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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转帖]第二次世界大战中的美国战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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汉译本前言&&
肯特·格林菲尔德 [美国]&&
[出自《第二次世界大战中的美国战略》] 1963&&
　　这本研究第二次世界大战时期美国战略的论著，篇幅虽然不大，但论述的问题却不小。按作者自己的说法，他在这本书中把光圈集中在“大战略”上。或者换个说法，作者在本书中论述的是美国总统为首的国家统帅部指导战争的总方针和总政策。&&
　　作者肯特·罗伯茨·格林菲尔德是最有条件写这样一本书的现代美国历史家之一。他早年曾任约翰·霍普金斯大学历史系主任达十六年。他亲身参加过第二次世界大战。战后从1946年起直到1958年退休为止，他担任美国陆军部历史主任，在此期间主编了美国最大的一部第二次世界大战史书——《第二次世界大战中的美国陆军》，并以此蜚声国际史坛。&&
　　格林菲尔德写这本书，不是企图全面地、系统地介绍二次大战中的美国战略，而是针对史学界关于二次大战中美国战略的某些争论，特别是针对美国史学界对某些传统看法的挑战，阐明自己的立场，实质上是在新情况下再次探讨二次大战中的美国战略，因此本书副标题为“再思考”。&&
　　全书由四篇专论组成，每篇相对独立，合起来是一个互相联系的整体。第一章开宗明义列举了标志大战中美国战略演变进程的八项重大战略决策，由此引出一系列战略关系或矛盾，分别在以下各章中加以探讨。其中第二章专门探讨英美两国战略上的矛盾，核心是横渡英吉利海峡进攻欧洲大陆(即开辟“第二战场”)的时间和规模问题。第三章专门探讨美国统帅部内部的矛盾，即总统与军方的关系，重点是罗斯福总统在制定美国战略方面的影响和作用问题。第四章专门探讨三军内部空军(当时为陆军航空兵)与陆海军的矛盾，核心是对德日战略轰炸的作用和空地协同问题。此外，某些段落也涉及英美与苏联的战略关系。&&
　　在上述一系列问题上，作者发表了一些有趣的意见；这些意见虽是一家之言，但在美国有一定代表性和权威性，因而也是有一定参考价值的。当然，这并不等于说作者的意见都是正确的，更不能说我们同意他的全部观点。还有一点必须指出：作者在分析战胜德国和日本的原因时，有时过份夸大美国(或者加上英国)的贡献，对于苏联及其他某些欧洲国家军民的作用则估计不足，对于中国及其他亚太地区国家抗日军民的作用更是只字不提，这是不符合历史实际的。尽管如此，我们并不抹煞这本书的学术价值。&&
　　原书有两个版本。这个译本所依据的是美国巴尔的摩约翰·霍普金斯出版社1963年版。正文全部照译。原书后面附有大量注释，对一般中国读者实际意义不大，故从略。读者如需引用本书译文，请核对原文。&&
　　今年是世界反法西斯战争胜利四十周年。我国对二次大战史的研究正在蓬勃开展，日益深入。愿这个译本有助于我们对二次大战时期盟国战略的研究。&&
　　吴春秋 1985年春节&&
[SOUND]http://mp3.baidu.com/r?url=http://www.hrb.hl.cninfo.net/movie/ysjq/153.mp3[/SOUND]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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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一章 联盟战略的要素&&
肯特·格林菲尔德 [美国]&&
[出自《第二次世界大战中的美国战略》] 1963&&
八条战略决策&&
基本原则&&
军事考虑与政治考虑之比较&&
　　当今的一些重大事件，早已把第二次世界大战的记忆从那些即使是亲身经历过大战的成年人的脑海中排挤出去了，更不用说第二次大战对他们来说仅仅是历史的那些读者们了。有鉴于此，对第二次大战中盟国的某些重大战略决策作一回顾看来是适宜的。本书挑选出来供回顾的决策，不是为了表明熟悉情况的历史学家们一致公认哪些决策是最关键、最重要的；回顾这些决策仅仅是为了引出我下面所要说的话。&&
　　美国战略赖以制定的基础之一，早在美国参战前就已经凝结为国家的决心了。这一决心就是：美国国家利益需要大不列颠的生存和它作为一个大国的战后行动自由。它体现在从1940年6月法国灭亡直到日这段时间内逐步把全国团结起来的总统的政策之中。这自始至终是第二次世界大战期间美国战略的基础。&&
八条战略决策&&
　　第一，关于联盟至高无上的目标是彻底打败它的敌人的决策。(英、美、苏)三个主要盟国不打败敌人决不停止战斗。这意味着，它们决心进行(按现在流行的术语)不受限制的，或者“全面”的战争。这一决策从未引起过争论。这自始至终正是大不列颠和苏联的目标；这两个国家正在还击野蛮地进攻和残酷地蹂躏他们国土的那个敌人。至于我们美国人，这一点甚至包含在年时拟定的计划和战争准备之中，尽管当时我们公开宣布的国策仍然是保卫西半球。1941年12月，紧接着我们参战之后，我们在“阿卡迪亚”会议上同英国人会晤时，就宣布彻底打败德国和日本是我们的目标，也是他们的目标。实际上，这就等于说以无条件投降为目标。从那以后，关于我们宣布以德日无条件投降为战争目标这一做法是否明智，曾引起过很大不安和辩论，但是，战争期间，这一目标作为我们的战略指导原则从未遭到过强烈的反对，甚至也未引起过激烈的辩论。诚然，盟国曾与意大利的巴多利奥余孽政府达成过妥协(当时墨索里尼虽已被推翻，尚未在它们掌握之中)，但是，这一妥协是为了更有效地集中力量征服处于轴心国罗网中心的那只蜘蛛。他们允许日本保留一个象征性的天皇，但只有当日本人屈膝时他们才这样做。全面胜利——这个反映坚定决心的共同目标，一直是我们孜孜以求的，从没有作过重大妥协，直到1945年完全实现为止。&&
　　第二，关于美国以德国为头号敌人的决策。这意味着联盟将其主要力量用于对德作战，直至德国政府无条件投降。对于正在为生存而艰苦战斗的英国人和俄国人来说，这一正确的战略观点是理所当然的结论。美国接受这一观点意味着美国人在确保打败德国之前，对伤害了他们的日本人只能局限于进行牵制和袭扰。因此，美国人采取这一决策是难能可贵的。在美国参战的前一年，美国军事当局就采取了这一决策。他们把它看成与确保英国生存相符的唯一战略。&&
　　第三，关于1942年7月英美进攻北非的决策。11月8日实施的这一决策，把欧洲的这两个西方盟国所拥有的部队主力集结到地中海去，这一行动直到1944年春为止。这一决策导致北非地中海沿岸(从摩洛哥到埃及)的征服，1943年5月在突尼斯的二十七万五千名轴心国部队的投降，两个月后西西里的征服，墨索里尼的倒台和1943年9月意大利政府的投降，以及持续到1945年5月意大利全国解放的意大利战役。随着西西里的征服，西方盟国取得了地中海的制空权，并且重新打开了地中海这一条海上运输通道。在进攻意大利半岛的同时，他们还迅速取得了可对德国实施双向轰炸的基地。年的冬春两季，由于盟军在非洲由东西两面进军直捣突尼斯的胜利，加上苏军从斯大林格勒的废墟开始反攻，同盟国阵营已开始取得，而轴心国则开始丧失欧洲的战略主动权。&&
　　第四，关于西方盟国决定优先动用他们1943年的共同资源对德国的要害目标实施联合轰炸的决策。这一决策是邱吉尔和罗斯福以及盟国参谋长联席会议成员1月份在卡萨布兰卡会议上决定的，举行这次会议是为了制定1943年所应遵循的行动方针。美国参加的这次联合轰炸攻势，在1943年时没有产生如同空中战争热心者们所预言的那种效果。但是它承担这次联合轰炸的义务这一点和1943年内看来很可能取得的效果，构成了决定把美国地面战斗实力限制到89个师的重要因素。这种限制在很大程度上促成了下列事实：为进行1944年的决定性战役而组建的美国陆军拥有一个远距离的、重型的、强大的空中拳头和一个虽然强有力但是相对而言较小的地面拳头，这也势必影响联盟的最后战略。1945年春，尽管美国人在胜利地追击德国人，但是他们无法在欧洲部署足够的地面战斗部队，以便不冒巨大风险地采纳邱吉尔先生的建议，去坚决阻挡滚滚而来的俄国人；即使罗斯福先生确信采取公开反对俄国人的立场是明智的，他也无法这样做。在亚洲，如果我们在年间有更多的师可供使用，那么我们也许不会感到有必要祈求俄国军队的积极支援来牵制在满洲的日本陆军。由于同样的原因，在那两年中，我们没有手段来遏制，或者有效地反对中国的毛泽东的共产主义者。&&
　　第五，关于美国参谋长联席会议允许太平洋战区的尼米兹海军上将和西南太平洋战区的麦克阿瑟将军发动有限攻势，以便迅速利用1942年6月美国海军中途岛大捷的决策。这是美国人脱离英美基本战略协议的第一步。这个战略协议早在1941年就达成了，而且经过“阿卡迪亚”会议的批准，它规定盟国的战略仅仅是牵制日本直到他们有把握打败德国为止。到1943年2月时，尼米兹海军上将属下的指挥官们从日本人手中夺得了瓜达卡纳尔岛，麦克阿瑟将军属下的指挥官们则从日本人手中夺取了新几内亚的东端。紧接着美国人在他们对主要战区欧洲轴心国的战争中转入进攻并开始夺取主动权之后，他们立即在次要战区太平洋上也转入进攻，开始夺取主动权。同样，由于1942年7月，美国对日发动有限进攻的决策，加上1944年前发动横渡英吉利海峡的进攻前景暗淡，因而美国陆军在1942年底用于对日作战的地面部队和航空部队比用于欧洲战区的还要多。&&
　　第六，关于1943年8月，即进攻瓜达卡纳尔岛之后不足一年，第一次魁北克会议批准的如下决策：允许尼米兹海军上将在1944年发动一场穿过中太平洋的两栖进攻，同时允许麦克阿瑟将军在西南太平洋向菲律宾挺进。这意味着在1944年将有两个强大的攻势指向同一个目标——吕宋岛-福摩萨(台湾)-中国沿海三角地带。到1944年10月，当盟军仍在猛攻欧洲的齐格菲防线时，上述两大攻势已进至菲律宾海；而穿过中太平洋的尼米兹海军上将的攻势，把陆军航空部队的B-29超级轰炸机带到了轰炸东京的距离之内。&&
