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教育面临的最尖锐的问题是什么？；－－学校、市场和政府的重新定位；周天勇；日08:27【字号大中小】【；内容提要：目前中国教育体制带有浓厚的计划经济和行；教育体制自1977年以来，进行了恢复高考制度、高；一、高度计划和垄断的教育体制及其问题；在市场经济国家里，教育一般是一个垄断竞争性的特殊；首先，初中小学体制具有高度的垄断性；家庭根据其
中国教育面临的最尖锐的问题是什么？
－－学校、市场和政府的重新定位
日08:27 【字号 大 中 小】【留言】【论坛】【打印】【关闭】
内容提要：目前中国教育体制带有浓厚的计划经济和行政垄断的色彩，由于学校之间没有竞争，教育效率低下、成本奇高，导致受教育者和家庭的教育负担越来越重，如不予以改革和控制，上学将是未来中国人的一大难事。教育改革的出路在于：扩大学校的教育自主权，教育行政部门应当改变目前“应该管好的事情没有管好，不应该管的事情管了不少”的出力不讨好的局面；教育社会化，放开让社会办学，让社会力量参与和联合办学，甚至与国外教育力量联合办学，扩大教育的供给能力，降低教育价格；政府的责任是制定教育发展战略，投入足够的教育资金，特别是财政应当列支足够的义务教育资金，做好教育督学和仲裁工作，制定教育游戏规则，动员社会力量和动用政府资金帮助困难学生就学。
教育体制自1977年以来，进行了恢复高考制度、高校调整和合并、推行素质教育、学校后勤社会化等方面的改革，取得了一定的进展和效果。但是，教育体制仍然弊端很多，是群众意见较大和较集中的行业之一。提出的比较尖锐问题是：各级教育，特别是高等教育收费越来越高，如果收费水平再继续涨下去，广大工薪群众的收入无法供养子女上学，中等和高等教育将会成为有钱人享受的领域；考入高考分数线后，子女家长求学心切，而招生也发生了一些寻租等腐败问题，而且寻租办法越来越隐蔽；农村人口城市化进程将加快，但是，进城务工的农民的子女因户口等制约，不能顺利地上学，要么要付出高于城市子女的费用，要么专门为这个阶层所办的学校，得不到政府教育部门的承认，教育对这部分群众实行不平等的歧视性政策；城市中因城市改造和工作的地点变动等，人口的居住地点也流动化，但是中小学生却不能在社区间择校上学，群众也不能选择学校的优劣。群众的疑问是：以后我们的子女还能上得起大学吗？作为一个农民，我们的孩子能在城里上学吗？我们能为孩子选择一个好的学校上学吗？世界经济一体化的速度加快，我们的下一代能与国外下一代人在技术、市场和经济各方面进行有成效的竞争吗？国外一些研究和教育机构认为，在中国教育体制僵化和供给不足的情况下，中国学生到外国就学的市场巨大，许多国家的教育供给体系加速向中国开放，并积极到中国来招睐生源，为什么他们不能在国内读书呢？至少能不能与国外的教学力量联合办学而留住如此巨大的教育生源呢？本文拟就此谈一些自己的看法。
一、高度计划和垄断的教育体制及其问题
在市场经济国家里，教育一般是一个垄断竞争性的特殊服务行业。既有垄断的一面，又有竞争的一面，竞争的程度要高一些。从学校类型看，政府办的有国立学校和州立学校，也有社会办的私立学校，也有民办公助、公办民营和混合办学等不同类型的学校；从教育阶段看，有义务教育和非义务教育之分。教育如果高度垄断，不导入市场机制，没有竞争，教育的效率将会下降，成本将会奇高。中国目前上述教育体制中的问题，原因在于政府有关部门的高度行政性垄断。中国教育高度垄断的体制安排和运行状态为：
首先，初中小学体制具有高度的垄断性。一是初中小学招生按照户口所在地进行排位分配，学生没有自由和跨区选择学校的余地，学生排位以后，上也是这个学校，不上也是这个学校，学校不发愁学生的生源问题，即使这个学校的校长和教师不思上进，教学和管理水平再差，也会有学生上学，接着会有上级的拨款、学生的收费、许可的学校创收等，学校不会发生因家长选择而形成的生源危机而倒闭关门。二是初中小学择校试验班招生计划数量限制导致的恶性垄断。如果一些学生的家长因所在地学校教育质量较差而选择其他学校时，需要支付一笔相当昂贵的成本，在中小城市，这笔费用在元人民币，而在一些大城市中在1元范围，甚至有的较好的学校，有高达10万元以上的。为什么会这样高呢，因为政府有关部门给其下达的试验班等，扩招有计划数量极为有限，巨额的择校需求与有限的招生数量发生供求矛盾，由各种关系、交纳高额费用等方式进行市场的平衡。三是由于以学生户口所在地为准的初中小学招生僵化体制，使大量的临时户口家庭子女、城市建设搬迁改变户口所在地家庭子女、居住地与家长上班地距离较远家庭子女，无法就学，或者就学路途较远、通勤时间拖长，家长接送子女的时间、风险和成本加大。
家庭根据其文化背景、收入水平、未来目标等等，对子女教育的需要是有多样性、多标准性和多层次性的。城市化的推进，使越来越多的农村人口和其他城镇的人口向大中小城市迁移；即使在一个城市中，人口居住的流动性、工作的流动性和居住地与工作地的距离等等也加大和拉远，这就需要其子女教育地点的选择具有一定的灵活性和可选择性。在这样的格局下，中小学招生再按照年户籍人口增长率来计划每个地区的招生数量，下达给每个学校，不准突破计划所定的招生数量，不准招收外区子女，不准学生家长择校，?，是极不合理的。
特别值得一提的是，许多外地人，也有农民进城市，其在城市中已经安家落户，但是就是因为没有城市户口，其子女不能在城市中上学。这是一种典型的计划经济和歧视外地人和农民的制度，也不符合市场经济条件下劳动力要素及其家庭人口流动配置的原则。 民其结果是：高度行政和计划管理的中小学教育供给不适应市场条件下社会多样性的教育需求。上述中小学管理体制，是典型的一种计划经济模式，不适应市场经济下职业变动、居住地变动、人口迁移和人口流动等需要，也不适应不同收入水平和不同文化背景家庭对不同教育水平和特点的需要。
