母亲和我（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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母亲和我（上）
图：1945年，在二姑奶奶家花园。父亲将照片剪成园形，放在家中电话机圆盘上。出门或星期天有可能有客人的日子，母亲都将自己和女儿收拾打扮一番。熊景明，40后昆明人，1967年云南大学毕业。1988年－2007年主持香港中文大学中国服务研究中心，1988年起多次参加大陆国际扶贫项目，著有《家在云之南》，在平淡中感人至深，写出在抗战时期宏大背景下小人物命运的颠沛流离，道尽甘甜辛酸。1973年母亲去世后，便想作文以悼亡母。每提笔，悲从中来，泪水先笔墨而下。而今女儿已成人，我的生命仿佛多了一个支点，给我勇气，踏入昔日的温情与苦悲。母亲1914年出生，二十一岁结婚，育有三子一女。她小时候曾染白喉，几乎丧命，虽复原，心脏受损，四十二岁时便卧病不起，一躺十八载。母亲就像她那个时代无数的贤妻良母，一生人毫无保留，心甘情愿地为家庭奉献自己；在永远温良、谦和、美丽的外表下，有着惊人的顽强意志；恪守自己为人处事的原则，又能宽容地接受别人，有如罗曼·罗兰笔下一位平凡的妇人：“能够用目光、举止和清明的心境在周围散布出恬静的、令人舒慰的气氛，活泼的生命。”母亲的娘家外公于光绪癸未、1883年出生在云南贫困山区普洱县一个四世相传的银匠之家。年仅岁半，父殁，母亲守节独自将他抚养成人。九岁入读私塾，后得益书法清秀，代缮公私文书，添充家用，昼夜攻读五经唐诗古文，皆能背诵。十八岁应县童子试，考八股文共十余场，每次均列前五名。后步行数日到景东县应学院岁科，列第一名。二十岁从故乡哀牢山步行到昆明， 考入无华山高等学堂，后获选派到日本早稻田大学学师范。在日本加入同盟会，改别号“羊牧”，取苏武牧羊持汉节之意。他在1942年《六十自述》中讲述了自己的一生：我生忧患多，饱经在心目，年幼尚无知，先父即不禄。失怙成孤儿，惟恃母抚育。世业失其传，无米难炊粥。孤寡动人怜，善后有外族。年长及学龄，就傅入私塾。出口能成章，读书记诵熟。习字工楷法，佣书识吏牍。辛丑应童试，名列前茅数。赴景游泮归，功名始基树。书院改学堂，入堂居廊庑。新旧学初窥，报国以身许。癸卯应乡试，字奇不见取。就读五华山，明师良友聚。学习中西文，成绩月可睹。考选送东洋，留学居江户。一朝思想变，欲复汉家土。投入同盟会，持节继苏武。乙酉初毕业，调回春申浦。不应清廷试，返滇作书贾。执教五华山，当年旧学府。教与学相长，讲习至夜午。匈奴尚未灭，家庭不暇组，作客久独身，中馈需人主。相约迎新妇，婚礼自作古。同时得贤良，感情融水乳。辛亥滇光复，生子能肖父。家人共团圆，迎养来慈姥。从事新闻业，宣传振聋声，投稿作刍荛，衷言出肺腑。学未优而仕，历署县缺五。从政十余年，国民俱无补。送母归故乡，失恃未回普。大事弟能当，设灵展奠祖。辞官有远行，游览到邹鲁。南北足所经，鸿爪留泥土。倦鸟知还巢，别子离京沪。艰巨付儿曹，归老即退武。且住海藏楼，息影城南杜。故园旧草堂，种瓜学老圃。七七事变生，全国抗日虏，空袭到滇南，昆市被侵侮。老弱宜疏散，村居避市啸。乱世命苟全，闻鸡思起舞。顾我家贫穷，尘时生瓦釜，薪贵米如珠，生活感痛苦。国难同家忧，如芒刺在股，何日获胜利，和平得重睹。今年届六旬，自试提诗笔，他日归道山，五字作行述。