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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古代史部分——解析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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春秋战国与古希腊的同期文明成就比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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转载原文地址：春秋战国与古希腊的同期文明成就比较原文作者：磐石毕达哥拉斯学派比儒家先进得多!古希腊学者们因抽象思维发达率先走向了一神论。当希腊人研究数时，已摆脱了类比思维，进到抽象思维阶段。毕达哥拉斯（前580～前500）说：万物皆数，数是事物的原型，也构成宇宙的秩序。上帝通过数来统治宇宙；如果想认识周围的世界，就必须找出事物中的数。一旦数的结构被抓住，就能控制整个世界。“毕达哥拉斯关于“万物皆数”的观点己成为近、现代科学观念的一个主要特征，并从一定的层面上被“数字化时代”的到来所印证。古希腊人天才地猜测出大地是球形的，这是认识论上的一个极大突破，而中国人直到近代都没完成这个突破。公元前6世纪的毕达哥拉斯（前580年―前500年），发现大地是个球体、晨星和昏星就是同一个星，是基于对几何现象、热力现象和月食现象的反复观察和论证。毕达哥拉斯学派进一步把地球看成是行星之一。他们发现月亮总是以同一面对着地球的。他们认为所有的星包括地球在内都沿着圆形而运动，但不是环绕着太阳而是环绕着“中心的火”。这就表现出一种了不起的摆脱了人类中心说的思想解放。毕达哥拉斯不但把有形之物、音乐、灵魂归于数，而且把道德还原为数，甚至认为正义也是数的一种质的规定性。他认为1到9各个数字都包含着不同的哲学含义。“1”是同一、普遍性；“2”是分别、特殊。“1”和“2”的统一是“3”。所以，上帝既是“1”，又是“3”，统称为3位1体。三元或三角形成为一切稳定而完美的结构形式。这一数理思想成为了后来孟德斯鸠三权分立思想的理论渊源之一。4代表正义，四平八稳，各方面都照顾到。数字5居中，是惟一把从1到9分为均等两半的数，成为公正的象征。所以，美国以五角星代表各州，把国防部办公大楼建设成五角大楼。由此可见，毕达哥拉斯学术对宪政的深远影响。他从铁匠打铁时发出的具有节奏和起伏的声响中测出了不同音调的数的关系，并通过在琴弦上所作的实验证明：弦长成一定比例时发出的声音是和谐的，如1:2得八度音，2:3得五音，3:4得四度音。于是得出结论：音乐的和谐是由数的比例决定的。“和谐能够产生美感效果，和谐是由一定数的比例关系中派生出来的。” 他把这种数的比例关系推广到音乐、绘画、雕刻、建筑等各个方面，发现了美感比例关系即“黄金分割率”为1:0.618。他认为上帝是伟大的工程师，整个宇宙都存在着数的和谐，和谐与秩序是宇宙的最高规律。他们相信依靠数学可使灵魂升华，与上帝融为一体。自然界是被数学的和谐法则所控制：“什么最聪慧？数字。什么最美？和谐。”毕达哥拉斯的弟子阿尔基塔认为：人们一旦发现了正确的计数标准，就能够控制公民之间的冲突并促进他们之间的和谐。因为在这一正确的计数标准下，人们就不会有过分的权益，平等就占居统治地位。也正是这一正确的计数标准的存在，人们订立契约才成为了可能，穷人从有财产的人那里得到东西，富人给穷人东西，彼此平等、相互信任(参见何柏生：《数学对法律文化的影响》)。这一种和谐平衡的思想对后来的梭伦立法有着直接的影响。梭伦自称他的立法就是要在穷人与富人之间形成一种协调和均衡，双方都能得到公正的对待。除此之外，罗马法中的当事人意思表示一致即契约成立、公平原则等都与这一思想不无关系。毕达哥拉斯及其学派把空间和几何学联系起来，认为几何学空间的性质具有同质性和质点性。空间中的要素，在城邦中是公民。作为“质点”，公民与公民之间的关系是同质的、均等的（参见洪涛：《逻各斯与空间――古代希腊政治哲学研究》）。公民必须平等地参与公共事务的管理，公民应当被赋予平等的权利，而不能因地位的高低和财富的多寡而受到歧视。毕达哥拉斯社团里有男有女，地位一律平等，社团成员的一切财产归公有。毕达哥拉斯曾对议会说，“一定要公正。不公正就破坏了秩序，破坏了和谐，这是最大的恶”。他最早提出：“人治不如法治”，必须建立法制才能实现和谐与秩序，拥护贤人政治。可见，毕达哥拉斯及其学派的几何思想在一定程度上推动了古希腊的民主发展。毕达哥拉斯学派的最重要的贡献之一，就是给后人提供了一种精确的量化的思考模式。毕达哥拉斯学派“认为数目的某一种特性是正义，另一种是灵魂和理性……其他一切也无不如此”。正义与理性在西方传统文化中是密不可分的，而理性正是基于对数的精确计算。与之相对应的，在中国文化中，道德往往缺少一个量化的标准，而只是笼统的说人们应当“君君，臣臣，父父，子子”，并没有一个清晰的量的概念。数学理性就是用数学模型的方法寻求对于自然界事物的本质和运动规律的理性把握，它和逻辑理性、实验理性结合一起，是希腊哲学的理性精神的重要组成部分。按逻辑学公理体系法的要求，推理应该从最初的公理开始，这种方法最初在几何学中采用。可以说，几何学的思维方式影响深远。阿那克西曼德认为：组成宇宙的各种力量是相互平等和对称的，任何自然力量都不能占据和支配一切，自然界的最高权力只属于一种平衡和互动的法则。柏拉图学园有一规定：不懂几何学者莫入。毕达哥拉斯主义者包括柏拉图，正是在数的原则的指引下形成了“正义”理念。正义是一个内部均等的数，是一个平方数；平方数是一个完美的和谐。一个数只要其部分保持均等，它就是一个平方数，一个国家只要因为部分间的均等而被区分出来，它就是正义的，正义就是维护这种平等。亚里士多德强调正义是正当的比例关系，而比例就是数的组合。亚里士多德所说的“爱的比例”无法量化为具体的数值，但是他的思维方式无疑是具有量化倾向。毕达哥拉斯学派的思考方式，是一种数学理性的萌芽。罗素在《西方哲学史》说：“几何学对于哲学和科学方法的影响一直是深远的。希腊人所建立的几何学是从自明的、或者被认为是自明的公理出发，根据演绎的推理前进，而达到那些远不是自明的定理。公理和定理被认为对于实际空间是真确的，而实际空间又是经验中所有的东西。这样，首先注意到自明的东西然后再运用演绎法，就好像是可能发现实际世界中的一切事物了。这种观点影响了柏拉图和康德以及他们两人之间的大部分哲学家。《独立宣言》（从人人平等推出了革命的正义性）说：‘我们认为这些真理是自明的’，其本身便脱胎于欧几里德。18世纪天赋人权的学说，就是一种在政治方面追求欧几里德式的公理。牛顿的《原理》一书，尽管它的材料公认是经验的，但它的形式却完全是被欧几里德所支配着的。严格的经院形式的神学，其体裁也出于同一个来源。个人的宗教得自天人感通，神学则得自数学；而这两者都可以在毕达哥拉斯的身上找到。”他接着说：“我相信，数学是我们信仰永恒的与严格的真理的主要根源，也是信仰有一个超感的可知的世界的主要根源。几何学讨论严格的圆，但没有一个可感觉的对象是严格地圆形的……。神秘主义关于时间与永恒的关系的学说，也是被纯粹数学所巩固起来的：因为数学的对象，例如数，如其是真实的话，必然是永恒的而不在时间之内。这种永恒的对象就可以被想象成为上帝的思想。因此柏拉图的学说是：上帝是一位几何学家；而詹姆士.琴斯爵士也相信上帝嗜好算学。与启示的宗教相对立的理性主义宗教，自从毕达哥拉斯之后，尤其是从柏拉图之后，一直是完全被数学和数学方法所支配着的。数学与神学的结合开始于毕达哥拉斯，它代表了西方宗教哲学的特征”。这里“数学方法”就是思维的形式正义――形式逻辑的方法。资本主义之所以能够在欧洲发展壮大，与资本主义的精髓――合理计算是分不开的。“用数学解释一切”是西方理性精神的重要内涵，毕达哥拉斯学派在构建西方理性传统方面的确起到了不可忽视的作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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陈寅恪在哈佛谈中西文化一、中国之哲学美术远不如希腊，不特科学为远逊泰西也。但中国古人素擅长政治及实践伦理学，与罗马人最相似。其言道德，惟重实用，不究虚理。其长处短处均在此。长处即修齐治平之旨；短处即对实事之利害得失观察过明，而乏精深远大之思。故昔则士子群习八股以得功名富贵，而学德之上，终属极少数。今则凡留学生管学工程实业，其希慕富贵，不肯用力学问之急则一。而不知实业以科学为根本。不揣其本、而治其末，充其极只或下等之工匠，境遇学理略有变迁，则其技不复能用，所谓最实用者乃适成为最不实用。至若天理人事之学，精深博奥者，亘万古、横九核而不变，凡时凡地均可用之，而救国经世尤必以精神之学问（谓形而上之学）为根基。乃吾国留学生不知研究，且鄙弃之．不自伤其愚陋，皆由偏重实用积习未改之故。此后若中国之实业发达，生计优裕，财源浚辞、则中国人经商营业之长技可得其用，而中国人当可为世界之富商，然若冀中国人以学问、美术等之造诣胜人，则决难必也。夫国家如个人然，苟其性专重实事，则处世一切必周备，而研究人群中关系之学必发达。故中国孔孟之教悉人事之学，而佛教则未能大行于中国。尤有说者，专趋实用者则乏远虑，利己营私，而难以团结，谋长久之公益，即人事一方亦有不足。