咨询热线：400-676-8333
手机找法网
您的当前位置：
在某某借了一万元，达飞催账人员不知道是怎么知道我手机通讯录中的号码，并一一都打了电话。这样违法吗？
在某某借了一万元，没有还上，达飞催账人员不知道是怎么知道我手机通讯录中的号码，并一一都打了电话。这样违法吗？我该怎么办？
内蒙古 - 兴安盟
你好，你可以报警，但借的钱肯定要还，利息高的话可以要求减少
找法网认证律师
其他类似咨询
相关咨询标签：
免费在线咨询
年累计为超过
用户提供了在线咨询服务
债务债权咨询律师
最新法律咨询
来自常德用户的咨询
来自十堰用户的咨询
来自亳州用户的咨询
来自兰州用户的咨询
来自成都用户的咨询
来自亳州用户的咨询
来自台州用户的咨询
来自苏州用户的咨询
来自周口用户的咨询
来自福州用户的咨询
来自达州用户的咨询
来自福州用户的咨询
来自新乡用户的咨询
来自厦门用户的咨询
来自潍坊用户的咨询
来自三明用户的咨询
来自汉中用户的咨询
来自黄石用户的咨询
来自内江用户的咨询
来自蚌埠用户的咨询
来自芜湖用户的咨询
来自台州用户的咨询
来自嘉兴用户的咨询
来自合肥用户的咨询
来自重庆重庆用户的咨询
来自铜陵用户的咨询
来自苏州用户的咨询
来自无锡用户的咨询
来自东营用户的咨询
来自长春用户的咨询
来自南京用户的咨询严歌苓作品无论是对于东、西方文化魅力的独特阐释，还是对社会底层人物、边缘人物的关怀以及对历史的重新评价，都折射出人性、哲思和批判意识。带着一部新近完成的得意之作《陆犯焉识》，严歌苓做客视线，为我们讲述一个成长于“没有文学”年代的作者如何缔造属于自己的“文学大时代”。
严歌苓：享誉世界文坛的华人作家，是海外华人作家中最具影响力的作家之一。以中、英双语创作小说，是中国少数多产、高质、涉猎度广泛的作家。其作品无论是对于东、西方文化魅力的独特阐释，还是对社会底层人物、边缘人物的关怀以及对历史的重新评价，都折射出人性，哲思和批判意识。代表作品：《金陵十三钗》、《小姨多鹤》、《第九个寡妇》、《赴宴者》、《扶桑》等。
策划：曾宪楠 葛霖 徐璟
编辑：陈书娣
严歌苓：我觉得我除了听故事之外，还有一个过程就是一个储藏故事的过程，储藏故事使其自己发酵，然后一段时间以后，等你对故事的激情慢慢的平息了，你发现这个故事还有什么，是比故事的本身价值更大的。
我们这个我成长的年代是没有文学的，因为所有的期刊都停了，所有的书都被封了，所以他们为把我们当时的那些人都变成了一个为没有到来的大时代准备的一些人，给了我们好多好多的故事，所以我觉得有必要告诉一下在没有文学的时代，我们都在干什么
大家都在问中国文学在世界的地位，现在我就在想中国的经济和政治大时代好像正在发生，但是中国的文化和文学确实还有待于世界了解。中文本身的难度，那种特例需要很长时间的努力。现在的中文小说确实在世界上没有什么地位。
张艺谋我记得他在最开始为了这件事情跟我见面的时候，他说这是一个角度很妙的来反映一场大屠杀的故事，所以他就说至少不是一个平铺直叙的，用大的、用宏观的叙事方式来叙述的屠城，所以这可能是他当时的考虑。
中国政法大学是一所以法学为特色和优势，兼有文学、史学、哲学、经济学、管理学、教育学等多学科的“211工程”重点
建设大学，直属于国家教育部。
"“我们成长的年代没有文学"
凤凰网文化视线主持：有请严歌苓女士。
严歌苓：谢谢，谢谢大家，谢谢我们这些年轻的组织者们邀请我到这来，这次我回北京主要是为了一个，为我的新书做宣传，我的新的长篇小说叫《陆犯焉识》，就在那边，这是我可以说是用这本书来记述一个我自己的文学大时代。