外公从日本回国后，拒做满清官，打算在云南创办报纸。光复后才出掌县政，任厅职凡十余年，均与时尚政治格格不入，闲赋在家，种花、作诗，最欣赏是陆放翁。他留下《涤园明通草堂诗集》，多是对子女的训悔或闲话家例程的记叙，也录下些那个时代知识分子的爱国情怀。1946年的一首《忆游粤港》末段云：“居今而思昔，割让实难堪，金瓯已欠缺，收复宣无端，何日复故土，会见汉衣寇”。二舅少时贪睡，外公写一首讽刺诗贴在他房门口，“文化大革命”时众人笑道，外公开“贴大字报”风气之先。当初参加同盟会的抱负，从未得以施展，一生抱憾。共产党掌权，外公对其匡时济世的理念十分认同，欢欣鼓舞了一阵。六十九岁时，觉得老躯无用，于是用一瓶安眠药了结了自己的生命。伴随云南留日青年的学监钱老先生看中了两名后生，将一对爱女许配。外公和同窗好友庚某均未见过他们未来的终生配偶，双方父母为两对新人择同一吉时成婚。是日大雨倾盆，混乱中轿夫将姐姐送到原来该迎娶妹妹的外公家。这是传说还是当真，已不可考证。嫁入庚家的妹妹花容月貌，逃不掉红颜薄命的定数，一生故事比小说还离奇感人。姐姐本份忠厚，善持家，和外公生下三男八女。排尔字辈，男的分别取名：俊、敦、敏；女的则冠聪、端、庄、葴、昭、慧、娴、淑。外公对子女的期望尽在其中。母亲是次女，聪慧活泼，深得外公喜爱，并继承了外公的幽默。按苏家的家规，不可用仆人，姐妹轮流当值做家务。母亲和大姐同睡一张大床。这张床一直留下来，我还记得床漆成红色，床头雕着半个胡芦似的空花。早晨由后起床者整理床铺。母亲醒来，静观大姐的动静，看到对方打个呵欠，伸伸脚，便跃身坐起来说：“我先起！”上世纪三十年代，在女孩子不可抛头露面的昆明，母亲十分热衷于刚刚时兴的歌舞表演，外婆训斥道，“一眼同，百眼同。看戏看一回还不够吗？”一次她参加学校演出队去表演，回家晚了，被罚不准吃饭。殊不知演出后已被招待过晚饭。母亲多年后对我讲到这个故事，仍流露出少年人心中的窃喜。《天鹅歌剧》是她最盛重的参与，虽然扮的只是八个王子之一，没有独唱的份，但她可以从头至尾把整个歌剧吟唱下来。这也成了我小时候学会的第一组歌：“我们还有一个妹妹，她比我们都聪明。她有小凳，金子做成；她有图画，值千金，妹妹，妹妹，快来快来，大家一齐同欢欣”；“谢谢哥哥们，不要太高兴，莫要忘记了，后母心毒狠，她要打我们，还要骂我们，常想把我们，一齐赶出门”。我的小名叫“妹妹”。妈妈心中对妹妹和天鹅哥哥们遭后母逼害的感受是如此真切。数十年后，她被疾病残酷折磨，医生宣布她最多只有三年生命，但是母亲一年又一年顽强地忍受，支持她苟活的信念是不能让她的四个子女受后母之苦，不可让“妹妹”被欺负。那年昆明流行白喉症，患者凶多吉少，母亲和她的外婆同时染疾。令现代人不可思议的是，当时医治老人比救活小孩紧要。母亲不到十岁，病得奄奄一息。家人以为她已没救，又怕传染弟妹，于是将她抬出走廊（昆明人称“游春”）。医生抢救的对象是她外婆，治老人的汤药渣再煨点水给她喝喝，聊胜于无。一日忽听她躺着哼起歌来了。“活了，活了！”大人连忙搬她进屋。链球杆菌没有夺走她的命，却侵蚀了她的心脏，从此夺走她的健康。我的外婆是云南省首间女子学校——昆华女子学校的第一批中学毕业生。我见过她们的毕业照，每个女学生都梳着高高堆在头顶上的“东洋头”，面上厚厚的脂粉也十分东洋。从大姨妈到八姨，都从昆华女中毕业，个个品学兼优，母亲从来未败落到第三名以下。大姨妈光彩照人，被封为校花；母亲则清秀细腻，惹人怜爱，大家戏称她做“病西施”。