今人误谓中国过重虚理，专谋以功利机械之事输入，而不图精神之救药，势必至人欲横流，道义沦丧，即求其输诚爱国且不能得。　　二、中国家族伦理之道德制度，发达最早。周公之典章制度实中国上古文明之精华。至若周秦诸子，实无足称。老、庄思想尚高，然比之西国之哲学士，则浅陋之至。余如管、商等政学，尚足研究。外则不见有充实精粹之学说。　　汉晋以降，佛教输入，而以唐惟盛。唐文治武功，交通西域，佛教流布，实为世界文明史上，大可研究者。佛教与性理之学（Metaphysic），独有深造，史救中国之缺失，而为常人所欢迎。惟其中规律，多不合于中国之风俗习惯。故昌黎等攻辟之。然辟之而另无以济其乏，则终难遏之。于是佛教大盛。宋儒若程若朱，皆深佛教者，既喜其义理之高明详尽，足以救中国之缺失，而又忧其用夷复夏也。乃求得而两全之法，避其名而居其实，取其珠而还其椟。才佛理之精粹以之注解四书五经，名为阐明古学，实则吸收异教。声言尊孔避佛，实则佛之义理，已浸渍濡染。与佛教之宗传，合而为一。此先儒爱国济世之苦心，至可尊敬而曲谅之者也。故佛教实有功于中国甚大。　　自得佛教之裨助，而中国之学问，立时增长元气，别开生面。故宋、元之学问文艺均大盛，而以朱子集其大成。朱子之在中国，犹西洋中世之Thomas Aquinas，其功至不可没。而今人以宋元惟为衰世，学术文章，卑劣不足道者，则实大误也。欧洲之中世，名为黑暗时代，实未尽然。吾国之中世，亦不同。甚可研究而发明之也。　　三、自宋以后，佛教已入中国人之骨髓，不能脱离。惟以中国人性趋实用之故，佛理在中国，不得发达，而大乘盛行，小乘不传。而大乘实粗浅，小乘乃佛教古来之正宗也。然惟中国人之重实用也，故不拘泥于宗教之末节，而遵守‘攻乎异端，斯害也已’之训，任儒、佛（佛且别为诸多宗派，不可殚数）、回、蒙、藏诸教之并行，而大度宽容（tolerance），不加束缚，不事排挤，故从无有如欧洲以宗教牵入政治，千余年来，虐杀教徒，残毒倾挤，甚至血战百年不息，涂炭生灵。至于今日，各教各派，仍互相仇视，几欲尽铲除异己者而后快。此与中国人之素习适反。今夫耶教不祀祖，又诸多行事均与中国之礼俗文化相悖。耶教若专行于中国，则中国之精神亡。且他教尽可容耶教，而耶教（尤以基督新教为甚）决不能容他教（谓佛、回、道及儒[儒虽非教，然此处之意，谓凡不入耶教之人，耶教皆不容之，不问其信教与否耳]）。必至牵入政治，则中国之统一愈难，而召亡益速。此至可虑之事。今之留学生，动以‘耶教救国’为言，实属谬误，又皆反客为主，背理逆情之见也。亚里士多德与孟轲政治思想之比较亚里士多德与孟轲是世界思想史上同时代的伟大思想家。他们的政治设计在当时都遭到了悲剧性的厄运。在历史的变迁中，他们的命运又都发生了喜剧性的变化，或成为权威，或成为亚圣。他们的政治思想有两个显著的差异：前者主张法律政治、民主政治；后者主张伦理政治、君主政治。抨击暴政暴君则是二人的共同点，也是世界思想史上的光辉篇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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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亚里士多德（前３８４－３２２年）与孟轲（前３７２－２８９年）都是世界思想史上伟大的思想家。他们都生活在一个社会大变革的时代。在古希腊，自伯罗奔尼撒战争之后，城邦奴隶制发生了危机。各城邦内部贫富分化加剧，大批自由民破产。赤贫化的自由民身怀利刃伺机进行革命，社会矛盾尖锐。除了内忧之外，外患直接地促成了城邦奴隶制的瓦解。&&&&公元前３３８年，巴尔干半岛北部的马其顿王国南下扩张，喀罗尼亚一战击败了以雅典为首的希腊联军，成为希腊各城邦的盟主。二年后，亚历山大（前３５６－３２３年）以武力镇压了各城邦的反叛，统一了希腊，建立了君主专制的奴隶制帝国。此时的中国则处在战国中期――秦、楚、齐、燕、赵、魏、韩七国争雄，宗法奴隶制瓦解，封建宗法制确立，并向大一统的方向演进。在意识形态领域，出现了百家争鸣的新局面。&&&&在这个大变革的时代，亚里士多德与孟轲都大高度的社会责任感，论述了时代的切身问题，提出了系统完整的政治理论，成为当时世界历史上的最大政治设计师。有趣的是，他们济世救民的政治设计在当时都遭到了悲剧性的厄运。亚里士多德所向往的最优良的政体――共和政体，并不能挽救处在衰败中的城邦国家，最终被高度中央集权的君主专制政体代替；孟轲的仁政纲领被视为迂远而阔于事情。他周游列国到处碰壁。在政治上，他们二人在当时同为失败者。然而，这并没有缩小他们思想的重要性。历史并没有抛弃他们！在历史的变迁中，亚里士多德与孟轲的命运都发生了喜剧性的变化――在西方，亚里士多德长期被奉为权威；在中国，孟轲成为亚圣。本文不打算探讨这一变化的复杂原因，仅着眼于比较他们政治思想的异同、特色，以展现中西政治文化传统的早期图景，及其深远的历史影响。不妥之处，请同行指正。&&&&一、法律政治与伦理政治&&&&从政治体系上来说，亚里士多德与孟轲政治思想的第一个显著差异在于：前者是法律政治，后者是伦理政治。（评：区别在于因为中国是氏族社会，希腊是城邦社会！）&&&&伦理政治是伦理与政治融为一体：政治关系――统治与被统治的关系蒙上了伦理的保护层；道德法典成为政治的灵魂。具体地说，&&&&１．孟子认为，国之本在家。五伦之中，父子之间血缘最亲。“亲亲，仁也”。“仁之实，事亲是也。事亲，事之本也”。而五伦之一的君臣关系，则是父子关系的放大和延伸。君主为百姓的家长，为民父母。孟子明确地说：“为民父母，使民ｘì＠①然，将终岁勤动，不得以养其父母，又称贷而益之，使老稚转乎沟壑，恶在其为民父母也”。本句中两个“为民父母”均指君主。孟子责难君主虽为民父母，却没有尽到保民的责任。&&&&２．孟子认为，伦理政治的君主，应为道德的楷模，即“惟仁者宜在高位。不仁而在高位，是播其恶于众也”。循此，孟子还要求君主用仁义端正自己：“君仁，莫不仁；君义，莫不义；君正，莫不正。一正君而国定矣”。正君即是道德的楷模。国有正君，国家即安定，统治秩序便井然有序。&&&&３．在伦理政治中，以亲情为是非的标准，且孝道高于法律。在孟子的视野里，人子为了尽孝，可以背弃国家，蔑视法律。这就是孟子不仅继承了孔子的孝道观点――“父为子隐，子为父隐，直在其中矣”，而且把“父子相隐”发展为“背法匿父”――孟子虚构了一个故事说明之：先王舜的父亲犯了杀人罪，舜视放弃王位如弃破鞋子，偷偷地背父逃到海外，终身欣然，乐而忘天下。如果以“亲亲”为标准，那么君主该如何对待家族成员呢？孟子也有斩钉截铁的回答：“亲之，欲其贵也；爱之，欲其富也。身为天子，第为匹夫，可谓亲爱之乎”？可见，在伦理政治中，以“亲亲”为原则，必然是一人得道，鸡犬升天！这个结论已为我国历代封建统治者的实践所反复证实。&&&&所谓法律政治是以法律为政治的灵魂，即通常所言的与人治相对的法治。亚里士多德认为，法治优于人治。那么，“优于”的道理何在？法治的准确内涵是什么？这都是必须要搞清的问题。具体地说：&&&&１．亚里士多德指出，为政遵循法律，不以私意兴作合乎正义。正义的真实意义主要在平等。因为公民都具有平等而同样的人格，而把权力寄托给任何一个个人，万事以一人的命令为依归则不合正义。亚里士多德强调，命令永远不能成为通则。任何真实的政体都必须以法律为基础。法律应在任何方面都受到尊重而保持其无上的权威。可见，按照亚里士多德理解，法治与人治的根本区别在于：以法律为最高权威，还是以个人的意旨、命令为最高的权威。简言之，法律至上是法治的核心内涵。&&&&须顺便指出的是，说法律也须人来执行，便由此说，法治也是人治。这种理解没有把握法治的真实内涵，是一种误解。另一种误解是，一国有法律，便是法治。这种误解也抹煞了法律的至上性，造成了混乱。从有国家以来，没有法律的国家是罕见的，但从古代到近代，实行法治的国家并不多见。&&&&２．亚里士多德还指出，法治还意味着已成立的法律获得普遍的服从，而人民所服从的法律又是良好的法律。就是说，人民服从恶法并不意味着实现了法治；同样，邦国虽有良法，但人人各行其所愿，结果是人人各如其妄想。公民不守法，城邦必将成为一个混乱的城邦。良好的秩序基于普遍遵守法律的习惯。因此，亚里士多德强调：法律不应被看作是和自由相对立的奴役。法律无宁说是拯救。那么，法律的至上性，公民守法的必要性的根据是什么呢？亚里士多德认为，法律是集中了众人的智慧而制定出来的通则。“集体异人”总比个人为优良。并且，法律作为通则，本旨在谋求一个城邦的长治久安，以城邦全体公民的利益为依归，是一个没有感情偏私的中道的权衡。&&&&３．亚里士多德还指出，实行法治还须明白：法律在某些境况、某些时候应该实行变革；变革而后获得进步。如果专守祖辈的旧制，以守旧安常为贵，这也未免荒唐。但是，变革是一件应当慎重考虑的大事。轻率的变革不是城邦的幸福。要是变革所获利益不大，不足以抵偿所遭受的损失，姑且沿袭旧制。变革是全面进行，还是局部进行，这种抉择也很重要。&&&&（亚与孟是城邦政治与乡社政治的差别！说亚是倡导法治第一人就大错特错了，管子、子产、李悝都比他早得多。）&&&&纵观中外历史，不难发现，亚里士多德是倡导法治的第一人。其思想光芒在现代大放异彩。实行法治已是现代的潮流。我们也看到，亚里士多德与孟轲政治思想的差异如此鲜明，那么，差异的根源是什么？这是一个需要专门深入研究的课题；深入阐述这个课题则有待于历史学家的成果。本文只能提出一个概括的说明：差异的现实根源主要应归结为中国与古希腊的社会状况不同。