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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封&&离
　　封离。东汉元初人，系越嶲卷夷大牛种部落酋长，生卒年月不详。
　　东汉元初四年(117年)，为反抗封建王朝摊派在少数民族头上的繁重赋役，封离揭竿而起，矛头直指地方贪官污吏，率众杀遂久县令。次年，永昌郡(今滇西一带)、益州郡(今滇东南)及蜀郡(今川西南)境内的一些少数民族部落，群起响应，聚众10余万，波及20余县。
　　元初六年(119年)，东汉王朝诏令益州刺史张乔派人带兵镇压。张以随从杨竦为帅，统兵讨伐。杨率部至今大理一带，见起事者势盛，未敢贸然弹压。“先以诏书告示三郡，密征武士，重其饷赏”，准备就绪，遂进军决战，大破封离，“斩首三万余级，获生口千五百人，资财四千余万，悉以赏军土。”封离连战失利，为保全自己，毒杀同事酋长，向竦乞降。封离投诚后，起事的其余30多个部落相继归顺。
　　杨竦镇压起义后，为巩固边陲，复奏请朝廷，严肃惩处激起民变的90名贪官污吏。
　　谷&&纳
　　谷纳，宋末元初人，系圩甸地方(今米易县普威乡一带)卢鲁部落酋长。元灭大理国，占罗罗斯，于至元十五年(1278年)在圩甸设置定昌路，下辖普济、威龙、昌州等三州，谷纳为定昌路土总管。
　　谷纳虽被任为总管，但不堪元军“括户口，立赋税，以给屯戍”的民族压迫政策，当年率领部落入据八只巴寨，反抗元朝统治。谷纳起事后，八那郡、安古马、杨吉剌、乞剌蒲等酋长，亦率领本部落，群起响应。元《经世大典·招捕录》称这些部落“毁桥梁，取仓粟，夺驿马及屯田牛”。《元史·脱力世官列传》还记载谷纳起事后，曾与其下属土千户阿夷相谋，准备将部落迁律不鲁恩河(金沙江)以南的地方。
　　至元十七年(1280年)，时任元王朝罗罗斯副都元帅、同知宣慰司事的脱力世官，统军攻谷纳，将其擒获杀害，千户阿夷亦被害，起义被镇压下去。
　　阿吉撒加
　　阿吉撒加，元末明初人，生卒年月不详，彝族，为普济州长官司(今米易县以普威中心的西北部及德昌县西南部)第一代土官。
　　明洪武二十五年(1392年)，建昌卫指挥使月鲁帖木儿发动叛乱，明王朝调贵州普定卫土司派兵随明军讨伐。普定卫土司令其第二子阿吉萨姆、第四子阿吉沙马统彝兵出征。在今米易境内的战斗中，阿吉萨姆阵亡，葬于香花塘。叛乱平定后，明王朝留封阿吉萨姆之子阿吉撤加为建昌坝安抚司(领地在今西昌坝子东部和昭觉西部)世袭土司。留封之后，阿吉撤加因与汉官不和，乃申请朝廷改其领地至打冲河(雅砻江)、安宁河夹角地带其父战死区。阿吉撒加在阿尼脚巴普威坝(今普威乡)设土署管辖少数民族。
　　阿吉撒加改封于此，削弱了当地土著西番、傈僳和么些人部落酋长的权力，加以大批贵州彝族兵落籍为民，汉佃入境增加，开垦放牧，影响土著民的利益，于是产生民族对立。此时贺纳莫尔(民称“蛮王”)，带领被统治部落，反抗彝族土司。阿吉撤加以武力镇压，困贺纳莫尔于“蛮王洞”(今米易麻陇乡境)，用箭将其射杀，其子亦死。贺纳莫尔之弟(民间称“小蛮王”)带残部逃往丽江，被木土司收编为领民。
　　后阿吉撒加年老告退，由其子阿吉戈布承袭，明廷赐阿吉戈布名为吉天相。普济州长官司土官，从阿吉撒加起，经明、清及民国，历代袭替，共传28代36世(任)，是川西地区历时较久的土司。
　　何东铭
　　何东铭，字师载，号两庵，在其著述中，又署有长河、航渔、希载、慎斋等名号。生于清嘉庆六年(1801年)八月初二，卒于咸丰十年(1860年)八月二十二日，终年60岁，葬于米易撤莲兰坝山。
　　何东铭之祖原籍广东，后徙四川沪州。父何永兰迁迷易，娶会理庠生刘某之姑为妻，何东铭为次子。
　　何东铭自幼发愤攻读经史，“弱冠入泮选，旋晋增广”。之后，四次参加科举，均名落孙山。功名难就，老母不忍其远出谋事，只得居乡以教书为业。
　　授课之余，何东铭继续攻读和校注经史。其家虽薄有田产，但不富裕，为购买书籍，往往“空囊羞涩，亦必称贷而购”；无力或难以购置的，就借阅、抄录。同治《会理州志》记：何东铭“嗜古好学，凡府属残碑断碣，搜罗殆尽。”
　　著有《邛嶲辅野录》七十二卷。所谓“野录”，“自谓私撰，不敢替称府志也。”采用的资料有宁远府及下属五个政区的旧志，雍正《四川通志》和嘉庆《四川通志》中的宁远府资料，偶尔引用其他舆地文献的有关条文，亦有少量察访补辑。全书列有10类60子目，子目所述内容，按西昌县、会理州、冕宁县、盐源县、越嶲厅及德昌所、迷易所、盐中左所分别排列。《会理州志》评称：“东铭宁远人，熟知其处山川关隘，考证确切，中多纠正新、旧通志之误。”
　　还著有《逊水诗稿》十卷、《逊水文稿》四卷。这两部著作，今已失传。同治《会理州志·艺文志》收有何的诗作《宁河观涨》、《终山》各一首。
　　何东铭终身“廉洁自持，临财不苟”。他的学生刘尊奎在其所写的《两庵夫子墓志铭》中，说何“至若有关节义，有利地方者，则又无不身兼其事，如举节孝，置义塚，筑长堤，岂不彰彰在人耳目哉。”
　　廖坤培
　　廖坤培，字伯厚，号西崖，清嘉庆二十一年(1816年)生于今米易县撤莲乡，卒于光绪二十年(1894年)，享年78岁，葬于米易丙谷原盘龙寺附近。
　　其父廖朝宗，以医为业，同治《会理州志》称其“通轩岐之术，临症谨慎，病愈不计谢赀。处乡邻不露圭角。人将构讼，即为排解，而人不知其好。”坤培自幼励志读书，勤奋聪颖，学业日进，“文章秀丽，弱冠为名诸生。”道光二十四年(1844年)参加四川省乡试，得甲辰恩科副榜第三名。之后，随家移居会理州城，“仍闭户勤苦，朝夕不辍”。咸丰元年(1851年)，中辛亥恩科第19名举人。同治元年(1862年)，中壬戍科第四十二名进士，任翰林院庶吉士。后由内阁大挑，外任湖南知县，旋改任翰林院编修。同治六年(1867年)，外放贵州省乡试主考官，旋任贵州学政使，职掌全省教育和人才选拔。廖坤培在学政使任内，“所取多名下士，其后历显宦，任封疆，时称为得人。”在贵州任职二年后，于同治十年(1871年)前后，又被调回京城，再入词馆，历十余年。正要改任他为御史时，因亲丧，闻讣返里，辞官告老还乡。后廖坤培主讲金江书院，培养本地人才，直至逝世。
　　廖坤培著有《寄云山馆文集》十二卷、《困斋诗稿》八卷、《中兴挥尘录》四卷、《星轺游记》二卷、《视学劝士录》一卷，今均无存。同治《会理州志·艺文志》载有其《迷易道中口占》四首。
　　光绪《会理州续志·艺文》收有廖坤培逝世前一年所作七律六首，诗前小序是：“癸已(1893年)夏日，七十晋七初度，适当重游泮水，子先亦入州庠，赋七律六首徵和。”
　　廖坤培有子五人，在他的培育下，均经科举入仕。长子倬，字由云，盐提举；次子侃，字亦陶，任直隶知州；三子仪，字凤楼，任工部主事；四子俊，字义臣，由廪贡授广西象州知州；五子侃，附生出身，候选县丞。
　　侯其昌
　　侯其昌，字东生，江苏上元(民国并入江宁县)人，生卒年月不详，汉族，光绪二十五年至二十六年(公元年)任阿所拉(今盐边县)第三十四任巡检。是近代盐边地方
　　有名的清廉官吏，民间誉称“侯青天”。
　　侯其昌出身书香门第，以科举入仕途，“湛深经史，风骨嶙峋，无佐杂女奄婀气”。光绪二十五年(1899年)，由峨眉县典史调任阿所拉巡检，接替前任吴宝丰为阿所拉地方政务主管官员。到任后，清理历年积案，革除诸种弊端，关心百姓疾苦，采取便民措施，主张阿所拉应改设通判，才能加强地方管理。他外出巡视，不坐官轿，不设仪仗，单骑减从，平易近人。据载，阿所拉地方“文官骑马，自公始”。
　　阿所拉地处川滇交界，偏僻闭塞，侯在任上，不畏强暴，不受贿赂，辑捕匪首，绳之以律。匪徒对侯恨之入骨，屡次遣人暗杀，必欲除之而后快。某夜，刺客潜入巡检署，以枪击侯，子弹洞穿衣袖，破壁嵌入堂柱寸许，侯安然无恙。虽威胁再三，侯无丝毫动摇，每夜仍坚持微服巡查。捕匪临敌，身先士卒，机智指挥，多次险遭杀害。侯在任期内，诛惯匪百余，使阿所拉各族人民的身家性命得到基本保障，安心农垦，招徕了外地商旅，促进了山区经济发展。
　　阿所拉巡检司，隶属于盐源县。盐源县衙的吏役，素来凶恶，经常下乡骚扰，肆行不法。一次，侯在四更夜巡中，侦知县役无故将一富人捆绑，倒悬在店铺楼上，逼其献财，侯即将此衙役拿获惩办。民国《盐边厅乡土志》云：“从此，县差到境，皆循规矩，不敢肆行凶暴。以盐源县如虎如狼甲于天下之差风，不为县官屈而为公降志，亦盛举也。”
　　侯其昌为官清廉，毗邻云南境内的百姓发生纠纷，也往往不找本地官府而来阿所拉投诉，且“两造俱来，挥之不去”。
　　一些不法分子，知侯不可威胁利诱，便加入天主教或基督教，以外国教堂为靠山，继续为非作歹。对此，侯独不畏，凡作奸犯科者，不论是教徒还是非教徒，皆秉公心，同等依律治罪。外国传教士出面袒护不法教民时，侯即同其辩驳。侯因此得罪上司，不容于教会，结果被一外籍司铎诬告，宁远知府唐翼祖又乘机陷害，遂被革职拘捕，押往省城。行时，阿所拉及相邻滇境百姓扶老携幼，夹道相送，焚香鸣炮，齐呼“侯青天”。侯去职后，阿所拉地方“英、法两教相攻愈急，流痞豪吏乘机扰害，地方鼎沸，烧杀相寻，捆掳接踵”。尽管如此，上司仍欲杀侯以媚洋人。宁远府所辖的五县仕绅民众，纷纷呈文救护，愿以身赎。侯谈笑自若，并不畏死。他慷慨地说：“为民捍患，治匪兴戎，死得其所！唯地方糜烂，冤及无辜，中心惶歉耳。”
　　侯其昌的政声流传久远，民间所树“德政碑星罗棋布，匪屡扑之，而民屡起之。”有的碑联写道：“解我倒悬，公来何暮；於民有济，官不在高。”
　　寸秉信
　　寸秉信，1854年出生，字诚斋，攀枝花市仁和区大龙潭彝族乡人。
　　寸四岁丧父，二十岁丧母，家境贫苦，十二岁拜师学砚刻。他自制刀具，取金沙江边当地大堡哨石料(俗称楚石)，农事劳作之余，潜心雕琢墨砚40余年。寸虽不识文墨，但想像力丰富，依石料特点，以民间神话传说“龙凤呈祥”、“双龙戏珠”、“八仙过海”、“牛郎织女”、“嫦娥奔月”等为题材，以石取形，以形命名，巧妙安排，精心雕刻。时人称作“苴却砚”(今更名为攀枝花砚)。苴却砚上市，大受川、滇两省的文人墨客青睐。
　　宣统元年(1909年)，云南省苴却行政委员宋光枢曾取砚三枚赴巴拿马国际博览会参展。由于该砚石料独特，石眼特多，石质坚韧，润密如肤，存墨不腐，积水不涸，发墨如油，不损毫毛，加之雕琢精湛，造形古朴，线条明快，栩栩如生。受到外国专家好评，被选为文房佳品，从此苴却砚名声大振。
　　寸一生创制石砚上千，图型各异。寸使用生平技艺制作“双龙戏珠”尺余大砚一方，视为珍宝，后被团总寸芳田强留保存。民国八年(1919年)寸芳田家被焚，大方砚被毁于烈火之中。
　　寸秉信赋性刚直，不求仕途，除工于砚刻，苦习吟诗作对，曾书：“门前金沙为玉带，屋后石顶作乌纱。”
　　民国二年(1913年)，云南省政府请寸秉信赴昆明传授雕砚技术，因久病缠身，未及起程即病故，终年59岁。
　　杨松年
　　杨松年，原名松月，字如椿，号劲秋、镜秋。汉族。盐边厅拉鹿河(今盐边县温泉乡)人。
　　杨松年生于清咸丰年代，幼攻读四书五经，励志科举，光绪二十三年(1897年)中举人，选授四川长宁县教谕。辛亥革命后，历任长宁、盐源、阿所拉(盐边厅、县)学校校长、教习、视学等职，因资历和劳绩，为五品衔，知县候补，但未被补用，仍任教职。
　　宣统元年(1909年)，改置盐边厅，始直隶于宁远府。成为准县级政区。民国元年(1912年)，政府令厅修志。时杨已返乡。首任厅知事李又新遂聘杨编纂乡土志。不到一年即纂成。杨在《盐边厅乡土志叙》中写道：“劫余之民，当新造之厅，百端待举，礼乐未遑。顷奉政府令，索乡土志甚急。文献既无徵，调查又不暇，且以松年之谫陋，奚足以言纪载。惟迫于政府令限之严，厅长属望之殷，姑就闻见所及，并采取盐源旧志，草草塞责。若夫改良正谬，踵事增华，尚待后之君子。”&&&&.
