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西方发现新清史
[摘要]学术界对于“新清史”，认为“政治不正确”，甚至过度猜疑。 1996年，历史学家罗友枝在美国亚洲研究年会上发表演讲——《再观清代：清朝在中国历史上的重要性》。由此算起，新清史已经过了近二十年。近年以来，“新清史”的成果，逐渐进入中国读者眼中。其代表性人物，如路康乐、欧立德等人，著作纷纷被翻译成中文出版。更有汇聚相关争论的文集——《清朝的国家认同：“新清史”的研究与争鸣》，早在2010年即已面世。近日，历史学者、复旦大学历史地理研究中心教授姚大力先生，接连在《上海书评》发表《不再说“汉化”的旧故事——可以从“新清史”学习什么》、《“新清史”之争背后的民族主义 ——可以从“新清史”学习什么 》两篇文章。回顾和分析相关争论。姚大力教授认为，中国学术界对于“新清史”的评述，通常具有如下特点——“隐含着对于‘政治不正确’的高度，甚至过度猜疑；评论中的学术取向越强，批评就越显得心有余而力不足；即使是学术性很强的评论，也率多脱离西方知识界的共同认知背景去解读‘新清史’的研究成果。”因而，姚教授在《“新清史”之争背后的民族主义 ——可以从“新清史”学习什么》一文中，着重从西方学术发展和风向转变的脉络中，理解“新清史”的种种言说。他认为，“新清史”论点中，认为清帝国带有殖民帝国的性质，从西方学术界的角度出发，是受到后殖民研究的影响，“从萨义德和斯皮瓦克、霍米·巴巴等人在后殖民批判诸领域内取得突破性进展至今的三十多年里，这一思潮通过分析知识与权力的关系、身份认同的建构与易变属性、现代性的多元可能、全球化机制中的非西方元素、性别与女权主义等基本话题，越来越广泛地浸入西方学术主流之中”。在姚大力教授看来，这是二十世纪下半叶西方学术界的整体转向轨迹，作为西方学术界这一大领域之下分支的中国研究，流风所被，转而关注汉化/中国化之外的叙事和领域，就是再正常不过的结果。只有放置到西方学术界的整体脉络之中，才能理解到“西方中国研究中不少孤立地看起来似乎十分独特的见解，实际上往往是以比那里的其他人文社会科学专业更迟缓的节拍，受影响于作为整体的西方学术背景的产物”。相比于以往对具体观点的介绍和反驳，姚大力教授新近的文章，最重要的一点，大概在于把关注“新清史”和相关民族问题的中国读者，重新拉回到一个常识之中，即“新清史”虽然是关于清代历史的研究，但是置身于西方学术界的脉络之中。当然要从这些研究根植的学术语境之中入手，才能更好地理解相关论点和思潮的由来。美国的中国近代史研究中，曾有“在中国发现历史”的口号，套用这个句式，姚大力教授的文章，则是“在西方发现新清史”。这当然并非是他一个人的意识。《清朝的国家认同》一书的编者，即曾在后记中写道，在访问美国的诸多“新清史”学者之后，“感受之一，‘新清史’的史学观念深深扎根于西方的哲学理论和史学思想，是西方史学理论发展的一种结果”。然而，真正让读者理解这一点的，还是仰赖于治中国史却熟稔西方学术发展轨迹的姚大力教授。（文/周哲 辛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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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不再说“汉化”的旧故事——可以从“新清史”学习什么》