　　第七，关于一项用不着强调其重要性的决策，即盟军横渡英吉利海峡，对德国腹地实施诸兵种合成进攻的协议。这次进攻和苏联军队的大规模攻势，于1945年4月在德国腹地会合。这种打败德国的战略模式是在1943年11月-12月间三个盟国的德黑兰-开罗会议(或“六分仪”-“尤利卡”会议)上定下来的。到这次会议为止，横渡海峡的强大进攻的决策经过长期辩论之后，终于拍板定案了。&&
　　与此相反，打败日本的战略模式直到决定投掷原子弹，即战争的最后一刻才终于定下来。在对日战争中，事态发展的力量所产生的影响不象在对德战争中那样可以准确地预见，而且比任何一个单独的正式的战略决策(如同西方盟国把欧战的结局押在横渡海峡的大规模进攻之上的战略决策那样)更多地取决于其他行动的结果如何。最后的模式将视海军封锁的效果、美国穿越太平洋的两路进攻和对日本本土战略轰炸的结果而定。这个计划的大部分内容到1943年底才定下来，它包括苏联加入对日作战和在德国投降后十八个月打败日本。&&
　　下面将要提到的决策之八，直到投掷原子弹之前一直是上述那个形成中的计划的组成部分。我列举这一决策似乎是荒谬的，因为它从来未付诸实施。&&
　　第八，关于把进攻日本本土，实施封锁和轰炸均纳入盟国的战略，以确保打败日本的决策。这一决策就其政治、军事后果而言都是重要的。它导致了西方盟国，特别是美国鼓励苏联参加对日战争，而且对使用原子弹的决策也产生了影响。&&
　　上述清单中没有包括1943年1月卡萨布兰卡会议上宣布的如下决策：西方盟国的战争目的是迫使敌人无条件投降。之所以省略了这一点，是因为罗斯福总统突然地宣布这个决策，首先是一个政治行动。我没有找到任何一条说明这一决策军事效果的结论性的论据，或者证据。这项决策作为战略的一个侧面，正如早就公开宣布的，是盟国以彻底打败轴心国和日本为首要战争目标这一决心的重要组成部分。剩下的唯一问题是，罗斯福先生宣布这一决策时所使用的无条件投降公式的措词，以及他顽强地坚持这一公式，是否得策。&&
基本原则&&
　　探讨这个问题就得回到上述第一条决策：盟国决心把彻底打败它们的敌人作为它们的战略目标。这是欧洲三个盟国已宣布的目标，也是美国人和英国人对日作战的目标。正如上文指出的，这意味着它们想进行一场无限战争，而且它们确实这样做了。早在我们参战之前，当我们还在尽最大努力避免战争时，美国的军事领导人们(虽然不包括罗斯福先生)就把这一点作为他们战略打算的基础。一旦我们参战，罗斯福先生就采纳他们的计划。我们行动的原则是：“除了胜利，别无其它选择。”&&
　　这是一个大胆的承诺。1941年12月，英国和俄国正作困兽之斗，而美国只作了一半的准备，它那唯一严阵以待的武器在夏威夷和菲律宾变成了一堆冒烟的废铁。英国和美国立即组成一个联锁董事会，动员他们的资源，把他们所能抽出的一切供给正在苦战的俄国人使用，并且立即开始协调世界范围的进攻计划。这场进攻是建立在如下的假设之上的，即使在他们彻底打败轴心国和日本之前，俄国垮台了，他们也能够打败轴心国和日本。要想勾画出二次大战战略的特征，再没有什么比指出下列几点更为重要的了：西方盟国采纳上述目标的决心，联盟遵循这一目标的坚定性，盟国坚定不移地牢记这个目标去计划、发展和运用他们的经济和军事资源所表现出的远见和彻底性。&&
　　关于二次大战中盟国战略的这个基本决心和主要的决定性因素大有文章可作，而且已经做过了。这个战略对日本人产生了致命的影响。日本政府曾经周密地计划同美国打一场有限战争。鉴于我们没有作好准备和对欧洲的种种忧虑，以及德国的毒牙正咬住俄国的咽喉这一事实，日本人相信他们可以实现确保他们在中国和东南亚霸权的目标，而我们将会承认既成事实。如果我们满足他们的条件，他们也许早就得逞了。他们指望我们接受在太平洋打有限战争。我们初期的战略决策，即在确保打败德国以前，我们在太平洋只进行牵制性的作战，似乎意味着日本人的设想是正确的。但是出乎意料之外，他们很快就迎头撞上我们不按他们的条件来打这场战争的决心。一旦月间的珊湖海和中途岛战役给了我们一个机会，我们就开始执行以彻底打败他们为目标的战略。我之所以提到日在新几内亚和瓜达卡纳尔岛发动有限进攻的决策，其原因在此。到1943年9月，当我们逼近他们在拉包尔的空海基地堡垒，并已决定放手让尼米兹海军上将发动穿越中太平洋的进攻时，他们看到了我们具备消灭他们这个军事大国的手段和决心。正如山本五十六海军大将伤心地承认的(他的话曾引起许多的误解)，如果我们选择打无限战争，那么，他们只有入侵美国本土，而且在白宫把他们的条件强加于我们，才能达到他们的目的。&&
　　至于打败德国，西方盟国战略的关键是决定把它们的主要力量投入横渡海峡进攻法国，目标是打进德国腹地，即“霸王”计划。这个计划以任命艾森豪威尔将军为盟军最高统帅而最后完成。这一决策是在大战期间英美两国之间最漫长、最激烈的战略辩论之后达成的。尽管事实上渡海进攻已经获得如此辉煌的胜利，然而每一本关于战略的新书都对这场战略辩论提出新的看法。这场辩论是饶有趣味的，因为在辩论过程中，对立的双方对所有战略问题都按各自的价值尺度加以衡量。&&
　　在这场辩论中，英美战略最重要的特征，是直到这两个西方盟国确信发动一场横渡海峡的进攻具有军事意义时，他们才做最后的决定。&&
　　横渡海峡进攻的建议是1942年4月美国人提出来的。理由是他们所看到的形势的三项要求：太平洋战争的强大牵引力(这一点使他们有分散当时他们的有限资源的危险)；他们需要一项计划，以便把这些资源集中到可以有效使用的地方；他们渴望尽早打败德国。因此1942年4月，他们建议盟国立即开始把他们的兵力集结于英国，以便1943年春发动横渡海峡的进攻(“围歼”计划)，与此同时，如有必要则于1942年秋准备发动一场较小的进攻(“大锤”计划)。为了说明他们的大胆计划是正确的，他们援引经典的“战争原则”：集中兵力，进攻，从美国最短补给线终端的安全基地实施进攻。英国人急于把美国的兵力用于欧洲，并且立即集中于英国，因此原则上表示同意。但他们很快就肯定美国提出的立即进攻的(“大锤”)计划是不切实际的，甚至是鲁莽的，于是开始为他们所表示的同意提出条件，然后就收回他们的同意。7月，罗斯福先生插手干预，压制了他的军事顾问们，支持了英国的建议：盟国使用他们做好准备的部队进攻北非。这就扼杀了1943年“围歼”计划的可能性。&&
　　既然欧洲盟国的部队已集中在地中海，那么，只要这些部队无法用于其它地方，把它们用于地中海也是具有军事意义的，于是它们被用来重新打开地中海通道，并迫使意大利退出战争。美国人只好满足于把联合轰炸攻势作为1943年直接打击德国人的唯一手段。对他们来说，地中海不是决定性的战区，随着忧虑和不耐烦情绪的增长，他们迫使英国人同意在1944年春实施全力以赴的横渡海峡的进攻。最后，在德黑兰从斯大林那里得到了求之不得的援助，美国人达到目的了。&&
　　美国人认为英国人推行的是一种原则上不可靠的战略，并且怀疑他们是受政治利益的驱使。英国人则认为美国人在战略思想上是教条主义的、“死板的”。事实上，在罗斯福先生作出“火炬”决策以后，两个盟国的军事首脑们对下一步的行动总的说来没有严重分歧，在基本原则上也没有真正的分歧。双方都承认德国是头号敌人。他们完全同意采取持续而猛烈的进攻行动。两国都同意最后实施致命的打击是必要的，而且这个打击应该从英国出发通过法国。他们同意这一打击应在下列情况下实施：德国被围困、空袭和苏联的猛攻所削弱，或者用斗牛场的语言，直到公牛的力气被斗牛士及其助手们所耗竭。基本的问题不在于原则，而在于何时实施这一集中力量的打击，以及需要集中到什么程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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总而言之，直到西方盟国一致认为“霸王”行动具有军事意义时，他们才决定把这一行动作为他们在欧洲的主要任务。在辩论过程中，纯军事考虑以外的其他考虑影响了邱吉尔先生、罗斯福先生，以及双方的军事首脑们所持的立场，这一点有助于说明他们坚持其立场的固执性。但是每一回合，他们的立场都在军事权宜之计的基础上最终或者被拒绝，或者被接受。上述其他战略决策也可作如是观。在他们所有的战略决策中都可以找到政治因素，且不说其他非军事因素。但这一点被掩盖了。政治考虑对辩论是有影响的，但对辩论的结果却影响不大。上述八大决策，除一项以外，在下面这一点上都是英美军事首脑们所一致同意的：每项决策都意味着盟国当时能够最有效地使用它们的军事资源以实现它们的共同目标，即彻底打败德国和日本。&&
　　进攻北非的决策，即“火炬”行动是一例外。在这个问题上，罗斯福先生推翻了他的参谋长们和陆军部长的军事判断，指示他们使用我们的部队进攻北非。这一行动是邱吉尔先生和英军参谋长们所需要、美国参谋长联席会议所强烈反对的。英国人可能是出于政治动机，而不是出于军事动机。许多美国人，包括我们的参谋长们在内都是这样想的。至于罗斯福先生，他认为自己的决策是正确的，因为可以实现他作为美国战时领袖的愿望——在1942年让美国地面部队参加在欧洲的大规模进攻行动。但是，如果说他是受到种种非军事考虑的驱使，那么，他采取的行动在军事上是十分精明的，至少因为它打破了英美两国在战略问题上的一个危险的僵局。这一行动也符合一有机会就使用准备好的部队转入进攻，只要能够因此使敌人遭受严重损失这一军事原则。当然这并不意味着罗斯福先生决定使用美国的军事力量为英国人恢复他们的帝国服务。&&
军事考虑与政治考虑之比较&&
　　三个主要盟国的共同战略，在不同程度上反映了他们的政治利益。邱吉尔先生多次表示失望，因为盟国所同意的战略并不符合他心目中的英联邦和英帝国的政治利益，到头来也不符合他所设想的(今天看来似乎是正确的设想)西方民主国家对待苏联威胁的共同政治利益。罗斯福先生则肯定，让他的军事顾问们的判断占上风最符合美国的利益，而这些军事顾问们总是一致赞成符合于军事目标的决定，反对那些不符合军事目标的决定。斯大林知道他具体地需要什么，而他都得到了。但是他取得所需的政治优势并不背弃他所承担的军事义务，这些义务是他的盟国完全认为是必要的。西方盟国按照他们的设想行动，即认为服从他们始终一贯同意的目标——从军事上彻底打败他们的敌人——最符合他们的政治利益。不管明智还是不明智，这是丝毫不足为怪的。它反映了联盟战略所固有的优势，在美、英、苏这样各自具有迥然不同的政治利益的强大盟国之间，这可以看作是政治明智的高峰了。&&