　　《盐边乡土志》不分卷，全书约15000字。类目分志叙、建置沿革、疆域、区划、道里、山脉、川、关隘、渡口、物产、官制、钱粮、营建、风俗、儒林、仕官、节孝、义勇、职官题名、职官政绩、土司、贡物等。据称，该志是杨本人楷书誊正后，才刻印成书。
　　清末民初，盐边教育落后，仅有少数教授四书五经的私塾。杨松年同具有新思想的人士集资购置和捐助学田，改建永兴黑神庙，创办了盐边县西区区立初等学堂。杨被聘为第一任校长，兼国文教员。杨曾欣然亲题楹联：“大道为公，立人斯立；小子有造，精益求精。”镌刻悬于校门。
　　杨松年病逝于民国十四年(1925年)。
　　雷云飞
　　雷云飞又名雷国柱，1884年出生，攀枝花市仁和区务本乡人，出身贫苦农民，从小当过佣人，干过长工、月活、脚夫，做过马帮伙计。约三十岁乞讨至同德乡，被团总、袍哥大爷江海臣收留。他为人正直、机敏、忠实，打仗勇敢，得到江海臣的赏识、厚爱。江患病时便把团总的队伍交给他指挥，江死后他接任了袍哥大爷和团总。
　　1922年3月朱德、金汉鼎等将领因反云南军阀唐继尧失败，被迫离开昆明，入川来到金沙江北岸河门口地区雷云飞领地大水井川军伍祥祯家。雷得知详情后，即派人阻击唐的追兵，并将朱德等人接到家中盛情款待，命其妻刘元珍派人为朱德等人制备便装和300银元旅费，并派卫队护送至西昌。
　　雷云飞崇拜梁山好汉，同情贫苦农民，常在驻地放赈救灾，树起“雷”字大旗，喊出“打富济贫，保商保民，靖滇太平”的口号。灾年设棚施粥，受到贫苦农民拥护，队伍发展到三四千人，曾攻下盐源县城，直接威胁军阀、地主的利益。国民政府二十四军，蒋如珍团长多次对雷部进行武装清剿，未能得逞。后设计谋，以谈判磋商为名诱雷与蒋会合。雷中计，于日在鲤鱼坡背山上被杀害。雷的侄子雷耀宗、雷远光，妻弟刘继清，参谋彭庆高均先后被杀害。
　　寸曦炳
　　寸曦炳，字旭初，清光绪十八年(1892年)生，仁和区永富乡人。一生从事家乡教育工作。
　　寸曦炳幼年在家乡读私塾，后考入昆明承德中学，毕业于云南省立模范高级师范。1911年考入国立武昌高等师范学校博物地学部。在进步学生领袖程潭秋、钱亦石等人的领导下，参加了罢课、游行，反对丧权辱国的“二十一条”及抵制日货等学生爱国运动。1919年参加七国学生中亚生物考察团，并写出论文。寸为考察团代表，参加了法国巴黎生物研究协会举办的学术讨论会，获得奖章及显微镜、照相机等。1920年回国后，寸先后在云南昆明省立优级师范学堂、省立甲等农业学堂、求实中学等校教生物课，并短期应聘为省教育厅视导员。
　　寸视察全省中学教育时即萌志改变家乡贫穷面貌，首抓教育。1924年当地李复初、寸芳田等乡绅，邀寸回乡兴学，他放弃省城的优厚待遇，欣然应允。一家五口从昆明迁回家乡后，寸被首任县长赵韩文委任为永仁县劝学所所长。当时农村办学，难找教师。寸便在县城桂香书院办师范，兼校长。办学无经费，寸四处奔走求助，群众极力支持，县里召集各界士绅筹集到银元3000元，于1924年9月举办男、女初级师范各一所，招收男师生66名，女师生19名，学制4年。寸拟订教学计划，采买书籍杂物，兼任教师，组织学生上街宣传男女平等。第一期毕业后，男女师范停办。
　　1928年永仁县劝学所改为教育局，寸任教育局长。寸发现私塾教材陈旧，教学保守，不利青少年智育发展，便拟定了《永仁县教育局取缔私塾规程》，经呈报云南省教育厅同意，私塾被取消。寸立即发展小学教育。1930年至1933年，永仁境内新增初级小学20所、21个班，新增小学生960人。1937年永仁县小学已达129所，是寸就任劝学所前(1923
　　年)的3.4倍；小学生已达7035人，是1923年的7倍；小学教员173人，是1923年的3.7倍。
　　当小学发展起来后，高小生升初中又成了一个突出问题。寸又和地方进步人士联名倡议办永仁县立初级中学。经县长召集会议多方讨论，决议县立初中由上、中、下三个区轮流办，下区(今仁和镇)的校舍先落成，由下区开办，1929年春，永仁县立初级中学在仁和成立，开始行课。寸被推举兼任校长。
　　1933年，按三区轮办原则，县立初中校址由下区仁和迁至中区大田。为筹集办学经费，在各界知名人士和热心教育者的建议下，寸曦炳对全县寺庙庙产进行普查，发现平地方山静德寺只三四名僧众，除庙会收入外，仅庙产年收达1000担。他请主持赵青到县城商议，并报省佛教协会同意，县府通知，将静德寺庙产的四分之三归教育局作经费。1936年寸辞去教育局长职务，专司大田中学校长工作。他亲自设计校舍，各建筑之间种植四季常青的树木及花草。考虑到学生的健康，建篮球场两个、排球场一个、游泳池一个。为了修建，寸亲绘30多张图纸，工人看不懂，寸就用竹木片造型指点。建校历经多年，他吃住在现场，还参加劳动。
　　为提高教学质量，寸通过各种渠道聘请上海、广州、南京等地因日寇侵略而流浪滇省的文人才子作教师。学生有汉、彝、回、傈僳等民族，主要来自永仁县，也有元谋、华坪、大姚、盐边等县少数学生慕名远道而来。
　　寸启发学生艰苦奋进，培养学生自觉自尊，热爱祖国。他告诫学生多读书，“书能益智”；主张少说多做，“言易招尤”。他为学生运动会所写歌词是：“方山苍苍，江水洋洋。天高气轻，我武惟扬……为发展个人体格，增进民族健康。打倒东西帝国主义，为我中华，人道扩张。强暴不足畏，民族要精壮。朋友们，向前!向前！”他在学校成立“抗敌后援会”，组织学生步行到永仁县、仁和券捐、教抗日歌曲、放幻灯，揭露日寇侵华罪行。他坚持理论与实践相结合，购买了理化实验仪器。他用煤气灯放自制幻灯、用竹蔑皮自制地球仪。他制成1000多个动植物标本，将自己的显微镜、放大镜、照相机等借给老师上课。他还垫款购买《万有文库》两套千余册，一套存学校图书馆，一套存县民众教育馆。
　　1940年，昆明教育部门为表彰寸曦炳，送木制匾额一块，刻“大学士第”四字，上款“赠给教育家、生物学博士寸曦炳先生”。
　　1941年，寸调任云南鹤庆、丽江、中甸、维西区教育视导员。1944年复任县教育局局长。1946年卸职回大田继续任中学校长。
　　抗战胜利后的一天，法国驻云南领事偕夫人从昆明到大田，听说寸曦炳是永仁名士，制有标本和生物著述。特邀大田天主教堂法籍神父白乐山引见。见寸标本橱藏室和生物学著述后，提出购买动物标本，遭寸的婉言谢绝。当领事继续用相机拍照时，又遭拒绝，并引起争吵。经神甫劝阻才罢休。事后，吃饭时寸曦炳对客人说：“这是标本，我花了心血的，决不出卖”。作为礼节，临走时，寸送了一个蛇盘石松树的标本。
　　1950年3月，寸曦炳出席永仁县人民政府召开第一次全县教育行政会议，研究了小学教育普及问题。大会决议中写道：“我县元老寸旭初校长从事教育30余年，满园桃李，咸赖心宣，灌输栽培，成绩斐然，对本县教育之推动勋绩卓越，应予由大会颁奖锦旗，籍表微忱，以励束兹。”
　　1951年，“抗美援朝，保家卫国”运动中，永仁县第三区(今大田乡)指导员安排寸在任大田中心小学校长的同时参加宣传工作。他满腔热情把报刊上的连环画《美帝侵华百年史》放大、着色共40余幅，在全县流动展出两个多月，鼓舞了群众抗美援朝，保家卫国的决心。后染痢疾，病逝。
　　葛善继&&葛世槐
　　葛善继，字绍武，生于光绪年间，为盐边毕苴芦(今新坪)葛姓世袭土目的后代。娶妻寸氏，生五子三女。长子葛世槐，字荫堂。葛善继，未袭官位，为夺取权力，他和葛世槐两人狼狈为奸，子居台前，父在幕后，势力恶性膨胀，在民国时期，成为独霸盐边的新土司。
　　葛善继年轻时，与其妻兄寸万兴为夥，往来云南经商，获利即购买枪枝。后来拉起一支队伍，投靠盐边武力较强的杨润田。民国八、九年间(年)，杨与雷云飞争霸盐边。葛善继被杨委为中队长，两方火拼，杨被刺死后，葛善继摇身一变，以雷为靠山。民国十五年(1926年)，雷云飞被宁属清乡司令羊仁安派其属下团长蒋铸(儒珍)以计诱杀后，葛善继转而投向蒋铸。
　　盐边土司葛世藩原受雷任职和调遣，雷既死，葛善继贿请蒋铸，图谋乘机将葛世藩除掉。蒋权衡利弊，不敢擅诛土官，只收缴了武器。葛世藩系天主教徒，见蒋铸咄咄逼人，自己处境危险，便连夜逃往西昌，准备躲入法国永安宫天主堂。他本就体弱多病，惊吓之中，长途跋涉，又染风寒，到西昌后即住进教堂附设医院。葛善继探得消息，重赂当局，收买葛世藩的随从将其毒毙，然后强逼葛世藩之母交出土司印信，以兄终弟及的名义，让自己的儿子葛世槐承袭了毕苴芦土官职位，自己幕后操纵。
　　之后，葛善继依靠川、滇得势军阀，扩大毕苴芦土司武装，消灭异己，还谋得盐边团务局长、宁属清乡司令部彝务处长、西康省屯垦委员会委员、二十四军彝务指挥部彝务大队长等要职。成为显赫一时，左右盐边局势的人物。