&&&&从经济基础和所有制关系来看，雅典的农业规模很小，粮食不能自给（从梭伦开始就禁止出口粮食，只准出口油与酒），但工商业、海外贸易发达，商品经济占有较大比重；公元前６世纪的梭伦和克利斯梯尼的改革，使土地私有制完全确立起来，消除了所有制关系上的氏族制残余。梭伦按财产资格公民将分为４个等级，使工商业奴隶主和氏族贵族奴隶主取得了同等地位。这样，如恩格斯所说的，“旧的血缘亲族关系的集团就开始被排斥了。氏族制度又遭受了新的失败”。&&&&克利斯梯尼的改革进一步打击了氏族贵族奴隶主的势力。公民以地籍取代了族籍，完全摆脱了氏族血缘关系的约束。对此，恩格斯评论说：“氏族制度的最后残余也随之而灭亡了”。作为改革的成果，雅典的奴隶主民主政治终于以工商业奴隶主与平民的联合力量，在战胜氏族贵族奴隶主的基础上确立起来。亚里士多德的法律政治思想既是雅典经济关系、民主政治的产物，又是这种社会状况的反映与理论升华。&&&&古代的中国则是自然经济，农业发达。社会生活严重依赖于农业和土地。在夏、商、周三代，并没有独立意义的工商业，即没有独立的商品生产者、经营者，也没有形成独立的工商业奴隶主阶层。“工商食官”，为国家、王室独家经营，设置工正、贾正这类官吏来管理工奴、商奴的生产经营活动。这样，便没有严格意义的商品经济。工、商作为一种劳动分工是农业的自然经济的构成部分。与自然经济相适应，社会结构以血缘亲族关系为纽带，形成了以宗族为核心的宗法制度，并且有着顽强的生命力。三代均为宗法奴隶制――以血缘氏族的形式来贯彻奴隶制的等级统治。等级地位按血缘的亲疏远近关系确立。&&&&此外，各等级的利益又依赖于整个氏族贵族奴隶主集团的总体力量。在统治方式上，宗族的大宗在京都为骨干，掌握国家政权。宗族的分支则被派往各地，各统治一块地方。特别是周朝实行的井田制、分封制、世卿世禄制，使宗法奴隶制完善化。由于夏、商、周三代又各有长达几百年的稳定统治，从而形成浓厚的血缘宗族观念。春秋战国时期，随着一家一户的小私有制的发展，氏族贵族奴隶主受到严重打击，但实际上被瓦解的是奴隶制，而宗法制又与小私有制相结合，形成了宗法封建制。只要社会的经济生活没有摆脱对农业、土地的严重依赖，以血缘亲族关系为特征的宗法制便始终具有生命力，必然会延续下去，并使整个社会面貌呈现简单而同一的色彩。家庭、家族、宗族、国家都是由小而大、自给自足的封闭实体。这样，以“亲亲”、“尊尊”为核心内容的伦理道德，对于维护血缘亲族关系、稳定统治秩序便具有特殊的意义。孟子的伦理政治即是其最典型的表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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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民主政治与君主政治&&&&从政府形式而言，亚里士多德与孟轲政治思想的第二个显著差异在于：前者主张民主政治；后者主张君主政治。&&&&亚里士多德认为，多数平民执政优于少数贤良执政。因为多数合为一个整体时，人人贡献一分意见、一分思虑，往往能超过少数贤良的智能。众人把分散的众美集合成一个整体，是“集体异人”；大泽水多不朽，小池水少易朽。多数平民执政也比少数贤良不易腐败；多数人的裁决胜过少数人。少数人容易因愤懑失去感情的平衡而损伤判断力。全体人民总不会同时发怒，同时错断；亚里士多德强调指出，平民担任公职合乎正义，而以财产条件限制平民担任公职是偏见。退一步说，如果不让平民分享政治权利，会产生严重的危害――大批人被排除于公职之外，就等于保留着许多敌人。&&&&亚里士多德还认为，如果让个人统治，就在政治中混入了兽性的因素。一人主治的缺陷还在于：如果庸儿世袭王位会危害邦国。不让庸儿继承，传贤而不私其子的美德是不易做到的。亚里士多德指出，君主政体仅仅适合古代。那时由于贤哲稀少，并且君主往往是疆土的开拓者，或是解放者，因其功德取得了特权地位。&&&&亚里士多德所向往的民主政治，是以中产阶级为基础的共和政体，依平等原则以中庸之道组织之，兼顾富人和平民的利益。例如，出席公民大会，平民政体没有财产限制，寡头政体有较高的财产限制，而共和政体则有较少的财产限制；任用行政官员，抽签法为平民性质，遴选法属寡头性质，共和政体兼用二法――陪审法庭的陪审员由抽签产生；执政官则由公民大会的议员从全体公民中选举产生（寡头制只从部分富裕的公民中遴选）；共和制之下的公民是平等的，因而实行公民轮流作统治者与被统治者的制度，即公民轮流担任公职。&&&&讨论：亚里斯多德比中国诸子百家先进千万倍&&&&中国的诸子百家主张人治――“圣人救世论”、“圣人独裁论”。在短期效率上，人治有时优于法治，但在整体绩效和长远公共利益（包括安全性、可预见性）上，法治一定优于人治。法治的真正推行，是宪政与宪法的统一，是法治信仰与法规实体的统一，是法治政治与民主政治的统一。亚里士多德阐述了法治优于人治的原因：&&&&第一，法治是“众人之治”，可以集合众人的智慧和能力，而人治却难以做到这一点。亚里士多德认为：集体的智慧胜过个人的智慧。在制定法律方面，“就多数而言，其中每一个别的人常常是无善足述的；但当他们合而为一个集体时，却往往可能超过少数贤良的智能”；聚集在一起的人们以简单的方式相互补充，可以弥补个人的不足；一个人了解这一部分，另一个人了解另一部分，集思广益，就可以解决全部问题。因此，将众人的智慧成果转化为法律规则，用以治理国家，能较少发生错误；而法律正是集体智慧和审慎考虑的产物。亚里士多德见解比中国的诸子百家“圣人救世论”、“圣人独裁论”先进千万倍！&&&&亚里士多德认为习惯法甚至优于成文法。群众对于音乐和诗人的作品的批评，常常较少数专家更为正确。“许多人出资举办的宴会可以胜过一人独办的宴席；相似地，在许多事例上，群众比任何一人可能作较好的裁断”。“单独一人就容易因愤懑或其他任何相似的感情而失去平衡，终致损伤了他的判断力；但全体人民总不会同时发怒，同时错断”。他还衡平的方法来解决具体案件的正义问题。由于法律规则针对是大多数案件，在独特的案件中成文的法律规则难以做到公正，如果出现这样的情况，法官可以背离法律字面的含义，而根据法律的正义精神来审理案件。可见，衡平法就是对法律进行的一种补正。&&&&法治社会并不否认少数人的才智杰出，也不否认杰出者更有资格执掌公权力；法治社会强调人的智慧的运用必须受到法律的限制，在法律的范围内发挥作用。亚里士多德赞同古希腊民主制中的“陶片律”，他说：“对于邦人的特别富有资财，或朋从过多，或其它势力，凡是政治影响足以掀动社会的，就应用这个处分而把他驱逐出境，限令若干年内不得归返本邦。”如果城邦中出现一位才德特别优秀的人物，就不适宜用“陶片律”去放逐他了。这说明在亚里士多德的思想深处，并没有完全抛弃像苏格拉底、柏拉图那样的贤人政治观念。&&&&第二，法治是“理智之治”，人治是“情感之治”。“法律是最优良的统治者”。法律不会感情用事，没有偏见；法律具有规范明确性，不象人那样信口开河；应由无情的法律来代替有私欲的人。谁让法律来统治，谁就是让神和理智来统治。“至于说应该由一个个人来统治，这就在政治中混入了兽性的因素。常人既不能完全消除兽欲，虽最好的人们也未免有热忱，这就往往在执政的时候引起偏向。法律恰恰是免除一切情欲影响的神祗和理智的体现”。于是，法律的这些属性中已经体现了它优于个人统治的理性、公正、普遍性的优点。&&&&亚里士多德指出：“凡是不凭感情因素治事的统治者总比感情用事的人较为优良。法律恰正是全没有感情的；人类的本性难免有感情。……这就该让最好的人为统治者，但在这样的城邦中，一切政务还得以整部法律为依归，只在法律所不能包括的问题上才可让个人运用其才智”。拥有最高权力的人“只应当被任命为法律的护卫者和服务者”，出现了“the law should be king”（法律是王）的思想。这里的法律指的是“自然法”或“上帝之法”&&&&人类的弱点正在于容易偏私，从而导致亲疏代替是非。成文的法律统治的好处正是通过公布这些通则，避免感情用事，徇私舞弊，这是法治最大的优点！孔子主张“父子相隐”，反对公布成文法；孟子更是邪恶，主张包庇孝杀人的父亲而“窃负而逃”，公然践踏法律。可以说，儒家的人治说是中华文化难以文明的根源！&&&&第三，法治符合正义，人治不正义。因为“当大家都具有平等而同样的人格时，要是把全邦（即国家）的权力寄托于任何一个人，这总是不合乎正义的”（《政治学》第168页）亚里士多德反复强调：平等的人应当大家互为统治者和被统治者，由一个人进行统治不合正义。这和儒家君主独裁的主张有天壤之别！法治是轮番为治，执掌法律的人必须轮流。在法治社会，治者和被治者都是自由民，他们是平等的，他们都享受政治权利，有法律可以遵行，统治者也不敢胡作非为、破坏法纪。所以，不易腐败。大泽水多难腐朽，小池水少易腐朽，多数平民执政比少数贤良不易腐败。而人治却难免偏私而不合于正义，从而腐败。每个人都有恶的一面，人性是不可信的。人尽管聪明睿智，却有感情，会产生不公道而使政治腐化。&&&&实行人治容易贻误国家大事。亚里士多德指出：“如果某人管理人类事务可以不承担责任，那么就必然产生傲慢和非正义”；“人于城邦生活中完成全德之实践时，是最良善的动物；但若是背离法律与正义，就会堕落成凶恶的动物。…失德的人淫凶纵肆，贪婪无度，是最下流最残暴的野兽”。他在具体评论斯巴达王制的时候，明确表示了对王权的世袭原则的否定态度。他指出，如果庸儿世袭王位会危害邦国，每位新的国王应该经过选举产生。&&&&亚里士多德将法律界定为“不受欲望影响的智慧”，是以全体公民的利益为依归的。“要使事物合于正义（公平），须有毫无偏私的权衡，法律恰恰正是这样一个中道的权衡”，法律成了纯粹理性的载体，法律来源于正义，体现正义并以实现正义为根本目的。