讲到文学的大时代，那么我觉得没有文学的时代都不是大时代，怎么说呢，我们这个我成长的年代是没有文学的，因为所有的期刊都停了，所有的书都被封了，所以他们为把我们当时的那些人都变成了一个为没有到来的大时代准备的一些人，给了我们好多好多的故事，所以我觉得有必要告诉一下在没有文学的时代，我们都在干什么，我们是怎么成长起来的，我严歌苓这个人是怎么成长起来的。
我记得我的祖母把我们家的书全都给封起来的那一年大概是1966年，她因为知道红卫兵一冲到人家家里来，肯定要把人家的书，把我们的书拿出去烧掉，所以我的祖母就用自己先封起来，先把那个书柜里面贴上，用报纸把书全部蒙上，然后再把书柜上推拉的门贴上封条，但她也没写是谁贴的，那么就这样子还有一些书，我爸爸是个作家，人家其他的作家会送书给他签个名字，那些作家有的人已经被打倒了，所以我的祖母很怕，因为他们被打倒了会牵累到我们家，就要把这些书处理掉，就是烧掉，早上生煤炉的时候，她就会在那烧，拿它做煤炉引火的东西，所以我就坐在旁边一边看，我说奶奶你慢点烧，我还没有看完，就这样看的很快，所以我看书是很快的。
就是我爸爸他们年代的那些书，我就是这样非常非常浮光掠影的看，都拿来赶快看赶快看，因为她撕下一篇要烧，那就是大概1969年个时候叫清理阶级队伍，就影响到我爸爸，因为文革最开始还不是打我爸爸这样的人，所以我的年代是从那个报纸后面，封条后面抽出书来看，自己挑什么样的书，因为外人看来我们家是没有书的，书全部已经被藏起来了，被封起来了，所以我和我哥哥就开始从那个书架后面拿书，幸亏我爸爸在我童年的时候，在我4岁的时候开始教我识字，然后同时教我背唐诗宋词什么的。
所以呢在文革中间，我们虽然没有学上了，学校都关门了，还有不能够，到了学校也就是你的父亲是什么人，你进去人家会在门上架东西，一过去推门就会砸到你头上，所以我们也不怎么去上学，像我们这样的家庭的孩子，那么我们的教育，我的教育是在我爸爸的书房里完成的，所以他的书房里我印象最深的就是拜伦的《彷徨》，然后《堂吉诃德》，然后接下来就是《复活》，然后这些书，然后就是所有你能想到的西方经典小说，我爸爸这里都有，那么还有一些书是我爷爷传下来的，就像明版的《水浒传》，还有《西游记》这些书。
所以应该说我从小就看到这种绘声绘色的《西游记》了，因为当年的《西游记》是有插图的，很大一本《西游记》，一边是字一边是插图，很大的一张图。
那么那个年代应该讲是没有文学的，是一个文学断裂的大时代，所以对我们来讲其实是很不幸的，但是由于这个断裂使我们自己，使我养成了我自己想要成为的那个人，我喜欢文学，所以我看的都是文学书。我开始看的《彷徨》，看完以后就接着找我喜欢的看，到12岁开始懂事了，然后就开始看《红楼梦》。
像我这样看书的孩子，在我爸爸他们的作家协会有一批，所以我们大家都可以相互之间交流你看什么我看了什么，所以这样我就记得住是到了三年级的样子吧，学校里已经开始教珠算什么的，那么我爸爸就亲自来教，他说你不能光看书，你还得学点学校教的东西，那我来教你上小数点，然后珠算，就发现我什么也不懂，我就是对小数点一点概念都没有，因为一点学校的基础都没有，所以我爸爸就发现我已经成了一个瘸子了，就是说只会文的不会理科的，什么东西都不懂的，然后我就记得我爸爸教小数点的那个乘法的时候，终于就给了我一巴掌，你怎么这么笨呢。
