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openresty/1.9.7.4DOI:10.ki.jgup；广西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JournalofGuangxiUniversi；2006年2月Feb.,2006；梁漱溟:“意欲”与东西文化；卢永欣；(广西大学公共管理学院,广西南宁530004)；[摘要]从“意欲”这一本体概念出发,梁漱溟构筑了；[关键词]梁淑溟;意欲;文化;东西文化[中图分类；一、意欲―
DOI:10.ki.jgupss.第28卷　第1期Vol.28　　No.1
广西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
JournalofGuangxiUniversity(PhilosophyandSocialScience)
2006年2月Feb.,2006
梁漱溟:“意欲”与东西文化
(广西大学公共管理学院,广西南宁530004)
[摘　要]　从“意欲”这一本体概念出发,梁漱溟构筑了自己独特的文化哲学体系。“意欲”是文化的总根源。文化即生活的样法,而生活不过是意欲的表达而已。意欲的趋向不同,产生出人生三种不同的路向,由此区分出西方、中国、印度三种不同的文化。对于东西文化,梁淑溟一方面肯定了西方文化的强势地位,但另一方面又从“应然”的价值角度说明了东方文化远胜于西方,并作出了世界文化三期重现的惊人结论。将“意欲”作为逻辑基点,使得梁淑溟的文化哲学有着很强的理论征服力,但也留有一些不足之处。
[关键词]　梁淑溟;意欲;文化;东西文化[中图分类号]　B26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06)01-0035-05　　自鸦片战争始,西方文化以其巨大的震撼力振聩着每一个还有点警觉的中国人。作为国师,梁淑溟更是认识到,此时此景,“我们所看见的,几乎世界上完全是西方化的世界!欧美等国完全是西方化的领域,固然不须说了,就是东方各国,凡能领受接纳西方化而又能运用的,方能使它的民族、国家站得住;凡来不及领受接纳西方化的即被西方化的强力所占领。……所以这个问题的现状,并非东方化与西方化对垒的战争,完全是西方化对于东方化绝对的胜利,绝对的压服!”[1](p109)在这种情形下,梁漱溟并没有被西方文化的完全胜利所压倒而一味地倡导西化,也没有盲目地排外,而是以其深邃的洞察和思考,来对西方文化的胜利作一个寻根求源的考察,并对东方文化,尤其是中国文化的弱势作了客观而不是悲观的说明,并对中国文化和世界未来文化的根本出路作了说明。而在梁漱溟对中西文化的考察过程中,一个重要范畴――“意欲”逐渐地被发掘凸显出来。可以说,在梁漱溟那里,“意欲”是文化之根,也是梁漱溟厘定中西文化的原点,正是意欲发展的路向不同,才衍生出东与西两种不同的文化体系。所以要了解梁漱溟的文化哲学,就不能不对其“意欲”范畴作一详细的说明。
一、意欲――文化――生活
当然,梁漱溟的“意欲”概念并不是无端而发,而
是有一个学理的和心理的衍生过程。据梁氏自称,他早年思想演变的一大关键,就是在他幼年以至少年时,其父并没有教他读什么五经四书之类的古籍,而是让他读一些上海出版的教科书之类。而所谓的古籍只是他在一年暑假中像翻阅报纸一样自己阅读的。现在看来,梁漱溟所说的似乎只是一般的家常话,但我们断不可小瞧了梁氏的这一自述。正是在这一条件下,梁漱溟开始接触了印度和西方的书籍,从而成了梁氏思想演变的一大关键。所以对于以后关于梁漱溟是如何的保守、复古、反西方的论调,我们一定要采取客观审慎的态度。事实上梁漱溟对西方绝非一无所知地大放厥词,其作为新儒家的代表所倡导的未来文化的根本转向――即由西方的第一路向转向中国的第二路向,完全是在对西方文化和整个世界文化清醒认识基础上得出的结论,而这又有一种深厚凝重的责任情怀在里面。