其次，高等教育和中等专业教育，更具有明显高度计划垄断的特征。一是全国高考和研究生的一些课程统一出题，统一高考，各个学校，甚至象清华、北大这样的名校也没有出题自主权力；而且有关部门想将越来越多的课程纳入自己统一出题的范围。二是各校高考和研究生招生数量由教育部和国家计委统一集中后，再分配和下达给各省，各省按照考试情况，确定进档分数线，也确定每个学校的分数线；学校无权在区际间调整，学生面临的是一个高度计划垄断的招生体系，报名和选择学校的风险很大，也几乎没有再选择的余地。三是学校的许多学科、课程、教材等等，由有关管理部门设定，似乎有关部门知道社会需要什么样的学科，而学校却不知道学生应该学些什么。四是学校毕业多少学生，怎样分配，过去也由计委和教育部决定，后来实在分配不了了，只好作罢，可以双向选择了。五是学校的基本建设计划、改造计划，都要报主管部门和有关教育行政部门审批，扩大招生需要扩大设施，有关部门不审批，也无法扩大。高度计划和垄断的高等教育体制带来以下一些问题。
中学生上大学难，由于不能推迟就业年龄和提高就业能力，政府就业压力加大。高等和中等教育的这种高度计划和垄断性，导致教育运行中这样一些后果：一些有潜力的学校，不
能扩大招生，使许多中学毕业的学生上不了大学。1998年时，有关部门开会，声称高等教育要控制规模、提高质量。后来在广大群众和学者的强烈呼吁下，加上中央将扩大招生作为扩大需求和减轻就业压力的措施之一后，才有了年的扩大招生30余万和20万。否则每年这50万中学生马上进入就业的压力也给社会和政府造成巨大的难题。中国的主要问题还不是要将少数人高等和中等教育的质量提高到世界先进水平，而是要扩大每万人口在校大学生数量，让更多的人上大学，提高他们的素质，才能给以他们就业的手段和本领，并且还推迟了就业的年龄，减轻了政府即期的就业压力。在中国，让少数人的学识达到世界先进水平，而让大多数中学毕业的学生不能上大学，是一种很不好的制度，结果只能是造就更多的低素质的就业困难的劳动力，导致创业和自主就业空间狭小，给社会、国家和政府添乱。
素质教育很难推行。中小学教育，特别是小学教育进行素质教育改革确有必要，但是，素质教育的前提条件是大多数中学毕业生能上大学。如果，大学的招生数量由于高度计划垄断，不能相应扩大，与社会需要相差太大，素质教育将会引起相当数量家长的强烈反对。因为高考不是按照素质教育标准招生的，也无法按照素质教育标准招生。家长有个子女上大学的总是，而党校则有个升学率问题，高考指挥棒必然要导致应试教育，而不是素质教育。在目前的高等体制下，素质教育的风险就是孩子们上不了大学。有的家长说，如果按照素质教育不强调分数，那么，高考时考不上大学，谁来负责。现在每一种工作，招人的条件都强调要是大学毕业，中学毕业找工作已经非常困难。当然，这里也不是说目前的这种读死书、死读书的教育就正确，需要进行改革。关键是要让想上大学的学生，尽可能多地让他们上大学，才能使残酷的应试竞争变成学习的快乐，素质教育才有可能在群众满意的格局下推行。关键是要扩大招生。而高等教育既要高度计划垄断，难以扩大招生，又想要推行素质教育，这本来就是一个自相矛盾、难以行通、怨声载道，而又费力不讨好的事情。
教育效率很低，学生的学费越来越高，如不加以改变，上得起学的家庭相对可能会越来越少。目前的高校合并，一方面，提高了一些公共教育课程师资的利用率，提高了后勤、图书等资源的效率。但是另一方面，也提高了高等教育的集中度，也即增强了高等教育的垄断力量。如果政府不改革高中等教育的高度计划垄断性，群众面临的是一个垄断力更加强大的体系：招生数量扩大有限，学费将会越来越高，教育越来越没有选择。目前高校合并的特点是行政性的合并，合并后学校内部原各方存在一些矛盾，甚至一些学校是人合心不和，内部管理方面内耗和协调成本加大；并且一些学校几十年，特别是改革开放二十年以来形成的校名无形资产价值受到一定程度的损失。高校合并在放开学校自主权的格局下，在市场竞争中，有的学校自然会办不下去而被强的学校所兼并，或者两个强的学校为了优势互相补，合并在一起。这是自然而符合经济规律的，是成本最低而预期良好的合并。
这种由政府有关部门分配学生的办法导致高中等教育学校之间没有竞争，其结果是：教育水平高的学校不能扩大招生，教育水平低的学校可以通过计划分配到生源；学校因生源是政府有关部门分配的，即使教的不好，也不会发愁下一学期没有生源的问题，没有竞争压力，教学质量得不到改善和提高，也即管理不善的学校不会缩小和倒闭关门；由于生源是计划分配的，而且学生要上哪个大学，也是行政分配的，没有挑选的余地，因此学费再高，也得上此学校，学费的上涨得不到竞争的平抑；由于学校可以通过不断涨费和变相收费的方式获得收益，而对学生（消费者）来说，又是卖方垄断，买方几乎没有讨价还价的能力，学校不思提高教育效率，人浮于事，许多人几乎与高等教育无关，却要学生承担他们的工资和福利。
韩国高等教育，高等教育的师生比为1：40，而中国1999年为1：9.7，教师效率为韩
国的1／4；另外，高等学校中教师与其他行政、后勤、社团等人员的比例为1：1多，甚至有的地区达到1：1.5以上。中国香港一个大学的系，系主任由教授兼任，系主任助理只有1人，可能管了一切行政事务；而大陆大学一个系要有一个系办，要有3个系办主任和副主任，还要有一些科员，加上其他行政干事，人员太多。加上学校中的行政和后勤部门，中国学生要负担的“教师”与学生比不再是统计上的1：9.7，而是1：4甚至1：3。中国的学校实际是一级教育中的党政社团组织，它在办社会，它在发挥政府的功能，而不是完全意义上的学校。但问题是，天下没有不付费的办社会和其他功能。高等学校除了教育之外，其他的诸如政府和社会功能越多，它的内部结构就越复杂，组成结构本身和结构的运行需要支付成本，于是这些与孩子们教育根本无关的费用都要由学生越来越高的学费来承担。
试想，这样的高等教育效率，学费怎么会不高呢？学生们养了一批与对他们教育和获得知识无关的人；甚至学生还要养学校中的幼儿园、车队、效率极低的医院和食堂等等。学费由高度计划垄断、高度集中的高等教育体系定价，学校之间没有竞争，学生没有选择的余地，学费和其他费用在不断上涨，中国人的孩子以后还能上得起大学吗？
教育是一种实现社会公平的形式。人人都要享受教育的权利，而中低收入的阶层接受教育后，其人力资本增加，人力收益率提高，有知识的人越来越多，人们素质普遍提高，其报酬就平均化。因此，越来越普遍的教育，是缩小收入差距和实现共同富裕的重要途径。一个国家里，越是少数人得到高等教育，大多数人得不到高等教育，则这个国家中少数人的收益率越来高，而大部分人的收益得不到提高，收入差距就会扩大。
