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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962年全国出售高价商品：广东一辆自行车590元　　核心提示：1962年的高价商品，扩大品种。除了西藏云南外，全国都推开。2月推出高价自行车。当时的平价车，每辆约160元左右；河北定价为每辆650元，广东定价为每辆590元。河北按此价格推销十多天，共售出4292辆。　　本文摘自《知识分子与人民币时代》，作者：陈明远，出版社：文汇出版社　　对少数商品实行高价政策，是从高级糕点、糖果开始的，扩大到饭馆、商店等许多方面。它的出台，是为了回笼货币，安抚人心。　　当时采取高价措施，虽借鉴了其他国家的做法，但多数是结合我国现实的独创。“高级饭馆”出台之前，国务院财贸办公室专门组织人到北京王府井著名的老字号“萃华楼”饭庄，调查炒肉片的成本和价格；还把这个问题提交中共八届九中全会上研究。国务院副总理陈云、李先念亲自出面，负责具体安排。　　日国务院副总经理陈云，在中央工作会议上作《安排市场要网开一面》的讲话：“现在什么东西都凭证供应，每个人买一份，有钱也不能多买，闲话就来了。江苏有个资本家讲：‘现在人民币不挂帅了。’上海有一个医生对党委书记说：‘我和老婆两个人每月工资四百多块钱，但是什么东西都买不到，发给我们没有意思，还不如把工资送还给公家。’按人口凭证分配，这是一个办法。……现在供应紧张，应该‘两条腿走路’，即有些商品可以实行凭证分配的办法，有些商品应该是只要有钞票就可以买。”“我们这样做，有什么意义呢？我看，一是可以缓和人心，二是可以增加点营养，三是可以回笼货币。在供应紧张的时候，总要网开一面。外国也是这样的。我问了一些同志，伦敦在战时实行粮食配给的，但饭馆还是开的，一个人只能吃一份，不要粮票。总之，网开一面好办事，不能搞平均主义。这样，既可以使人们能吃到一些东西，增加一点热量，又可以多收回一点钞票，用这个办法回笼货币，实在是打了一个大主意。”可见，当时中共中央是借鉴了第二次世界大战最艰苦的岁月中，英国的战时非常政策。　　1960年8月以前，饮食业（中西餐厅、饭馆、点心铺、小吃店）是不收粮票的。粮食供应紧张后，一些地方报经中共中央同意，对饮食业实行收粮票供应，同时又保留少数高级饭馆不收粮票，实行高价销售。后来在一些大城市，对高级糕点、糖果实行高价销售；1961年1月，在全国40多个大中城市销售高价糕点和糖果，仅30多天，累计销售高价糕点、高价糖果1800万斤，回笼货币8300万元。　　中共中央决定在1961年3月底以前，把高价糕点的供应范围扩大到全国一切大中小城镇，亿人口的地区。同时各地根据中共中央的精神，积极举办了高级饭馆，高价销售荤菜品种零杯名酒。4月份，全国高级饭馆在200个城市中开设了841家。　　高价商品价格的掌握原则是：卖得出，摆得住。其价格水平，比平价糕点、糖果高4—5倍；各地有所差别，全国平均，糕点每斤约元，比平价（元1斤）高倍左右，糖果每斤约元，比平价（元1斤）高倍左右。这样的价格，是为了从当时高货币持有者（主要是高价出售农产品的农民、拿定息的工商业者、高级知识分子）的手里以五分之一的代价回笼货币，或者说，实际上是将超额发行的人民币购买力贬值到20%的水平回收。这样就大大减少了通货膨胀的压力。　　1961年高价糖果、高价糕点，高价饭菜和零杯名酒共回笼货币38亿元，其中高价利润26亿元。　　高价商品的扩大　　1961年的货币投放又比上年扩大，1962年末的货币流通量达到亿元，比上年末增加，但社会商品购买力仍有亿元差额。同时，这一年的集市贸易价格大幅度上涨（比上年上涨倍），城市货币大量向农村转移。
　　1962年2月，李先念副总理在国务院各部委党组成员会议上的讲话指出：“去年已经有几种商品实行高价，今年要继续实行。”并且要“搞几种新的高价商品”。讲话指出：“实行少数商品的高价供应有四个原则：1、东西要适合群众需要，要实用。2、品种要少，见效要快。3、去年侧重在城市，今年侧重在农村。4、不是所有的农村都搞，而是哪个地方票子多，就在那个地方多卖高价商品”。　　1962年的高价商品，扩大品种。除了西藏云南外，全国都推开。2月推出高价自行车。当时的平价车，每辆约160元左右；河北定价为每辆650元，广东定价为每辆590元。河北按此价格推销十多天，共售出4292辆。因此中央决定从4月起在全国农村普遍推开，同时在城市停止平价销售。从6月起城乡均销售高价自行车。　　3月推出高价钟表。钟表由于生产量少，原是采取在机关、企业、事业单位内部分配的办法销售，群众很有意见。钟的高价比平价平均提高倍，表的高价比平价平均提高倍。　　4月推出了以下品种：高价茶叶，比平价提高3倍左右。高价针织品，比平价高倍。提高酒类销售价格，目的在于回笼货币和促进节约粮食酿酒。从4月20日起在全国范围内推开。　　对外宾、外侨设专门商品议价供应。提价的幅度，名酒（包括全国名酒和地方名酒）提得高些，大体比平价增加4—倍，如贵州茅台，原价每斤元，提高为16元，增加倍；辽宁千山白酒，原价每斤元，提高为8元，增加倍。露酒次之，大体提高—倍，如山东金奖白兰地，原价每瓶3元，提高为15元，增加倍；吉林通化葡萄酒，原价每瓶元，提高为3元，增加倍；啤酒再次之，大体提高倍，如青岛熟啤酒，原价每瓶元，提高为9元。高价卷烟，比平价高4倍左右。　　5月推出：照相和照相材料价格。因为农民在集市上高价卖了农产品以后，拥向照相馆，使原来农民在照相营业额中的比重由10%骤升为50%；照相提价50%，印照片提价100%，胶卷提价75%—125%，胶片提价150%；不分城乡一律按此价格执行。高价砂糖，每斤元，主要是在县城和农村推开，目的是为了回笼农村中的货币。　　此外，扩大高价饭馆。从5月10日起，全国大中城市和工矿区都开设高价饭馆。已经开设的还可适当增加一些网点。在完成猪、禽、鱼上调任务后的县城，也可开设一二家高级饭馆。其价格一般为原料成本的3倍左右。　　1962年上半年，以上高价商品共销售近22亿元，相当于1961年全年高价商品销售额的；到1962年6月，高价品种的数量、供应的范围和价格都已达到最大限度。　　高价商品略微降价　　从1962年下半年起，国家的高价政策逐步回落。日，第一次调整高价商品的价格：高价糖果，平均回落15%，其中大中城市，每斤由5元调整为元；县城和农村，由3元调整为元。高价砂糖，回落15%，由每斤4元回落为元。高价酒，回落25-30%，啤酒自定价格。高价自行车，回落40%左右，如飞鸽牌男车，每辆由600元左右回落为350元。高价针织品，原来比平价高3倍左右，回落为高2倍左右。　　日，政府第二次调整高价商品的价格。高价糖果，大中城市每斤由元调整为元，回落24%，县城和农村回落幅度由各地自行决定。高价糕点，大中城市每斤由元调整为2元，回落20%；县城以下，每斤由元调整为元，降低；酒类，白酒降低1/3左右（如茅台酒，每斤由12元降为8元），露酒降低30%左右（如金奖白兰地，每瓶由9元减为元）。高价针织品，平均降低25%左右，由平价的3倍调整为倍。手表，国产的降低45%左右（如上海牌半纲手表，由每只180元降为100元），进口的降价10—33%；此外，从11月29日起，降低照相和照相材料价格。照相价格调整到只比原定平价高20%左右。照相材料的降价幅度为35-40%，其中135胶卷恢复平价。　　1963年3月，政府根据高价商品的销售情况及其原材料货源的供应情况，又作了一次全面安排。大致情况是：调低高价饭馆及酒价格10%-25%左右。自行车调低15%左右，如飞鸽牌男车，每辆由350元调整为300元。高价针织品、国产手表、高价砂糖和糖果、糕点的价格大体维持当时水平。　　此后，根据经济形势的好转和集市价格的回落，又陆续调低了高价商品的价格。到1965年底，高价商品只有高级针织品一种，1969年退出高价。　　高价政策的历史作用　　跟施行通货膨胀政策的同时，又施行高价政策，实际上是强迫人们手中一部分货币大幅度贬值、回收到国库。这是政府在商品严重匮乏的条件下，调整经济的重要措施。大体上实现了“当年平衡，略有回笼”的货币方针。从1961年全国推出高价商品，到1965年，高价商品销售额累计达120多亿元，比按平价出售多回笼货币60多亿元。1961年和1962年实现的高价利润就相当于1960年和1961年货币净投放的，有效地减轻了通货膨胀对市场的冲击。
