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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奔腾不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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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条奔腾不息的生命的河流
——王琪诗歌访谈录
王可田：王琪，你好！我们直接进入正题吧。你什么时候接触诗歌并开始写作的，那个时代的精神文化氛围和写作环境与今天有何不同？
王琪：我接触诗歌不算很早，追溯起来，应该算上中学那阵，但对诗歌的认识是粗浅的，仅停留在喜欢阶段，可那份喜欢是无法言说的。在我老家华阴农村，很难看到文学书籍和诗歌刊物。在老师的建议下，我订阅过一些报刊，像山西的《语文报》、江苏的《春笋报》、河南的《中学生阅读》等等，上面发表的很多好作品，都令我热血沸腾，沉缅其中，难以自拔。如果严格算起来，上世纪90年代初，是我涉猎诗歌的起始。
那个时候，校园文化空前繁盛，一批暂露头角的中学生文学新秀通过报刊频频亮相。很多名牌大学的中文系，因为文学成绩突出，免试特招过很多人，一时间更为众多中学生文学爱好者竞相追逐的偶像。当然最后特招成功的，只是个别人，但至少说明一个问题，那时候只要你有才气，文学成绩斐然，大学中文系的大门会恰逢其时地向你敞开。我大约当时也是受了影响，按捺不住萌动的激情，开始动笔，尝试写点文字。青春年少，人人都是一首诗。那份心地的纯净与对未来的热烈向往，至今令人回味无穷。那个时候，虽然功课繁重，课余读诗、写诗绝对没有任何杂念，诗坛相比今天，要干净得多，纯粹得多。我庆幸赶上了那个一提起诗歌就令人狂热的好年代。只是我当时不够优秀而已。以至于我的处女作是什么，发在哪里，记不清了，也从来没有保存。那个时代的精神文化氛围可以用良好二字概括，不需要营造，因为经济相比今天不是很发达，人的基本素质和道德观念比现在强，只是写作环境一般，因为要考试、升学，父母给予晚辈的希望大，跳出农门的愿望非常强烈，所以很多时候，我只能把写作先搁置一下。
王可田：你总是这么谦逊。写了这么多年，你算是一个“老诗人”了，而你依然在坚持。上世纪八十年代的精英意识和理想品格如今已难再觅，社会环境和精神文化氛围可以说发生了翻天覆地的变化。那么，你诗歌写作的动力究竟来自哪里？
王琪：“老诗人”实不敢当，说起来万分惭愧。你说我依然坚持，这话不假。这么多年的从诗经历，不管进步快慢，我倒是一直默默坚持着。我属于笨人，别的搞不了，只有守着心中的那一亩三分田，慢慢地写，慢慢地熬。如果说“时代造英雄”，时光如今流转到以前不可想象的经济发达与机遇多多，几乎可以说人人都能成为英雄，甚至让你一夜成名。特别是网络的出现。而我一直以为，不论时代格局变化有多剧烈，外界声音有多喧杂，作为一个严肃的成熟的诗歌写作者，一定要保持警惕并维护诗歌的尊严。诗歌与功名可能或多或少有些关系，但不能让你暴富，不能让你升官，甚至无法解决你的吃饭问题。但能给诗歌史留下作品的人，终归是值得我们敬仰与尊重的。
我的诗歌动力在哪里，我也无法说明。但始终觉得有一股内在的力量在体内推动我、驱使我，以诗歌的方式表达我的所思所想，记录下生活的点点滴滴，仿佛不用笔写出来，就不能排除心底的苦与乐，爱与愁。在较长的一段时间，我是悲观的，对自己的生活、未来充满抵触情绪，这个时期，其实也正是我能够沉住气，潜心写作的最佳时段。生活太舒坦，我是写不出东西的。写作的人大多希望自己的作品发表、获奖，被社会认可，以此作为动力也不假，但大可不必看得太重。走这种极端，会陷入死胡同，写作就不是一件快乐的事了。文学创作的淘汰率高，并不是每个喜欢它的人都能成功，它可以成就人，但也可能误人一生。由此来说，我的态度就是认真地写，发不发，获不获奖都无所谓，别过分强求自己。
王可田：诗歌的边缘化已是不争的事实，还会一直持续下去。但也正是由于诗歌在社会生活中与功利性的绝缘，从而保持了自身的纯粹性。我们可以说都身居社会底层，你坚持诗歌写作这么多年，是如何处理生活和写作的关系的？