教育，在市场经济条件下，是一种特殊的投资和消费。任何一个国家里，政府都要在财政开支中列出教育预算。根据经济发展水平和财力状况，国家对初中高各层次教育的支出程度不同。有的国家，国家包揽全部初中高等教育经费，教育对全体公民是免费的；有的国家只负责初等教育经费的支出，负责一部分中高等教育经费。中国目前，中小学实行9年义务教育，即各级政府要负责学校日常运行、基本建设、维护改造等经费，学生只交纳一些书本和服装等学杂费用；高中阶段学生承担的费用要比9年义务教育阶段多一些；而大学学生的学杂费每学期在元左右，一些特殊院校还要高一些；另外，吃住行等还要自己负责。在中国相当多的农村地区，九年义务教育，县财政没有足够的预算来列支，绝大部分费用由乡镇一级政府想办法。于是教育的负担就落在了农民身上，成为农民沉重负担的一大部分。
因此，一个大学生4年毕业，人力资本投资大约为5－7万元。高中3年，最少约需要2万元，义务教育阶段9年需要5万元。这样不计算择校可能交纳的巨额费用，平常情况下，一个家庭将子女从上小学培养到大学毕业，共需要12－14万元。这些钱，一个家庭如果月收入3千，30％的储蓄率，要存12－14年。如果月收入为2000元，储蓄率如果为30％，得存16－20年。如果再存款买房子，或者每月收入中要归还买房子的贷款，则存款的年限会更长，到40－50年。看来，一个中等收入的家庭，如果供养一位子女上大学，加上购买住房，消费将会很紧张。若收入较低，特别是下岗职工和农民家庭，则大学变成了一种奢侈消费，如果学校的收费再继续涨下去，中低收入群众的子女上不起中专和高等学校，将会成为一种严峻的现实问题。
二、竞争：扩大学校的自主权
那么，怎么解决上述问题呢？一种思路是用计划和行政的办法解决问题。将学校管死，提高质量，不让它们扩大招生；乱收费和涨价，则鼓励举报和政府进行检查和整改。实际上由于计划招生，规模控制，名额分配，学校不能跨区自主招生，学生也没有选择的余地，这就造成的学校的垄断地位。学校之间没有竞争，学校收费无法通过竞争而下降；教学质量也无法通过竞争而提高。再则，学生在学校就学，几乎没有上学的初始和中途选择余地，即使学校乱收费，大部分家长也敢怒不敢言。没有竞争，学费不可能降低下来。这种思路是行不通的。
第二种思路是扩大学校的自主权。主要是：给予一些高等学校出题监考等考试权，可以春季考试，或者秋季考试；给初中高等学校自主和自由在各地选择学生的权力，招生在不影响质量的前提下，不再下达计划；给以高等学校和一些中等专业学校自主设置专业和课程的权力；中小学校可以按照社会需求，安排试验班或者普通班，或者办文艺、体育等特长班，可以在社会监督下，实行不同的收费标准；学校有联合社会力量，进行合作办学，以扩大招生的自主权力；批准有条件的社会力量办学，与公立学校进行竞争，政府在加强监管、严格验收的前提下，承认其发放毕业文凭。对扩大教育自主权采取试点、逐步过渡推广的方式进行，对不同层次的学校进行分类管理，分层次改革。
这样，在学校与学校之间就形成了竞争压力。一是扩大大学招生后，大学不再是千万人挤的路，进入较为容易，家长也就自然考虑到素质教育，孩子们的学习负担才会降下来，才能真正减负；二是中小学的试验班会多起来，之间进行竞争，收费太高许多学生就不去了，收费也会降下来；三是收费高的学校，如果没有特点，生源就会受到影响，收费越高，生源越少，要么降低收费，要么由于规模小而固定成本高，办不下去，或者自然与其它大学联合，或者关门倒闭；四是目前行政后勤等成本几乎与教学成本相等，甚至大于教学成本，而且师生比太低，高等教育效率极低，虽然高校合并会由于公共课程利用率提高而提高一些效率，但是这些体制成本还是降不下来。为什么呢？因为学校没有外部竞争。因此，取消高等教育的计划和行政垄断体制，扩大其自主权，高校之间就会形成争夺生源的竞争，效率会提高，质量也会提高，学费会降低。如果一个高校，只是发放文凭，不提高它的质量，它的毕业生总是找不到工作，最后声誉不佳，生源就会大量减少，政府用不着费劲，它就会关门或者与其他学校合并。这里需要指出的是，没有学校之间的竞争压力，就没有学校内部减少机构、提高效率、尊重人才、提高质量等方面实质性的改革。教育内部体制改革就不会顺利而又普遍地进行。
可能会出现这样一种情况，扩大学校考试和招生的自主权后，学校顶不住一些周边权力人物子女、上级等方面压力，可能将不够线的一些学生招入学校，发生招生腐败。这可以用制定《高等学校考试招生法》、新闻监督、政府教育部门督导、鼓励群众举报反映等方式加以制约。不应因可能会出现这种情况，永远维持目前高度垄断的教育体制。
在外部竞争压力下，学校内部要进行改革，首先，坚决取消学校的行政级别。学校就是学校，不是政府，学校领导应当是学术权威，而不是行政官员。不应当将学校办成政府，而是应当办成学校。在中国共产党的领导下，精简与教育无关的机构和人员，要与国外大学比照，进行行政、教学人员的定岗定编，要在以精干和双肩挑方式加强党组织建设的前提下，以教育科研设事，要以事定岗；而不能因人定岗，因形式主义和上下对口定岗。江泽民同志指出，中国共产党要代表广大人民群众最根本的利益。高校人浮于事，这些人由群众掏腰包养着，消耗人民的血汗钱，他们涨工资还要涨学费，这是侵害广大人民利益的一种现象，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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康健:中国教育的良知所在 就是偏远地区教育
2016年全国两会已落下帷幕，但有关教育的话题与讨论并没有结束。精准扶贫是今年两会热词之一，而教育精准扶贫又是重中之重，乡村教育问题，一直牵动着社会公众的心。
康健：中国教育的良知所在 就是偏远地区教育
联系方式：bjzhaorui@
“教育扶贫”能让贫困地区的孩子掌握知识、改变命运，是最有效、最直接的精准扶贫。
美丽中国公益项目一直走在教育公益第一线，康健老师作为美丽中国首席教育官，对于公益，对于教育精准扶贫有着独到的见解。
我们在十年左右的时间里实行“撤点并校”，但实践证明这样一个政策其实没有解决根本问题，没有根本解决农村区域性教育公平的问题，甚至也没有解决那些最弱势群体的教育和教育质量问题，包括留守儿童，他们走太远的路，他们的家庭付出太多代价，他们的精神和心理上也受到了很多创伤。
