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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共产党百色市历史（内文162-353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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坚持根据地斗争和滇黔桂边游击斗争
（ 37.7 ）
河池整编后，右江特委组建红七军第二十一师，领导右江地区军民开展艰苦卓绝的反“围剿”斗争。在坚持右江革命根据地的斗争中，右江地区军民遭受重大的损失，付出巨大的牺牲。右江革命根据地丧失后，右江地区党组织转入滇黔桂边区，领导各族人民开辟滇黔桂边游击区，不屈不挠，进行长期的游击活动，为人民解放事业继续奋斗。
一、右江革命根据地反“围剿”斗争
（ 一 ）组建红七军二十一师
红七军主力离开右江革命根据地后不久，适值滇军在南宁败退回滇，桂系军阀在追击沿右江溃退的滇军时，乘机侵占了右江沿岸的果德、思林、恩隆、奉议、恩阳、百色等县县城，吴奇伟、廖磊两个师留守右江地区，地方民团武装和豪绅地主势力进行反攻倒算，重新占领了右江沿岸各乡镇。百色区民团指挥部指挥官岑建英和黔军王海平部两个团共2000多人侵占凌云县，堵住根据地军民向西北的退路。桂军严令第四区民团指挥部指挥官杨庆祥率南丹、河池、思恩（ 今环江 ）各县民团布防红水河东，防止红军东突红水河。这样，桂军和地方反动武装基本上完成了对根据地的合围。中共右江特委、右江苏维埃政府迁移到恩隆县七里山区那拔村（ 现属田东县那拔乡 ）办公，各县党政机关和赤卫军也转移到南北部山区农村活动，右江沿岸城镇与山区之间的丘陵地带成为敌我双方争夺的游击区。坚持根据地斗争的形势十分严峻。
组建红七军二十一师，打开坚持根据地斗争的局面。韦拔群参加河池整编后，带着二十一师的番号和几十个老弱战士回东兰，张云逸亲自送韦拔群一程，鼓励他迅速组建二十一师，团结和依靠群众，坚持根据地斗争。韦拔群回到东兰后，立即在武篆召集陈洪涛、黄松坚等开会，传达红七军党代会和部队整编精神，商量组建二十一师和坚持根据地革命斗争问题，决定把右江根据地分散的赤卫军组织起来，在此基础上组建第二十一师，使其成为根据地的主力部队。同时在各区、乡再扩建一批赤卫队，形成主力部队和地方赤卫队相辅的军事网络，以对付桂军大规模的军事进攻。会后，韦拔群、陈洪涛、黄松坚分别到东兰、恩隆和凌云、凤山等地开展组建红二十一师的筹备工作。
陈洪涛到恩隆县七里区后，同恩隆县苏维埃政府和赤卫军领导人滕国栋商量，决定把恩隆、奉议两县赤卫军分别编为两个营。韦拔群派黄大权、黄书祥到果德、向都一带活动，把果德县都阳区黄永祺指挥的赤卫队合编为一个营，把黄绍谦领导的向都县赤卫军合编为一个营。这样，把右江沿岸几个县的赤卫军重新组织起来，成为坚持根据地斗争的主力军。
经过一个多月的组建，右江根据地赤卫军已发展到13个常备营，红二十一师的组建条件已经成熟。1931年1月上旬，中共红七军第二十一师委员会在恩隆县七里区乙圩组成，陈洪涛任书记，韦拔群、黄松坚任常委。师党委开会研究决定，把东兰、凤山、恩隆、奉议、果德等县的赤卫军常备营扩编到二十一师来。各县再新建赤卫军常备营，区、乡建立赤卫队。随后，师党委和师部在恩隆县七里区乙圩举行红七军第二十一师成立庆祝大会。大会宣布红二十一师正式成立，师长韦拔群，政委陈洪涛，副师长黄松坚，政治部主任陆浩仁，参谋长黄晖（ 后黄大权 ），下辖四个团，六十一团团长韦命周，政治指导员黄松坚，六十二团团长滕国栋，政治指导员滕静夫，六十三团团长廖源芳（ 后韦国英 ），政治指导员韦仕纯（ 后蓝志仁 ），独立团团长黄书祥，师部设直属特务营，营长黄世新，李恒芳任师部副官长，陈谨初任经理处处长，全师共有3000多人枪。韦拔群和陈洪涛在会上号召大家要在党的领导下，团结战斗，保卫革命根据地，坚持到红七军主力打回来。恩隆、奉议两县赤卫军编为六十二团，第一营营长滕誉甫，政治指导员岑日新，第二营营长韦纪，政治指导员赵润兰，第三营营长黄子隆，政治指导员黄正统，独立营营长罗明山，政治指导员罗克体。思林、果德、向都、那马等县赤卫军编入独立团，第一营营长黄永祺，第二营营长黄绍谦，第三营营长李凤彰。凌云县赤卫军编入红六十三团第三营，营长李天心，政治指导员黄伯尧。百色县三都区赤卫军中队编入红六十一团第一营第三连。
（ 二 ）坚持右江革命根据地斗争
1.第一次反“围剿”斗争
二十一师组建后，立即投入保卫、巩固根据地的艰苦斗争。在防线部署上，右江特委和二十一师把恩隆县七里山区（ 恩隆县乙圩至百色县龙川 ）作为第一条防线，由六十二团和六十一团第三营驻守。二十一师正式组建前，右江沿岸各地赤卫军，已经开始反击复辟势力的进攻。滕国栋领导的恩隆、奉议赤卫军，于1930年11月底在恩隆县义圩抗击黄贵朝复辟势力的袭击，边战边退，转向乙圩与黄松坚领导的凤山县赤卫军会合。同月，黄永祺率果德县赤卫军在都阳阻击进犯根据地的陆福祥民团武装，交战一天后因敌众我寡趁夜突围退入山区。奉议县赤卫军在甫圩击溃黄曹山、钟有庆民团武装的骚扰，保卫了根据地。在东兰、凤山，韦拔群抓住敌人未进犯的时机，指挥部队扫荡各地残余反动武装，巩固内部，举办军政训练班、地雷训练班等，培训军事政治技术干部，做好长期坚持根据地斗争的准备。
1931年1月上旬，桂军首先对奉议县百育、甫圩等地赤卫军下毒手。5日，驻田州桂军文湘营在奉议县梁仲良、钟少扑民团武装配合下，大举围攻百育区驮岂、那塘、布砚、那立、树标等村。驮岂赤卫队奋起抵抗，利用房屋、墙壁、炮楼作掩体，打死打伤桂军、民团30多人，把桂军民团挡在村外。6日，桂军从平马镇调两个连和一门大炮增援。赤卫队和群众退入炮楼继续抵抗。桂军用大炮轰击炮楼，但连射几发均没有击中目标。赤卫队看准机会突发冷枪，不时击倒几个，这样与桂军民团对峙到天黑。赤卫队排长陆瑞勋带领部分群众趁夜成功突围，被桂军发觉后，再次突围没有成功。残暴的桂军、民团开始放火烧民房，并搜集大量柴草堆集在炮楼周围，再浇上火油，焚烧炮楼。在一片火海中，驮岂赤卫队和群众坚贞不屈，没有一个屈服求生，全村60多间民房全部被烧毁，在炮楼里的158人全部壮烈牺牲，其中有30户灭绝。同月20日，桂军文湘营一个连抄袭百育区渌浓村。赤卫队排长覃延寿率赤卫队员17人奋起抗击，打死打伤桂军14人，子弹打完后与桂军展开肉搏战，终因寡不敌众，1人牺牲，17人被俘，第二天在田州全部被杀害。2月，桂军调集黄曹山、黄贵朝等民团武装1000多人，进犯百定、那拔、平陋，捕杀赤卫队员和苏维埃政府工作人员，被赤卫队迎头痛击，退走时抓捕平陋乡苏维埃政府工作人员9人，关押在平马镇，后全部杀害。与此同时，桂军还在恩隆、思林、果德等县大肆进攻革命基地，2月5日，果德县长王炳东率桂军3个连到果化长沙屯围攻赤卫队，赤卫队10多人靠7支枪抵抗，打死桂军连长1人士兵2人，子弹打光后村庄失守，20多间民房被烧毁，14人壮烈牺牲。
1931年3月至5月，桂军对右江革命根据地进行了第一次“围剿”。桂军在右江沿岸摧残几个月后，于1931年3月调廖磊(时任第七军十九师师长、后任副军长、军长)约1万兵力，分三路从东、西、北三面大举进犯东兰、凤山根据地。桂军摆下大包围的阵势，采取步步为营、分进合击的战术，并命令东兰、凤山、凌云等县民团给予配合，妄图在东兰、凤山消灭红军，摧毁右江革命根据地。3月下旬，各路桂军攻占了武篆、东兰县城、凤山等，接着向根据地中心西山、中山、东山进犯，所到之处，见人就杀，见房就烧，见洞就搜，见水就放毒，见庄稼就铲，把根据地践踏得赤地千里。
中共右江特委和红二十一师的领导成员在西山召开紧急会议，决定动员军民采取积极防御的方针，避开桂军锋芒，运用“敌少我打，敌多我盘旋打圈子”的灵活机动战术，集中优势兵力，发挥土地雷的作用，抗击进犯桂军。同时动员军民坚壁清野，化整为零，内线坚守，外线游击，使桂军每到一处，要粮无粮，要柴无柴，要菜无菜，要水无水，迎接他们的是土地雷和革命传单。
4月初，石化龙指挥民团一千多人进犯东兰县都邑区板升乡，韦拔群指挥六十三团三营以一个排的兵力诱敌进入该乡苏维埃政府所在地弄肖屯，然后集中兵力将其包围，经过18个昼夜的围攻，歼敌200多人，石化龙负伤后率残部退回河池。5月，桂军联合粤军，准备发动第三次反蒋战争，于是命令廖磊撤离东兰、凤山，以便出兵湖南参加军阀战争。右江根据地第一次反“围剿”取得胜利。
在第一次反“围剿”战斗中，活动在右江沿岸地区的红六十二团和独立团，与各族群众一起，英勇抗击进犯之敌。1931年2月，桂军调动兵力准备大举进犯东兰、凤山时，也调动阚维雍、沈玖成两个团侵犯七里山区，企图打通到西山的道路。滕国栋率领六十二团配合六十一团在恩隆县乙圩伏击桂军。红军用赤卫军引诱桂军一步一步进入伏击圈后，一齐向桂军阵地开火，机枪、步枪齐鸣，土造手榴弹也显神威，打得桂军晕头转向，只好退到沟里。红军发起冲锋，桂军丢盔弃甲，往都安方向逃走。此战，红军打死打伤桂军200多人，自己仅伤亡10多人，显示了红军的战斗力，减轻了东兰、凤山两县的压力。4月，恩隆县县长黄贵朝为配合桂军对根据地的“围剿”，率民团数百人进攻七里山区。红六十二团把民团围困在野岭，战斗持续两昼夜，黄贵朝被迫退回县城。驻守凌云、凤山的红军六十三团，抗击黔军王海平部和岑建英指挥的凌云、凤山两县民团武装的进犯。桂军展开第一次“围剿”前，黔军和岑建英民团即占领凌云、凤山县数十个乡村，烧毁民房，掳劫牛马，枪杀红军、赤卫队和群众，仅在海亭一次就枪杀了380多人，制造骇人听闻的“海亭惨案”。第一次反“围剿”战斗开始后，红六十三团在隆山寨英勇打击黔军和百色岑建英民团武装，利用黔军与桂军的矛盾，展开政治攻势，运用离间计，使黔军两个团哗变。正当黔军与桂军互相厮打时，红军乘机袭击黔军，攻占凤山县城。黔军只剩下二三百人，狼狈逃回贵州，北面敌人包围的威胁被解除。在红军反“围剿”斗争最紧张时候，活动在右江沿岸地区的赤卫队，开展游击斗争，减轻根据地的压力。4月，百色县三都区赤卫队攻打龙川乡公所，攻占后主动撤出。同月，桂军苏新民团一个营进犯向都县巴麻（今属田东县），抓捕10名青年到县城关押。7月11日，黄书祥、黄绍谦率独立团和果德、思林、向都三县赤卫军1000多人攻打向都县城。红军兵分四路突然袭击，县警民团措手不及，县长农树芬弃城逃跑。红军胜利攻占县城，并驻守7天，救出被关押的群众，缴获步枪49支，子弹1000多发。后来，桂军韦云团反攻向都县城，独立团和赤卫队撤出县城。右江沿岸红军和赤卫军的这些活动，有力地配合了东兰、凤山根据地的反“围剿”斗争，对第一次反“围剿”斗争的胜利起了重要的作用。
