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阅读以下文字，完成28—30题。 2500年前诞生的《孙子兵法》（又称《孙武兵法》)，是世界上现存最古老的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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阅读以下文字，完成28—30题。 2500年前诞生的《孙子兵法》(又称《孙武兵法》)，是世界上现存最古老的兵书，代表了中国古代军事思想的最高境界，但是它的作者究竟是谁？ 司马迁在《史记．孙武吴起列传》中说，孙武和孙膑都确有其人，孙武生于春秋末期，孙膑则晚100多年，生于战国，各有兵法传世。由于孙武是春秋末期吴王的客卿，孙膑在战国中期的齐国担任过军师，因此班固在《汉书》中把孙武的兵法叫《吴孙子》，把孙膑的兵法叫《齐孙子》。《吴孙子》就是一直流传于世的《孙子兵法》，而《齐孙子》《孙膑兵法》，在魏晋时已无记载。唐宋以后，有人对《孙子兵法》及作者提出疑问，认为此书源于孙武，却完成于孙膑；也有人认为先秦著作往往不是出自一人之手，唐代杜牧说，孙武的兵法原有数十万言，曹操削其繁剩，笔其精粹，以成此书；近代著名学者梁启超等不但怀疑《孙子兵法》其书为伪，甚至怀疑孙武、孙膑为同一人。 孙武与孙膑是否同为一人？他们各自是否都有兵书留世？此谜在20世纪70年代山东临沂银雀山汉墓的考古发掘中被解。1972年，临沂地区偶然发现一座汉墓，陪葬品中有大量竹简，其中包括《孙子兵法》(105枚)、《孙膑兵法》(232枚)，这批竹简经刮削、烤炙而成，做工精细，两端平整，无刀削痕迹，系先用锯锯成而后锉磨而成。银雀山汉简的形制、书写格式、篇题的处理及各式符号的运用等，均符合汉代的简册制度。 临沂银雀山汉墓竹简带给世人最大的惊喜，莫过于还原了《孙子兵法》十三篇全貌以及《孙膑兵法》十六篇。经专家整理分析，银雀山竹简中的《孙子兵法》十三篇都有文字保存，这是现存最早的《孙子兵法》版本，大约成书于西汉初期，是最接近作者原始思想的版本，为校勘和研究《孙子兵法》提供了宝贵的资料，文献价值非同一般。竹简本《孙子兵法》计2300余字，现存内容与宋代版本相比，有100多处不同点，十分值得研究。 竹简本《孙膑兵法》整理出222枚，共计6000字以上，该兵法在消失了上千年后，失而复得。该书整理出上、下两编，上编可以确定属于《齐孙子》，共十五篇；下编是还不能确定属于《齐孙子》的论兵之作。竹简本篇数大大少于《艺文志》著录本，也不是完善的版本。这些实物证据揭示了历史上的孙武、孙膑并非一人，也印证了司马迁《史记》中有关孙武、孙膑记载的真实性，《孙膑兵法》确有其书。 唐代杜牧对《孙子兵法》的观点是()。A.现存版本是根据原著缩减而成的B.是由多位作者合著而成的C.是后人以孙膑的名义写成的D.前部分由孙武完成，孙膑完成后续成书工作请帮忙给出正确答案和分析，谢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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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关于《孙子兵法》，下列说法正确的是(
)。A.曾经失传上千年B.班固称其为《吴孙子》C.作者生活于战国时期D.魏晋之后的史书中已无相关记载2银雀山汉墓竹简不能用来证明(&&)。A.《孙膑兵法》的作者是谁B.司马迁相关记载的可靠性C.《孙膑兵法》是否确有其书D.孙武、孙膑是否为同一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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再谈“《孙武兵法》82篇”作伪的破绽《孙武兵法》中的盘古历法辨析
《孙武兵法》中的盘古历法辨析
【摘　要】：本文对《孙武兵法》中关于盘古历法的史料记载进行考证、辨析，认为盘古历法是以女性生理周期为基准并同太阳回归年相配合使用的阴阳历，一年十三个月，一月二十八天，一年364天，每24年一闰（30天）。盘古历法并非恒星月历及二十四年九闰。
【关键词】：盘古历法　阴阳历　辨析&&&&&&&&&&&&&&&&&&&&&&&&&&&
日，《光明日报》转载了《收藏》1996年第10期杨才玉撰写的《西安发现孙武兵法八十二篇》一文，文中末尾有一段关于盘古历法的记载：“在古历法方面，记载：‘昔者盘古开天国，称天皇，因以阴纪，家以母贵，’当时实行的阴历纪年，一修（年）为13个月，一月为28天，一年只有364天。后女娲氏提出24年一修下之，即每24年多加一月（28）天，这样就把天补全了。”（1）
此文发表后，陈久金、李东生等人设想论证了以恒星月为周期的盘古历法以及二十四年九闰的置闰方法，而此论与《孙武兵法》中的盘古历法记载相去甚远，只能说是歧解。那么，盘古历法的真实面貌是什么？