扶贫在中国走过很长的路，过去扶贫其实没有找到根儿，钱也没花到点子上，所以现在国家提出“精准扶贫”，意思就是说，你只有找到根源，才能彻底解决农村的贫困问题。教育上其实也是相同的道理，农村教育的问题也是有根的，如果我们找不到这些根，其实我们也找不到解决的办法。
现在我们必须解决农村这个“区域性结构问题”，我们不能够再用“撤”和“并”的办法来解决农村教育问题，而是要用“分”的办法，用“联动”的办法，用“成片带动”的办法，用“连片结构”的模式来起到高度集中的效果。这是一个点，特别是这种情况在全国贫困农村地区还是普遍存在的。
我们要突破这样一个体制的时候就在想哪些社会资源（从物质、金钱到队伍）可以投入到农村教育中来，比如现在的城市里有很多私立、民办、企业办、公益机构办的学校，有多样办学的情况，但在农村由于各种原因，似乎还没有彻底突破这样一个旧的体制，本来教育就是全民的事儿，是有公益性、公共性的，政府毫无疑问是主体，有责任，但实际上还有很多的教育力量，比如大学的教育力量、教育公益机构的力量，甚至一些企业和社会资源的力量，甚至民间、个人都有可能参与到办学当中来。
美丽中国是在充分调动、集中、招募经过最好教育又有改变农村面貌志向的这一批非常优秀的年轻人，我觉得他不是因为各种诱因而来到这个团队（比如优厚的条件、比如各种名利，先下去一两年之后可以做公务员），“美丽中国”不是用这样的方法，在公益这个问题上我们提倡的是“无条件”，这就是你的志向，希望改变农村教育面貌，特别是改变贫困地区儿童的受教育状况，无论从队伍优秀程度上，还是在（志愿者）动力、力量上，其实都是非常好的。
我觉得从中国教育发展的大格局来看，城市发展相当快，甚至有些畸形，如果拿现在的城市办学标准、教师工资标准和现在农村教师、农村学校比，差别太大了，这其实要从教育公平、教育立法的角度来回答、来思考这样的问题。
教育是有根的，这种根包括亲情、包括血脉，包括文化，所以当地师资在当地教育中毫无疑问具有绝对举足轻重的地位，只是说现在农村教师队伍的结构、教师队伍的水平、教师队伍的补充存在着非常严重的问题，我们怎么针对这些问题改变呢？
我觉得作为公益机构“美丽中国”来说，它必须在有限的范围里实现精准，刚才你说分散的、点对点的，它的社会影响力或是可持续其实是受到挑战的，原来我们的理事长特别提出一个概念，“我们不仅是美丽人，关怀每一个孩子成长，我们可以做美丽班，在一个班里持续跟着一个人成长，把人连起来，变成一个接力化的派遣，让孩子感觉美丽中国不会离开我们，不离不弃”，给他们信心，这种情况下，姓张姓李是男是女就不再考虑了。
将来我们在这方面要有更多自觉性，一方面要合作，另一方面要把自己的支教纳入当地的发展规划，要把这种支教行为看作能够影响未来农村教育发展方向的一种努力，这是我们当前这种公益机构所处的严峻转型时期，把零散的项目制工作变成一种事业，变成一种持续性的组织化行为，我觉得在双方面都还需要大家一起努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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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教育扶贫”能让贫困地区的孩子掌握知识、改变命运、造福家庭，是最有效、最直接的精准扶贫。美丽中国公益项目一直走在教育公益第一线，康健老师作为美丽中国首席教育官，对于公益，对于教育精准扶贫有着独到的见解。
&& 1网易教育：康老师，乡村教育问题一直是国家和社会公众特别关注的问题，您觉得现在中国乡村问题最严峻的地方是在什么方面呢？
康健：因为现在中国农村教育确实呈现比较衰微的境况，主要原因其实还是在社会背景下，因为这些年城市化和经济的快速发展，农村劳动力大量外流，造成了农业以及农业社会的结构，小学甚至中学在这个时间段里发展都受到极大的影响。
其次，我们在十年左右的时间里实行“撤点并校”，其实“撤点并校”也是在这个情况下进行的，他们希望尽快改变农村的现状，用集中办学的方式期待解决，比如把最好的校园、最好的教师集中起来，提高教育质量。
但经过十年左右的实践证明这样一个政策其实没有解决根本问题，没有根本解决农村区域性教育公平的问题，甚至也没有解决那些最弱势群体的教育和教育质量问题，包括留守儿童，他们走太远的路，他们的家庭付出太多代价，他们的精神和心理上也受到了很多创伤。
在这个背景下，农村教育，特别是农村边远学校，就是我们说的村小办学点，上不去下不来的境况，他们其实是被遗弃、被甩掉的，集中办学后还是有一些村小办学点因为那个地方的孩子、家庭还是有上学需求，但他们又不能走很远的路，所以还是留下来一些小规模的学校，像村小办学点，这些学校在中国农村相当普遍，数量也相当可观，所以这是中国农村教育的问题，也是中国教育改革和发展的一个难点、症结所在。
我想，作为“美丽中国”的一员，我们也正在分析这样一个环境背景，找到解决办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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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网易教育：康老师，今年两会期间重点提出精准扶贫，尤其是教育的精准扶贫，您认为为什么把教育扶贫放在整个扶贫的头等大事来做呢？
其实扶贫在中国走过很长的路，过去扶贫其实没有找到根儿，钱也没花到点子上，所以现在国家提出“精准扶贫”，意思就是说，你只有找到根源，才能彻底解决农村的贫困问题。教育上其实也是相同的道理，农村教育的问题也是有根的，如果我们找不到这些根，其实我们也找不到解决的办法。
教育扶贫和乡村家庭的扶贫还是有很大区别，我们在经济上或在物质上可以通过很多办法，包括投资的办法、金钱的办法、物质的办法，其实是可以改变他们的生活环境的，但如果我们要彻底解决乡村农民生活的安全感、尊严感和幸福感，还是需要很多努力。