正是在这种背景下,梁漱溟较早地接触了西方文化和印度的佛家文化。而梁漱溟所谓的“意欲”,也和这两种文化有很大的关系:一方面是西方的一些思想家如柏格森、倭铿以及叔本华等人的思想;另一方面是佛教的唯识宗。
柏格森的思想传入中国是五四运动稍后。1922年的《民铎》杂志刊登了张君劢、冯友兰等人介绍的柏格森的传略和思想。梁漱溟十分称颂柏格森的思
作者简介:卢永欣(1978),男,河南沈丘人,广西大学公共管理学院教师。
想,他说:“使我深感兴趣的是生命派哲学,其主要代表者为柏格森。记得二十年前,余购读柏氏名著,读时甚慢,当时尝有愿心,愿有从容时间尽读柏氏书,是人生一大乐事。”[1](p51)并认为柏格森是“迈越古人,独辟蹊径”者。[2](p64)柏格森继承了叔本华、尼采的思想,崇尚非理性的作用,主张用直觉来考察和认识生命。并认为世界的本质是生命冲动的绵延过程,“生命冲动无时无刻不在创造自身和创造新的东
西”,“这种生命冲动是世界上一切事物生生不息、推陈出新的最深刻的根源。”[3](p139)世界万物,包括“自我”在内,都是生命之流的表现。而梁漱溟正是接受了这一思想,认为宇宙和生活正是活生生的生命表达式,世界上的万事万物无非是“生命”不尽的绵延,而宇宙、生活和生命的根本就是“意欲”。梁漱溟又用了唯识宗的一些思想来表达和拓展自己的“意欲”概念,认为整个世界和生活都是“没尽的意欲”的延展。按照梁漱溟的说法,宇宙就是生活,或者说宇宙依托于生活。“照我们的意思,尽宇宙是一生活,只是生活,初无宇宙。由生活相续,故尔宇宙似乎恒在,其实宇宙是多的相续,不似一的宛在。宇宙实在于生活之上,托乎生活而存在者也。”[1](p143)宇宙就是生活,生活就是“相续”,那么是什么形成了“一事,又一事”的“相续”呢,梁漱溟说,那是因为我们不断的追问,人们不断用眼、耳、鼻、舌、意“六样工具”去探求和追寻,才造成了“事的相续”。而指挥这六种工具的则是所谓的“大意欲”。“在这些工具之后有为此等工具做自产出而操之以事寻问者,我们叫他大潜力,或大要求,或大意欲――没尽的意欲。”[1](p144)由此,梁漱溟断定“意欲”是文化的根源。梁漱溟对文化、生活和意欲的经典表述是:“你且看文化是什么东西,不过是那一民族生活的样法罢了。生活又是什么呢?生活不过就是那没尽的意欲(will)――此所谓的`意欲’与叔本华所谓的`意欲’略相似――和那不断的满足与不满足罢了。”[1](p122)在梁漱溟看来,文化与生活无异,通是个文化,通是个生活。“所谓一家文化不过是一个民族生活的种种方面。总括起来,不外三方面:(一)精神生活方面,如宗教、哲学、科学、艺术等是。宗教、文艺是偏于感情的,哲学、科学是偏于理智的。(二)社会生活方面。我们对于周围的人――家族、朋友、社会、国家、世界――之间的生活方法都属于社会生活一方面,如社会组织,伦理习惯,政治制度及经济关系是。(三)物质生活方面,如饮食、起居种种享用,人类对于自然界求生存的各种是。”正是这生活的方方面面不同,才区分出不同的文化。但生活样法的不同只是文化不同的表现,真正对文化和生活起根本决定作用的,则[1](p113)
是意欲。“通是个民族通是个生活,何以他那表现出来的生活样法成了两异的采色?不过是他那为生活样法最初本因的意欲分出两异的方向,所以发挥出来的便两样罢了。然则你要去求一家文化的根本或源泉,你只要去看文化的根原的意欲,这家的方向如何与他家的不同。你要去寻这方向怎样不同,你只要他已知的特异采色推他那原出发点,不难一目了然。”[1](p122)
二、意欲――人生三路向――三种文化
意欲是意志之流,它趋求的方向不同,遇到“有碍”后所采取的态度不同,自然会展现出不同的生活样法,并区别出文化的不同。故此,梁漱溟考察了“意欲”发展的不同路向,认为人生的路向不外有三:“(一)本来的路向:就是奋力取得所要求的东西,设法满足他的要求;换一句话说就是奋斗的态度。(二)遇到问题不是要求解决,改变局面,就在这种境地上求我自己的满足。……(三)遇到问题他就想根本取消这个问题或要求。”[1](p147-148)梁漱溟强调说,“这三种不同的路向,非常重要,所有我们观察文化的说法都以此为根据。”