　　核心提示：临时出国人员不得在国外购食物回国，以免损害国家形象，“授人以柄”。在那之后，这就成为纪律，事关反帝反修大业，如还有人犯规就是客观上为敌人反华宣传服务了。此之谓饿死事小，面子事大。　　本文摘自：《书屋》2008年第1期，作者：资中筠，原题：记饿——“大跃进”余波亲历记　　的三年间我奉派在国外工作，所以“鸣放”、“反右”、“大跃进”都躲过了。只是1959年回国后赶上承受“大跃进”的后果，通常称为“三年困难时期”，如今回忆起来最突出的竟是一个“饿”字，与“吃”有关的故事、轶事源源不断涌现出来。　　首先要交代的是，本人当时虔诚地“爱国、爱党”，政治热情　　极高，毫无独立思考能力，对一切公开的宣传和内部传达的情况、指示、精神从不怀疑，一味紧跟。越是困难、艰苦，越认为是对自己的“考验”，从不问一个“为什么”——是为大背景中个人思想状况的小背景。　　1958年“大跃进”开始时，我在维也纳，随中国代表常驻“世界和平理事会书记处”（一个苏联领导下的国际组织），只从定期收到的《人民日报》上得知国内轰轰烈烈、如火如荼的景象。加以同事间互传国内来信中描述的神奇数字和预期的远景，以及工、农、兵、学、机关干部全体动员大炼钢铁、除四害、搞“超声波”试验等，令我们兴奋不已。我觉得身在万里外，不能亲历其盛，实在遗憾。我们可以做的就是向外国人宣传“大跃进”的成绩。在这段时期一切对外活动中，中国人只要发言，都宣传“大跃进”。外国人如果对此有质疑，一律认为“不友好”。记得那一年有一次国际和平会议，中国代表团团长郭沫若在发言中当然也是大段宣传“大跃进”，提到“十年超英，十五年赶美”，一位长期在美国的老革命领导在审阅英文稿时说：英国已经在走下坡路，十年超英的目标太低了。但因为这是上面定的口号，他不能改。此一例足以说明当时全民头脑发热的情况，连见多识广、经验丰富的老革命也不例外。　　到1959年夏，就陆续传来国内供应紧张的消息，而且急剧恶化，特别是基本食品供应发生问题，开始削减每月粮食定量。我们对“自然灾害”之说当然毫不怀疑，只感到国内物资匮乏，而我们还在国外“养尊处优”，都于心不安，十分内疚。于是我和陈乐民以及另一位年轻同事一再向领导提出申请，要求调回国内“与全民共甘苦”，并经受艰苦的“考验”。对于我们这种和平年代才参加“革命工作”的青年知识分子来说，没有经过艰苦斗争的考验是经常被敲打的弱点，也是自己的一块心病。所以有了“艰苦”的机会，不问情由都不肯放过。　　1959年8月我和陈乐民果然奉调回国，倒不是领导同意我们与人民“同甘苦”的要求，而是中苏关系恶化，国内对这个和平机构的方针有所改变，准备逐步撤出。我们回国兴奋劲头过去之后，开始感到物资匮乏的现实，首先是每人登记粮食定量，按月领粮票。我们都自觉把粮食定量按低标准上报，我一向饭量较小，以为一个月二十多斤粮食足够了，还没有意识到在一切其他“油水”都没有的情况下，饭量会大得自己都吃惊。机关食堂每人限买半个菜。用不了多久就明显感到食堂的肉菜稀少，日益清汤寡水。早餐偶尔有鸡蛋卖，每人限一个，稍晚就轮不到了，再后来鸡蛋就绝迹了。刚回国时我还有一次尴尬的经历：我们夫妇二人与朋友夫妇相约到附近一家熟悉的小餐馆去“打牙祭”。饭后我抢着付账，却不意那价钱高出我出国前许多倍，我完全没有心理准备，阮囊羞涩。朋友笑笑说还是我来吧！经他解释才知道那是当时的一项特殊政策，开一些高价饭馆，在特定的商店卖一些高价糕点，以便货币回笼。以我们当时的工资，那种高价餐馆当然是很难问津的。　　以后匮乏的形势日益严重。偏巧我开始怀孕。应该说，我从未有过一般孕妇的反应——呕吐、挑食，等等。我对怀孕的记忆只有饥饿感。胃口出奇的好，空前的“馋”。平时那种不吃肥肉、不吃羊肉、怕油腻、怕膻气啦，种种娇气一扫而光，可以说见“油”开眼。我自工作以后一直住集体宿舍，吃机关食堂，婚后依然如此，不过两人在集体宿舍楼中分到一间房而已，其他仍与单身汉一样，是集体户口，全部粮票、油票都交到食堂。这样就更加没有丝毫自主的机动性。家中连面包屑的储备都没有，一旦错过了食堂开饭时间，就只有枵腹待天明了。而那些独立安家自己开伙的同事就灵活一些，各显神通做一些调剂。有一段时候还有人在家门前试着养鸡，居然真的有了鸡蛋。有一个冬天，我与一位男同事C君一起到另一单位去开会，回来晚了，食堂早已关门。我回到冷冰冰的宿舍空空如也，可谓饥寒交迫。C君就把我拉到他家去（那时有家的都住在机关大院后面一排平房中），他的夫人是理家能手，自己养了鸡，给我们端出来热气腾腾的二米粥和烙饼摊鸡蛋。我简直觉得美味无比，吃罢周身暖和。此一饭终身难忘。在那种食物极端匮乏的情况下，这样待客实属慷慨。于是我在一段时期内逢人便说C君家有贤妻，真是福气。以至于一位女同事半开玩笑地对我说：可别老这样说了，不然好像你恨不得也找一位“贤妻”！稍后，在机关大院中个人养鸡也不允许了。
　　我的女儿是1960年5月出生的。那正是全民挨饿进入高潮。当时“孩子他爸”正在农村下放劳动（长期在国外工作的人回来都需要下去锻炼，我如不是有此特殊情况，也会下去的）。我们都认为这是宝贵的锻炼机会，决不想要他为我生产而请假回京。我全靠父母家做后盾，在家坐月子。他们几个月前就把全家的票据和蛋、糖等副食品配额集中存起来做好准备。但是肉票是过月作废的，而且有票也不一定买得到肉。家里的老保姆为此费尽心机，在算准的预产期前夕，以全家的肉票早起排队买了一支蹄炖汤。偏偏我实际生产的日子比预产期晚了十多天，那时又没有冰箱，急得老保姆直掉眼泪，只有每天煮一开，保证它不变质，到我产后吃到时已经只剩汤了。反正“肉烂在锅里”，并未损失，营养保留多少就不得而知了。至于产妇最需要的鸡蛋，靠全家的配额也是不够的。母亲托一位亲戚从农村弄来一篮鸡蛋。那时报上正在大力批判农村自由市场，说是“挖社会主义墙角”云云。我就认定那鸡蛋一定是从自由市场来的，拿出“耻食周粟”的精神，坚决拒吃，真乃饿死事小，“失节”事大！其“左”愚不可及，而且是诚心诚意，即使外人无从知晓，也要“慎独”。事实上，我还是享受了某种特殊条件的，因为父亲的级别属于“糖豆干部”，有一些特殊供应，尽管有限。父母的年龄超过六十岁，可以订到牛奶。我产假没有满就被单位一个电话召回，随代表团出国，孩子完全丢给家里靠牛奶喂养。她之能够健康成长，我也没有因产后营养不良而落下后遗症，都是仰赖父母加上老保姆省吃俭用的支持和精心护理。　　关于孩子的名字也与当时的背景有关。人们以为像我们这样的家庭总会起一个有点书香气的名字。至今还有人问，女儿“陈丰”的名字有何出处。实际上就和饥荒有关。当时陈乐民在农村与贫下中农同劳动、同挨饿（口粮每天只有不到半斤的没有去皮的“毛粮”），热情的老乡听说他添了孩子，纷纷给起名出主意，提到最多的是“满仓”或“满屯”，这代表了最朴素的向往。他就真的写信来建议以“满仓”为参考取名。父母和我商量的结果就用了一个“丰”字，取盼丰收之意，所以后来我们常常和女儿开玩笑，说她差点叫“陈满仓”。　　由于我从事的是“涉外”工作，供应再差，对外总还要撑面子，所以外宾的伙食标准，特别是招待会，还是颇为丰盛的。于是就发生有趣的现象：过去我们为外宾举行招待会，邀请中方高级人士作陪，往往发出请柬到不了几成，因为他们都很忙。而在“困难”期间，只要有酒会、宴会，那些忙人、要人有请必到，十分踊跃。在那种冷餐会上，服务员端着盘子走过来，大家一拥而上，顷刻间杯盘一扫而光。有一次周总理在场，我亲自见他不动声色地走过来，轻声对一些高级干部说：“注意点吃相”！我们接待外宾往往需要请一些单位的负责人或专家来同外宾座谈，讲解有关国情和政策。有一位某经济单位的负责人，专业水平高，情况熟悉，一些数字如数家珍，口才又好，还懂外文，每次谈话效果都令客人十分满意，所以在我们单位组织座谈的名单中他总是首选。可以想见，他是大忙人，平时特别难请。但就在那段时期，却一点架子没有了。因为他烟瘾很大，那时没有禁烟之说，接待外宾除茶水外必摆香烟，而且一定是好烟，规格高一点的有时还有点心、水果。大家都知道他就是冲着那中华烟而来的。不但在谈话中不断地抽，等送走外宾后，桌上剩下的都放进口袋。不仅他一人如此，外宾离去后香烟入某些私人的口袋已是公开的惯例，总务部门都视中方来什么人而有所准备。　　临时出国的人员按规定在国外期间发少量的零用钱，好像是一天一瑞士法郎，如果出去十天半月，可以凑足十几法郎。过去，人们大多买一些有当地特色的小工艺品或精致的日用品。而到了1960年，出国人员无论级别高低，都不约而同用那点零用钱购买食品带回国，也有买维生素和其他补品的。还有人，买了黄油放在箱子里，回来化了，衣物都被油污。我在女儿三个月时随一个规格很高的党政代表团访问越南，主人发零用钱并陪我们到“友谊商店”购物，我买了白糖，结果引起陪同的主人注意，竟送我一大盒白糖，我因此回国写检讨。那时还没有明令禁止出国购买食物，后来（可能是1961年下半年），出国人员在外购买食品日益成风。与此同时，尽管对外封锁甚严，还是没有不透风的墙，国际上对我国经济情况也议论纷纷。于是传达了一道命令：临时出国人员不得在国外购食物回国，以免损害国家形象，“授人以柄”。在那之后，这就成为纪律，事关反帝反修大业，如还有人犯规就是客观上为敌人反华宣传服务了。此之谓饿死事小，面子事大。