　　民国三十一年(1942年)，葛氏父子依靠刘文辉的二十四军的势力。葛善继不再任彝务大队长，另组彝务指挥部，由葛世槐任指挥官，下面拼凑起八个大队。葛善继答应每年以所收鸦片烟税款的30％上交刘文辉，另为二十四军控制的盐边县参议会提供300至500两鸦片和经费作为交换条件。二十四军允许不干预葛在政府规定的课税外另向百姓征收的苛捐杂税；在境内由土司开设的“天成”商号垄断民间沙金、蚕丝和鸦片贸易；其他大宗商品，也只能由葛家的“大伦商店”经营。葛氏父子取得这些特权后，在境内高租重押，多端科派，强占土地，坐地分赃，私设监狱，草菅人命，逼民种植鸦片，勒收烟款烟捐，无恶不作。解放前，葛姓新土司每年地租收入已超过40万公斤稻谷，鸦片年收2～3万公斤，仅武胜一乡(择木龙寺未计在内)，纳租户共759户，每年稻谷、包谷33.95万公斤。另在健康、永兴、惠民、同德4个乡，纳租户103户，每年稻谷、包谷租额11.96万公斤。
　　蒋介石在西昌设置行辕以后，葛氏父子又公开倒向西昌行辕。葛世槐受命为金江上游守备司令。
　　随着解放战争的胜利发展，蒋介石妄图以西南边疆为其反攻基地，西昌行辕和败退下来的胡宗南，极力拉拢地方反动豪强，将葛世槐的金江上游守备司令部改为“金江上游剿匪第四纵队司令部”，仍以葛世槐为司令。至此，葛氏父子拥有3000人枪的武力，妄图抗拒革命洪流。
　　为配合人民解放军挺进大西南，中共云南丽江地下党领导的“滇桂黔纵队滇西北七支队”曾多次派人动员葛氏父子弃暗投明，但葛善继却采取不拒绝，可谈判，只观望，不表态的策略，在拼凑起“金江上游剿匪第四纵队司令部”后，还数次派人到华坪刺探七支队的兵力部署情报，并陈兵盐华边界，企图抗击七支队的进军。日，中国人民解放军第二野战军四十师，由参谋长胡尚礼率部一一九团、一二四团到达惠民与七支队会师。3月20日，胡参谋长命护乡团政委郑德智写信给葛世槐令其投降。3月21日，葛世槐来信表示愿意投诚，盐边全县宣布解放。
　　葛氏父子投降后，解放军换防，葛善继见留驻盐边的仅一营兵力，便于日深夜，带领心腹侍从，潜出城外，在新田榜召开反动头目会议，发动叛乱。不到半年时间，除县城、新坪、永兴、惠民、同德等街场仍在我驻军控制下外，全县其余地方一时均为叛匪盘踞。潜伏下来的国民党特务吴铁军(军统两盐组组长)，亦从西昌至盐边，为葛出谋划策。在叛乱地区，匪徒攻打乡镇基层政权，任意拷打和杀害农村干部和积极分子，到处烧杀掳掠，奸淫妇女。1950年农历十一月，葛将路过的县干部崔德润、教师陈绍权捆绑到土司衙门大石房用乱枪当活靶打死。还修筑工事，屯聚粮草，制造土枪土炮，训练队伍，四处张贴布告，编唱反动歌谣。
　　解放军第五十团三营和机炮连增援盐边，和第二营联合平叛。日，一举将叛匪主力围歼于大石房，担任匪指挥的葛善继第三子葛世楷被击毙，葛善继的孙子葛家兴被俘，特务吴铁军伤后被捉。
　　葛善继策动和组织的反革命叛乱瓦解后，依靠照壁山彝族奴隶主李拉什子的掩护和供应，躲藏在新田榜山上的岩洞里。盐边县委派彝族头人李春方动员李拉什子反戈一击，将功赎罪。李遂于1951年4月的一天，令其负责与葛联络的部下沙马作堵，以头人会商为请，将葛善继从岩洞诱至鸦雀树山梁，葛见并无头人坐待，心知有变，急从腰间拔枪，沙马作堵眼疾手快，一枪即将葛善继打死。
　　葛世槐日外逃后被抓获，送往西昌关押，后被押至会理，经政府依法公审处决。
　　刘&&皑
　　刘皑，字子美，米易县撤莲乡丙海村人，生于清光绪八年(1882年)，同盟会会员。
　　皑自幼攻读经书，聪颖过人，学业优异。十七岁中秀才，获廪生。三年后，又考取岁贡，被荐至京城国子监深造。光绪二十九年(1903年)，皑参加四川省最后一次乡试落榜。后逢清廷废科举，办新学，遂考入成都省立高等学堂就读。
　　孙中山领导的中国同盟会成立后，在各地宣传革命，发展组织。皑受革命思想的启迪，决心投身革命事业，1906年毅然在校秘密加入同盟会。同年毕业后，返回故乡撤莲，一面从事新式教育的开创，一面向广大农民群众宣传孙中山的革命主张。
　　宣统三年(1911年)，清政府将粤汉、川汉铁路拱手卖给帝国主义，全川公愤，各地同志军纷纷兴起。刘皑对清廷的腐败和外国资本的侵略，十分愤慨，便在家乡发动千余人，成立保路同志会，组织同志军，除声援成都的保路运动，檄讨制造“成都血案”的川督赵尔丰外，还抗粮抗捐，提出“打倒三王”(指宁远知府王典章、会理知州王香余和迷易王姓巡检)的口号，积极准备就地起义，以响应同盟会提出的在四川“组织学生，联络会党，运动军队，发动起义”的号召。在刘皑等人的策动下，会理东路的曹皎洁、南路的王竹斋，也准备以哥老会为号召，响应刘皑的起义。惜事机不密，为官吏侦知，下达了捕刘密令。幸得亲友相告，刘连夜出走成都，未遭毒手。
　　武昌首义成功后，云南宣布独立，四川军政府，亦相继在重庆、成都成立。此时，刘皑潜回故里，积极策划会理反正。当时会理知州王香余意存观望，迟迟不予明确表态。直至云南都督蔡锷决定派滇军两路入蜀，其中一路即将抵达会理，西昌的宁远府官吏也于1911年阴历十月十九日宣布反正后，王香余才不得不于当年十月二十日宣布独立。会理反正后，仍由王香余任知州外，临时建立了自治总局，下设清理财政、文牍、庶务、制造等科，刘皑在文牍科任科员。
　　1912年，刘皑去成都，在一报社任编辑。时共和新建，革命不彻底，刘皑自感人微言轻，又于1915年再次返乡，闭门读书，静观时局发展。
　　后宁远中学校长一职出缺，当局委任，刘婉言谢绝。直至1919年，刘皑始出任会理县劝学公所视学(相当教育局长)。在任期间，刘皑克尽职守，日夜操劳，为发展会理全境的新式教育，做出了较大贡献。由于他秉性刚直，为政清廉，难以适应官场贪污腐败、尔虞我诈的环境，遂于1922年辞职，执教会理中学。
　　在长期教学中，刘皑善于启发诱导，主张学生自觉钻研，独立思考。常以“不愤不启，不悱不发”、“学而不思则网，思而不学则殆”、“默而识之，学而不厌”等名言来教学生。还以“耕而食，织而衣”、“不如老农”、“不如老圃”等观念来启发青年不要轻视劳动，不要脱离生产。他担任的国文课，以《康熙字典》切韵的北京语音为标准音授课，这在当时的边地乡村教育中实为少见。
　　1950年，会理(当时刘之出生地撒莲属会理西区)解放后，刘皑被选为会理县各界人士代表、代表大会主席团成员，县政协委员。1951年，刘皑年近古稀，体弱多病，遂退休颐养。1959年病故于家，终年77岁。
　　李延清
　　李延清，男，1945年生于湖南省淑浦县江口乡，1966年3月入伍，生前在中国人民解放军铁道兵8727部队7连任班长。&&&&’
　　李延清出身在贫苦农民家庭。参军以后，在部队入了党，多次出席师、团学习毛主席著作积极分子代表大会，多次被连、营、团、师评为模范共产党员。
　　平时，遇到最艰苦的工作，他总是说：“我来上!”1969年在新庄隧道施工中，排架刚立好，还没来得及填上棚木，就发生了险情。隧道顶部的石头、水泥不断往下掉，大塌方的前兆出现了，如不赶紧将棚木填好，不但排架要压垮，而且会造成重大伤亡事故。副排长叫有经验的张光清去处理，李延清突然跑到前面，推开张光清说：“危险，我去!”话未说完，他就冲了上去。一块石头掉在他的肩上，又一块石头掉在他的安全帽上，战友们都在担心班长的安全，不断地呼喊，“快出来!危险!”李延清却临危不惧，终于填完了最后一根棚木。1968年，新庄隧道里粗大的高压风管突然破裂，强大的气流卷起石碴猛击战士，李延清毫不犹豫地将班里的战士推开，而自己挺立在气流中，保护了五名战士的安全。
　　日，7班战士担负着繁重的新庄隧道卸碴任务，突然，“轰隆”一声，一块500多公斤巨石卡住了第三节斗车车门，阻止了整个卸碴工作。此时李延清箭步向悬崖边沿的那辆斗车冲去，见新战士翟庆槐站在距江面70多米的高空中撬巨石，喊了一声“危险!下来!”一把夺过小翟手中的钢钎，把他拉了下来。自己纵身跳上狭窄光滑的斗车接头处，高举钢钎直插斗车，用尽全身力量猛撬巨石。巨石排除了，由于用力过猛，李延清却被钢钎弹离车身，掉下新庄隧道进口左侧(西口)的悬岩下……牺牲时年仅24岁。
　　李延清生前曾立三等功一次，牺牲后，团党委追记二等功。
　　亓&&&&伟
　　亓伟，别名纯祖、维祖，生于1911年10月，山东莱芜县汝南镇东汶南村人，1938年1月参加革命，1939年3月参加中国共产党。在八路军中当过战士、司务长、供给处主任等职务。1943年起历任山东解放区泰安县长、华东工商干校校长等职务。全国解放后，先后在山东行政学院、山东矿务局、华东煤管局、煤炭部徐州基建局等单位任训练部主任、处长、济南煤矿基建局副局长等职。1958年调云南省，先后担任省煤炭工业厅副厅长、党组书记、云南煤炭工业管理局副局长、党委副书记等职。
　　1964年5月，中共中央作出了开发攀枝花的战略决策。亓伟知道后，立即到省里请求到攀枝花开发宝鼎煤田。省委和煤管局党组织让他先来看一看。亓伟离开四季如春的昆明，头戴草帽，身背水壶，足蹬草鞋，爬上了宝鼎山，仔细观察了煤田，决心把“宝贝”挖出来。