清朝疆域图（1820年）元、清国家建构的“内亚资源”目前流行的关于中国历史的标准叙事，基本上是把两千多年以来中国国家形成与发育的历史，描述为由秦汉确立的外儒内法的专制君主官僚制这样一种国家建构模式在被不断复制与向外延伸的过程中逐渐调整、充实和进一步发展。但是这样的解释存在一个巨大的缺陷。它虽然足以说明汉唐式的国家建制如何跟随在汉语人群向和以南地区的大规模移民行动之后，最终将南部中国的广大地域纳入有效的府县制治理范围，却也反过来向我们证明，在无法从事雨养农业、因而为汉语人群如铺地毯般的渗透式移民活动所不可企及的西北中国，上述国家建构模式的施展空间就会因为缺乏由汉族移民及被汉化的当地土著构成的有一定人口规模的编户齐民作为社会响应的基础，而受到致命的压缩。汉唐两朝都留下了向汉地社会以西和以北大规模拓展国土的辉煌纪录。唐代统治那些地区的羁縻体系，其核心成分是以经济引力和军事弹压为后盾的朝贡和册封制度。维持这样的统治需要巨大的经费支持。最近的研究表明，丝绸之路新疆段上货币经济最发达的时期，恰恰就是唐政府对那里进行巨额财政投入（以军费和行政费为主项）的时代。此种时间上的重叠绝不是偶然的。即使花费了这么大的代价，汉唐政府事实上还是难以把那些没有汉家“编户齐民”作为统治基础的地区巩固地纳入国家版图。中央政府一旦撤走，它在当地统治过的痕迹便很快湮灭，大约连亚历山大东征对中亚的历史影响也难以比拟。论者往往以为，汉唐以后传统中国管治郡县/州县建制下汉地社会之外的广大疆域的制度，就是至唐代已臻完备的羁縻体系自然而然的延伸或发展。其实这是一种误解。宋和宋以后列朝的确都继承了唐朝的羁縻体制，并在合适条件下将它不断向前推进。但是处于这一体制下的人群或地域与中央王朝的关系，可能朝着两种很不相同的方向演变。它们可能沿着土官——土司——土流并置——改土归流的演变路径，最终转变为与内地相同的施行府县制的地区。（如果敢地区等）而长期停滞在与中央王朝维持册封与朝贡关系的那些人群和地区，就可能从原先所在的羁縻体系中脱离出来，最终转变为完全独立的政治体。决定某人群或某地区究竟会朝哪个演变方向越过“分岔点”的关键因素，仍然与那里能否容纳汉人移民的问题息息相关。从对原来的纯粹区实施土流并置，到取消土司、改土归流的基本条件，还是要在那里培植出一批由移民和被汉化的土著人口共同构成的国家编户。所以，通过土流并置、改土归流的途径被并入府县制管制体系的地区，就只能被局限在一个极有限的空间范围内：它们必须位于紧贴汉地社会外部边缘，其自然环境尚能支持雨养农业，并且在人口、活动地域和政治整合诸方面又不十分发达。由此可知，除东侧在特殊历史条件下可以长时期维持建制外，占中国国土大部分的西部地区显然不可能依赖唐代羁縻制度的历史路径而被稳固地纳入国家版图之中。既然如此，大半个西部中国又是怎样变成中国领土不可分割的一部分的呢？新清史的成果所具有的巨大启发意义，可以说就在这里充分地显现出来了。过去有关元史和清史的叙事，多将元朝和清朝的成功，归因于它们的统治者能主动学习仿效“先进”的汉文化。而它们的失败，则在于它们还不够汉化。在这样的叙事中，中国各边疆地区永远处于被动地等待被中心地区“收复”、“统一”或“重新统一”的地位。实际上是追随着拉铁摩尔的学术思想，把“内亚资源”放在正面和积极的位置上予以评价。依据新清史的看法，至少是在国家建构方面，元和清的成功，恰恰来源于它们在主观上就拒绝全盘汉化。在评论的时候完全看不到这一点，无论如何是不应该的。这不是我们在对待别人的研究成果时所理应持有的学术气量和为人态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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内亚边疆帝国的国家建构模式如果要把新清史的见解再向前推进一步，那么我以为，它所强调的清代在国家建构方面的内亚资源，其实并不抽象，而是一个非常具体实在的东西，即从汉唐式帝国的边疆区域产生壮大起来的内亚边疆帝国的国家建构模式。这是除外儒内法的专制君主官僚制之外，存在于中国历史上的另一种国家建构模式。在唐亡之后长达一千年的时间里，先后将西部中国纳入中央王朝疆域并对它施行有效的国家治理的，正是两个内亚边疆帝国，即元和清。