2.右江独立师的改编和第二次反“围剿”斗争
桂军廖磊部撤离前，在东兰县组织了“东凤剿匪司令部”，东兰县长黄汉杰兼司令，并留下第七军六十一团(罗活为团长)和新派来的韩彩凤师余剑鸣团在东兰、凤山驻防，把对根据地的“围剿”策略暂改为“围困”策略。
1931年8月，中共广东省委派陈道生来到右江地区，传达中共六届三中全会、四中全会精神，整编红军和地方政权。为了贯彻党中央指示，中共右江特委和红二十一师党委在东兰县兰泗区泗孟乡丘拨屯召开扩大会议，恩隆县、凌云县负责干部参加了会议。会议决定把红七军二十一师的番号改为中国工农红军独立第三师(又称右江独立师)，师领导成员和下属3个团的番号不改变；把右江苏维埃政府改为右江革命委员会，由黄举平担任主席，各县苏维埃政府也改为县革命委员会。同时，会议决定抓紧时间整顿部队，跳出敌人包围圈，向外游击，粉碎桂军的围困阴谋。会后，独立团编入六十二团，团长滕国栋，政治指导员黄书祥，第一营营长滕誉甫，政治指导员岑日新，第二营营长韦纪，政治指导员赵润兰，第三营营长李绍祖，政治指导员李修学，独立营营长罗明山，继续在右江沿岸地区整训。六十三团团长韦国英，政治指导员蓝志仁，第三营仍由凌云县赤卫军组成，营长李天心，政治指导员黄伯尧，也回到凤山、凌云整训。通过整训，传达贯彻了中央指示精神，总结第一次反“围剿”斗争的经验教训，提高广大指战员的思想政治觉悟，增强了反“围剿”斗争的决心和信心。
9月底，韦拔群率领六十一团向外游击。经东山弄沙峒东渡红水河，向都安、河池边区游击，先攻下板合后进入都安与河池交界的弄福、弄跃一带瑶胞居住地区，在那里进行短时间休整和宣传发动群众工作，接着攻打都安县九顿圩(现大兴)蒙元彩团局，缴获—批枪支、弹药和其他物资。韩彩凤和石化龙闻讯派重兵赶来围攻，妄图把红军赶到红河东岸，以便一举歼灭。韦拔群闻讯率六十一团紧急撤退，后趁东兰县城守军空虚之机，突然袭击东兰县城，一阵骚扰后，立即撤离，迅速渡过红水河，捣毁了荫圩、凤凰团局，回师西山。红军这些军事行动，打破了桂军的围困部署，补充了红军的部分给养，进一步扩大红军的政治影响。&&
桂军在围困部署中，始终向右江沿岸各地红军猛烈进攻。1931年7月初，桂军调韩彩凤师移驻右江地区，并委任为第十一区、第十二区清乡司令。韩彩凤师到右江地区后，与地方民团勾结在一起，采取主动出击、先攻重点的策略，把兵力布置在奉议、恩隆一带，重点“围剿”红六十二团。7月中旬，韩彩凤把师部设在奉议县甫圩乡篆虞上屯，并坐镇指挥，采取“长驱直入，分进合击”的战术，派两个营在仑圩、甫圩、百定一带追剿红六十二团第三营和独立营。面对韩彩凤师的进剿，红六十二团第三营和独立营先后在绿审、那坡、百抗、定芦等地与桂军交战，并利用山区地形与桂军周旋。桂军进剿一个多月，发动十多次进攻，均不奏效。韩彩凤改变策略，采取军事政治剿抚兼施的策略，在军事上以柔克刚、缩网收鱼，在政治上大肆宣传、招安招编，并扣押人质要挟，派出人员劝降。奉议县委书记、苏维埃政府主席、红六十二团第三营政治指导员黄正统，于7月下旬召开奉议县党政军领导人联席会议，讨论如何应对严峻的形势。黄正统主张通过接受招安的办法“归编”桂军，以减缓桂军对根据地的摧残。反对意见认为，“归编”桂军后果不堪设想。会议最后决定，如韩彩凤能满足会议提出的“归编”条件，连以上干部带队出来由桂军改编。韩彩凤闻讯后大喜过望，明里“兑现”承诺，暗中布下迷阵。8月，在没有请示红六十二团领导同意的情况下，也不听奉议县党政军内部诸多的反对意见，黄正统擅自带红六十二团第三营和独立营180多人枪“归编”桂军韩彩凤师。9月下旬，黄正统、罗明山在百定被桂军抓捕，不久在百色被枪杀，奉议县委、县苏维埃政府和红六十二团第三营、独立营解体。已经“归编”的队伍，被桂军调遣百色、桂黔边和武鸣等地，知道黄正统、罗明山被害消息后，在黄子隆带领下，于12月下旬全部逃脱回家。这是坚持根据地斗争中一起严重的叛变投敌事件。日，《 中国共产党右江特委为时局告民众书 》指出：“实际上叛变投降敌人的如恩隆罗明山、黄正统……，初时敌人何尝不以官位利禄来引诱，及至叛变投降之后，不是都被敌人摆计诱杀了？叛变投降即是自找末路呵！”①这一事件不仅对奉议、恩隆两县革命斗争历史产生负面影响，断送奉议、恩隆两县北部革命根据地，也给六十二团坚持七里山区斗争带来严重后果，对坚持右江根据地斗争产生恶劣影响。
1931年11月至1932年1月，桂军对根据地发起第二次“围剿”。桂军在军阀战争结束后，把枪口转向省内的红军和革命根据地人民。11月中旬，桂军调集第七军一个团和特务营，联合张发奎的第四军3个团，纠集民团共7000多人，向东兰、凤山根据地发动第二次“围剿”。桂军采取“分割包围”、“严密封锁”、“各个击破”三管齐下的“围剿”策略，妄图困死红军，“围剿”重点仍是西山和中山、东山。当时，红军不足1000人，分别在东兰的西山、中山、东山、板升、那地（ 今属天峨县和南丹县 ）的杨州、巴暮和凤山的几个据点抵抗敌人，采取避敌主力，分兵敌后，运动作战，相机歼敌的策略，利用有利地形，时而据险伏击，时而主动出击，时而转圈子，开展灵活机动的游击战。桂军吸取第一次“围剿”失败的教训，首先攻占了红水河东根据地，接着分割包围凤山县各个红军据点，在恒里岩一次残杀了374名红军和群众，迫使红六十三团转移到巴暮地区。这样，根据地的范围更小，红军的活动范围更窄。1932年初，张发奎以北上援助黑龙江马占山抗日为由，率军离开广西，桂军沈玖成团也离开东兰、凤山随张发奎部北上，桂军罗活团也调防庆远，第二次“围剿”结束。
在桂军第二次“围剿”中，右江沿岸地区遭受惨重损失。红六十二团第三营和独立营“归编”桂军韩彩凤师后，韩彩凤部对六十二团的进剿更加猖狂，六十二团只有两个营，在七里山区活动很困难，许多据点失守。滕国栋派滕誉甫等人从七里山区转移到右江南岸的巴麻地区，与在这里活动的陈鼓涛、黄绍谦等联系，做好跳出包围圈、开辟新据点的准备。桂军第二次“围剿”开始后，韩彩凤师的余剑鸣团、韩彩辉团在七里山区各个击破红六十二团据点。虽然红六十二团顽强抵抗，终因寡不敌众，弹尽粮绝，滕国栋只好带领五六十人突出重围，转移到右江下游，与黄永祺、黄绍谦领导的队伍会合。12月下旬，独立团与六十二团正式合并，把向都北区的队伍编为第二营，黄绍谦任营长。这样，六十二团就在思林和果德、恩隆和向都、思林和恩隆几县交界活动，时而化整为零，时而化零为整，对桂军、民团进行伏击和突然袭击。
3.革命力量转移右江下游和右江革命根据地丧失
第二次反“围剿”斗争胜利结束后，进犯的桂军虽然有两个团调离东兰、凤山，但根据地仍遭受围困。加上桂军长期对革命根据地的“搜剿”、摧残，红军的武器装备和粮食供应日益困难，减员越来越严重，斗争越来越艰苦。为了适应新的斗争形势，保存革命力量，1932年1月，中共右江特委和中共红军独立第三师党委在东兰县西山弄索附近的朝马峒召开常委扩大会，决定缩编红军队伍，化整为零，取消团、营、连编制，集中埋藏枪支，把骨干分子组成10个杀奸团，每团30人左右，分散活动，袭击敌人。缩编后，地方民团及地主武装顿时猖狂起来，韦拔群等领导人决定暂停解散独立营，并着手建立四个独立营，坚持开展对敌斗争。这些精悍杀奸团和独立营，在保卫根据地的斗争中，起了一定的作用。
日，中共右江特委和红军独立第三师党委召开紧急会议，决定跳出敌人的包围圈，抽调黄松坚、黄举平、黄大权等30多位干部，分别到黔桂边和右江下游地区开辟游击区。会后，黄松坚和黄大权率领10多位干部经过十多个昼夜的艰难行程，冲过敌人多道封锁线，于4月20日到达右江下游的果德与思林县交界的果芬屯，与六十二团领导人滕国栋和黄书样等会合。当时，红六十二团能掌握的武装只有几十人枪，其中滕国栋有一二十条枪，黄书祥有十来条枪，黄绍谦有20多条枪，各县赤卫军在山区尚有一些据点，党政组织遭到严重破坏。4月21日，黄松坚在弄纳屯召开党员会议，黄松坚、黄书祥、滕国栋、黄大权、陈国团、赵世同、黄德胜等参加会议，分析右江下游的形势，决定组建中共右江下游临时委员会，由黄松坚、黄书祥、滕国栋组成右江下游临委筹备领导小组，黄松坚任组长。同时决定成立军事领导小组，由滕国栋、赵世同、黄德胜组成。经过一段时间的筹备，6月，黄松坚在果德县三层更巴独屯召开党的会议，宣布成立中共右江下游临时委员会，黄松坚任书记，滕国栋、陆浩仁为常委，黄大权、黄书祥、黄永祺、赵世同、陈国团为委员。右江下游临时党委受中共右江特委领导，负责领导右江下游奉议、恩隆、思林、果德、向都、天保、敬德、靖西、镇结、那马、武鸣、都安等县的革命斗争。会上还成立右江下游革命委员会，滕国栋任主任，陆浩仁、黄大权、黄书祥、黄永祺、赵世同、陈国团、韩平波、徐泽长、梁乃武为常委。右江下游临时党委和右江下游革命委员会负责领导右江下游军民开展艰苦的游击斗争。
此外，独立第三师党委还委派师政治部主任陆浩仁带领一批干部到都安一带活动，打通都安与右江下游的交通线。这些外线游击据点，在某种程度上减轻了桂军对西山的压力。
1932年8月，蒋桂军阀矛盾暂时缓和，广西省政府和桂军决心清剿红军和右江根据地，以彻底清除“心腹之患”，发动第三次军事“围剿”。桂军投入的力量有4个正规团及民团近万人的兵力，采取“军事、经济、政治同时并进”的“进剿”方针和“缩网收鱼”的狠毒策略及步步为营的战术。这时，根据地各处的红军和赤卫军人数不超过千人。为了断绝群众对红军的接济和联系，敌人除了继续采取杀光、烧光、抢光、铲光、掳光的“血洗政策”外，还强迫驱逐西山周围群众分别到各个峒场里集中管制，不许群众带一粒粮食和一根火柴上山，妄想把红军烧死、困死。在桂军的疯狂进攻下，红军阵地一个接一个失守，9月上旬，西山大弄京、小弄京失守，9月下旬，巴暮根据地失守。为了“斩草除根”，10月上旬，白崇禧到东兰督阵，加紧策划抓捕韦拔群、陈洪涛的阴谋，到处悬赏，招降纳叛。10月19日，韦拔群被叛徒杀害牺牲。12月初陈洪涛被叛徒出卖被捕，22日在百色就义。至此，中共右江特委、中共右江独立师党委、红军独立第三师（ 右江独立师 ）解体，右江革命根据地丧失。