据此,梁漱溟断定当今的世界文化可分为三种:西方文化、中国文化和印度文化。这三种文化根源于意欲的三种路向。具体说来,西方文化走第一路向,“是以意欲向前要求为其根本精神的。”[1](p122)中国文化走第二路向,“是以意欲的自为、调和、持中为其根本精神的。”[1](p149)而印度文化是“以意欲反身向后要求为其根本精神的。”
梁漱溟文化哲学的一大特点,或说梁漱溟作为“问题中人”的一大特点,就是他的每一步说理都是经过严谨的推理和论证而来,绝不是无端的妄说和揣度。他根据意欲的趋求方向不同,区分出了三种不同的人生路向,从而向人们展现出了三种不同的生活样法。而这三种生活样法恰恰和世界上三种文化对应。现在梁漱溟给出了自己的观点,那么下一步就是通过严格的论证来看一下其观点是否恰当。
在这一过程中,梁漱溟重点考察了所谓的“西方化”。他认为从意欲出发来验证西方化的问题,如果能说得通的话,所谓的东方化问题就能迎刃而解了。对于西方化,梁漱溟是通过所谓“四步的讲法”来探求的。“先从西方各种文物抽出他那共同的特异采色,是为一步;复从这些特异的采色寻出他那一本的源泉。这便是二步;然后以这一本的精神揽总去看西方化的来历是不是如此,是为三步;复分别按之各种事物是不是如此,这便是四步。”[1](p123)当然,梁漱溟找到的西方化的“特异采色”是科学精神和德谟克拉西精神。但梁漱溟并没有到此而止,而是一定要寻出
[1](p149)[1](p148)
这两种“特异采色”的“一本的源泉”。也就是要寻出西方文化的总根,而这一总根,就是他所说的“西方化是意欲向前要求为根本精神的。或说:西方化是由意欲向前要求的精神产生`赛恩斯’与`德谟克拉西’两大异采的文化”[1](p122)。
当然,在考察西方文化的同时,梁漱溟也依据意欲的路向找到了中国文化和印度文化的特征。中国文化是以意欲的自为、调和、持中为其根本精神的。而印度文化是以意欲反身向后要求为根本精神的。中国人的思想是安分、知足、寡欲、摄生,中国文化推崇与自然和谐融洽的生活,崇尚直觉的情感生活。为了证佐梁漱溟的这一观点,我们不妨参照一下日本学者铃木大拙的分析。铃木大拙曾用一个恰如其分的例子说明了东方文化(这里主要指以儒家为主体的东方文化)和西方文化的不同。他首先举用了一位日本诗人芭蕉的诗:“当我细细观照时/只见那荠花开放在/篱墙脚边!”[4](p3)与此同时,铃木大拙举用了另一位英国诗人丁尼生的诗。这诗和芭蕉的诗有相近之处。“长在颓垣破墙上的小花,我把你从缝隙中拔下;――把你连根带花置与我的掌中,小小的花啊,如果我能知道/你是什么,连根带花,一切一切,我就能知道上帝和人到底是什么。”对于同一情景中的花,丁尼生是“连根带花”拔下,并诉诸一种西方式的了解方式,他对着正在手中枯萎的花发问:“我了解你吗?”他完全是一种知性的而不是情感的方式,把自己的生活和感受置于一套逻各斯分析之下,以满足西方寻根求源的精神。与此相反,芭蕉并不把花拔下,而是静静的看着它,默默地沉溺于遐想之中。他是如此深切地挚爱着自然,与自然浑然一体,并静静地感受着自然的每一根脉动。这就是东方。
另外,梁漱溟对意欲反身向后要求为根本精神的印度文化也进行了说明。印度在文化上几无甚可说,唯一兴盛的是宗教。他与西方走的不是一条路向自不待言,与中国也绝非一条路。印度人既不象西方人那样要求幸福,也不象中国人的知遇而安,而是努力去摆脱尘世的生活。其意欲既不是向前,又非持中,乃是翻转向后。自古到今,印度的这种出世之心一直就存在着。梁漱溟举了几个极端的事例,比如:自饿不食、投入深渊、赴火炙烧、草吃屎、在道上等车压死等等。
三、早熟的文化――世界文化三期重现――当前中国应持态度
对于西方文化,梁漱溟并不否认其优越性,甚至坦然承认东方文化不如西方。但是梁漱溟认为的东方文化不如西方,只是事实的不如。也就是说,并不
是东方文化真的不如西方,而是西方文化合了时代的要求,应了时辰,而东方文化不合时宜罢了。事实上,梁漱溟认为文化作为生活的样法,本不应有优劣之分。但是既然要把各种文化并排开来比较,自然就显得有优有劣。就现在的事实情形看,东方文化不如西方文化自不待言。但就真正的价值来看,东方文化远胜与西方。何以言之?
