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智能定位蓝手环能随时掌握痴呆老人行踪
玉林新闻网-玉林晚报
记者 谭伟玲 实习生 张宗海
（原标题：痴呆症老人出门，贴身挂追踪仪 小型追踪仪可通过GPS 定位，随时查询亲人位置，家有老年痴呆症患者的市民“再也不用担心找不到老人了”）患老年痴呆症的老人，走出家门就很容易忘记回家的路，没有条件派人24小时看护，又不能把老人锁在家里不给出门，怎么办？一些市民选择购买追踪仪给老人外出时随身携带，方便随时获知老人所在位置。追踪仪真如此好使？有此需要的市民对这种“防走失神器”了解多少？用追踪仪随时“查询”亲人行踪“老爸每天都要出去散步，正常情况懂得自己回来，但有几次过了吃饭时间还不见人影。家人全部出动在周边寻找，还好都能平安找回来。”说起家有患老年痴呆症的长辈，市民钟先生话匣子打开了：“但次次都这样找也不是办法，万一走远了老人的安全更无法保证。家人一商量，就给老爸买了追踪仪随身带着。”钟先生先后买过两个追踪仪，第一个是卡片式的，第二个是比1元硬币稍大的圆饼式。两个追踪仪都必须购买一张手机卡安装进去，同时开通流量，才能通过GPS定位。“旧的追踪仪发DW到老人的手机号，就会有短信自动回复，打开短信链接可看到一个电子地图，地图上有红点标示老人所在位置。”钟先生说，现在他们换用了新的追踪仪，定位更准确方便。中午11时，钟先生放下手头工作，习惯性地打开手机上那个熟悉的APP，轻点几下，屏幕上出现了一张地图，只见一个小点正在地图上缓慢地移动，小点附近的地图位置显示是“金玉路，胜利花园”。“移动的小点就是我老爸，他这回记得中午回去吃饭了。”钟先生笑说，用了追踪仪省心多了，位置也比较准确，有时到了吃饭时间老爸还在外面逛，他们就会开车“追踪”过去把老人接回家。市民何先生80多岁的母亲同样患有老年痴呆症。去年年三十晚走失，初二才找回，期间好在被好心人收留，给她食物吃。这事让何先生担上了心事：可不能再有下次了。于是多方打听后，他也花160多元网购了一个追踪仪，一开始老人不愿用，又或者出门忘记带。何先生于是想了个法子，把追踪仪与房门钥匙挂在一起，既不引人注意，又解决了老人忘性大的问题。“还挺好使的，定位比较准确，但若老人在室内的话，信号相对差些，另外要注意检查保持电量。”何先生说。追踪仪多为网售，优劣各有说法记者走访城区多家手机卖场及电脑城了解到，老人儿童追踪仪在实体店卖得较少，人们一般在网上购买。记者在网上商城搜索“老人儿童追踪仪”，显示售卖的店家也不多，款式有卡片式、圆饼式等三四种，价格从100元到600元不等，销量好的店家月售最多10来件，使用评价则好劣参半：“GPS卫星定位很准确，基站定位偏差较大，轨迹回放很实用，可能是乡下的缘故，GPS卫星信号时好时坏。”“手机客户端经常要重新输入用户名和密码，有时候能记住，有时候不行，GPS灵敏度很差，挂在脖子上别想收到卫星，必须放书包远离人体的那层袋子才能勉强收到。手机电话灵敏度也比一般手机低。很失望！”“基站定位误差非常大，超过500米。没有GPS的情况下根本就不可能找得到人。GPS定位误差在5-20米之间，勉强够用！明明人是不断在移动的，但连续刷新数据却都在相同的位置不改变，下次改变时已经是很远的位置了。”“东西够小巧，比火柴盒还小，隐藏很方便，也很省电，测试快一天了，电池还是100%。定位速度在室外还是很快的，在室内定位不准。”