　　1965年1月，组织上决定正式调亓到攀枝花，他离开妻子儿女来到宝鼎山下，担任宝鼎山煤矿建设指挥部党委书记。这时从七个省市调来的近5000名职工，有的扛着行李，翻山越岭，步行三天三夜才到矿区。当时生活艰苦，亓伟组织职工先搞“三通一住”(通水、通电、通路，解决住房)。他说：“我们眼前这点苦，比起红军爬雪山，过草地，吃草根，咽树皮来，算不了什么。大庆人冒严寒、战荒原，练了人，出了油，长了中国人民的志气。我们要以红军和大庆人为榜样，吃大苦，创大业。”在他的领导下。砌墙无砖，自己动手筑土墙，无瓦，割山草盖房；无木材，有计划地到森林砍伐；无公路，开山挖路；无灯，就用蜡烛、松油枝；无自来水，到金沙江边一盆一盆往上端。很快使职工住下来。
　　有一个从东北调来的党员科长，见荒野一片，吓哭了，没两天就跑回家，群众十分气愤，影响极坏。亓伟知道后，坚决主张把这人开除出党，撤销一切职务，并立即召开干部大会通报此事。他在会上说：“希望我们的党员干部，真心为国家的富强，人民的幸福，为共产主义事业吃苦在前，冲锋在前。当然，我不能只要求你们这样做，自己却是另一个样。请同志们作证，亓伟这一百多斤就撂在这里了。”
　　“花木兰”班由彝、傣、纳西等各民族的12个16岁至20岁的姑娘组成，她们提出把盖房用的山草全包下来。于是带上豆腐乳、冷馒头，上山割草。第一天每人只能割30多公斤，回到住地腰酸背痛，有的低声哭泣。亓伟知道后把班长李祥志找来问，方知姑娘们想妈。亓伟建议开个想妈妈的会。会上，大家谈了对妈妈的回忆。亓伟也谈了自己离家想父母的体会。并说：“我希望你们在想念自己的母亲时，更多地想想祖国这个伟大的母亲，想想怎样使她富强，想想怎样为她做贡献。“花木兰”班的姑娘割了一年茅草，保证了7000多平方米房屋用草。班长李祥志被评为全市著名的“六金花”之一。“花木兰”班被矿区党委称为英雄集体。&&&&
　　新来矿区的工人，生活不习惯，亓伟常到宿舍问寒问暖、查铺。他每天检查一次工人是否喝上了开水；要求食堂做到使工人每天至少能吃上两个肉莱，干部每天能吃上一个最低价格的小菜，价廉物美。为了改善职工生活，发动职工开荒种地，仅1965年全矿区就种植蔬菜106亩。他带领机关干部到医院看望伤病员，工人们常亲切地叫他“贴心书记”。
　　攀枝花建设全面上马，煤是建设的关键。亓伟和矿党委商定，首先恢复和扩建小宝鼎煤矿。这个矿1958年永仁县曾经开采，1962年“下马”，是个小煤窑。亓伟带着200人，来到乱石、荒草、木棒交叉的井口，和大家商议如何恢复生产。他对大家说；“困难是等不走的，我们群策群力，豁出去掉下几斤肉，洒下几缸汗，也要劈开宝鼎山，为攀枝花提供宝贵的能源。”在无通风设备情况下，他同几个老工人冒着危险下井探察，发现主、副巷和已垮塌堵塞的回风巷达120米，他们用大锤、钢钎掘进，电筒照明，棒抬绳拖，经过28个昼夜苦战，日产原煤90吨，保证了攀枝花发电厂投产用煤。28个日日夜夜，亓伟和职工一样没有洗过一次热水澡，没有吃过一块肉，没有见过一片青菜。后来又连续奋战16个月，终于建成年产15万吨的矿井。接着，亓伟又投入太平矿建设。这个矿设计能力为75万吨，他到现场指挥，和工人一起打眼放炮，有时一干10多小时。当副井掘至300米时，有四处断层涌水，他同工人顶着淋头水打眼、放炮、铺轨。一天下来，他站立不住，行路困难。大家劝他回去休息，他说：“一个党的干部不能在群众艰苦奋斗时，自己躺在床上休息。”经38天奋战，全岩大巷单孔月进226米，主副井贯通，工程质量全优，创本矿建设最高记录，受到煤炭工业部的通报表扬。
　　“文化大革命”爆发，“造反派”罢了亓伟的官。戴上“走资派”、“投敌叛变分子”的帽子，遭受残酷斗争。远在昆明的妻子也被关进牛棚，14岁的女儿被撵到边疆落户，13岁的女儿被弄去农场劳动，小儿子因为是“走资派”的“狗崽子”，被打掉门牙。亓伟虽受尽折磨，信念不变。宝鼎矿区1968年成立革委会后，亓见矿区生产总上不去，便去找到军代表恳求说：“攀枝花建设不能缺煤啊，给我工作吧，让我领个采煤队也行，如果需要批斗我，只要捎个信，我不会迟到的。”
　　1969年12月，周恩来总理代表党中央下达了攀钢日出铁的任务。矿区党委根据市委指示，决定开发龙洞矿，解决气肥煤问题。1970年3月，矿区革委会派亓伟去龙洞煤矿当现场指挥，要求在75天内建成日产700吨的矿井，为7月1日攀钢出铁保证气肥煤的需要。亓伟心急如焚到了现场，把六十一处掘进队调往主平峒，10天完成150米，创矿区纪录。他不分白天黑夜地工作，深入群众，依靠技术人员和工人，累得他吃不下饭，睡不着觉。经过75天，日产气肥煤达300吨，继续奋战105天，21万吨矿井基本建成。龙洞初战告捷，亓伟又马不停蹄地于这年7月投入年产90万吨的大宝鼎矿的建井会战。他带领10个掘进队，拉开13个施工面，组织劳动竞赛，矿区职工无不赞扬他的拼命精神。
　　1971年5月的一天，亓伟突然晕倒了。经医院检查，他患肺癌已进入晚期。矿区党委派人护送他去北京治疗。亓伟住院时间将《共产党宣言》、《为人民服务》读了几遍。他在笔记本上写道：“和民族敌人斗，苦死不怕；和大自然斗，敢字当头；和癌病斗，坚定沉着。活着建设攀枝花，死了埋在攀枝花!”经手术一个月后出院。医生对他妻子讲，亓伟的癌细胞已经转移，要好好疗养。归途中，他路过昆明，云南省委准备安排他去温泉疗养：亓伟对妻子说：“书兰，我得回渡口去。”陈书兰知道他从来就是说到做到。第二天下雨，妻子准备要个车送，但被他制止了。亓伟回到攀枝花，一个医生问他，有病为什么不在家休息。他说：“你应该知道，我的时间不多了，所以我要回来。我还要动员家里人都来，学习老愚公嘛，愚公子子孙孙挖山不止，我也要教育子孙，建设攀枝花。”不到三个月，妻儿从昆明迁到了攀枝花。矿区党委同矿区院医生商量后，只好同意他半天工作，半天休息。他又象往常那样，拄着棍子，不分白天黑夜下基层，听汇报，研究工作。由于操劳过度，病情一天天加重，只得再次住进医院。
　　亓伟病情恶化的消息很快传遍矿山，职工都纷纷赶到医院看望他。在生命垂危之际，亓伟仍笑着说：“同志们不要难过，我不要紧，望你们把攀枝花建设好……我死后，请把我埋在宝鼎山上，让我日日夜夜看着攀枝花出煤、出铁、出钢。”
　　日，亓伟在渡口煤炭指挥部医院逝世，终年60岁。
　　张攀义&&&
　　张攀义，1936年1月出生于四川忠县汝染区赶场村的一个贫农家庭。
　　张曾在朝鲜中国人民志愿军当话务兵。部队撤回到吉林省长春市后，先后任侦察班长、指挥班班长，并于1958年加入中国共产党。在部队的几年中，受连、营、团奖励14次。1960年3月，张攀义转业到华北电力建设公司北京工程公司工作，多次评为先进生产者。
　　1965年7月，张攀义响应党中央开发建设攀枝花的召唤，从北京来到渡口电力指挥部，在政治部做了两个月文书，10月任送变电工程公司送电一连政治指导员。工作中，张攀义以铁人为榜样，带着一连职工树立勤俭办企业的思想，走艰苦创业的道路，在一无技术，二无图纸，三无设备的情况下，很快建起了铁塔镀锌厂，组织三结合小组，改革二滩线路的设计方案，为国家节约了大笔资金，做到了“有塔架线，无塔架塔”，使送电一连，多次评选为渡口市和电力系统先进连队。
　　1970年上半年，为确保攀钢“七·一”出铁，领导决定调送电一连参加向阳变电站110千伏安装大会战。连队有一些人认为送电工搞变电是瞎胡闹，怕完不成任务影响“七·一”出铁交不了差。在这关键时刻，张攀义挺身而出，组织大家学习毛主席关于三线建设的指示，宣传渡口建设的伟大意义，鼓励同志们边学边干。通过耐心细致的思想工作，大家愉快地投入了抢建向阳站的战斗。张攀义以身作则，不分白天黑夜拼命干，发烧39.5℃仍坚持参加战斗。在他的带动下，有的同志也几天几夜不睡觉，有的带病坚持工作，有的抢着脏活重活干，终于保质保量地提前完成了这一艰巨任务。
　　1970年6月的一天晚上，同志们都兴高彩烈地庆贺工程的胜利完成，而张攀义却在沉思：工程完了，明天就要投入运行，线路上还有什么问题没有?便毅然决定再去检查一遍。于是他带上工具，拿着手电筒，同两个同志一道，在漆黑的夜里，爬陡坡，越深沟，登上一个个铁塔，用电筒照着检查。当登上29号塔时，发现有一串瓷瓶被打坏了，便立即将它换了，为线路安全运行扫除了故障。检查完时，天已大亮。
　　1971年，张攀义被选为渡口供电公司党委委员，他仍象以往一样，同群众保持着鱼水关系。一次，他察觉熊承忠心情非常苦闷，就找熊谈心，原来熊的父亲病重。家中经济困难，无钱医治。他一面安慰，一面拿出自己准备寄回家的40元钱送给熊承忠，使熊深受感动，表示一定要以实际行动搞好工作，感谢指导员的关心。事后熊这样回忆道：“张指导员真是一个难得的好领导，我知道他用自己的钱资助经济困难的同志是很频繁的，甚至经常自己掏腰包买书让大家学习，在他带领下，大家都非常团结，亲如兄弟。”
　　张攀义白天干活，深夜还要一个个房间查铺，给同志们轻轻盖上被子。冬天，一早起来，便给同志们送热水洗脸，平时有空，就打扫公共卫生，帮同志补衣服，到伙房帮厨、卖饭，一天到晚忙个不停。
　　日，张攀义参加变压器检修车间挖保坎基脚。10时左右，正当大家埋头苦干时，突然发生塌方。“来了，快跑开!”张攀义用尽全力猛推在他身边的李立成，使李脱了险，而他自己由于用力过猛，碰倒在坎壁下，埋得最深，救援工作又无法用铁锹进行。闻讯赶来的上百名同志，用手把他从土里掘出来，立即送往医院。市领导也赶到医院探望，指示全力抢救，上百名同志饱含热泪，排着长队争着为张攀义献血。终因抢救无效，而献出了自己年轻的生命。1972年5月，张攀义被电力指挥部追认为“铁人式的好干部”。