从此他就放弃了，从此我的数学的水平就停在了这，再也没有涨过，要是没有计算机我今天就算完了，数着手指头脚指头过日子了，所以我就什么都算不了，所以命运把我这样一个人早早地推进了文学，让我毫无选择地选择了文学，因为我觉得我这样一个人的理性也是比较发达的，因为我写长篇小说从来都不用草稿，从来都不用大纲，就凭着我的逻辑思维，我可以把一个长篇小说，无论多少字，包括这个最开始是46万字，也一个字的大纲都没有，就这样写完，我觉得我的逻辑思维应该很好。
那么就说我的可能性也应该是不少的，我可以学医，我可以变成数学家，我也可以变成一个宇航家，我觉得我的可能性很多，我觉得我是一个蛮聪明的人，但是由于那个没有书的，没有教育的一个文学断裂的大时代把我推到一个没有选择的，毫无选择的选择了文学。那么还有什么使我选择了文学呢，就是在我童年的时候，经常因为非常的生活，我记得当时那个自杀是一个大现象，也是个自杀的大时代，就是很多人在，我们孩子非常兴奋的每天跑着去看又来个自杀的，都跑到那儿去看自杀。
有一天，就说有一对老夫妇从楼上跳下来了，然后我们就跑去看，一看到在地上是一个冬青树篱笆里面是泥巴地，地上有两个坑，肯定是被人砸出来的，人已经被抬走了，没有什么其他痕迹，好像也没有发生什么很惨的事件，但是过了两天我又从那走的时候，就起风了，就从楼上飘下来了，楼顶上是没有房檐的，老头老太太爬到那个房顶上跳下来，从楼上不断的飘下来糖纸，五颜六色，当时我记得在69年的时候，糖是要凭票供应的，一个人一个月好像才二两糖，就是糖果。那么我看它每天都从楼上，一有风就挂下来一些糖纸，我就在想象这对老夫妇在自杀之前大概把积攒的一年的糖都拿到楼上去，两个人把它吃光了，然后就跳下来，那么吃的时候，两个人吃糖的时候会想到什么，会谈到什么，是什么样的一种心情，在他们决定手拉手跳楼的时候，我觉得那个人性到那一刹那会是什么样的，这就是我今天想到的人性，但是在当时我在想，哎呀，不管怎么样，他们怎么样采取把自己的生命终止，但是最后的一刹那可能还是美好的，因为我觉得两个人坐在那，然后一边吃糖，也许他们俩会讲他们过去的事情，讲他们相恋的时候，然后跳下来，然后不断的每天有糖纸飘下来，提醒人们从上面跳下来一对老鸳鸯，好像一种化蝶的感觉。
我觉得好像这对老头老太太就化蝶了，然后当然这个时候我大概是不到10岁，我觉得还是一个比较容易幻想，把什么东西都想成童话的时代，那个时候，我看了一下就觉得不管怎么样，好像还是挺美的，那么这样的一种比较凄惨，比较美的这种东西，在我那个没有正常读书的童年，给我很深的印象。
还有一个我爸爸的同事，也是一名作家，当时是一个气质非常高雅的人，她是从北京调来的，然后就听楼底下要来抄家了，她听到脚步声就立刻把100片安眠药吃进去，人们就把她送到医院，结果没有病房接受这种病人，人们就把她放在走廊里，上面写病因就是畏罪自杀，当时她已经全部衣服被脱光了，然后插上各种管子在抢救她，那么就因为她是一个有名的女作家，而且又因为她在这种状况下，所以很多人就想把她身上的被单子撩起来看一看她，就看看她的身体，看看她的肉体。
所以我当时，因为她是我爸爸的好朋友，也是我们所有的人很敬爱的一位作家，所以我当时就气死了，就坐在那死活不要去睡觉，就守在那一夜，说谁来揭开这个被单我至少要去瞪他一眼，然后把那个被单给她盖上，后来她被救活了，一个礼拜昏迷后被救活了，她又回到了北京，后来等到很多年以后，我要出国了，专门拜访她的时候，我特别想跟她讲一个女人要自杀就自杀到底，千万别一半又被救活了，我说你都不知道，就在你的生命在死和活之间发生了什么，那是非常可怕的，而且人性在那时候暴露出来的丑恶不言而喻。有一个电工这样流里流气的唱歌走过来，走到她的床边，故意把烟头掉到她的床单上，然后他就抓起那个床单拼命的去抖，这样就全让女人的身体暴露无疑了，我当时看了简直就要……我觉得世界上怎么有这样丑恶的人，怎么有这样丑恶的心灵。我小时候没这么想，很小很小，那个时候大概是9岁的样子。