“定位短信中最好要有方向，如某超市东南方260米。”老年痴呆人群逐年增多 需完善养老社会化机制“我老爸现在已经有点老年痴呆症状了，我也想买个追踪仪给他，但一说起，老人就强烈反对，说他还用不着那玩意。”市民胡女士无奈地说。老年性痴呆是我国常用的一种说法，在国际上通用的名称是阿尔茨海默病（AD），表现为以记忆损害首发的认知功能障碍、日常生活自理能力下降及精神行为异常。数据显示，我国65岁以上老年人老年痴呆的患病率高达5.6%，且每年都有30万人加入这个行列。目前，我国老年痴呆患者保守估计已有500万人。市一医院伍医师表示，老年痴呆症是一种后天的智力、定向力下降，通俗说就是“迷方向”了，所以患者走失的情况还是比较常见的。目前，并没有治疗该病的特效药物，平时应该让患者多学习、多运动，来延缓病情发展，对于病情较轻的患者，可以采取主动式的帮助，让老人经常背背家里电话号码及家人信息，防患于未然。据了解，广西12349公益公共平台在去年底推出了“智能定位蓝手环”，让有特殊定位需求的老人或小孩申请领取。“定位蓝手环”也相当于一个追踪器，能远程通话、SOS急救、轨迹回放、远程监听、准确定位，定位精确度可达5米-10米范围；当开启电子围栏功能时，还能设定一个区域，当老人戴着设备离开设定区域范围，将会及时向绑定号码发送报警信息。截至目前，玉林共申领了309台智能手环，其中老人191台，儿童118台。尽管有了高科技仪器的帮助，但医生建议，生活中还是尽量不要让患病老人单独出门行动，即使老人头脑清醒，也要给患病老人兜里或衣服上缝制一个小卡片，上面写清楚老人及家人姓名、家人联系方式、住址等信息。(记者 谭伟玲 实习生 张宗海)
责任编辑：钟丹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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何处安放痴呆老人的晚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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日前，东莞新涌医院发布一项关于老年痴呆患病情况的调查，数据显示，东莞60岁以上老人的老年痴呆症患病率高达4.2% ，保守估计东莞患有此病的老人数量在1.9万人左右，而且随年龄每增加5岁，老年性痴呆的患病率就翻一番，患者数量在逐年增多。如今，这一群体正在面临着一个问题——何处安度晚年？
原标题：何处安放痴呆老人的晚年89岁的邓群香老人，近年被关在一间铁皮房里生活。这间逼仄的小屋是邓群香全部的生活空间。邓群香的铁皮屋紧挨着儿子的三层小楼。82岁的罗春英总念叨着“回家”。 被反锁在铁皮房、靠镇静药留在敬老院……文/记者王进波 图/记者葛宇飞日前，东莞新涌医院发布一项关于老年痴呆患病情况的调查，数据显示，东莞60岁以上老人的老年痴呆症患病率高达4.2% ，保守估计东莞患有此病的老人数量在1.9万人左右，而且随年龄每增加5岁，老年性痴呆的患病率就翻一番，患者数量在逐年增多。如今，这一群体正在面临着一个问题——何处安度晚年？在桥头镇邵岗头村， 89 岁的痴呆老人邓群香，家人怕她走丢，将其关在阴暗的铁皮房已有四年之久，老人的余生可能都会在其中度过。另一位患有老年痴呆症的老人，82岁的罗春英，正衣食无忧地住在东城敬老院里，然而，为了可以留在敬老院，她每天都被喂服镇静药来压制时而爆发的狂躁。