右江革命根据地丧失后，右江地区的革命斗争一时失去了核心领导机关。在此关键时刻，黄松坚担负起领导整个右江地区革命斗争的重任。右江革命斗争的重心由东兰、凤山转移到右江下游的果德、思林、恩隆等县的交界地区。
&&&&&& 二、滇黔桂边游击区的建立
（ 一 ）坚持右江下游游击斗争
建立党政组织。右江革命根据地丧失后，革命力量向黔桂边和右江下游转移。黄举平率10多名干部到黔桂边后，成立了黔桂边委员会和黔桂边革命委员会，凌云县（含今乐业县）属之领导。1933年1月上旬，中共右江下游临委在思林县和果德县交界的龙塘屯召开扩大会议，决定把中共右江下游临时委员会改为中共右江下游委员会，黄松坚任书记，黄松坚、滕国栋、陆浩仁为常委，黄书祥、黄大权、黄永祺、赵世同、陈国团、韩平波、徐泽长、梁乃武为委员。右江下游党委上属中共两广省工委领导，与中共上海中央执行局发生联系，下辖中共黔桂边委、中共凌云县特支、中共恩隆县特支、中共果德县委和中共那马县特支、东兰县保存下来的党组织、中共罗甸县蛮瓦特支和中共贞丰县卡法支部。中共凌云县特支由黄伯尧任书记，中共恩隆县特支书记滕静夫，中共果德县委书记黄书祥。同时恢复了中共东兰县委、那马特支和30多个党支部，有党员400多人。
恢复整顿地方党组织和政权组织。右江下游党委和革命委员会成立后，面临的主要任务是，恢复和发展党组织和基层政权组织及其他革命组织，恢复革命斗争活动。在右江下游党委和右江下游革命委员会统一领导下，分派党员和干部到各地恢复基层党组织、政权组织和农会、同盟会等群众组织。滕国栋、赵世同等在果德县果化区龙何、龙感、龙旧一带活动，串联隐蔽下来的党员、农会会员、赤卫军人员，通过他们恢复建立农民协会和游击武装，吸收新党员，组建果化山区党小组，使果化山区成为右江下游党政军活动主要地区之一。梁乃武到黎圩、江洲和都安的镇江、镇西等地活动，在旧城乡吸收新党员，建立中共达敢支部。那马县也派党员到都和乡百丰村（ 今属平果县堆圩乡 ）活动，发展新党员，建立百丰党支部，到1934年7月，该地区有5个党支部70多个党员。在政权建设和群众团体建设方面，右江下游先后建立了向都、果德、那马、中越边、红河下游等5个革命委员会。1933年5月，右江下游革命委员会批准成立中越边革命委员会，黄庆金任主席，谭统南任副主席，负责领导靖西、镇边等县工作。10月，滕国栋到向都县北区活动，帮助恢复建立向都县革命委员会，黄明山任主席。1934年春，陆浩仁到果化区活动，在龙旧建立果德县革命委员会，黄泽浓任主席。并在农村组织“革命青年同盟会”等组织187个，有盟员2000人，使整个右江下游的革命力量得到较快的发展。同时，争取和改造了几股共600多人的绿林武装，组织游击武装两次攻打思林县城，开仓济贫。在向都，游击队袭击县府密探队，策动驻军一个排哗变。在果德，赤卫军一个连痛击了桂军一个营和民团的围攻。经过一段时间的斗争，游击武装有了较大的发展。这样，党政军在右江下游地区得以恢复，革命斗争活动得以逐步开展起来。
开展一系列活动。首先是举办训练班，培训革命骨干。1932年9月，右江下游临委派黄桂南、李锋到果德县供屯举办训练班，招收学员30多人，进行为期5个月的培训，培养了一批干部。1934年3月，右江下游党委、革命委员会在果德县三层更巴独屯先后开办4期训练班，共培训干部40多人，提高干部觉悟，推动革命工作的开展。其次是开展游击活动。以原红军六十二团100多人为主体，组织果德、思林、向都等县游击武装，相机打击敌人。日，滕国栋、陆浩仁、赵世同率游击武装袭击思林县城，与被关押在思林县城的赤卫军干部战士里应外合，成功营救了将要被杀害的赤卫军干部战士32人。同月，右江下游赤卫军在天保向都南部处决了天保豪绅武装头目。4月，右江下游赤卫军第三团与打入驻向都县城桂军内部的赤卫军配合，举行暴动，俘获桂军一个连大部，缴获长短枪64支、弹药30余箱及一批物资。4月，右江下游赤卫军派出小股武装攻打把荷乡公所，接着攻打大省街的天保县民团。5月，桂军一个连在民团配合下进攻思林县局良村，黄松坚率游击武装100多人迎头痛击，打伤桂军民团数十人。再次是开展除奸活动。1933年9月，赵世同带领黄立逢等精干战士，处决了出卖黄书祥的叛徒黄金镜。10月，海城、利济地区游击武装处决了叛变革命、作恶多端的黄寿南。第四是改造和争取绿林武装。早在右江革命根据地丧失前，中共右江特委和右江下游临委先后派出谭统南、黄庆金、韦纪、朱鹤云等党员干部到靖西县进行改造韦高振股匪的工作，争取韦高振参加革命斗争活动。同时，韦纪、韦天恒等人争取活动在广西与云南交界的绿林武装梁振标部转向革命，这样把右江地区绿林武装基本改造过来。经过一段时间的斗争，至1933年底，右江下游党委直接掌握的游击武装有100多人，加上思林、果德、恩隆、向都、那马等县游击武装，共有540多人。
分派干部到滇桂边，加强开辟新区工作。右江革命根据地丧失前，红军六十二团派干部黄庆金、李德惠、谭统南等上滇桂边，逐步打开了云南省富州县（ 今富宁县 ）七村九弄地区工作局面。随后，红军六十二团又陆续派四批干部共40多人进入滇桂边，开展地下活动。其中韦纪、韦天恒打入剥隘护商大队，李绍祖以刻章为掩护走村串户宣传发动群众，李修学打入板朝区公所并任副镇长，赵敏、赵润兰、李著轩等到花甲秘密串联群众。经过一段时间努力，到1934年春夏，成立劳农会20多个，同时还建立了青年会、兄弟会、长老会、同盟小组、革命农民等组织，并建立了有600余人的半公开性质的革命武装，为建立游击新区打下了基础。1933年6月至9月，黄松坚经香港到上海向中共上海中央执行局汇报工作，提出了建立滇黔桂边游击区的问题，得到了中央执行局的肯定。
（ 二 ）开辟黔桂边游击区
右江革命根据地丧失前，开辟黔桂边新区的斗争已经开始。1932年4月，奉命到外线开辟黔桂边新区的黄举平，率15名红军干部到天峨县林佑屯，会合在那里坚持斗争的红军独立师第六十三团团长韦国英和牙永平连队。随后，他们便投入组建中共黔桂边委员会的筹备工作。经过紧张的筹备工作，先后建立了农会、青年会等组织。1932年6月，黄举平在林佑屯召集牙永平等14名党员开会，会上宣布成立中共黔桂边委员会，黄举平任书记，韦国英、黄伯尧、牙美元、牙永平为委员。同时成立了黔桂边区革命委员会，黄举平兼任主席，牙美元兼任副主席。
中共黔桂边委成立后，立足黔桂边，发动群众，进行开拓和发展革命新区的各项工作。黄举平等对贵州板陈民族上层和实力派人物王海平及罗甸地方实力派人物陈秀卿开展卓有成效统战工作，1933年6月，中共黔桂边委迁至王海平部驻地贞丰、板陈，并成立红军黔桂省边独立营。1934年初，经右江下游党委同意，恢复了东兰中心县委，黄举平任书记，下辖黔桂边委，并先后在黔桂边区建立了卡法、蛮瓦、丰业、板陈、六旺、运赖等6个党支部，共有70多名党员，在东兰、凤山等9个县建立了秘密农民协会和革命青年同盟等群众组织。1936年秋，中共东兰中心县委为加强对黔桂边委的领导，先后派韦云祥、赵世同等到贵州板陈工作。1937年1月，赵世同在乐业县六旺屯召开中共黔桂边委扩大会议，选举产生第二届黔桂边委，赵世同任书记，牙美元、牙永平、黄世新、韦云祥等为委员，负责广西东兰、凤山、南丹、河池、凌云、乐业和贵州的紫云、册亨、贞丰（ 今望谟 ）、罗甸等县的革命斗争。黔桂边委以开展对黔军地方实力派的统战工作，整编红军队伍，开展游击斗争，发展革命力量为主要任务。经过整编，将原红军六十三团改编为红军黔桂省边独立团，下设3个营共300多人枪。同时将拥有60人枪的乐业县雅长地下武装组建为右江上游赤色游击队第一联队第一大队第三中队，武装力量发展到100人枪。独立团先后在林佑、巴暮等地抗击桂军和民团数千人“围剿”，后冲出包围圈转移到西马乡下亭坚持斗争。经过开展统战工作，促使被贵州军阀委为“贵州西路纵队司令”并拥有数千人武装的王海平与共产党合作，让红军独立团在其辖区内休整，驻扎垦荒，拨给军饷，划几个渡口场坝收税，共同对付黔军。同时还争取了罗甸地方实力派人物陈秀卿，使之保持中立，不与人民为敌。至此，右江上游和黔桂边的革命又打开了新的局面。在万冈，组织了4个每队有10多人枪的杀奸队，袭击了坡月等乡的局董和乡长，打击了敌人的气焰。
（ 三 ）开辟滇黔桂边游击区
右江下游党委和右江下游革命委员会，在右江下游的恩隆、思林、向都、果德、那马等县活动一段时间后，恢复和发展了各级党组织和政权组织。但是，由于右江下游临近桂军控制的中心区域，反动势力的气势非常嚣张，党政组织的发展受到极大限制，没有建立统一的军事组织，武装斗争活动极其艰难。党派到滇桂边活动的党员干部，经过一段时间的努力，逐步打开了新区工作局面。1934年5月初，韦纪给右江下游党委来信，报告滇桂边工作情况，说明开辟滇桂边新区条件已经成熟。5月底，右江下游党委在果德县三层更召开扩大会议，决定撤销中共右江下游委员会，同意黄松坚上富州县七村九弄建立滇黔桂边临时党委，成立思（ 林 ）果（ 德 ）中心县委和东兰中心县委，在滇黔桂临时党委领导下分别负责右江下游和右江上游革命斗争。思果中心县委由陆浩仁任书记，滕国栋、黄永祺任常委，负责领导思林、果德、向都、那马等县的革命斗争。
1934年7月上旬，黄松坚带领黄德胜等一批干部和武装人员，挺进滇桂边。经过10多天艰苦行程，于下旬到达云南省富州县七村九弄。黄松坚到滇桂边后，化名何尚之。他深入了解当地情况，在肯定原有成绩基础上，组织干部分头到各村寨，进一步发动武装群众，并组织力量镇压了一批罪大恶极的反动分子，鼓舞了革命群众斗志。同年11月，为加强对革命斗争的领导，黄松坚在富州县九弄多立寨主持召开滇黔桂边区第一次党员代表会议，到会代表20多名。会议决定成立中共滇黔桂边临时委员会，黄松坚担任书记，黄德胜、赵润兰、韦纪任委员。边区临委负责领导滇黔桂边、右江上游、右江下游、黔桂边的革命斗争。属滇黔桂边临委领导的百色地方党组织有：中共思果中心县委，书记陆浩仁；中共凌云县特支，书记黄伯尧；中共凌凤边委，书记黄伯尧。