它们对处于其版图之内的汉地社会以及汉地边缘可以采纳传统羁縻建制来予以管治的地区，基本上沿用汉唐式的外儒内法的专制君主官僚制模式。但对分布在今日中国国土面积一半以上的西北部各大型人群实施治理的体系，则源于另外的资源。在清中央政府内，负责处理上述各人群、各地区日常政务的机构是理藩院，其管辖范围包括旗界、封爵、设官、户口、耕牧、赋税、兵刑、交通、会盟、朝贡、贸易、宗教等各项事务。尽管由于史料的欠缺，我们已无法知悉汉唐中央政府对各羁縻地区的管辖细节，但有一点还是可以肯定的，它们从来没有，甚至也没有想到过要像清政府这样名副其实地、深入地对西北部中国行使其主权。事实上，在汉唐国家建构模式里，无论如何也找不到一种政务机构是用来承担类似清代理藩院的治理功能的。这个事实，也很有趣地反映在一部由乾隆钦定的政书类著作《历代职官表》里。“职官表”一书的编撰，本为显示清代各种机构衙署无不渊源有自，通过“自古以来”的论证来烘托清朝统治体系的历史合法性。可是恰恰就在为理藩院追溯一个前世来源时，这部书不得不承认，在明、宋和五代都不存在可以与此相匹配的机构原型。再推前到唐朝，“百官表”便把当日鸿胪寺拿来与理藩院相比拟。鸿胪寺是专掌“典客、司仪”的中央政府部门。所掌对外的“宾客”之事就是所谓“边仪”。《唐六典》记鸿胪寺有关“边仪”的具体职掌为：“凡四方夷狄君长朝见者，辨其等位，以宾待之。凡……夷狄君长之子袭官爵者，皆辨其嫡庶，详其可否，以上尚书。若诸蕃大酋渠有封建，则受册而往其国。”宋鸿胪寺的涉外职掌与此相类。“诸蕃入贡”时，它还须负责照看“其缘路州、往来待遇，及供张、送遣、馆设之礼”（《庆元条法事类》卷七十八）。在明代，鸿胪寺下设司宾、司仪二署，归礼部节制。可见鸿胪寺有关“边仪”的职责，实质具有准外交的性质。清代的鸿胪寺所掌，主要是涉内朝会仪礼，也包括在皇帝接受“诸蕃入贡”时负责“引奏”。而归入前代鸿胪寺职掌之内的“宾客之事”，“则分属理藩院、礼部、会同、四译馆”。“职官表”在这里的表述有欠准确。实际情况是，前代鸿胪寺所管的涉内宾礼，大体属之礼部，而其对外宾客之事则归两馆。理藩院所理，非但原不在鸿胪寺的职责范围之内，而且事实上它是宋、明等朝从未管起来过的事项。对此，“职官表”作者的心里其实很清楚。所以在言及“外藩”诸地区时，本书写道，那里自“秦汉以来，德不及远”，“故从未有设官以治之者”。“从未”之说也有点问题。因为元代治理西藏和统领天下佛教的“宣政院”，就正确地被“职官表”列为理藩院的制度渊源。元、清在创制内亚边疆帝国的国家建构模式问题上前后相继、一脉相续的历史线索，在这里难道还不清晰可见吗？这条一脉相续的线索还可以再往前追溯。这种国家建构模式的形成，实则萌芽于辽，发育于金，定型于元，而成熟、发达于清。
中国历史上的两种“一统”观中国历史上的这两种国家建构模式，在其理想的国家治理目标上也有很大的差别。汉唐式国家的理想治理目标，用出于《礼记？中庸》的经典表达，是即“车同轨，书同文，行同伦”。“三者皆同，言天下一统也。”这里的“同文”、“同伦”，分明指的是汉文和儒家伦理。这一主张的要害，正是内亚边疆帝国模式所反对的“全盘汉化”，即用汉文化去覆盖全部的国家版图。拥有内亚资源作为凭依的立国者，并没有在不同人群和不同文化间维系相互平等的现代观念。但为防止不同族群，乃至同一族群中被分隔的不同群体联合起来从事反抗活动，也为了防止跨族群的相互干扰所最易引发的族群间冲突给政局带来的破坏扰乱，他们推行的将各大型人群的社会活动限制在各自地域范围之内的政策，以及他们试图将最高统治者塑造成兼具皇帝-大汗-文殊菩萨化身等身份的努力，都在客观上有利于一国之内各族群的文化在相对自主和宽松的格局下争取各自生存和发展的种种机会。元代兼行蒙古文、汉文、畏兀儿文、藏文和西夏文；除西夏文外，它们都是当日通行的官方行政语文。清代官颁的《五体清文鉴》，表明满、汉、蒙、藏、“回”（即用阿拉伯-波斯字母拼写的维吾尔文）等五种语文皆为“清文”。