两个极端的事例，似乎昭示着这一群体能够安度晚年是个无解的难题。东莞市老龄办副主任李钰珍表示，目前普遍存在的三种养老方式，家庭养老、普通敬老院养老以及社工服务的居家养老，都难以解决这一群体的养老问题。建立提供特殊护理的康复型敬老院是解决这一问题的最好方式。虽经多次呼吁，但东莞目前仍无此项规划。被关铁皮房： 89岁邓群香失去自由89岁的邓群香老人，在经历年轻丧夫，独自抚育子女长大成人的艰辛之后，在生命的末端，她被儿子关在了一间铁皮房里。邓群香“蜗居”的铁皮房依着她儿子家大院围墙外侧而建，围墙里面是一幢三层高的楼房，住着她的儿子和两个孙子一家。铁皮搭建而成的房子约有五平方米，没有窗户，只留了一扇一人高的铁制栅栏门，铁门在外面被一只插销拴住。房子里面一端放着一张床，另一端安置了一个简单的卫生间。这里是邓群香的全部生活空间，吃喝拉撒睡全在里面。七月正值高温天气，铁皮房子里空气经过一上午的热浪蒸腾，中午时分，记者走进那间逼仄的小屋，室内温度已在40℃上下。闷热污浊骚臭的气味迎面扑来。邓群香坐在小桌前絮絮叨叨，陪伴她的只有黑暗中嗡嗡作响的一群蚊子。“关起来”是子孙们的无奈邓群香是四年前被关起来的，此前，她多数时间独居在家中的一间老屋。但一次意外的摔伤后，邓群香开始忘记很多事情，甚至不记得她的父母弟弟都已故去，偶尔还吵着要回老家找他们。并且有行为失控的情况出现，“不经意就拿棍子打过路的人，还骂别人。”邓群香的孙媳妇说。后来经诊断，邓群香是得了老年痴呆症。邓群香得病后，家人先请保姆照顾了一段时间，没过多久保姆由于忍受不了邓群香时不时地打骂，辞职离开。家人只好把老人接到了家中照料，邓群香住进了儿子家三层楼房大院的门房里。由于老年痴呆的邓群香不知去卫生间如厕，经常在屋里随处方便。“地板上、墙上经常被弄得都是大便。” 最让邓家人头疼的是，邓群香走出家门就不认识回家的路。这样的事情发生过多次，最严重的一次，邓群香跑到了村子后面的山上，“找了好长时间才找到，找到时她的脚也摔伤了。”邓群香的孙子说。 “没办法，只能在外面盖了间小屋，让她住在里面。” 从此之后，邓群香家人决定将老人关在铁皮房里，限制外出，这一关就是四年。“我们也不想关，但是一家人都在镇上打工，我们没能力专门在家照顾她。”邓群香的孙媳妇再次表达了家人的无奈。镇敬老院无法接收据邓群香的孙子说，家里考虑过将奶奶送进敬老院。但是咨询过桥头镇敬老院后，敬老院不愿收养他的奶奶。市区的敬老院倒是可以收养，但一方面离家太远，另一方面高昂的护理费用，也让他们望而却步。桥头镇敬老院院长邓焕珍表示，桥头镇敬老院收养的老人一般都要求有生活自理能力，邓群香不能照料自己的起居饮食，同时还可能会对其他老人造成伤害，敬老院确实无法收养。困在敬老院：82岁的罗春英靠镇静药留下相比于被困铁皮房的邓群香，同是老年痴呆症患者的82岁老人罗春英要幸运很多，她在东城敬老院养老。这家敬老院的服务和环境目前在东莞都算是一流的，还有专人照看罗春英的生活。然而，罗春英似乎并不满意自己的处境，总是嚷着要回家。“早上吃了饭会忘，吃没吃药也会忘，就是忘不了要回家。” 照看她的护工小陈说。护工非专业护理人员记者在敬老院见到罗春英时，她正在远离其他老人的一条石凳上安静地坐着，护工小陈在摆弄着自己手中的毛衣。小陈说，罗春英很少和其他老人聊天，多数时间是一个人呆着。记者跟罗春英聊天，问起她早饭吃了什么，她已然忘记了，甚至连吃过也不知道。此时，距离她吃完早饭刚刚过去一个多小时。