日，滇黔桂边临委在九弄的谷留村召开边区劳农会和赤卫队大会，成立滇黔桂边区革命委员会、劳农会和劳农游击队第三联队。黄庆金任边区革委会主席，黄松坚任劳农会主席，梁振标任第三联队司令(总指挥)，黄松坚兼任第三联队政委。边区革命委员会下辖右江下游革命委员会和黔桂边革命委员会，1936年后还辖右江上游革命委员会。右江下游革委下辖6个县或地区革委，其中属百色的有向都县革委会、果德县革委会、中越边革委会、凌凤边革委会。边区劳农游击队第三联队成立后，下辖7个大队，其中在百色活动的有韦高振、崔伯温、谭统南、欧仲明等4个大队，分别活动在中越边、田阳县和百色县。1935年1月，右江革命军事委员会成立，滕国栋任主席，把右江下游各县游击武装组织起来，建立中国工农红军右江下游第一联队、第二联队。第一联队长李凤彰，政委徐泽长，活动在那马、果德县交界；第二联队长黄绍谦（ 后黄彪 ），政委韩平波，活动在田东、果德两县交界。同时，黔桂边的游击武装也在凌云、乐业县活动。
至此，滇黔桂边游击区正式形成。游击区以云南省富州县七村九弄为中心，鼎盛时，活动区域范围包括桂西、滇东、黔西南地区及中越边28个县4万多平方公里180万人口，其中长期开展革命斗争的地区有93万人口。在游击区内，恢复建立基层支部以上党组织44个，县级以上革命委员会12个，党领导的游击武装和地方武装共8100人枪。百色、凌云、乐业、果德、田东、田阳、天保、敬德、靖西、镇边、田西、西林、西隆等县属于游击区范围。&&&&&&&
滇黔桂边游击区建立后，为扩大革命影响，边滇黔桂边临委领导军民在七村九弄地区开展武装斗争，打击地方反动势力。10月，黄松坚领导游击武装消灭了七村作恶多端的大地主韦英豪武装，随后攻打七村九弄一带的地主武装，镇压了为非作歹的区长乡长保长，一举打垮了七村九弄的反动势力。12月，知道中央红军长征过贵州的消息，边区临委派边区革命委员会主席黄庆金、边区临委委员韦纪等7人回广西向都县开展革命活动，途经天保县不幸被捕，同月底在天保县英勇就义。1935年1月，滇军广南富州独立营进犯九弄地区，游击队采取诱敌深入的办法，在恒村设伏击圈，经几天战斗，毙敌200余人，俘敌10多人，把滇军赶出九弄地区。同月，黄松坚和梁振标率第三联队300多人和民众武装及群众共2000人佯攻富州县城，实际攻打皈朝区公所，缴获一批弹药物资，同时利用圩日召开群众会议，组织赤色游击队第三联队游行，宣传党的主张和打倒军阀、打倒国民党反动派的道理，唤醒群众的觉悟。富州县县长甘汝棠向云南省政府告急，滇军派两个营驰援富州。游击队退出皈朝，回架街、乱坝休整。不久，滇军两个营和桂军一个团从富州县城和百色合围游击队，先后占领了谷拉和谷桃。黄松坚率游击队返回九弄后，于1月28日在弄迫与滇军激战半天，击毙滇军30余人。后退到者利，滇军、桂军各自退回原驻地，游击队打破了滇军、桂军的联合进剿。这一系列的军事行动，牵制滇桂军队力量，客观上减轻了长征路过贵州的中央红军的军事压力。
此后，以富州七村九弄为中心区的武装斗争发展到云南广南、麻栗坡和广西镇边、靖西、天保、西林、百色等县部分地区，仅富州县就建立劳农会21个，赤卫队27个，人数达2066人。1935年2月，云南省广南县苗族王开洪率1000多苗民暴动，控制了广南与富宁交界的部分乡村，派代表与劳农游击队联系，要求加入游击队。5月，边区临委决定接收王开洪武装，编为第三联队独立大队。与此同时，建立各级政权组织，形成了区域性的革命武装斗争，建立了以富宁为中心的滇黔桂边区游击区。各地党组织和革命斗争也在不断发展，右江革命军事委员会的成立，实现了右江下游武装斗争的统一领导；那马县特支建立了四坡支部；黄举平派人做黔军王海平的统战工作；右江下游赤色游击队第二联队打退军警、民团进攻后转移到天保、敬德、田阳三县交界活动；中共黔桂边委在乐业县雅长乡改组；东兰中心县委成立，凌云、乐业县党组织属之领导；撤销中共凌云县特支，设立凌凤边委和凌凤边区革命委员会，黄伯尧任书记兼主席。在新开辟的革命游击区内，黄松坚等派人在皈朝乡百油等村搞土地改革试点，开展土地登记，进行“打土豪分田地”的政治宣传。
&&& （ 四 ） 桂西游击区的发展
1935年5月，黄松坚赴上海向中共上海中央执行局汇报工作，滇黔桂边区临委由赵润兰、黄德胜负责。黄松坚在上海汇报工作后，因病住院，同年8月出院时，不幸在英租界被捕，至1937年出狱，后经八路军南京办事处介绍赴延安中央党校学习，1938年2月结业，返回广西担任广西省工委书记。黄松坚离开滇桂边到上海汇报工作后，滇黔桂边党组织与上级党组织失去了联系。各级党组织继续领导滇黔桂边区人民开展游击活动，使滇黔桂边游击区得以进一步发展。
1935年10月，中共思果中心县委派原红二十一师六十二团政治指导员、恩隆县特支书记滕静夫等11人到滇桂边工作。滕静夫到富州后化名何尚刚，与边区临委委员赵润兰、黄德胜一起，吸收新党员，发展党组织，开展统一战线工作，对西隆、西林县地方实力派欧衡卿、罗日晖进行统战工作，争取他们中立。同时，由黄德胜率劳农游击队到中越边活动，以发展革命力量。
1936年5月，滇黔桂边区第二次党员代表会在富州县者兰乡汀水村召开，出席会议的有百色、靖西、镇边、天保、西林及云南的富州、广南、麻栗坡等县党组织和劳农代表40多人。会议讨论了重新整编游击队、改组党政军领导班子、建立健全各地党组织、扩大游击区、发展武装斗争等问题。会议决定将中共滇黔桂边区临时委员会改为中共滇黔桂边区委员会，作为边区党的领导机构，选举滕静夫为边区党委书记，赵润兰、黄德胜为委员。会议还决定将边区革命委员会和边区劳农会合并为滇黔桂边区劳农会，滕静夫兼任主席，岑日新、李修学任委员；决定将劳农游击队第三联队改为滇黔桂边区革命游击队，滕静夫兼任游击队政委，黄德胜任游击队司令员，梁振标任副司令员，李修学任参谋长，朱鹤云任副参谋长，赵润兰任政治部主任，黄少平任政治部副主任，把各地游击武装编入边区革命游击队，下设六个大队。同时，为加强党对游击队的领导，会议决定成立游击队特别支部，滕静夫兼特支书记，黄德胜、赵润兰、李修学、朱鹤云任委员。会议还决定在原游击队活动的广南、西林、西隆、麻栗坡等边沿地带建立各级政权组织，组织武装斗争，配合反“围剿”斗争。会后，边区党委领导游击区军民开展各项斗争活动。
开展统战工作，收编少数民族武装，扩大游击活动范围。边区党委再次派出陈勋、罗英、梁学政等人到西隆、西林一带发动群众，组织农民武装，深入苗冲做苗王杨福应的统战工作，通过宣传革命道理，揭露国民党反动派的罪行，共同宣誓结盟，饮鸡血酒，争取杨福应靠拢革命，也把克长、长发一带群众发动起来。此后，杨福应率领苗族武装与前来镇压的百色民团3个营苦战五昼夜，击退民团的进攻，杨福应领导的苗族武装编入滇黔桂边革命游击队，成为革命队伍中的一员。同时，黄德胜、黄树功、陈勋等在广南县成功接收王开洪领导的苗族武装，在西林县亮同村因陋就简办起兵工修理厂，修理枪支、翻修子弹，解决了游击队枪弹不足的困难。至此，边区游击活动范围扩展到云南的广南、麻栗坡和广西的西林、田西、西隆等地。&&&
开展反“围剿”斗争，打击进犯的敌人，保卫游击区。日，黄德胜率革命游击队400多人，趁夜潜入板街，拂晓时突然袭击富宁县军警、民团在皈朝的据点，歼灭敌人100余人，缴枪100支。次日，富宁县长甘汝棠纠集滇军一个营的民团700余人反攻皈朝，游击队主动退出皈朝，向洞波转移。9月15日，岑日新指挥游击队一部奔袭巴莱，打死打伤敌人100多人，俘虏敌人83人。12月15日，游击队在谷沙伏击滇军一个连，击毙、俘虏滇军80多人，缴枪100余支。游击队主动出击，屡打胜仗，震惊桂军、滇军。1937年2月，滇黔桂三省军队对游击区发起“会剿”，游击队在那泼村设伏迎击，消灭敌人200余人，迫使敌人的“会剿”早早收场。3月下旬，游击队在龙矿坳口伏击进犯的滇军一个营，歼敌100人，缴获大量武器弹药。在滇黔桂边区游击区建立后近三年时间里，边区党委领导军民采取灵活机动战略战术打击敌人，抗击滇桂黔军阀对游击区进行大小数十次的军事“围剿”，有2600多名游击队投入战斗，歼敌近3000人，有300多名游击队指战员牺牲，有5500多名群众遭杀害，有2000多间民房被烧毁，1万余人无家可归。面对艰难困苦和残酷斗争形势，边区党委领导军民坚持斗争，始终不渝继承右江革命斗争传统，保持右江革命红旗不倒。
在右江下游和上游地区，革命斗争在错综复杂的环境中坚持着。在右江下游，中共思果中心县委领导的右江下游赤色游击队第一联队、第二联队，在那马、平治、果德、田东、田阳、向都、天保、百色等县开展杀奸除特活动，建立通往滇桂边和黔桂边的交通站，接送过往革命人员和传递信件、信息，组织建立基层党支部，把革命力量转移到右江两岸的大石山区。1935年11月，滕国栋、赵世同、黄绍谦率第二联队一部攻打驻田东县林逢乡中山圩的国民党特种预备训练队，打散了训练队，占领中山圩，缴获步枪20多支。1936年4月，右江下游革命委员会在田东县怀梅乡那都屯召开下游各县革命运动代表大会，审查了过去的工作，讨论了今后的工作方针，改选右江下游革命委员会，主席仍为滕国栋。会后，右江下游革命委员会发出《广西右江下游各县农民革命运动代表大会宣言》，提出近期的斗争任务，要求：“坚决反对军阀征调”，“抗缴军阀、政府勒收苛捐杂税”，“杀绝带队围捕、带队搜山的乡村长及激烈反动分子”，“反对老板雇主虐待工人”，“反对重租高利借贷”，建立健全各种革命群众组织，扫除过去隐藏在革命队伍中的叛徒特务分子，“动员群众反帝护苏，援助东北义勇军，与日经济绝交，后援红军北上抗日”，组织军事队伍参加游击斗争，“准备于最短期间建立苏维埃政权，以与四川、湖南、贵州等省苏区打成一片”。①会后，思果中心县委派党员到各地发展党员，建立农村基层党组织。同月，中国工农红军右江下游第一联队、第二联队改编为右江下游赤色游击队第一联队、第二联队，领导人不变。同年7月13日，思果中心县委领导人陆浩仁、滕国栋被叛徒在果德县果化乡六孔村派班屯何增麟家杀害，思果中心县委解体，领导成员分散活动，梁乃武到平治县，赵世同到黔桂边，黄永祺去万冈、凤山，李凤彰、徐泽长回那马县，继续坚持游击斗争。到抗日战争前夕，右江沿岸的田阳、田东、果德、平治、向都、天保等县和中越边的靖西县都有党组织和游击队活动。