“现在的中文小说在世界上没有地位”
到了我12岁的时候，我就开始考各种文工团什么的，去跳啊唱啊，很快就被选上了，这样我父母就达到了目的，说妹妹走了，哥哥可以留下了，家里只剩下一个孩子，所以他可以留下，这样我来到了部队里，一下进入了成人的生活，所以很早就知道，因为你一个孩子跟成人去打交道，你必须学会阅读他的心思，就是看人家的脸色，看人家的脸色，在部队这种环境里是看人家的一切，所以这样子呢我就觉得我很早就成熟了，就是能够看他的脸色就知道他的心理是什么，对心理学很早就揣摩起来，特别是在一个男性的社会里面，部队是个男性的社会，作为一个女兵怎样去存活下去。
所以后来就是说，到了最后我在部队待了13年，然后到了第9年的时候，我没有打过仗，也没有怎么样，忽然就爆发了一场战争，中越自卫反击战爆发了，当时我只有20岁，当时很缺记者，其实什么都缺，也缺护士也缺军医，都缺，我就跟领导说，我说我好想去当战地记者，他说那好吧，当时任何人申请他都会批准的，（他说）但你不能去第一线，你就去野战包扎所，去采访伤员就可以了，非常快，大概是一两天之内就同意我走，背着一支五四式手枪，拿着一张特别通行证的票就往前线去了，真是糊里糊涂的从一个舞蹈演员，摇身一变就成了一个战地记者。
然后从前线回来我就发现，当然这个前线使我对一切东西都颠覆了，我过去以为英雄主义是什么，然后到了这个时候我就发现，一个人的生命，一个人的青春可以在一刹那之间就全改变了，全毁灭了，然后一个健全的身体可以在一刹那之间就变成了残疾。
我从前线回来陷入了一种非常抑郁的状态，我写了很多诗歌，其实是非常反战的，从个体生命来重新思考这种英雄主义，然后等这些诗歌陆陆续续被发表之后我就发现，原来在一个舞蹈者严歌苓的身体里，休眠着一个作家的人格，如果不是这些机遇，如果不是一场突然的自卫反击战，这个严歌苓是不会醒来的，因为很多的东西已经认为舞蹈是已经不能表白我自己了，只有用笔来表白。
从此以后我就被调到了创作组，就是部队养专业作家的地方，5年以后我出国留学，到美国以后我发现，你过去在部队的一切，有个说法叫体验生活，体验生活就是你假装和那个地方的人生活的一样，搜集一些感受回来写作，那是一种体验，一种姿态，你必须要去汲取那样一小块生活，然后你把它放大，然后你举一反三，或者举一反几的这么去写。
但是到了美国以后一切都不再是体验，是真正的生活，就是说你在餐馆打工是为了今天晚上的那点工资和消费，而不是为了体验什么，像知识分子，像作家在这里挺矫情的说，我要去哪里体验生活，所以我很感谢在30岁的时候命运又使我重新有了一次走万里路，读万卷书的机会，到了美国的学校，我读的书应该说是一生的总和，读了很多书。
然后所以我就觉得我一个没有读过书的人，直接就去读研究生，然后它当然是给了我一些补课的时间，我一步就考取了。
所以我觉得我的写作，我的文学大时代是由于没有文学，或者说是文学的断裂造成的。在美国的时间里，因为是移民，就有了一种“感时花溅泪，恨别鸟惊心”的感觉，到了另外一个国家，由于听力和阅读能力以及表达能力都很差，所以自己的内心就变得越来越复杂，越来越丰富，这个时候你去感受周围的移民生活，那种敏感度就使我在美国写了一大批小说，包括当年的《少女小渔》一出来就得了台湾的文学一等奖，然后接着李安导演就来跟我买这个小说的版权。