图：1938，昆明大观楼。四世同堂大家庭中的孙媳妇 ( 左一)。为人妻母母亲中学毕业后考入云南师范学院，读到二年级，为了陪外公去做县官便缀学了，其后嫁到熊家。熊家是官僚世家，生活方式、家庭关系与苏家大不相同。父亲是长房长孙，母亲变为“孙少奶奶”。有佣人侍候的日子随战乱终结，母亲写字描花的纤纤细手拿起斧子劈煤，洗衣做饭带孩子。她一样哼着京戏，做完一件又一件家务，尽妻子和慈母本份。家中收拾得干干净净，一家大小穿戴利利索索（昆明话叫“板板扎扎”）。每逢星期天，所有的床单、桌布都要换上新的，以迎接可能来到的客人。我小时候觉得这是理所当然的事，到母亲病倒，由我来当家时，这些礼貌便一概免了。母亲躺在床上，每周仍要指挥我清洁家具，一套紫檀木的茶几、椅子是我的头号敌人。母亲要我把抹布缠在指尖上伸进一个个雕花小孔去除尘。至今我也不明白在灰尘仆仆的小城，母亲怎么可以令她的一双鞋随时保持光洁清爽。一位亲戚多年后看到我粘满泥巴的鞋，摇头笑道：“你妈常说，委琐一顶帽，邋遢一双鞋，哈哈！”图： 新媳妇在昆明熊家大宅。不论做忙忙碌碌的家庭主妇，或是任会计去上班，还是躺在床上的病人，母亲都穿戴整齐，头发、眉毛理得一丝不苟。除了去坐客或去像馆照全家福，母亲都不化妆。粉红色的梳妆台是她陪嫁的嫁妆，印象中从不记得她坐在镜前修饰面容。她美得圣洁而自然，无需打扮。看她年轻时的照片，令人诧异朴素无华的美何以随时代而消逝殆尽。父母恋爱的细节不得而知。听亲戚说，他们彼此倾慕，再托媒人按正规程序求亲。父亲英俊潇洒，母亲美丽温柔，加之门当户对，算是美满良缘。许多年后当我也到该嫁人的年龄，母亲忠告我说，对方喜欢你，对你体贴，比你喜欢他更重要（中国人说不出口那个“爱”字）。我猜她当初一定十分迷恋父亲，忽略了他的大少爷性格。我虽然记住母亲的教诲，却发现这一信条也不可取。母亲之所以那样以为，是因为她并未亲历过别样的婚姻。图：1937，昆明大观楼，和美的小家庭。母亲生下我的哥哥后，又生了两个男孩，都先后夭折。之后诞一女，皮肤似母亲，白里透红，家人称她小苹果。小女孩聪明乖巧，一岁多已能唱整首三民主义国歌。可是不到两岁时患痢疾死了。父母常叹道，要是那时有消炎片她便有救了。七年中相继失去三个孩子，对母亲的打击可想而知。战乱还未结束，生下我来，母亲体弱没有奶水，也找不到奶妈。那时全家疏散住在祖父早年盖在乡下车家壁村别墅里。母亲去附近彝族村寨买羊奶来喂我。我知道这一层是因为尔后记事，不听话时，外婆就笑骂我说：“车家壁□□的羊奶喂大的蛮苗女。”图：初为人母， 长曾孙带来四世同堂的荣耀，母亲却将大哥穿扮成女孩，1937。我出世不到三年，母亲生景泰。母亲的心脏很弱，生小孩都要先签名，因生产死亡自己负责。到我七岁时小弟景和出世，母亲怀孕时曾想过等小孩生下送给她的好朋友，一位不育的表嫂。景和落地，美丽的婴儿引得医生护士一阵哄动，母亲说幸好没答应送他出去。听一位亲戚说母亲还小产过三次，她自己从未提及。医生早已警告过生小孩对她十分危险，母亲怀孕仍不少于十次。那个时代避孕不是件容易的事，担心怀孕的妇女，每个月都惶恐度日，害怕身体发出怀孕的信号。七个孩子存活四个，是那时婴儿成活率的正常比例。婴儿的死亡率和士兵的伤亡率一样，对于公众、研究者、政治家都不过是些数目字，而对每一个父母，尤其是母亲，失去孩子带来撕心裂肺的痛楚，也将成为尾随他们一生一世的伤心回忆。幼时印象中的母亲，终日操劳，却随时嘴里哼着京戏或什么歌。