教育有它自己的规律，要精准、要找到教育（规律）的根源，就能改变面貌，比如现在农村的学校，乡村环境和教学条件上确实都有了不同程度的改善，但仍然不能解决现在农村的教育落后问题、教育质量问题和教育公平问题，主要原因是现在农村（教育）软件的问题还很严重，包括两个主要方面，一是师资对教学质量的影响，二是办学水平，一个村小因为各方面条件，整个学校的管理水平也存在着比较严重的问题。所以现在农村学校精准（教育扶贫）就是要根据实际情况决定我们所采用的办法。
“精准”才能造成深度介入，农村学校的改变、农村教师的改变不会像有些物质改善那样容易，教育问题的解决需要补充农村教师队伍、农村教师培训、农村小规模学校效益的问题，都需要我们用智慧和极大的决心来突破，包括体制上的突破，才能够彻底解决我们中国现在现存的贫困地区的小规模学校，彻底解决将来农村脱贫很重要的方面，我们不仅仅是脱贫，说白了还要彻底甩掉“一穷二白”的帽子，穷要甩，还要（发展）科学技术和文化，这些对学生来说是非常非常重要的，那么我们怎么给他们开设课程，用什么方式解决，以留守儿童为主的农村小学教育对象，都需要我们举国之力，而且特别需要大量专业人员，包括大学以及各种公益机构动员起来，深入到农村第一线，精准、深度、稳定、可持续地解决农村小规模学校的发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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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网易教育：刚才您说到“精准”，能不能再仔细谈一下教育扶贫精准在什么地方？
其实“精准”有两个含义，一是现在农村学校的难点、症结到底在什么地方，其实我们前些年“撤点并校”以后造成了一个局面，我把它形容为“月朗星稀”，大量资源集中在一个中心校园里，边缘学校完全丧失了自主权利和资格，他们没户口了，也没有权利解决自己的编制、解决自己的资源投入，各种（资源）都失去了，所以自主发展动力受到了极大的影响。
现在我们必须解决农村这个“区域性结构问题”，我们不能够再用“撤”和“并”的办法来解决农村教育问题，而是要用“分”的办法，用“联动”的办法，用“成片带动”的办法，用“连片结构”的模式来起到高度集中的效果。这是一个点，特别是这种情况在全国贫困农村地区还是普遍存在的。
另外就是教育是由学校决定，而学校是由教师决定，目前乡村教师无论在年龄、在结构、在学科，在我们人事制度、工资制度方面其实都存在着严重的问题，今天我们仍然沿用这样一套已经很陈旧，不能动员乡村活力的一套体制来解决眼下的问题，我觉得是有很大困难的，我们必须要解决农村教育体制改革问题。
1985年国家就颁布了教育体制改革的决定，但30年过来，其实整个国家的教育体制问题并没有完全解决，主要表现为：第一是全国划一；第二是缺乏活力；第三是在改革和创新的动力上不足。而农村的教育体制改革则可能比城市改革更晚，我们大量农村教育还是用非常陈旧的体制，像老牛拉车一样行进，所以我们可能需要重新调整这辆车，让它轻一点、让它的轮子转得好一点、让它行进得快一点，教育体制的突破是所有改革的基础，所以我觉得“精准”主要表现在这两个方面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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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教育扶贫”能让贫困地区的孩子掌握知识、改变命运、造福家庭，是最有效、最直接的精准扶贫。美丽中国公益项目一直走在教育公益第一线，康健老师作为美丽中国首席教育官，对于公益，对于教育精准扶贫有着独到的见解。
4网易教育：您认为教育的精准扶贫需要依靠哪些方面、哪些人士的努力呢？
康健：刚才我说到教育体制的问题，过去我们学校是公立的，办学主体和投资主体都是国家，当然，现在我们的体制有极大的依赖性，大家都觉得这个钱是国家拿来的，就像“铁饭碗”一样，其实它的动力和活力不足，现在在社会上解决教育问题，我们要突破这样一个体制的时候就在想哪些社会资源（从物质、金钱到队伍）可以投入到农村教育中来，比如现在的城市里有很多私立、民办、企业办、公益机构办的学校，有多样办学的情况，但在农村由于各种原因，似乎还没有彻底突破这样一个旧的体制，本来教育就是全民的事儿，是有公益性、公共性的，政府毫无疑问是主体，有责任，但实际上还有很多的教育力量，比如大学的教育力量、教育公益机构的力量，甚至一些企业和社会资源的力量，甚至民间、个人都有可能参与到办学当中来。
回想中国过去的传统，很多乡绅、很多开明之士都会在村里开办小学，现在我们还有留存上百年的村小，说明本来教育其实就可以动员全社会的力量。
现在我要提出的是，现在教育公益机构正在成为教育发展的第三种力量，这种力量是在市场和政府之外形成的，这个力量有很多优势，在确定自己的方向上是明确的，它自己的经济投入有独立体系，没有受到太多市场化或政府行政的干预，但它的弱点可能在于专业化和持久，所以如果我们从根本上能够看到公益机构的优势，同时也知道它的弱点，（如果是这样），我们很可能在中国甚至整个世界走教育专业化之路，它很有可能成为一股力量，而且这股力量将重新改变农村教育体系，成为一支生力军。
现在“美丽中国”的实践正在证明这一点，大量经过研究生教育的年轻人作为志愿者和公益者，又经过严格培训和指导，到了农村以后成为农村特别是边远学校的新鲜血液，在一个班、一个学校甚至一个地区造成广泛的社会性影响。这样一个实践其实证明了公益机构有可能在中国彻底脱贫攻坚以及彻底改变农村教育落后局面（上）起到非常非常重要的作用，我相信，我们的实践也证明了，我们正走在一条正确的道路上。