我们认为，盘古历法是以女性生理周期为基准并同太阳回归年相配合使用的阴阳历。至今，彝族地区尚残存“一个月二十八天，一年十三个月共三百六十四天的历法。”（2）而苗族自称仡熊仡鬻，且其阴历以月亮头为月首，笔者在《中国苗族古历考》中也已披露。“重望”（即初一月圆）（3）的遗风在傣族中仍有迹可循。傣人的祖先为濮傣族，以前史书记为泰人，其构成是仡罗西家和扬越，“西双版纳”意即西家的田坝。当今傣人只晓其义，不知其读音的来源，实因年代久远和历史的变迁。
我们知道女性周期标准月有28天／月，其生理现象称之为月信，若受孕后月信停止。对此，《黄帝内经》对女子“七七之象”有详细记载。一年十三个月，一月二十八天，则一年364天。由此可知，此时的苗民尚未知道闰月。经若干千百年后，苗民认识了太阳回归年为三百六十五又四分之一天，故女娲氏提出了24年一修下之，即每24年多加一月（30天）（注：此乃28天加上天日、地日各一日。杨才玉文中记载有误，也许是杨文复原之误。），这样就把天补全了。至此，盘古历法也就复原完毕，而非恒星月历及二十四年九闰。
《孙武兵法》中的盘古与女娲之记载是确切可信的。盘古是苗族的始祖，而女娲氏（苗语称奶龙，即母龙之意），伏羲氏（苗语称为巴龙，即公龙之意）只是盘瓠苗之始祖，而不是全部苗族的始祖。盘瓠蛮最先与游牧民族（羌）结合形成犬戎，因之也把苗族历法带去。盘瓠蛮与荆蛮的一支颛顼后来最先融入华族，史书载：“颛项生灌兜，灌兜生苗民。”确凿无疑。
那么，盘古历法的真正用途是用于星占，还是别的什么呢？盘古历法与古代苗民“跳星跳月”活动有关，“跳星跳月”汉语简称为“跳月”，起源于母系社会的男女社交活动。盘古历法以“月园”之时为初一，此时女子“月事”已毕，最适于“跳月”偶合，繁衍人类。“跳月”之俗，据《续文献通考》载：“苗人仲春刻木为马，祭以中酒，老人并马箕踞，未婚男女吹卢笙以和歌词，谓之‘跳月’。”罗绕典在《黔南职方纪略》中载：“蚩尤代炎帝为政，尚利好杀，不耻淫奔，民间化之，于是‘跳月’之风起矣。”“跳月”之俗在苗族《古老话》中有记载。“生界”“跳月”活动《永绥厅志》（今湖南花垣县）也有记载：“蜡花锦袖摇铁铃，月场芦笙侧耳听；芦笙婉转作情语，铃儿心事最铃珑。”清朝诗人杜仲曾作诗颂道：“苗姑细眉如新月，黑裤蓝边飘柳叶。青帕重叠台重岭，十五跳月燕飞来。”（此处为寅正农历十五）
苗民进入种植农业阶段后，发现盘古阴历不便于指导农业生产，于是逐渐改为使用阳历和阴阳四季历，只保留“跳月”的遗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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参　考　文　献
（1）陈久金、杜升云、徐用武著《贵州少数民族天文学史研究》贵阳：贵州出版社第104～108页，1999年3月第1版
（2）刘尧汉著《中国文明源头新探》昆明：云南人民出版社第50～55页1985年8月第1版；1993年6月第2次印刷。
（3）李维宝、李海樱著《云南少数民族天文历法研究》昆明：云南科技出版社第58页，2000年第1版
注：本文系第六次中国少数民族科技史宁夏国际会议参会论文。后收录于《盘古研究文集》由中国文史出版社出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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以上网友发言只代表其个人观点，不代表新浪网的观点或立场。就《孙武兵法》82篇抄本&与房立中同志座谈记录
就《孙武兵法》82篇抄本 与房立中同志座谈记录
马氏按：本人转载了以上三篇关于《孙武兵法》82篇抄本的文章，，从中介绍了北京专家对《孙武兵法》82篇抄本的意见，对笔者最有启发的是如下文字：“其中的《兵戈》篇、《舟车》篇等都是过去兵书中很少见的；还有古代的历史，如共工怒触不周山，埋了10万兵的传说，它说是地震--"天杀"把兵埋在那里，还涉及到"牧野之战"等战争;还涉及到的一些古文字，许多是我们所没有见过的，由于是历代传抄，都加进去一些当时的字，从中我们可以看出文字演变史;还涉及到许多古代兵书，如《军政》、《军志》，早已失传，八十二篇中大量引用，还引了《三坟》。引文中的黄帝的《兵典》，我们从来没有听说过。这对于研究中国古代史，尤其是研究中国古代断代史;
都有好处。”这说明在汉代或春秋末期，【三坟】和黄帝【兵典】两书还存在，被孙子引进书中，【三坟】和黄帝的【兵典】就是商朝以前的古书和古文字。
22:37|&发布者:&|&查看:&271|&评论:
我们要编一套《中华智谋大典礼编委会主任符浩(外交部原副部长)提出要把魏征编进去，并推荐了西安的吕效祖，也就是收藏者张敬轩的姐夫。我约吕效祖到北京来。吕在电话中告诉我，有人收藏了《孙武兵法》八十二篇，收藏
就《孙武兵法》82篇抄本
军委办公厅与房立中同志座谈记录
(根据录音整理，已经本人：房立中审阅)
时间日下午&
地点：国防大2号院
参加人员:军委办公厅调研局局长胡翰林、研究员王宏源
请你谈一谈《孙武兵法》八十二篇发现经过。
房:我们要编一套《中华智谋大典礼编委会主任符浩(外交部原副部长)提出要把编进去，并推荐了西安的吕效祖，也就是收藏者张敬轩的姐夫。我约吕效祖到北京来。吕在电话中告诉我，有人收藏了《孙武兵法》八十二篇，收藏者和陕西人民出版社的总编也要一同来京请人鉴定。当时我正在编《孙武子全书&，对此很感兴趣。但吕效祖来京时，收藏者并没有来。我与吕效祖交谈中，知道了收藏者就是他的内弟张敬轩，并重点问了八十二篇的事。(王:哪是什么时候?