　　在联盟建立的初期，它的成员们处于岌岌可危的状态，而且仍然有理由怀疑他们能否达到他们远大的战略目标时，一种不是把一切都服从于军事考虑的战略，的确是冒险的。1944年中期，显然他们已经拥有可以相当迅速地达到其预定目标的手段。即使到那时，允许他们的一些军事决定脱离严格的军事路线这个问题，直到最后也没有在西方盟国之间造成任何严重的分歧。&&
　　关于邱吉尔先生进入巴尔干地区的夙愿在政治上是否明智，曾引起人们的重视。罗斯福是斩钉截铁地反对这种想法的，指出巴尔干是美国舆论不允许他使用美国部队的地方。吹得更为振振有词的是邱吉尔先生渴望出动一支盟国部队，在铁托的非正规部队支援下，穿过伊斯特拉和卢布尔雅那之间的间隙向维也纳进军。这一行动可能使我们的部队先于俄国人进入维也纳。但是1944年11月，俄国人自己也拿不定主意：他们是否应当不同意盟军执行其向意大利和地中海进军的计划(这项计划如果成功，将使他们处于向维也纳挺进的地位)，而坚持要他们在法国北部开辟第二战场。在德黑兰，斯大林挺身而出，强烈支持横渡海峡的进攻，但是一年以后，他却建议从伊斯特拉向维也纳推进，“支援通过匈牙利前进的红军”。&&
　　西方盟国在联合使用他们的部队方面是否应当服从于政治考虑，这个问题在战争末期变得严重起来。直到苏军席卷波兰以及介于苏联和苏军与盟军在德国腹地的会合点之间的其他国家时，才出现这个问题。斯大林使人们有越来越多的理由怀疑他在不背离大家都同意的战略的情况下，正在利用这一战略赋予他的军事力量把这些国家一劳永逸地变成共产主义卫星国。赫伯特·菲斯先生在他所著《邱吉尔、罗斯福和斯大林》一书中，十分清醒而透彻地考察了所有的根据。……邱吉尔先生通过盟国之间的磋商，首先是同他的“伟大朋友”罗斯福先生的磋商发出警报，而且调子愈来愈紧急。他首先试图说服罗斯福先生，在他们两人间和他们同斯大林之间，就划分解放了的欧洲的政治军事势力范围达成一项工作协议。罗斯福先生表示拒绝。他的行动所依据的设想是，不管我们是否同意，苏联都能够在东欧和中欧拿到它所想要的东西。无法使他(罗斯福)相信：我们只有靠军事上不合作的威胁，才可望从斯大林那儿得到的东西，是值得冒俄国在军事上同我们疏远的危险的。这样，纯军事战略再次占了上风。&&
　　最后，在月间，这时忧心忡忡的邱吉尔先生鼓吹英、美、法军队迅速突入德国，与俄国人会师，并且必须等到斯大林放松对东欧和中欧的控制时，才撤退到预先安排的各自的占领区。当时的总统杜鲁门先生认为，这样做将会失去让苏联坐到联合国里来的最后一次机会，而对美国人来说，一个有效的联合国组织是盟国最重要的政治目的。&&
　　在战争的最后阶段，联盟再也没有共同危险这条钢铁纽带把它维系在一起，那时的问题已不再是能否胜利，而是什么时候胜利，因此，这个时期联盟的成员国看来可以比较放心地争夺战后的政治地位了，而美国却全力以赴地反对西方盟国背离军事战略，直到取得完全胜利。到这时，罗斯福先生才不愉快地注意到斯大林的所作所为，他的总统继任者杜鲁门先生也是这样。但是，他们两人都坚持一项政策，即竭尽所能反对对他们的任何一个盟国承担政治义务，直到取得胜利为止。当时，美国人正享有英国人再也不能成功地加以对抗的权力。两位总统始终一贯地为他们的军事参谋长们开绿灯，而他们的参谋长们则始终一贯地拒绝那些不是以军事效果为根据的决定。1945年4月底，当邱吉尔先生鼓吹在俄国人到达以前，抢先解放布拉格，解放尽可能多的捷克斯洛伐克的国土在政治上如何有利时，马歇尔将军(他肯定是三军参谋长中最有政治家才能的一位)写信给艾森豪威尔将军说：“就我个人而言，除了后勤，战术和战略的考虑之外，我不愿意为纯政治目的而拿美国人的生命去冒险。”&&
　　无论是当时的三军参谋长或是两位总统，都不是没有意识到他们正在进行政治冒险，但他们都同样确信美国的政治气质和利益要求他们一举打倒破坏和平的暴徒，让美国士兵和水兵重返家园。这种信念在美国的传统和思维习惯中是如此地根深蒂固，以致于无法使人相信还有任何其它政策在政治上是切实可行的。罗斯福先生和杜鲁门先生不得不使自己确信，而且显然他们已经确信了，这种政治上超脱的政策和他们建立一个有效的联合国组织这一政治目的是可以一致起来的。&&
　　美国的看法占了上风，因为在战争的这个阶段，美国在西方联盟中的份量已经占压倒优势。英国的动员、生产和军事力量到1943年达到了顶峰。翌年春天，也就是横渡海峡进攻时，英美两国所部署的部队大致不相上下。此后，英国人在军事上的贡献保持原来水平，或有所下降，而美国的军事贡献则有增无已。到1945年，美国所能投入战略决策天平上的砝码已经是决定性的了。&&
　　进攻日本本土的决策说明，在上述条件下所作出的决策可能产生何等重大的影响。美国人战胜日本的军事计划，从1943年制定计划开始就包含着一项准备工作，即在战胜德国之后，从欧洲抽调部队进攻日本本土。计划者们希望说服苏联从中国大陆上打击日本军队，以此减轻美国的负担。当1943年10月和稍后11月的德黑兰会议上，斯大林表示同意这样做的时候，美国计划者们才松了一口气，并且感到欣慰。1944年，随着“霸王”行动的开始和顺利进展，美国参谋长联席会议现在可以更有把握地估计，德国投降之后，他们将有多少部队可以部署到太平洋，这时他们专心致志地制定了一项战略计划，以便收拾日本。他们确信进攻日本将是不可避免的，而且将是一场持久而流血的作战，因此，他们非常重视斯大林的合作。&&
　　 1944年年底以前，太平洋形势大好：我们已到达可以轰炸东京的距离之内；海军已经把日本舰队打瘫痪了，并且切断了日本的所有补给线；麦克阿瑟比原定计划提前踏上菲律宾海岸。但是，我们的战略家们仍然无法确信他们可以避免一场将以美国人的生命作可怕代价的进攻。因此，在1945年雅尔塔会议上，当斯大林再次肯定他的诺言，并且明确了日期和计划时，美国三军参谋长们对这一保证表示欢迎。但是，在雅尔塔，斯大林也提出了应由中国付出代价的政治条件。这就令人不安地背离了三个盟国在欧洲所遵循的原则：把政治义务推迟到轴心国无条件投降实现以后。罗斯福先生接受他的军事顾问们的判断同时，答应付给斯大林所要求的代价。&&
　　此后不久，事情变得很明显，斯大林不顾盟国的抗议，一心要在欧洲和东方胜利之前巩固他的政治地位。两位美国总统为了决定是否听从邱吉尔先生日益紧迫的恳求并对斯大林采取强硬立场，不仅要衡量他们会拿联合国的成功去冒多大的风险，还要衡量他们的陆军参谋长和包括麦克阿瑟将军在内的司令官们的如下意见：为了减轻进攻日本时克服疯狂保卫其本土的日本人的顽抗可能付出的重大代价，需要俄国出兵相助。1945年春，斯大林到处伸手已变得如此明显而难以对付，同时，用封锁和轰炸打败日本的前景是如此乐观，以致在参谋长联席会议中，利希海军上将和金海军上将都放弃了需要苏联援助的看法。但是，马歇尔将军和陆军的看法占了上风，他们认为进攻日本本土是必要的，只要有苏联的援助，进攻就可能是有效的，美国的伤亡也不会大到难以忍受的程度。总统在同邱吉尔和斯大林打交道时，是按照参谋长联席会议对这个问题的意见行事的。于是，一个完全建立在军事考虑上的战略再次占了上风。&&
　　以上的论述并不是为了反映二次大战中盟国战略的全貌，比如，中-缅-印战区盟军的战略就没有包括在内，尽管这项战略可以最突出地表明那是多么的复杂和曲折，而且这个问题同英美两国根据不同政治利益制定的战略纠缠到一起，再加上美国投入的兵力不足以保证其目标的实现，从而加剧了问题的复杂性和曲折性。但是，主要战区的战略决策可以有力地支持关于西方盟国大见成效的战略的某些一般定理。现在，一位历史学家(本书作者)有理由指出这些定理。&&
　　最突出的一点，是在指导英美战略的各项决策中军事考虑总是占上风。它们在激烈的辩论中占上风，是因为在彻底打败几个敌人的强大同盟这一既定目标之下，严格的军事考虑看来也许是唯一的基础，在这一基础上具有不同政治利益的联盟在实现其宏伟目标之前可以团结到一起。还可以进一步看出，美国集中力量夺取军事胜利的决心，加上它在西方联盟中日益增长的军事份量，也是促使这种观点占上风的原因。&&
　　可以提出的第二点看法是第一点看法的另一面和必然结果，那就是：如果说在盟国战略决心中，政治考虑只起到消极的作用，那是因为(如果说没有其它原因)盟国对二次大战的战略指导是这样一个典范的模式——以军事实力实现战略制定者为自己规定的艰巨目标的模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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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章 英美两国的战略分歧有多大&&
肯特·格林菲尔德 [美国]&&
[出自《第二次世界大战中的美国战略》] 1963&&
基本原则和加快速度的建议&&
紧缩包围圈：地中海和太平洋的攻势&&
1944年横渡海峡的进攻是求之不得的，但可行吗&&
困境：如何弄到足够的登陆舰艇&&
英国的贡献和持慎重态度的理由&&
美国的战略过分僵硬吗&&
分歧的解决&&
　　一般认为，二次大战中的英美联盟是历史上两个大国在战争中能够建立的最亲密、最有效的伙伴关系。他们的战略是从连续不断的一系列协议演变而来的；这些协议事关他们在不同阶段面临的形势下，为了最大限度地夺取军事优势而协调下一步需要采取或者希望采取的行动。但是，这些协议总是伴随着分歧。分歧的核心是盟国横渡海峡的进攻。美国参战后的六个月中，这场分歧就爆发了，一直持续到1944年8月进攻法国之战胜利在望的时候。这场分歧之激烈，有时看来行将危及英美联盟，而且至今仍在二次大战的历史著作和回忆录中继续打笔墨官司。&&