当然了，不仅仅“美丽中国”可以这样做，因为中国贫困人口很多，现在农村薄弱学校、小规模学校很多，它需要的力量相对来说甚至比那些大规模学校要求更高，比如它要求教师有更高的综合能力，教师要有更坚定的毅力，在最贫困的地方从事教师职业，还有一些相对薄弱的学校也需要有“生力军”彻底改变队伍的结构及现在的现状，所以我相信我们可以动员更广泛的社会力量来解决这个（问题），特别是政府要看到这些公益机构目前正在发挥的作用，它在避免很多传统体制下带来的问题，其实它是有优势的，所以政府可以采用支持、赞助、购买服务、委托办学等多种方式来调动这些力量。我觉得我们可以看到农村教育改革的希望，甚至成为引领中国教育改革的方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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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网易教育：您刚才说到了公益组织在教育扶贫上正在发挥越来越重要的作用，我们也注意到今年两会政协委员刘红宇用“美丽中国”作为研究对象，提出了教育扶贫的民间模式，您可不可以仔细再跟我们谈谈“美丽中国”在教育扶贫上的亮点以及它的一些独特模式？
刘红宇委员在“两会”上的提案我看过之后很兴奋，而且她的提案水平说到点子上了，表达得非常清楚，诉求也非常明确，而且提案之中又充满着情感和实践。“美丽中国”现在是中国很多教育公益项目之一，但我还是看到了“美丽中国”在支教过程中有一些亮点：
第一，它是在充分调动、集中、招募经过最好教育又有改变农村面貌志向的这一批非常优秀的年轻人，我觉得他不是因为各种诱因而来到这个团队（比如优厚的条件、比如各种名利，先下去一两年之后可以做公务员），“美丽中国”不是用这样的方法，在公益这个问题上我们提倡的是“无条件”，这就是你的志向，希望改变农村教育面貌，特别是改变贫困地区儿童的受教育状况，无论从队伍优秀程度上，还是在（志愿者）动力、力量上，其实都是非常好的。
第二，“美丽中国”现在特别强调专业和标准，招募、培训、支教整个全过程，乃至到毕业，有一个完整的培训和指导体系，而且现在正在建立一个更加专业的教育队伍，“美丽中国”也很希望能够吸引到社会上更多教育资源，每一个阶段都是有标准的，招募有招募的严格标准，培训有培训的标准，督导、评价其实都正在建立一套严格的标准，换句话说，如果没有标准，就不能实现国家对教育的一些基本要求，如果没有标准，其实我们也很难来评价你的教育到底如何，所以建立标准不仅仅是为了说明我们自己的工作，而且更重要的是，我们是对乡村孩子的一种承诺，就是我们要把这事儿做到最好、最美丽。“美丽中国”正在创造经验。
当然，更重要的一个经验也是它八年过程中的经验凝炼，原来是比较分散的支教，一个村、一个小学如果需要老师，我们就派一两个或三五个老师，但现在的培训是（关于）如何加强计划性派遣、稳定派遣、持续派遣，我们正在做这样一个努力，派遣之前我们会做大量的需求调查、基线调查，知道哪些农村需要，我们派去的老师能否在当地产生影响。您也知道，现在中国很多教育资源、环境是相当落后的，有时候一两个老师在很偏远的地方更多是在体现一种精神价值。
怎样让零散派遣（形成）稳定师资输送机制呢？“美丽中国”现在有一种“化短为长”的理念，我们保持两年最低支教年限，同时保证支教点有可持续性，而且要造成连片的相互影响，替代或改变原来农村教师补充的一套机制。
原来农村教师的补充很困难，优秀教师补充就更困难，因为当时这些教师都是按照国家农村教师的政策，第一，他有编制，但入编很不容易，这些年来我们从代课教师到正式教师其实做了很多年调整，但无论怎么调整，师资补充优秀成分占的比例还是相当小，甚至总量也不足，所以国家采取了很多政策，比如国培计划，目的之一其实就是为了保证农村教师的补充数量，特别强调优质教师在总数量中的比例，所以这些教师将来有可能发展到10万人的规模。
但我们也在想怎样让教师派遣制度成为农村教育中稳定的、制度化、组织化中的政策，可能还需要很长的努力我们才能够保证优质教师的派遣成为常态，甚至会吸引更多人，包括社会方方面面的人包括我们招募的大学毕业生，其实包括很多海外刚刚毕业的留学生，也包括现在正在公立学校工作甚至在民办学校工作，还有刚刚退休，在其它教育机构里的工作人员，（把他们）吸引到这支队伍里来，让这支队伍成为有尊严、有地位又有足够保障的队伍，我觉得还有很远的路要走。
拿教师工资（为例），其实国家早就意识到这个问题了，但现在在很多偏远地区，不说代课教师低工资的程度，甚至农村正式教师的工资也不能在区域内享受公平，拿到一两千工资的老师很多，拿到三千就算很好了，当然您知道，现在偏远地区对于教师的要求，无论是工作条件还是生活条件等各方面，农村教师的付出是相当大的，我们现在工资的指标不足以维持一个有尊严农村教师的地位，所以我们也在这方面有一些自己的尝试，希望将来我们这些实践和研究能够成为国家教育政策的智库和政策依据，彻底改变现在农村教育的恶性循环（我们总是把一切一切最差的资源放在最偏远），其实这些最偏远的地区恰恰是中国教育的良知所在，甚至不仅仅在精神上，中国教育要想现代化、中国教育要想具有在世界上站得住的水平，不在城市的大规模学校，完全在中国农村最边远的学校，他们如果不能彻底反水，我认为中国教育不可能实现现代化，也不可能实现真正的教育公平。
无论多艰难、无论花多少时间，我们一定要把这件事儿坚持下去，这件事不可以成为项目制，不能可去可回，不能说来说来说走就走，过去我们的扶贫支教都带有很大的，我有钱我就来支教，我有爱心我就来支教，但客观上来说，农村支教是有门槛的，这一点需要公益机构有正确认识，比如你去农村支教，你说我就只有三个月时间，你说好了就去了，教了三个月，可能你也教得不错，孩子们很喜欢你，你到了最好季节的时候跟孩子们说“对不起，我还有自己的工作，我得跟你们说拜拜了。”你知道孩子的心那时候是什么感觉吗？你想你花了三个月时间在这里，可以写很多故事炫耀自己的事迹（当然我们也不排斥短期支教），但您有没有想过，我们的很多行为过于分散、过于自由，其实是给农村孩子带来伤害性的，当然，我希望他们能够理解我说的“伤害”并不是指他们的爱心，而是说，我们有爱心的时候如何以更好、更专业的能力和当地教育发展融合在一起，一定要落地，如果不能生根、不能落地、不能持久，甚至我想，还不如让他们维持原来的自然状态，就不会让孩子有太多的颠簸，有时候孩子会认为就是这样，我们农村就是可有可无，你来也行，你走也行。如果给我们的孩子、给我们当地老师造成这种影响，其实是非常非常不好的。