王琪：随着年龄增长、生活阅历的丰富，任何人都会从感性慢慢变得理性，我不可避免的也属于这类人。但对新事物的敏感度与接受度，依然保持着。一个人身处社会生活，是小而又小的。凡事依靠他个人的力量也很有限。从华阴农村到西安，从国企离职失业再到社会漂泊，虽然已成家生子，但一直有种感觉飘忽不定，处处充满了不稳定性。这种来自社会底层的动荡不安、卑微，直接体现在我的诗歌中，显得拘谨、晦涩与忧伤。走在大街上，我与普通的打工者别无两样。每天挤着公交上下班，为生计发愁，为工作担忧。感觉这个城市有没有我，关系不大，人们该干啥干啥。只有在我回到诗歌本身之时，捡拾起文字，我才意识到自己就是内心的王。我不愿因为诗歌影响到正常的生活与工作，因为对于一个不再年轻的诗歌写作者来说，他需要承担和面临的问题很多，把诗写好只是一方面，但要让一家老小日子过得好点。生活和诗歌一定要区别对待。没有谁强迫你喜欢诗歌，也没有谁逼迫你写，但诗歌直接反映了我的生活空间。特别是来西安这么多年，经历过工作和生活的波折，我的诗歌远不明朗、轻快，充满了忧伤、哀恸、无奈。这其中，以我写下的罗敷河系列，特征尤为明显。所以，很多时候，我认命，失去了对生活抱有的任何幻想，屈从于上天的安排。诗歌多少和功利有些关联，但心态要淡泊，有人通过写诗光环闪闪，有人奋斗多年仍默默无闻，但并不是说，默默无闻者写的就不一定好，这除了自身原因外，还有一些个人无法把控的社会因素。但我始终觉得做好一个真诗人最重要，就是先要埋头苦写，不要企盼靠写诗改变生活和命运。诗歌乃身外之物，生活才是根本。
王可田：“故乡”，会在一些诗人那里成为挥之不去的情结，成为精神的乌托邦。你有一本诗集叫《远去的罗敷河》，能详细谈谈你的生养地和你的精神世界以及诗歌写作之间的渊源吗？
王琪：我的故乡在关中平原东部，南依秦岭，北眺渭水。渭河下游的一条支流——罗敷河就流经生养我的夫南村一侧。小时候，家里很穷，父母为了营生，养活我们兄妹4个，去别处做小生意。尽管家里有陪伴我的姐姐，但我的内心脆弱、胆小怕事仿佛与生俱来，和我玩的伙伴不多。后来他们去了更远的地方，我也跟着父母迁居异乡，一下子拉大我与故乡的距离。我为了升学考试，则寄居在外婆家，思乡的愁绪仿佛从未断过。2007年初冬，父亲患癌去世，我的孩子出生才满一岁，那些日子，我悲痛万分，感觉天仿佛要塌下来。在回家送葬那个夜晚，我蓦然发觉，故乡竟真的成为挥之不去的痛。也就是从那时，我开始着手写了一系列和罗敷河有关的诗歌。在我的潜意识里，罗敷河就是父亲的化身，是我地理意义上和精神世界里可以安放灵魂的地方。我所有源于故乡的情结，罗敷河足以见证。现在的罗敷河不再水草丰茂，群鸟翩飞，但我每次回去在父亲坟头祭奠完之后，总要去罗敷河边静坐一会。那一刻，我的心常常一片荒凉，没有任何诗情可言。我后来出版的诗集《远去的罗敷河》更多的是写给父亲。写给父亲，也就写给了永远的故乡。我的生养地和我的精神世界以及诗歌写作的渊源就是这么形成的，我的潜意识里，诗歌与这二者关系是密不可分的，诗歌写作的渊源促成了我的精神世界，我精神世界的源脉又是因为我的生养地而诞生。罗敷河确有其河，夫南村我自出生待到十五六岁，但千真万确的说，那是我命里的一条河流，命里的一座村庄，更是我精神的故乡。
王可田：除了故乡，“西安”在你的诗歌中也成为一块烙印，《长安书》即是例证。这个城市对你的生活和内心无疑都产生了不可磨灭的影响，你是如何在诗歌中表达生存体验的？
王琪：父母来到西安多年，应该是1984年的夏天。我后来从一所工科学校毕业分配也来到西安。如果罗敷河是我的第一故乡，西安无疑是我的第二故乡。遗憾的是，在这个文化底蕴极其深厚的地方，我却与它始终保持着距离，没有完全融入。周秦汉唐时期遗存下来的东西，一辈子也阅读不完，或者说，还没有很认真的去抒写。西安有3000多年的建城史，帝王之气很重，其实并不算真正意义上的西部，说它位居中原更合适。可我宁愿把西安置于更西部的广袤地域，使它的一砖一瓦，一草一木，更现苍劲、浑厚、大气。这里是唐诗的故乡，几乎每条街道，每个地方都有源可溯，有诗可吟。作为后来者，我生活在这个城市的角落，深怀敬畏，也处处留意着它的细微变化。