　　理查德·M·莱顿博士最近根据他对美国陆军二次大战史后勤和战略的研究所写的论著中，唤起了对这场分歧的注意。他的结论是，挑起分歧的假设，特别是美国人的假设是没有根据的，而且英国人怀疑美国的动机和企图，比美国人怀疑英国人的动机和企图更有充分的理由。简言之，他批驳了在美国关于战时盟国战略的想法中已成为老一套的那种说法。&&
　　按照这种说法，美英两国之间在作出决策之前的激烈辩论，来自两种互相对立的战略概念。美国人相信尽可能早地把力量集中于一个决定性的地点，对敌人的腹腔实施打击。英国人则相信正确的战略是：从外围包围圈积极而更谨慎的行动(海上力量和俄国人的抵抗使盟国能够从外围逼近轴心国控制下的欧洲)；为俄国人提供补给使之继续战斗；以炸弹破坏并烧毁德国和意大利的城市；鼓励和武装被占领国的抵抗力量；只要有机会就从包围圈出击，不断紧缩包围圈，直到把敌人困锁和消耗到如此地步，以致于最后的攻势只需要实施致命的一击。&&
　　谈到这个问题时，美国作者们一致地把“霸王”行动(1944年发动的大规模横渡英吉利海峡的进攻)说成是美国观点对英国观点的胜利。他们坚持说，尽管英国原则上一再表示接受一次决定性的强大进攻，但是他们尽最大努力回避或推迟其执行；坚持说邱吉尔先生既然说服了罗斯福先生把我国部队的主力于1942年11月投入地中海，于是英国人一心要把这些部队无限期地保留在那里；坚持说美国人仅仅由于固执的争辩和压力，加上斯大林在德黑兰会议上的决定性支持，才最终得以把盟国战略拉回正确的轨道。其结果是，英国人进一步地表示某些勉强之后，支持横渡海峡向德国腹地进攻，并取得了辉煌胜利。在美国的著作中，一般都把这一点说成是美国正确战略方针的胜利，这一战略方针是强加到不乐意接受的英国人头上的。&&
　　莱顿博士尖锐地批驳了如下看法：英国人力图回避1944年横渡海峡的进攻，仅仅是在美国的压力下才支持这次进攻的。除了美国人的怀疑以外，他找不到这种回避的证据。他的结论是，确定英美战略方针的一系列协议是受种种实际考虑所支配的，其中在年，最紧迫的是获得必不可少的军事资源。两个盟国不得不根据这些实际要求来调整他们的路线、利益和愿望。到头来，他们所遵循的路线与其说符合1942年3月以后美国人一贯表示满意的战略方针，不如说更加符合英国人稳健的战略方针。&&
基本原则和加快速度的建议&&
　　莱顿博士提醒我们，紧随着珍珠港事件把美国卷入战争，英美两个盟国原则上同意它们将要遵循的战略。它们在所谓的“阿卡迪亚”会议上达成了这项协议；这次会议是在珍珠港事件后立即召开的，它把邱吉尔先生、罗斯福先生以及英美两国参谋长们聚集到了华盛顿。会议同意的战略如下：&&
　　 1．首先打败德国，同时遏制日本。&&
　　 2．在轴心国占领的地区外围形成一道包围圈，借以消耗敌人的力量，一旦盟国的资源允许，即紧缩包围圈。&&
　　 3．准备采取的手段：海上封锁；全力支援俄国人；战略轰炸；加紧扶植纳粹占领国的抵抗力量；在可以有效地使用当地占优势的盟国部队，特别是在装甲方面占优势的盟国部队的那些地点，以机动部队实施有限进攻——所有这一切都是为了实施最后的致命打击。&&
　　当时看来不可能设想一项进攻德国腹地的计划，也没有制定这样一项计划。&&
　　但是仅仅三个月之后，美国人就提出了这样一项计划，如果采纳这项计划，那就会根本背离“阿卡迪亚”协议。他们建议盟军立即发动一场迫使德国退出战争的进攻。一项代号为“波列罗-围歼”的计划，要求把当时盟国所能获得的全部人力、物力都集中在联合王国(“波列罗”)。这项计划将立即付诸实施，并且有权优先得到盟国全部新的人力、物力，以便在1943年春发动横渡海峡的大规模进攻(“围歼”)。为此需要四十八个师，其中包括三十个美国师约一百余万人，其余部队由英国提供。同时，美国还得提供一支强大的空军部队，与英国空军协同行动，支援这次进攻。进攻突击的正面从勒阿弗尔到布洛涅将部署六个师七万七千人，一万八千台汽车，二千二百五十辆坦克。&&
　　除了这个总计划外，美国人还有一项附加的计划，即“大锤”计划。这项计划就是为1942年9月横渡海峡准备一支突击部队。到那时，在英国只有三个半美国师。只有可供输送两个师突击上陆所需的登陆艇。“大锤”计划只有在两种紧急情况下才准备实施：(1)如果俄国人濒于崩溃，则实施牵制，使他们不致于屈服；(2)或者在德国人陷于土崩瓦解这种未必可能的情况下，发动一场小规模进攻就足以使他们完蛋。&&
　　 “波列罗-围歼”计划最初是由陆军参谋部作战计划处制定的。对这个处来说，它解决了一个看来无法解决的问题。美国被珍珠港事件抛入防御地位，尽管进行了初步动员，它还是没有做好战争准备，眼看着它那些未组建完成的部队和器材被分散，零敲碎打地用去满足来自世界各地的增援要求。谁也看不到这种消耗的尽头。12月15日，马歇尔将军把年轻的艾森豪威尔上校带进他的作战计划处，2月份任命他为处长。1月，艾森豪威尔在他自己的笔记中写道：“为了制定一项有关各方都同意的共同战略方针的斗争，把我搞得精疲力尽。每个人都一头钻进自己的琐事堆中。我们必须到欧洲去打仗，必须停止在世界各地浪费资源。”&&
　　在这种混乱状态下，艾森豪威尔那个处制定了1943年横渡海峡，经法国进攻德国的计划。这项计划是如此美好地合乎逻辑，如此全面地体现了作战原则，而且如此完善的满足了美国人停止分散其力量，把力量动员起来尽早结束欧洲战争的需要，以致于包括雄心勃勃的年轻的美国航空兵在内的陆军部都爱上了这项计划，同时也为海军所接受。罗斯福批准了这项计划，而且在4月间派遣马歇尔将军和哈里·霍普金斯到伦敦去对英国人进行游说。&&
　　使美国人感到欣慰和欢欣鼓舞的是英国人接受了这项计划。艾森豪威尔在笔记中写道：“……终于……我们都接受了统一的作战方针！现在……我们不需要在黑暗中彷徨了。”美国人立即实施在联合王国集结部队的“波列罗”计划。但是，英国人很快就开始表示对“大锤”计划的不安，最终肯定那是一个轻率的、行不通的任务。“大锤”计划本来是美国方针的次要组成部分，美国人也不能操之过急，因为执行这项计划所需的大部分兵力必须由英国人提供。但是，美国人拒绝放弃这一计划。6月，当美英两国的参谋长们在“大锤”问题上陷于僵局时，美国参谋长联席会议成员去见罗斯福先生，建议美国停止对整个“波列罗-围歼”计划的支持，全力转到太平洋去打日本。总统斩钉截铁地说：“不行。”这样做有点象发出威胁，“端起你的碟子回家去”。7月，他派遣哈里·霍普金斯、马歇尔将军和金海军上将到伦敦去，并且严令他们同英国人商定某种计划，以便在年底前将美国的地面部队投入欧洲的作战。&&
　　结果便是“火炬”计划和1942年11月对北非的进攻。&&
紧缩包围圈：地中海和太平洋的攻势&&
　　 “火炬”决策使美军参谋长们深感失望。在作出这项决策的当天，艾森豪威尔说这一天“很可能作为‘最黑暗的日子’载入史册”。它打乱了美国人精心安排的计划。他们看到自己可用的全部力量，包括根据“波列罗”计划早已集结在联合王国的部队、装备、飞机和登陆舰艇被拖进地中海。陆军参谋长们肯定“火炬”计划将使1943年的“围歼”不可能实现，这就再次陷入了没有总计划来指导他们的军事和生产力量动员的状态了。对美军参谋长们来说，“火炬”计划意味着盟国战略已经背离了通向胜利的康庄大道，而走进了根本无法对德国实施决定性打击的死胡同。&&
　　 1月间，当邱吉尔、罗斯福和英美两国的参谋长们在卡萨布兰卡会议上决定1943年的行动时，双方都衷心同意他们这一年的三项主要任务：消除德国潜艇的威胁，竭尽所能援助俄国，集中两国空中力量轰炸德国。伤脑筋的问题是在地中海干什么。“火炬”计划宣布的目标是占领北非，重新打开经地中海到中东和远东的交通线。邱吉尔先生和罗斯福先生都在兴致勃勃地谈论使用在北非的胜利之师进攻西西里，不仅确保这条交通线的安全，而且作为迫使意大利退出战争的一个步骤。邱吉尔先生运用他那不幸的花言巧语说，这一着将“打中轴心国的下腹部”。&&
　　美国人别无它法，只好同意进攻西西里。显然，这一行动的军事意义在于使仅有的与德军保持接触的英美部队可以充分用来消耗敌人，直到可以夺取具有战略意义的任何目标。美军参谋部和参谋长们从正在展开的前景不安地看到，地面部队和两栖输送部队逐渐陷入地中海，将使英国人可能成功地反对甚至在1944年发动横渡海峡的进攻。因为卡萨布兰卡会议使他们更加深信英国人坚持执行一种边缘战略，一名被激怒的美国军官称之为“边缘蚕食”，史汀生部长后来称之为“针刺作战”。当英国人为一项“灵活”的战略而争辩，同时反对对1944年的“围歼”计划承担压倒一切的义务时，美国人早就根深蒂固地怀疑他们存心巩固他们在地中海的帝国利益。&&
　　在美国海军作战部长金海军上将那严厉而不妥胁的头脑中，怀疑变成了坚信。他曾极力支持“波列罗-围歼”计划，这样做仅仅是为了尽快地结束欧洲战争。1943年春，他轻而易举地就从他的美国同僚们那儿赢得了“扩大”和“保持”对日本的“持续不断的压力”的权力。这是背离盟国关于进行战争的基本协议的。在英国人看来，美国人似乎在对他们说：“如果你们坚持把我们在欧洲的力量投入对你们有重大利害关系的、起次要作用的战场，那么，我们就坚持保留我们不断增长的资源的大部分，以便用于对我们有重大利害关系的战场。”&&
　　美国陆军参谋人员从卡萨布兰卡回国时确信他们上了英国人的当，参加那次会议的陆军参谋长马歇尔将军的顾问魏德迈将军写到：“……我们输得精光……我们来了，我们听着，我们被征服了。”他们决心使这种情况不再出现。从5月份召开的与英国人的又一次会议(“三叉戟”会议)开始，美方参谋人员去参加与英国人举行的一系列最高级会议——8月魁北克会议(“象限仪”会议)、11月至12月的开罗-德黑兰会议之前，他们把自己武装起来，预见英国人一切可能想象出的论据，采取对抗措施，并拥有一批专家作后盾；这些专家的公文包里鼓鼓囊囊地装着各种研究报告和统计数字。美军参谋人员还致力于说服罗斯福先生站在他们一边。他们把自己不断增长的说服力和聪明才智，集中用于促使英国人承担一项不可避免的义务——1944年春发动横渡海峡的进攻。&&
1944年横渡海峡的进攻是求之不得的，但可行吗&&