房:1996年的4月。)我问他:你看到了没有?有这事没有?是从哪儿来的?结果他也说不清楚。吕效祖是一个离休老同志，非常正统，爱党、爱社会主义，对他内弟张敬轩的一些做法不满意。他是符浩小学的同学。我对吕效祖说，能不能动员张敬轩来，把东西带来。当时我也认为八十二篇是伪造的，当时我确实是这么想的。但我也想看看，因为我想谁敢伪造这个大东西，那也是了不起的事。吕效祖说他动员不了了，他们已经闹崩了，互相之间不说话，互不来往，原因就是因为张敬轩不把八十二篇捐献给国家，他非常反对。吕效祖的儿子吕万里能和张敬轩说上话。我就对吕万里说，你要想办法把你舅舅动员来北京。张敬轩反复了几次，就在我没有信心的时候，1996年5月，他突然出现在我的办公室是由吕万里领来的。他这个人就是这样神出鬼没的。头一天他什么也没给我看，很神秘、古怪。到了第二天，
他才拿出一篇给我看。我看了后感觉文章很古朴，不像现代人搞的。我马上给李学勤的一个副手孟世凯去了一个电话，告诉他我这里有一个好东西，请他过来看一看。第二天他看了第五册后说，这个东西现在的人造不了。当时，收藏者对他的东西很不在乎，对这个东西是否有价值心里没数，卷卷就随便往袋里一塞。我就对他讲:这个东西很有价值，不要卷坏了。孟世凯认为不能对张敬轩这么说，这么一说，张就更不能拿出来了。孟说，现在既然这么说了，那么就告诉张，这个东西不仅你有，其他地方也有，我们社科院也见过。当时我们是想让他拿出来，让大家研究。孟说他在山西也见过。张敬轩说，有也是我父亲卖的，别人不会有这个东西。他很肯定这个事。后来，我给李学勤打电话。李学勤在古籍上很有见识，他是社科院历史所所长，人也很开明，曾给很多"
伪书"平反。过去说《六韬》、《尉缭子》是伪书，银雀山汉简出土后，证明不是伪书。李学勤听了我的电话后非常感兴趣，说我一定去看一看。那次我看的是第五册，还看了零零散散第四册及最后一册。我觉得发现八十二篇，不是平常发现一部什么手稿，是一个很重大的事，于是给国防大学领导写了一个报告，但没有引起校领导的重视。因为我的报告当时不可能写得很清楚。但社科院的李学勤、孟世凯很重视。张敬轩在京住了半个月，我对这些材料反复读，他不放在我手里，我一看完他当时就拿走，一直看着我，不让我复印、抄写，条件很苛刻。当时我非常耐心，我每天看，他坐在我对面抽烟，半个月我把东西基本上看完了边看边作记录。当时我就判定是佚文，古兵书里没有;另外它与银雀山汉简有联系，于是我在银雀山本上改，没有的就往本上抄。我抄得很快，第五册基本全抄下来了。第四册我也零零散散记录了一些东西。第十册我也全抄下来了，抄得很细。我想办法买下了他一篇，因为我两手空空怎么向校领导汇报?我跟他说，这种兵书你有很多，还有重复的、多余的，你能不能卖给我一篇?他当时说:行!我走的时候一定送给你两篇，但不能说卖。他当时并没有意识到价值有多高，现在他决不会轻易送给我的。但他临走时变卦了，不送了。他说我可以送给你，但你得送给我钱，还不能说我卖给你。结果我给了他1000元钱，他给了我《十中》、《行空》那一幅。我有了这幅后，觉得有东西向校领导汇报了，可以与军科院、社科院等单位的专家一块研究了。
他走了以后，我就给校领导写了一个报告，建议请专家来鉴定。校政治部领导口头指示:分两步走，先开个小会，内部先议一下，然后再扩大到外部去。国防大学没有几个人搞孙子兵法，于是我就给政治部领导打电话，最好扩大军科几个人，答复说:不要扩大多了，先来几个关键的搞学问的人就行了。我找了吴如凿，也找了谢国良。谢国良说:你要请于汝波主任，他是主任，有了他有些事就好办。我说那你们领导就先不要来了，原来王厚卿副校长也要来，我也告诉他也不要来了，我们几个人先议一下，有价值再请你们，这样保险。那天军科来了3个人，总后1人，国防大学五六个人。大家一致肯定，这个东西现在的人绝对造不了，吴如常说他一篇也造不了，别说这么多篇。大家一致肯定它的价值，至于它是不是孙武的，成书于哪个朝代?
