灯维修人员紧缺，技术人员极度匮乏的现状，徐耀跃自我加压，一个人顶几个人用，为该所创下规定期限内完成所有急、重、难的路灯及景观灯工程；市中心城区的亮灯率达到99%以上，超过部颁标准两个百分点的辉煌业绩作出了突出贡献。
二、把城市路灯看作自己的眼睛
如果说眼睛是一个人心灵的窗户，那么路灯就是一个城市的眼睛。徐耀跃把城市路灯看作自己的眼睛，自调入路灯工作第一天，他就一门心思地扑在路灯维护管理上，工作第一个月，他就跑遍了大街小巷，对城区所有路灯作到了如指掌。工作半年后，他发现老城区路灯经常忽明忽暗、电压不稳、维修不便，为彻底解决这个问题，他拼命学习业务知识，潜心钻研电工理论。经过反复琢磨，他提出分段控制的建议，通过将单相供电改为三相供电，增加电源负荷扩大功率，彻底解决以前线路负荷过小、路灯电源承受力有限的问题。
随着市区路灯数量的激增，目前，已有各种路灯、景观灯14万多盏。为解决建设成本过高、电源浪费严重的问题，徐耀跃建议将高压钠灯更换为高效节能灯，市路灯所领导采纳了他的建议，坚持节能和绿色照明。目前，市区新安装的路灯及景观灯，大部分采用了低能耗、低排放、光衰弱、照明强度高的节能灯和LED光源。15万余盏路灯和景观灯中，紧凑型节能灯、发光二极管（LED点光源）就达到13万多盏，占路灯总数的85%以上。而且市区所有的亮化设施都进入了路灯节能监控系统，路灯、景观灯及楼体亮化灯开闭实行三级控制，根据不同地段和季节采取时控和光控相结合，设置开启半夜灯、全夜灯，居住人口很少的路段只开1/3或1/6，做到了既保照明，又省电能。
三、修灯工作平凡枯燥，但关系到市民的切身利益
工作两年后，路灯维修队长的重任落在了他的身上，虽然不是共产党员，但他处处以共产党员的标准严格要求自己。工作中，无论刮风下雨，他始终以身作则，每天总是提前到单位做好准备工作，查看电话报修单，查看检修车、修灯材料全不全，当所有准备工作做好后他才放心。徐耀跃常说，维修路灯工作虽然很平凡，但关系到市民的切身利益，做好了能为政府增添荣誉，做不好就是给政府脸上抹黑。在做好本职工作的同时，徐耀跃还帮助、带动和影响着身边的同志。他定期组织全队人员重点学习《路灯安装规范》、《电工基础知识》、《城市道路照明规定》等业务知识，提高队员们的业务技能。
徐耀跃同志是一面鲜红的旗帜。十年如一日，爱岗敬业，积极进取。工作以来，他几乎从未请假，连国家规定的年休假也从未休过，加班加点更是家常便饭。2010年因肛肠囊肿住院动手术，因当时赶上迎宾大道、玉茗大道南延伸段、赣东大道南延伸段等路段的路灯新装与改造工程任务，徐耀跃同志只在医院待了三天就到工地现场安装路灯。今年他脸上长了一个粉瘤，更是只在医院待了一天就带领他的队员穿梭在城市的小街小巷维修路灯，同事们知道他动了手术并看见他脸上贴了膏药，都劝他在家休息几天，徐耀跃说，“这不行，小街小巷居民多，加上晚上上自习的学生要回家，没有路灯不安全”。多年来，市区路灯亮化工程是一个接一个，这些工程往往都是时间紧、任务重，但为了确保在工期内完工，徐耀跃带领队员夜以继日地紧张施工，甚至连续三天三夜不曾离开工地。
虽然路灯所的工作繁琐而枯燥，但徐耀跃同志用自己的实际行动，用自己的心血与汗水，用火一样的热情，实现着自己的人生价值，给城市的每个夜晚带来了光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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