城市待久了，人容易浮躁，困惑，生厌，好像空气也是浑浊不堪的，就连我居住多年的城西土门一带现在也变得有些陌生、难以辨认。城市发展的速度之快，是始料不及的，但我是个喜欢安静的人，有压抑和苦闷，以诗歌方式释放和缓解是很自然的事情。人活在这个现实的社会，既然不能逃避，就只有直面。而人生本身就是虚实结合，文学又是自由的、超越了人肉体本身的生存体验方式，但都是人类在有限的空间，对无限空间或者说极限世界的挑战与探询。《长安书》就是我这一阶段的心路历程，它可能晦暗了些，忧伤了些，但无疑都是真挚的忠于内心的表达。这些作品无论成色怎样，只要能反映出与我有相似体验的人的心声，引起共鸣，我就欣慰了。怀念故乡也好，工厂生活也好，到后来打工的飘泊不定，在每一个阶段，诗歌所呈示出来的物象与内涵，是要区别对待的，而且一定要尽力写好。
王可田：你的诗歌抒情性很强，语言浅近，感情真挚，风格自然清新，可以说是承接了宋词的婉约一脉。当然，这与你个人的精神气质密不可分。对于诗歌的美学品格你是怎么考虑的？
王琪：没错，我的诗歌基本都是抒情的。诗歌之路上，我走过不少弯路，也曾盲目跟风。但后来发现，终归不是适合自己的，也不是自己喜欢的。而抒情仍是我诗歌表达的最好方式。写作是个不断探索、不断领悟与总结的过程，许多流传下来的唐诗宋词都相当经典，值得探讨、学习。一个人的品性、素养说到底，要在诗歌气质里具体呈现。美学在诗歌只占其一，但这也是最基本的要素，是必需讲求的。你如果觉得是诗歌是一门艺术，就要讲求品位和它的创造价值。唐诗宋词有它的美学品格，茶艺绘画也有它的美学品格，回到诗歌本身，要讲美学品格，我以为，一定要强调几个词语：在场、日常、细微。为什么有些人说不会写，写不了，写不下去，究其原因在哪里呢？我想问，我们坚守的文学品行是什么，底限是什么？我们写作之初，我们坚守的文学立场在哪里？如果搞不清这些问题，纯粹是为了写而写，为了发表而写，那可能写作的意义就另当别论，而作者追求的审美经验、独特发现，乃至韵味、灵性、睿智也许就无从谈起。所以，一个认真、负责的诗歌写作者，一定要怀有使命，以创造美、表达美，最终形成一种力量的意识地去真诚写作。我不喜欢做人太张扬，诗歌也正是你所说的，婉约一些吧，我的诗歌不敢说完全，但基本上体现出了我的精神气质。
王可田：每个诗人的写作都有自己的局限性，正如每个人都有自己的局限一样。在长时间的艰苦的诗歌训练中，你有没有想过在写作题材、方法等方面的调整和改变？
王琪：这也正是我苦恼的。写诗时间越长，越容易消磨人的。一个写作者要尽快成熟起来，是必需经过这样的磨练。这几年，我没有放弃寻求变化，主要是想拓宽自己的写作路子，力求让自己写作的自由度再大一点，语言再简洁一些，思想更有深度和力度。在题材上，尽可能更为宽泛一些，而在写作方法与技巧上的如何处理，也应该阶段性地适时调整。诗写到一定程度，是越写越难了。这就是面临突破和超越的问题。“变则通”，万物都在变化之中，更何况诗歌写作，也必须与时代同声，和生活贴近。比如写乡土题材的人非常多，为什么有人写出的能高人一筹呢？我觉得，每写一首，都不要轻易下笔，要多掂量、多变换角度，争取能有新意、能出彩。
王可田：罗敷河在你的心中永远奔腾不息，生活和艺术也未尝不是如此。诗歌的探索永无止尽，对于今后的写作你有什么想法？
王琪：我没有明确的写作计划和目标。写作不能强迫，隔一段时间有感觉了，不分时间地点的把它写出来。工作一忙，或琐事一多，就扔下先放一放。但诗歌一直不曾离开过我身边，不写，就去读一读别人，想想自己诗歌写作将来的出路和下一个出口在哪里。可以说，这么多年我的诗歌情怀依然如故。这是宿命还是什么，我说不清，但喜欢上诗歌就像有些人爱喝酒抽烟，也会上瘾。写作纯属私人行为，说不写吧，想它；写出来吧，满意的又不多，人就是这么纠结和痛苦。具体到今后写作有什么想法，我想，诗歌我打算还是坚持再写写，这几年也写了不少散文诗，打算2013年新出本诗集，书名还没想好，但肯定和自己的生活有关。至于我将来能写出什么名堂，真不敢说，就看自己修行了。人活着，总要担当些什么，承受些什么，诗歌也是如此。我喜欢让自己忙碌一些，写写自己的东西，帮别人编一份文学刊物，看看书，陪陪家人，有空了会一下朋友，我目下这种日子，也是我喜欢并向往的一种简单的幸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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