　　江跃华
　　江跃华，男，汉族，1934年4月生于江西赣州，1952年考进武昌钢校，毕业后分配到鞍钢第一炼铁厂作炉前技术员。1957年，经推荐考进鞍山钢铁学院冶炼专业。1961年毕业后，回到鞍钢，担任平炉工长，1965年晋升为工程师。
　　1966年，江调到攀枝花，被派往首钢参加冶金部组织的“双联法提钒”试验。1968年，江跃华结束了首钢提钒试验，回到攀钢，和一些年轻的科技人员一道，开始了“雾化提钒”的工艺试验。
　　在实验经费、设备、材料都得不到保证的情况下，江跃华参照包头雾化提铌试验的资料，同大家共同设计、绘图、寻找材料。他们从几里地外肩挑背扛，搬回炉底配件，拉来电缆，接通电源，苦战数月，终于在一个修理渣罐的地坑里，建成了一座小型雾化提钒试验炉，于日，吹出了第一炉符合国家标准的钒渣。这座雾化能力为60吨／小时的提钒炉，产量虽不高，但引起了各方面的重视。1971年底，炼钢厂又兴建了雾化能力为180吨／小时的2号试验炉，从此。试验开始走上正规。为了解生产各环节的情况，江跃华坚持在炉前操作，收集各种数据，掌握提钒生产的规律。有一次，连续试验四天四夜，回家后只说了两个字“成功”，便倒在床上睡去。
　　1974年，冶金部在北京召开雾化提钒的设计审定会议，江随厂长一同参加，会上他用大量数据论证攀枝花雾化提钒的可行性。冶金部批准了雾化提钒方案，决定在攀钢新建雾化提钒车间。以后，攀钢的提钒工艺由原设计的“双联法”改为“雾化法”。
　　1974年10月，经四川省医学院专家确诊：江跃华因劳累过度，造成心脏劳损，患严重冠心病。厂里决定，江跃华在家休息养病。他却在病床上搭起了简易办公桌，继续进行雾化提钒炉体设计的校对、核算。
　　没有等到新提钒炉的正式投产，日，江跃华病逝于攀钢职工医院，终年40岁。原提钒炼钢厂厂长王成良说：“在解放转炉生产力和雾化提钒上，江跃华同志是有功之臣，是头功。”
　　白培兰
　　白培兰，山西左权人，生于1920年7月。1938年参加革命，翌年6月加入中国共产党。历任区委书记、县公安局长、省公安厅副处长。调至冶金战线后，历任武钢第五工程公司经理、党委书记、武钢经理助理、武汉冶金建设公司副经理、第一冶金建设公司副经理兼重庆工程指挥部指挥长、工委书记等职。1966年3月任渡口冶金指挥部(即后来的第十九冶金建设公司)指挥长、党委副书记。1968年6月任渡口冶金指挥部革命委员会主任。
　　1973年任渡口冶金指挥部党委书记、革委会主任。
　　1966年初，一冶决定进川的施工队伍在工程完工后转战渡口，由白培兰负责全面工作。旋即赴渡口指挥矿山工程施工战役。
　　1966年5月，冶金部决定一冶一分为二，组建十九冶。在会商分家方案时，白培兰主动提出武汉的房产物资都可以考虑留给一冶，十九冶由于建设任务艰巨，希望能多挑一些能征善战的骨干。他这个姿态得到部工作组的支持。由于十九冶从武汉分得一大批领导骨干，分家及动员队伍进川均很顺利，进渡后很快形成一支三万余人的建筑安装队伍。
　　1966年秋，冶金指挥部党委书记胡山去成都养病，白培兰在家主持工作，他觉得指挥部战线长，人马多，团结很重要，乃对武汉过来的领导骨干交代说：“我们现在生产、施工和设计(甲、乙、丙)一把抓，头绪多，困难大，十九冶是其中的主力，工作搞好了多讲别人的好话，搞不好先打自己的板子。”自培兰对于虽有缺点然而有胆识的干部敢于放手让他们施展才能。有关部门在汇报中不免提及某些领导干部的某些作风问题。他说；“我也承认这些人的缺点，可他们有本事，打得开局面，要用人之长。”由于他唯才是用，在公司成立的当年，便将矿山战役和冶金厂“三通一住”战役打响，工程进展很快。
　　1968年，白培兰在组织“猛攻两矿(蓝家火山矿和尖包包矿)两厂(选矿厂和密地机修厂)”的同时将指挥重点移至弄弄坪，大抓场地平整和地下管网战役，为前三厂(炼铁、焦化和烧结厂)全面施工赢得时间，为1970年“七一”出铁争得了主动。
　　1969年初东钢(攀钢前身)成立，白培兰鉴于历来生产与基建分家总要扯皮，弄得不愉快，因而主张自己要有个高风格，不要叫别人戳自己的脊梁骨。经研究决定：(一)凡四零公司合过来的技术力量和装备一律给东钢；(二)这几年冶金指挥部为生产积蓄的技术力量和物资装备一律随队划给东钢；(三)困难和问题留给冶金指挥部。1973年在与攀枝花冶金矿山公司分家时，除了将在矿山施工的人员和装备“一刀切”划归攀矿，并在为该公司配备机电安装和机械运输力量时亦做到忍痛割爱，使攀矿很快形成综合施工能力。
　　1970年年初，在贯彻中共中央(1969年)“12.25”批示时，大力解放干部。他说：“他们(指造反派)把干部分成胡(山)派白(培兰)派，这是胡扯。四零公司来的这批干部大多是从基建(武建)去生产单位(武钢)的，怎么到西昌不久就都成了胡山黑线上的人了?”于是，将“群专对象”和“五·七”干校的干部统统解放出来，分配工作。这对夺铁战役的胜利起了决定性作用。
　　攀钢一期工程施工高峰期间，内外协作配合极其复杂，加之极“左”思潮干扰，施工遇到困难很多，白培兰不是去抓具体施工，而是“牵牛鼻子”。凡大件运输，材料设备供不上影响综合进度时，他便披挂上阵。一次，他到电装公司检查高炉系统工程“卡壳”的问题，一位搞供应的干部向他诉苦，说材料弄不进来。他承认这是事实，我们很难左右运输和生产厂家。但他还是对这个干部精神状态提出批评，说：“你除了会叫困难还会什么?没有困难毛主席会叫你到这个山沟来！”在批评的同时，又给这位干部甩一支“红塔山”香烟。这位干部向他保证：“白主任，我这就去到处磕头，保证电装公司误不了综合进度。”
　　白培兰常用这类事例引导教育搞施工的干部。他认为在关键时刻扯皮拉筋，你指挥员不下刀子，光在那里“揉面”，会贻误战机。部里管基建的领导评价白培兰领导施工的作风是大刀阔斧，不留情面。
　　当时，代管单位有困难找到白培兰。白说，你们远离基地，困难比我们多，住房和生活供应有困难可以提出来，我给解决。你们职工子女下乡就业，和我们十九冶的一视同仁，我们决不搞“两本帐”，希望你们在工作上对我们负责，也不要搞“两本帐”。他认为大兵团联合作战，在综合工期上一环套一环，决不能含糊。掌握全战线的指挥员不敢动用权威，光说好话，光给他“拜年”，不是好指挥员。
　　1973年在组织轨梁厂施工战役的同时，白培兰却将注意力放在收尾配套上。他在哈尔滨一○一工地和马鞍山车轮轮箍厂都曾抓过收尾交工，极知“为山九仞，功亏一篑”要不得。他纠正当时“流不完金江水，收不完攀钢尾”的说法，认为你不百分之百交工，势必影响生产，这不叫一包到底，工完尾清。于是要求挨家挨户查漏项，定人定时，将收尾工程作为战役来打，使得“骨头”项目、“胡子”工程，干净利落地完工交付生产。
　　白培兰在‘‘文化大革命”中受到多次冲击。运动初期，前面有书记胡山顶着，中期有军代表当一把手，日子还不是很难过。后来，书记和军代表都调走了，在极“左”思潮猛烈冲击下，远远应付不了风云变幻，在文革末期“转弯子”之后，犯了严重错误。日逝世，终年57岁。
　　房桂芝
　　房桂芝，女，生于1936年，出身贫苦农民家庭，本人学生，吉林省九台县人。
　　1948年东北解放，房桂芝才有机会读书，1958年当护士，1962年国家经济困难时期下放回乡。1965年随丈夫到攀枝花参加建设。房桂芝学习大庆职工家属“五把铁锹闹革命”的精神，在组织的大力支持下，成立宝鼎矿区大江家属生产队，后来任副队长。她在劳动中处处带头，生产豆腐、豆芽、面条，还开荒地65亩种蔬菜，蔬菜品种达20多个，单产最高达到11000公斤，1976年产菜50多万公斤，当年作到自给。她还带领队员向荒山要粮，3个多月在乱石中抡锤挥镐开荒达80亩，当年收获玉米、花生等2万多公斤。1974年到1978年共开荒造田126亩，产粮5万多公斤，产菜300多万公斤。
　　房桂芝对矿上职工和家属视同自己亲人。职工肖红临产，丈夫出差未回，身边无人照顾，处境十分困难，房桂芝不时前去探望。孩子出世后，房桂芝白天为肖红送饭菜，晚上为婴儿洗澡、洗尿布，有时自己无空，就叫大女儿去侍候。队里有个班长闹情绪。两天不上班，房桂芝摸清了原因，四次登门去做工作，班长受感动，一开口就诉说自己的委屈。房桂芝听完后便耐心地讲：“你的委屈我早听说了。可我们都是共产党员呀!难道因为别人骂了我们几句就撂担子吗?……”房桂芝一席话，说得她满脸绯红，马上去上班了。后来这个班被评为先进班。有的家属和学生顺手摘取生产队的蕃茄小菜，房桂芝找到学校教师，请协助管理学生。她走上讲台对学生说：“你们不要以为这是一件小事，你们应该从小养成热爱集体的习惯，具有高尚的品德。试想想，你今天拿一根葱，明天就敢拿一棵菜，往后就会去拿更贵重的东西。能让这种坏毛病侵蚀你们的灵魂吗?”