梁漱溟认为就人生来说,人首先是要解决人与自然的问题,然后是解决人与人的问题,最后是解决人与自身的问题。而与这三个问题相对应的,就是西方、中国和印度三种不同的文化。就人生的三层次问题来说,是一层高于一层的,梁漱溟说:“必要低的问题――生活问题――都解决了,高的问题才到了我们的眼前。所谓低的问题都解决的时候非他,即理想的改造后之社会也;到那时候人类文化算是发达的很高了,则其反面的出世倾向也就走到他的高处。……人类是先从对于自然界要求物质生活之低的容易的问题起,慢慢解决移入次一问题,愈问愈高。问到绝对不能解决的第三问题为止。”[5](p118)
根据梁漱溟的这些论述,不难理解为什么东方文化显得不如西方。西方文化之所以发达,只是因为他走的是第一条路向,是合乎事物的发展规律的,逐渐地发展至今,自然强于我们。而东方文化是跳着走路,不待第一个问题解决,就去解决第二、第三个问题,自然是不合适宜的,也是早产的文化。用梁漱溟的经典叙事:“我们不待抵抗得天行,就不去走征服自然的路。所以至今还每要见厄于自然。我们不待有我就去讲无我,不待个性申展就去讲屈己让人,所以至今也未曾得从种种权威底下解放出来。我们不待理智条达,就去崇尚那非论理的精神,就专好用直觉,所以至今思想也不得清明,学术也都无眉目,并且从这种态度就根本停顿了进步。”[1](p194)
到了这里,东方文化弱势的根源算是找到了。东方文化并不是不如西方,而是东方文化来得太早,使得本应逐渐发展的第一路向被淹没了。那么东方文化为什么早产呢?梁漱溟说,东方文化早熟,完全归因于两个天才――孔子和释迦牟尼。正是由于两大天才,才使得东方文化没有走完第一路向,便转向了第二路向和第三路向。所以“照我们历次所说,我们东方文化本身都没有什么是非好坏可说。或什么不及西方之处;所有的不好不对,所有的不及人家之处,就在步骤凌乱,成熟太早,不合适宜。并非这态度不对,是这态度拿出太早不对,这是我们唯一致误所由。”[1](p194)
在对中西印三种文化作了本质的比较之后,梁漱溟对世界未来文化的发展做了预测。这就是他的
所谓“世界文化三期重现说”,即继西方文化的繁荣之后,依次将出现中国文化和印度文化的复兴。“质而言之,世界未来文化就是中国文化的复兴……尤其是第一路向走完,第二问题移进,不合适宜的中国态度遂达其真必要之会,于是照样也拣择批评的重新把中国人态度拿出来。……而最近未来文化之兴,实足以引进了第三问题,所以中国化复兴之后将继之以印度化的复兴。于是古文明之希腊、中国、印度
[1](p191-192)
三派竟于三期间次等重现一遭。”
所以总的说来前途是光明的,但道路却是曲折的。主要的原因就是西方文化太强了,几乎强到了灭绝其它文化的地步,而印度文化又显得太远了,远到天国彼岸。所以当务之急,必须把正确的中国的态度拿出来,而且这一态度一刻也不能缓留。这一正确的态度就是,“第一,要排斥印度态度,丝毫不能容留;第二,对于西方文化是全盘承认,而根本改过,就是对其态度要改一改;第三,批评的把中国原来态度重新拿出来。”[1](p193)
当然,梁漱溟所谓把中国的态度重新拿出来,就是孔子所谓“刚”的精神,并说“大约`刚’就是里面极充实的一种活动。”[1](p201)那么“刚”和“意欲”是什么关系呢,其实梁先生所说的“刚”,就是指意欲所走的第二条路向,它是“一种奋往向前的风气,而同时排
斥那向外逐物的颓废。”所以梁漱溟说:“这就是我所谓刚的态度,我所谓的第二路人生。本来中国人从前走这条路,却是一向总偏阴柔坤静一边,近于老子,而不是孔子阳刚乾动的态度;若如孔子之刚的态度,便为适宜的第二路人生。”[1](p203)就当时的局势来看,只有把刚的态度拿出来,才能解决中国遇到的实际问题,又能避免西方化所遇到的弊病。