在右江上游，中共右江上游中心县委和右江上游赤色游击队第一联队，活动在黔桂边地区。上游中心县委领导黔桂边委、凌凤边委和14个支部，中心县委书记黄举平。游击队第一联队队长黄世新，政治委员黄举平，下辖3个大队和1个直属分队，活动在东兰、凤山、万冈、凌云、乐业、天峨、望谟等县。凌凤边委下辖的四个支部，1934年广西行政区划调整后，归凤山县管辖，在百色活动的党组织只有中共丰业支部，驻地乐业县雅长乡，有党员30多人。1936年3月和5月，右江上游革命委员会相继发出《 敬告群众书 》和《 右江上游各县代表大会决案 》，1936年7月，中共右江上游中心县委召开党员代表大会后，发出《 全上游党代表大会 》文件，改选中心县委委员，号召各族群众团结起来反抗国民党反动统治，争取革命胜利。
滇黔桂边游击区的建立和发展，是右江革命根据丧失后中国共产党在西南边疆少数民族地区建立的一块重要游击区域，是中央红军长征后党领导的南方游击斗争的重要组成部分，应与南方三年游击战争期间党建立的10多块游击根据地一起，载入党的光辉史册。
三、桂西地区抗日救亡活动的开展
& （ 一 ）党的斗争策略的改变
“九一八”事变后，日本帝国主义加紧向中国进攻，企图把中国变成他们的殖民地。国民党和国民政府奉行“攘外必先安内”的政策，不但不抵抗日军的进攻，反而残酷围剿共产党及其领导下的人民军队。1936年6月，国民党与日军签订何梅协定，日军进关，华北危在旦夕。全国人民对此强烈不满，12月爆发了“一二九”学生运动，强烈要求停止内战一致对外。在民族危亡步步加深的情况下，中共中央旗帜鲜明地领导各地各族人民开展抗日救亡运动。日，中共中央发表《为日本帝国主义强暴占领东三省事宣言》，指出：反对日本帝国主义强占东三省，立刻撤退占领东三省的陆海空军，自动取消一切不平等条约。日，中共中央发表了《为抗日救国告全体同胞书》，号召全国人民团结起来，停止内战，一致抗日，组织国防政府和抗日联军。12月，中共中央在陕北瓦窑堡召开政治局扩大会议，确定了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的方针政策。1936年12月，西安事变的和平解决，对促成国共合作抗日起了重要的作用。&
在广西，新桂系军政集团对蒋介石集团的不抵抗政策持不同意见，他们利用抗日的旗号与蒋介石集团抗衡。日，李宗仁、白崇禧与广东陈济棠等以国民政府西南政务委员会和国民党西南执行部名义，发动了抗日反蒋的“两广事变”，通电全国要求抗日救国。中共中央利用这一事变，开始与桂系接触，商讨建立抗日合作关系，广西党组织抓住这一事变发动广西的抗日救亡运动。12月17日，中共广西省工委就西安事变爆发发表《 救亡运动的新任务与新口号 》的通告，指出当前的任务是“鼓动民众起来造就抗敌救亡的紧张局面”，推动广西地方实力派加入到抗日战线中来。1937年5月中旬，张云逸奉派到香港，向十九路军及广西驻香港人员联系，初步了解情况后，决定第一步以桂林为中心推动广西的抗日救亡工作。6月，张云逸到桂林，向李宗仁宣传共产党的抗日主张，得到李宗仁的同意，还与桂系军队和四川军队高级将领多次商谈，拟就了红军、桂军、川军三方联合抗日纲领草案，并于7月初订立红桂川三方共同推动抗日纲领，促进广西抗日救国运动的进一步发展。
在百色，阶级矛盾依然尖锐，国民政府当局对共产党及其领导下的游击队的进剿丝毫没有松懈。中共百色地方组织领导桂西各族人民，根据社会形势的变化适时地开展抗日救亡活动。1935年12月，百色、天保等县学生和教职工集会游行，声援北平学生的抗日救国行动。日，韩平波、赵世同召集右江下游工农革命运动代表大会，发出《 广西右江下游各县工农革命运动代表大会宣言 》，提出“动员群众反帝护苏，援助东北义勇军，与日经济绝交，后援红军北上抗日”作为十项任务之一，指出日本帝国主义侵占华北是件非常重大的事件，号召“一切劳苦群众们，醒悟起来，……武装团结起来！为挽救民族沦亡而反帝抗日而打倒国民党军阀！”① 这为后来转变斗争策略、开展抗日救亡运动打下基础。
与此同时，桂西地区党组织与上级党组织重新取得联系。1936年夏，正在广西师范专科学校读书的曾世钦（ 都安县人 ）通过表兄潘伯秀的关系，认识在广西民团干校任职的中共党员刘敦安。刘敦安要曾世钦设法与桂西地区党组织联系。8月，曾世钦回到都安，碰巧遇到正想找上级党组织的中共右江上游中心县委委员黄桂南（ 田东人，又名黄俊胜 ）。曾世钦带黄桂南到南宁与刘敦安会面，刘敦安又派黄桂南、曾世钦回右江地区，在东兰县与黄举平等人会面，1 个多月后到南宁向刘敦安汇报，使右江地区党组织重新得到上级党组织的领导。11月，中共广西省代表大会在贵县召开，选举产生了中共广西省工委领导机构，陈岸任书记兼组织部长，黄桂南当选为省工委委员。12月，中共广西省工委巡视员林鹤逸（ 又名何云 ）到右江地区，在田东县景福乡（ 今朔良乡 ）召开桂西各地党组织领导人会议，传达中共中央关于国共合作抗日、建立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的指示，整顿桂西党组织。会议决定成立中共桂西区特别委员会（ 简称桂西区特委 ），黄桂南任书记，黄举平、赵世同、韩平波、梁乃武为委员。1937年1月，经广西省工委批准，林鹤逸再次到田东，正式成立中共桂西区特委，使桂西地区的革命斗争实现统一的领导。
中共桂西区特委成立后，即时改变斗争策略，领导百色人民投入到抗日救亡运动中去。1937年1月，右江上游革命委员会和右江下游革命委员会合并成立桂西区抗日救国分会，并发表了成立宣言，制订工作大纲，要求各县、区、乡、村革命委员会分会改为县、乡、村抗日会和抗日小组，游击队改为抗日义勇军，号召桂西区各党各派“团结一致，举起拳头对付日本帝国主义以及汉奸卖国贼们”，立即停止各党各派所有的敌对行动。1月27日，右江上游革命委员会发出通告，指出：要挽救民族危机，不为亡国奴，保卫中国民族解放独立自由与土地之完整，只有新的救亡政策——联合战线——才能挽救，故不论军政工农商学等，……过去一切旧账不算，新仇不结，只要同情抗日除奸，大家联合起来，收复中国失地，这种联合战线的策略，是中国民族解放唯一的道路。此后，右江地区各级革命委员会和群众组织适时地改为“抗日救国会”、“抗日会”。1937年1月，成立县级以上的抗日救国会有：右江上下游革命委员会改为桂西区抗日救国会分会筹备会；黔桂边革命委员会改为黔桂边抗日救国分会，主席赵世同；右江上游革命委员会改为右江上游抗日救国分会，主席黄举平；凌凤边革命委员会改为凌凤边抗日救国分会，主席黄伯尧。各县、乡、村革命委员会分别改为抗日会、抗日小组。1937年6月，撤销各级抗日救国会，恢复各级革命委员会。同时，游击队改为抗日义勇军，并停止对国民政府和军队的对立行动，为桂西地区国共合作抗日局面的形成作出有原则的让步。
（ 二 ）抗日救亡活动的开展
党的斗争策略转变后，为加强对抗日救亡运动的领导，中共桂西区特委及各中心县委积极整顿党组织，加强思想建设，开展抗日救亡运动的宣传发动工作，开展统战工作。
抓住时机整顿发展各级党组织。1937年2月，桂西区特委将右江地区各地党组织整顿为三个中心县委，即组建那马中心县委、天（ 保 ）向（ 都 ）田（ 东 ）中心县委，将右江上游区中心县委改为中共东兰中心县委。那马中心县委书记徐泽长（ 后彭维之 ），委员李凤彰、韦成篇、梁乃武、徐千珍、徐平、韦成珠，领导那马、隆山、都安、平治、果德、隆安、武鸣等县党组织。天向田中心县委书记韩平波，黄明山、赵润兰、李修学、黄彪为委员，领导田东、田阳、天保、向都等县党组织。中共东兰县委书记黄举平，凌云、乐业县党组织隶属其领导。此外，桂西区特委还领导中共滇黔桂边委和黔桂边委。桂西区特委和各中心县委成立后，要求大力发展新党员和加强基层党组织建设。桂西区特委作出规定，每个党员在一个月内至少介绍一个新党员，年底桂西区发展党员一倍，但要避免拉夫式的介绍。日，右江上游中心县委发出通告，认为在几年游击斗争中桂西地区党组织发展不到100人，原因是“把入党的资格提得太高了，让许多忠实勇敢坚决的群众留在党门外，不注意去吸收进来……犯了关门主义与冒险主义”。提出：为完成抗日救国的历史重任，“右江的党在现在是须要增加党员一倍或数倍”。①对于预备党员的期限，不必机械规定为三个月，可以根据党员的成分和所处的环境延长或缩短。一些县要求所有建立过党组织的地方，都要派党员去建立党支部，在吸收新党员时，可根据吸收对象的成分和环境缩短预备期。这期间，桂西地区党组织发展较快，计有党员600多人，其中东兰中心县委300多人（ 包括黔桂边委 ），天向田中心县委150人（ 包括滇黔桂边委 ），那马中心县委120多人。
加强思想建设，注意对党员进行教育培训，以适应建立抗日民族统一战线、抗日救国的需要。各中心县委分别开设党的干部训练班。东兰中心县委要求县委宣传部门成立党的干部训练班，各支部至少订阅报纸一份，逢开支部会要作时事报告，经常讨论政治变化和理论问题，每个政治水平和文化较高的党员应教育一个以上的党员，每个党员应负责教育三个以上的基本群众。那马中心县委先后在1937年2月和夏季开办青年补习班和抗日骨干培训班。天向田中心县委下属各支部定期召开支部会，介绍国内外政治形势，学习党的抗日民族统一战线政策和策略。右江地区广大党员迅速从反对国民党当局的阶级斗争转到抗日民族战争，成为抗日救亡运动的领导核心。