“法律的实际意义应该是促成全邦人民都能够进于正义和善德的制度”。&&&&亚里士多德将法律分为自然法和人定法。自然法是体现社会自然秩序的法律，是以正义为基础的，体现人类理性。他认为，自然法和物理的自然规律一样是一种客观存在的规则或定律；自然法源于人的本性，不依赖于立法权可在所有的政体中普遍适用，是社会的普遍原理即公道或公理。而人定法则是各国依特定的目的而订立的, 是具体的规章制度，有良法与恶法之分。自然法高于人定法，是人定法的样本，人定法在相当程度上是自然法的具体化。&&&&第四，法律具有稳定性、明确性。法治排斥对法律无休止的变革。“变革实在是一件应慎重考虑的大事。人们若习惯于轻率的变革，这不是社会的幸福，要是变革所得的利益不大，则法律和政府方面所包含的一些缺点还是让它沿袭的好；一经更张，法律和政府的威信总要一度降落，这样，变革所得的一些利益也许不足以抵偿更张所受的损失”(《政治学》，第81页)。“法律所以能见成效，全靠民众的服从，而遵守法律的习性须经长期的培养，如果轻易地对这种或那种法制常作这样或那样的废改，民众守法的习性必然消减，而法律的威信就跟着削弱了”。这并不意味着法律一成不变。相反，法律可随条件的变化而作相应地修改。他说：“法律也允许人们根据积累的经验，修订或补充现行各种规章，以求日臻完善”。&&&&亚里士多德指出：在法律有所不及的地方可以采取三种补救措施：以个人的权力或若干人联合组成的权力“作为补助”；对某些不完善的法律进行适当的变更；加强法律解释。主要是指法律的精神（法意）来对案件作出公正的处理和裁决。&&&&亚里士多德批评哲人说的话前后不一致，不如法律明确。而且个人精力有限。他说，个人日理万机事实上不可能，还是要依靠官僚统治，与其由统治者选择官僚，由官僚进行统治，还不如一开始法律就把一切都规定好了。针对部分人认为现在法律不完备需要人治，亚氏说：问题是由谁去完备，是一个人还是大家？要是众人去完备，这就是法治。&&&&说西方文明是从1400年才领先中华文明的人,应该去读读世界历史,而不只是中国历史。&&&&古希腊的毕达哥拉斯，苏格拉底，柏拉图，亚里士多德，阿基米德等都有着比先秦诸子先进的多的思维.他们在哲学,政治学,法律学,医学,农学,天文,几何,力学,美学,地理学等方面有非常深入的研究成果.&&&&现代中国人有几个能赶的上古希腊哲学家的思辩能力的?&&&&他们的哲学研究的是思维的本质,形式和内容,什么叫客观存在,人从哪里来向哪里去,如何定义人,宗教的意义,物质的属性和构成.&&&&这时候的老子孔子还在玩文字游戏呢. 什么“道可道,非常道；名可名,非常名；无名天地之始,有名万物之母,.....玄之又玄....“&&&&这是自然语言的正常表达吗? 和伯拉图的文字叙述之逻辑清晰内容之广泛深刻根本就没得比.&&&&当孔子“有教无类“广施教育的时候,伯拉图办的“学院“也在教授数学,哲学,政治,医学等,比孔子的“仁,中庸,礼,乐“,“三纲五常“等主观的“社会伦理道德常识“(黑格尔对孔先生的评语)要客观的多。&&&&古罗马也很辉煌,其石质和水泥建筑也好于秦砖汉瓦,人家的军车公路,也比秦汉时的车和土路平整的多。&&&&罗马人将自己的文字传播到了欧洲的各个角落. 秦始皇统一文字于汉字,却比罗马字母文字相差太远,这才埋下了东西方两中文明在后两千年“殊路不同归“的命运。&&&&罗马之后欧洲进入骑士时期,后来又是中世纪的宗教黑暗,文艺复兴,工业革(和)命,近代科技文明。欧洲是一步一个脚印,以思维意识的逐步提高为基础,有一个清晰的社会发展进步的过程。古希拉文明的哲学思辨奠定了一个文明的坚实的思想基础，罗马的实践将这种文明思想通过拉丁文字传播到了欧洲个个角落。然而古罗马帝王的残暴使人民不堪其苦,于是民间的宗教兴起,以神权来平衡王权,最后结束了古罗马的统治。&&&&此后教皇或神权膨胀,欧洲逐步进入了中世纪的宗教黑暗,虽然它为欧洲带来了一种宗教形式,同时也通过穿教而普及了拉丁文字,这才又埋下了下一波文艺复兴的种子。&&&&文艺复兴通过对人(和)权的呼唤和人的尊严的觉醒作为和神权抗争,平衡了宗教的绝对精神控制。&&&&随后才有思想自由的以科学发现为基础的工业革(和)命,此时期欧洲的科学发现蓬勃发展,直到现在的高科技水平为基础的现代信息社会。&&&&欧洲文明的这个发展过程一环扣一环,有一清晰的发展痕迹,从古希拉哲学思想基础---王权---神权---人(和)权---思想自由和科学---高科技社会.如果说一个社会有一个从累积到发展的过程,那么欧洲文明的发展过程就是典型的这种累积和发展的过程,这个累积就是人类的思想认识累积的过程,是一个社会思想意识从萌芽到普及的过程,而这个过程中绝对离不开文字做为有效载体的决定作用。&&&&而中国呢,秦后是汉,唐.....一个朝代接着一个朝代,中国人在频繁地更换不同姓名的皇帝,而中国人的思维意识始终停滞在先秦的水平上没再进步一寸(如果没有后退的话)。&&&&这种轮回式的朝代替更,不是由于思想意识的提升引发的,而是自然灾害和统治者荒淫无道民不聊生,迫不得已所至.直至今天的所谓“人民共和国“都是换汤不换药的宝塔式的封建统治结构。&&&&古希腊人两千年前就提出了用“共和“这种代表制的民主形式取代市民直接民主,而中国人现在连什么是“共和“都不知道尽管他们自称是“共和“,就象他们自称是“共产““社会主义“而并不知道它们的真正意义一样。&&&&回看中华文明的历史,我们没有欧洲那种思想意识的累积和发展的过程,我们的思想是停滞的,是固化了的,所以我们的社会形态没有任何突破,周而复始,一轮又一轮. 究其原因,乃是由于中国人的思想没有突破,而这绝对是由于作为思想的唯一载体的汉字所至。&&&&汉字没有提供中国人在思想意识上进步的有效功能,甚至连文字的普及在两千年的时间里都没有任何进展。&&&&1949统计的结果,当时的中国人有近90%的文盲,而中国古代个朝代的情况由此可见一斑。&&&&直到清末,当两种分别独立发展了两千年的文明首度见面时,中华文明已经堕落到不堪一击的悲惨状况,中国人的思维意识落后欧洲不止千年。&&&&中国男人留着辩子,女人裹着小脚,中国的知识分子满口的之乎者也,言必孔孟之道或是皇帝诏曰,什么科学技术,哲学,政治这些邪门歪道听听都是罪过,想更是大逆不道。&&&&科技上,中国人能够说的出口的掰着手指头也就能算尽的不过是所谓的“四大发明“. 这些发明无一例外的都是非理论的和非抽象的。&&&&我们发明了磁铁,我们没有发现磁场? 因为磁场是看不见的摸不着的东西,而铁盘子上放一个磁勺子,它的运动指向是可眼观的。&&&&中国人在两千多年的时间里几乎没有以抽象思维能力为基础的自然科学或是社会科学的贡献,这难道是偶然的吗?&&&&阿基米德两千多年前就阐述了浮力定理,和扛杆原理。&&&&中国人有创造力,郑和的船造的挺大,可是就是没听说中国有人发明过浮力定律,曹植称象也是个传说,而且他称完象也没总结出个一般性的浮力定律出来。&&&&中国的割圆术据说早于欧洲,可是中国人再手巧也格不出圆周的极限来,祖冲之最后也没给出圆周率的一般表达形式. 历史上, 中国人是用手创造了中华文明, 而不是用脑, 因为我们的脑子里缺东西,这个东西就抽象思维,而抽象思维是语音为基础的文字的特点和产物,以图形为基础的汉字不产这东西。&&&&文明是指人类所创造的财富的总和，是先进民族在环境生活或某历史阶段的特征总和。其文明的实力表现在支配性实力，有基本资源控制如土地面积人口资源，军事力量，经济力量和科技力量等，还有精神财富如文学艺术教育科学等，也指社会发展到某阶段表现出来的状态。&&&&爱琴海文明的古希腊时代于公元前800年至前146年，传承着克里特和迈锡尼文化。&&&&华夏文明在东周时期春秋战国公元前770年至前221年，持续发展着辉煌的商周文化。&&&&那么不妨以前770年至前220年做为桥段（正好也是希腊编年史开始到马其顿战败），对照下东西两大文明的异同点和落差。&&&&对照的项目如下：&&&&哲学，宗教，文字，文学，艺术，体育，教育，史学，历法，数学，科技，建筑，工程，冶炼，制造，经济，农业，商业，面积，人口，城市，军事，战力，航运，社会，制度等等规模和高度，尽量以史载和出土考证为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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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和希腊罗马谁更伟大？“希腊罗马”这个词本身很模糊。我想作者的本意是指古希腊和罗马。虽然中国人往往分不清，但这两个地区的差别是很大的，粗略的说，比中国与日本的差别还大。两者的政治、军事、文化、经济都完全不同。详细的说：罗马认是拉丁人的一支，操拉丁语，希腊人多是自北方入侵的阿开亚人，不过雅典人自称是土生土长的希腊人，他们都操希腊语；罗马人是纯粹的农耕民族，希腊人尽管大多数也都是农耕者，但少数，如雅典，商业在其经济生活中占有重要地位，甚至有象斯巴达这样完全不从事生产的怪物；在军事上，早期罗马与希腊相似，都是城邦公民兵体制，兵农合一（斯巴达例外），但自马略时代起变为雇佣兵制度，罗马早期海军作用不如希腊突出，也就并不强大；罗马早期采用共和国制度，后期实行元首制度（罗马的元老院首席公民、大祭司、大元帅跟中国的皇帝有些不一样，限于篇幅，不加论述了），希腊则独裁者制度、民主制、少数人专制都有；在文化上，希腊人追求自由、完美、中庸，罗马人强调实用；希腊始终是一个内斗不休的松散的文化与种族联合体，罗马则活跃在征服战争中，最终成为一个人类历史上赫赫有名的帝国。