对于坐在对面，朝夕相处的护工小陈，她也摇头表示不认识。但她却清晰地说出了自己儿子的工作，“大儿子是医生，在中医院，二儿子在工厂里面。”她还说，不知道为啥儿子总不接自己回家。 护工小陈是罗春英家人请来的第十位护工，她的前任们都因为跟罗春英无法相处，短时间内纷纷离开。小陈在当护工之前在一家工厂打工，并不是专业的护理人员。小陈能为罗春英做的，就是带她吃饭、喂她镇静药物、帮她洗澡换衣、领着她在院子里散步。在东城敬老院还有十几位老年痴呆症患者，他们的护工也都和小陈无异，要么是刚刚进城的农民，要么是工厂出来的工人。家人不愿接罗春英回家罗春英是去年 9月住进东城敬老院的。此前，罗春英与自己的二儿子同住。随着病情的加重，罗春英记忆力严重下降，出门就找不到回家的路，行为失控、暴躁打人，多次走失又寻回之后，罗春英的家人自觉再也无力照看，开始寻觅能够给罗春英养老的地方。罗春英的家人找到东城敬老院，但在得知罗春英的病情之后，院方提出需要进行试住，观察三个月。这三个月的试住并不顺利，“刚进来时，见人就打，护工、其他老人、来看她的儿子，她都打。”东城敬老院院长钱凤明说，自己在跟罗春英聊天时也挨过打。除了打人，她还经常乱跑，跑到外面，趴在地上，“外面的人见了，还以为是我们虐待老人。”三个月的试住结束，院方不愿再继续给罗春英提供服务，希望她的家人接回老人。“她的家人可能实在是没法照顾了，死活都不愿意接走。”钱凤明说，要想把老人继续留在敬老院，只能用药物让老人情绪稳定。服用镇静类药物成了罗春英能够留在敬老院的唯一可能。记者联系到罗春英的大儿子何仰高，何仰高说，“接老人回家根本不可能，家里还有一位轻度的老年痴呆症患者需要照顾。”罗春英二儿子陈仰华，没有固定工作，忙于生计的他，也是无暇专门照顾老年痴呆症的母亲。现状： 老年痴呆患者群体庞大新涌医院在日前发布一项关于东莞老年痴呆症患者的调查，这项调查选取了东莞城区2348位60岁以上老年人作为调查样本，发现老年痴呆患病率达4.2%。主持调查的新涌医院老年科主任王廷玉表示，实际患病率可能更高，至少在5%左右，“我在医院坐诊时，每天接诊的患者就有二三十人。”人口统计资料显示，东莞仅户籍人口60岁以上的老龄人口就达26万多人，常住人口中老龄人口在38万左右。如果按照老年痴呆症5%的患病率测算，东莞目前估计有19000名老年患者。在记者调查到的城区敬老院中，仅有不足三十名老年痴呆患者，而且这些人都是较为轻度的患者，病情严重者，敬老院都不予接收。而另一方面，据市老龄办副主任李钰珍介绍，东莞目前城区敬老院空置率在一半左右，这一数字在镇街敬老院可能更高。长期在东莞镇街做养老服务的东莞鹏星社工冯木凤介绍，镇街敬老院的入住率连三成都不足，老年痴呆症患者入住敬老院更是少之又少，“很多人甚至不愿意被人知道自家中有老年痴呆症患者。”希望所在：亟待建立康复型敬老院李钰珍说，解决这类老人养老问题的最有效方式是建立康复型敬老院，这种类型的敬老院可以帮助老人做康复工作，慢慢改善老人身体状态。李钰珍介绍，目前养老的方式无外乎三种，家庭养老、普通敬老院养老和社工服务的居家养老，但这三种方式对于老年痴呆症患者来说都无济于事。在家由子女照料，对子女来说是很大的压力，子女也没有专业的护理知识。普通敬老院主要服务对象是五保和低保老人，提供的也只是最基本的赡养服务。而居家养老看似有用，实际上他们提供的服务也仅限于做家务。“除了老年痴呆，还有很多患有其他例如中风等病的老人也需要特殊护理，有这一需要的群体在一天天地扩大。”李钰珍认为，建立能够提供基础的康复治疗和专业特殊护理的康复型敬老院是东莞亟须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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老人患痴呆症被公办养老院劝退(图)
