功利主义导致整个社会的堕落|张维迎|功利主义|改革_新浪财经_新浪网
功利主义导致整个社会的堕落
　　文/著名经济学家 张维迎 本文原载于经济观察报
　　为了经济增长，就要搞大规模的建设，要修路、盖房子、建商场，所以就会有拆迁，这个拆迁就是正当的，甚至用野蛮手段来拆迁，造成很多人不幸，美其名曰为了国家的经济发展。但即使目的是对的，能以目的来证明拆迁当中的所作所为都是正当的吗？
　　到目前为止，中国的改革可以说是功利主义的改革。功利主义改革的基本哲学是，经济发展是社会最大的“善”，GDP增长是最大的“善”；衡量一切政策的标准就是是否有利于经济发展和GDP的增长，凡是有利于GDP增长的就是好的，不利于GDP增长的就是不好的；为了GDP的增长，我们甚至可以不考虑人的基本权利和尊严。
　　功利主义当然不是中国人的发明。200多年前英国哲学家边沁创造了功利主义哲学，用来指导英国法律制度的改革；经过他的学生、经济学家约翰穆尔的改造，功利主义就变成了整个经济学的基本哲学。
　　功利主义包括个体功利主义和社会功利主义两个方面：个体功利主义就是每个人都趋利避害，最大化自己的效用函数；社会功利主义就是最大化所谓的“社会福利”。社会功利主义的基本特征就是用目的的正当性来证明手段的正当性。它评价任何事情的标准都是后果主义的，只要我的目标是好的，就可以不择手段，不论这个目标是“经济增长”、“国家利益”，还是“社会福利”。
　　在许多情况下，功利主义经济学也是拥护市场经济的，但它把市场完全当作工具性的，也就是说，只有当市场被认为有利于效率、有利于所谓“社会福利”最大化的时候，它才拥护市场；一旦市场被认为不利于效率比如说存在所谓的“市场垄断”、“外部性”和“信息不对称”等“市场失灵”的情况，它就主张用政府干预市场同理，功利主义对私有产权和自由的支持也是工具性的。
　　但我们人类做什么样的事情是正当的或不正当的，仅仅用功利主义标准可能是不行的，因为这样的标准可能会侵害人类的基本权利。比如说，假定社会中有几个长相奇丑无比的人，绝大多数人不喜欢他们，那么，按照社会功利主义的标准，杀掉他们就可以提高社会总福利“最大多数人的最大幸福”。但我们能认为这样做是正当的吗？在现实中，按照功利主义的标准，任何个体的权利都可以为了所谓的“国家利益”、“集体利益”、“社会利益”的名义被侵害、被剥夺，古今中外这样的例子举不胜举。
　　与功利主义相对立的另一种正义标准，我称之为权利主义。权利主义是说作为个体，我们每一个人都有一些与生俱来的基本权利，这些基本权利是不可以以任何理由予以剥夺的，目标的正当性不能证明手段的正当性。权利主义也有很长的历史传统，它从古希腊斯多葛学派的自然法理论发展而来，两百年前德国哲学家康德提出的自由理论就是一种权利主义理论，当代政治哲学家罗尔斯的自由平等理论，诺齐克的自我所有权理论，罗斯巴德的自然权利理论和哈耶克的自由演化主义，都可以归为权利主义哲学，尽管它们之间也有很大的分歧。
　　权利主义对于市场的捍卫是基于人的道德权利，人的自由本性和尊严，而不是效率，至少不仅仅是效率。也就是说，权利高于功利。
　　我们中国人虽然没有发明功利主义哲学，但一直有功利主义传统。秦始皇的“富国强兵”就是功利主义。当年搞计划经济也是功利主义的，它把国家的经济发展“赶超战略”当作一切政策的标准，也就为剥夺私有财产和个人自由提供了正当性理由。改革开放后，我们不再认为计划经济是发展经济的有效手段，转向发展市场经济，但无论是对计划经济的否定还是对市场经济的拥护，都是功利主义的。这样的思维方式至今没有改变。无论是“一切为了增长”，还是“稳定压倒一切”，其实都是典型的功利主义，评价任何政策就是看是否有利于经济增长效率，是否有利于社会稳定，而不考虑这些政策是否侵害到人们的基本权利。
　　举例来说，为了经济增长，就要搞大规模的建设，要修路、盖房子、建商场，所以就会有拆迁，这个拆迁就是正当的，至于用什么样的方式拆迁就无关紧要了。我们甚至可以用野蛮的手段来拆迁，造成了很多人的不幸，美其名曰为了国家的经济发展。但仔细想一下，即使我们的目的是对的，能以这样的目的来证明我们在拆迁当中的所作所为都是正当的吗？