总的说来，希腊对人类的贡献有民主制度、建筑艺术与技术、文学、艺术、演说、自然科学理论和实践、航海技术等，罗马的贡献有军事制度、法学、建筑技术、文学等，欧洲有一句话：光荣的希腊，伟大的罗马。我认为，即使在人类历史上，这句话也并不过分。&&&&希腊城邦出现在前１０世纪前，阿开亚人征服并毁灭古老的爱琴文明之后。希腊文明则诞生于前八世纪，以《何马史诗》的出现为标志。希腊在前五世纪击败波斯帝国之后进入全胜，但在不到一百年之后，这个盛世就以伯罗奔尼撒战争为标志结束了。之后希腊依旧内斗不休，在前四世纪中期被马其顿征服，后又被罗马征服。结束了它的历史。希腊文明是欧洲文明的直接起源，被世代欧洲人传诵。&&&&罗马国家形成于前五世纪，以王政时代结束，共和国开始为标志。罗马在它建立之前就不断的与周围拉丁人和其他民族斗争，并逐渐扩张。共和国时代，它先后击败了其他拉丁人、山南高卢人、迦太基人、希腊人、马其顿人、内战时代击败了叙利亚人、外高卢人、凯尔特人、逼降了凯美。帝国世代又征服了亚细亚西部部分地区，最远到达今天的波斯湾。但在向北推进途中受到日尔曼人顽强抵抗，不能深入。到了４世纪后，罗马人在帝国太大而真正的罗马人太少，不足以同化被征服民族、荒淫生活、基督教影响、奴隶反抗、日尔曼人入侵这几个问题的困扰下，日益衰落。４７６年，西罗马最后一个元首罗慕路斯被日尔曼雇佣军首领废掉，罗马时代结束，黑暗的中世纪来临。尽管东罗马在查士丁尼世代几次西征，一度似乎可以再次一统河山，但终于无力回天。罗马在欧洲历史上拥有无以伦比的影响，甚至灭亡了它的日尔曼人的直系后代德意志人建立帝国，都以罗马为名。&&&&再看看中国，中国建立于耶元前２１世纪，比古希腊和罗马都早。于前１６世纪进入文明时代。中国文明的直接渊源是周朝文化。其主体民族――在很长时间内也是统治民族――是华夏族／汉族。该民族兴起于前２７世纪左右。最初活动于黄河下游，今天的山西南部、河南除南部以外的地区。后来击败周围民族渐渐扩张。并建立国家。早期中国人也是纯粹的农耕民族，其文明受到了两河流域诸文明的很大影响。&&&&早期中国是一个松散的君权邦联。但各诸侯国、藩属国长期战争，最终在前三世纪后期统一，成为一个绝对君权国家。在人类史上最早进入封建时代。并在封建时代成为世界领先的国家，直到文艺复兴之后。今天，中国依然存在。&&&&“中国和希腊罗马哪个更伟大”，这个题目委实太大了，任谁都难以回答。伟大的标准是什么？领土？经济？文化？科学？或者上述的综合？&&&&首先要区分时间。古希腊存在于前８－前４世纪，正好是中国春秋战国时期。如果以一般的标准，我认为中国根本没办法跟希腊相比。&&&&最基本的生产力，古代没有完善的统计制度，因此想弄清谁的生产力更高些很困难。我们可以用一些代表性的技术来说明。希腊诸城邦早在前六世纪就普及了铁制工具。而华夏诸国的这一过程要延续到前４世纪。腊的船舶也要大于当时的中国；希腊建造的建筑物高大雄伟，做工精良，其坚固性、舒适性和艺术性远远超过当时中国砖顶木柱土墙的简陋建筑物。并且，华夏诸国当时还并没有完全实现封建制度取代奴隶制。因此，在生产力上，希腊胜过同时的中国。&&&&生产力的差别造成了其他方面的差距。在军事上，两者的差别尤其大，简直判若云泥。希腊人的装备精良，早在野蛮时代就以“胫甲坚固的阿开亚人”著称。希腊诸城邦对华夏诸国的军事优势体现在以下几个方面：长矛锋利、中国之木盾弗支也；铁盔全甲，中国之铜镞弗入也；阵形严整，中国之战车弗及也；船坚炮重，中国之小舟弗格也；弩石齐下，中国之土墙弗守也，坚城石壁，中国之云梯蚁附弗能登也。有此六不如，吾知中国之败矣。&&&&其实希腊城邦战斗力之强，远在大多数中国人想象之上。就拿波希战争来说，波斯帝国灭国无数，版图超过希腊诸城邦总和五十倍以上，人口也远远超过希腊。按理说大国灭小国不过是举手之劳。为什么偏偏一败涂地呢？是科技落后？波斯吞并巴比伦之后，全盘接收两河及新月沃地诸文明全部科技文化成果。后来又征服凯美，与印度接壤。世界五大文明古国中四个千余年的创造，波斯全部可以利用；是军队腐败？波斯军纵横几千里，大小战斗岂止以百千计算。出征希腊的军队，军官睿智，士兵强悍；是士气低落，人民厌战？波斯以常胜之师兵临蕞尔小国。人人都以为可以传檄而定，大有灭此朝食的气概；是以偏师出征？薛西斯亲临战场，不死的步兵也投入了战斗；是君主暗弱，胡乱指挥？大流士是波斯历史上最英明的君主。以上种种，似乎说明希腊必败。可结果呢？第一战，波斯以十万之众，受一万雅典重装步兵攻击（这些步兵带着３０公斤的负担奔跑了２公里以上！）溃不成军。死亡６４００人，雅典死者仅百余人。第二战，波斯主薛西斯，以不共戴天之志，亲率数十万步骑，攻击希腊。几十万大军困于温泉关，被一千余斯巴达军阻止，三天不得入！之后海陆战皆大败，水师全军覆没，战死者十万以上，陆战中希腊又是仅亡数百人！这种令人目瞪口呆的结果，除了希腊太过强大以外，我想不到别的解释。真幸运啊！中国不在希腊旁边，不然，吾等断发裸型矣。&&&&军事上希腊占据绝对优势。&&&&在政治上，当时的希腊未必有中国那么合理。固然，雅典的民主制有它的好处和巨大的历史影响，但在古代生产力和科技水平下，这种制度只能适用于小国，如城邦，根本无法运用于大国。而华夏诸国正在向绝对君权制发展的政治制度则是古代所有制度中最好的一种制度的先驱。虽然绝对君权制是一种极度野蛮、残忍并夹杂着中国式的狭隘的制度，但在封建时代，它的的确确是最有效率，最能维护社会秩序和最稳定的一种政治制度。&&&&政治上，华夏诸国胜出。&&&&文化上，希腊早在前八世纪就形成了《荷马史诗》，共长四万行。而形成于前１０－前６世纪的《诗》每一首都很短。大家不要小看长度这个数据，固然在近现代，作品的长度，并不代表作者的高明程度，但在人类的童年，一个民族代表性文学作品的长度，却实实在在的反映着这个民族对自己语言文字的掌握程度和运用技巧。《诗》中作品都极短，说明当时华夏人对文学作品的总体构思和结构安排上存在很大的问题。春秋时期的其他非文学类作品如《易》、《尚书》、《春秋》等，不仅篇幅都较小（甚至不如前十八世纪定型的《吉加美士》），而且结构都很松散，无法与荷马史诗严谨的结构相比。在内容上，《诗》的安排也不甚佳。往往一首诗中前后数联只有几个字差别（这跟它的体制有关，当时中国的诗实际上是歌词），而避免前后雷同是诗人的常识。荷马史诗的音律很优美，对押韵很讲究。而由于华夏文字不表音，所以《诗》对音律不慎讲究，今天我们读它会有很怪诞的感觉。直到４世纪印度文字音律学传入中国，汉字才摆脱了哑巴文字的处境，才产生了我们读来朗朗上口的唐诗宋词。&&&&在希腊戏剧出现近四百年后，中国第一个浪漫主义诗人屈原诞生了。戏剧和诗不是同样的艺术类型，没有可比性。希腊的悲剧和喜剧都很精彩，但屈原的诗也很好。尤其是长度的增加反映了中国人语言文字能力的进步。&&&&如果说在代表作这方面见仁见智的话，那么普通民众的文化水平才是评价一个民族文化水准的硬指标。在这方面，华夏诸国显然不如希腊诸城邦。希腊最忽视文化教育的斯巴达，它的每一个普通士兵都能读懂和书写军事文书――即使在２０００年后，中国的将军们还不能达到这个标准。不过这主要应当归功于文字。希腊文是拼音文字，而华夏文字都是简化的象形文字。在易学方面，拼音文字显然强于象形文字。&&&&在文化上，希腊又胜一局。&&&&在民族精神上，两者难分高下。希腊人被马克思誉为“正常的儿童”。讲究中庸，不好扩张。专心于科学艺术。但他们实行奴隶制，不可避免的带着一些奴隶主的野蛮血腥气质。而中国人当时处于上升阶段，雄心勃勃，勇往直前。但中国人的残忍和野蛮也是非常突出的。他们习惯于各种耸人听闻的酷刑和大规模的屠杀。在社会内部结构上，由于中国保留和强化了宗法制。因此古代中国始终没有摆脱原始人的野蛮气质。最突出的是其“强者独得一切”和族长指挥一切”制度。君主往往本身也是族长，他的权力超过一切，其他人，包括他的家人，对他来说只不过是工具。他甚至可以象狮子、海象一样，霸占大量异性，并使用阉割了的男人。“强者独得一切”和“族长指挥一切”在哺乳动物世界中是一种常规。但随着人类文明的发展，大多数民族已经逐渐抛弃了这种制度。希腊早已破坏了宗法制的原则，并在此基础上发展了民主制度。欧洲国家在信仰基督教之后，西亚国家在接受伊斯兰教后，也都粉碎了宗法制和强者独享制。而中国却一直保留着两种制度到近代。中国人的残忍性也跟着两种制度有关。因为既然强者独享一切，那么他的权力必然受到很多人觊觎，并且在强者的支配下，弱者完全可能失去一切，这就意味着想在社会上获得权利的竞争者必须把对方完全消灭，并彻底排除其进行报复的能力。因此中国人是不习惯妥协的，即使妥协也不过是一种暂时的策略安排。除了春秋时代华夏国家之间进行的战争因为血缘关系还在起作用，比较温和之外，中国的每一场战争都是极度疯狂的屠杀的组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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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首先来讨论“批判精神”&&&&“批判”是容易的，而具备“批判精神”就绝不容易，因为“批判精神”更重要的是对批判的宽容和坦然的态度，而不仅仅是批判本身。古今中外，多少仁人志士由于批判而招粉身碎骨、家破人亡。那不许任何人质疑的“皇权”和“神权”导演了一幕幕迫害异见的惨剧，比如神权所制造的布鲁诺事件[ 指罗马教廷在罗马鲜花广场对倡导“日心说”的布鲁诺处以火刑。]