当时没有讨论。大家要我写报告，我说我们大家联名写吧，大家说还是由我写。我在报告中建议开个范围更大一点的鉴定会，把社科院的请来，军队也多请几个人来。吴如嵩在快开饭时对我说，你开着录音机我不敢说，你把录音机关了我给你说实话，这个东西绝对有来头，来头不小。你很有必要给张副主席写个报告，成立个专家组。如要我来，我马上来报到。吴如嵩还说你们国防大学搞不了，没有几个人搞这个东西的；军科也搞不了，因为军科比较重视现实，对古代不那么重视。拿到我们孙子兵法研究会去，我可以到宋健那里批经费，我们好好来搞这个东西。于汝波他们当时也要我表态，同意拿到孙子兵法研究会。我说我已经给国防大学领导写报告了，如我答应，我不好交代。就我内心来讲，我愿意拿到孙子兵法研究会研究，那里专家比较集中。于是我又写了一个报告。但这个报告到了8月16日才批了下来，那时已时过境迁了。
张敬轩回到西安，陕西人民出版社同意出版，答应给他20万元稿费，出版之前要让李学勤看一眼。他们是7月2-3日找的李学勤。所以报告批下来已经时过境迁了，我们就把这件事放下来，干其他事情了。当时我的《孙武子全书》在1月份就要出版，因为校对的一些原因，一直推到4月份。当听到西安有《孙武兵法》八十二篇时，我就对出版社说，孙子兵法有新发现，先停下来。一直等到7月，出版社又催，我说那个事短时间内难有结果，我就把我对八十二篇的看法，又根据银雀山简本和这个抄本辑了一个本子，因为八十二篇与银雀山有着亲缘关系。这本书出版后社会上反映很平静，没有任何反响，因为学术界反应很缓慢。陕西出版社与收藏者请李学勤鉴定，李学勤告诉出版社是假的，不让出版社出版。当时说是假的，其实说得非常含糊，但主要一条是明确的，出版条件不成熟，不让出版。出版社社长周鹏飞与李学勤熟悉，听了李学勤的话就放下了。张敬轩很不服气，就找了杨才玉(陕西《收藏》杂志社主编)，想把这宣传出去后，再找地方出版。宣传八十二篇当时有三条线:
《收藏》杂志社--《人民日报》这是一条线，然后陕西新闻出版局所属的《报刊之友》--《陕西日报》又是一条线，还有新华社记者王兆麟这条线，三条线同时发消息。王兆麟在9月17日发了通稿，《人民日报》、《陕西日报》9月18日发了消息和文章，三家在抢新闻。因我回老家看父亲，对这些情况都不知道。回来后我看了认为，这些报道有许多地方不实:一是不是学术语言，提法不科学，有的捧得过高。后来《解放军报》也报道了这件事，我觉得这件事越来越大，为此我找了军报总编和责任编辑，我说你们这么报道有点危险，好多不真实，比如把我说成教授起码不真实，好象是捧我，实际上对我不好。我对他们说这些，主要是指出这样报道很危险，首先是怎么来的即来路我觉得有问题。三家炒新闻完全是从新闻工作者的角度，而不是从学者的角度出发的，应该说是欠妥当的。不过回过头来看，他们说的事确实存在。我对报道是持不赞成态度的，军科也是持不赞成态度的。军科开始以为是我导演的新闻大战，到后来包括于汝波都承认不是我导演的。但他们认为新闻受我书中观点的影响。
当时《北京青年报》的记者采访了李学勤，并发了《关于"〈孙武兵法〉发现记"一文的说明》。李学勤指出，南京《周末》刊登的王兆麟的文章《孙武兵法今揭秘祖孙四代护国宝》涉及他的表态与事实不符。李学勤当时确实没有那么说，报纸确实登错了。我分析是收藏者说出去的，否则记者他们怎么知道的?他无非想借李学勤、朱宝庆和我的话，抬高他那个东西的价值，他要卖钱、要高价就是了。但也不是后来报纸上说的那样。李学勤当时只说这个东西很有意思，并且说我现在不好表态，明天我到所里查查资料，并没有说这个东西没价值。李学勤不是搞兵书的，确实需要查查资料。当时他也没细细看，只是看看头、看看尾。春节我拜访他时，他告诉我，当时他还对收藏者说过，过段时间我要到西安去，你不是还有东西吗，我全看看以后再说。所以，我认为李学勤当时已经看出这个东西有一定价值，起码有到西安去一趟，全部看一遍的价值。而报纸说李学勤已经表态，实际上李学勤很慎重的，他不会轻易表态的，所以西安报纸报道的是不真实的。后来一些相反的报道也是不真实的。《北京青年报》转载了王兆麟在南京《周末》的文章，李学勤就受到了许多人的围攻，包括吴九龙(中国文物研究所研究员)、黄朴民(科学院战略研究部三室副主任)等一些人的围攻，说李先生你怎么能这样表态呢?李学勤说我没有这样表态呀!李学勤就给报社记者打电话，讲了真实情况，说他没有这样说，也说了他看到的那两张都是假的，还说假借专家之言，抬高自身价值，对此表示愤慨，但李学勤从来没有说过82篇全是假的。
《北京青年报》总编想从另一个角度报道这件事，派了记者曾伟来采访我。李学勤在发表说明之前打电话给我，说我在说明中提到了你约我鉴定的事。当时我也给他通报了情况，说张敬轩卖给我的一篇，已找了历史博物馆的同志鉴定了，是六七十年代的东西。我也搞篆刻书法，我看了也肯定不是民国十二年的，印油还是红的，墨迹也很新。因此说我手中的那一张是民国十二年的说法有假。李学勤觉得我也以为是假的，其实我只说这一张抄本抄写时间是假的，没有说内容是假的。李学勤以为我们两人的观点是一致的，全是假的，全否定了。他建议记者采访采访我，说你们去找找真正的专家，说房先生知道情况，结果一帮记者来采访我。我当时给我们领导说，我不想参与这件事，这里面很复杂。这么大的事，这么轻率地炒，这是不负责任的，容易把事情搞坏。国防大学同意我的意见，不接待记者，不发表谈话，不参与炒新闻，好好搞你的研究。去年我基本上是一篇文章、一次谈话也没有发表。有些刊物刊登我的一些意见都是我书上的观点。曾伟来找我，我说国防大学的领导有指示，不让谈。我给他推荐吴如嵩(中国孙子兵法研究会副会长兼秘书长)、于汝波(军科战略部三室主任)、黄朴民、吴九龙，看看他们怎么谈。他们看了李学勤的说明后，没有细看这个东西，就跟着说假，而且说得很激烈。他们搞了九点质疑。这九点质疑还是属于学术范围的事。如历史上是否有孙武兵法之说?