广泛开展抗日救亡运动的组织发动工作。中共桂西区特委给各地党组织发通告，要求改变斗争策略和工作方式，以抗日救亡为党的首要任务。天向田中心县委派韩平波到中越边的靖西县传达中共中央“停止内战，一致抗日”的指示，宣传共产党的抗日政策和抗日主张；派韦权、韦桂荣、黄国楠分别到天保县隆桑和田阳县南部山区，派黄明山、黄振光、黄文辉等在向都与田东交界地区，组织抗日同盟会，建立抗日武装队伍。中共那马中心县委翻印、散发进步书刊，宣传抗日斗争形势，县委书记徐泽长写了《告各阶层人民群众书》，以“那马县抗日救国会”的名义散发各地，号召人民团结起来开展抗日救国斗争。中共东兰中心县委分派党员到各地向群众宣传抗日政策，并要求党员深入乡村教育广大群众，党的宣传部门应为群众教育团体编好抗日教材。1937年春夏间，党领导的抗日救亡运动在桂西地区轰轰烈烈地开展起来，广大群众受到了抗日救国的教育。
1937年春，中共中央南方临时工作委员会指示桂西区特委改变斗争策略，与桂军和百色地方政府协作谈判，争取取得合法地位，共同参加抗日救亡运动。3月至4月，黄桂南、徐泽长、朱鹤云（ 朱国英 ）代表桂西区特委到香港参加中共南方临时工作委员会（ 简称南方临委 ）开办的训练班，学习中共中央建立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的文件，学习如何在新的形势下改变斗争方式、组织方式、工作方式，如何建立抗日队伍，如何组成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等。3月22日，南方临委致函桂西区特委，指示桂西区特委就桂西区红军游击队与桂军协作抗日进行谈判。指示信的主要内容有：1.党中央已将“抗日反蒋”的口号改为“促蒋抗日”，桂西区特委应提出国共合作抗日及拥护李白（ 李宗仁、白崇禧 ）总副司令对日焦土抗战主张。2.应加紧动员，向国民党及其军队进行协作抗日谈判，提出桂西红军游击队早就愿意与桂军联合北上抗日；在保障安全条件下，派代表到游击区或革命委员会区域或安全地带（ 如香港、澳门 ）谈判；谈判内容应在抗日救国战斗纲领和不干涉政治上活动与组织上独立存在发展及宣传鼓动与批评自由三原则之下，提出共产党的具体要求；谈判的内容传达到以前，应首先争取与桂军达成和平关系，纠正个别党员报复主义和等待国共合作谈判的成功，统一战线可以自然到来，而取消自己工作的机会主义观念。3.在谈判进行中，丝毫不能减弱扩大党与武装部队的组织，向桂军开展抗日宣传，做好争取桂军民团工作，建立健全各种抗日团体，强化党在其中的领导作用，要在党内与关门主义和冒险主义作坚决斗争。为了使桂西区特委与广西国民政府的合作抗日谈判能顺利进行，南方临委还在信中宣布准备派几位党员干部到桂西地区指导工作。①
开展统战工作，为实现国共合作抗日作准备。黄桂南、徐泽长等香港受训回来后，一方面以桂西区特委名义发出文件，要求各地党组织改变斗争策略，另一方面派人与百色民团区指挥部接触，商谈合作抗日事宜。6月30日，桂西区特委发出《 桂西区特委给各级党的同志们的信 》，指出：“桂西区为着希望国共合作的成功，……特向广西政府及各党派各军政领袖及全体武装战士宣言，现已进行谈判。”要求各级党组织和党员“应有高度的布尔什维克精神克服过去的工作缺点，迅速的灵活的执行新策略路线。应注意目前工作几个问题：1.扩大普遍的宣传国共合作及广西政府与我党合作的需要；2.特别加紧党的工作，使有系统的具体进行领导；3.避免和广西政府对立的一切行动；4.武装停止游击行动”。信中提出了共产党对国民党广西省政府的五项要求：国民党停止向共产党与游击队进攻及一切内战；实行言论、集会、结社之自由，释放一切政治犯；迅速完成对日作战之一切准备工作；改善人民生活；集中全省人才督促南京政府共同抗日救国。信中提出桂西区特委为实现国共合作向国民党和广西省政府所作的六项保证：停止推翻国民党及广西政府的方针；红军游击队的名义改为国民革命军，在抗日行动中可受国民党指挥；停止游击行动；在未得到中央红军调动集合令以前，在原地驻守，双方不得侵犯；在对日作战，进友军地区红军给养能得到保证，红军不干涉友军的一切行动，遵守友军的一切关于社会的法律和法令；实行抗日民族统一战线之共同纲领。①指示信发出前后，桂西地区的红军游击队停止反对国民党的军事行动，桂西区特委着手与百色民团区指挥部进行国共合作抗日谈判。1937年夏，黄桂南通过关系与百色民团区指挥部接触，就改编桂西区游击队和合作抗日问题进行蹉商。至此，桂西区特委从对国民政府的斗争转变到努力实现国共合作抗日的策略上来。
在八年抗战中，百色遭到了红军游击队被收编、党组织被严重破坏的重大挫折，遭到了日军的入侵和轰炸造成的重大伤亡和财产损失。百色地方党组织领导各族人民在艰难困苦条件下，进行国共合作抗日谈判，既参加抗日救国战争，又与国民党借机瓦解和消灭共产党与游击队的阴谋进行斗争，历经艰苦卓绝的奋斗，经过挫折的严峻考验，终于迎来了抗日战争的胜利。
一、百色国共合作谈判和游击队伍被改编
（ 一 ）抗战爆发与党中央改编南方游击队的政策
日，卢沟桥事件爆发，抗日战争全面开始。中共中央坚决实行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的路线、方针，发动全党、各党派、全国人民实行全面抗战。7月8日，中共中央发出《 为日军进攻卢沟桥通电 》，呼吁：中华民族危急！只有全民族实行抗战，才是我们的出路；号召全中国同胞、政府与军队团结起来，筑成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的坚固长城，抵抗日军的侵略。7月15日，中共中央将《 中国共产党公布国共合作宣言 》交给国民党中央，为实现团结抗日，实行民主政治的目的，宣言提出了取消苏维埃政府、改编红军为国民革命军等具体建议。8月25日，中国工农红军改编为国民革命军第八路军，并于8月底9月初开赴抗日前线。9月23日，蒋介石就国民党中央通讯社发表的《中共中央为公布国共合作宣言》发表谈话，实际上承认了中国共产党的合法地位，以国共合作为主体的抗日民族统一战线正式形成，国共两党实现第二次合作。
改编红军游击队是抗日救国大局的需要。中共中央对南方红军游击队改编的设想，随着全国抗日救国运动的深入开展而不断完善。日，中央代表周恩来在西安向国民党代表顾祝同建议将南方红军游击队改编为民团式保卫团。6月23日，周恩来向美国记者谈到南方一些游击队的改编是一个特殊问题，不同意缴械而被国民党瓦解。6月25日，中共中央提出南方红军游击队改编办法是：原则上一律停止没收土地及建立苏维埃政权，取消红军名义，改以抗日义勇军名义出现；大的游击区在双方停止进攻后，争取大的部队改编为各省独立团或保安团，小的编成保安队或民团保甲，谈不成则不受改编。8月1日，中共中央发出《 关于南方各游击区域工作的指示 》，指出：在保存与巩固革命武装，保障党的绝对领导的原则下，“（ 1 ）较大的红色部队，可与国民党的附近驻军或地方政府进行谈判，改变番号与编制以取得合法地位，但必须严防对方瓦解与消灭我们的阴谋诡计与包围袭击。……（ 3 ）脱离生产的小的地方性的游击队，游击小组，原则上可一律变为民团，以取得合法地位，不可能时，仍可非法存在。……（ 5 ）未与国民党政府及当地驻军确实谈判好以前，则我们的一切武装部队，可以自动改变番号，用抗日义勇军抗日游击队名义，根据党的新政策，进行独立活动，继续开展统一战线工作，以灵活的游击行动，去发动与组织人民，建立党的秘密组织，捉杀汉奸，扩大党的新政策的影响。但在取得与国民党驻军停战谈判机会后，……防止一切收买利诱分化的阴谋。”①在中共中央的正确领导下，南方红军游击队大部分得以顺利改编。10月2日，南方八省交界13个地区的红军游击队改编为国民革命军新编第四军（ 即新四军 ），取得了合法的地位。
（ 二 ）百色国共合作谈判
在百色及其邻近的滇桂边、黔桂边活动的游击队，是桂西区特委领导下的一支重要的革命武装力量。到抗日战争爆发前，桂西游击队2000多人活动在滇桂边、黔桂边、右江两岸和右江下游地区，涉及广西、云南、贵州3省6个地区20多个县。抗战爆发后，广西国民政府和军队与日本帝国主义的矛盾迅速加剧，对共产党合作抗日政策表示赞同，积极推动蒋介石对日抗战，但又想独揽部分地区部分军队抗日的领导权，同时把桂西游击队视为心腹之患，有借合作抗日之机消灭游击队的阴谋。7月，国民革命军第五路军总指挥部给百色区民团指挥部指挥官黄韬来电，令其与桂西共产党组织进行谈判，将桂西红军游击队改编北上抗日。黄韬即通过田东县绅士韦日早、农建业通报中共桂西区特委，提出：如果桂西地区各级党组织确是共产党，可趁机出来公开合作共同抗日，否则将作为非共产党组织处置。同月，桂西区特委经过研究认为，谈判合作共同抗日事宜，符合中共中央团结一致共同抗日的精神，也符合中共南方临时工委的指示精神，而且桂西游击队在很艰苦的条件下坚持了四五年的游击斗争，此时国难当头，也应出来改编参加抗战，所以同意与黄韬接触，并派徐泽长（ 黎达 ）到百色与黄韬面谈，提出一些条件，得到黄韬的满口答应，由此开始了合作抗日的百色谈判。
双方接触后，认为有谈判的必要与可能。8月间，徐泽长回田东向桂西区特委汇报与百色区民团指挥部面谈的情况。桂西区特委认为可与百色区民团指挥部谈判，但谈判改编游击队的事非常重大，需请示上级党组织后才能决定，于是派何云到南宁向广西省工委请示汇报。不久，黄韬派百色区民团指挥部少校指导员梁侃到田东，请桂西区特委派人到百色面谈。黄桂南和徐泽长随梁侃到百色后住在中山路的云南会馆，在三四天内与黄韬等人交谈两三次，向黄韬提出：（1）要成立右江国共合作办事处；（2）按照中共中央规定，国民政府要承认右江各级党组织是共产党；（3）不准妨碍游击队集中和交通，停止镇压共产党及游击队。黄韬答应了黄桂南提出的条件，但对于游击队是否应接受改编开赴抗日前线，黄桂南等不敢自己决定，又回田东等待上级的指示。
9月，中共南方委员会（ 南方临委改称，简称南委 ）军团书记尹林平（ 林平 ）、联络员高朗如（ 高维新 ），中共广西省工委军团书记刘敦安以及叶飘萍（ 黄彬 ）等到桂西地区。黄桂南即汇报与百色区民团指挥部接触的情况，提出桂西区特委是否与百色区民团指挥部谈判、游击队是否改编北上抗日等问题，要上级派来的领导决定。尹林平要求桂西区特委在合作过程中坚持共产党的独立性，提出红军游击队改编北上抗日能否保证共产党和红军游击队独立完整等问题，要桂西区特委答复。于是，桂西区特委决定召开各县干部代表会议来研究决定。