我是从那个时候开始翻身了，不必再到餐馆打工，从那个时候开始真正经营起文学来。再走过来是因为我离开了美国，因为我先生要跟我结婚，所以他失去了他的外交官职位，离开了外交部，所以很长一段时间我们的生活不是特别稳定，一直到他又重回外交部，这样我们就出了美国，来到了非洲，然后去了非洲以后去台北，然后去了台北以后去欧洲，反正我的生活就这样像吉普赛人一样走来走去。
一直到离开美国以后，我发现自己积累下来的那些很大的素材，像《第九个寡妇》，像《陆犯焉识》、《小姨多鹤》这样的长篇，我可以从从容容的来写了，我既不是在美国作为一个移民的身份，在那里观察移民和体会移民，也不是在中国大陆继续大陆的生活，所以我把自己曾经在记下来的这些故事，包括自己长辈的故事，非常从容的一步步开始创作。
所以我觉得这次回到中国来参加作代会的时候，我对大陆中国的文学状况不是特别了解，我在作代会上就听一些人告诉我，文学正在边缘化，现在的图书市场非常差，读者群在缩水什么的，我现在才知道我还是一个比较幸运的人，就是不管怎么样我的小说总是被影视剧改，虽然我一边在那说改出来的东西我都不敢相认，但是不管怎么样他们都做了我小说很好的广告，在我这里我还没有看到文学缩水的可能性。
中国文学的大时代什么时候会到来，我又在作代会上听说了，大家都在问中国文学在世界的地位，现在我就在想中国的经济和政治大时代好像正在发生，但是中国的文化和文学确实还有待于世界了解。中文本身的难度，那种特例需要很长时间的人的努力。现在的中文小说确实在世界上没有什么地位，这也是我跟很多记者说的实话，但我觉得因为经济和政治的地位越来越被瞩目，所以文化地位很快就会被全世界重视起来。
这个过后才会有比较专业的翻译出来，中国文学可能才会真正的走向世界，我是这么想的，我也不知道我讲的对不对，我讲的只是说我的角度来理解这个文学大时代，这个题目也是不知道哪一个同学给我起的，我觉得这个题目给我起的太大了，我不好讲今天这个演讲，不大好讲。
我很希望下面的朋友给我提出一些问题，这样提出问题以后我可以用对话的方式，因为我比较擅长回答问题，我不太擅长一言堂，记得我们学校当时毕业以后，老师说你留学当教授怎么样，我说我绝对不要当教授，我快死了，我要跟大家瞪着这么多眼睛要讲一个小时，我都要死了。
严歌苓谈“十三钗”——张艺谋认为它的角度很妙
观众：严老师，我想问一下您这么多作品，包括《金陵十三钗》、《小姨多鹤》都涉及了不同题材或者是不同人物，还有就是有些个别人是来自不同文化的一些人物，我就想问一下您这些灵感或者是素材，除了同您个人生活经历中得来以外，还有从哪些途径激发您的灵感？
严歌苓：我觉得每个作家都要有一个同情的耳朵，就是这个同情我讲的不是我们讲的这种怜悯的同情，（00：40：00）我讲的同情是英文语言比较普遍用的这个（英文），就是对人家有一种，这里面包括这个（英文）还不能完全说这个意思，（英文），就是同感共感，我觉得这个耳朵就是老是对着别人的故事，别人的经历非常感兴趣，然后总是张开的，总是听别人在讲什么。