　　　　大约是1963年春，我被借调到全国妇联，随妇女代表团出国参加国际妇女会议。会议在莫斯科举行。此时中苏关系已经相当紧张，争论已经公开化，此类国际会议早已成为中苏代表吵架的场所，其他国家代表一部分追随苏联，一部分追随中国，多数中立，看热闹。无论是工（会）、青、妇、和平会议，内容都大同小异，争吵的议题在同一个时间也基本相同，其激烈的程度视当时中苏两党谈判的情况而定。那一次照例在出国前召开全体代表和工作人员会议，由团领导交代方针、精神。团长讲完“寸步不让，坚决斗争”等精神后，做了一项特别交代：大家要注意仪表，脸上化化妆，免得在各国花枝招展的妇女群中显得“面有菜色”，人家更要说我们是饿的！那是“不爱红妆爱武装”的年代，但为外交斗争需要，为了国家体面，不妨爱一次“红妆”。　　事实上，那时我和不少同事已经得了浮肿。有一段时期每天早晨醒来感到睁不开眼睛，总觉得没有从疲劳中恢复过来。后来就越来越明显，脸上、腿上一按一个坑。陈乐民下放一年后回来更加严重，他本来很瘦，回来变成了大肚子。据说他在下面有一次看水堤时因腿软站不住滚到了水沟里，幸亏被人看见及时救起，没有淹死。可能年间是最困难的时候。此时出现了两点极不寻常的政策精神：一是默许，甚至鼓励有海外关系的人接受海外亲友寄赠物品；二是不再强调全力以赴地工作，而号召“劳逸结合”，减轻工作负担，必要时缩短工时以保存体力。前者与我无关，因为我没有海外亲友；后者也没有惠及我，因为那段时期是中苏关系最复杂多变之时，多反映在国际会议中，所以我所负担的工作不但不能减，反而更重，照样开夜车。不过按规定，晚上工作过十一点就有夜宵，大师傅端上热汤面或烙饼，是一大享受。甚至为此故意把工作拖到那个时候。那段时期出国开会照常进行，我发现一个奇特的体验：每到国外，两三天后浮肿自然消减，有一种忽然神清气爽的感觉。很明显，就是吃了三天饱饭，而且有足够的高蛋白补充。　　我在那段时间还有一项工作，就是中央领导接见外宾时被召去做翻译，大多在中南海，而且大多在半夜。安排此事的是国务院外办，每有任务，由他们通知我所在的单位办公室，办公室随即转告我待命，那我就不能睡觉了。当时廖公（承志）是外办负责人，又主管我们单位的工作，我们参加国际和平会议的代表团经常是他主要负责，所以对我本人也熟悉。我得了浮肿以后，我们单位领导就以此为例，并以我工作特殊为由，乘机向廖公呼吁，申请补助。刚好此时又发生陈乐民在工作中晕倒抢救之事。于是在廖公授意下，我们单位以我们夫妇健康恶化为例，打报告为本单位职工申请营养补助，由廖公特批若干数量的牛奶。从那以后一个时期，每天上午十时，工间操时间，大家到一个地方去喝牛奶，鱼贯而入。有人掌勺，从一大锅热气腾腾的牛奶中每人发一碗。虽然供应人数不少，也不可能全体职工人人有份，名单如何定的，不得而知。可以想见必然有人感到不平。当时喝到的同事开玩笑说沾了我们两人的光。但是到“文革”开始，此事反过来成为本单位领导和我们本人的一条罪状，特别是廖公靠边站后，此事更成为批判内容。尽管有此照顾，我的健康还是严重透支，到1964年虽然形势已经好转，我却积劳成疾，全面垮台，大病一场，足足休养了两年才恢复正常。此是后话。　　平心而论，相对说来我的处境还是比较优越的，可以说间接地享受了某种特权。在极端困难时期，城市居民处境比农村好得多，机关干部又比一般平民好，更无论按级别分配的特权了。大批饿死人都在农村。所以与“反右”以知识分子为重点不同，“反右倾”时机关中批判的对象多为家在农村的干部，因了解家乡情况在机关中发牢骚而获罪。我就曾亲历一次上级机关召开的批斗“右倾机会主义”重点对象的大会，那是一位中层干部（其级别足以看到内部文件），其罪状就是回乡一趟后，在办公室“散布”家乡饥荒的情况，表示对“大跃进”不满，而且还泄露他看到的内部通报中的某些实情。多年后，我家先后请过两名安徽保姆。她们都讲述过家里饿死人的情况。令人心寒的是，她们讲述时非常平静，没有眼泪，没有叹息，好像是在讲别人的事。她们说，过去可以逃荒要饭，那时连要饭都没处去，因为千村万户都一样，没有一户是有存粮的。由于虚报浮夸，上面催交的粮食数量极大，谁家藏一点粮食，村干部挖地三尺也要取走上交，一个保姆家中最后一罐偷埋地下的粮食就是这样被挖走的。　　比起当年农村的万户萧瑟，我的“记饿”真好像有点无病呻吟了。
　　1957年江西农民谈统购统销　　核心提示：临川县商业局长吴仁华反映说：“目前农民生活仍很苦，群众反映很大。有一个农民对我说：'农民一担谷仅卖得七元多，而一担谷酿成酒则要卖我们几倍的价。政府比土匪还恶，如果我们有枪杆子，一定要和政府干一场'。”他忧心忡忡地说：价格问题“如不及时研究解决，农民是会算账的，'匈牙利事件'应作为我们的教训。”　　本文节选自《1957年的民众“右派”言论》作者：王海光（作者为中共中央党校教授，博士生导师），原载于：《炎黄春秋》2011年第3期　　在官方的历史叙述中，1957年的整风鸣放是因为资产阶级及资产阶级知识分子趁机向中国共产党发动了猖狂进攻，中共中央因此发动了反右派运动。右派分子的活动领域，主要是在民主党派内、教育界、文学艺术界、新闻界、科技界、工商界和党政机关等“知识分子成堆”的地方。　　然而，在我们阅读1957年的整风鸣放言论时可以看到，像章伯钧、罗隆基、储安平等能够对党和国家大政方针提出意见的，只是极少数具有良好文化素养的知识分子。虽然他们的意见是在报刊上作为典型的反党反社会主义的“右派”言论，组织全民进行讨伐，但大量的“右派”言论则是反映基层民众“今不如昔”的生存状况的。特别在基层的“反右”斗争中，这类言论可谓车载斗量，是各地“右派言论”的主体方面。主要反映的是对统购统销、合作化、农民生活和城乡政策等方面。言论者并不限于民主党派和知识分子，社会上的三教九流，工人、农民、职员、干部和其他劳动阶层都在其中。这些关于民瘼的大量言论，反映了社会真实的生活状况和鲜活的民间舆情，是“右派言论”一个非常重要的方面，它们发自于言论者亲身感受的生活现实，其意义并不亚于那些大知识分子的治国宏论。从中可以看到，广大民众对于刚刚进入的社会主义是不认同的。正是看到了这一点，所以在“反右”运动开展之后，毛泽东和中共中央在8、9月间接连下达了在农村和工厂企业进行社会主义教育的指示，在工人农民中开展了一场关于社会主义优越性的大辩论。那些散布过不满言论的干部群众都受到了严厉的批判和处理。　　本文选取的主要材料来源是：中共浙江省委整风办公室：《右派言论汇编》(1958年5月)；中共河南省委整风领导小组编：《反动论点摘录之二》(日)；中共安徽省委宣传部编：《右派分子的反动言论资料》；中共天津市委整风办公室编印：《本市机关、学校右派言论辑要》(1957年10月)；中共大连造船厂委员会整风办公室编：《大字报汇编(摘要)》(第二辑)(1957年11月)；山东省委整风办公室编辑：《右派分子言论汇集》(日)；江西省宣传部编印：《毒草汇编》第一集、第二集等内部反右资料汇编。　　江西临川县地方干部的反映　　作为县级的材料，江西省抚州地区临川县的“右派言论”，则比较集中地反映了地方干部对统购统销的意见。　　(1)统购统销搞得吃不饱饭。　　临川县委农村工作部长傅瑞林说：“农村粮食统购统销是劳民伤财，嘉溪区因买粮有20％的社员误工，使农民吃亏5万元。”“政府购多了，我家吃了两天糠，饿死老婆倒没关系，饿死小孩更成问题。”“480～520斤的留粮标准真不够吃，现在比过去要多吃饭，没有吃饱脚是软的。”“饿得难受……这是实际问题，不解决就反映到中央去。”(中共江西省委宣传部编：《毒草汇编》第二集，第44页。)　　临川县粮食局干部胡亦昌说：“抚州市掌握粮食定量不够，米不够吃是普遍的，小孩大了也不增粮，大人只有吃稀饭”。(同上，第45页。)　　临川县粮食局干部周龙光说：“统购统销搞得不好，定量过死，搞的绝大多数农民把种子粮都吃了。……我家里就没有饭吃，仔女饿的吼吼叫”(同上)。　　(2)统购统销搞“左”了。　　临川县温圳镇人委干部徐节元说：“我村不实事求是，逼死人，全部把口粮搜去，还不相信。冷天把人搞得打赤膊，拿风车去扇，当地主看待，结果受不了，就吊死了。……我认为粮食统购统销很左，冤枉逼死了好多人，人家没有收到，硬说人家收到了。”(同上，第46页。)　　粮食局周龙光说：“五五年我在南昌开会，讨论粮食定量问题，省对吉安专区的定量很满意，并以吉安地委党校每人每天用粮十三两做典型。我认为是假的，左了。……是卡紧腰带做典型，那样长的人十三两怎么够呢？在工作方法上宁愿过左些，其实后来又要加，怎样黄鳅同黄鳝赛拉的呢？”　　(3)统购统销的价格不合理　　临川县报社的伍攀增说：“粮食供应价格不合理。购粮按质论价是合理的，地区差价是必要的。为什么粮站供应群众的稻谷不按质论价呢？买、卖一担谷子相差五角钱，群众说是剥削，我对这个问题思想上也闹不通。”　　省供销社临川转运站的陈清泉也有类似的意见，他说：“秋后把口粮都卖得去，以后又买回来，一反一复，非但耽误了生产，影响农民的生产积极性，在价格上也多少有些差价，相差五毛钱一担，这使得农民对我们国家、党有不好的印象。建议政府应除下口粮来买余粮，不应把人家口粮买得去，以挽回农民对我们党的印象”。　　临川县温圳粮食公司的喻瑞波说：“可能带普遍性都是这样：报喜不报忧，违背了粮食统购统销政策。本来购余粮不购口粮，周转粮还要批准。农民说：'明明我是够吃户，硬要卖粮，上半年又要买回去。卖6.25元，买6.75元，这不是国家硬要我们吃点亏！'就拿白城乡一户农民卖粮来说，我问'为什么要卖？'他说：'干部要我卖啊！'而今年买进口粮，这是劳民伤财，耽误农民生产”。　　临川县供销社干部沈中基的话，更是一针见血：“统购是层层扩大数字，统销是层层留指标，弄得农民吃不上饭”。(同上，第47页。)　　临川县商业局长吴仁华反映说：“目前农民生活仍很苦，群众反映很大。有一个农民对我说：'农民一担谷仅卖得七元多，而一担谷酿成酒则要卖我们几倍的价。政府比土匪还恶，如果我们有枪杆子，一定要和政府干一场'。”他忧心忡忡地说：价格问题“如不及时研究解决，农民是会算账的，'匈牙利事件'应作为我们的教训。”