　　在每一次会议上，英国人都乐于同意接受1944年春横渡海峡的进攻计划，作为盟国的一项主要目标。但他们拒绝对一项有明确日期的决定承担义务，直到他们能够预见到保证届时的作战行动有成功把握的条件。他们郑重其事地争辩说，唯一正确的战略是保持灵活机动，即直到最后一刻还有采取变通办法的自由。对于美国人来说，这种灵活性与组织、集结和装备一支庞大的远征军，并及时提供装备以满足其多种专业需要这一复杂任务是不相容的。英国人为他们表示的同意所附加的条件，加深了美国人的怀疑：英国人意在回避或者无限期地推迟通过法国对德国实施直接打击，而热衷于推行边缘战略和没完没了的机会主义。美国人对于他们心目中邱吉尔先生的癖性有某种理由感到不安，他们甚至担心英国人会力图拉他们去进攻巴尔干。使他们深感宽慰的是，斯大林在德黑兰站在他们一边，坚持让“霸王”计划(现在的代号)和对法国南部的辅助进攻(“铁砧”计划)优先动用盟国的全部资源。英国人对此未表示反对。艾森豪威尔被任命为最高统帅。现在算是破釜沉舟了。&&
　　即使是这样，甚至在“霸王”计划开始后，美国人仍然怀疑英国人希望把美国部队用于地中海，因而加紧敦促对法国南部发动进攻，而这次进攻一再被推迟，直到8月15日才最后登陆。到这时，美国人已打破了英国人的最后要求——需要若干个美国师投入意大利北部的强有力的突击。的确，英美双方在地中海的利害冲突就是在这种争吵中进入了最激烈的阶段的。美国人第一次不顾邱吉尔先生和他的参谋长们一致的军事判断，而一意孤行，让他们感觉到(正如邱吉尔先生希望华盛顿知道的那样)：我们受到了虐待，并感到愤慨。&&
　　莱顿博士在上述著作中振振有词地争辩说，如果说1943年英国人不情愿为1944年横渡海峡的进攻而牺牲在欧洲的其它计划，那么，他们怀疑美国人真实意图的理由，同美国人怀疑英国人真实意图的理由同样充分。如果更仔细地考虑配套的问题，或者说得更庄重些，考虑战略的后勤保障问题，那么这一点就更加清楚了。因为，美国人所坚持的对法国沿海发动强大突击的必要条件，是拥有足够的登陆舰艇，而这些舰艇只有美国人才能提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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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5月召开的“三叉戟”会议上，登陆舰艇问题，首先是坦克登陆舰(LST)问题，作为1944年横渡海峡进攻计划的关键因素而成了会议的中心问题。美国参谋长联席会议向会议提交了一项1944年春横渡海峡的大规模进攻计划，其规模与他们1943年的“围歼”计划大体相同。英国专家们立即表示反对，并推翻了美国人的如下设想：届时将获得足够的为实施他们所建议的大规模进攻所需要的各型登陆舰艇。必须承认，如果没有更多的登陆舰艇，那么，盟国的最大希望就是在1944年春对武装设防的法国沿海以三个师实施首次突击，同时在海上保持两个师作为后续梯队。据估计，而且有理由这样估计：1944年的突击部队不需要象1943年的那样大，因为现在看来，联合轰炸攻势到1944年5月时将把德国空军驱逐出法国上空。但是，以五个师进攻“欧洲堡垒”和盟军准备在1943年7月以八个师发动对防御薄弱的西西里沿海进攻相比，前者的初期突击力较弱，兵力几乎比后者少一半。面对这些事实，盟国参谋长联席会议同意以如此薄弱的兵力，加上两个空降师实施横渡海峡的进攻计划。当时一共只有二十九个师，包括集结于联合王国准备投入滩点占领区的那些师。盟国进攻部队就是准备从这二十九个师抽调部队组成。&&
　　显然，这种规模的进攻要想有任何成功的机会，必须具备很有利的条件。一是盟国的空中优势，二是在法国只有少量的德国师抵抗进攻。既然如此，英国为了力争把德国陆军师从法国引开，盟军应在地中海对德国人施加更大压力(当时，在该地区的德军正被打得节节败退)。美国人则继续争辩说，这就违背了在决定性地点集中兵力的原则。他们至少搞成了一项联合宣言，指出在地中海一切未来的作战行动都应该纳入为横渡海峡的进攻铺平道路的计划。&&
困境：如何弄到足够的登陆舰艇&&
　　在“三叉戟”会议上已经十分清楚的是，限制1944年横渡海峡进攻前景的关键性的一项装备是坦克登陆舰。这一点使美国人处于左右为难的境地。坦克登陆舰是英国人发明的，但是1943年时只有美国人拥有生产所需数量的坦克登陆舰或其它大型登陆舰艇的设备。坦克登陆舰与小型登陆舰不同的是，只有生产海军大型舰艇的造船厂才能建造。更有甚者，美国参谋长们曾经同意把建造坦克登陆舰作为美国的责任，但是他们已让合格的造船厂全力生产其它类型的舰艇了。海军造船厂的生产能力已首先用于建造护卫航空母舰和驱逐护卫舰，以消除潜艇的威胁。这一点被认为是正确而适宜的，因为，英美两国参谋长们在1月份卡萨布兰卡会议上曾确定反潜作战可以优先地动用盟国一切资源。到3月，海军造船厂生产上述两种舰艇的高峰已过。但是与之争夺优先权的是这一艰巨任务，即建造一支新型的、现代化的美国舰队以取代在珍珠港被炸得七零八落的那支舰队，同时为海军提供装备，以便把日军赶出太平洋。当轮到生产坦克登陆舰时，金海军上将肯定会要求把大部分这种舰只用去实施太平洋作战(他根据“三叉戟”会议上对他的授权，正在和尼米兹海军上将计划这场作战)，发展海军对日本人的攻势。&&
　　英国人清楚地觉察到所有这些事。这一点使他们得以想到(并且说出来)：“如果我们1944年发动横渡海峡的强大进攻——你们是如此坚持这一进攻有权优先动用我们两国的共同实力——那么只有你们美国人能够提供保障进攻胜利所必需的工具。”&&
　　与此同时，盟国参谋长联席会议采取了一项实际的步骤，这一步骤比当时所能预见的任何步骤都更为重要。那就是建立一个在弗雷德里克·摩根将军领导下的小型司令部，此人被任命为COSSAC，即(未来的)盟军最高统帅的参谋长。在“三叉戟”会议上，盟国参谋长联席会议拨给摩根将军一支按当时预测所同意的兵力，指示他在这一兵力范围内制定一项日发动横渡海峡进攻的计划，并且估计为保障其成功所需的条件。然后他将呈报这项计划，以便审议盟国是否能够确有把握地采纳这项计划。&&
　　摩根将军和他的参谋人员为执行这项复杂、艰巨而令人困惑的任务，显示了卓越的远见和目标的专一性。从一开始，摩根将军就指示他的参谋人员不要作为计划者去思考和行动，而要作为未来的最高统帅部的前身去思考和行动。当盟国领导人8月间在魁北克再度会晤时，他的计划即准备上报。在这次会议上，盟国首脑——罗斯福先生、邱吉尔先生和两国参谋长们，采纳了这项计划。现在他们授权摩根将军经他们的批准，可下达必要的命令，以便集结兵力，并进行他的计划规定的各项准备活动。&&
　　 “霸王”行动已经从规划阶段进入到按批准的具体计划进行准备的阶段了。但是，对它的前景谁也不乐观。它的执行受到许多条件的限制。这些条件过去是，现在仍然是以“三叉戟”会议上赋予的有限兵力(即五个师的海上登陆突击，加上两个空降师的支援)为转移。盟国已把实施这项计划作为他们在欧洲的主要目标，但是规定了将要使用的兵力的最高限额，从而严格限制了它们1944年的这项主要作战对它们资源的要求，而它们的其它计划则占用了美国生产的成果。现在美国所生产的弹药和补给品的数量之大开始超过人们的预计。&&
　　英美两国陆军参谋部，对批准的进攻规模不大这一点都不满意。邱吉尔先生要求把兵力增加百分之二十五，但是没有采取行动。如果组建一支更加庞大的进攻部队而没有拿到足够登陆舰艇去运送他们的合理希望，那么，增加兵力是没有意义的。登陆舰艇，特别是坦克登陆舰，仍然是问题的焦点。解决这个问题的钥匙在美国人手里，具体地说，在顶住总统干预的金海军上将手里。&&
　　魁北克会议后一个月，海军下令建造登陆舰艇。10月，美国造船厂开始以每月大约下水二十艘的速度建造坦克登陆舰。但是金海军上将声称，除留下三个月的产品以外，其余全部产品都是穿过中太平洋实施大规模两栖进攻所需要的，而这一进攻是盟国参谋长联席会议批准他发动的。罗斯福先生对他的这一要求没有表示明确的拒绝。只有11月、12月和1月这三个月所生产的坦克登陆舰被分配给“霸王”计划。稍后摩根将军指出，答应给他的新造坦克登陆舰，加上从地中海调去的坦克登陆舰，仍然不能满足他的计划所规定的“霸王”行动的最低要求。11月5日，金海军上将从分配给他的坦克登陆舰中拨出二十一艘奉送。对此，莱顿博士指出，这很难说是“一份慷慨的礼物”。因为这些登陆舰是超过了他原先需求估计的多余产品，而且他所提供的这些额外登陆舰在5月1日发动“霸王”行动时不能全部及时送到。这一行动(距今不足六个月了)仍然严重地缺少登陆舰艇。如果执行“霸王”计划，那很明显，缺少的登陆舰艇，或者要从美国人主要利益所在的太平洋抽调，或者从英国人主要利益所在的地中海抽调。1943年11月、12月开罗-德黑兰“摊牌”会议前夕的形势就是如此。英国人曾发出通知，他们将要求重新审查地中海作战和“霸王”计划的关系。因此美国人为英国人将要采取的立场而怀着紧张和不安的心情前去赴会，意识到只有罗斯福和斯大林的坚决支持才能挽救“霸王”计划。&&
　　事实证明英国的建议不是没有道理的。盟国领导人在德黑兰与斯大林会晤后返回开罗，达成了一项协议，这项协议规定盟国的资源和在世界各地的军事行动必须服从1944年5月的“霸王”计划。这就是美国人从“三叉戟”会议以来一直为之奋斗的结果。但在英国人看来，这却是美国人做出的让步，因为，破天荒地第一次把太平洋的登陆舰艇作为“霸王”行动的后备。而这些舰艇是那位对英国人的意图持顽固的怀疑态度的金海军上将视为神圣不可侵犯的东西，他甚至不允许同英国人讨论这件事。&&
　　围绕冬季和春季在地中海作战的手段问题还将有一次激烈争吵；开罗-德黑兰协议认为，地中海的作战行动是求之不得的。随着艾森豪威尔和蒙哥马利于1月间开始抓“霸王”计划，他们要求对诺曼底的进攻要大力加强，这就对登陆舰艇又提出了新的更大的要求。如何满足这一要求，而同时又能弄到足够的登陆舰艇输送三个师在法国南部登陆(美国人坚持与“霸王”行动同时开始发动的“铁砧”行动)？在意大利，1月间对安其奥的两栖进攻遭到了令人沮丧的失败。邱吉尔先生说：“我本来希望，我们抛上岸的[部队]是一只野猫，但结果却成了一条搁浅的鲸鱼。”现在安其奥的滩头需要设防和加强。弄到足够的坦克登陆舰和其它登陆舰艇满足所有这些需要，是对英国人和美国人的才智和气质的极度考验。但是通过“犹豫和转向”，调整和重新估计，通过推迟“铁砧”行动，为大大扩展了的“霸王”行动凑集了登陆舰艇。历史上一支最大的登陆部队于6月6日越过海峡；这支部队受领的目标是向德国腹地进军。谁也不怀疑英国人为使这次进攻成功费尽了九牛二虎之力。&&