哄孩子睡觉，从躺下一直唱到完全睡熟。最常唱的是：“风呀，你要轻轻地吹；鸟呀，你要轻轻地唱，我家小宝宝，就要睡着了。宝宝的眼睛像爸爸，宝宝的嘴巴像妈妈，宝宝的鼻子呀又像爸来，又像妈。睡觉吧，妈妈的好宝宝，天明带你去玩耍，玩耍到你外婆家。”图：胡杰按前面的照片画了一幅油画， 题名：一个温暖的午后此刻，妈妈的声音还清晰地响在耳旁，一定是妈妈在天上为我轻唱。中学音乐课教唱冼星海的《游击队员之歌》“我们都是神枪手……”，老师唱了一遍，我就会了，好生奇怪，才想起这是妈妈哄弟弟睡的一首歌。歌曲明晰的节奏，伴着她的纤手轻轻地、一下下拍在孩子身上，没有一丝战斗气息。战争，时局艰难，大家庭的风波是非，父亲不时发作的火暴脾气，种种困难，对我们几个躲在母亲羽翼下的孩子都不存在。米不够吃，掺着红薯、洋芋，也好香，好香。我的大脚趾最不听话，老是把鞋尖顶个窟窿。妈妈替我补好，笑盈盈地告诉我说有“补新鞋”穿了。我穿着满院子跑，逢人就伸出脚来叫人家欣赏我的补新鞋。大人说，弟弟出世后，我两岁多就是个乖极了的小姐姐。母亲没时间带我，教会我玩许多独立的游戏。其中一个是将一盒火柴撒满一地，让我用胖乎乎的手指，一根根拾起来，排放到盒子里。妈妈有一支大漆皮箱，外面是黑的，里面是红的，装着她从嫁人时积攒的好衣服。丝衣罗衫只是作客时穿一下，全都保存得如新的一般。妈妈把它们一件一件都改作我的衣裙，从她手上抱着的小囡到后来上大学的闺女，都穿过母亲改制的新衣，令自己得意，让别人羡慕。我小时候整天憨吃憨睡，疯跑疯叫，除了患过一场猩红热，没有什么病痛。那时猩红热也很吓人。病快好了，我躺在床上将两只脚高高举起蹬在墙上，自己编了一只歌唱道：我想吃红薯稀饭。这一幕颇像母亲幼时熬过病危的情景。两个弟弟，尤其景泰小时候身体弱，妈妈显然操碎心。景和出痧子，发高烧哭个不停，不能吹风，母亲抱着他，放下四方蚊帐，在床上不停转圈圈走。天下的母亲，我自己在内，大都为子女的小小不妥过分忧虑。母亲自己身体不好，尤为我们的健康紧张。出一点小毛病，忍不住往坏处想。有一次我从花园里的秋千上跌下，弄痛了大拇指，哭着跑回家。母亲一看，手指跟部肿了一大块，这还得了。带我去看医生，医生要我把另一只手伸出来，又让妈妈把她的双手伸出来，很容易就让我们明白，这一小块凸凸的是肌肉，人皆有之。现代人已不容易理解那时带小孩操持家务的复杂和巨大的工夫。一日三餐生炉子点火，先得把木柴劈做小条条，架篝火似的架空，再用一条夹有松油的松柴，叫“明子”，点燃伸进去引火，然后把煤块一块块垒上去。这些技巧不是一天两天练得到家的。买来煤块是一大团，要用斧头敲碎。要火着、要火旺，需要不停煽火。竹编的骨架上裱糊薄棉纸做成的火扇，这是损耗最快的厨房用具。煽火也是每个小孩最先学会的家务，等学会左、右手都能控制火扇，就算到家了。被煤烟呛出眼泪，泪迹粘着烟灰弄个花脸在所难免。记得弟弟吃的米粥要先把米浸在水里一天，放在瓦砵里，一只手扶着砵边，另一只手握着也是瓦做的圆砵头，用力把米粒压碎，制成米浆。鞋子则纯粹是工艺品制作。做鞋面先铺两层新布在外，旧布夹于其中，用稀稀的浆糊粘起来，叫“裱隔薄”。然后画样剪下，再用针线密密麻麻地在鞋尖、鞋跟侧等易磨损处一圈圈缝上。如母亲般手巧的妇女，则施展其心思与技巧，描绘出各式各样鞋头花。母亲为自己绣过一双紫红色缎子花鞋，白羊皮底，放在箱子里从未穿过。“文革”时怕红卫兵说是“四旧”，便连同几对高跟鞋一道扔了。