　　1957年谁公开反对统购统销政策：并非地主与富农　　核心提示：在农村，敢于公开反对统购统销和合作化的农民，不是地主、富农，甚至也不是中农，喊得最响的是贫农。原因正如浙江吴惟平调查所得结论：“贫农因为成分好，不怕大帽子压，所以敢喊。”　　本文节选自《炎黄春秋》2011年第3期 ，作者：王海光（作者为中共中央党校教授，博士生导师），原题：《1957年的民众“右派”言论》　　对统购统销和合作化的不满，在全国各地都是普遍的，在社会各阶层也是普遍的。无论贫瘠地方、富庶地方，城里人、乡下人，农民、工人、干部、职员、学生都有自己的不满，但感受有所不同。农民向政府卖粮贱，向政府买粮贵，价格明显不合理，引起农民不满。统购统销不仅明显让农民吃了亏，市民也同样是吃亏者。特别是大城市和小城镇的供应，一开始就显现出了不同等级差异。从大城市到中小城市，再到农村，形成了一个供应链条上的不同级差。小城镇的居民粮食供应也是很紧张的。　　在农村，敢于公开反对统购统销和合作化的农民，不是地主、富农，甚至也不是中农，喊得最响的是贫农。原因正如浙江吴惟平调查所得结论：“贫农因为成分好，不怕大帽子压，所以敢喊。”（中共浙江省委整风办公室：《右派言论汇编》，1958年5月，第146页。）这是符合实情的。中共江西省委宣传部收集了农村反动歌谣四十则，没有一个是地主富农编的。　　另外，在社会各界人士的言论中，县区机关干部的言论是最值得注意的。他们自己都是体制内的人，清楚统购统销和合作化是政治高压线，很少会有人直接提出否定。但他们对政策落实的具体过程是很了解的，在当时鸣放的氛围下也还能在具体问题上讲一些真话。特别是县区的干部，他们是落实政策最直接的执行者，对政策的利弊问题都非常清楚。他们反映的民众生活情况，一般都比较生动具体，又有归纳提炼，很少有废话空话，应该说也是比较具有客观性的。他们的言论可以与民主党派、知识分子的言论互为参照。
　　“大跃进”前周恩来的三次检讨　　日至30日召开的第一届人大第三次会议，着重解决了经济建设上的急躁冒进。　　毛泽东力批反冒进　　从1957年10月中共八届三中全会到1958年5月中共“八大”二次会议，连续不断地批反冒进，实际上已为“大跃进”的全面发动做了比较充分的思想、舆论准备。毛泽东亲自审阅批示的日《人民日报》社论提出：“在生产战线上来一个大的跃进。”　　要想加快建设速度，在全国迅速形成“大跃进”的局面，就必须在全党统一思想。首先就要在领导层中统一认识。在毛泽东看来，要统一认识，前一段的反冒进是一个大的障碍。日毛泽东在中共八届三中全会上，向全体中共中央委员作了以《做革命的促进派》为题的讲话。毛泽东从整风讲起，提出了“要大胆地放，彻底地放，坚决地放；要大胆地改，彻底地改，坚决地改”的响亮的口号，并总结和肯定了“大鸣、大放、大辩论、大字报”的群众斗争形式。这无疑是为坚持稳定发展的人敲响了警钟。　　然而这时的周恩来，在八届三中全会上仍表明这样的主张：“既要反对在改革突出不合理的制度上缩手缩脚的保守倾向，又要反对不顾职工觉悟程度和实际困难、冒昧从事的急躁情绪。”他所坚持的，仍然是“既反保守，又反冒进”的观点。毫无疑问，这是毛泽东不能满意的。毛泽东在讲话中严厉地说：去年这一年扫掉了几个东西。一个是扫掉了“多、快、好、省”。不要“多”了，不要“快”了，至于“好”、“省”，也附带扫掉了。“好”、“省”我看没有哪个人反对，就是一个“多”、一个“快”，大家不喜欢，有些同志叫“冒了”……我们总是要尽可能争取多一点，争取快一点，只是反对主观主义的所谓“多”、“快”。去年下半年一股风把这个口号扫掉了，我还想恢复。　　这时，反冒进的呼声在党内已经基本上失去了市场，取而代之的是反“反冒进”。会上通过仍然具有冒进色彩的《1956年到1967年全国农业发展纲要（修正草案）》，即《农业四十条（修正草案）》，把高指标重新摆到了人们的工作日程上。　　毛泽东于11月2日率中国代表团赴莫斯科参加十月革命40周年庆典，并出席社会主义国家共产党和工人党代表会议。其间，毛泽东亲自审改、批发了两篇《人民日报》社论，论点直指反冒进。11月13日的《人民日报》社论《发动全民讨论四十条纲要，掀起农业生产高潮》，对1956年的反冒进公开进行指责：1956年公布全国农业发展纲要草案以后，曾经鼓舞起广大农民的生产热情，掀起了全国农业生产高潮。但是，有些人却把这种跃进看成“冒进”，他们害了右倾保守的毛病，像蜗牛一样爬行得很慢，不了解在农业合作化以后，我们就有条件也有必要在生产战线上来一个“大跃进”。　　在莫斯科期间，毛泽东听到赫鲁晓夫“15年后可以超过美国”的豪言，则以中国“15年后可能赶上或超过英国”的话来回应。毛泽东觉得在社会主义制度下，中国可以进一步加快建设速度，把群众充分发动起来，生产就会出现“大跃进”。他在从莫斯科打回北京的一个电话中说：1956年的“反冒进”是不对的，以后不要再提“反冒进”了。11月下旬，毛泽东从苏联回国后，连续召开会议讨论他正在思考的如何取得经济建设更高发展速度的问题。　　日的《人民日报》社论《必须坚持多快好省的建设方针》，对反冒进的人进行了更严厉的批评：在反冒进期间“刮起了一股风，居然把多快好省的方针刮掉了”，“于是，本来应该和可以多办、快办的事情，也少办、慢办甚至不办了。这种做法，对社会主义建设事业当然不能起积极的促进的作用，相反地起了消极的’’促退’的作用”，“结果就背离了多快好省的方针，变成了经济战线的懒汉”。　　1958年更是在一种异乎寻常的气氛中开始的。日，《人民日报》发表元旦社论《乘风破浪》，提出“鼓足干劲，力争上游”，在15年左右的时间内，在钢铁和其他主要工业产品产量方面赶上和超过英国。社论批评“人们的思想常常落后于实际，对于客观形势发展之快估计不足”，明确“目前全国农业已经掀起了空前的生产高潮。各地党委必须积极地妥善地领导这个高潮，争取1958年农业生产的大跃进和大丰收”。社论喊出的口号是：“让我们乘风前进！让我们乘压倒西风的东风前进！乘压倒右派、压倒官僚主义、压倒保守思想的共产主义风前进！”　　日至4日，周恩来在杭州出席毛泽东召集的部分省、市委书记会议。毛泽东在会上发了脾气，周恩来等提出过的反对急躁冒进的主张受到严厉批评。毛泽东后来说：杭州会议，我在那里放火，“我是放恩来的火，有柯老为证，就在杭州，实在憋不住了。几年之气，就向薄一波发泄。我说：我不听你这一套，你讲什么呀？我几年都不看预算了，横直你是强迫签字”。毛泽东在周恩来面前发了一通牢骚，说：“农村社会主义高潮一书的序言，对全国产生了很大的影响，是’’个人崇拜’’’崇拜偶像’？不管什么原因，全国各地报纸、大小刊物都登载为什么军队多了几十万人，招收工人学徒多了100多万人？我说各部门都有对形势估计不足的情况，反对右倾保守为什么要多加人，我不懂，我也不知道。”毛泽东借谈1958年国民经济计划草案的报告和第二个五年计划的修改问题，对周恩来等主张反冒进的人直截了当批评说：你们那个时候，不仅脱离了各省，而且脱离了多数的部！为了在更大范围内进行思想和组织动员，随后毛泽东召集了一系列的重要会议，就反冒进等问题继续批评周恩来等人。　　1956年9月，中央八大在北京召开，图为毛泽东、刘少奇、周恩来等在主席台上。