　　类似地，当“稳定压倒一切”的时候，为了稳定，我们就可能不顾法治的基本原则和人的基本权利，甚至有人说出这样的话，“如果不杀XXX，就会天下大乱。”但我们能认为这是判一个人死刑的正当理由吗？我们怎么能证明不杀这个人天下就会大乱呢？
　　社会不能没有正义，但功利主义和权利主义对正义的理解不同。功利主义讲的是利害，不是是非。而权利主义讲的是是非，不是利害。权利主义讲的正义就是尊重每个人的基本权利，这些基本权利不能以功利的目的予以否定。
我们可以用计划生育的例子来说明这一点。计划生育的目的是为了控制人口。听起来，这是很正当的，因为人口太多的话，我们资源有限，我们没有办法发展，没有办法过一个好的生活。但我们想一下，否定人的基本的生育权利，甚至用非人道的方式强迫堕胎，是不是符合基本的正义？显然，功利主义与自由是不相容的。
　　我们也可以考虑一下我们应该如何看待民主。民主究竟是手段还是目的？在功利主义者看来，民主仅仅是手段，所以人们的争论就集中在：民主制度是不是有利于经济发展？如果有利于经济发展就是好的，不利于经济发展就是坏的，我们不能用它。
功利主义者经常引用印度的例子证明民主是不可取的，因为印度的民主制度并没有带来经济繁荣。但从权利主义的观点看，民主不仅仅是手段，也是目的。因为民主是人们行使自己权利的一种方式，民主关乎权力的正当性问题。
　　功利主义为政府干预经济提供了理由。按照功利主义理论，政府可以集中力量办大事，这样有利于经济的短期增长，有利于应对经济危机。比如在2009年发生全球金融危机时候，中国靠政府的力量很快就推出了很强的刺激政策。但是在权利主义来看，如果政府干预侵害到个人的基本权利，就是不正当的，不能因为政府做事“效率”高就为政府的干预政策背书。
　　功利主义其实对社会道德形成了好多的破坏。再以计划生育为例，前段时间华南某大学的一位留学回国教授，因为超生被开除了，是什么理由让校长做出这样的决定呢？计划生育部门给校长打报告说，计划生育一票否决，如果不开除他，我们学校今年的先进单位就拿不到了。一个社会，如果人们把奖状、奖牌、奖金，看得比别人的生命还重要，我想这样的社会很难有很好的道德秩序。
　　我们也会为了功利的目的，如增长、稳定等，限制人们说话的权利。但说话的权利，法律上讲的言论自由，其实是人们最基本的权利。如果我们为了增长或稳定限制言论自由，必然导致媒体人缺乏职业道德，导致媒体腐败，导致学术腐败。
　　同样，为了增长和稳定，不遵守法治的基本原则，否定司法的独立性，法官就不会有职业道德，也必然导致司法腐败。理由很简单，没有任何人可以为不是自己的决策承担任何责任。当你写出来的文章不是发自你自己内心的自由意志，当你做了一个判决，不是根据法律和你的良知，要让你对此承担责任，是不可能的，正如我们无法让一块石头承担责任一样。由此，也就可能导致整个社会的道德堕落。功利主义的严重道德后果，我们应该认识到。
　　当然，功利主义之所以能够流行，无论在中国还是国外，是因为它有一定的历史原因。这个历史原因大致来讲是这样的：根据Inglehard的现代化理论，从传统的社会农业一直到工业化社会，人们的生存价值是第一位的，为了集体的生存，个人的权利就会受到压抑，人们有时候也愿意接受这种压制。在极端贫困的情况下，人们可能为了生存而自愿放弃自己的自由和尊严。
　　我在农村的时候遇到这样的事，有的人为了吃上饭，故意犯罪坐牢，出狱回家没有饭吃又继续犯罪坐牢。但进入后工业社会之后，个人的权利、自主性、自我表达的价值就变得越来越重要，这其实也就是我们所熟悉的马斯洛的需求层次理论告诉我们的。社会在变化，传统的生存价值将逐步被自我表达的价值所替代，这个时候，如果还是仅仅按照功利主义的标准来评判我们的政策和所作所为，跟人类本身的进步就不相一致了。
　　这就是我们今天必须面对的转变。中国改革，无论我们思考问题还是制定政策，都必须从功利主义导向转向权利优先。人类有一些基本的价值，这些基本价值应该优先于任何功利主义的考量，我们不可以以任何的理由，无论是为了GDP的增长还是为了维持稳定，去否定它们。