英国的贡献和持慎重态度的理由&&
　　回首往事，人们可以看到从一开始，英国人就采取了大量实际的措施，为进攻法国的成功铺平道路。如果说他们拒绝了“大锤”行动的话，他们并没有回避早在1942年8月单独承担越过海峡，对迪埃普实施的那次伤亡惨重的偷袭。那是一次失败。但是，英国人认真地从中吸取了教训，这些教训对于促成“霸王”行动的成功是有价值的。正是英国人发明并首先设计了战争工具——坦克登陆舰，有了这种工具，抢渡英吉利海峡就成了切实可行的军事行动。正是邱吉尔先生设想出，他的工程师们大胆地独创性地建造成必不可少的沿海人工港，1944年整个夏秋，盟国远征军才得以靠这些人工港从海滩获得补给。摩根将军是一名英国军官，他完全忠实于横渡海峡的思想，他有一名能干的美国副手和一个英美联合参谋部。但是自始至终，这位盟军最高统帅部参谋长从英国人那里得到的合作和支持比从我们这里得到的更为积极。正是这位盟军最高统帅部参谋长把一个模糊的计划推进到解决实际问题的阶段，而我认为这一点对于促成贯彻执行“霸王”行动的坚定协议所起的作用是无与伦比的。英国人1942年迫切要求我们进入地中海；1943年春，该地区的英美两国军队把非洲的轴心国军队打得落花流水。接着盟军进攻西西里，从而促使墨索里尼政权垮台，导致巴多里奥的意大利投降。盟军随即在意大利本土进行了一场大规模战役，牵制、疲惫了巴多里奥投降后希特勒派驻意大利的德国师，通过武装和补给铁托的游击队不断消耗希特勒派驻巴尔干地区的德国师。采取的这些措施符合英国人的论点。英国人的这些论点也许出于他们本身的政治利益，但是这些论点是有军事意义的。“象限仪”会议以后，不是美国人，而正是邱吉尔先生和他的军事参谋长们强调实施一项更为强大的横渡海峡进攻的必要性，而且肯定地说，他们全力以赴地保证了海洋运输，并采取其他措施以确保集结兵力，促使这次进攻成为决定性的行动。早在1943年5月，英国人就组建了一个集团军群和集团军司令部，为这次进攻制定具体计划。与此相反，美国人在10月份以前并没有作类似的准备。总之，可以雄辩地说，“霸王”行动之所以能确保成功，应归功于英国人(还有罗斯福先生)的现实主义态度。&&
　　二次大战中，英美两国卓有成效的合作，在民族国家的历史上是前无古人的成就。但相互怀疑的事实也是存在的，由于除了美国人的疑心以外没有任何证据而显得格外突出；美国人怀疑英国人从来不信守他们对大规模横渡海峡进攻的一再保证，总是提出这样的先决条件：当进攻日期临近时，形势必须是大有成功的希望。这个先决条件当然是合乎情理的。&&
　　无可否认，英国人对待“围歼”计划和“霸王”计划的态度比美国人更为谨慎。鉴于英国人过去的经验和他们在1943年的处境，这是不足为奇的。&&
　　 1942年，英国人为所遭受的新的、可怕的创伤而痛苦，这使他们对德国人的力量比我们更敏感。1942年春，美军参谋长们坚持“大锤”计划，这一点无疑地证实了英国人的这种印象：美国人在军事方面既鲁莽，又缺乏经验。一年后，马歇尔将军承认，“大锤”计划很可能是自杀性的。尽管英国人对马歇尔和艾森豪威尔怀有真诚的敬佩之情，但是他们不能忽视这一事实，即他们两人在实战中连一个团都没指挥过。自然，他们确信自己以经验为基础的军事智慧的优势，并且倾向于把美国人看作聪明但固执得象令人讨厌的孩子。他们也不能消除对第一次世界大战经验的可怕回忆。那次大战中，他们第一次把一支大规模的地面部队投入欧洲大陆，并且看到整个一代年轻的英国人被毁掉了。“英美两国青年的鲜血染红了海峡之水，海滩上布满了他们的尸体”——这一想法萦绕在邱吉尔的脑海中，当美国人炫耀他们有强大无敌的资源可以作为横渡海峡进攻的后盾时，英国人想起了上次大战中美国人所作的同样的，但除了人力之外，并没有兑现的保证。这一次我们加倍兑现了。到1944年，我们在决定性的地点按时提供了堆积如山的器材。但是，1943年时，英国人面临的事实是，美国人为日横渡海峡进攻提供了仅够一场规模不大的进攻所需的坦克登陆舰。&&
　　随着“霸王”行动开始时刻的逼近，英国人盘算着“霸王”行动将使作为世界强国的英国的基本实力遭到多大损失，这是他们持慎重态度的一个重大理由。他们面临的事实是，到1943年秋，他们的经济和军事人力已动员到所能忍受的极限了。他们的损失要比美国人大得多。一场大规模的“霸王”行动将是他们的最后一招。即使成功，他们也无法弥补所受的损失。他们的国力同美国相比不仅将相对地衰落，而且将绝对地衰落，将使大不列颠在世界事务中成为二流或三流国家。这次进攻的失败将意味着，即使不是毁灭，那也是战争的延续。完全可以肯定，英国将无力支持下去。1943年秋，英国人深思熟虑地权衡了这种前景，并以他们特有的现实主义和勇气接受了这种前景，作出了对“霸王”行动的最后承诺。&&
美国的战略过分僵硬吗&&
　　英国人责怪美国人的军事思想僵硬，这是不公道的。邱吉尔先生在他的回忆录中宣称：“总统(罗斯福)受到他的军事顾问们的偏见的压迫。”他还通过一次著名的大发脾气让我们知道，他自己感到如何遭受“美国人斩钉截铁的、合乎逻辑的、大规模的、成批生产的思想方式”的压迫。看来英国人对美国人工业生产体系的能力或限制条件都没有充分理解。美军参谋长们之所以坚持在一次大规模行动开始之前很久，就应制定有目标日期的计划，这是因为在美国这样的大批量生产的经济条件下，如果不这样做，他们无法为一次大规模进攻准备好用复杂的机械化装备武装起来的部队；这些装备的生产必须通过整个战时经济提前安排，而把它们输送到遥远的海岸，则需要准备和编组一支拥有各型舰艇的舰队，更不用说这一切需要互相协调了。鉴于我们成批生产复杂而多样化的现代战争工具的体制是高度分散的，有理由认为美军参谋长们远不是僵硬的理论家，而是在求实精神的指导下，坚持严格遵循总的、有明确日期的目标。当邱吉尔先生把我们坚定不移地坚持以1944年春的某一天为横渡海峡进攻日期描绘成是美国人成批生产思想方法的典型时，正如戈登·哈里森指出的，这就等于谴责美国人拥有成批生产的经济。英国人思想的必然结果是灵活性，一有机会就抓住它，把部队从一地转移到另一地，以便利用敌人的弱点。“火炬”行动的经验应该足以表明，一旦一支大部队投入战斗，同时大规模的海外基地和通信体系建立起来，要这样做是不容易的。这一事实是邱吉尔先生那无止境的想象力似乎从来不理解的。&&
　　最后，必须对美国人说一句公道话：当罗斯福先生让金上将和麦克阿瑟将军在太平洋放手大干，从而使英国人深感焦虑时，他无异赞同一种更适合于全球性两线作战的战略，而不是严格遵循德国第一的方针。&&
分歧的解决&&
　　在关于横渡海峡的进攻和地中海作战的辩论中，英国人和美国人都固执地坚持他们的看法；他们激烈的有时是白热化的辩论给他们的战略打下了烙印。但是，他们的辩论总是以对下一步的行动达成妥协而告终。我认为有两种力量把他们结合在一起。一是罗斯福先生和邱吉尔先生的决心：英-美联盟的团结必须高于一切。二是常识，或者换一个更合适的说法，那就是理智地处理出现的具体问题的能力。美国人和英国人都为这种能力感到自豪，把它作为法理学和事务管理方面的两国共同的传统品质。由于他们决心相依为命，每走一步都必须取得一致，因此他们实际执行的战略反映了双方的思想。他们在整个1943年，一步一步地走向美国人所向往的集中兵力进行的大规模进攻，但是，这种逐步的前进也容许英国人所相信的保持较多的灵活性和抓住稍纵即逝的机会。在他们所执行的计划中，双方都在合理的程度上赢得了他们所争取的东西。敌人控制下的地区周围的包围圈已经收紧了，直到变成绞索。敌人的城市遭到了轰炸和烧毁。他们的空军已被逐出法国上空。南斯拉夫和法国的抵抗力量已经武装和组织起来。“它的军队已被分散，受到俄国和盟国向心进攻的牵制和消耗，直到它再也无法组织有效的预备队实施反攻。就这点来说，英国人鼓吹的战略占了上风，大见成效。” [ 注 ] 假若美国人如愿以偿，1943年就发动“围歼”行动，那会是一锤子买卖。如果搞错了，就会招致灾难性的后果。即使在最好的情况下，它也难免导致英国人所害怕的一场大屠杀。另一方面，“霸王”行动到来时，“它是美国人所一贯为之奋斗的力量竞赛，盟国把打进德国腹地所需要的力量作为这一竞赛的后盾。” [ 注 ]&&
　　现在，回过头来看，人们会饶有兴趣地注意到，随着事件的展开，美国人在欧洲逐步推行的战略，而且他们认为是明智的战略，更接近于1941年12月“阿卡迪亚”会议上英国人提出的、美国人当时接受了的战略，而偏离了1942年春美国人提出的、并为之大吹大擂奋斗了一年多的战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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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三章 作为总司令的福兰克林·罗斯福&&
肯特·格林菲尔德 [美国]&&
[出自《第二次世界大战中的美国战略》] 1963&&
互相冲突的几种印象&&
罗斯福先生抓住缰绳驾驭军事&&
战争时期&&
罗斯福先生的决定性干预&&
美国战略及其决定性因素&&
太平洋、横渡海峡进攻与罗斯福先生&&
迂回和一贯&&
本章附录&&
　 (一)罗斯福不顾其军事顾问的劝告或抗议所作的决策：&&
　　 1942年&&
　　 1944年&&
　 (二)显然是总统主动作出的战略决策：&&
　　 1941年&&
　　 1942年&&
　　 1943年&&
　　作为1939年至1945年期间美国战时领袖的罗斯福总统，运用他个人和官方权力的程度没有人提出问题。无论是好是坏，反正是他主宰局面。这一点，当时和现在都被他的朋友和敌人、崇拜者和诋毁者所承认，未来的历史家也不大可能提出异议。&&
　　下面将要研究的主题不是这个问题，而是他对美国所进行的这场战争的军事方面的影响问题。归根结底就是他作为武装部队的总司令，按照宪法使用他的权威的问题。美国总统的这种权威是没有明文规定的，从来也不可能把它同总统的其他权力加以明显地区别。但是，本章的主题是可以明确规定的。正是罗斯福先生在决策中运用了这种权力，无论这些决策出于何种动机，它们对于决定如何使用美国的军事资源都是有明显影响的。&&