　　王佩玲老人今年83岁，住在北京大兴的爱晚护养院。老人记忆力差，但拍照时会把眼镜摘下，觉得这样拍出来会更好看。摄影 商华鸽
　　被逐出养老院
　　记者 闫小青 北京报道
　　山东济宁的温度超过了35度，跟北京这几天的天气一样闷热。张一军夫妇跟着工程队在这个陌生的城市生活已经两个多月，他心里惦记着在北京住养老院的母亲王佩玲。
　　一年多前，王佩玲的老年痴呆症状越来越严重，生活无法自理，她被当时居住的公办养老院勒令转院。
　　张一军发现，在母亲养老最艰难的时刻，他无法从任何一个公办机构获得帮助。
　　老年痴呆患者，又称失智老人。失智老人以一个极端的方式，证明了没有合理的公共政策和养老制度，个人养老将是一个无解的难题。
　　张一军夫妇找了整整一年，才给老人找到落脚的地方。常年漂泊在外的张一军总在不安，家里的老母亲会不会再次无处安身。
　　养老院送来的传票
　　2012年农历年前不久，张一军的女儿倩倩接到西城区人民法院的电话，通知张一军领取法院传票。
　　倩倩吓傻了，“以为爸爸犯了什么事儿”，一问才知道，是北京第一社会福利院起诉张一军违反王佩玲老人入院时所签订的合同，所以他们申请了法律手段强制老人转院。
　　王佩玲入院的合同上写着：入院者必须有日常生活自理的行为能力。
　　83岁的王佩玲确实已经不符合合同上所规定的条件。福利院起诉张一军之时，王佩玲的老年痴呆症状发展到不认识自己的家人，行为也偶尔失控。
　　前一年，第一社会福利院已经要求王佩玲转院，三番四次催促张一军之后，护士长警告说，“再不把人接走，就要走法律程序了”。
　　那时候，王佩玲的症状还不明显。福利院有个不成文的规定：不会按传唤铃叫护工的老人他们也不会看顾，这样可以减低福利院的看护风险。
　　张一军觉得养老院有责任照料自己的母亲，所以一开始他不同意转院。“总不能请个护工24小时陪着吧？”福利院的人这样反问张一军。
　　张一军跟院长商量能不能自己出钱请一个全职护工，只要让老人继续住在福利院里。第一福利院拒绝了，理由是：老人晚上经常不好好睡觉，会影响到其他人。
　　自从王佩玲患上老年痴呆症，张一军觉得第一社会福利院好像换了一个人。之前，张一军很喜欢第一社会福利院的氛围，有阅览室、有合唱团、有棋牌室、有老年大学，可以让母亲的生活过得有质量。他甚至想自己老了也住到这里来。
　　可是现在这所寄托着自己和母亲养老希望的福利院，却在母亲最需要照料的时候，把她推了出去。
　　眼看着就要过年了，张一军却接到了养老院送来的法院传票通知，张一军一下子火了。
　　张一军没有去领传票，他叮嘱女儿别管这事儿，然后就冲到第一社会福利院理论：“我们到养老院就是希望老有所依、老有所靠，人一病了你们就轰人，那住养老院的意义是什么？”
　　护士长似乎见惯了这样的家属，只是淡淡地说：“我们没有照料老年痴呆老人的能力。”
　　无处安身
　　“没有能力看护老年痴呆患者”，这样的回答张一军听了太多。自从一年多前第一社会福利院要求老人转院，他就开始开着车在北京转养老院，得到的答案便总是拒绝。