当然，涉及物质利益的选择，我们可以用功利主义的标准，进行成本收益分析，但涉及人的基本权利，个体的人格和尊严，我们不可以用功利主义来衡量。我们政策的正当性不能仅仅看它是不是有利于经济发展，是不是有利于提高效率，正如我们不能从是否赚钱来评价卖淫一样。
　　在争论公有好还是民营好的时候，我们过去的标准就是问哪种所有制有利于经济发展，我认为这是不够的，我们不能只从有利于经济发展的角度来理解民营企业的价值，如果这样来理解的话，我们随时可能否定民营企业，甚至把民营企业收归国有，因为任何情况下，有些人总能找到理由说民营企业不利于经济发展。
　　我们应该认识到，自由创业、自由创新、自由交易是人类的基本权利，包括从事金融行业都是人类的基本权利，我们不可以以任何其他的理由剥夺它们。
　　功利主义的考量不可能建立起真正的市场经济，任何时候我们都可以从另外的角度说它不利于经济发展或者不利于社会稳定，从而否定它。市场不仅仅是GDP增长的工具，市场也是人类实现自我价值、追求卓越的一种途径。只要我们尊重了人的基本权利，给每个人平等的自由，市场经济自然就会到来。反之，如果我们的体制和政策不尊重人的基本权利和自由，再多的改革措施都不可能建立起真正的市场经济制度。
　　(本文作者介绍：原北京大学光华管理学院院长，经济学教授；北京大学网络经济研究中心主任。) 　　本文为作者独家授权新浪财经使用，请勿转载。所发表言论不代表本站观点。
责任编辑：郝美津 SF17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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原北京大学光华管理学院院长，经济学教授；北京大学网络经济研究中心主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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张维迎：功利主义将导致整个社会的堕落
中国改革，无论我们思考问题还是制定政策，都必须从功利主义导向转向权利优先。人类有一些基本的价值，这些基本价值应该优先于任何功利主义的考量，我们不可以以任何的理由，无论是为了GDP的增长还是为了维持稳定，去否定它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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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人类的事情，只有功利主义可能不行到目前为止，中国的改革可以说是功利主义的改革。功利主义改革的基本哲学是，经济发展是社会最大的&善&，GDP增长是最大的&善&；衡量一切政策的标准就是是否有利于经济发展和GDP的增长，凡是有利于GDP增长的就是好的，不利于GDP增长的就是不好的；为了GDP的增长，我们甚至可以不考虑人的基本权利和尊严。功利主义当然不是中国人的发明。200多年前英国哲学家边沁创造了功利主义哲学，用来指导英国法律制度的改革；经过他的学生、经济学家约翰穆尔的改造，功利主义就变成了整个经济学的基本哲学。功利主义包括个体功利主义和社会功利主义两个方面：个体功利主义就是每个人都趋利避害，最大化自己的效用函数；社会功利主义就是最大化所谓的&社会福利&。社会功利主义的基本特征就是用目的的正当性来证明手段的正当性。它评价任何事情的标准都是后果主义的，只要我的目标是好的，就可以不择手段，不论这个目标是&经济增长&、&国家利益&，还是&社会福利&。在许多情况下，功利主义经济学也是拥护市场经济的，但它把市场完全当作工具性的，也就是说，只有当市场被认为有利于效率、有利于所谓&社会福利&最大化的时候，它才拥护市场；一旦市场被认为不利于效率比如说存在所谓的&市场垄断&、&外部性&和&信息不对称&等&市场失灵&的情况，它就主张用政府干预市场同理，功利主义对私有产权和自由的支持也是工具性的。