　　南宁会议上一作检讨　　毛泽东1月11日至22日在广西南宁主持召开了有部分中共中央领导人和华东、中南等地区九省二市领导人参加的工作会议。参加会议的代表都接到了会上分发的12份作为批评对象的材料，这些材料，都是反对冒进的，许多都与周恩来有关。为准备检讨，周恩来从到达南宁的那天起，几乎天天约请参加会议的有关人员谈话。　　就在南宁会议的第一天，毛泽东就提出“反冒进”的问题，把中共八届三中全会以来对“反冒进”的批评推向高潮。毛泽东说：“不要提’’反冒进’这个名词——这是政治问题。首先没有把指头认清楚，十个指头，只有一个长了包，多用了一些人（工人、学生），多花了一些钱，这些东西要反。当时不要提’’反冒进’，就不会搞成一股风，吹掉了三条：一为多快好省，二为四十条纲要，三为促进委员会。这是属于政治，不属于业务。一个指头有毛病，整一下就好了。原来’’库空如洗’、’’市场紧张’，过了半年就好了，变过来了。没有搞清楚6亿人口的问题，成绩主要，还是错误主要？是保护热情，鼓励干劲，乘风破浪，还是泼冷水泄气？”第二天，毛泽东从工作方法的角度继续阐述他的观点：“我们要注意，最怕的是6亿人民没有劲，抬不起头来就很不好。群众观点是从6亿人口出发。看问题要分别主流、支流，本质、现象。”“工作方法希望改良一下。这一次千里迢迢请同志来一趟，是总理建议的，本来我不想多谈，有点灰心丧志。”他还说：“右派的进攻，把一些同志抛到和右派差不多的边缘，只剩了50米。”这些措辞严厉的批评，使“会议从一开始空气就非常紧张了”。　　在1月16日的会上，毛泽东拿出柯庆施在上海市党代会作的《乘风破浪，加速建设社会主义的新上海》的报告说：“柯文章很好，上海100万工人，无产阶级集中的地方才能产生这篇文章。”他当众对周恩来说：“恩来同志，你是总理，你看，这篇文章你写得出来写不出来？”周恩来回答说：“我写不出来。”毛泽东又说：“你不是’’反冒进’吗？我是反’’反冒进’的！”听了毛泽东的批评，周恩来和到会的副总理们“坐卧不安”。当年随周恩来一起到南宁开会的他的经济秘书顾明后来回忆：“几乎每天晚上，先念、一波等都聚在总理那里讨论到夜里二三点，商议怎么检讨等等。那时，会议的形势很紧张。”　　1月17日，毛泽东在听取各省市汇报时继续批评“反冒进”。他认为，“反冒进”是针对他所写的《中国农村的社会主义高潮》的“序言”，说：日《人民日报》社论“要反对保守主义，也要反对急躁情绪”，把我撇开，又要利用我。一不麻烦我，二可利用我打别人。“没有想到造成这样’’反冒进’空气，挫伤积极性没有料到。”　　1月19日，毛泽东约周恩来单独谈话。随后，继续进行大会讨论。会议从晚上8点多一直开到深夜1点多。心情沉重的周恩来在会议上开始作检讨性的发言。　　他在检讨中，总的精神是不得不认错，把毛泽东所说的反冒进这个“带方针性的动摇和错误”的责任全都揽到自己身上。周恩来认为：这个“错误”的产生，是由于没有认识或者不完全认识生产关系变革后将要有“跃进”的发展，因而在放手发动群众进行社会主义革命和建设中表现出畏缩，常常只看见物看不见人，尤其是把许多个别现象夸大成为一般现象或者主要现象，是一种右倾保守主义思想……一些主张反冒进的同志从周恩来的许多话中，听出了违心的成分。　　周恩来说：反冒进的结果损害了三个东西：促进委员会、四十条、多快好省，使1957年的工农业生产受到了一些影响，基本建设也减少了一些项目。这个方针，是与主席的促进方针相反的促退方针。这一反冒进的错误，我要负主要责任。　　1月21日，毛泽东在会议上作总结性发言，提出：从1958年起，在继续完成思想、政治革命的同时，着重点应放在技术革命方面。关于反冒进问题，他得出的教训是：“反掉了三个东西，把一些同志抛到右派似乎相近的地位。”薄一波后来回忆说：周总理不得不在这次会议上自我检讨，我说这个检讨呢，叫做不得不检讨，应该打上引号。　　周恩来和刘少奇1月23日一同返回北京。南宁会议后，为掀起“大跃进”的高潮，毛泽东并没有放松对反冒进的批评。日，《人民日报》又发表了《我们的行动口号——反浪费，勤俭建国！》的社论，指出：“我们国家现在正面临着一个全国大跃进的新形势，工业建设和工业生产要大跃进，农业生产要大跃进，文教卫生事业也要大跃进。”　　2月23日，在北京召开的中共中央政治局扩大会议上，反冒进又一次成为会议的主题。按毛泽东的说法，谁要是再反冒进，谁就会搬起石头砸自己的脚。
　　成都会议上二作检讨　　为了巩固反“反冒进”的“成果”，毛泽东提出再到成都开一次会。他说：“我们在南宁是半个中国了，华东、中南、华南这三个区域，东北找了一个欧阳钦，华北找了一个刘仁，西北是张德生，西南是李井泉。这一次我们是到成都，大概是3月上旬，去谈一谈。”　　成都会议是从3月9日至26日召开的，参加会议的除政治局委员外，还有中央有关部门负责人和各省、市、自治区党委第一书记。会议在成都郊外金牛坝的金牛宾馆举行。会议的中心还是讨论如何进行社会主义建设的方针这个问题。3月9日即会议的第一天，毛泽东又提出“反冒进”问题，他说，建设社会主义有两种方法的比较，“一种是马克思主义的’’冒进’，一种是非马克思主义的’’反冒进’，究竟采取哪一种？我看应采取’’冒进’，很多问题都可以这样提。”他更多谈的是要“破除迷信，解放思想”，并提出“鼓足干劲，力争上游，多快好省的总路线”。毛泽东认为：“过去8年的经验，应加总结，’’反冒进’是个方针问题，南宁会议谈了这个问题，谈清楚的目的是使大家有共同语言，好做工作。”　　毛泽东在会上，再一次尖锐地批评周恩来，给冒进和反冒进问题定了性：其实冒进是“马克思主义的”，反冒进是“非马克思主义的”。究竟采取哪种？我看应该是“冒进”。我们没有预料到会发生打击群众积极性的反冒进事件，它给右派猖狂进攻以相当的影响。今后还要注意有人要反冒进。　　在3月25日的大会上，周恩来再一次对反冒进的“错误”作检讨。他说：我负主要责任提出的反冒进报告，就是对群众生产高潮这个主流泼了冷水，因而不是促进而是促退，不是多、快、好、省而是少、慢、差、费，四十条也被打入冷宫，这就是问题的本质。反冒进的错误主要在于将一个指头当做多数指头，没有给群众高潮撑腰，想办法，而是重重限制、层层束缚。但是，我当时却没有这样认识，以后才逐渐认识这是在社会主义建设问题上方针性的错误。　　他接着说，“当时确没有这样认识，等到右派教育了我，主席提醒了我，群众实践更启发了我，才逐渐认识这是在社会主义建设问题上方针性的错误。更深一层说也就是对社会主义革命本质的东西解放生产力，社会主义建设的主流发动群众、发展生产看不到，自然就抓不起了。”　　对周恩来的检讨，毛泽东说：“如果从经验上、从方法问题上作为例子，那倒是可以的。这个问题不是个什么责任问题，也不是老要听自我批评的问题，南宁我们都听过了，北京也听过了的。”可见周恩来的检讨对毛泽东的要求还有距离，还没有使毛泽东感到满意。　　为了把这次会议取得的成果和形成的决议以更权威的方式确定下来，中共中央决定召开八大二次会议。3月31日，中共中央发出通知：中央决定在5月5日召开党的第八届全国代表大会第二次会议。　　1958年5月，中央八大二次会议在北京举行。会议根据毛泽东的建议，通过“鼓足干劲，力争上游，多快好省地建设社会主义”的总路线。
　　八大二次会议上三作检讨　　周恩来参加八大二次会议所进行的一项重要任务，是就反冒进问题继续进行检查。周恩来的秘书范若愚后来回忆：“1958年4月间，总理在准备八大二次会议的发言稿时，有一天对我说：他这次发言，主要是作检讨，因为犯了’’反冒进的错误’，所以这次发言稿不能像过去那样由别人起草，只能是我讲一句，你给我记一句。再由你在文字连接上，做一点工作。总理在讲了这些情况后，就开始起草发言稿的开头部分，他说一句，我记一句。就在这个时候，陈云同志给他打来电话。打完电话之后，他就说得很慢了，有时甚至五六分钟说不出一句来。这时，我意识到在反冒进这个问题上，他的内心有矛盾，因而找不到恰当的词句表达他想说的话。”　　中共八大二次会议5月5日在北京开幕。按毛泽东的安排，会议开幕的头一天，由刘少奇代表党中央作《工作报告》。报告肯定：“毛泽东同志提出的15年赶上和超过英国的口号，鼓足干劲、力争上游、多快好省地建设社会主义的口号，要当促进派、不要当促退派的口号”，“迅速地被几亿人口组成的劳动大军所掌握，成为极其伟大的物质力量。”报告认为，由于反冒进，1956年到1958年间中国社会主义建设出现了一个“马鞍形”，并把反冒进放在反面教材的位置上进行批判。　　日至23日，中共八大二次会议在北京举行，正式通过了社会主义建设总路线，肯定了当时已经出现的“大跃进”。图为大会主席台，左起：刘少奇、邓小平、毛泽东、周恩来、朱德。　　毛泽东在5月15日晚间，分别约陈云、周恩来进行了长时间谈话。谈话后的第二天和第三天，周恩来和陈云在大会上对“反冒进”问题再一次作了检讨。在陈云5月16日作完检讨后的第二天，周恩来5月17日作检讨。周恩来在大会上所作检讨中，谈到“反冒进”的错误时说：“我是这个错误的主要负责人。”“’’反冒进’的错误，集中地反映在我在1956年11月八届二中全会的报告中间。当时我对于1956年的建设成绩和在跃进中出现的某些缺点和困难，作了错误的估计，把实际上不到一个指头的缺点夸大化了，肯定1956年的年度计划’’冒’了，并且提出1957年适当收缩规模的意见。”“还应该特别指出，’’反冒进’的错误，是同政府工作中脱离党的领导的倾向分不开的，也是同脱离实际、脱离群众的工作作风分不开的。”