"靝"字是否清代造的?他们的文章我看了之后觉得还是有启发的。后来他们开了一个小会，吴九龙等同志参加了，讨论的都是学术的事。接着他们发表了一个声明，这个我有点不满意。因为会上没说是低劣赝品，是近人伪造，绝对没有这样说。声明把会上的口气变了，这我不满意。还有声明盖两个公章，我也不满意。我给吴如嵩打电话，我说看来你们对我有点看法，咱们交换交换意见，否则你们怎么把我《孙武子全书》也点进去了，点《孙武子全书》，也不就是点我房立中吗?吴如嵩说你找一下于汝波主任。我找了老于，我说我肯定没有参与西安炒新闻，我不赞成炒新闻，这点我们都是一样的。老于说，你为什么不早点亮观点?我说我也没想到你们发表声明呀!我跟王中兴(军科研究员)经常通电话，用不着亮观点。于汝波说声明也不是我一个人的意见，是大家的意见，无非是表个态，没有别的意思。我问:声明后加的一些话是谁加的?第二天，于汝波打电话给我说，后面是我加的，但不是我个人的意见。现在谈没有必要了，要看将来的了。如果是真的，你的功劳是大大的；如果是假的，你也有责任，因为是你先说是真的，是有价值的。经过我们充分研究、讨论，特别是李学勤先生也表了态，看来这东西是近人伪造的，就是我们声明里说的观点，是近人伪造的，是低劣赝品，这是我们的一致意见。我说那好吧，说实话，一是你们没有我见到的资料多，二是你们没有天天干这个事，听听我的意见，对你们表态有好处，决没有坏处。于说；声明已经发表了，只能这样了，等着吧。我以为也就完了，大家都停下来，谁知道他们还在各处投一些文章，发表一些谈话，特别是吴九龙和黄朴民，有些话有些过分了。《中国军事科学》发表的头一篇文章还像学术文章，吴九龙的文章简直是骂街了。他们还拿我的"教授"说事，说我本是某大学的一位讲师，打着教授的旗号招摇撞骗；说我是冒牌教授，其实是在恶心我。我够不够教授是一码事，没有教授职称也就不能研究了?!
军科院的一些人拿我的职称来说事，实在是太没水平了!他们是想通过这个恶心你，降低你的学术地位，使你说话没有份量。吴九龙说我是尚未登堂入室，对什么什么知识几近于零，太不像话!我觉得带有人身攻击的色彩。《中国军事科学》发这样的文章是不应该的。对盖公章发表声明，回过头来把事情联系起来看，在他们看来，好象房立中要占什么学术地位。其实我从来没有什么独占码头的想法，我一发现，我就把我占有的资料人手一份发给大家，那是我花钱买的。这说明我是诚心和大家一块研究的。
(此处两段文字，涉及机密，不便公开。)
问:27枚汉简你看是否有存在的可能性?
房:竹筒确实有，许多人看过，但张敬轩一直没有给我看，我是持怀疑态度的。但刘心健老先生说，有可能是真的。经刘先生这么一说，我倒增加了几分真的比例，不过还认为是假的可能性大，是历史上留下抄本的可能性大。
问:从你的文章和一些报道看，目前八十二篇中张敬轩已拿出第4册、第5册及第10册给别人看过?
现在我是看过实物最多的人。西安报道的第4册，仅是目录。第5册我全部看过。陕西出版局的同志也看过，但恐怕他也没有我看的多。我看的东西有张敬轩给的，还有吕效祖，吕的老伴、儿子给的。我已看了二十多篇。可以这么说，就是其他的不拿出来，文字量已是传本十三篇的两倍，已一万多字。内容价值已相当相当高，已无法否定了，这是古代典籍中从来没见过的一些兵书。我认为肯定不是孙武的，整个语言风格是汉代的。
问:八十二篇与传本十三篇是什么关系?