和皇权所设计的文字狱[ 例如在中国历史上明清两朝对知识分子的迫害。]。但是，唯有古希腊可以坦然对待批判。批判，是古希腊不同于任何其他文明的独特性格。&&&&批判无外乎这样几种类型：批判他人或者被他人批判，以及自我批判（或者称之为反省）。对于批判的态度，在中国文化和西方文化中非常不同。批判自己，对于中国人来说是一件非常不容易的事情。而对待来自他人的批判，以及以平等的心态去批判他人，也同样不容易。&&&&“吾爱吾师，吾更爱真理。”这是亚里士多德的一句名言，在中国也被反复引用。这句话的含义：感情不能等于真理，师尊不能取代批判。这比批判外人和批判自我（即反苏格拉底（Socrates）柏拉图（Plato）亚里士多德（Aristotle）省）需要更大的勇气，因为需要面对来自各方面的重压，以及来自内心感情上的责难。在这里，柏拉图和亚里士多德为“批判精神”作出了最好的诠释。&&&&对真理的执着追求和对批判的坦然宽容，正是古希腊文明的一个特点。古希腊的学派形形色色、多种多样，各种学派有着不同的理论，但是古希腊学派之间从未有过由于观点不同而导致的压制和诋毁。并且，古希腊政府也不曾镇压过任何一个学派，更没有对持不同政见的政治家、艺术家或公民进行任何压制或迫害。这样的争论和分歧体现了古希腊崇尚学术自由和追求真理的精神，这样激烈的批判一方面反映了批判者对于社会的关心和使之完善的渴望，另一方面则反映了古希腊政治环境的宽容和平等。这是古希腊民主政治之所以可以形成和实践的关键，也是科学诞生在古希腊而不是别的地方的一个重要原因。&&&&在继承了古希腊传统的西方，批判是极其正常的事情。自然科学的发展离不开批判，社会科学也不例外。在西方，批判是平等的，批判者从不杀气腾腾，被批判者也心平气和。但是到了东方就不行了。被批判者总觉得批判者别有用心，于是被批评者一旦可能便非置批判者于死地不可。批判变成了利益和权力斗争的工具，成了置人于死地的手段，接受批判成了对于罪名的默认，于是“自我批判”成了苟延残喘的伎俩，成了寻求宽恕的乞求。&&&&西方对于自己的批判和反省每天都在进行，所有的报纸杂志电视台电台都在质疑本国历史上的一些做法，批评现今政府的政策，从来没有停止过。在西方，几乎看不到媒体说政府的好话，也很难听到赞扬政府的历史功绩，而连篇累牍都是批评和质疑。加拿大的“全国新闻”，从不赞美政府，政府干的好事基本不提，因为觉得这是政府应该做的，做好了是应该的，而做不好挨骂也是应该的，于是，对政府的问题和缺点，总会不厌其烦地细细道来。因此，“全国新闻”几乎没有好消息。我刚到加拿大时，发现新闻里不是职工失业，就是房屋失火，要不就是交通事故，最多的就是批评政府政策不当，连篇累牍不绝于耳。如果不熟悉西方的自我批判精神，会以为简直是世界末日了。只是第二天早上走到大街上，融入到那个社会里，才发现原来天下还是太平，社会还是公正，生活还是轻松。&&&&严于律己，宽以待人，这是上古流传的圣人教诲。中国曾崇尚自省。早在先秦时代，儒家就非常看重自我反省，把这作为修身齐家治国的起点。子曰：“吾日三省吾身，为人谋而不忠乎？与朋友交而不信乎？传不习乎？”&&&&如果了解联合国是如何运转的，我们就不得不钦佩西方的公正和勇气。当然，谁都想在某种程度上操纵某个机构为自己所用，西方的政治家也是一样的。但不同的是，他们在游戏开始前会制定规则，使得每个人都知道这个规则，从而按照这个规则进行游戏。游戏中有一个机构，执行和监督这个规则，使得每个人，也包括他们自己，都在游戏中遵守规则。这就是西方的特点。&&&&尤其值得称道的是，西方的规则基本上是公平的。联合国的投票机制是一国一票，即使其会费的大部分是由西方发达国家构成，但是第三世界的所有国家，不分大小，都有同等的发言权，不少时候，西方国家的提案无法通过，就是由于那些不出钱却有选票的小国在和西方作对。有的时候，对于西方不利的提案却可以通过，原因也是一样的。西方虽然为此头疼不已，但是他们仍然对这样的机构和原则持之以恒，充满信心。&&&&能够容忍不同看法的社会，才是追求公正的社会；可以不惧批判的制度，才有可能创造合理的国家。&&&&“吾爱吾师，吾更爱真理”这句格言引申为：“我爱我的传统，但是我更爱真理”；“我爱我的民族，但是我更爱真理”；“我爱我的文化，但是我更爱真理”。如果达到了这样的境界，就会有追求真理的勇气，就不会由于他人的逆耳直言而咬牙切齿、仇恨满腔。&&&&如果一个社会有古希腊雅典政府容忍阿里斯多芬的尖刻批判的气度，其必定是一个真正宽容的社会，一个敢于追求真理的社会，一个更加合理的社会。如果一个民族有柏拉图和亚里士多德的勇气和胸怀，其必定是一个虚怀若谷的民族，一个求真求实的民族，一个崇尚理性的民族。&&&&古希腊的民主理想和实践是“竞争精神”&&&&竞争和斗争之间的差异是，前者是公平公正的而后者是不择手段的。也可以说，竞争是公平的斗争，而斗争是不公平的竞争。&&&&竞争精神有这样几个特点：广泛参与只有这样，一个竞争的环境才会形成和维持；起点公平每个竞争者都具有同样的起点；过程公平每个竞争者都被给予了同样的条件；评判公正评判系统必须是公正公开、不偏不倚的；心悦诚服任何竞争都会导致参差不齐甚至意想不到的结果，于是，接受自己并不期待的结果就是竞争精神的一个极其重要的部分；努力争胜竭尽全力去争取胜利，是竞赛者的信念和意志；赞美胜利、虽败犹荣对优胜者的赞美和对失败者的鼓励和肯定是竞争精神的基本道德准则。离开了前者，竞争就没了目的；没有了后者，竞争将失去道义。&&&&古希腊的奥林匹克运动正是为了赞美这内心和外形的美丽。毫不掩饰的赤身裸体的竞赛是对外在的美丽的执意追求和勇敢赞美；而公平竞争是对古希腊人内心精神世界的合理诠释和必然体现。所以，古代奥林匹克运动是名副其实地体现了竞争精神的竞赛。&&&&真正的竞争以胜利为目标，以公平为途径，以参与为宗旨，以尊重为基础。因此，真正的竞争允许失败，并且给予失败者以倾情鼓励和高度评价。从某种意义上来说，正是那些没有得到优胜的参与者使得整个竞争机制成为可能。优胜者总是极少数，绝大多数都不会以冠军结局。但正是由于他们的参与才使得优胜更有价值，才使得竞争成为可能。&&&&真正的奥林匹克精神是“竞争精神”和“人本主义精神”。对理性的赞美，对公平的崇尚，对胜利的追求，对失败的理解，对对手的友善，对人格的尊重，对和平的弘扬，这才是奥林匹克精神的道德基础和精神境界，才是基于“竞争精神”和“人本主义精神”上的奥林匹克精神。&&&&为1896年首届现代奥运会作词作曲的《奥林匹克圣歌》基本上体现了古希腊奥运会的精神。&&&&亘古不朽的精神，&&&&美好、伟大、真理和圣洁的神，&&&&降临并如闪电彰显于世，&&&&和天地间的荣光浑然一身。&&&&这荣光赋予跑步、角力和投掷，&&&&这些神圣的竞赛以巨大的动力；&&&&赋予胜利的花冠以永恒的色彩；&&&&赋予肉体以崇高的精神和强健的体魄。&&&&这荣光让平原、山川和海洋相映生辉，&&&&仿佛是色彩斑斓巨大神殿，&&&&把你的荣光赋予疾步而来朝圣的世间万众吧！&&&&啊！亘古不朽的精神。&&&&确实，真正重要的不是暂时的胜利，而是永恒的精神；再辉煌的体育盛会，亦非人类文明的主旋律，而只是从一个微小的侧面体现竞争精神的插曲。真正伟大的和值得人类珍重和弘扬的，是“竞争精神”，是源于古希腊的精神文明。&&&&《奥林匹克圣歌》:&&&&古代不朽之神，&&&&美丽、伟大而正直的圣洁之父。&&&&祈求降临尘世以彰显自己，让受人瞩目的英雄在这大地苍穹之中，&&&&作为你荣耀的见证。&&&&请照亮跑步、角力与投掷项目，&&&&这些全力以赴的崇高竞赛。&&&&把用橄榄枝编成的花冠颁赠给优胜者，&&&&塑造出钢铁般的躯干。&&&&溪谷、山岳、海洋与你相映生辉，&&&&犹如以色彩斑斓的岩石建成的神殿。&&&&这巨大的神殿，&&&&世界各地的人们都来膜拜，&&&&啊！永远不朽的古代之神。&&&&当绝大多数的中国人不仅仅为金牌欢呼，而且也为已尽力而未能登上领奖台的运动员送上热情的鼓励和喝彩时，中华民族才算真正懂得了什么是“竞争精神”。&&&&古希腊文化最主要的包括了古希腊战争，古希腊艺术和古希腊神话。古希腊文化作为古典文化代表，在西方乃至世界都占有极其重要地位。爱琴海文明虽较古埃及文明`古巴比伦文明`古希伯来文明和古印度文明迟，但其影响却更为巨大。换言之，上述文明以淘汰于历史长河之中，而古希腊文化精神却未被湮没。古罗马文明，阿拉伯文明，现代文明很大程度都来源于古希腊文明，因此是全世界共享的财富！我们现代的奥运会也是源于此。&&&&古典希腊哲学，或称早期希腊哲学集中在辩论与质询的任务。在很多方面，它同时为现代科学与现代哲学铺设了道路。早期希腊哲学家对后世产生的影响从未间断，从早期穆斯林哲学到文艺复兴，再到启蒙运动和现代的普通科学。&&&&在科学方面，古希腊人吸收了古代埃及和古代巴比伦等科学文明的遗产，并加以发扬光大，创造了辉煌的科技成就。数学方面，被称为西方历史上第一个哲学家和第一个科学家的泰勒斯提出了圆周被直径等分、等腰三角形两底角相等、两直线相交时对角顶角相等等原理；毕达哥拉斯发现了毕达哥拉斯定理即我国所称的勾股定理，他和他的学生发现并证明了三角形内角之和等于180度。尤其要指出的是数学家欧几里德，把前人的数学成果加以系统地整理和总结，以缜密的演绎逻辑地建立在一些公理上的初等几何学知识构成了一个严密的体系，写成了几何原本，这本书在印刷术发明后，被翻译成各种文字，对哥白尼、伽利略、牛顿等伟大的科学家以巨大影响。即使是爱因斯坦也对他的严密的体系惊叹不已。我们现在所学的平面几何知识大多来自这本书(怎样传到中国可展开)。