　　碰了几回钉子之后，张一军决定先筛选再踩点。令张一军没有想到的是，偌大的京城里他竟然只找到十几家接收老年痴呆老人的养老院，他决定一个一个地去碰。
　　第一家，张一军去了小有名气的四季青，到了地方，工作人员告诉张一军没有空床位，“已经排了几百号了，十年也不一定排得上号”。
　　“没有空床位”，“需要15天试住”，张一军开始变得焦虑，随便一个什么院空床位就要等上好几年，而可以试住的地方张一军又不敢让母亲去，因为一旦不成老人就真的没有地方可去了。
　　有朋友告诉张一军离市中心远的地方会有一些规模小一点的民营养老院，可能会接受失智老人，全家开始把目光放到郊区，五环、六环，张一军的搜索范围不断地扩大。许是受到了传票事件的刺激，张一军铆着劲儿一定要在过年前把老人接走，让母亲过一个开心的龙年。
　　没多久，张一军找到了五环边上的爱晚养护院，这所养老院专门做失智失能老人照护。
　　新的养老院环境和配套并不能让张一军夫妇满意，“能收下老人已经知足了”，张一军已经被拒绝怕了。
　　转院那天，王佩玲的意识不太清醒。老牌友们来送行，王佩玲都没有认出来，她只催促着儿子快些走。办手续的时候，负责人见到这个在福利院里赖了一年的老人，还不忘补上一句，“终于出院了”。张一军回道，还不是被你们撵走的，负责人便不再言语了。
　　搬到爱晚，王佩玲被分在一个三人间。进大院的第一排平房，106室就是王佩玲的住处。房间里交错摆放着四张床，门口一张床属于护工小张，她是三位老人的全职看护。
　　这间屋子，张一军上一次来的时候已经见过。他其实并不满意，没有装修过的房间，没有安装空调，水泥地衬得本就灰暗的屋子更加阴沉。护工小张嘴里的河北不知道哪里的口音，张一军几乎听不明白。
　　第一次见院长孔德强的时候，张一军跟孔德强聊了母亲之前的遭遇，才发现到爱晚的很多人都跟自己的母亲有过相似的经历：失去自理能力被公办养老院劝退，在市区里找不到愿意接收的养老院，最后到了郊区的民营养老院。
　　无力养老
　　2012年农历年的除夕夜，王佩玲是在爱晚养护院里度过的。
　　晚上八点多，张一军才忙完要打点的一切，拖着疲惫的身体赶到养老院陪母亲，他到时哥哥一家已经离开了。
　　张一军进房间，王佩玲都没有认出自己的儿子，连连问护工“这是谁啊？”张一军鼻头一下子泛酸，他已经好多年除夕没有赶上家里的年夜饭。
　　张一军也琢磨过，万一在过年前没给母亲找到能去的地方，他也许会把母亲接回家里，那自己可能要为此换一份常在北京的、不那么忙碌的工作。
　　王佩玲只有两个孩子。哥哥长张一军八岁，今年刚刚退休。哥哥因为高血压，心脏也不好，没能力把母亲接回家里住。
　　张一军的父亲去世得早，王佩玲以前一直跟着二儿子一起生活。每年过年，哥俩儿带着家眷在张一军家里陪老人过年。回想那段日子，一家人围着桌子简简单单地吃一段饭，张一军觉得那才叫家的感觉。
　　可是现在，维系这个家的感觉，对于张一军来说却显得那么“昂贵”。
　　2004年一个周末，王佩玲跟儿子说礼拜一要去第五福利院办下手续，她想住到养老院去。张一军愣住了，忽然意识到，母亲一个人在家太寂寞。自从离开国营单位下海后，张一军的工作越来越忙，几乎没有多少时间和母亲一起度过。五十二岁的他还像个小伙子似的，为生计四处奔波，他最怕自己未富先老。
　　那时候，张一军夫妇在外打拼，女儿在学校读书。王佩玲就经常到家附近的第五福利院去跟以前单位里的好姐妹打牌聊天，后来姐妹们建议王佩玲直接搬过去住。所以王佩玲就来了一招先斩后奏。