房:我认为十三篇也绝不是孙武的，现在的本子是汉以后的，可能是定的本子，好多话是曹操的话。这个本子有好多不合逻辑，篇目就不合逻辑，有九地，没有九天；有火攻，就一定应该有水攻。宋朝叶适就说过，火攻可以成为十三篇之一，什么都可以成为兵法了。十三篇绝对不是先秦的本子。八十二篇中的《明暗篇》开头就讲"兵者，诡道也"，就是十三篇里的原话。它有详细的解释："诡道者，明争暗斗也"，解释得非常好，符合十三篇的原意。《行空篇》对"不战而屈人之兵"的解释和发挥，都符合十三篇的本意。吴如嵩说不符合十三篇的本意，那是瞎说，其实他心里最清楚这个东西真假。吴如嵩、李学勤至今没有发表一篇理论文章，这本身说明他们心里对他们的那个观点是有保留的。如果这个抄本毫无价值，他们会发表理论文章。现在发表理论文章的一个是吴九龙，一个是黄朴民，真正有理论根底的都没有发表看假的文
（缺第13页）
问:对手抄本中的一些文字，专家学者提出了一些质疑，你和一些学者对其中一些作了回答，但有一些还未作正面回答，如:抄本中有一些简化字，《拾中》篇有雾、营、绳、积、离、读；《行空》篇中有执、惧、汤等，你对这些现象是怎么看的?
抄本之所以出现简化字，是因为它是张敬轩抄的或他父亲抄的，在抄写过程中，难免加杂一些简化字。我们见到的是抄本，不是原本，更不是竹简。另外好多简化字如"无"古代也是这么写。简化字不是凭空来的，是古人写过的。古代书法，为了避免雷同，一个字有好几种写法。李学勤说过，决不能因为几个字来确定一个古籍的真伪。我认为这个观点是很卓越的。
问:你认为双方的分歧点主要在那些方面?
房:如果说不是现代人伪造的，我们就没有分歧。如果说是明清的，这都好接受。虽然我认为是西汉末年任宏搞的，那只是我认为，并不是定论。别人说是明清搞的，也可以考虑，几个观点并存，谁也没有理由压倒谁。说是现代人为了卖钱，伪造一个古兵书，这我不同意，因为现代人没有那个社会条件和学术背景。我这个观点没人能驳倒。第二，这不是低劣质品，研究价值非常高。绝不可简单否定，那是对民族文化的不负责任。
问:你见到的是手抄本，汉简你有没有见到?
房:没见到，他确有27根竹筒，许多人看过。但可能根本不是汉筒。
问:你认为鉴定《孙武兵法》真伪的关键是什么?
我认为是银雀山汉筒，它是鉴别八十二篇真伪的一把尺子。银雀山汉简是一把被埋在地下两千年，没有被人改动过的尺子。八十二篇抄本中有银雀山汉筒的东西，这只有两种可能性:一是银雀山汉简出土后抄袭银雀山的;二是银雀山汉简在没有埋下去之前互相抄录的。第一种可能基本可以排除，因为出土二十年来，国内没有任何一个人或一个集体能将八十二篇补到这个程度。如《军击》篇，银雀山出土的，只有175个字，八十二篇说是1006字，实际上是937字，这近800字是现代人造不了的，而且前后语言那么顺，讲古代六种兵阵，从冲击开始讲了六面伏击，我们现代人没有这个概念。我们只有按照现代的逻辑去思维，不能按古人的逻辑去思维。观天象我们观不了。地形、山川、阴阳等，我们绝对搞不了。所以，只能是埋进去之前互相抄录的。这一把尺子就定了这个东西的价值。
问:也就是说，银雀山汉简出土后，照着这个本子也造不出来?
房:是这样。银雀山汉简"孙子书"只有2万字，而抄本有
问:从抄本中的印泥鲜亮程度，你认为是什么时候抄写的?
房:我认为是银雀山出土以前抄的。说他父亲抄的有可能，他父亲是72年7月8日死的，这是他姐姐、姐夫说的，绝对不会假的。如能确定是他父亲抄的，那就是一个很有力的佐证。
问:抄本曾送到中国历史革命博物馆鉴定，他们是什么意见?
张敬轩送给我的那一张抄本先后两次请肖贵洞鉴定，一次是在晚上看的，他说是六七十年代抄的。第二次我叫他找几个人在白天好好看一看，他又是一个人看的，说是最早六十年代，最晚八十年代。他给军科说可能更晚，那这个鉴定就没有力量了。他还说可能抄于保定陆军学校的教材，这就更早了，是民国时候的事了。只要确定72年以前抄的，价值也就定了。从我看到的抄本来看，张敬轩卖给我的抄得晚，而带有批注的横幅较早一些，抄本也早，但不会是民国十二年的，估计是七几年六几年或五几年的，不会太早。但有的抄片确实早，最原始的抄本不能排除是民国十二年的，再晚不会晚于七十年代。我不是这方面的专家，我的意见毫无权威性，应该把抄本全部拿出来，请专家鉴定，拿出一个意见。如果肯定是
72年以前的，那就定音了，不是抄银雀山汉筒的。即使是72年以后抄的，也不可能是凭空伪造的，也不可能是照银雀山汉简伪造的。
问:到目前为止，还没有一个人看到八十二篇的全部，有没有这种可能性，张敬轩他拿不出八十二篇来?
房:有这种可能性。所以我老盯着，让他把八十二篇全部拿出来，让我或陕西出版局的同志看一眼，但他谁都不让看。只露这么多，从我们说有价值后再也不露了。但有人说看到过第五册，还有人说看到过第七册。
问:他拿到陕西出版社出版的时候，他是否全部拿去了?