物理学方面大家熟知的阿基米德发现了浮力定理，利用物质的密度、体积和重量的相互关系，辨别了王冠金子的纯度。他还完善了杠杆原理，发明了许多作战机械。他的名言“给我一个支点，我可以撬动地球”充满了人类的自信与力量。当罗马士兵攻入希腊闯进他家里时，他正沉迷于一道数学题的演算，他请求罗马士兵再给他几分钟把题算出来，结果未被允许而被当场杀害。他置之生死于度外的献身科学的精神一直为后人所敬仰。医学方面，希波克拉底被称为“西方医学之父”，他的最大贡献在于使医学摆脱了巫术的支配，以理性的态度对待生命，采取科学的方法治病。他从临床实践出发，创立了体液理论，他认为，人身上有四种体液，即血液、粘液、黄胆汁、黑胆汁共同维系着人的生命，相互调和，在平衡的状态下，人体就健康；如果平衡被破坏，人就会生病。这个理论成为西医学的理论基础。他不仅医术高超，医德更为高尚，现在西方国家的医生在从业前都要以希波克拉底誓言宣誓，誓言要医生宣誓处处为病人着想，为自己的神圣使命付出更大的努力。天文学与地理学方面，他们提出了地球是一个圆球的概念，构造了宇宙模型(毕达哥拉斯学派)，首次使用“地理学”这一术语；根据印度洋与大西洋潮汐相似的原理，提出两洋相通之说，并主张地圆说(埃拉托斯特尼)。有一位科学家(阿里斯塔克)首次提出太阳中心说，他指出如果把太阳当作是行星系的中心，行星绕太阳转，那末一切天体运动便易于理解了。这是天才的预见，哥白尼思想的源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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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5:23:57 &&
&&&&中国未来二百年内不可能成为世界老大&&&&中国在过去的几千年当中确实领先于很多国家，那是因为中国历史起步早和中国的地理位置优越。事实上欧洲白种人一直在数理方面是超过中国人的，只不过是在文艺复兴以前欧洲的数理科学没有达到质变的程度而使其对欧洲以外的地区没有形成明显的优势。而当西方数理科学达到质变的程度之时也就远远地将世界其他的地方远抛于身后。 &&&&世界近现代史也就是欧美白种人称霸世界的历史，中国人想做世界老大？可以预见在未来的200年根本是不可能的：一个没有创新能力的的民族、一个体制不被全世界大多数国家所认同的民族、一个没有开拓冒险进取和称霸野心，而却性格走中庸之道的民族是不可能引导世界文明的。 &&&&美国的精英体制可以保证包括中国在内的第三世界科技精英为其所用，而中国的「官本位」体制之下却容不下有真才实学的报国之士，这是中美在用人机制方面最根本的区别。 &&&&钱学森，邓稼先，李四光等人是在特定的历史环境之下回国效劳于民族的：由于中国在解放前一直未获得民族独立而倍受欺凌，当在美国留学的那些爱国的科学家听说了中国解放以后都是激情万丈，都想回到国家为民族出力。 &&&&想一下文革时期喜欢人与人斗、而不是喜欢人与自然斗的中国人整死了多少学者？ &&&&中国人喜欢人与人人斗，所以中国盛产权术高手；西方人喜欢人与自然斗和探索自然，所以西方盛产思想家和科学家。 &&&&德国大哲学家黑格尔对中国的评价：中国的历史从本质上看是没有历史的；它只是君主覆灭的一再重}而已。任何进步都不可能从中产生。&&&&中国所处的东方是人类历史的开端。但是，「开端」对于黑格尔来说没有任何优越性，相反，它像征著思想的贫乏和昧。 &&&&他说，孔子是「中国人的主要哲学家，但他的哲学也是抽象的」，「没有能力给思想创造一个范畴王国」，当这种抽象的思想走向具体时，就成为「道德、治国之术、历史等，但这类的具体者本身并不是哲学性的」。 &&&&至于道家，「『道』只是普遍的抽象，恍惚不定」，是「原始的理性」；道家的「无」是「单纯的、自身同一的、无规定性的、抽象的统一」，没有超出抽象的开始阶段。 &&&&黑格尔认为，中国哲学反映了中国人 「普遍性抽象」的思维方式，「中国是停留在抽象e的」。认为中国无哲学，有的只是一些常识性的道德教训，「我们在这e尚找不到哲学知识」。 &&&&按照黑格尔的哲学，「抽象」有「普遍」和「具体」两种，从「普遍的抽象」到「具体的抽象」是从低级到高级的发展。中国人的思维处于最初的「普遍性抽象」，这是把握外界事物的初级阶段的思想。 &&&&阴阳的观念是「绝对的一元和二元的抽象思想」，是十分「肤浅」的；「八卦」「从最抽象的范畴一下就过渡到最感性的范畴」，「没有人会有兴趣把这些东西当作思想观察来看待」；「五行」「只是符合一种外在的次序，并没有包含任何有意义的东西」，还比如古希腊恩培多克勒的气、火、水、土的「四根说」。&&&&在黑格尔看来，中国语言的落后反映了中国人缺乏精神、思想贫乏。他认为语言是「精神的特定存在」，「语言好像是思想的躯体」。 一个民族的语言与它的精神和思想是一致的。他把象形文字和拼音文字的区别看成是先进和落后的精神的区别。 &&&&按照他的说法，在拼音文字中，一个名词由连续的语音表达出来，能够完整地表达一个独立概念，这是理智固有的最有价值的表现思想的方式。 &&&&象形文字把名词分解成不同的图形，从而切断了名词和概念、语言和思想之间的连续性，把思想限制在图形的空间形式中，使精神丧失活力。他因此说，象形文字只适用于像中国这样精神处于停滞状态的民族。&&&&还有现在的清华大学与北京大学的一部份燕京大学都是美国人创办的，美国人创办这两个大学的初衷是为美国储备人才，结果一直到现这个局面都没有变：中国留学生回流率是很低的，大部份高材留学生都留在美国。 &&&&那些留学生不回国并不是他们不爱国，而是国内的官僚体制和官本位使得他们的才能在国内很难发挥：在中国国内并不一定要你干得好，重要的是你要有关系、要会搞什麽马屁与裙带文化；在中国当了官就可以拥有一切，谁会去倾其毕生精力从事科研？ 说白了中国现在是半个封建社会制的延续：不要忘记了世袭制和官本位第一的官僚制才是封建社会的统治核心。 &&&&还是一句老话中国的体制不变：中国的科技、军事、文化和外交方面是不可能超过美国的。充其量是中国的经济超过美国，而且这个前提还是在中国国内不任何大问题的前提之下才能实现。&&&&另外中国人缺乏外国人的那种勇敢冒险探索的精神：在欧洲曾经有数百人驾驶独木舟横渡大西洋和太平洋，并有很多人为之付出生命。这个在西方人看来是值得的，是一种开拓冒险。反之如果是在中国，那麽这种举动会被视为超出异常人行为的「神经病」。在过去的历史当中不知有没有人中国人曾驾过独木舟渡过太平洋？ &&&&还有为了探索雷电的奥秘，富兰克林冒被被雷击而死的危险而进行试验，俄国的利赫曼教授曾为探索雷电而被雷击而死。而中国人在封建史上面对雷击更多的是对大自然的敬畏。在欧美这种为探索自然献出生命的例子太多。 &&&&还有在贵州省的一个长达200多里的榕洞一直没有被人全程深入过，还是在前几年由一个法国探险家带领中国人走完了全程。 &&&&中国人一向追求人与自然的和谐与共存，追求的是「天人合一」的境界。而外国人面对自然更多的是思考大自然的为什麽？如何去改造自然。&&&&毕达哥拉斯（Pythagoras，572 BC―497 BC）古希腊数学家、哲学家。毕达哥拉斯对数论作了许多研究，将自然数区分为奇数、偶数、素数、完全数、平方数、三角数和五角数等。被人称为数学之父。 &&&&阿基米德（Archimedes，约前287―212），他写出了《论球和圆柱》、《圆的度量》、《抛物线求积》、《论螺线》、《论锥体和球体》、《沙的计算》数学著作。作为力学家，他著有《论图形的平衡》、《论浮体》、《论杆》、《原理》等力学著作。&&&&欧几里得（希腊文：Ευκλειδη? ，公元前325年―公元前265年），他最著名的著作《几何原本》是欧洲数学的基础，提出五大公式，欧几里得几何，被广泛的认为是历史上最成功的教科书。 &&&&开普勒、卡瓦列利、费马、牛顿、莱布尼茨都是世界级的科学家。 &&&&我们现在所学的数理化知识几乎全部来自欧洲。&&&&还有在1000多年前欧洲就有系统的大学，中国还是在清末以后才有了真正意义上的大学。 &&&&牛津大学建校时间：1167年，牛津大学有历史、有世界声誉。该校在心理学、生物学和法律、工程学、社会科学、经济、哲学、历史、音乐、化学、生物化学、文学、法语、德语、丹麦语、数学、物理、地球科学上均是行内之翘楚。 &&&&在近800年的历史中，牛津大学培养了5个国王、26位英国首相(包括英国前首相撒切尔夫人和前任首相布莱尔)、多位外国政府首脑(如美国前总统克林顿)、近40位诺贝尔奖获得者以及一大批著名科学家，如经济学家亚当?斯密、哲学家培根、诗人雪莱、作家格林、化学家罗伯特?玻意耳、天文学家哈雷等。 &&&&巴黎大学是一所在国际上享有盛誉的综合大学，创立于9世纪。被誉为「欧洲大学之母」。&&&&还有几乎现在我们所享用的现代文明成果都来自西方，如果离开了西方的现代科技成果，那麽现在的你恐怕要光著身出门了：因为你现在所使用的互联网、所穿的化纤衣服、所使用的无线电通讯、所住的钢筋水泥楼房、所穿的胶鞋等全是白种人的创造。 &&&&麻烦你找出中国历史上影响世界的数理泰斗级大师，你不要再跟我提什麽「四大发明」：四大发明更多是来自经验而不是数理方面的推断分析。说白了「四大发明」只不过是中国这个文明古国的遮羞布而已：一个一直拥有世界第一多人口、一个拥有世界最悠久历史之一的东方大国才对整个世界创造了有影响力的区区4个发明而已。美国的爱迪生一个人就有几千项大发明。 &&&&在世界历史上欧洲为世界文明贡献了多位影响世界文明进步的人物，欧洲的思想家和科学家是灿若群星：牛顿、法拉第、麦克斯韦、拉瓦锡、詹纳、维萨e、道尔顿、哈维、普朗克、巴斯德、孟德尔、玛可尼、爱因斯坦等。中国又有几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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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5:25:56 &&