互相冲突的几种印象&&
　　关于罗斯福先生如何使用他的权威，有各种不同的看法。&&
　　 1948年，罗伯特·舍伍德在他所写的《罗斯福和霍普金斯》这本权威而宝贵的著作中提出了人们普遍接受的看法，他说：“整个战争时期，他(罗斯福先生)压制他的参谋长们这样的事不超过两次。”&&
　　英国官方二战史《大战略》多卷集中两卷的作者，明智而敏感的约翰·埃尔曼采纳了上述舍伍德的看法。他写道，马歇尔将军“比任何其他人都更多地构思美国战略”。他还接受了史汀生先生1945年告别演说的结论：“他的(马歇尔的)看法自始至终指导着罗斯福先生。在美国陆军关于横渡海峡进攻的那本历史著作中，戈登·哈里逊写道：“他(罗斯福)倾向于只就充分阐明的各种方针作出重大的抉择……总统通常以参谋长联席会议制定的战略的捍卫者的姿态出席盟国会议”。陆军关于战略计划的两卷集著作的作者莫里斯·马特洛夫和埃德温·斯内尔也持同样的看法。英帝国总参谋长陆军元帅阿兰·布鲁克子爵毫不怀疑自己的结论，他在日“事后追记”的日记中写道：“总统没有丰富的军事知识，而且意识到这一事实，因而依靠马歇尔，并听取马歇尔的意见。马歇尔在制止总统可能提出的任何稍为荒唐的计划这一点上，似乎从来没有任何困难。”&&
　　但是现在让我们听听参谋长联席会议主席兼总统私人参谋长利希海军上将的意见。他说，他几乎每天都要见到总统。“主要战局的计划是在总统的密切合作下制定的。我们(参谋长们)经常在他的办公室里开会。”他还说：“邱吉尔和罗斯福是真正在指挥战争……我们只不过是按照各自的总司令交给我们的概略蓝图设计战略方案的手艺匠而已。”&&
　　威廉·埃默逊教授最近写的关于总统战争权力的专著中坚持说，罗斯福先生对二战时期美国战略方针的影响被他所特有的迂回手法掩盖了，并得出结论说，他不仅坚持他自己关于战略的想法，而且在决定应以何种手段来实现这些想法时，“毫不犹疑地否定或拒绝”他的军事顾问们的意见。&&
　　有关罗斯福先生的评论中引用的“战略”一词具有多种含义。如果把战略理解为总目标和实现总目标计划的蓝图，那么上述陆军历史家们对罗斯福先生所起作用的看法是无可非议的。而利希海军上将的说法则是令人难以理解的。但是，战略领域中历史家最关心的是结局，最终采取并付诸执行的行动方针及其军事后果。如果这样来理解战略，那么罗斯福先生影响的相对重要性就突出起来了。&&
　　仅仅从现已出版的历史著作中，就可以计算出罗斯福先生有二十多次压制了他的负责的军事参谋长们经过深思熟虑的判断，用他自己对军事形势的估计代替他们的，或者用他自己认为形势所需要的战略思想代替他们的战略。此外，还可以加上十二个其他例子来表明(就人们所能看到的)，是罗斯福主动地采取重大军事措施的。&&
罗斯福先生抓住缰绳驾驭军事&&
　　早在1939年7月，罗斯福先生就下达了一项军事命令，把陆海军的联合委员会(协调两军种战略计划的机构)、陆海军弹药局(控制它们采购计划的机构)同负责当时军工生产的文官办公室合并为总统的行政办公室。这是当时新成立的一个机构，也是本届政府的一条显著特征。这项命令规定作为陆海军联合委员会成员的参谋长们直接向总统负责。再没有比这更明显地表明，罗斯福先生想亲手行使军权，而不是通过陆海军的部长们行使。正如亨利·史汀生先生(陆军部长)曾告诉我们的，他在战争期间，除了起到积极的顾问和尊敬的政界元老的作用外，对战略很少起作用；诺克斯(海军)部长更是等而下之。从1939年下达这项军事命令之日起到珍珠港事件止，罗斯福所作的有关使用美国军事力量的所有重大决策，或者是在没有他的军事参谋长们参与的情况下独立作出的，或者是反对了他们的意见和压制了他们的抗议之后作出的；而正是在这个时期决定了美国将打一场什么样的战争，以及将要用什么样的武器来打这场战争。&&
　　试举数例即足以说明其重要性。&&
　　 1．1938年11月，他下令建设年产一万架作战飞机的生产能力，到1940年5月德国闪击法国期间，他又把这一指标提高到年产五万架。他这样做是压制了陆海军参谋长们的抗议的；陆海军参谋长们认为这两项命令将使他们军种的重新武装极端地不平衡。&&
　　 2．1940年6月，他下令竭尽全力给予英国军事援助。陆海两军当时认为英国注定要失败。抗议说，这项政策将会使美国失去它可能被迫独立作战所需要的武器。他们提出的代替办法是，对盟国不再提供战争物资，在太平洋采取防御政策，为保卫西半球而实施动员。罗斯福先生否定了他们的抗议，如同他否定他们1941年反对对苏联和中国实行租借法案的类似抗议一样。&&
　　 3．1941年7月，他反对陆军参谋长乔治·马歇尔将军和当时的海军作战部部长哈罗德·斯达克将军的意见，决定加强对日本的石油禁运，保卫和增援菲律宾，尽管陆军部的所有计划都假定菲律宾是无法保卫的。&&
　　 4．同年春夏，他不顾马歇尔将军和总统的高级军事顾问斯坦利·恩比克中将的意见，决定在大西洋西部驻军，并实行护航。&&
　　上述各项决策都是合法履行总统的宪法职责。如果我们假定(我认为必须这样假定)在这个时期，总统的政策不是让国家作好打一场战争的准备，而是寻求一条战争以外的出路，那么，他的做法也是合理的。他牺牲我们自己的军事装备，给予英国、中国和苏联除参战以外的全面援助，其公开宣布的目的就在于此。他所企求的，而且是急于企求的首先不是重整军备，而是显示他的决心：动员和使用美国巨大的战争潜力，以图拯救英国，威慑日本，使战争成为不必要的事情。另一方面，尽管他否定了陆军部和海军部有关重整军备和立即使用它们薄弱的兵力的判断，他还是指示它们通过同英国人的秘密会谈制定各项战争计划；如果威慑失败，那么陆海军将不得不打这场战争。他研究了这些战略计划，将它们束之高阁，既不点头也不摇头，尽管他后来把这些战略计划的基本原则作为自己的原则。他以显示力量进行威慑的政策，是一场代价很大的赌博。这场赌博输掉了，日，我们陷入了一场两线作战的战争。军事专家们曾经警告过罗斯福先生，我们没有做好打这样一场战争的准备。但是主要由于罗斯福先生，我们才在美国历史上，第一次破天荒在参加战争时有这样协调一致的战略计划。同样由于他的主动精神，陆军和海军在1941年秋就制定了战时生产计划，即所谓“胜利计划”。这项计划是为了使美国和英国即使在苏俄被迫退出战争的情况下也能够打垮轴心国和日本，迫使它们投降。“霓虹5”计划——日付诸执行的陆海军战略计划——以卓越的预见性拟定出战略计划的大纲，后来同盟国按照这一计划把战争进行到了最后胜利。而“胜利计划”则估量了将用于支持这项计划的美国工业的庞大生产能力。&&
战争时期&&
　　可以这么说，那些研究罗斯福先生的学者们强调他不愿意干预他的军事参谋长们，指的不是战争时期，而是宣战以后的时期，即珍珠港事件后的三年半。乍看起来，这个时期除了一两次明显的例外，似乎罗斯福先生不曾插手军事机器，而且肯定地说，他对制定美国战略所发挥的影响远不如邱吉尔先生对制定英国战略所发挥的影响那么大，从而对盟国战略的影响也是如此。&&
　　与邱吉尔先生形成鲜明对照的是，随着美国的参战，罗斯福先生似乎满足于让他的军事参谋长们遵照他的一般指导和批准，放手制定他们自己的战略计划，而他只在极少的场合才出面干预，这种场合他就作为对立观点的调停者出现。邱吉尔先生与此不同，他以著名的口才积极地为他的战略方针辩护，不仅如此，他还为他的战术方针、武器、装备以及英国在陆上、海上和空中的军事行动的其它每一个方面辩护，并且日日夜夜、时时刻刻都把这一切强加给他的政府同僚和战场指挥官们。&&
罗斯福先生的决定性干预&&
　　这样对比很容易过头，因为这种对比与记录在案的事实不尽一致。在罗斯福压制他的参谋长们的二十多次(而不是舍伍德所说的两次)事例中，有半数以上是发生在和1944年。这一估计还不包括如下情况：参谋长联席会议由于知道不会得到罗斯福先生的支持，因而主动放弃向他呈报某项代表他们最佳军事判断的计划。&&
　　如果说罗斯福先生比人们直接看到的更积极地控制战争的实施，那么主要是在1942年和1943年，这样说是真实的。1944年到1945年期间，他是百分之百的支持参谋长联席会议，只有一次重要的例外，那就是1944年10月解除史迪威将军的职务。就1944年到1945年来说，也仅仅是就这个时期来说，人们可以同意埃尔曼教授的看法：“白宫形成的美国战略，同以前五角大楼形成的美国战略如出一辙。”&&
　　 1942年到1943年期间，罗斯福先生曾在四项重大决策上推翻过参谋长联席会议的判断：&&
　　 1．1942年7月的“火炬”决策；&&
　　 2．1943年3月，罗斯福决定把一批美国舰艇拨给英国，以支持它每年以二千七百万吨的速度从海外进口非军事物资；&&
　　 3．他在1943年5月“三叉戟”会议上出面干预，以缩小横渡海峡进攻的规模；&&
　　 4．1943年11月，他在开罗会议上决定取消“海盗”计划(在孟加拉湾发动两栖进攻)，以支持1944年的缅甸战役。&&
　　 1942年7月，罗斯福先生关于“火炬”行动的决策，把美国当时所有的军队，包括4月以来陆军部为1943年进攻欧洲大陆而海运到英格兰去的部队，都用来进攻北非。这项决策改变了美国军事政策原定的方针，并且确定了1943年期间必须制定的美国战略的轮廓。&&
　　 1942年3月，参谋长联席会议为了打败德国，提出了把盟军部队集结于英格兰，以便在1943年春发动大规模横渡海峡进攻的计划。罗斯福先生采纳了这项计划。同年4月，英国也采纳了这项计划，并开始准备。但是，这项计划还包括一项附加计划，即“大锤”计划，对此，英国人立即表示怀疑和不安。“大锤”计划是盟军预定于1942年9月发动的一次武装袭击。这次袭击预定在出现下列两个重要条件之一的情况下实施：(1)如果俄国人行将崩溃；(2)万一德国人出现崩溃的种种迹象。英国人断定“大锤”计划是盟军经受不起的一次冒险，并且收回了对这一附加计划的支持。在这个问题上，美国参谋长联席会议成员处于软弱无力的地位，因为拿去冒险的大部分部队将由英国人提供。但是，他们仍然坚持，而结果是陷入僵局。7月，罗斯福先生打开了这个僵局。他派马歇尔将军、金上将和哈里·霍普金斯到伦敦去，指示他们同英国人达成一项协议：或者按“大锤”计划行动，或者按某个其它计划让美国地面部队主力于1942年底以前在欧洲投入战斗。他在这些指示上的署名是：“总司令福兰克林·德拉诺·罗斯福。”&&