从“意欲”出发,梁漱溟构筑了自己的文化哲学体系,其体系之庞大,结构之严谨,论证之充分,让人叹然。其思想对后人的影响之大,也是无可比拟的。可以说,以后的关于中西文化的理论,都难以跳出梁漱溟的框框。当然,从“意欲”出发来说明文化,是梁漱溟独特的方法论,那么梁漱溟是如何有意识地选择了这一方法呢?事实上“意欲”作为梁漱溟文化哲学体系的逻辑基点,原因有二:一是梁漱溟对“客观说法的未是”的指认;二是西方叔本华、柏格森主义,以及印度唯识宗对梁漱溟的影响。
针对一些学者从地理、自然等来解释东西文化的不同,以及马克思唯物史观从经济的角度来解释文化的发展变迁的种种说法,梁漱溟认为都没有说到文化的总根,因为“他们都当人类只是被动的,人类的文化只被动于环境的反射,全不认创造的活动,意志的趋往。其实文化这东西点点俱是天才的创作,偶然的奇想,只有前前后后的`缘’,并没有`因’的。”[1](p139)所以从所谓“客观”来说明文化的起因,看似合情,但“其实是不衷于事实,极粗浅的臆说”。而对于唯物史观,梁漱溟说:“唯物史观家以为意识是被决定的而无力决定别的,是我们承认的,但精神却非意识之比,讲唯物史观的把两名词混同着用,实在不对。”[1](p142)也就是说,讲物质决定精神、社会存在决定社会意识并无不对,但作为文化根源的“意欲”并不简单的就是意识。“所谓`精神’与所谓`意识’其范围,大小差得很远。意识是很没力量的,精神是很有力量的,并且有完全的力量。”
也就是说,“意欲”是有动力趋向的意志力量,这种特性并非单纯被动的意识所能比的。
二就是西方叔本华、柏格森主义,以及印度唯识宗对梁漱溟的影响。前面已经说过,梁漱溟认为从所谓客观的“因”去探求文化,并不能找到文化真正的根源。所以只能从“缘”,从主观的“因”去寻找文化的根源。当然,这一主观的“因”就是“意欲”。在此,梁漱溟毫无讳言的说,“我这个人未尝学问,种种都是妄谈,都不免`强不知以为知’心里所有只是一点佛家的意思,我只是一着一点佛家的意思裁量一切,这观察文化的方法,也别无所本,完全是出于佛家思想”。[1](p143)正是从佛家思想的“心缘”出发,梁漱溟认为真正的文化根源是“大意欲”,而后叔本华、柏格森的思想又增强了梁漱溟的这一坚持。
梁漱溟从意欲出发来理解文化,很大程度上肯定了非理性因素的重要作用,这是很可贵的。但务必认识到,这种单纯的从天才的创作、偶然的奇想、主观的“意欲”出发来理解和解释文化的方式,是不正确的。“意欲”只有对于“有障”才有其意义,没有“有碍”,意欲的向前、调和、向后的种种努力又如何理解呢?而这“有障”不是客观的“因”又是什么?所以梁漱溟只看到人的意志力量、意欲对文化的作用,而没有认识到文化乃是对“他者”世界改造的产物。改造要诉诸人的意志力量,但改造同样要诉诸于“他者”世界。完全否认客观因素对人的影响,而单纯的从主观因素来说明文化,是不全面的。事实上在梁漱溟的著作中也暴露了这一矛盾。正如著名理论家詹姆逊所言,文本本身就如精神分析的病人一样,会经常暴露出一些病体症兆。是意欲决定文化,还是事实决定文化的矛盾,同样也暴露在梁漱溟的文本中。一方面他主张意欲决定文化,另一方面又不得不承认事实的变化会引起文化的变化,“我们所谓的事实一面的就是指着经济现象说,因为在现在这是事实所在。在三种变迁(指事实的变迁、见解的变迁、态度的变迁,
引者注)之中这事实的变自然是顶重要的;由于事实
的变而后文化乃不得不变。”所以从中我们也可以看出单纯的从意欲出发来解释文化的局限性。而且从人类的历史长河来看,文化的创造主体是人民大众。把文化的根源归因于所谓“天才的创造,偶然的奇想”,未免显得过于狭隘武断。
而且在梁漱溟的著作中,我们也会经常会感到一些困惑,梁漱溟对西方文化的态度到底怎样?通过梁漱溟的作品,我们可以看出几个明确的观点:(一)梁漱溟对于西方文化的完全胜利是肯定的,对于西方文化的许多优点,比如西方的科学精神和民主精神,有我的精神等都很推崇;(二)梁漱溟倡导东方文化的复兴,认为未来文化的胜利是中国文化的胜利;(三)中、西、印三大文化各属不同的路向,路向不同,自然不能融合,东西文化是无法调和的;(四)把正确的中国态度拿出来,即:“第一,要排斥印度态度,丝毫不能容留;第二,对于西方文化是全盘承认,而根本改过,就是对其态度改一改;第三,批评的把中国的态度重新拿出来。”综观梁漱溟的这四个观点,可导致两个主要的疑问:第一,既然肯定西方文化(所以有的学者认为“梁漱溟的文化观不仅不是反对西方文化的,在某种意义上,仍可以说他是很`西方化’