这样的眼光和气派，又岂是在汉唐式帝国体制下容易看得见的？上面说到的这些意思，其实就是新清史的研究所力图突显给它的阅读者的。当然，如果向前追溯的话，我们会发现，其实满洲统治者自己才算得上是最早指出这一点的人。雍正帝说：“中国之一统始于秦。塞外之一统始于元，而极盛于我朝。”（此语见《东华录》，邹逸麟已揭出它源出于《雍正起居注》，见《椿庐史地论稿续编》214页）康熙对明太祖之评论，则谓之“治隆唐宋”。在他们心目中，汉、唐、宋、明是一种“一统”，元、清又是另一种“一统”。给这个论断增加如下的补充，我想不为过分：前一种“一统”，就是古人所表达的“三者皆同”之“一统”。其版图再辽阔，实际上还不免是属于一种文化、一个人群的小“中国”。后一种“一统”，才是真正的“大一统”。这是一个“大中国”，既包含汉族的“中国”，也包括中国许多其他大型人群生于兹、长于兹的“塞外”寥廓地域。这样看来，中国在东亚这块土地上形成、发育和趋于成熟的过程中所经历的空间变迁节奏，可以用“自北向南”和“从东到西”这样两个语词来加以概括。“自北向南”是指汉语人群在华北形成和发展起来，再从华北向南部中国迁徙，以及整个东部中国被汉文化所整合的过程。“从东到西”则指汉地和中国西部被整合到同一个国家版图之内的过程。后一过程在最近的一千年里所取得的显著成果，真正为今日中国的疆域奠定了基础。由此返观中国历史的标准叙事，它虽然也肯定元和清在疆域拓展方面的贡献，但这种肯定对于其贡献的独创性几乎完全没有意识，所以显然还远远未曾到位。
“大清国”等同于“中国”吗？但是，超越“三者皆同”的“一统”所带给清帝国的那种族裔、文化和政治合法化论证上的多样性，也使我们在认识清代国家属性方面发生了某些困扰。新清史对清朝能否与“中国”相等同的见解，于是成为最容易触及中国读者敏感的一个问题。新清史研究中有些（并不是全部）学者认为，清朝的疆域包括“中国”在内，但还要大于“中国”，它是一个大于“中国”的帝国。所以不能把清朝和“中国”相提并论。“中国”这个名词在历史上有过很多含义。它从最初用指登封、洛阳一带的“土中”（此其一），以后演变为对中原，后来又扩大到对包括关中在内的全部华北地区的指称（此其二、三）。还不止如此，自秦统一以后，“中国”又可以指将首都设在华北、或从华北搬迁到南部中国的中央王朝所辖的全部版图，虽然最初生存于南部中国的土著主体并不是汉语人群。这可以说是它的第四层含义。最后，即它的第五层意思，还可特指在含有非汉语人群地域的国家疆域之内的汉语人群和汉文化地区。如万斯同叙述明代云南非汉各族群的习俗时就说：“大抵诸夷风俗，与中国大异。”（《明史稿》卷四百十一）关于“中国”的后两层含义，一直使用到很晚近的时代。英语里的Chinese兼有“中国的”和“汉语的”两种意思，就与“中国”一词在汉语里的两项不同词义有关。新清史研究仅在上述第五项意义上使用“中国”一词，而问题就出在这里：他们未经考察清朝人，尤其是满洲人自己如何使用“中国”的名称，便硬要根据自己选定的那项语义来界定清朝和“中国”的关系。《回应新清史》一书里写得最言赅意明的是吾友甘德星的文章。康熙帝在满文遗诏中自称“皇帝”，尚可解释为他欲强调的是自己在面对汉人臣民时的中华皇帝身份。但他在对西洋传教士的训喻中说他们“在中国年久”，便显然是在使用上述第四层意义上的“中国”之名称，这个“中国”毫无疑问乃是“大清国”（daiqinggurun）的等义语。满文里有dulimba-igurun，译言TheMiddleKingdom，是即汉语“中国”的满文对译词，已见于罗杰瑞的《简明满英字典》（66页）。出版于1849年的科瓦列夫斯基《蒙俄法辞典》第三卷收入了蒙古语的dumdatuulus（1865页），译言“中国”。我猜想它应该是从满语的dulimba-igurun转译过去的。中见立夫认为该词的出现是在辛亥革命之后（见氏著《“满蒙问题”的历史背景》第7页），不确。