只拿了几篇。说我保证有，签了合同后我再拿给你们。全部有的可能性大，占60%。为什么呢?因为他跟我谈话时，不仅带了那一册，带了很多。在与我交谈中，除了谈第五册以外，还谈到了第一册、第二册，包括第七册、第八册，谈着谈着回去看看，再和我谈。他说的那些话，谈的那些事，不是他所能编得了的。有几篇我怀疑没有，以为他是拿银雀山汉简本蒙我，结果他都拿出来了。如《四五》篇、《一将》篇，他都拿出来了。
问:张敬轩这次来北京，是否带来新的篇目没有?
房:没有，就拿来一个《军击》篇。新的就带来批注，还有一个遗嘱，是一个复印件。
问:请你谈你对八十二篇总的评价。
刚才谈到了，八十二篇全部都有，这种可能性是存在的，即使只有目前掌握的一些篇目，其价值也非常高。高到什么程度?高到目前所有的报纸评价的高度都不够。这部兵书，内容非常丰富:涉及到古代的军事思想，包括古代的阵法、军事气象、军事地理、兵制、兵器，其中的《兵戈》篇、《舟车》篇等都是过去兵书中很少见的；还有古代的历史，如共工怒触不周山，埋了10万兵的传说，它说是地震--"天杀"把兵埋在那里，还涉及到"牧野之战"等战争;还涉及到的一些古文字，许多是我们所没有见过的，由于是历代传抄，都加进去一些当时的字，从中我们可以看出文字演变史;还涉及到许多古代兵书，如《军政》、《军志》，早已失传，八十二篇中大量引用，还引了《三坟》。引文中的黄帝的《兵典》，我们从来没有听说过。这对于研究中国古代史，尤其是研究中国古代断代史;
都有好处。这个东西一旦都公布了，对于古代典籍的认定、校勘，价值非常高。因为它的量大，六万多字，它又是一个宫廷藏本，非常好的一个本，不是民间那种算命、占卜之类的书，是反映军事、地理、天文、历史的正史、正书。这部兵书保留了先秦、汉代的一些内容，而且是过去见到的古籍所没有的。我所以给军委写报告，个人爱好是次要的，确实出于对祖国古代文化的一份责任感。我希望领导重视这个事，追索这部兵书的来路，追索它的下落，把它拿到国家来，作为文化遗产研究。其成书时间定于明清，还是两汉、魏晋，那是属于学术上的事。有一点最重要的，这就是一定不要让它被毁了，不要被弄到国外去，那将成为一个丑闻。日本人有那么大的本事，把车停到他家门口，还送给他烟、照相机等东西，要把八十二篇买走，在日本出版。卖给版权也行，不管真假都要。这个人叫小林茂。还有一个研究兵法的日本人叫服部千春，也托人收集这部兵书。
(此处两段文字，涉及机密，不便公开。)
问:你给军委领导的信中反映，军科副院长李际均利用职权，给本单位的学者施加压力，具体事实请介绍一下。
其实我不知道这些，是军科的同志给我说的。他们发表声明的时候，我给吴如嵩打电话，那时我们都很平静，我们关系非常好，非常和谐，我给吴如常说:老吴怎么回事?怎么发表声明，这是什么意思?吴说:这你不知道，咱们是老朋友，肯定不是我搞的，上面有压力，于汝波也不是他想那么搞。我问：上面谁有压力?孙子兵法研究会谢国良部长那肯定不会有压力，《孙武子全书》是他写的序。吴说:主管我们这个部的副院长。后来我知道是李际均。军科的其他同志也给我反映，在发表声明后，李际均对战略部的人讲:你们做了一件好事，就得澄清这个东西，不能让假的东西亵渎了传统文化。我跟李副院长电话交谈中，他承认讲了这个话。军科经常有人给我通气，因为他们内部并不是一个观点，有相当一部分老同志支持我。军科战略部给海淀法院的证明信，也反映了姚有志等人的行动是按"院领导"指示办的。这封盖着战略部公章的信是最有力的证明。
问:具体施加了哪些压力? 房:这我不知道。
问:你信中说，某些权威学者在背地里煽动记者给82篇定性，能否讲得具体些?