　　家属住宅区道路泥泞，坑坑洼洼，她带头挑土铺石，让大家行走方便。每逢过年过节，她还带领家属去单身职工宿舍去帮助拆洗、缝补衣被。她好像一个不知疲倦的人，见活就做，见忙就帮。
　　房桂芝1977年1月加入中国共产党，出席了中共四川省第三次党代表大会。年三次到北京出席了全国“工业学大庆”会议和全国煤炭战线群英会，被评为全国煤炭战线劳动模范，并被选为矿务局党委委员、市委候补委员。
　　日黄昏，龙洞煤矿党委正在召开党员大会，忽然后山发生山火，威胁到全矿的安全，矿党委决定休会，动员党员和职工上山灭火。房桂芝毫不迟疑，高喊一声“救火啊!”便向烈火冲去。另一个女工，共产党员云桂芝应了一声，跟了上去。狂风卷起烈火向她们扑来，两个女共产党员边打火边后撤。不料云桂芝的左脚陷进石缝，跌倒在地，后脑撞石，鲜血直流。房桂芝迅疾上前抢救。因云桂芝的脚卡得太死，她倾全力帮其拔腿，丝毫无助。这时，烈火越来越猛地向她们袭来，情况万分危急。因救火退下来蹲在一大石头上的小学生岳红军急促地大喊：“房姨，房姨!快上来，快上来呀!”这时火已烧着她的衣服、头发，她没有撤退，一边扑打身上的火，一边继续帮助云桂芝。岳红军见状，高声狂呼：“火烧人啦!火烧人啦!……”灭火的职工闻声赶来，见房桂芝周身着火，踉跄倒地。人们奋不顾身地冲上去扑灭了她身上的火。只见房桂芝满脸水泡，口里冒着鲜血，想站也站不起来。到了这个时候，她仍连声呼喊“救火，救火!别管我，快去救小云!”这时云桂芝已被烈火吞噬。救护车立即将烧成重伤的房桂芝送去矿务局总医院，当车还未到医院，她的心脏就停止了跳动。
　　房桂芝终年42岁。中共攀枝花矿务局党委和中共渡口市委追认她为模范共产党员。日市妇联发出《关于向模范共产党员全市妇女标兵房桂芝同志学习的通知》，省政府批准房桂芝为烈士。
　　杨子栋
　　杨子栋，1922年出生，吉林省扶余县人。1946年参加革命，翌年加入中国共产党。历任股长、经理、主任、副县长、代县长；1953年，调重工业部有色局第一工程公司任副主任、办公室主任；1956年由哈尔滨调任武汉冶金化学建筑总公司机械处副处长；1959年调冶金部基建司任机械处副处长。
　　1969年4月，杨从冶金部来攀枝花，任十九冶供应公司革委会主任。到任不久，就碰上该公司职工与一冶支援攀钢建设的部分青工发生的“6.1l”大型武斗致死人命事件。杨不怕派性威胁，亲自组成强有力的专案班子，认真调查。终于把武斗策划者和凶手查出，予以法律制裁，安定了人心，稳定了局面。
　　中央要求攀钢1号高炉1970年“七一”出铁。来自全国26个省市近20万吨的设备、材料，其中有数万吨超长、超高、超重、超宽的大型设备，在铁路未通的情况下，只能通过山区公路，从昆明运进施工现场。为保证供应，他以“自力更生、艰苦奋斗”为立足点，在昆明建起150人的转运站，解决车辆调度、设备转运及装车紧固；他昼夜坚守岗位，精心组织32台大型载重汽车和多台大拖车，对参战司机抓好使命教育，对“四超”设备的运输，先行模拟试验。运选矿厂的大型天车，件长26.5米，重42吨，沿途困难不少，参运人员只好带上锅碗瓢盆和柴米油盐，前面用信号车开路，后设护尾队，风餐露宿11天，方把大天车运入施工现场。运高炉大钟路过一平浪，受铁路桥阻挡，他求助铁道兵用推土机将路面铲低后方勉强通过。矿山有24台大电铲，台台超宽超重，他果断决策，就在昆明“解体”后运进现场再安装。在他严密组织、精心指挥下，闯出一条山区公路运输大件的新路，保证了攀钢1号高炉按时出铁。
　　在攀钢建设繁忙的日子里，他坐阵在卸车场，与职工同甘共苦，处处关心工人，送给工人的饭菜，亲口试冷试热；开水能否保证供应，要揭开桶盖看看，工人们看到他脸一天天瘦下去，工作劲头一点也不减弱。
　　杨很重视职工的文化生活，他在百忙中，亲自物色人才，抽空抓《红灯记》的排练。每当午夜从施工现场回来，先到排练场，端个椅子一坐，微闭双目，手打节拍，听到唱的不像京腔韵味，便示范唱上几句，终于排练成功，演出后大受各方赞赏。
　　1971年，铁路通到施工现场，炼钢、初轧等厂数以万吨的设备，无处堆放，车皮严重积压。他当机立断，迅速组成一个抢卸班子，增加卸车力量和车辆，终日忙于现场有半年之久。初轧厂有部超长超重的天车，一台吊车无法卸下火车，他登上吊车司机家门听取意见，采用了两台吊车才把天车抬下车皮。当炼钢厂设备安装告急，他通宵组织22台大型汽车抢运，保证了安装需要。
　　1972年底，杨分管大后勤工作，供应面更宽了。攀钢两座大高炉投产，矿粉供应成为薄弱环节。一次，他接到矿山电铲损坏的电话，当即指派检修车间一位副主任带工人上山抢修，但回来向他汇报说是技术上的问题一时难于修好，高炉生产受到严重影响。杨为此而发愁，他决心前往，带了两名有修理经验的人员上山，到当晚8时，电铲修好恢复了生产。他回到办公室就把这位车间副主任找来问：“电铲究竟是何原因?”这位副主任仍认定是技术问题。杨把脸一拉，严厉批评：“你只知空谈技术不触实际能顶屁用，因电铲耽误两周高炉生产的损失你能补偿吗?”此人深受教育。杨以身作则，对人既“严”、又“贴”，带领一帮人团结战斗，在“保矿夺铁”中有功，1971年初，被中共渡口市委表彰为“党的好干部”。
　　1973年，杨子栋担任十九冶革委会副主任兼党委副书记时，职工饮用水是个大问题。对解决水的问题，杨立下“军令状”负责到底。他亲自调查，召开会议，动员节约用水，提出“饮、用”分开，分片净化，加强调度。为使职工喝上标准的净化水，他跑市建委反映情况，找攀钢得到总经理的支持，把攀钢水厂的水分流部分给十九冶。在对接攀钢的管线中，他冒雨指挥，满身泥泞。后因攀钢水厂设备负荷过重，供水中断。他决心自建日产2万吨的标准净化水厂，投入全部身心，从设计到厂址选择，施工队伍的确定，化验设备的添置，水厂人员的抽调，化验人员的确定.调度和岗位制的建立，均在他的议事日程中。经10个月的奋战，于1974年6月洪水到来之前，十九冶几万职工喝上了标准的净化水。
　　1974年8月，十九冶面临武钢“一米七”工程的施工和攀钢的收尾配套，转入两地施工，杨被任命为建设武钢“一米七”热轧工程的党委副书记，仍主管设备供应、机械吊装和车辆运输。1978年夏秋之间，身患绝症，医治无效，于1979年5月在上海逝世，终年57岁。
　　常隆庆
　　常隆庆，字兆宁，生于日，四川江安县连天乡泥溪村人。曾任大学教授、研究生导师、中国古生物学会理事、中国地质学会常务理事、中国九三学社社员。是中国著名的找矿专家。
　　1922年常隆庆考入北京大学理预科，后因家庭经济不济，1926年暑假辍学，返蜀还家。1928年返北京复学，1930年毕业，获理学学士学位。常隆庆毕业后，就职于实业部北平地质调查所土壤室，任调查员。他勤奋拼搏，三四年间足迹至山西五台县、陕西渭水流域、河北蓟县、绥远萨拉齐、大同等地，发表了自己或与侯光炯等人合写的《中国地层略论》等五六篇著述。
　　1930年中国西部科学院建立后，院长卢作孚向实业部北平地质调查所所长翁文灏求助，1932年9月，翁将常调川，并嘱在川找矿。常到西部科学院任地质研究所主任、研究员。从此，常隆庆找矿的足迹遍及川滇，尤以攀枝花为重点。他先后发表各种论文、著作10余篇。
　　1935年冬，中国西部科学院要常隆庆到会理调查因地震造成“金沙江断流”的问题，翌年1月4日他和助手殷学忠从綦江出发，徒步到西昌。在会理只见山崩，并未见金沙江断流。相反，却发现会理一带有金属矿物成矿的条件，便把调查重点放在宁属各县的地质矿产方面。&&&&
　　他们的找矿路线是：从会理步行到三堆子，乘船过金沙江，顺江边上行不久，又乘船过金沙江到倮果，顺着江边山路经倒马坎、密地、马颈子、烂泥田、弄弄坪、巴关河、棉花地(今同德乡)、冷水箐、盐边、盐源、西昌、雅安，9月中旬回院。殷学忠对这次调查写道：“凡常先生所到之处，均作地质路线图，详细记录地质情况(地质、岩石、构造等)，采集化石、矿石标本。”常经倒马坎时，从江中露出的岩石中发现铁矿石。1937年9月常隆庆根据这次地质矿产调查情况，发表了《宁属七县地质矿产》(民国二十六年九月四川省建设厅编辑、出版发行)一书。他在“摘要”中写道：“地层包括志留纪，二叠纪，三叠纪，宁南系，侏罗纪盐边系、白恶纪会理层，第三纪盐源层及混旦层，第四纪冲积层。侵入岩特别发达，有二叠纪之辉绿岩、侏罗纪与白恶纪间之花岗岩等。矿产之分布，与火成岩及地质时代有密切关系。矿产有磁铁矿、赤铁矿、褐铁矿，总储量，在三千七百万吨以上。”对今攀枝花成矿方式特命为“盐边系”岩层，他写道：“盐边系岩石.接近花岗岩，受花岗岩之影响特大。当花岗岩侵入时，熔点较高之金属，如金铁等类矿物。随熔岩上升，或侵入岩石中，成为矿脉及浸染矿床。故盐边系中有山金脉及浸染式之磁铁矿赤铁矿等。”
　　西昌行辕主任张笃伦知道常隆庆的调查报告后，于1939年7月，通过四川省建设厅调常隆庆到西昌任地质专员、西昌经济建设设计委员会常委，搞工业设计。
　　1940年初，国立西康技艺专科学校校长李书田和西康地质调查所所长张伯颜共同协商，决定由西康专科学校出人，地质调查所出钱，对宁属北部和南部地质矿产进行调查。8月，康专采矿系副教授刘之祥准备调查西康南部。行前，常隆庆表示愿意同去，还有张笃伦刚从大学毕业的儿子张凯基一道，加上4个护兵共7人，于日从西昌出发(张凯基到盐源白盐井即返回)，经盐源、盐边、华坪、丽江，历时87天，行程1885公里，11月1日回西昌。当时只有经纬仪、步数表和皮尺等测量手段。
　　刘之祥、常隆庆一行9月5日到攀枝花村，住保长罗明显家，见其院有铁矿石。第二天上山发现尖包包、乱岩、硫磺沟、营盘山等处的磁铁矿，并对铁矿藏作了计算。他们采集铁矿石标本六马垛子带回西昌，西康专科学校化学系龚准教授化验后，告诉刘之祥里面有钛。常回西昌后，“匆忙地将笔记整理，认为攀枝花矿很有希望，书面报告写成之后，又将概况电告经济部地质调查所，请其派人到攀枝花进行勘察。”常隆庆对这次调查，写成《盐边盐源华坪永胜等县矿产调查报告》(《新宁远》月刊日发表)，他对盐边县攀枝花磁铁矿的储量、地质、成矿原理、藏量等都作了论述。他描述了营盘山、尖包包石灰岩与磁铁矿矿层及厚度，并对盐边大湾子赤铁矿、东巴湾赤铁矿和许家沟：阿拿摩、阿卡尼、弄弄坪等地的铁、煤和金沙都有独到的论述，还提出了设厂意见。
　　重庆大学校长、四川矿产地质调查处处长胡庶华对这次重大发现即函祝贺：“隆庆仁兄足下：迭在刘志鹄兄处得悉，近况甚佳，至为欣慰。足下深入荒蛮，从事地质调查，风霜雨雪，饥寒痛苦，皆所不惧，此等奋斗精神，求之当世，岂可多得!钦佩钦佩!”