9月底10月初，桂西地区各县干部代表会议在田东县那百乡那浪屯召开。南委和省工委派来的干部，桂西区特委的部分成员，部分县的代表共20多人参加会议。经过四五天的讨论，会议决定派黄桂南、高朗如、徐泽长为谈判代表，同百色区民团指挥部谈判改编游击队的问题。会议决定提出改编游击队的六项条件：承认桂西共产党的合法地位；释放政治犯；停止对游击队的进攻；游击队改编后归八路军指挥；取消苛捐杂税；登报宣传国共合作谈判的宗旨。会后，谈判代表到百色城，尹林平、刘敦安、赵世同在百色城附近负责指导联络。
10月中旬，百色谈判正式进行。百色区民团指挥部谈判代表是指挥官黄韬、参谋长罗荪和政训组组员王廷业。谈判一开始，桂西区特委谈判代表提出各县干部代表会议决定的六项谈判条件，要百色民团区指挥部答复。黄韬对承认共产党的合法地位与登报宣传国共合作的宗旨等两条不予答复，答应其他4条可以照办，并搪塞说：过去的一切都不追究，带队伍出来改编就好了，保证改编队伍的安全，现在主要是谈如何改编游击队的问题。桂西区特委谈判代表针对民团指挥部的答复，提出：不承认桂西共产党的合法地位，不答应谈判代表提出的条件，就不谈队伍改编问题。但民团指挥部还是不答应共产党提出的谈判条件。同时，民团指挥部谈判代表在谈判中不断地说“欢迎你们出来自新改过”，“上级对你们出来自新，非常欢迎”等话，致使谈判陷入僵局。
在这期间，桂西区特委书记黄桂南没有识破国民政府的阴谋，在百色继续维持谈判局面。在民团指挥部没有承认桂西共产党合法地位，谈判僵持不下的时候，黄桂南领了百色区民团指挥部拨给的谈判经费5万元，一部分给在中越边和田东一带活动的游击队韦高振部和黄彪部，其余用于在百色城包租房子设立国共合作谈判办事处。在百色附近的尹林平指示黄桂南等人，除非百色民团指挥部答应共产党提出的条件，否则不和他们谈改编队伍的具体问题。10月下旬，黄韬暴卒，谈判被迫中断。
1937年12月上旬，广西省政府派少壮派军人梁家齐接任百色区民团指挥部指挥官，百色谈判恢复。梁家齐在谈判中采取以退为进的策略，先口头答应桂西区特委提出的谈判条件，然后逼迫游击队改编，最后交由第五路军收编处理。梁家齐一到百色，马上接见桂西区特委谈判代表，答应共产党谈判代表提出的条件，表示承认桂西地区共产党组织的合法地位，同意把合作谈判共同抗日的事在报纸上发表。梁家齐说：只要你们按共产党的政策去做，和我们合作打日本，不再与政府对抗，不在地方捣乱，我们一定承认你们是共产党，也保证把改编队伍去前方抗日的事登报，现在主要是谈判队伍如何改编的问题。
梁家齐的答复，使桂西区特委在谈判中陷入被动地位。梁家齐答应桂西区特委谈判代表提出的谈判条件后，桂西区特委已经提不出任何新的谈判条件，实际上使双方达成了谈判改编游击队的口头协议。对于梁家齐的答复，桂西区特委谈判代表没有任何思想准备，认为向来坚持的谈判条件，民团指挥部都答应了，改编游击队后，民团指挥部不会把游击队吃掉。在此情况下，桂西区特委不得不向梁家齐表示保证把游击队带出来改编。12月中旬，桂西区特委决定：桂西地区所有的游击队伍全部参加改编，按全国统一编制编为一个旅两个团，旅长团长由原部队人员充任，国民党方面可派副职人员，军队给养由政府支付，武器弹药除原有外，不足部分由政府补充。
12月中旬至12月下旬，谈判进入商谈队伍改编的具体问题并达成协议阶段。决定改编后，黄桂南向梁家齐提出桂西区特委的改编方案，并要求政府取消过去对共产党和游击队的通缉令。梁家齐当即答复：（一）部队改编后按全国统一编制，至于编为第几旅、第几团及人员配备等，待请示上级后答复；（二）军需给养由政府供给，赶快列名单到田阳县领军用品；（三）再拨15万元的改编活动经费；（四）改编后给予登报，并给正式名义，不另下取消过去对共产党和游击队人员的通缉令，出来改编的都保证安全，过去一切不予追究；（五）出来改编的要带足武器弹药开赴前方，到达前方后不足部分由前方供给。
正当双方谈判进行时，广西省工委转发南委给桂西区特委的指示，要桂西区特委即刻停止谈判。南委指出：“当着我们还不能彻底了解自己的实际以前，这种谈判是不适宜的”，“以我们向你们要求，即刻停止此种谈判，把这种谈判移到桂林去，你们拟向地方解释。”关于党纪问题，南委指出黄桂南的错误主要在于不能切实执行南委与省工委的指示，在工作中不民主，在个人生活方面没有以身作则，使党内纠纷迭起。①为使黄桂南不再犯错误，南委决定送他到西北抗日学校接受训练。②接到南委指示后，中共桂西区特委骑虎难下，欲罢不能。因为谈判已达成协议，正如指示所指出的“已经弄了一大半”，而且由于民团指挥部的拉拢利诱，一部分游击队已被韦高振拉到百色等待改编，加上桂西区特委书记黄桂南拒不执行南委的指示，受到民团指挥部的欺骗，屈服于民团指挥部的威胁利诱，桂西区特委只好向民团指挥部提出：滇黔桂边革命游击队和右江下游赤色游击队第二联队参加改编，其余游击队伍不参加改编。不久，梁家齐答复：经请示省公署后，上级确定将游击队改编为国民革命军第八、第九独立团，不建旅部。韦高振部改编为第八独立团，韦高振任团长（ 上校衔 ），副团长韦渔生（ 上尉衔 ）；黄彪部改编为第九独立团，团长黄彪（ 中校衔 ），政府不派副职人员。
在双方谈判改编具体问题时，尹林平、刘敦安、叶飘萍等先后离开桂西地区，黄桂南成为谈判的主要决策者。谈判达成协议后，黄桂南在去西北学习途中以资金不够为由返回桂西地区，被百色民团指挥部软禁。高朗如、徐泽长分别被百色民团区指挥部遣送去桂林和那马。至此，百色谈判以桂西区特委失败宣告结束，游击队的改编则被国民党方面操纵。
在百色谈判过程中，桂西地区部分党组织反对将游击队交给国民党改编。中共那马中心县委认为把游击队交给国民党改编就是取消革命武装，右江下游赤色游击队第一联队拒绝参加改编。中共东兰中心县委和黔桂边委反对桂西区特委与百色民团指挥部谈判，反对把游击队交由国民党改编。1937年8月和11月，黄桂南两次到东兰，要求东兰中心县委配合谈判，调游击队出来参加改编，遭到东兰中心县委的拒绝。中共黔桂边委书记赵世同在百色看到国民党方面的态度后，愤然离开百色回黔桂边，避开谈判，坚持共产党独立领导武装队伍的原则，坚决反对与百色民团指挥部谈判和改编游击队。所以，这些地方的党组织和武装队伍没有因百色谈判而遭受破坏和改编，保存了一部分革命力量。
百色国共合作谈判，是桂西区特委根据南方临委的指示并在南委和省工委的指导下进行的，顺应抗日救国形势的需要，符合中共中央关于抗日民族统一战线大政方针，也是桂西地区党组织和游击队争取合法地位以及动员各党派、各族人民参加抗日救国的重要步骤。通过谈判争取共产党地方组织和红军游击队的合法地位，是大势所趋。桂西区特委在谈判中的失败，主要在谈判应由哪一级党组织主持，如何在谈判中坚持共产党的独立自主原则，如何防止对方阴谋诡计的实现等问题上，有着深刻的教训。一是南方临委的指导有失误。南临委1937年3月发给桂西区特委的指示信，指示桂西区特委向桂军宣告桂西红军游击队早就愿意与桂军联合北上抗日，指示桂西区特委与百色地方政府和军队进行合作谈判，是不合时宜的，对谈判的主要问题的指示也是有失误的，给桂西区特委与百色区民团指挥部的谈判起了误导作用。同时，南方临委在发生了福建何明事件后，制止百色谈判的措施不力，1937年12月，停止谈判指示信传达到桂西地区时，谈判已基本结束，原在百色指导谈判的尹林平、刘敦安等领导人已离开百色，南方临委没有派得力干部到百色制止谈判。1938年1月，张云逸派吴元到广西，但此时谈判已经结束，吴元无力挽回谈判失败的局面。二是桂西区特委尤其是黄桂南对谈判的失败负有主要责任。在百色区民团指挥部不承认桂西地区共产党的合法地位时，没有独立领导民众开展抗日救国运动；当对方在口头上承认桂西共产党的合法地位后，又不会利用合法性与国民党当局周旋；当百色区民团指挥部表面承认共产党提出的谈判条件，暗中策划收编游击队时，桂西区特委竟没有觉察而继续谈判；南委指示立即停止百色谈判，由八路军代表到桂林来谈，桂西区特委借故拒不执行；黄桂南领了民团指挥部的改编经费，在百色设立谈判办事处，纵容韦高振反对停止谈判，暗地里逼迫黄彪率部参加改编；南委停止谈判指示信下达后，黄桂南不服从南委的调动，以改编无法停止为由拒不执行指示，私自中途返回桂西地区等等。三是广西省政府当局和桂军的欺骗与威胁利诱，致使百色谈判以桂西区特委的失败而告终，给桂西地区党组织及其领导下的革命武装队伍带来严重后果。
（ 三 ）游击队伍被改编
在百色谈判进行的同时，党领导的武装队伍也有相应的发展。在右江下游，中共天向田中心县委派员分别到田东、向都、田阳、百色等县设立接待站，组织武装队伍。到12月，这几个县新招的抗日武装达600多人，在田东、田阳两县集中。在中越边，韦高振以组织抗日义勇军为名，组织起200多人的武装队伍。11月上旬，百色区民团指挥部派政训组少尉组员韦渔生到中越边，采用高官厚禄、联宗结盟等手段拉拢引诱韦高振，11月中旬，韦高振率200多人从靖西到百色驻扎。在滇桂边，12月中旬，由黄德胜、朱国英（ 朱鹤云 ）、李家祺带滇桂边革命游击队400多人到百色、田阳集中。
12月下旬，韦高振部、黄彪部奉命在田阳县田州镇接受改编。韦高振部由滇桂边区革命游击队组成，改编为国民革命军第五路军第一预备军步兵第八独立团，团长韦高振，副团长韦渔生，辖3个营9个连，第一营营长罗明远，第二营营长农安贞，第三营营长黄正红，全团600多人。黄彪部由田东、田阳、向都、天保、百色等地武装组成，改编为第九独立团，团长黄彪，副团长韦日早、岑伯仑，辖3个营9个连，第一营营长黄汉渊，第二营营长农开胜，第三营营长许光，全团800多人。两团共有枪支约五六百支。
日，第九独立团奉令离开田阳到左江地区扶南县（今扶绥县）训练。第八独立团留在田州期间，黄德胜劝说韦高振要服从共产党的领导，不要上国民党的当，韦高振竟在田州河边将黄德胜杀害。之后又派罗明远、杨茂祥等8人回中越边，企图暗杀没有参加改编的谭统南等人，后因行动暴露而没有得逞。