秦之前还不错，自始皇帝大一统集权后，就走进了死胡同。至今已经是极致，无药可医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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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5:47:45 &&
楼猪装逼犯，知道不，毕达哥拉斯一亚洲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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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5:49:04 &&
小亚细亚，今日属于土耳其的塞摩丝岛人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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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7:03:16 &&
22:46:45&&的原帖：陈寅恪在哈佛谈中西文化一、中国之哲学美术远不如希腊，不特科学为远逊泰西也。但中国古人素擅长政治及实践伦理学，与罗马人最相似。其言道德，惟重实用，不究虚理。其长处短处均在此。长处即修齐治平之旨；短处即对实事之利害得失观察过明，而乏精深远大之思。故昔则士子群习八股以得功名富贵，而学德之上，终属极少数。今则凡留学生管学工程实业，其希慕富贵，不肯用力学问之急则一。而不知实业以科学为根本。不揣其本、而治其末，充其极只或下等之工匠，境遇学理略有变迁，则其技不复能用，所谓最实用者乃适成为最不实用。至若天理人事之学，精深博奥者，亘万古、横九核而不变，凡时凡地均可用之，而救国经世尤必以精神之学问（谓形而上之学）为根基。乃吾国留学生不知研究，且鄙弃之．不自伤其愚陋，皆由偏重实用积习未改之故。此后若中国之实业发达，生计优裕，财源浚辞、则中国人经商营业之长技可得其用，而中国人当可为世界之富商，然若冀中国人以学问、美术等之造诣胜人，则决难必也。夫国家如个人然，苟其性专重实事，则处世一切必周备，而研究人群中关系之学必发达。故中国孔孟之教悉人事之学，而佛教则未能大行于中国。尤有说者，专趋实用者则乏远虑，利己营私，而难以团结，谋长久之公益，即人事一方亦有不足。今人误谓中国过重虚理，专谋以功利机械之事输入，而不图精神之救药，势必至人欲横流，道义沦丧，即求其输诚爱国且不能得。　　二、中国家族伦理之道德制度，发达最早。周公之典章制度实中国上古文明之精华。至若周秦诸子，实无足称。老、庄思想尚高，然比之西国之哲学士，则浅陋之至。余如管、商等政学，尚足研究。外则不见有充实精粹之学说。　　汉晋以降，佛教输入，而以唐惟盛。唐文治武功，交通西域，佛教流布，实为世界文明史上，大可研究者。佛教与性理之学（Metaphysic），独有深造，史救中国之缺失，而为常人所欢迎。惟其中规律，多不合于中国之风俗习惯。故昌黎等攻辟之。然辟之而另无以济其乏，则终难遏之。于是佛教大盛。宋儒若程若朱，皆深佛教者，既喜其义理之高明详尽，足以救中国之缺失，而又忧其用夷复夏也。乃求得而两全之法，避其名而居其实，取其珠而还其椟。才佛理之精粹以之注解四书五经，名为阐明古学，实则吸收异教。声言尊孔避佛，实则佛之义理，已浸渍濡染。与佛教之宗传，合而为一。此先儒爱国济世之苦心，至可尊敬而曲谅之者也。故佛教实有功于中国甚大。　　自得佛教之裨助，而中国之学问，立时增长元气，别开生面。故宋、元之学问文艺均大盛，而以朱子集其大成。朱子之在中国，犹西洋中世之Thomas Aquinas，其功至不可没。而今人以宋元惟为衰世，学术文章，卑劣不足道者，则实大误也。欧洲之中世，名为黑暗时代，实未尽然。吾国之中世，亦不同。甚可研究而发明之也。　　三、自宋以后，佛教已入中国人之骨髓，不能脱离。惟以中国人性趋实用之故，佛理在中国，不得发达，而大乘盛行，小乘不传。而大乘实粗浅，小乘乃佛教古来之正宗也。然惟中国人之重实用也，故不拘泥于宗教之末节，而遵守‘攻乎异端，斯害也已’之训，任儒、佛（佛且别为诸多宗派，不可殚数）、回、蒙、藏诸教之并行，而大度宽容（tolerance），不加束缚，不事排挤，故从无有如欧洲以宗教牵入政治，千余年来，虐杀教徒，残毒倾挤，甚至血战百年不息，涂炭生灵。至于今日，各教各派，仍互相仇视，几欲尽铲除异己者而后快。此与中国人之素习适反。今夫耶教不祀祖，又诸多行事均与中国之礼俗文化相悖。耶教若专行于中国，则中国之精神亡。且他教尽可容耶教，而耶教（尤以基督新教为甚）决不能容他教（谓佛、回、道及儒[儒虽非教，然此处之意，谓凡不入耶教之人，耶教皆不容之，不问其信教与否耳]）。必至牵入政治，则中国之统一愈难，而召亡益速。此至可虑之事。今之留学生，动以‘耶教救国’为言，实属谬误，又皆反客为主，背理逆情之见也。亚里士多德与孟轲政治思想之比较亚里士多德与孟轲是世界思想史上同时代的伟大思想家。他们的政治设计在当时都遭到了悲剧性的厄运。在历史的变迁中，他们的命运又都发生了喜剧性的变化，或成为权威，或成为亚圣。他们的政治思想有两个显著的差异：前者主张法律政治、民主政治；后者主张伦理政治、君主政治。抨击暴政暴君则是二人的共同点，也是世界思想史上的光辉篇章。&&&&陈寅恪虽整体论述精辟，却因时代局限，为救亡闭目塞听，于基督认识不仅偏颇且无知之至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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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7:25:44 &&
15:47:45&&的原帖：楼猪装逼犯，知道不，毕达哥拉斯一亚洲人？亚洲欧洲完全是人为从地理上分的,亚欧本来就是一块大陆.希腊的一大块领土都在今天的亚洲.但是除了吃拿国的弱智,没人把希腊文化看作是亚洲文化.从人种学上来看,毕达哥拉斯是白人还是黄种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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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33:51 &&
15:47:45&&的原帖：楼猪装逼犯，知道不，毕达哥拉斯一亚洲人？第 13 楼
17:25:44&&的原帖：亚洲欧洲完全是人为从地理上分的,亚欧本来就是一块大陆.希腊的一大块领土都在今天的亚洲.但是除了吃拿国的弱智,没人把希腊文化看作是亚洲文化.从人种学上来看,毕达哥拉斯是白人还是黄种人?麻辣隔壁，装逼犯啊希腊有国家是什么时候？19世纪古希腊就是一个神话，一个屁，一个虚拟，一个潘浚桓雠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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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25:23 &&
15:47:45&&的原帖：楼猪装逼犯，知道不，毕达哥拉斯一亚洲人？第 13 楼
17:25:44&&的原帖：亚洲欧洲完全是人为从地理上分的,亚欧本来就是一块大陆.希腊的一大块领土都在今天的亚洲.但是除了吃拿国的弱智,没人把希腊文化看作是亚洲文化.从人种学上来看,毕达哥拉斯是白人还是黄种人?第 14 楼
19:33:51&&的原帖：麻辣隔壁，装逼犯啊希腊有国家是什么时候？19世纪古希腊就是一个神话，一个屁，一个虚拟，一个潘浚桓雠１你的第一句话转送给令堂,教育出你这样一个没教养的儿子,这样的娘真丢人.第二,除了不要脸的黄汉,没人否认古希腊,连阿拉伯人都不敢否认他们的很多书都是翻译的古希腊文献.第三,古希腊是个文化概念,按你的逻辑,先秦诸子都不是中国人,因为那个时候根本没有中国,套用一句你的句式,中国是20世纪才有的,在中华民国以前,从来没有过"中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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快速回复：春秋战国与古希腊的同期文明成就比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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