确切地说，应是所谓的权威学者，如黄朴民、于汝波。吴如嵩我想不会，他不得不在会上说几句就是了。矛盾激化以后，定性的文章，除了声明以外，主要的是吴九龙、黄朴民的。吴九龙可能他心里就认为八十二篇是假的。我赞成这样的人，心里怎么想的，就怎么说。有些人不是这样，明知道是真的，却说是假的。我认为这样的人品质不好。如李学勤，明知道是真的，不能再往下说了，不能让记者写下去了，他不应该这样做。当时说假的是有背景的就是一定不要高评这个东西。李学勤说得很含糊:我看过的两篇完全是假的。细分析一下是没毛病的，我在春节拜访他时，他说我只是从文物意义上说，并没有说内容是假的。但记者炒的时候他默认了。他的话通过记者说出来，他没有责任，又影响了记者，给张敬轩施加了压力，给看真派施加了压力。黄朴民、于汝波更是这样。好多记者的文章，如仲伟民他哪里了解兵法的真伪!《北京青年报》采访李学勤的文章我认为是某些学者煽动的，《北京青年周刊》曾伟，他的文章大标题就是:伪造文物就是篡改历史，都是定性的语言。声明当然不是煽动记者，因为它自己就肯定是假的。最严重的是《中国文物报》记者写的文章，这个作者叫蒋迎春，他对兵法一窍不通。文章说"伪造兵法是非法行径"，还说是李学勤、袭锡圭、吴如嵩、于汝波等权威学者说的。他们煽动记者在《中国文物报》发表一篇国家文物机关的权威文章，给八十二篇定性了，而且说得很严重。《人民日报》也转载了这篇文章。
问：你信中还说，《光明日报》从极"左"跑到极右，请介绍一下。
房：《光明日报》一开始发表的文章，这篇文章改头换面同时在党报、军报、光明日报三大报发表，吹这个东西，中央电视台也弄这个东西，这是很不正常的。没经学者的论证，就发出来，极"左"吹得太高，也没有吹到点子上。《光明日报》是学报，在学术上是很有权威性的，所以这么做是很不应该的。我给《光明日报》寄去了理论文章，他们也答应要发，但没发。应发理论文章，这样平和一些。可是以后它又连篇累牍地发表吴九龙的文章，还有军科达甲的文章，达甲即打假，给八十二篇定了性。还有黄朴民的。作为一张报纸，不应该这样搞，不严肃。如果说原来发错了，可以淡化，不能马上来一个大转弯，毫无原则。
问:有没有这种可能，《光明日报》把两种观点都亮出来?
决不是!这两种都是有一定关系、面子才发的。如果头一天发表一篇看真的文章，第二天发表一篇看假的，这才是亮出两种不同的观点，搞学术争鸣。《光明日报》根本不是争鸣，而是一左一右。后来的文章虽然发表在争鸣栏目上，但只鸣不争，而且话也说得有点过分，好象要把作伪者抓起来判刑一样，实际上根本不存在作伪的问题，最后是不了了之。
问:哪些单位和管理部门出于军科压力和某些权威的压力，对八十二篇不敢出版，不敢参与保护?
房:所有的刊物都一样，所有的单位都一样，现在也没有敢出版和保护的。军科一发言，包括中宣部，不知道那一位领导，是处长还是局长?在一次打招呼会议上讲，八十二篇不要再炒了!没有明确是不要再讨论了呢，还是不要再报道了。中宣部的理由是军科院说是假的。《光明日报》只发表打假，依据也是军科院的意见。认为军科院一定是有确凿证据才会这么说话的。连《人民日报》这样大的单位也被迫转载《中国文物报》的文章。《国防大学学报》、《军事展望》、《文化艺术报》等都不敢再发看真的文章。这样所有报刊、杂志都不敢刊登看真的文章，许多刊物都一个调一打假，一个比一个"左"。在大报中，只有《解放军报》比较稳定，没有刊转打假的文章。
问:你对下一步工作有些什么建议?
房:对这个问题，还来不及好好考虑，很不成熟。
首先允许学术讨论。《孙武兵法》八十二篇即使是伪造的，也颠覆不了政府。中宣部《内部通讯》、新华社《国内动态清样》都发了内部文章，实际上是打招呼，说是假的，这一打招呼，就没人敢登文章了。应允许大家发表学术文章，就八十二篇价值、真伪等问题展开讨论。不讨论也行，可以调查实际情况，因为他们已经把它宣传出去了，闹得风风雨雨了。弄清价值，澄清一些不实的东西，开展平等的讨论，实行百家争鸣是十分必要的。《光明日报》有两个口号:学术上要导向，学术上要打假。我认为学术上不应打假，如过去有些东西说是孙膑的，现在证实是孙武的，我们因此就能打那些老先生吗?
《尉缭子》、《六韬》，过去也说是伪书，现在银雀山汉简出土了，是真的，能打假吗?也不能导向，一导向也就不能百家争鸣了，只能说假，不能说真了。学术问题是未定论的问题，是探讨，可以有各种意见，只有定论以后，才能导向宣传。学术探讨不论哪种观点都不是有意造假，不能互相打假。只有对那些编造事实，伪造科学成果、欺骗社会的行径才能打假。学术与打假不可同日而语。应允许学术自由。
第二、应撤消军科的声明。因为是军科挑起这个事，说是近人伪造，低劣质品，篡改历史，他们声明的口气绝对是错误的。他们公开点了《人民日报》的名，以后还点了《解放军报》以及中央电视台。作为军事科学院是没有资格这样做的。不经批准，在一张小报上发表声明，极不严肃。有些记者借此制造声势、炒作新闻；一些宣传部门，如中宣部某部门，新华社军事分社也借以向各界打招呼，不适当地干预了舆论。军科的声明实际上并不是一个大单位的正式表态，而是几个人的行为，是完全错误的行为。不撤消这个声明，必将继续对学术研究起干扰作用，影响解放军的声誉。
第三、军事科学院个别人随意伤害他人，甚至有组织地恶意整人，是完全错误的，与军科的身分是极不相称的，应立即停止这种霸道行为，《中国军事科学》杂志社及黄朴民等人应有道歉表示，对有关责任人应予以批评处理。
第四、有关部门应就撤消军科声明一事通报陕西省政府，建议政府有关部门根据实际情况，按照国家的政策，实事求是地处理孙武兵法抄本事件。
第五、保护兵学遗产也是我们军队的义务，如有可能的话，军队有关部门也可以对82篇进行收藏研究，那是一件于国家于军队有利的事。
以上仅是个人的一点意见，仅供领导参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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