1938年2月中旬、下旬，第九团、第八团先后离开扶南和田阳，开往抗日前线。他们途经南宁、梧州、广州，从广州坐火车北上。第九独立团到衡阳被国民党军队缴枪后，经长沙、武汉到安徽省舒城县被第五战区第二十一集团军收编，编入第一七三师一○三、一○四团，副排长以上干部被集中到河南商城训练，战士被强迫上前线。10多天后，有雷广声、黄正发、莫选功、黄显亮、谭玉山、许光、李春明、黄生台、黄选威、朱鹤云、韦明日、欧阳泽民、黄如逢、黄伯如、李荫美、黄如初、陶淑、韦权、韦桂荣、黄金矿、黄国楠、黄彪、李修学、农开胜等20多人逃到武汉找到八路军驻汉口办事处。除黄彪、李修学等自愿回广西，农开胜到湖北广水后转回广西外，其余由八路军办事处送到陕西参加八路军。第八独立团到长沙被国民党军队缴械，在安徽省合肥市的梁园，也被第五战区第二十一集团军收编，编入第七军一七一师。
两个团被国民党军队收编后，为了挽回损失，中共中央于1938年上半年与李宗仁、白崇禧交涉，要求将第八、第九独立团拨归八路军指挥，李宗仁、白崇禧竟否认收编共产党领导的游击队。没有参加改编的右江上游赤色游击队和右江下游赤色游击队第一联队及滇黔桂边区革命游击队的一部分，在党的领导下继续坚持在各地开展抗日救亡运动。但由于桂西区特委在百色谈判中的失败，国民党政府始终不承认他们是共产党领导的武装队伍，没有合法地位，被当作“土匪”到处受到追剿。1937年12月，滇黔桂边区游击队的一部分被梁振标拉出去向国民党投诚。1938年，党领导的武装在滇桂边和右江下游地区已基本停止活动，在右江上游区和黔桂边的右江上游赤色游击队第一联队也被削弱，以致后来大部分化整为零，转入地下，第一大队120人枪于1938年夏改为省边抗日游击大队，由牙永平任大队长，活动在黔桂边。
二、百色地方党组织遭受严重破坏
桂西区特委在百色谈判中的失败，不但使桂西地区损失红军游击队两个团约1500人，而且使党的各级组织受到严重破坏。1938年和1939年，国民党广西省当局相继在右江地区制造多起骇人听闻的反共事件，致使右江地区革命斗争陷入低潮。
（ 一 ）中共桂西区特委解体
1938年1月，鉴于黄桂南不服从党组织的劝告和挽救，在百色谈判中犯了严重错误，违反组织原则，拒不离开桂西地区赴西北学习，继续与百色民团指挥部谈判，给党和革命武装造成重大损失，中共广西省工委开除了黄桂南的党籍。同时，由于百色谈判使桂西区特委一些领导人身份暴露，谈判后已不便活动，桂西区特委无人主持工作。另外，游击队被改编后，原在游击队的共产党员十多人也随军北上，他们在军队中没有建立党组织，党的活动主要是采用个别谈话的方式，使两个团都失去党的领导。由此，桂西区特委自行解体，桂西地区各地党组织失去统一领导。
（ 二 ）中共那马中心县委解体
百色谈判后，经桂西区共产党代表方面多次交涉，广西省政府同意在那马县设立第八、第九独立团后方留守处，徐泽长任主任。但由于政府当局对共产党组织和游击队的摧残，那马中心县委成员仍被政府当局通缉，被迫上山躲避。中共广西省工委派到那马县指导工作的彭维之，想借那马中心县委在都安县镇西瑶民暴动事件中调停成功的机会，促成那马县的国共合作谈判，便与徐泽长、李凤彰、韦成篇研究，指定徐泽长与那马县国民政府联系。
1938年6月初，徐泽长先与州圩乡乡长韦访贤交涉，后得到了那马县县长黄有镛的同意。6月中旬，南宁行政督察区副专员兼民团指挥部副指挥官黄建元，与那马县政府联系，策划杀害中共那马中心县委成员的阴谋。黄建元派县长黄有镛到州圩乡召见徐泽长、李凤彰，州圩乡乡长韦访贤也到韦成篇家，假情感谢共产党调停有功，邀请共产党派人到县政府商谈合作抗日事宜。这种“诚意”给中共那马中心县委造成了错觉。不久，黄建元到那马，以商谈“处理都安暴动事件善后工作及抗日事业诸问题”为名，正式邀请徐泽长、李凤彰、韦成篇到周鹿（ 县政府所在地 ）会谈。接到邀请后，因韦成篇患病卧床不起，彭维之决定由徐泽长、李凤彰两人赴周鹿。6月28日，徐、李二人到周鹿，即被黄建元拘捕。次日，黄建元又以“迫切商谈，代表不能缺”为由，催促韦成篇一定要到周鹿。在彭维之的强迫下，韦成篇由徐孝义陪同到周鹿，又一同被捕。事件发生后，中共那马中心县委组织力量多方营救，那马县土豪劣绅也以巨款贿赂南宁行政督察区专员梁翰嵩及黄建元等人。8月3日，徐泽长、李凤彰、韦成篇、徐孝义在武鸣县县城东门惨遭杀害。此后，中心县委其他成员被迫隐蔽他地，那马中心县委解体，只有一些党支部在那马、武鸣两县西区活动。受那马中心县委领导的平治、果德基层党组织和党员被迫停止活动，分散隐蔽。
那马“八三”惨案是继百色谈判后广西省政府借国共合作谈判之名消灭革命力量的阴谋的一次暴露，激起了人民的义愤，遭到了社会舆论的谴责。《 救亡日报 》、《 抗战大学什报 》等报刊著文声讨广西省政府当局的罪行，八路军驻汉口、桂林办事处向桂军提出强烈抗议。但广西省政府仍一意孤行，继续摧残右江地区共产党组织和革命人民。
（ 三 ）中共东兰中心县委被破坏和滇黔桂边委解体
百色谈判中，中共东兰中心县委反对把党领导的游击武装交给国民党改编。百色谈判后，中共东兰中心县委及其领导下的各级党组织，仍完好地保存下来，并与上级党组织保持联系。1938年1月，中共广西省工委派黄孔修（ 孔克 ）到东兰，同月，张云逸从广东派胡边到东兰，协助东兰县委工作。当月，东兰中心县委在西山召开各县骨干会议，指出在抗日民族统一战线中要坚持党的独立自主原则，地方党组织不能自行与国民党谈判，要整顿、发展党组织，纯洁党的队伍等。随后对党组织进行整顿，到年底，登记党员145人，在10个县内建立党组织。1939年1月，东兰中心县委开办党员训练班，培训党员40人。1939年1月下旬，黄孔修由中心县委委员李艳芳带路回南宁汇报工作，在万冈县凤凰乡被民团逮捕，中心县委党员名单和文件被民团搜获。2月初，东兰、万冈两县民团1000多人进剿中心县委活动中心地带西山，中旬，中心县委成员及工作人员转移到各地分散活动，分片负责，单线联系，中心县委只在西山设留处，党的活动非常困难。属东兰中心县委领导的凌云县党组织和党员，也分散各地隐蔽。
在滇桂边，黄德胜、朱国英、李家祺率游击队伍参加改编后，中共滇黔桂边委在滕静夫、赵敏、岑日新、傅少华等领导下，继续在云南省富州县七村九弄地区活动。1938年秋，滕静夫在七村九弄地区召开会议，认为边区游击队人数不多，原被党改造过来的梁振标队伍又投到国民党方面，边区委员会难以继续在云南富州坚持活动，决定边委成员和党员分散活动，富州县的党员就地分散隐蔽，从右江下游来的党员转移到中越边的靖西县。之后，滕静夫、岑日新等16人从富州县到靖西县龙邦乡同谭统南领导的游击队伍会合，至此，中共滇黔桂边委解体。不久，谭统南领导的队伍也解散。1941年6月，谭统南在靖西县安宁组建中越边抗日游击大队，谭统南自任大队长，建立时仅有40多人枪。组成人员比较复杂，有来自原滇黔桂边区革命游击队的，有靖西当地青年，也有国民党军队逃散人员和越南人。1943年日军入侵越南北方，入侵靖西县边境地区和那坡县平孟，抗日游击大队发展到500多人，积极参加抗日活动。1945年抗日战争胜利后，抗日游击大队自行解散。
（ 四 ）中共天向田中心县委解体
中共天向田中心县委一部分党员随游击队改编赴抗日前线后，部分基层党支部解体。留下的党组织仍在田东、向都等县山区坚持活动。1938年，赵润兰、李修学回来后，天向田中心县委调整，韩平波任书记，黄明山、李修学、赵润兰、梁乃武为委员，继续在天保、向都、田东等三县开展抗日救亡活动。但由于国民党当局加紧围剿，天向田中心县委活动非常困难。1938年秋，中共南宁中心县委成立，天向田中心县委隶属南宁中心县委领导。1939年五六月间，中共广西省工委在南宁开办右江地区党员骨干训练班，天向田中心县委的韩平波等5人参加学习。训练结束时，省工委指示天向田中心县委派党员到滇桂、黔桂边工作，巩固桂西地区的革命基地。韩平波等带着省工委的指示和中心县委的组织关系回到田东，准备继续开展革命活动。
1939年6月下旬，天向田中心县委在田东县合恒乡那恒村赵润兰家召开县委扩大会议，到会14人。会议传达省工委的指示，研究向云南、贵州边界开展工作等问题，决定派黄明山、赵润兰、李静去滇桂边，派韩平波、梁乃武、周仁权上黔桂边，派黄文辉、黄振光在田东搞联络工作。当晚，韩平波、黄明山、黄文辉与李静一起到塘行屯李静家过夜，其余留在那恒屯。6月29日，在中越边活动的滕静夫派岑世奎（ 马振球 ）、刘承美带信到那恒屯，向中心县委汇报，并打听上级党组织新的指示精神，要求中心县委派党员到中越边活动。韩平波等接到通知后回那恒屯继续开会。由于土豪告密，是日中午，遭田东县警长庞科骥率警兵包围，韩平波、梁乃武、赵润兰、李修学等到11人被捕，第二天，警兵又在那恒屯逮捕赵润标，解百色关押。
那恒事件发生后，天向田中心县委做了大量的解救工作。7月初，黄明山赴南宁向南宁中心县委报告，并要求给予新的组织关系。不久，李静经南宁中心县委介绍到桂林向八路军驻桂林办事处报告情况，要求八路军办事处与桂系当局交涉，设法营救。但国民党当局诬说抓到几个“汉奸”，解救不济。日，韩平波、赵润兰、李修学、梁乃武、岑世奎、赵润标以及在万冈县被捕的黄孔修、李艳芳等人，在百色被国民党当局杀害。幸存下来的党员黄明山、黄文辉、黄振光、黄振成等因与上级党组织失去联系，在天向田交界的山区里隐蔽下来，李静仍在田东做交通联络工作，中共天向田中心县委解体。
从百色谈判到那马惨案、那恒惨案，桂西地区党组织及其领导的游击武装受到严重损失，暴露了国民党广西省政府当局在抗战中追随蒋介石制造摩擦、反共反人民的本性，也反映了桂西地区党组织在建立抗日民族统一战线工作中的错误。同时，国民党广西省当局不承认右江地区党组织和武装队伍的合法地位，对共产党的活动严加控制，以国共为主的抗日民族统一战线工作难以开展，阶级矛盾在局部地区仍然相当尖锐，构成桂西地区抗日救国运动的特殊性。那恒事件后，桂西地区各地党组织中只有黔桂边委比较完整地保存下来，右江下游、东兰、凤山、万冈等地的党组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