　　张一军跟哥哥商量后，觉得也许去福利院养老，老人才不会太孤独。所以最终张一军还是陪着母亲去第五福利院办了入院。
　　后来又去了硬件条件更好一点的第一社会福利院。
　　如果不是母亲患上老年痴呆症，张一军和哥哥还会觉得等自己老了住进养老院就是最好的归宿。现在他们都不知道，等自己老了该怎么办。
　　王佩玲是离休干部，一个月的工资四千多块，她的全部工资刚好支付住养老院和生活所需的花费。可是张一军现在缴纳的是最低档的养老保险，退休金1700元左右。哥哥现在退休每月拿不到两千。
　　哥俩每次提起母亲找养老院的事情，都会说“咱们以后还不知道怎么样呢”。张一军最担心自己老了以后会成了倩倩的包袱。
　　无序的行业
　　王佩玲老人在爱晚养护院的第一个夏天，张一军要担心的事情太多：没有空调会不会太热，会不会吃坏东西拉肚子，护工的水平行不行。
　　第一次到爱晚踩点的时候，张一军就说想找一个一对一的专业一点的护工。院长孔德强告诉张一军，这样的护工他们不是不想找，而是根本找不到。王佩玲屋里的护工小张就是半年前才到北京做护工，爱晚给她做过简单的培训，小张打算着积累一些经验，然后到更赚钱的家政行业去发展。
　　其实，比硬件条件更让张一军担心的是，这样一家规模不大的民营养老院随时都可能关门，到时候母亲又要到哪里去？
　　爱晚养护院现在的规模已经不小，小院四排平房里一共住着150多位老人，有70多名护工。院长孔德强无时无刻不在感受着压力和风险。
　　给失智失能老人提供看护是老院长武学斌的理想，所以退休后便在大兴开了爱晚养护院，养护院一直盈利不多。老院长的身体也渐渐无法支撑繁琐的日常工作，于是武学斌开始寻找接班人。这个人既要有经营头脑，又不会把武学斌多年心血经营成那种只顾赚钱罔顾责任的养老院。武学斌看中了正准备开办养老院到他这里来讨经验的孔德强。
　　去年，刚满三十岁的孔德强从老院长武学斌手里接过这个担子，以前他一直觉得养老院在国内是绝对的供不应求，该是开一个赚一个。但是开始真刀真枪上阵才发现养老是一个完全无序的行业。
　　开一个高端的养老院，提供高端服务很赚钱，天天上百号人等着办入院手续。可是像爱晚养护院这类专门做失智失能老人的看护，别说赚钱，生存都是问题。
　　因为要提供24小时的全职陪护，爱晚的护工都是来自农村的打工者。护工频繁跳槽，养护院里常年人手不足。经常是干上个年把走一批护工，然后又来一批新人再重新培训上岗。
　　也有过社工专业的学生到养护院来实习，但经常是给老人换了一个月的尿布就坚持不住离开了。
　　养护院只好让一位护工同时看护2至3位老人，既能解决人手短缺又给员工变相提高了工资。一个护工同时照料三个失智老人，难免忙中出错，爱晚经历过不少次大大小小的看护事故，好在都没出什么大事儿。
　　但孔德强也明白，一旦出了事儿，以爱晚的能力可能真的经受不住。孔德强坚持的动力都维系在老院长的嘱托和对一个个无助家庭的责任上，在孔德强看来王佩玲老人家庭的遭遇是整个行业的不幸。
　　张一军夫妇最早也要七月底才能回北京，张一军只能常常打电话、发短信给孔德强询问母亲的近况，以求内心的安慰。
　　其实，张一军这一通通电话、一条条短信也是孔德强艰难中的一丝安慰――这个弱小的民营养老院，自有公办养老院不愿为之、而又无比重要的价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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