但我们人类做什么样的事情是正当的或不正当的，仅仅用功利主义标准可能是不行的，因为这样的标准可能会侵害人类的基本权利。比如说，假定社会中有几个长相奇丑无比的人，绝大多数人不喜欢他们，那么，按照社会功利主义的标准，杀掉他们就可以提高社会总福利&最大多数人的最大幸福&。但我们能认为这样做是正当的吗？在现实中，按照功利主义的标准，任何个体的权利都可以为了所谓的&国家利益&、&集体利益&、&社会利益&的名义被侵害、被剥夺，古今中外这样的例子举不胜举。与功利主义相对立的另一种正义标准，我称之为权利主义。权利主义是说作为个体，我们每一个人都有一些与生俱来的基本权利，这些基本权利是不可以以任何理由予以剥夺的，目标的正当性不能证明手段的正当性。权利主义也有很长的历史传统，它从古希腊斯多葛学派的自然法理论发展而来，两百年前德国哲学家康德提出的自由理论就是一种权利主义理论，当代政治哲学家罗尔斯的自由平等理论，诺齐克的自我所有权理论，罗斯巴德的自然权利理论和哈耶克的自由演化主义，都可以归为权利主义哲学，尽管它们之间也有很大的分歧。罗尔斯权利主义对于市场的捍卫是基于人的道德权利，人的自由本性和尊严，而不是效率，至少不仅仅是效率。也就是说，权利高于功利。
二、中国没有功利主义哲学，但有功利主义传统我们中国人虽然没有发明功利主义哲学，但一直有功利主义传统。秦始皇的&富国强兵&就是功利主义。当年搞计划经济也是功利主义的，它把国家的经济发展&赶超战略&当作一切政策的标准，也就为剥夺私有财产和个人自由提供了正当性理由。改革开放后，我们不再认为计划经济是发展经济的有效手段，转向发展市场经济，但无论是对计划经济的否定还是对市场经济的拥护，都是功利主义的。这样的思维方式至今没有改变。无论是&一切为了增长&，还是&稳定压倒一切&，其实都是典型的功利主义，评价任何政策就是看是否有利于经济增长效率，是否有利于社会稳定，而不考虑这些政策是否侵害到人们的基本权利。举例来说，为了经济增长，就要搞大规模的建设，要修路、盖房子、建商场，所以就会有拆迁，这个拆迁就是正当的，至于用什么样的方式拆迁就无关紧要了。我们甚至可以用野蛮的手段来拆迁，造成了很多人的不幸，美其名曰为了国家的经济发展。但仔细想一下，即使我们的目的是对的，能以这样的目的来证明我们在拆迁当中的所作所为都是正当的吗？类似地，当&稳定压倒一切&的时候，为了稳定，我们就可能不顾法治的基本原则和人的基本权利，甚至有人说出这样的话，&如果不杀XXX，就会天下大乱。&但我们能认为这是判一个人死刑的正当理由吗？我们怎么能证明不杀这个人天下就会大乱呢？
三、功利主义的流弊社会不能没有正义，但功利主义和权利主义对正义的理解不同。功利主义讲的是利害，不是是非。而权利主义讲的是是非，不是利害。权利主义讲的正义就是尊重每个人的基本权利，这些基本权利不能以功利的目的予以否定。我们可以用计划生育的例子来说明这一点。计划生育的目的是为了控制人口。听起来，这是很正当的，因为人口太多的话，我们资源有限，我们没有办法发展，没有办法过一个好的生活。但我们想一下，否定人的基本的生育权利，甚至用非人道的方式强迫堕胎，是不是符合基本的正义？显然，功利主义与自由是不相容的。我们也可以考虑一下我们应该如何看待民主。民主究竟是手段还是目的？在功利主义者看来，民主仅仅是手段，所以人们的争论就集中在：民主制度是不是有利于经济发展？如果有利于经济发展就是好的，不利于经济发展就是坏的，我们不能用它。功利主义者经常引用印度的例子证明民主是不可取的，因为印度的民主制度并没有带来经济繁荣。但从权利主义的观点看，民主不仅仅是手段，也是目的。因为民主是人们行使自己权利的一种方式，民主关乎权力的正当性问题。功利主义为政府干预经济提供了理由。按照功利主义理论，政府可以集中力量办大事，这样有利于经济的短期增长，有利于应对经济危机。比如在2009年发生全球金融危机时候，中国靠政府的力量很快就推出了很强的刺激政策。但是在权利主义来看，如果政府干预侵害到个人的基本权利，就是不正当的，不能因为政府做事&效率&高就为政府的干预政策背书。功利主义其实对社会道德形成了好多的破坏。再以计划生育为例，前段时间华南某大学的一位留学回国教授，因为超生被开除了，是什么理由让校长做出这样的决定呢？计划生育部门给校长打报告说，计划生育一票否决，如果不开除他，我们学校今年的先进单位就拿不到了。一个社会，如果人们把奖状、奖牌、奖金，看得比别人的生命还重要，我想这样的社会很难有很好的道德秩序。