　　1979年，中共渡口市委宣传部曾派人去成都地质学院，转达国务院副总理方毅视察渡口市时对他的关怀。方副总理说：“攀枝花现在建成了，不要忘了发现攀枝花的有功前人常隆庆教授。”常隆庆听后，感动得流下热泪，并接受访渡口的邀请。不幸，日清晨，他正在编制《亚洲地质图》，仰身取书时，突发脑溢血，抢救无效去世。
　　刘秉温
　　刘秉温，男，生于1912年10月，陕西省米脂县人。1935年参加革命并加入中国共产党。同年5月，陕甘特委在龙耳寺成立陕甘革命委员会，他被选为主席。后任延安战区委员会主席。1936年担任陕甘保卫局局长，领导和扩编地方游击队，开展游击战争。
　　1937年3月刘秉温先任肤施县委书记兼苏维埃主席，肤施县与延安县合并为延安县后，首任延安县县长。当时解放区被国民党封锁，延安粮食极为困难，他响应党中央、毛主席关于自力更生、开荒种地，丰衣足食的伟大号召，领导群众，开展边区大生产运动；组织“变工队”，开展互相合作，发展生产，全县粮食自给。他亲自领导的南区合作社，被树为边区学习的榜样。他的经验被誉为“刘秉温生产方式”。在开展征粮、征兵、支援抗战的工作中，胜利完成了任务。1942年在边区劳模大会上，延安县被评为模范县，刘秉温被评为模范县长，受到边区政府和中共西北局的表扬，赠给“发展经济的模范”的锦旗，同年9月在西北局高干会议上，毛主席亲笔在奖状上题词赞扬他“善于领导群众。”
　　1943年，刘秉温任陕甘宁边区保安处副处长兼延属分区保安处处长。1945年当选为中国共产党第七届全国代表大会代表。1946年至1948年，任边区联防军区司令部武装部长，延安军分区副政委，陕甘宁边区警备司令部第四旅副政委，中国人民解放军整编12师副政委。1947年7月，国民党胡宗南部队进攻陕甘宁边区时，他坚决执行党中央的战略方针，毫不畏惧，深入敌后，配合主力，瓦解敌军，给敌人以有力的打击，为保卫延安做出了重要贡献。
　　全国解放后，历任郑州铁路局局长，西北交通部运输局局长，交通部第五公路勘察设计分院党委书记兼院长，陕西省交通厅厅长，交通部西北运输局筹备处负责人，交通部第二公路工程局副局长等职。1955年患胃病大量吐血，他手按胸口，强忍剧痛，坚持工作，圆满完成了青藏公路的勘察设计任务。
　　1964年，他从西北调到西南，参加攀枝花建设，组建了渡口交通指挥部、交通部汽车运输总公司、交通部第四公路工程局。历任渡口交通指挥部党委书记兼指挥长，汽车运输总公司党委书记、中共渡口特区党委委员、常委，中共渡口市委委员、常委。“文化大革命”期间，任市革委生产组副组长、组长、市革委副主任兼市直机关党委副书记、市计委主任、社队企业局局长等职。并先后当选为第四、五届全国人大代表、四川省政协委员。
　　他任交通指挥部党委书记兼指挥长时，亲自组织施工队伍，亲临施工一线指导。一年中就完成了渡口吊桥、陶家渡吊桥、雅砻江吊桥，石华路、平大路、宝摩路、渡炳路、密兰路、冶金路的修建任务。1966年3月渡口大桥修建时，他带领21名干部到桥北引桥跨洞内现场办公。在这座当时亚洲跨度最大的钢拱公路桥合陇的时刻，他在工地坚持了三天三夜，在带领职工装卸材料时脚受重伤，但仍拄着双拐坚持到工地。市领导知道后，通知他住院，他说“战斗在紧张时，还能临阵脱逃吗?”他起早摸黑，废寝忘食地坚持了三个多月才痊愈，直到大桥建成才算松了一口气。
　　“文化大革命”期间，他有时晚上接受“批判”，走回住地时已午夜，第二天一早起床继续组织生产。1967年3月，船厂给航务四处造的拖轮因受干扰，迟迟不能交船，严重的影响施工。他不怕挨斗，亲自到船厂解决，被“造反派”揪斗到晚上11点钟，下来就找有关人员开会研究生产和技术中的关键问题，到午夜3点多钟，问题解决后才回家休息。1968年8月，他患肺炎高烧到39—40℃。组织上送他去医院，他坚持不去，并说“要迎着斗争上，目前干扰这样大，如果离开工作岗位，交通就难通了哟。那才有罪呢!”当组织强行把他送进医院，住了半天他就跑到基层抓工作去了。
　　1977年2月，春节刚过，弄弄坪车站积压30多个车皮，严重影响钢铁生产。他立即组织市级机关干部150多人参加卸车劳动，一天卸完15个车皮。他累得走路趔趄，同志们要他休息，他说：“这比刚进渡口时好得多。”4月份的一天，刘秉温同市革委有关人员乘金江号202轮，顺江从大渡口至拉鲊，察看攀钢从会东县运富矿的航道、滩险及108国道改造工程。到拉鲊后，因他已65岁了，有人建议他乘原船回渡口。他说：“管交通不跟公路走几趟，就不配当领导”。他和大家从拉鲊走完了几公里路，又视察了沿途水利设施，最后到了平地乡。1977年雨季，山洪夹着石块，砸烂了五○三电厂的一些房屋和设备。全厂职工人心慌乱，他闻讯赶到现场，爬上山坡察看灾情。电厂的同志齐声说：“刘主任不要去，我们派人去!”他回答说：“最危险的地方，领导就是要先去。”当天下午，调配100多民工上山排险，全面完成了整治五○三电厂后山的工程。1978年5月，有一天煤炭指挥部索道运输的连接卡出故障，据报告，须停工半月作全部检修。这会影响全市能源供应。刘秉温赶到现场后，和工程技术人员共同拟出两天半修复的计划。他和大家抢修两天两夜，第三天上午10点，索道启动，他倒在小车里就睡着了。
　　刘秉温有8个子女，加上老伴共10口人，仅靠他每月工资开销。有时下工地，带上馒头，饿了随便啃几口，累了就抽旱烟。总指挥部见他生活困难，两次给他补助，他都没有要，叫通讯员退了回去。他说：“我虽然有困难，但可以想办法克服，别人比我更困难，还是照顾别人吧。”
　　1979年6月，刘调西安交通部第一公路勘察设计院任院长。同年8月25日因病医治无效去世，骨灰安放西安烈士公墓，终年68岁。
　　王成高
　　王成高，别名典尧，男，汉族，四川自贡市人。1926年出生，1946年毕业于重庆大学电机工程专业。
　　王成高读大学期间，正值国民党统治最黑暗与腐败之时，在重庆大学地下党员郑诗亮、陈明昌等人的帮助下，他阅读了《联共(布)党史》、《政治经济学讲话》、《唯物辩证法》及党的进步刊物《挺进报》、《大反攻》等，积极参加了党领导的学生运动。
　　1946年大学毕业后，到重庆兵工二十四厂(现重庆第二钢厂)动力部任技术员。国民党逃离重庆之前，破坏了厂内电弧炉及主体动力设备，使生产陷入瘫痪。重庆解放后，王任钢厂水电部主任。他组织修复了汽轮机调速器，发电机电压自动调节器，解决了恢复生产的关键问题。他还根据法拉第的电磁感应定律和变压器线的端电压五线圈匝数成比例关系等原理，大胆提出改变变压器原副线圈的接线方法，将闲置的3吨电炉上的6000V变压器改为13800V的变压器的建议。在遭到反对时，他通过理论分析，继续坚持试验并获得成功，解决了2号电炉投产的用电问题，为二钢厂恢复和发展生产起了重要作用，被评为二钢厂甲等劳动模范、西南钢铁系统二等劳动模范，并于1950年11月加入中国共产党。
　　50年代初，王成高被任命为厂生产科科长。当时抗美援朝战争爆发，战争需要钢铁。他与重庆296厂合作，采用少量稀土元素代替镍铬合金，研制出枪械用无镍铬新钢种，不仅减少了枪膛的烧损，提高了枪械的使用寿命，而且节约了贵金属。他还主持了高速航空轴承钢、超低碳不锈钢、新型高速切削钢等多种特殊钢的研制工作，为国防和经济建设提供了急需的钢材品种。
　　1952年，他担任了二钢厂副总工程师，兼任厂生产科科长。他又开展电渣冶炼研究工作。他撰写的《电渣冶炼工艺参数的探讨》、《电炉钢冶炼工艺参数的探讨和电渣冶炼的钢种、质量及其发展趋势》等论文，发展了电渣冶炼理论。
　　50年代，苏联专家到重庆二钢厂帮助工作。王成高领导“迎专家中心组”的工作，积极配合专家们开展工作。他们仅用20天就整理出63种技术资料，有力地促进了二钢厂的生产发展。同时还借鉴苏联先进经验，收进Y12A冷拉钢材的球化处理曲线，由原来的等温处理，改为正常化点回火的两次热处理，解决了长期未能解决的飞机上使用的冷拉钢材质量问题。
　　1977年5月，他申请调到攀钢钢铁研究所工作，职称工程师，代理所长。他经常深入现场，观察了解情况，收集各种数据，不到半年时间，就掌握了攀钢钢种的特点，提出了进行炉后精炼的设想。1977年12月，他撰写了《关于攀钢钢种的特点和今后发展钢种系列的初步意见》。他认为：攀钢的转炉钢中，含有多种微量合金元素，且钢中含氮、氢均低，具有较好的综合机械性能，较好的磁性和对白点不敏感等特点。他建议：(一)利用攀钢的钢中多微量合金元素的强化效应，发展低合金强度钢种系列和高强度，超高强度的调质钢；(二)利用攀钢钢质较好的综合机械性能，发展重轨钢和槽帮钢等耐磨钢种；(三)利用攀钢钢质较好的磁性，生产高磁感低铁损的冷轧晶粒取向硅钢片；(四)结合攀枝花资源的特点，发展抗硫化氢、大气、海水腐蚀的耐腐蚀钢种系列；(五)打破常规，采取新工艺，氧气转炉生产优质军工钢。他还针对生产中存在的问题，提出了加强理论研究，增建炉外脱硫设施，研究保钒冶炼工艺；加强成材手段，发展板、管品种和完善热处理设施等一系列攀钢生产、科研的建议。这些建议，现在已有部分得到实行。
　　王为人谦和，平易近人。他每次到生产现场，不是步行，就是同大家一道挤在大卡车的车箱里。同事或下级写的材料送到他手里，他都认真阅读，经常是和颜悦色地给对方指出哪些地方写得不对，要如何修改，说得对方心服口服。钢研所的工作人员都说；“跟老王一起工作，能学到不少东西。”
　　王外语功底很深。他能用英语、俄语流畅阅读并翻译专业书刊，其德语、法语、日语也有一定水平。他与外国专家交谈时，从不用翻译人员。一次在钢研所，他直接用英语向外国专家介绍攀钢的情况，外国专家对他的才学十分钦佩。
　　日，他因病医治无效，在成都逝世，终年53岁。
　　袁存柱
　　袁存柱，男，日出生在云南省罗平县罗雄公社的一个贫农家庭。1954年1月，袁在云南省南盘江林业局二中队当工人。1960年2月转入拉姑林业局白马河林场当采伐工。
　　袁存柱为了迎接渡口“七一”出铁，成昆铁路通车，主动挑重活干，不分白天黑夜，一干就是几天几夜。有一次在点炮炸石头时，腿部负了伤，领导和同志们劝他回去休息，他说：“为了渡口早日出铁，实现毛主席‘三线’建设要加快的指示，这点伤算什么!”他用手巾把腿部伤包扎了一下，站起身又干起来。在他的带领下，全组经过21天的紧张战斗，提前炸平了青石崖，治服了“拦路虎”，修通一条采伐区的汽车便道，为“夺木保铁”赢得了时间。
　　1973年5月的一天，袁存柱为了抢救一名阶级兄弟的生命，把自已的鲜血输给了病人。医生让他休息一周，可他把假条揣在怀里，坚持上工地。在一次会战中，工段下达增产任务时，班长感到任务重，有些畏难，袁存柱挺身而出，将任务包了下来，并且提出不增人，不要机械设备，保证生产、作业两不误。在他的带领下，全组职工白天抢时间干，晚上提马灯、打电筒、点松脂苦干，终于提前完成了增产任务。在一次集材时，他的额头被松树丫枝打伤，鲜血直流，医生给他缝了六针，他不休息，仍劳动在密林中，完成采伐200立方米木材的生产任务。在一次抢修官房林场的一段公路时，他身背30多公斤炸药跑往工地，到后连口水都来不及喝，顶着太阳抡起了八磅重的大锤干个不停。下班了，他争着去点炮，有时出现哑炮，他不顾个人的安危，大胆处理。在一次山洪将淹没工段仓库的危险时刻，他奋不顾身，首先冲进仓库，把炸药、水泥和工具全部抢运出来。每逢星期天，他总是不休息，不是帮大家安锄头、镐把，修刮板，挫锯磨斧，就是为集体开荒种菜，为食堂背烧柴。领导看他几个星期天不休息，批准他在家休息一个星期。可他却说。“我们都是国家的主人，不能做金钱的奴隶。”16年中他没有请过一天假，缺过一天勤，旷过一天工。工人称他是“闲不住的人”。