一个作家我认为不是一个特别想表白自己的，他的表白一定是想着用文字来的，用嘴巴经常去表白的作家，我不认为都是好作家，我这个人是没什么口才的，我觉得我的故事都是听的，像《小姨多鹤》是我很多年前听的一个故事，这个故事就在我心里萦绕不散，一般萦绕不散的故事，我就认为它有理由被我写出来，就说故事除了它本身以外，还有一层意义。而有很多故事，我们今天也有很多故事，比如说网上的故事，报纸上的故事，有时候我的朋友也讲了很多故事，听听，听下来这个故事有趣，我想要不要写它，但是过了一阵子就发现这个故事仅仅就是一个故事，它的后面，它的深度还有什么东西，是你想通过故事跟写作的时候，把它给挖掘出来的，使你自己去认识它，也想让读者去认识它，也许你挖掘出来的这层意义不止一层，也许你写着写着以后就发现它有好几层，那么每个读者读起来他又发现一种意义，那这就是值得写的故事。
所以我觉得我除了听故事之外，还有一个过程就是一个储藏故事的过程，储藏故事使其自己发酵，然后一段时间以后，等你对故事的激情慢慢的平息了，你发现这个故事还有什么，是比故事的本身价值更大的。
凤凰网文化视线主持：就是老师刚才讲到了这样一个听故事、储藏故事的过程，而且就是我们也知道老师要一个比较真实的写作方式，就是基于事实去写作，就比如说为了写《第九个寡妇》这样一部很长篇的小说，要到河南那边去，然后包括一些民风人情的考察，资料的收集，都要花很长的时间来积累，这些都是非常难得的。
严歌苓：对，有的时候写个故事赚来的钱可能有一半要花掉做调查上面，比如说我写《小姨多鹤》要到日本去，要跑到这个故事发生的地方去，就是主人公原来住的一带，就去要派人帮我做调查，要找日本人来做，然后找到这个山村，我们所有的人，两个翻译，我，全都要开到这个小山村去住，住了几天以后找到了这些曾经在中国家庭里，被中国家庭保护过的，收养过的这些当时年轻的女孩子，后来我们去找她们的时候她们已经80岁了，然后找到这样的中国人家的媳妇，然后就跟她们进行交谈，但这种时候你知道这样的费用不是说当时我在美国打工就能够支持的，在美国的时候我心里也有这个故事，我也知道我很想写这个故事，但在当时没有这个条件去写。
所以这种成本你不能去想，因为那需要很高的成本，那个翻译一个小时就要不少日元的，所以就让这个翻译带着我两次去了那个小山村，后来我自己去的冲绳岛，因为我知道冲绳岛有那么200多个自杀的日本女孩子。我就想懂得日本女孩子的内心，所以我自己又去了冲绳岛，这种调查是越调查越觉得我占有的资料太少，就越想更多的去调查，一直到最后就是不管什么，就觉得我这样仓促的写出这个东西来，日本人会认吗。
所以《第九个寡妇》也是，要写一个农村女人我也写不了，所以我就要到农村去住，去跟人家一块挖红薯，去摘棉花这种事情，特别是跟农村的老人聊天，所以跟老人做好朋友这样子，所以这整个的投资，包括时间和精力是非常浩大的。
观众：严老师，你好，我问一下关于最近两部作品的问题，一个就是我前几天也为了了解您，学校经常看到有关于《陆犯焉识》这部作品，也曾经在一个新闻发布会看到您说这部作品的创作是您最艰难的一次创作，但同时这部书也是您最满意的一部书，就是想请问一下老师，为什么您觉得它最艰难，艰难在何处，同时为什么又是最满意的，满意在什么地方？
严歌苓：首先主人公是基于我的祖父这个形象来写的，写我的祖父，对一般人来说写自己家的人，会感觉到有一点困难，因为其实在下意识里你已经有一个审度，这种自我的审度，为自己家族的审度的那种把关的眼光在里面，你能把这个人物写到几分，多少是你对他的褒奖，多少是你对他的批判，所以这种东西本身是非常难把握的，作为我本身的感觉来说。
像我就非常难写以我第一人称的长篇小说，为什么呢，就说一般用“我”这个字，在写的时候你就会下意识的审度这个人和真实的我之间的关系，所以我一般写起行为来，就非常难把真实的，特别是丑恶的那些一刹那的心理写进去，所以这就是很难的一点。