他又谈到这一阶段中的思想变化说：自己对毛泽东指出的“反冒进”是关于社会主义建设规模和速度问题上方针性的错误这一点，“在相当时间没有意识到，问题的严重性就在这里”。　　在中共八大二次会议上，陈云、周恩来相继作了对反冒进的检讨以后，毛泽东曾宣布“反冒进解决了”。但同时，他在会上还多次发出要注意“我们党内搞得不好要分裂”的警告。毛泽东为了预防以后党内再次出现反冒进与反“反冒进”之类的原则分歧，向全党提出了警告：“代表大会的同志，你们注意一下，中央委员会要特别注意，要顾全大局，谁不顾全大局，谁就会跌筋斗。”指出假如“有些人不顾大局”，“那就要分裂”；“有人认为讲了分裂，心里就不舒服，我看讲了好，大家有个精神准备。”在这样的情形下，党内已经很难发表不同意见了。八大二次会议正式通过“鼓足干劲、力争上游，多快好省地建设社会主义的总路线”。在提出总路线的同时，发动了“大跃进”运动。邓小平认为：“’’大跃进’，毛泽东同志头脑发热，我们不发热？’’刘少奇同志、周恩来同志和我都没有反对，陈云同志没有说话。在这些问题上要公正，不要造成一种印象，别的人都正确，只有一个人犯错误。这不符合事实。”从当时的情况看根本是无法反对的。　　中共八大二次会议以后，迫于“反冒进是方针性的错误”，在巨大的政治压力之下，周恩来选择辞职。他向中共中央提出“继续担任国务院总理是否适当”的问题。与此同时，彭德怀也向中央提出“不担任国防部长的工作”。6月9日，毛泽东在中南海游泳池召开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会，讨论他们提出的请求。出席会议的有毛泽东、刘少奇、周恩来、朱德、陈云、林彪、邓小平、彭真、彭德怀、贺龙、罗荣桓、陈毅、李先念、陈伯达、叶剑英、黄克诚等人。会上讨论了周恩来等人的工作安排，会议决定：“他们应该继续担任现任的工作，没有必要加以改变。”　　这次常委会还讨论了中共中央关于成立财经、政法、外事、科学、文教各小组的决定，具体组成是：财经小组12人，陈云任组长；政治小组5人，彭真任组长；外事小组6人，陈毅任组长；科学小组6人，聂荣臻任组长；文教小组10人，陆定一任组长。6月16日，这个决定以中共中央文件的形式下达各省市自治区，其中，毛泽东写道：“这些小组是党中央的，直隶中央政治局和书记处，向他们直接做报告。大政方针在政治局，具体部署在书记处。只有一个’’政治设计院’，没有两个’’政治设计院’。大政方针和具体部署，都是一元化，党政不分。具体执行和细节决策属政府机构及其党组。对大政方针和具体部署，政府机构及其党组有建议之权，但决定权在党中央。政府机构及其党组和党中央一同有检查之权。”会后，毛泽东嘱咐中共中央总书记邓小平起草一个会议记录。6月22日，邓小平将写好的会议记录报送毛泽东。毛泽东当即批示：“退（杨）尚昆存。”　　尽管周恩来的职务没有变，但当时所形成的巨大政治压力和紧张气氛，使党内民主的健康发展受到很大制约，不同意见事实上已经难以提出。周恩来等一批主张反冒进的领导人，失去了对中国经济建设的主导权。　　1958年到1960年这3年“大跃进”，基建投资总额超过“一五”期间投资总额的1.5倍，而农业总产值1960年比1957年下降30%。它使我国国民经济的比例遭到严重破坏，给国民经济造成极大损失。由于“大跃进”和“反右倾”的错误，加上当时的自然灾害和1960年7月苏联撕毁合同、撤走专家等原因，使中国经济陷入了严重的困难局面：粮食短缺，财政连续几年赤字，通货膨胀，人民生活困难，从而不得不对陷入僵局的国民经济进行调整。　　在困难时期，为了同舟共济，尽快渡过难关，周恩来一方面担负起领导国民经济调整的艰难任务，另一方面又主动承担大办钢铁、“大跃进”的错误的责任，经常自己作检讨。他常说，国务院领导负有主要责任，并鼓励大家紧密团结，战胜困难。有同志对他说：“总理，你不能把什么事情都担在你的身上。”周恩来说：“我是总理，中央、国务院决定的事，我都有责任。”周恩来这种忍辱负重、顾全大局的精神和品格，是多么令人敬佩和感叹！（摘自2007年12月《文史精华》）
　　文章摘自《党史文苑》2011年第9期 　　作者：阎志峰 原题为《1958年，周恩来为什么提出辞职？》　　日中共中央政治局会议上，周恩来委婉地提出，请考虑自己继续担任国务院总理是否适当？会议挽留周恩来继续担任总理。会后，邓小平拟了个会议记录，写道：会议认为周恩来“应该继续担任现任的工作，没有必要加以改变”。并把这个记录报送了毛泽东主席。这样，周恩来仍然担任国务院总理不变。　　周恩来提出辞职的第二天，中共中央正式发出《关于成立财经、政法、外事、科学、文教小组的通知》（以下简称《通知》），明确指出：“大政方针在政治局，具体部署在书记处。”　　从时间节点上看，周恩来辞职和中央下发《通知》高度相关，两件事情之间有没有内在的关联性？可以肯定的是，周恩来提出辞职时不可能不知道中央第二天要下发《通知》。我们可不可以这样理解，经过改革，国务院的职能弱化，甚至被转移，这是否为周恩来提出辞职的最主要最直接的原因呢？为此，本文通过对当时经济背景和政治背景的分析，来解读周恩来辞职的原因。　　经济背景：毛泽东提出反反冒进　　1955年，无论是毛泽东，还是周恩来，由于经验不足，都对经济形势判断较为乐观。结果，1956年出现了经济过热，资金、原材料和市场十分紧张的现象。周恩来、陈云等人发现这一问题后，当机立断反冒进，把过大的建设规模压了下来。周恩来、陈云刹车了，但毛泽东还没有看出问题的严重性。毛泽东虽然没有反对，但当1957年他准备开展“大跃进”的时候，却开始批评周恩来和陈云。　　为此，在1957年末至1958年初那段时间，毛泽东有几番讲话。　　日，毛泽东在八届三中全会闭幕会上说：　　1955年来了一个高涨，1956年吃了亏，来了一个右倾，来了一个松劲。主要是扫掉了三个东西，一是多快好省，一是《全国农业发展纲要》，一是促进委员会。……1956年的毛病是基本建设多用了30亿元，生产了600万部不适用的双轮双铧犁。这可以组织个临时促退小组来解决，但共产党总的方针是促进而不是促退。共产党应该是促进委员会，只有国民党才是促退委员会。　　日，《人民日报》刊发了社论《必须坚持多快好省的建设方针》，这篇社论是经过毛泽东修改和政治局讨论过的，批评在反冒进期间“刮起了一股风，居然把多快好省的方针刮掉了”，“有的人竟说，宁可犯保守的错误，也不要犯冒进的错误”，“于是，本来应该和可以多办、快办的事情，也少办、慢办甚至不办了。这种做法，对社会主义建设事业当然不能起积极的促进的作用，相反地起了消极的促退的作用”。
　　日至4日，周恩来在杭州出席毛泽东召集的部分省、市委书记会议。借谈1958年国民经济计划草案的报告和第二个五年计划的修改问题，毛泽东对周恩来等主张反冒进的人的批评，是直截了当的：“你们那个时候，不仅脱离了各省，而且脱离了多数的部！”　　11日晚，毛泽东进而又说：不要提反冒进这个词，这是政治问题。一反就泄了气，6亿人一泄了气不得了。　　毛泽东尖锐地批评了日《人民日报》发表的《要反对保守主义，也要反对急躁情绪》的社论：这篇社论好像有理三扁担，无理三扁担，实际重点是反冒进的。毛泽东认为社论中引用《中国农村的社会主义高潮》序言的几句话来说明反冒进，“是用毛泽东来反毛泽东”。他在这篇社论上批注：“庸俗辩证法”，“庸俗马克思主义”，“尖锐地针对我”。　　毛泽东的这些话主要是针对反冒进的，表明了自己的态度：“你不是反冒进吗？我是反反冒进的！”　　周恩来为了顾全大局，于1月19日晚在南宁作了检讨：反冒进是一个带方针性的动摇和错误，是一种右倾保守主义思想，是与主席的促进方针相反的促退方针。并表示，他对错误负主要责任。　　2月18日，毛泽东还批评了国务院的工作：　　章伯钧说国务院都是拿成品，他不满意，他要有权参与设计。我们政治局委员可不可以有权参与设计呢？过去这个五年计划，实际上是无权参与设计。我是主席，也没有参与设计。每年的年度计划，总是请你签字，叫做强迫签字。我有个办法，不看。你强迫我嘛，我事先没有预闻，事先没有接触嘛。老是在国务院讨论，总是拿不出来。千呼万唤不出来，为什么不出来呢？说没有搞好，等到梳妆打扮一跑出来的时候，我们说不行，时间迟了！这事实上是一种封锁。　　3月底，中共中央政治局便开会决定召开党的八大二次会议。　　这期间，毛泽东的心情开始舒畅，而周恩来的心情则极其苦闷。　　曾去过西花厅的国家计委工作人员梅行这样回忆：　　有一天总理办公室给我打电话，说总理有事情找我，叫我去布置一下工作。我就马上去了。总理正在打乒乓球，他见我去了以后叫我等等，一会儿把我带到他办公室去，跟我谈工作，十几分钟就完了。谈完以后我就很奇怪，我从来没有看到总理打乒乓球，也没看到他做其他活动，我就问总理办公室的许明：总理今天怎么打起乒乓球来啦？许明表现出心情很难受的样子，她说：你难道还不知道吗？南宁会议以后，总理的中央财经小组组长的位置被免了。总理因为做惯了工作，没有工作他会很难受。　　