　　 “大锤”计划(英美关于战略的协议在这个计划的岩石上碰得粉碎)是美国计划的一个次要组成部分。美国参谋长们所要求的，首先是1943年春对德国进行一次全力以赴的横渡海峡进攻。英国人毫无保留地承担了这项义务。为什么当时美国人坚持“大锤”计划是必要的呢？看来明显地是由于罗斯福先生早在1941年12月就已表明，并一再重申，他想要美国地面部队在1942年年底以前在欧洲投入战斗，而除了“大锤”计划以外，参谋长联席会议提不出可以接受的其它方案，以满足罗斯福先生的要求。“火炬”计划是英国人可以接受的方案，但不是美国战略家们所能接受的。罗斯福先生却下令采纳这项计划。不久就发现，他这样做是挖了1943年“围歼”计划和“大锤”计划的墙脚。&&
　　这是否意味着总统是半心半意地(如果不是虚情假意的话)支持美国的计划，并且从一开始就赞同邱吉尔先生的地中海战略，而不赞成1943年从英国发动进攻呢？史汀生先生是这样认识的。他写道，这(地中海战略)是总统“心爱的私生子”，而且他暗示说，是邱吉尔先生把它搁到罗斯福先生门口的。但是除了史汀生先生的说法以外，缺乏更加令人信服的证据，因而没有理由认为罗斯福先生是虚情假意地表示支持“围歼”计划。他曾派遣马歇尔将军和哈利·霍普金斯于4月份到英国去说服邱吉尔接受这项计划，同时他在国内放手发挥他的权威，把在英国集结部队一事置于优先地位。&&
　　罗斯福先生公开表示的立场是：如果1942年美国地面部队主力在欧洲的进攻行动，与为在1943年发动攻势而集结部队这两个目标互相冲突，那么前者应处于优先地位。必须记住，在1942年的情况下，罗斯福先生坚持这一点是关系到美国人曾保证忠实执行的联盟战略的基本原则之一，即德国是头号敌人。罗斯福先生身为一个精明的政治家不会看不到这一点。1942年对日战争是美国公众同仇敌忾的战争。只有当美国部队在欧洲战场与敌人搏斗的时候，才能指望反对轴心国的战争得到民众的强烈支持。&&
　　在五角大楼有一种根深蒂固的想法，认为罗斯福先生用英国人的思想来代替美国的战略方针。这一点发展成了这样一个概念，即他接受了一种非决定性的包围战略，摒弃了从英国对德国实施直接打击的战略。1943年5月“三叉戟”会议上，甚至在这以后，美军参谋长们感到他们必须重新赢得总统对直接打击战略的支持，进而确保他的支持坚定不移。但是要说他曾经背离过这项战略，只有参谋长们的忧虑是唯一的证据。当1943年这一战略具备了成功的条件时，他运用其影响来支持在1944年春付诸执行。而他的军事顾问们却及时认识到了推迟执行的好处。1943年春，英国发动大规模进攻，他将把全部家当孤注一掷。而推迟执行则有助于制定一项更加适合全球性两线作战的美国战略，后来这项战略几乎导致了对日本和德国的同时胜利。&&
　　罗斯福先生用他自己的战略代替他的军事参谋长们的战略，最著名的一例是“火炬”计划。他拒绝他们的判断，决定克服英国人的进口危机，这一点直到最近才引起人们的充分注意。&&
　　尽人皆知，战时和平时，英国经济的生死存亡有赖于源源不断的进口。1942年时，德国潜艇把这极端重要的进口量从战前年平均五千万吨降到二千三百万吨。英国人看到自己濒于灾难的边缘，尽管他们对国内的消费和劳务实行了严格的限制。1942年11月，他们要求美国政府为了共同作战的利益，借给足够的船只，以便在1943年把进口量提高到他们为维持生存和战斗力所必需的最低标准。他们估计这个最低标准为二千七百万吨。总统立即答应以美国船只满足他们的需要，并指示海运委员会主席兰德将军负责提供。11月30日，他向邱吉尔先生保证“不经他亲自批准”，美国船只不得挪作它用。&&
　　到1942年底，情况比英国人在11月间所预期的甚至更坏。为了支援北非战局需要更多的货船，而这些货船被潜艇击沉者超过了原先的估计。1942年最后一个季度，英国的年进口量不是二千三百万吨，而仅仅是二千万吨。&&
　　美国参谋长联席会议成员直到12月后期才获悉总统对邱吉尔先生的承诺，而且仅仅是“非官方地、私下地”通过英国驻华盛顿参谋团得知的。他们似乎没有足够认真地对待此事。一个月后，在卡萨布兰卡的盟国会议上，他们同意英国参谋长们关于1943年的作战行动，这一行动还需要追加六百万吨货船，这批货船除非牺牲英国的进口计划才能得到。但是，英国人从卡萨布兰卡回国时，认定总统的保证不会食言。&&
　　直到近七周之后的3月份，误解的迷雾才消散到足以使有关各方面看清他们是在走向冲突之路，而这时船舶危机已发展到濒于灾难的程度。2月，隆美尔突破了突尼斯的美军防御；3月，大西洋上被击沉的商船数达到了新的危险高峰。于是，参谋长联席会议决定让总统在下列二者之间作出抉择：要么眼看着经他同意正在进行的1943年的军事行动陷于停顿，要么削减英国的进口。4月10日，他们正式地向他提出他们的看法。&&
　　他们迟误了两周。3月中旬，邱吉尔先生派遣他的外务大臣安东尼·艾登爵士到华盛顿去达成了一项谅解并采取行动。总统未经与军方磋商，就指示哈里·霍普金斯和军事海运局局长刘易斯·道格拉斯去凑集足够的船舶，以兑现他的保证。道格拉斯确信军队正在浪费它们控制的船舶吨位(同时与霍普金斯一样对军队的反英态度感到不安)，向罗斯福先生建议说，他的指示可以实现，而不致打乱军队的战略计划。事实确实如此。取得这一结果，部分地由于罗斯福先生洋洋自得的信念——人们在必要时，能够做到比他们认为可能做到的更多——得到证实；部分地由于4月间盟国反潜战的突然胜利，及时证明了罗斯福先生乐观的赌博是正当的。3月以后，船舶损失急剧下降，而新造船舶数量开始超过人们的预料。当盟国首脑于8月间在魁北克会晤时，船舶赤字已成往事。同时在5月份，罗斯福先生指示今后十个月内，每月向英国移交十五至二十艘船只，从而慷慨地实现了他对邱吉尔的保证。&&
　　这件事可以说明美国的战争努力协调得不够紧密，这正是罗斯福先生作为行政领导者的特色。但是他的保证意味着，关于使用美国军事资源的决定是由他作出的；而他不顾军事顾问们的抗议执行这一保证，表明他决心使美国的军事努力忠实地服从于我们对英国人的战略义务。&&
　　在处理“火炬”决策时，罗斯福先生的手法是一步一步地把事实摆在他的军事参谋长们面前，这些事实可以说明他的决策是唯一切实可行的方案。他在1943年5月盟国会议(“三叉戟”)上的干预，表明他在使用另一种手法把他的战略观点加诸别人。&&
　　参谋长联席会议成员，正如他们自己感到的那样，在1月份的卡萨布兰卡会议上，在英国人面前“输得精光”；5月份去参加“三叉戟”会议时，他们深思熟虑地准备好迫使英国人执行1944年春横渡海峡的进攻。据我们所知，他们在会前向罗斯福先生作了汇报，他们一定会通知他：他们将坚持相当于“围歼”计划规模的强大进攻。他是否同他们进行过争辩，我们对此一无所知。我们只知道他不可能不冒同英国人破裂的危险(这种破裂肯定是他受不了的)而去支持他们，或者违背海军的意志，命令它为欧洲生产坦克登陆舰；金海军上将需要这些登陆舰，以便在1944年发动他的穿过中太平洋的攻势，并把航空兵带到可以轰炸日本的距离之内。然而罗斯福先生没有采取这种做法。他也许比他的军事参谋长们更重视战时生产的局限性，这种局限性是同战时生产局关于“可行性”辩论的结果不久前透露出来的。无论如何，他在“三叉戟”会议开幕词中所做的是宣布他的如下意见：盟国也许不得不在1943年春按“大锤”计划的规模，而不是按“围歼”计划的规模发动横渡海峡的进攻。至于什么是切实可行的办法，他比他的军事参谋长们的估计更为现实。美国人研究了英国人提出的数字(英国人带去一项甚至比美国人建议的规模更大的登陆进攻计划)后不再怀疑，除非能够提供更多的登陆舰，否则翌年春只能出动一支不大的登陆突击部队。美军参谋长们陷入了尴尬的处境，因为只有他们能够提供他们希望英国人发动的、更大规模的登陆突击所需要的各型舰艇，特别是坦克登陆舰。而他们是很不情愿做出这些保证的。罗斯福总统让他们扶着拐杖走路，而这根拐杖支持不了他们的重量。在这种情况下，他们只好从实际出发，接受盟国参谋长联席会议的决定，开始制定一项规模较小的突击计划，作为当时情况下唯一合理的步骤，但附加了一些条件(“围锤”ROUND HAMMER)，马歇尔将军称之为：“大于‘大锤’，小于‘围歼’的某种东西”，再加上英国的一项保证：同意1943年11月从地中海抽调七个师到英国。&&
　　最后，让我们看一看取消“海盗”计划的决策。这项决策是继英美两国首脑在德黑兰同斯大林会谈以后，罗斯福先生于日在开罗作出的。这次行动是为把蒋介石的地面部队投入缅甸，重新打开缅甸公路的苦心经营的计划的一个组成部分。美国参谋长们是抱着拯救盟国对中国的军事政策的一线希望制定出这项计划的；罗斯福先生一再把这项军事政策抓在自己手里，而不顾马歇尔将军和史汀生部长坚定而坦率的劝告。英国人不喜欢这项进攻缅甸的计划，但是美军参谋长们劝他们接受它。这项计划的成功有赖于使用在缅甸的蒋介石部队。蒋介石在开罗同意合作，但只有在下述条件下才答应：盟军在进攻缅甸的同时，发动一次对安达曼群岛的两栖进攻。这就是“海盗”计划。在罗斯福先生和邱吉尔先生前往德黑兰与斯大林讨论战略以前，在开罗与蒋介石欢谈的时刻，罗斯福先生曾对蒋介石答应了这项“海盗”计划。
最具影响力军事论坛-超级大本营军事论坛欢迎你！超然物外，有容乃大。
战争时期，总统的所作所为再也没有什么比这件事更使他的军事参谋长们伤脑筋的了。未经与美军参谋长们商量，他就对蒋介石作了保证，甚至没有直接把此事通知他们，他们是通过“小道”得知的。只有动用本来不多的、宝贵的坦克登陆舰中的十五艘才能实施“海盗”行动，而这些坦克登陆舰是执行春季“霸王”行动所必需的。一周以后，在德黑兰，罗斯福先生又答应执行5月的“霸王”行动，这项计划是他们的战略的最心爱的目标。这一点使美军参谋长们在英国人面前处于难堪的地位：为了从职责上支持他们的总司令，他们不得不顽强地支持“海盗”计划，即使他们和英国人都知道这样做会使“霸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