的”,为何又要倡导中国文化的复兴(这是新儒学的一贯主张,也是一些人把梁漱溟定性为“保守主义者”、“传统主义者”、“文化上的守成主义者”[7](p4)的主要原因)?第二,既然认为东西文化分属不同的路向从而无法调和(这是梁漱溟的自始至终的观点),为何又要提出“对于西方文化是全盘承认,而根本改过”(这是梁漱溟向人们提出的刻不容缓的要求)?
对于第一个疑问,在上文中已基本说清。即所谓东方文化并非不如西方,而是成熟太早,不合适宜的缘故,才显得落后于西方,东方文化追求的是比西方文化更高层次的问题,所以东方文化比西方文化更高一筹,自然东方文化会取代西方文化而成为未来世界的主导文化。当然,说理是说理,透过说理来看作者言论的意识形态努力才是最根本的。其实作为一代儒学大师,对于西方文化的节节胜利,中国文化在当时的衰落,自是扼腕叹息,但又不能无动于衷,置身度外。所以一种拯救儒家文化的使命感自然落到了梁漱溟身上。但心理和情感上对中国文化的认可虽合情,但是否合理?梁漱溟要找的就是这个“理”字。这时一个思想契机来了,这就是梁启超在欧洲的一些听闻,和罗素、杜威等人在中国的言论,它们都表达了欧洲人“对西方文化的反感和对东方文化莫名其妙的羡慕”[2](p50)。它使得梁漱溟豁然开朗,
原来西方文化并非完全的胜利,它也有许多弊病,而且这种弊病随着西方现代化的发展愈亦显露。而比较中国文化,在调人欲、重情感、讲和谐等方面确实又有胜于西方之处,所以梁漱溟才找到中国文化的复兴这一落脚点。
但是又碰到了第二个疑问,客观的说,梁漱溟对这一问题的处理并不太好。“就中西哲学关系而言,
梁漱溟哲学中仍然有许多拉杂附会之处。”既然说东方文化和西方文化走的不是一条路向,而且西方文化的气数快尽。那么东方文化就没有学西方的必要,而且也学不来(因为走的不是一条路向)。那为何又要“对于西方文化是全盘承认,而根本改过”呢?可以看出,象许多理论家一样,梁漱溟同样也陷入了“事实尺度”和“价值尺度”中难以自拔。从“是”的标准,自然不得不承认西方文化比我们的好,而从“应该”的标准出发,东方的文化又高明于西方。所以梁漱溟也只能落个对西方文化莫衷一是的态度,只能在“是”与“应该”难以通约的征途上迷茫。
但作为最终的事实,梁先生在新文化运动的一片反传统文化的浪潮之中,敢于挺身而出,为中国文化的存在寻找理由,为中国文化打天下的勇气和责任情怀,让人感慨。梁漱溟以其严密的体系,深邃的洞察,和很强的理论征服力,论证了中国文化的存在价值和光明前景,引发了人们对中国传统文化的重新思考和再认识,增强了人们保存和发扬中国传统文化的自信和希望。大半个世纪过去了,这种“我乃可以死得;现在则不能死。又今后的中国大局以至建国工作,亦正需要我;我不能死。我若死,天地将为之变色,历史将为之改辙,那是不可想象底,万不会有
的事!……”的类似顽愚的痴言,回肠荡气,足以让来者好好体味和追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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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责任编辑:胡春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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