那么就是说为什么令我满意呢，因为这个挑战我觉得我完成了，我对自己提出来这种挑战完成了，而且就是说我从来不去碰知识分子，我从来不写知识分子，像所谓的精英分子，我觉得他们的命运好像在我眼里多多少少都有点类似，都是比较辉煌的，都是很成功的，当然我爷爷是自杀的，在他自杀之前也是蛮成功的。
有规律可循，边缘人物是规律要少一点，规划少的人容易发生戏剧，就是戏剧容易围绕他们发生，所以他们的遭遇比较多，就是遭遇战，今天碰到什么，明天碰到什么，都是他们不可期遇的东西，所以写这样的人我比较来劲。
还有呢就是精英人物我总是觉得有点矫情，一旦他们学成了，他们就纠结了一大堆概念在他们身上，所以本我已经被压制得很小了，我觉得这样的人没什么写头，在我这样的认识当中来写一个我一直认为没什么写头，比较呆板，比较苍白的这种生命，而比较矫情的。我这个人就怕人家矫情，所以这个就是说能够把他写出来完成了，而且我自己看完以后还是非常感动的，那么我觉得我胜利了。
这个小朋友，来。
观众：严老师，你好，我想问你两个问题，第一个我就不知道严老师有没有听说过人家评价你的作品，翻手为苍凉，覆手为繁华的，然后您觉得对这句话有什么感想吗？
严歌苓：《一个女人的史诗》的长篇小说，两个人最终最终达到一点默契，生活当中喜剧的事情不是很多的，在我看来，这取决于写它的人，或者读它的人的态度，我觉得陆焉识的他最后又走回了草地，他认为草地大的随处可以有自由，他对自由的概念，一再的推翻一再的去寻找，最后她被释放了回到上海，被特赦，就是抓错了，特赦回到了上海，回到了家里他再次有了一种进入牢笼的感觉，然后他就最后他又回到了他的流放地，回去了。
我觉得这对一个老人来说未必不是一个喜剧，她在一个所有的人都认为她喜剧的地方，她自己也生出那种感觉，她变成了家里的老奴，整天给她把两块桌椅板接起来很长的坐在一个浴缸上面拼命给家里人洗衣服，这个人已经没有自由了，所以在这种情况下，他宁可回到曾经被流放的地方，所以我觉得这未必不是一种好事情。
观众：严老师，你好，我是北京电影学院的学生，特地过来听您的讲座，我想最近比较受关注的可能是张艺谋导演的《金陵十三钗》，也是改编自您的小说，我想知道您跟张导接触以后，张导在什么机缘的情况下看了这部小说，有什么样的感觉会把这部小说改编成电影，我想知道这些。
严歌苓：这个问题好像最好问张导，他怎么喜欢上这部小说的。因为我跟他本身就是熟人，他首先是从我的朋友那，因为这个小说最开始发表以后，是被一个美国的朋友，他在美国出版了很多南京大屠杀的图片，出版人买去了，他说他要拍电影，张艺谋也想买，然后我就把他们两个介绍在一起，所以现在的这个朋友，他是张艺谋的一个一个执行制片人，可能是这样的头衔。
张艺谋我记得他在最开始为了这件事情跟我见面的时候，他说这是一个角度很妙的来反映一场大屠杀的故事，所以他就说至少不是一个平铺直叙的，用大的、用宏观的叙事方式来叙述的屠城，所以这可能是他当时的考虑，但是他究竟是怎么考虑的，也许都不知道，看到里面的故事，看到里面的人物，我觉得我不管怎么样是个讲故事讲得还不错的人吧。就这点自信还是有的。
故事的脉络还是原来的，那么里面有很多改编的成份，但是我觉得故事的脉络还是跟过去差不多，这是发生在惨绝人寰的大屠杀的夹缝里的这些人，在生和死这么短短的几天，人性在极致环境下的这个展露，还是这么一个故事。