最能感觉周恩来心情郁闷的是他的秘书们。周恩来的秘书范若愚回忆：　　1958年4月间，总理在准备八大二次会议的发言稿时，有一天对我说：我这次发言，主要是作检讨，因为犯了“反冒进的错误”，所以这次发言稿不能像过去那样由别人起草，只能是我讲一句，你给我记一句。再由你在文字连接上，做一点工作。总理在讲了这些情况后，就开始起草发言稿的开头部分，他说一句，我记一句。就在这个时候，陈云同志给他打来电话。打完电话之后，他就说得很慢了，有时甚至五六分钟说不出一句来。这时，我意识到在反冒进这个问题上，他的内心有矛盾，因而找不到恰当的词句来表达他想说的话。　　在5月召开的党的八大二次会议上，周恩来对国务院的工作进行了检讨：　　在经济工作中，有些重大的工作问题没有及时地向中央请示报告，更没有经常地系统地向中央反映情况。即使请示了，报告了，也不是“毛毛细雨”，而是“倾盆大雨”，材料数字一大堆，使中央对于需要作出决定的问题，来不及进行仔细的分析研究。　　南宁会议后，毛泽东掌管了经济大权。反反冒进的气氛则一直延续到了八大二次会议。　　这场对反冒进的批评是毛泽东发动和主持的，被批评的是在中央和国务院主持经济工作的领导同志；批评者言词猛烈，且有痛快淋漓之势，而被批评者却几乎没有可能进行说明和申述，只能一个劲地做自我批评，包括不得不发一些违心之论。在这种气氛下，周恩来的心情可想而知。风头过后，他向中央提出“继续担任国务院总理是否适当的问题”，也就容易理解了。
　　本文摘自《碰撞三十年：改革开放的十次思想观念交锋》，作者：刘吉，出版社：江苏人民出版社出版　　1956年，面对社会主义改造的显赫胜利和“一五”计划的超额完成，以及因苏共二十大反对斯大林个人崇拜引发的波匈事件等国际国内出现的新情况、新问题，鉴于对形势的分析，毛泽东不能再支持对个人崇拜的批评了，不能一味地反对所有的个人崇拜。1957年右派向党“进攻”，又进一步强化了毛泽东的这一认识。从1958年开始，毛泽东对待个人崇拜的态度发生了重大变化。毛泽东的个人专断作风和对毛泽东的个人崇拜很快地发展起来。　　1958年1月，在南宁会议上，毛泽东严厉批评了周恩来主管下的国务院经济部门搞分散主义，并编了一个口诀：“大权独揽，小权分散；党委决定，各方去办；办也有诀，不离原则；工作检查，党委有责。”毛泽东特别强调：“集中，只能集中于党委、政治局、书记处、常委，只能有一个核心。”（逄先知，金冲及?毛泽东传（）（上卷）［M］?北京：中央文献出版社，2003768）　　1958年3月，毛在成都会议上明确指出：“个人崇拜有两种，一种是正确的崇拜，如对马克思、恩格斯、列宁、斯大林正确的东西，我们必须崇拜，永远崇拜，不崇拜不得了。真理在他的手里，为什么不崇拜呢？……另一种是不正确的崇拜，不加分析，盲目服从，这就不对了。”（逄先知，金冲及?毛泽东传（）（上卷）［M］?北京：中央文献出版社，）事实上，毛泽东对他认为需要个人崇拜一事并不讳言。在成都会议上，陈伯达有个长篇发言，其中讲到王明说延安整风搞出了两个东西：一个民族主义，一个个人崇拜。毛泽东插话说：“说个人崇拜就是崇拜我。不崇拜我就崇拜他。我看，崇拜我好一点。”（席宣，金春明?“文化大革命”简史［M］?北京：中共党史出版社，199632）陈伯达说到，我们是国际主义者、马克思主义者，我们有权威，有代表人，有中心人物、中心思想，但并不是个人崇拜。毛泽东接过话茬说：“怎么不是个人崇拜？你没有个人崇拜怎么行？你又承认恩格斯，你又反对个人崇拜。我是主张个人崇拜的。”毛泽东还说：“打死斯大林，有些人有共鸣，有个人目的，就是为了想让别人崇拜自己。列宁在世时，许多人批评他独裁。说政治局只五个委员，有时还不开会。列宁回答很干脆：与其你独裁，不如我独裁好。因此，只要正确，不要推，不如我独裁；也开点会，不全独裁就是。不要信这个邪，你反对个人崇拜，反到天上去，无非想自己独裁。”（李锐?大跃进亲历记（上卷）［M］?海口：南方出版社，）　　反对个人崇拜，是因为“有个人目的，就是为了让别人崇拜自己”，此言一出，实际上给反对个人崇拜的人扣上了一顶大帽子，封住了别人的嘴。上有好者，下必甚焉。有对反冒进的严厉批判在前，又有对“正确的崇拜”的提倡在后，毛泽东的真实意图已经是明明白白的了。所以，伴随着大跃进热潮的临近，党内高层开始合力为个人崇拜升温造势。成都会议上，对毛泽东的颂扬不绝于耳。有人说：毛主席的思想具有国际普遍真理的意义。有人说：主席比我们高明得多，我们的任务是认真学习，但是主席有些地方是我们难以赶上的。有人说：要宣传毛主席的领袖作用，宣传和学习毛主席的思想。高级干部要三好：跟好、学好、做好。柯庆施的调子更高，他说：“对主席就是要迷信”，“我们相信主席要相信到迷信的程度，服从主席要服从到盲从的程度。”（薄一波?若干重大决策与事件的回顾（修订本）（下卷）［M］?北京：人民出版社，）“党中央的一些重要领导人如此集中地颂扬毛泽东个人，这是在新中国成立以来从未有过的。”（逄先知，金冲及?毛泽东传（）（上卷）［M］?北京：中央文献出版社，2003802）
　　毛主席视察徐水安国定县 　　要大家考虑粮食大增产后的新问题 　　早抓明年规划多种小麦和油料作物 　　新华社天津10日电　毛主席在8月上旬视察了河北省徐水。安国和定县。 　　中共河北省委书记处书记解学恭、河北省副省长张明河等随同毛主席进行视 　　察。 　　毛主席在徐水县南梨园乡大寺各庄农业社视察了农业社的粮食加工厂和 　　供销部、医院、猪场、缝纫工厂，接着又在社干部的陪同下参观了这个农业 　　社的幼儿园和供养失去劳动力的老年人的“幸福院”。在“幸福院”里，毛 　　主席同老人们亲切地握手致意。毛主席还视察了这个农业社的食堂，并且到 　　田间视察了农作物的生长情况。回到县里，毛主席又看了县办的细菌肥料厂 　　和铁工厂。毛主席对徐水县人民的干劲表示满意。中共徐水县委第一书记张 　　国忠向毛主席汇报说，徐水县秋季要收十一亿斤粮食。毛主席听了很高兴， 　　问张国忠说：“你们全县三十一万多人口，怎么吃得完那么多粮食？粮食多 　　了怎么办？”张国忠表示还没有考虑到这个问题，他说，“我们只是光在考 　　虑怎么多打粮食哩！”毛主席指示说，还应该考虑到生产了这么多粮食怎么 　　办的问题。毛主席又指示徐水县委要早抓明年的粮食规划，要多种小麦、多 　　种油料作物，种菜也要多品种，这样来满足人民的需要。 　　毛主席在定县和安国县的农村视察了农作物的生长情况，对农业社社员 　　们生产大跃进的成就装示高兴。在安国县流村红星农业社的丰产田里，毛主 　　席和正在那里劳动的农业社党支部书记王长锁亲切握手。毛主席还到一块高 　　粱地里观看了高粱的生长情况，并且和围拢上来的社员们握手谈话。社员们 　　向毛主席高呼“毛主席万岁”“共产党万岁”。在徐水、安国等地视察的时 　　候，毛主席都关切地询问了当地人民的生活和生产情况，并且同群众作了亲 　　切的交谈。 　　毛主席在徐水等地的视察和对群众的关怀，大大鼓舞了广大干部和群众 　　的干劲。徐水县委在当天夜里召开了全县的电话会议，乡乡社社都在电话会 　　议上向党和毛主席保证一定要使今年的粮食和工业等各个战线上都获得大丰 　　收。全县十一万多名农民经过两天一夜的苦战，就积肥三十一万四千六百多 　　车，大秋作物追肥六万六千六百多亩，除草八万多亩。中共定县县委在毛主 　　席离开的当天晚上也召开了三百多负责干部参加的紧急会议，全县在两天时 　　间内除大搞积肥追肥外，并新建起化肥厂两千三百二十座。安国县决定今年 　　全县粮食产量力争达到亩产四千五百斤，为保证实现明年亩产小麦二千斤的 　　计划，决定每亩施底肥十五万斤，全县乡乡社社都召开了跃进大会，形成了 　　一个新的生产高潮。 　　原载《人民日报》日第1版