说到这一点，其实“美丽中国”一直在要求自己，我们在做自己的专业培训，我们努力想说明我们是谁，我们在做什么，我们要把这件事弄清楚。我觉得现在“美丽中国”在农村的实践，还是可以提供很多经验供社会、供国家参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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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网易教育：您刚才提到，乡村教师的工资很低，另外因为乡村条件的艰苦，一些支教老师待三个月就走了，但“美丽中国”的老师最低要待两年，对于年轻人来说，面对的选择是很多的，但“美丽中国”确实吸引了一大批甚至是从海外回来的年轻人去乡村支教两年时间，您认为乡村教育可以从哪些方面来吸引这些优秀的年轻人呢？
我觉得从中国教育发展的大格局来看，城市发展相当快，甚至有些畸形，如果拿现在的城市办学标准、教师工资标准和现在农村教师、农村学校比，差别太大了，这其实要从教育公平、教育立法的角度来回答、来思考这样的问题。
这个工作现在在农村我觉得它有特别艰难的一面，条件落后、不公平，还存在大量体制、制度性的问题，但这正是一件值得真正的教育工作者，或者一个真正有良知的青年人去做的事，不可以作为一种简单的体验，甚至也不可以作为一种简单的尝试，在我们整个中国教育事业中，虽然农村教育艰难，但它是最值得做的事情。我甚至把中国农村落后学校的改变当做衡量我们教育水平，甚至衡量社会良知的一个标准，什么时候我们大量的人开始往下走，大量优秀人才去关怀中国的基础教育，特别是农村教育的时候，我们这个民族、这个国家才真正有希望，我们不能用简单的办法来回答农村儿童的诉求，要从我们整个民族、整个国家长远发展利益来看，因为中国是从农村发展过来的，其实我们的根在那里，当然，这个根不意味着落后，其实中国很多传统，包括耕读理念，传统农业、传统读书方法可能改变了，但作为耕读的观念，农村学校其实在农村社会中是精神庙堂、是文化高地，甚至它被称为最高学府，所以一个农村里一所学校的绝不在于培养几个孩子，办好一所学校，而有可能改变整个农村，这样的努力有可能改变中国教育的方向。
现在很多农村都在做改革，但从教育最前沿的理念和观念来看，其实它们都在突破一些制度化的桎梏，做一些创新性改革，而农村在教育改革，教育要回归生活、回归生态、回归生命的方向上，农村其实具有最好的条件，你从专业角度看，你会觉得它有无穷的发展潜力和空间，甚至优于城市。当然，这是我个人的见解。
7网易教育：您认为国家和一些社会组织可以做哪些事情吸引年轻人去到乡村做教育呢？
康健：这些农村支教教师如果有专业准备、有可持续发展机制，国家完全可以用这样一种派遣的方式来补充或替代原来传统的过于保守的制度，所谓的“铁饭碗”终身制，我给你评了教师，反正我拿着国家的工资，我就在那儿守着一摊，其实那样一种工资制度和人事制度给现代农村教育带来的问题也是相当严重的。
所以国家为什么不可以购买服务、开放办学，用一些新的政策（支教教师有条件地享受在编教师同工同酬的待遇），本来很多老师在农村等同于一个基本在编教师的工作，他应该享受同工同酬的待遇，教师工资确实太低了，我觉得我们要有一个基本测算，农村现在平均教师工资可能很多都低于3000块钱，但现在努力空间可能在3000甚至到8000之间，这种空间都可以，因为这不仅仅是农村教师的报酬问题，其实涉及到社会公平的问题。
当然首先我们要有优秀的队伍到农村去，但同时也要给予这些优秀队伍足够的经济和社会支持，给他们足够的待遇，包括工作待遇、生活待遇、社会地位，一切一切政策，什么职称、什么出国、什么享受国家培训……所有这些如果完全平等，和城市一样，我想农村太美好了，我相信会有太多人放弃城市，当然可能我有点过于浪漫和理想主义，但我相信这是不久的将来会发生的情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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8网易教育：您刚才提到了中国农村教育的原生力量，如果中国农村教育要从根本上改变，可能还是要靠他们的力量，靠中国农村最原生的师资以及学校，如果要改变这一方面的力量的话，您认为国家和一些社会组织要怎么做才能提高当地的师资以及学校的教育情况呢？
教育是有根的，这种根包括亲情、包括血脉，包括文化，所以当地师资在当地教育中毫无疑问具有绝对举足轻重的地位，只是说现在农村教师队伍的结构、教师队伍的水平、教师队伍的补充存在着非常严重的问题，我们怎么针对这些问题改变呢？
第一就是优化结构，现在农村老师必须要有所补充，结构必须有所调整，换句话说，农村边远地区没有最好的老师、没有优秀的老师，就很难改变现在教育的情况，这是需要调整的，可能是我们近些年来面临的最尖锐问题，有的人可能要转岗，有的人可能要改变工作性质，但无论如何，教师结构的调整是很重要的。
第二是教师补充，现在教师补充机制缺乏诱惑力、缺乏吸引力，缺乏激励，所以就不能够吸引最优秀的人到农村来当老师，当然工资是教师（待遇）最基本的标志，全世界对教师工资的指数都是有计算方法的，教师工资其实代表着一个岗位、一个职业应有的尊严，工资是可以表现出来的。
第三，还有大量教师有待于成长和提高，所以我们应该花更大的力量去帮助农村教师，特别是青年教师的成长，但以往的培训形式化太多，水平太低，又不接地气，花很多钱，但农村教师并没有很大的改变，当然，除了原来教师自身结构和能力（原因）之外，其实大量（原因）是我们培训不合理，现在“美丽中国”也把我们自己的培训扩大到当地农村教师的培训之中，通过更接地气、更有效、更符合实际需求的培训方式，比如尽量杜绝大班大课大讲座的培训方式，上班热热闹闹，回家冷冷清清，改变这样一种方式，其实国家也在这方面花了很多钱，但培训的有效性一直没有得到根本解决，所以我们不是要拿钱办班，而是从培训方式上做更多关照，这一点国家也要花更多力量，帮助我们的大学、帮助当地一些教师的培训机构提高业务、提高水平，不要拿着钱办班，办了班也不去看你的班上的老师到底怎么样了，他们的教学方法、教学质量到底有多少改变。