观众：今天见到严老师太开心了，我想问两个问题，一个就是我最早读您故事的是在八九年前，然后读的您第一篇故事，也是最喜欢的一篇是《白蛇》，当时我正好也在读李碧华的《青蛇》，然后两个故事一起读，就像您说的我读这个故事的时候就觉得有一种魔幻的感觉，所以我就想问您当时创作这个故事的时候是想表达怎样的一种情绪，然后是什么样的一种情景催生了这个故事，这是第一个问题。
严歌苓：好，先回答他的第一个问题，不知道多少朋友看过《白蛇》，很多人都认为它是我的最好的作品之一，我也很喜欢《白蛇》，其实《白蛇》的这个作品我认为就是说我想表现的，怎么说呢，也是后来写完了，时隔很多年了，回来我想表现什么，在写的时候我什么都不想表现，只想表现那层我还看不透的意义，就是我写完这个故事有一层意义我看不透，也许我写完我还看不透，也许我在写的途中企图发现它是什么，但一直也没有真正的发现。
如果这层意义被我三句话讲出来了，这本小说一定不行的，一定是概念先行的，所以我所有的小说我不可能把它总结在两三句话里告诉人它是讲什么的。
那么现在这么多年过去了，也有很多人，现在最近又有人说要把它排成话剧，我想它到底是讲什么呢，可能是讲一对女生当中产生的爱情，如果是在一个正常时间是不会发生的，但是就是因为非常的时代，像文革这样的时代使非正常的这种感情，这种女生对女生的爱发生了，然后把一个本身不会爱女人的这样一个人改变成了一个女同志，但一般这个非常时期结束了，她们也就各归各位了。
所以这场恋爱，这场惊心动魄的不为人知的恋爱，是一段非常丑恶和暴力横生的时代所带来的一段美好的不为人知的秘密的爱情，但是一旦这个暴力的丑恶的时代结束，人们回到正常的状态下，她们的美好的情感也就结束了，所以有的时候往往是这样的，同样一段历史被张三李五王二麻子分成，那么这段历史对三个人造成的个人史是不一样的，所以这就是文革这段同样的历史造成千万人不同的个人史，但是对这两个人就造成了这样一段秘密的感情史。
观众：能否评价一下王安忆的《上海》?
严歌苓：我觉得王安忆她生活在上海的时间比我长，张爱玲就更不用说了，我在上海的时间就那么五六年，我们家很早就搬出上海了，但是我觉得我写上海是凭着我们祖祖辈辈都是上海人的那种血液，我觉得人有一种密码，你是那个地方的人所以你的家里那种气氛，还有那个作为上海人的祖辈血液，就是流传到我身上，我必然对上海有一种直觉，有一个秘密的认识，所以我凭着这种像动物一样的直觉在写上海。
我觉得我对上海的记忆很多都是气味的，上海的气味好像跟别的地方不一样，然后特别是上海的水，上海的水煮出来的饭，上海的那种梅雨天的那种感觉，上海的衣箱打开，因为梅雨很多嘛，然后所以家家箱子里发出来的那种气味，我觉得我对上海的认识基本上有点像小动物似的那种感觉。
那么我写上海的时候就非常心虚，怎么说呢，我要靠看书，要不断的回到上海跟我的亲戚去聊天，从他们的讲话里，你要跟他们正经的讨论上海那就不行了，他们也就傻掉了，因为他们认为我就是个上海人，你不用再去跟他们了解上海，就从他们那种举止言谈当中你再体会这个上海，怎么从张爱玲到王安忆再到现在，所以我就觉得，所以我这次写上海其实我自己也蛮骄傲的，我把上海还是写得很像的，包括我的一些上海的亲戚认为这个上海确实是他们可以认同的上海，这样我也就一块石头落地了。（完）
今日美术馆
雕刻时光咖啡馆
北京库布里克书店
单向街书店
电话：010- 邮件：
地址：北京市朝阳区惠新东街4号富盛大厦2座16层
凤凰网文化频道 凤凰网文化@视线
本期策划、编辑：曾宪楠 葛霖 徐璟 陈书娣
用户名&&&&密码所有评论仅代表网友意见，凤凰网保持中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