　　袁存柱多次被评为先进生产者。曾出席过市、局学习毛主席著作积极分子代表大会。1971年11月加入中国共产党。1975年被渡口市命名为全市“铁人式工人”，被群众称为“林海铁人”。
　　1976年，因林业管理体制变化，袁存柱从林业生产第一线转到小宝顶煤矿一工区二队当工人。他来到矿区虚心向老工人学习采煤技术，刻苦钻研，很快掌握了采掘要领。他服从分配，哪里有困难，就出现在哪里。
　　日，袁存柱所在分段的煤已除完，只剩下两对木腿和一根铁脚支架没有打好。这时，大工老杨说：“还差一根铁腿。”袁便又回到工作面上来。袁走到工作面上口时，回风巷与工作面接触点的顶板突然垮下两块石头，将袁存柱的头部打伤。因内伤严重，经医院抢救无效去世，年仅42岁。
　　刘学温
　　刘学温，山西省新绛县人，日出生，1937年11月参加革命，1946年1月加入中国共产党。
　　刘在八路军120师359旅时，在保卫延安、南泥湾开荒生产运动中，曾荣获“朱德神枪手”奖章和“贺龙投弹手”奖章。1947年3月在东北松花江战役中负伤，为二等乙级残废军人。同年7月。转到地方。1958年8月，刘到西昌参加西昌钢铁公司的筹建，并任第四工程公司经理、党委常委。在十分困难条件下，建起砖瓦、水泥、木材等工厂，并组织职工割茅草当燃料，保证砖厂生产。之后，刘主持进行了太和大桥、矿山公路建设和太和铁矿后山剥离，为矿山建设作了前期准备。组织建成四一○厂28立方米小高炉，为攀枝花高钛型钒钛磁铁矿打通流程试验提供了条件。1959年，在刘主持下，公司派出一支60人的队伍来弄弄坪和攀枝花，修建土墙木屋架房屋，完成攀枝花村苏联专家招待所的修建。1962年2月，西昌钢铁公司为探索利用攀枝花的煤铁资源，决定成立攀枝花钢铁厂筹备组，刘到攀枝花建小试验厂，为大厂建设做准备。在刘的主持下，西钢四公司派出近1100人到弄弄坪，先后在荷花池建起砖瓦厂、弄弄坪二台地建起耐火材料试验窑和“干打垒”住房，同时开荒种地。
　　1965年3月，刘任攀枝花特区总指挥部行政处长。他一管生活、后勤；二管打字、文印、通讯等行政工作；三组织机关干部搭活动房、修简易房；四负责接待和保卫。当时中央及省的领导频繁来攀枝花视察，刘具体组织接待又负责保卫工作，常常是行在前，睡在后，十分辛苦。
　　1966年至1970年，刘先后任市建设局长、工业局长。为利用电厂煤渣他主持建起了煤渣砖厂。为解决市政单位房屋维修，他组建了市建筑工程处。依靠这支建筑队伍建起了攀枝花第一个钢筋混凝土结构的渡口商店、华山旅社、市工业局办公楼。以后他又相继筹建了木器厂、机修厂、五金厂等。
　　刘学温事业心强，工作认真，敢于负责，并善于团结同志共同完成任务。他常对干部说：“工作中做出了成绩算你的，出了问题由我顶着。”“文化大革命”中，有的“造反派”去斗办公室负责人，刘说：“你们列举的五件事中，有三件事是我定的，错了由我负责，要批斗就批斗我。”有一次刘去市第二砖厂，适逢厂里“造反派”准备斗厂总支书记，刘说：“这件事是集体定的，不是他个人的事，要说错了，那是我的错，因为决策人是领导，是我，要斗就斗我!”刘平易近人，深入群众，能吃苦耐劳，有时径直到车间、宿舍，往往厂长还不知道。有次天已傍晚，他在工地督促检查，突然一个钢木屋架掉下来，将刘背部衣服刮掉一大片，其背部、腰部受伤，在场职工连劝带拉要将其送回，刘不从，坚持到将屋架重新就位后才离开。1972年刘任市建工局革委会副主任，分管施工，首遇炳草岗市邮电局大楼施工质量出现部分混凝土柱严重振捣不实，柱的中心线也有偏移。刘在施工现场召开了建工局系统各单位领导和施工管理人员现场会，总结经验教训，并将不合规格工程推倒重来，受到市里表扬。
　　刘学温日病逝，终年61岁。
　　宋北川
　　宋北川，曾名宋炳如，江苏省丹阳县沟古村人，生于日。幼年家境贫寒。宋父为子前途，不惜借贷、变卖，送子入学。宋品学兼优，于1943年8月考入南京国立师范体专，成绩名列前茅。1944年10月，宋因病辍学回家疗养。病愈后执教于邻村张庄小学。抗日战争胜利前夕，与当地新四军游击队接触，受进步思想影响，于1945年8月辞教报名参加县工作队(干训班)，投身革命。1949年随老解放区干部南下，历任科员、股长、科长、处长等职。
　　1966年6月，宋为实现党中央建设“大三线”钢铁基地的战略决策，毅然离别妻子，只身来到荒凉的山区。为使职工能吃上新鲜蔬菜，宋亲自率领计划、财务处(两处合署办公)30余名干部，开荒种菜，挖粪取肥。“文化大革命”初期，少数群众乘机闹经济主义，胁迫领导签字批款，外出串连。宋宁愿受批斗挨打，也不放弃原则。
　　1975年9月，冶金工业部提任宋为第十九冶金建设公司革命委员会副主任(1978年8月改任副经理)后，仍保持昔日清廉俭朴本色。下基层检查指导工作，常简从步行；日常买粮，购煤，皆由自家担挑；私事用车，按规定交款，从不沾公家便宜。一次，老伴从公司下属单位建筑材料公司制材厂买回一堆烧柴，其中夹有可用之材，老伴拣出，计划做些家俱。宋发现后，说服老伴送回原单位，用到建设上。有位处长请人为自己家宿舍安装纱门窗后，持据到机关财务科报销。财务科很为难，向宋请示。宋毫不犹豫地回答：“请自掏腰包”。并嘱咐财务科：“有问题让他来找我”。公司一同级领导调离攀枝花，耗用行李包装材料超出规定量，机关财务科难以处理。宋得知后，指示按制度办，收取了超量价款。&&&
　　1979年5月，公司处于上海、攀枝花两地施工的局面，主要领导精力分散，宋在攀枝花挑起代经理的重担。时值国民经济调整，攀钢二期工程缓建，基本建设战线压缩，当年国家指令性施工计划从2.1亿元减到0.26亿元。在攀枝花地区近两万职工处于窝工状态。宋为减轻国家负担，极力主张转轨变型，开展多种经营，“找米下锅”，开源节流，增收节支，不吃或少吃国家窝工补贴。宋的主张取得党委常委“一班人”共识，迅速变为干部群众的实际行动，一个发挥各自技术优势，各显其能，制造家俱、炊具等商品生产的热潮很快形成。同时，从公司到下属单位，纷纷组织找活小组，奔赴外省市，承揽能源、交通、轻化工、国防、农田水利等建筑、维修工程和加工任务，对于教育、医疗卫生、混凝土搅拌、木材加工、交通运输等八项辅助生产和非生产性部门比较分散的单位，实行集中管理，精减机构，压缩非生产人员.从而使公司顺利地渡过了调整时期的第一道难关。
　　宋代行公司经理职务期间，终日处于找任务、筹开支的艰难困境，昼夜操心，性格也渐趋倔强。1981年，宋在冶金部开会，财务司向其催交上缴费用。宋听后责问；“部里全年绐我们多少任务?交那多费用合理吗?!财务司可不能装外行!”说得财务司哑口无言，只好削减上缴款额。
　　1982年初，宋积劳成疾，体检时发现肝癌已进入晚期，组织上动员其去武汉诊治，宋依然不肯撂下重担，强笑着拍打胸脯说：“我这身子骨不是挺结实吗?！”为关怀宋的病情，不得已，动用组织手段，宋才去上海中山医院手术。日，不幸去世。逝世前一天，公司领导赶赴医院去探望时，他仍念念不忘公司的生产与发展，拉着领导的手，恳切而激动地说：“你们带我回攀枝花吧，哪儿有我的事业，有和我共事多年的亲密战友……”
　　任汉卿
　　任汉卿，1916年3月出生在山西省沁源县石渠村贫农家庭。1937年4月参加牺盟会，组织抗日募捐活动。1938年冬参加中国共产党，次年9月自行脱党。1945年8月重新入党。1945月至1949年12月在山西晋南太岳行署支前司令部、运城专员公署、猗民县任科长。
　　1950年任随解放军南下工作团入川，先后任川北行署财政处会计、科长、办公室主任。继在重庆西南财委财经行政处任金融科科长，第三办公室一科科长。1955年8月调中共四川省委交通部计划平衡综合组任组长、办公室主任。1961年5月调四川省地方铁路局任副局长。&&&
　　1965年3月调到攀枝花，先后任副市长兼后勤部党委书记、第一副部长、市委常委、市革委生产组副组长、商业局革命领导小组组长、局长、党委书记、市革委副主任、第二届人大常委会副主任、党组副书记等职。
　　攀枝花建设初期，路不通、电不通、水不通，没有住房，任分管全市的后勤工作，任务十分艰巨。他不辞辛劳，勇于负责，很快组建起商业机构和领导班子，并积极安排设置商业网点，基本上做到哪里有厂矿企业，哪里就有商业网点。
　　当时生产、生活所需物资供求矛盾非常突出。他亲自出马或派出人员到四川、云南等地调进物资，及时解决了参加“三通一住”大会战职工生产和生活物资的急需。
　　随着攀枝花钢铁基地一期工程建成和大量家属迁入，城市人口增加很快。1979年任汉卿任市革委会副主任时，全市有7000多待业人员需要安置，商业网点需要增加，这项工作涉及面广，矛盾多，难度大，很不好办。任迎着困难上，在一次会上表态说：“不管有多大困难，都要想法解决。”事后任对这件事抓得很紧，做过细的工作，不到一年的时间，商业网点增加近一倍，安置行业人员6000多人，既解决了待业人员的就业问题，又满足了职工群众的生活所需。
　　“文化大革命”期间，他深受林彪、江青反革命集团的残酷迫害，被诬为“犯了走资派错误”，先后被批斗、围攻、打骂和关牛棚，甚至弄到医院监督劳动背尸体。但他浩然正气。中共渡口市委于日作出决定，为任彻底平反，恢复名誉，撤销了过去的错误结论。恢复工作后他更加埋头苦干。1981年被选为渡口市人大常委会副主任，虽身患多种疾病，仍然带病坚持工作。
　　任汉卿日因病逝世，终年66岁。
　　汤乃武
　　汤乃武，1925年出生，男，汉族，湖南湘潭人。攀枝花钢铁研究院副院长，高级工程师，钒钛磁铁矿冶炼专家。
　　汤年轻时就读于长沙大麓中学、岳云中学、清华中学。1943年考入武汉大学冶金系，1947年毕业后，在母校——清华中学任化学教师。解放前夕，他父亲和姐姐去了台湾，两个妹妹去了美国。他父亲要他一起走，汤乃武拒绝了，他说：“中国没有自己的钢铁工业不行。”1949年11月，他被分配到鞍钢炼铁厂，任高炉工长，参加了中国第一座机械化大型高炉的生产准备和开炉工作。他勤奋工作，被评为鞍山市工业劳动模范，并于1950年6月加入了新民主主义青年团，后任团支部书记。&&&&.
　　1954年，组织上任命汤乃武为鞍钢中央试验室炼铁研究室副主任。他在参加高氧化镁渣冶炼试验和高炉结瘤问题研究之后，又参加冶金部包钢工作组，主持包头含氟赤铁矿的焙烧、磁选和烧结矿的工艺性试验，解决了包钢高炉冶炼含氟矿长期未能解决的技术问题。&&&
　　1958年，武钢炼铁厂投产之前，汤乃武被调到武钢，任中央实验室主任。他参加了武钢大高炉技术攻关，对武钢高炉炉料布料反常的问题进行了大量探索和深入研究，搞清了炉料粉末在炉喉运动状况，撰写了论文《高炉炉料中粉末在炉喉分布的研究》，从理论上解释了煤气流对布料的影响，建立了力学方程。接着他根据对布料和风口的测试研究写下了《高炉上下部调节的关系》，提出了计算风口氧化区长度的经验公式，对指导武钢高炉生产起了重要的作用。
　　1964年5月，党中央决定建设攀枝花钢铁基地。汤乃武得知兴奋难睡，决心离开繁华的城市，到攀枝花去。1964年10月，汤乃武到西昌中试基地，白天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