当然，最根本的可能是农村现在不能再走所谓的县城模式，大规模学校发展；更不能走城市的所谓示范校模式，就是高大上、豪华，农村教育即便有了钱也不能走这条路，因为教育的内在规律并不是由金钱决定的。在这一点上，如果我们很好地关注农村的孩子和他们的需求，特别是留守儿童，那些女童，还有农村的残疾儿童，我们的教育公平其实是绝对的，如果我们不能在这方面彻底体现教育不仅有公平，而且有质量，可能我们还是需要依靠当地的农村教育力量，包括很多专业力量。
所以“美丽中国”和云南大学、云南师范大学，和楚雄、临沧当地的很多教育机构、教育主管部门合作，我们一直认为我们必须同心同德，我们一定要扎根在那里，首先要适应，其次要突破、要有发展，如果把这些力量都整合起来，我相信才能让农村形成可持续发展，落地生根，自主系统建立起来后就会建立一个良性的循环，这是我们期待的结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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9网易教育：目前中国的短期支教模式是点对点，而且时间上很难延续，对于“美丽中国”来说，如何突破这种点对点的支教模式，实现长期的精准教育扶贫呢？
我觉得作为公益机构“美丽中国”来说，它必须在有限的范围里实现精准，刚才你说分散的、点对点的，它的社会影响力或是可持续其实是受到挑战的，原来我们的理事长特别提出一个概念，“我们不仅是美丽人，关怀每一个孩子成长，我们可以做美丽班，在一个班里持续跟着一个人成长，把人连起来，变成一个接力化的派遣，让孩子感觉美丽中国不会离开我们，不离不弃”，给他们信心，这种情况下，姓张姓李是男是女就不再考虑了。
另外，一个支教老师的力量是单薄的，如果我们能形成规模，改变一个学校，就能造成整体效应，这是“美丽中国”现在正在做的重点，我们会从支教转化为办学，把办学变成规模化连片发展的实验和方向，所以我们所考虑的其实并不仅仅是偶然的或一两个学生的成长，而是从根本上重建农村现代教育体制，这可能要靠我们现在的一点点努力才能最终完成，这都是在以往我们的经验基础上逐渐完善的，所以我们觉得“美丽中国”这八年时间里在农村教育方面积累了大量经验，我们正在跟云南一起建立一个农村教育研究中心，把我们现在正在做的实践问题化作理论问题、政策问题，更深化，让我们做这件事有更多的理论自觉，这是我们努力的方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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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0网易教育：今年“两会”刚刚结束，作为社会组织的代表，您认为政府和社会组织要怎么合作才能更好地实现教育精准扶贫呢？您有怎样的期待？
现在社会的组织也好、NGO也好，一些公益组织也好，原来他们有相对的独立性，原因是双方面的，一是那时候政府国家对这些机构的地位、工作方式其实还不太熟悉，有一条鸿沟在那里。
从公益机构方面，他们又把所做的事情项目化、独立化，我就做这件事，捐冰箱不捐电视，捐桌子不捐椅子，管吃不管睡，其实这种分散的方式也造成了一些浪费、造成了那一方对公益组织的误解，觉得公益组织就是来了以后捐东西。
如果公益机构不和当地政府主管机构合作，这件事最终是不行的，原因很复杂，说老实话，很多当地政府、当地教育机构对各种形式的支教、各种形式的慈善及公益行为并不完全理解，甚至还有过排斥的情况。怎么办呢？这件事的主体是谁？毫无疑问是当地政府、当地教育主管部门，“美丽中国”也好，任何一个公益机构都不是救世主，都不是能取代人家，这件事是不可以的。
双方怎么建立合作呢？国家现在也提出可以实行混合体制，民办机制和公办机制混合起来，当然，这里面实际上需要很大魄力和突破，包括财务、各种编制和评价标准，一个大学和政府跟一个公益机构合作以后，业绩到底是谁的，可能很多人都会来考虑这方面，我们认为毫无疑问，教育这件事做好了，（业绩）一定是属于地方的，所以当地自觉就是毫无疑问的，将来我们在这方面要有更多自觉性，一方面要合作，另一方面要把自己的支教纳入当地的发展规划，要把这种支教行为看作能够影响未来农村教育发展方向的一种努力，这是我们当前这种公益机构所处的严峻转型时期，把零散的项目制工作变成一种事业，变成一种持续性的组织化行为，我觉得在双方面都还需要大家一起努力。
网易教育：就像您刚才说的，中国农村教育的原生力量是非常重要的，所以社会的公益组织要和当地去合作，更好实现精准教育扶贫。康老师，我的提问结束了，关于精准教育扶贫，您还有没有其它想对网友说的？
康健：我觉得中国农村教育现在处在一个挺艰难的时刻，我自己深深感到，办学条件也好、孩子们的生活处境也好，存在的问题是相当多的，但我们社会这些年来的发展有一个基本目标，就是要改善人们的生活，让他们有幸福感，在这些人群当中，毫无疑问，我们的孩子，特别是农村的孩子，农村留守儿童、流动人口是我们过去30年社会经济变革下的阴影，其实是我们的痛点，我们真的要把这件事想深刻、想明白，如果这件事我们不做（是不行的）。
有时候我觉得我们做这件事好像是一种良知的救赎，你在想，为什么他们就生来不平等？为什么他们上学需要走很远的路？为什么他们在营养在健康方面差距那么大？所以我觉得这是我们整个社会的责任，当然，现在随着脱贫攻坚，五年是一个阶段性计划，但长远来看，要彻底改变农村面貌，而不是抛弃农村，不是用“撤并”的办法对待村小，让农村学校有体面、有尊严，让农村的孩子有公平、有质量，我觉得这件事是非常值得去做的，特别是年轻人，所以我特别希望我们可以通过各种方式，但公益项目，像“美丽中国”，其实是值得大家去加盟、去努力的，而且它未来之路并不仅仅是在顶岗，甚至也不是感觉自己做了点奉献、增加了阅历，而是整个社会能够发生变化，让我们整个农村教育能够得到根本的改变，很值得我们去努力，我觉得是一件虽然辛苦但很值得的工作，但是需要大量的人，这是我特别紧迫的感觉，我们的力量太少，我们太单薄，中国几千万贫困人口，大量薄弱的学校等等，其实都期待着我们整个社会的努力，无论用何种方式来关注这件事，都是对的，都是值得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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