我们也会为了功利的目的，如增长、稳定等，限制人们说话的权利。但说话的权利，法律上讲的言论自由，其实是人们最基本的权利。如果我们为了增长或稳定限制言论自由，必然导致媒体人缺乏职业道德，导致媒体腐败，导致学术腐败。同样，为了增长和稳定，不遵守法治的基本原则，否定司法的独立性，法官就不会有职业道德，也必然导致司法腐败。理由很简单，没有任何人可以为不是自己的决策承担任何责任。当你写出来的文章不是发自你自己内心的自由意志，当你做了一个判决，不是根据法律和你的良知，要让你对此承担责任，是不可能的，正如我们无法让一块石头承担责任一样。由此，也就可能导致整个社会的道德堕落。功利主义的严重道德后果，我们应该认识到。
四、the reform in China，须从功利主义转向权利优先当然，功利主义之所以能够流行，无论在中国还是国外，是因为它有一定的历史原因。这个历史原因大致来讲是这样的：根据Inglehard的现代化理论，从传统的社会农业一直到工业化社会，人们的生存价值是第一位的，为了集体的生存，个人的权利就会受到压抑，人们有时候也愿意接受这种压制。在极端贫困的情况下，人们可能为了生存而自愿放弃自己的自由和尊严。我在农村的时候遇到这样的事，有的人为了吃上饭，故意犯罪坐牢，出狱回家没有饭吃又继续犯罪坐牢。但进入后工业社会之后，个人的权利、自主性、自我表达的价值就变得越来越重要，这其实也就是我们所熟悉的马斯洛的需求层次理论告诉我们的。社会在变化，传统的生存价值将逐步被自我表达的价值所替代，这个时候，如果还是仅仅按照功利主义的标准来评判我们的政策和所作所为，跟人类本身的进步就不相一致了。这就是我们今天必须面对的转变。中国改革，无论我们思考问题还是制定政策，都必须从功利主义导向转向权利优先。人类有一些基本的价值，这些基本价值应该优先于任何功利主义的考量，我们不可以以任何的理由，无论是为了GDP的增长还是为了维持稳定，去否定它们。
当然，涉及物质利益的选择，我们可以用功利主义的标准，进行成本收益分析，但涉及人的基本权利，个体的人格和尊严，我们不可以用功利主义来衡量。我们政策的正当性不能仅仅看它是不是有利于经济发展，是不是有利于提高效率，正如我们不能从是否赚钱来评价卖淫一样。在争论公有好还是民营好的时候，我们过去的标准就是问哪种所有制有利于经济发展，我认为这是不够的，我们不能只从有利于经济发展的角度来理解民营企业的价值，如果这样来理解的话，我们随时可能否定民营企业，甚至把民营企业收归国有，因为任何情况下，有些人总能找到理由说民营企业不利于经济发展。我们应该认识到，自由创业、自由创新、自由交易是人类的基本权利，包括从事金融行业都是人类的基本权利，我们不可以以任何其他的理由剥夺它们。功利主义的考量不可能建立起真正的市场经济，任何时候我们都可以从另外的角度说它不利于经济发展或者不利于社会稳定，从而否定它。市场不仅仅是GDP增长的工具，市场也是人类实现自我价值、追求卓越的一种途径。只要我们尊重了人的基本权利，给每个人平等的自由，市场经济自然就会到来。反之，如果我们的体制和政策不尊重人的基本权利和自由，再多的改革措施都不可能建立起真正的市场经济制度。
冷哥最近看到微博博主
截了一些武林外传的图，用最平实的话，讲了最受益匪浅的道理。以前看的时候真的没有注意到这些，大概是那个年纪还不懂吧，现在看了不禁感叹：这三观真是正得一逼啊！
　　一篇《“夺命Uber”乘客死里逃生，Uber公司神回复：“路上行车，车祸正常”》的文章两天微信平台的阅读量超过8万。广泛阅读的背后，是消费者对网络约车APP普遍使用的新型关系下的责任界定问题的关注。在网络约车出现之前，出租车公司作为承运人，对出租车及其司机引出的法律问题承担连带责任，而网络约车平台出现后，这一责任的边界开始变得模糊。　　正如此案中Uber称自己是一个“技术平台”，而乘客连先生则希望Uber平台给予以相应的赔偿。