　　核心提示:日，赫鲁晓夫在波兰访问时对中国人民公社化运动进行了公开批判:“曾有人下了大致是这样的论断:‘既然我们为共产主义奋斗，那就让我们来建立公社”’。“看来，当时许多人还不太明白:什么是共产主义和如何建设共产主义。”“公社是组织了，虽然当时既不具备物质条件，也不具备政治条件——我是指农民群众的觉悟。结果是大家都想生活过得好，而在公共事业上又想少花些劳动，许多这样的公社都没有什么成绩。” 　　中国“大跃进”运动的提出　　中国“大跃进”运动的提出，受到苏联“赶超美国”口号的影响。日赫鲁晓夫在苏联农业工作会议上提出苏联于最近三四年内在肉类、牛奶、黄油的产量方面赶上和超过美国的口号。当时莫洛托夫坚决反对，认为加快增加肉类和牛奶的产量，会把整个生产计划打乱，吃亏的将是重工业。两个月后，在批判马林科夫、卡冈诺维奇、莫洛托夫“反党集团”时，反对赫鲁晓夫提出的“赶超美国”口号成了他们的一大罪状。　　在打倒马林科夫、卡冈诺维奇、莫洛托夫“反党集团”后，为了进一步稳定局势，巩固自己的领导地位，赫鲁晓夫提出全面赶超美国的口号，以振奋人心，赢得群众支持。日，赫鲁晓夫在庆祝十月革命40周年的报告中正式提出15年内赶超美国的口号，说:“我们的计划工作人员的计算表明，在各种最重要的产品产量方面，苏联在今后15年内不仅能够赶上并且能够超过美国”。同时还宣称:“我们有一切根据宣布共产主义已经不是遥远的将来的事情了。”　　当时，正在苏联进行国事访问的毛泽东，也不甘落后，先后两次会见英国共产党领导人波立特和高兰，向他们调查英国的钢产量和发展前景，并于11月18日在各国共产党和工人党代表会议上提出中国在15年内赶上英国的宏伟目标。他说:“中国从政治上、人口上说是个大国，从经济上说现在还是个小国。他们想努力，他们非常热心工作，要把中国变成一个真正的大国。赫鲁晓夫同志告诉我们，15年后，苏联可以超过美国。我也可以讲，15年后我们可能赶上或者超过英国……在15年后，在我们阵营中间，苏联超过美国，中国超过英国。”　　毛泽东从莫斯科回国后，先后召开了杭州会议、南宁会议和成都会议，批评“反冒进”、反对教条主义、经验主义，号召破除迷信、解放思想，致使各省市区提出的生产指标一再加码，完成任务的时限一再压缩。1958年5月，中共八大二次会议通过了“鼓足干劲、力争上游、多快好省地建设社会主义”的总路线，提出“苦干三年，基本改变面貌”等口号。这样，一场轰轰烈烈的“大跃进”运动在中国开展起来。　　1958年8月，北戴河会议通过了中国钢产量翻一番的决定，即从1957年的535万吨增加至1070万吨。这次会议通过的《关于在农村建立人民公社问题的决议》提出:“人民公社将是建成社会主义和逐步向共产主义过渡的最好的组织形式，它将发展成为未来共产主义社会的基层单位。”还说:“看来，共产主义在我国的实现，已经不是什么遥远将来的事情了，我们应该积极地运用人民公社的形式，摸索出一条过渡到共产主义的具体途径。”人民公社化运动随即在中国展开。　　保加利亚向中国学习　　苏联和中国分别提出赶超美国和英国的宏伟目标后，特别是中国发起“大跃进”和人民公社化运动后，在东欧各社会主义国家产生了巨大影响。这些国家的许多领导人也试图加快本国的经济发展速度，其中最积极的是保加利亚领导人。　　1958年9月，以契尔文科夫为首的保加利亚议会代表团访问中国。契尔文科夫是原共产国际总书记季米特洛夫的妹夫，曾任保共中央第一书记，苏共二十大后在赫鲁晓夫强行推行的“非斯大林化”的过程中被免职，但仍保留保共中央政治局委员。当时，中办翻译组的阎明复、朱瑞真参加了保议会代表团访华接待工作。契尔文科夫率团访华期间，毛泽东、刘少奇、周恩来分别接见了他们，向他们介绍了中国的形势，特别介绍了中国正在创办的人民公社。10月3日，刘少奇会见契尔文科夫谈到人民公社时说:“公社的性质基本上还是集体所有制，但有一部分全民所有制，这部分还要增加。我们准备把国家的仓库、商店、银行、加工工厂、学校都交给公社，加强公社中的全民所有制。我们想，这样做两三年以后很多公社就会变为全民所有制。”契尔文科夫率团访问了中国的一些城市和乡村，看到了举国上下战天斗地、土法炼钢的场面，参观了亩产“千斤”皮棉的棉田和天津郊区亩产“5万斤”的稻田。对中国“大跃进”和人民公社化运动所取得的“成就”，保议会代表团成员中少数人表示怀疑，多数人表示钦佩，说他们回到保加利亚后也要开展“大跃进”和人民公社化运动。的确，他们回国后，保加利亚报刊立即开始宣传中国的“大跃进”和人民公社化运动。接着，他们仿效中国的人民公社，开始扩大或合并集体农庄；增加重工业，特别是对黑色冶金工业的投资，实际上也是大炼钢铁。
　　赫鲁晓夫被吓了一跳　　中国的“大跃进”和人民公社化运动初起时，赫鲁晓夫等苏联领导人虽不赞成，但在表面上采取了既不称赞也不批评的态度。据苏共中央联络部中国处副处长库立克回忆，联络部有一个为苏共中央主席团起草建议的小组。这个小组研究了两种非此即彼的抉择:或者为了苏中关系正常化而赞扬中国“大跃进”和人民公社，但是那样的话，就欺骗国际工人运动，欺骗苏联人民；或者是为了维护真理而把“大跃进”和人民公社评价为一种“左”倾政策的表现，但是那样的话，就会走一条加深两党分裂的道路。起草建议小组最后一致认为，为了维护苏中关系的稳定，应当暂时不要去注意中国“大跃进”和人民公社问题，就是说，对它既不称赞，也不批评。这个意见得到苏共中央主席团的赞同。确实，直到1958年12月底，苏联的报刊和官方文件都很少提及中国的“大跃进”和人民公社化运动，而保持一种“沉默”的态度。　　随着中国的“大跃进”和人民公社化运动不断对苏联和东欧社会主义国家产生影响，赫鲁晓夫等苏联领导人开始担忧起来。赫鲁晓夫在回忆录中写道:“中国开始向其他社会主义国家大肆宣扬，说每个国家都应该以中国为榜样，组织公社，照搬‘大跃进’。这种宣传在中国的报刊上比比皆是，过了一段时间，在居住靠近中国边境地区的我们自己的人所出版的报纸上也出现了。说实在的，我必须承认，我们当时很害怕中国人的这套做法，他们企图让我们采纳他们的口号和政策。由于情况变得越来越糟糕，我们不能再继续保持沉默了。我们不得不站出来讲话——不是反对中国和‘大跃进’本身(这是他们自己的内部问题，和我们无关)，而是反对把他们的座右铭照搬到我们苏联自己的条件中来。”　　赫鲁晓夫确实害怕了，他还把保加利亚共产党中央第一书记日夫科夫叫到莫斯科，要保加利亚立即停止“跃进”运动，否则不再向他们提供贷款和经济援助。　　由“沉默”到公开评论　　1958年12月以后，赫鲁晓夫对中国“大跃进”和人民公社化运动不再“沉默”，开始进行公开评论。　　赫鲁晓夫的第一次公开评论是日在同美国参议员汉弗莱谈话时。赫鲁晓夫说:“公社制度今天对俄国是不适宜的。无论如何这个词是用错了，不知道为什么中国人选用了这个词，因为‘公社’一词起源于法国大革命时代，它是一种城市的而不是农村的管理形式。无论如何，中国的制度是倒退的。苏联很久以前就尝试过公社制度，但是行不通。苏联现在采取的是物质刺激的方法”。　　日，赫鲁晓夫在苏共二十一大报告中提出:是否会有某个社会主义国家走到共产主义，而其余国家还远远落在后面呢?他回答说:“这种前景是很少有可能的。理论上比较正确的推断是，社会主义国家有效地利用社会主义制度所具有的可能性，将大致同时过渡到社会主义社会的高级阶段。”他说:“由社会主义发展阶段向高级阶段的过渡，是不能任意破坏或越过合乎规律的历史过程。”“当然，有些同志会说，应当快些实行共产主义原则。但是，当还没有为此创造好经济条件，没有达到物质财富的丰裕以及人们还没有养成按共产主义精神生活和工作的习惯的时候，过早地过渡到按需分配，就会损害共产主义建设事业。”赫鲁晓夫在这个报告中虽然没有公开反对中国的“大跃进”和人民公社化运动，但了解情况的人一听便知道他的这些话是有针对性的，也是给苏联广大干部打“预防针”，防止他们模仿中国。后来，赫鲁晓夫在回忆录中写道:“我们感到有必要向我们自己党内解释一下这个问题，应该指出大跃进的危险性和自相矛盾的地方。尤其当西伯利亚有些地区的党委会也接受了中国人的这些做法时，我们更感到有这么做的必要。我们决定在二十一大上提出这个问题，目的是为了稳定我们七年计划的基础。在向大会作的主要报告中，我努力想加强我们党的领导人的抵制能力，不使他们受到盲目模仿中国人所采取的经济措施的诱惑。”　　最直率的公开批评　　日，赫鲁晓夫在波兰访问时对中国人民公社化运动进行了公开批判。7月21日，苏联《真理报》对此作了公开报道。赫鲁晓夫说:“可以理解，把个体经济改造为集体经济，这是个复杂的过程。我们在这条道路上曾碰到过不少困难。在国内战争一结束之后，我们当时开始建立的不是农业劳动组合，而是公社。”“曾有人下了大致是这样的论断:‘既然我们为共产主义奋斗，那就让我们来建立公社”’。“看来，当时许多人还不太明白:什么是共产主义和如何建设共产主义。”“公社是组织了，虽然当时既不具备物质条件，也不具备政治条件——我是指农民群众的觉悟。结果是大家都想生活过得好，而在公共事业上又想少花些劳动。正所谓:‘各尽所能，各取所需’。”“许多这样的公社都没有什么成绩。于是党走了列宁所指出的道路。它开始把农民组织在合作社中，组织到农业劳动组合中，在那里人们集体地工作，但是按劳取酬。我们集体农庄逐渐巩固起来了，现在是蓬勃发展的社会主义农业的基础，是改善农民物质生活和文化生活的基础。”7月22日，《纽约时报》也报道了赫鲁晓夫批评公社制度的讲话，并评论说:“赫鲁晓夫这番话是迄今为止一位苏联领袖对公社的想法所作的最直率的公开批评。……可以认为是暗指中国共产党人去年秋天的一些说法而言的。中国共产党人曾说，建立公社是真正的通向共产主义的道路。这种看法似乎使俄国人感到烦恼，因为苏联报纸有三个月左右对于公社几乎只字未提。”　　1959年12月，赫鲁晓夫在匈牙利党的七大讲话中又提出:“我们应该始终如一地创造性地运用列宁关于建设社会主义和共产主义的学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