甘文更揭出《中俄尼布楚条约》的满文本已使用dulimda-igurun的译名。在外交场合使用“中国”以自称最能说明问题。因为在面对作为“他者”的别国时，它更加确凿无疑地可以被看成是满人皇帝和清政府对国家的自我命名。雍正在《大义觉迷录》里也说，清朝“并蒙古极边诸部俱归版图，是中国之疆土开拓广远”。此处的“中国”，也只能是大清国的等义语。由此可知，说“中国”在清代亦可用指前文分析中的“小中国”，这并不能算错。但若说它只能指“小中国”而言，因而只能被看作是“大清国”的一个组成部分，那就不符合事实了。
本文刊于日《东方早报·上海书评》，题为《不再说“汉化”的旧故事——可以从“新清史”学习什么》
按照新清史的叙事体系，从统治者观点来看，清朝对于边境地区的国家建构模式无疑是更优的选择，更有利益大一统，从个体自由度来看无疑是一种历史性的倒退。唐代在羁縻地区推行“普世”的汉文化更像是当代西方文明对全世界的输出，由此也可从侧面印证汉文化在后一千年间的日趋颓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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众声·回音
姚大力老师文章不多，粉丝不少—或许正是因为文章不多却又每次出手不凡，才会如此引人关注。这一次，他这篇《不再说“汉化”的旧故事—可以从“新清史”学习什么》（4月5日《上海书评》）所触碰的，则是“新清史”这个异常“敏感”的话题。为什么敏感？微博网友“悟滋tshbnuth”发表的评论说得好：“风口浪尖上的新清史啊。每次都会给学生介绍这些内容。不过，无可否认，新清史学者中有一些人具有敏感的身份，这也是国内学界对其采取警惕态度的原因。总之，一定要把讨论限制在学术范围内。”学术与政治的区分，向来是不容易的，所以也就有了如下评论—
@yanagit：虽然这篇文章写得不好理解。但其中一个观点比较认同，即清朝对蒙疆藏的稳固治理归因于其在当地“非汉化”的政体。汉制显然不适合上述地域。古如此，今亦如此。所以说一国两制也从来不是什么新发明。
@萧湘-：须每天默念三遍“中国不等于汉”解毒。
@南槐国大宗师：姚大力：“大清国”等同于“中国”吗？应该说：“大清国”是“中国”的一个朝代，同样，“大元国”也是“中国”的一个朝代。大汉国与大唐国也是“中国”的不同朝代。
@乐温先生：过去历史的种种表明，“中国”不是哪一个族群的中国，汉人无力独占，蒙满诸北族也无力独占，因此才有近代以来的中华民族建构，可惜这建构深中民族主义之毒，视野短促，漏洞不小，以致今日甚为可虞也！
@乾隆皇帝专属微博：能否理解为作者最后其实赞同“新清史”学者，或者说至少是欧立德的观点，两者没有太大区别，即清代语境的中国既可以指汉地，也可以指整个清朝的领土，例如乾隆就曾称jun gar 的土地并入了dulimbai gurun。这视具体的情况而定。
@季书白：或者说新清史学者的观点也做了调整，不再坚持“清朝非中国说”，欧立德就很明显。
@-ici：其实还是将“中国”作为一个弹性的概念，就像daicing gurun一样。
最后，再来看看这位网友的现身说法—
@清荷凝晨露：虽然自己学的是明清史，并且很不赞同欧立德、柯娇燕他们的观点。但是，只是觉得人家时不时的就能提出一个新观点、新方法、新思维，反倒是我们这些人，一直在反反复复的炒冷饭，着实令人汗颜啊！
看来，赞不赞同西方学者是一回事，要想与西方学者交流时不再说“旧故事”，还是得停止“炒冷饭”，学习“新观点、新方法、新思维”。一言以蔽之曰：与时俱进。
本文来源：东方早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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