可以说，无论谁获得支持，都将对未来网络约车中乘客、司机、平台的责任界定产生巨大的影响，这也恰恰是这一案件的意义所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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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对于Uber的业务模型，Uber 首席技术官Thuan Pham告诉《中国经营报》记者，“Uber希望为交通、物流建立一个市场，这是一个技术平台。这个平台希望能够给不同的司机来提供售卖服务的地方，他们的服务就是把乘客从一个地方运到另外一个地方，所以司机是为自己服务、为自己工作的。”　　在Thuan Pham看来，Uber向司机提供的服务就像一个人去一个市场租一个小台子来卖东西，Uber就是那个市场，所以Uber和司机是合作伙伴的关系。　　“司机付一部分钱签我们的平台，我们给司机使用我们的技术。从技术上来讲，我们把司机和平台分开来了。相当于我们的客户是司机，司机的客户是乘客，我们只是让这些交易在全世界变得更加顺畅。” Thuan Pham说。　　但是，仅仅向司机提供这样一项技术是否就足够了？网络约车平台涉及到的问题绝非如此简单。
　　在Uber专车撞车案件中，受伤的当事人，也就是微信文章的作者提出了几个问题：　　第一个问题：“司机多是为了经济利益，疯狂接单疲劳驾驶才会发生这样的惨剧，Uber对于司机的接单数量以及行驶时间是否应该规范？”　　第二个问题：“一旦乘客发生交通事故和交通意外？乘客该怎么样找到公司？难道做着在红线边缘的服务业，Uber不应该留个投诉电话么？”　　对于第一个问题，Uber内部人士告诉记者，“Uber对于司机的接单数量以及行驶时间是有规范的，比如在连续工作N个小时后就不能在抢单。因为理论上来看，Uber的技术后台可以跟踪到司机的接单数量、行驶里程及行驶时间，但在实践中，这一规范却不容易奏效，比如一个司机可能会注册多个软件平台，比如Uber、滴滴都同时开着，他们会不停地切换，最终单一平台很难统计到这一司机真实的连续驾驶时间，不仅如此，一些司机还会以不同的身份进行登录，比如以家人的身份，这在后台很难统计。”　　事实上，这牵扯到另外一个问题，即多个约车平台的大数据共享，如何通过大数据共享来约束疲劳驾驶，保证乘客利益。　　而从乘客的利益来看，即使发生诉讼，在涉及司机是否疲劳驾驶的问题上，Uber虽然负有举证责任，在司机多个软件切换的背景下，乘客估计也很难抓到司机疲劳驾驶的证据。
　　Thuan Pham也表示，“各个城市从服务来说有很多类同点，比如整个形象、外观、感受，以及乘客和司机使用服务的方式，在全球都是差不多的。因为我们也希望将一个系统有效地应用于全球，让全球的人都可以高效地通行。但是对于一个很重要的市场而言，像中国市场非常巨大，我们有专门的工程团队，专门定制中国的体验，以使其体验能够符合像中国、印度这样的重要市场。”　　然而，Thuan Pham没有具体谈到中国乘客在电话求助时面临的问题，而Uber内部人士则向记者透露，“Uber目前在武汉有一个投诉处理中心，国内还没有400的电话系统，因为即使有，座席也不一定能处理得过来，因为Uber进入中国以来面对最多的是反欺诈的问题，所以除了一些界面比较深层的地方会有电话投诉外，更多的情况下，是乘客通过邮件进行投诉，工作人员根据投诉的情况再进行电话回复和跟进。”　　这也就是连先生在文中所抱怨的，“Uber公司是否应该第一时间联系乘客，并派人到事故现场以及医院了解受伤乘客的情况？并相应的在24小时内给出一个处理态度和意见？难道靠一个未显示的电话号码象征性联系下后就再也不管了？”　　显然，对于使用约车服务的乘客来说，其所希望的是Uber公司并不仅仅是一个提供约车服务的网络平台，还应该是一个能够提供更多乘后服务的平台，否则，其作为乘客的利益可能就面临多重风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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