做鞋底功夫更是考人，几层新布上铺几十层旧布（旧衣服、旧床单无一样不被派上用场），中间夹一块“芛叶”，即包在竹芛外面的一层硬而厚的叶子，防水用。每块布事先按鞋底形状剪好，垒到约莫三四公分厚，“纳底”的伟大工程便可开始。粗粗的线穿在“大底针”上，先用锥子穿过布层打洞，针才能引线而过。麻线如何弄出个细头穿进针眼，又是门手艺。上初中时我边旁坐着个从乡下来的同学。课堂上她不愿将手闲着，于是高高拉起裤脚管，用大腿内侧做垫搓线头。散开麻线，渐进式抽麻丝，再搓结实。技巧之纯熟，常看得我目瞪口呆，顾不上听老师讲课。图：1944年，外婆家。小女孩的鼻梁，后来总算长出来了。傻丫头为什么我一点点也没有遗传到母亲一丝不苟的风格？最强烈的对比是母亲漂亮的蝇头小楷和我那见不得人的“鬼画桃符”。父亲的书法比母亲差多了。他辩解道，写字得自遗传。因为他自小被严父逼迫练字无数，终不成体统，到晚年发现他的字和他从不练字的姐姐几乎一模一样，这便是明证。母亲则说她的字是练出来的。她的外公曾参与光绪的百日维新，败落后受慈禧审问，不过十七岁，只会讲南蛮话。据说慈禧不耐烦了，下令道“这个小东西说些什么，听不懂，打发几两银子，让他滚回云南去算了”。这一节不知真假，但这位祖外公报效国家心切倒是真的。他把自己的长篇宏图大略写下来，母亲则负责替他誊写，也得几个铜板做零用钱。经年累月，字也练到家了。母亲的字秀丽而有风骨，一如她的为人。她五十年代作会计时，开会的笔记本曾被同事借去作字帖。我的字丑，也有一个与母亲有关的小故事。我读小学时，假期每天要写一篇小楷，一篇大楷。一放假我的心就野了，开学还早着呢。待到开学的日子屈指可数时，发现就算不吃不睡也做不完暑期作业。幸而家中会写字的女士不少，妈妈、外婆、伯娘都被动员起来，我的重要工作是督点她们，要把字写得像我一样歪歪扭扭，以防老师看出破绽。我的女儿在香港上培正小学时，我觉得小孩花一两小时做功课没有游戏时间太不人道，自告奋勇替她抄书。待到二年级下学期，她便不时提醒我说：“妈妈，你可不可以用点心思写好一点？不然老师一看就知道不是我写的了。”图：大哥总嘲笑我太胖，长大嫁不出去，我觉得自己眼太小，每次照相，尽量睁大眼睛。很小很小的时候，我常常爬到妈妈的梳妆台上，跪在大圆镜面前看自己胖乎乎的圆脸，有一点点自卑。哥哥常取笑我说胖姑娘嫁不掉。大人说我不是妈妈生的，是妈妈一天早上去倒垃圾，在垃圾堆里捡到的。我也相信。美丽的母亲怎么会生出一个难看的女儿来呢？我在脑子里形成一幅图，看见母亲去捡我的情景。不过倒不在乎，也不太清楚“嫁不掉”是什么意思。通常只是对着镜子里的小胖女孩做个鬼脸，又跑去玩我的了。长大些，曾对着镜子拿妈妈的口红来涂一通，这大概是每个女孩故事中必然的插图。图：1951，照例，每年到国际照相馆拍全家福。有三个哥弟的独生女儿，很自然受父母宠爱，但我本人全无得宠的意识，反而很有自知之明，知道我是大家心目中的“傻丫头”。我的傻故事说不完，道不尽，例如五岁时爬上房顶去看小偷昨夜是如何潜入盗窃之类。极聪明的哥哥与弟弟，更显得这个迟迟不开窍的妹妹蠢钝。数十年后我看到外公有诗形容六岁时的我“赋性敏慧，读书能背诵”，得意之情几分钟后就消失了，因为又见到外公形容哥哥是“天才过人”。我的憨名在家族中众所皆知，就算后来在学校读出名列前茅也洗脱不了。这一点上个年代的人比今天更理智。尤其对中小学生，学校考试成绩未必是评价孩童的头等指标。约莫五岁时，母亲替我织了一件深绿色的毛线外套，暖和又漂亮。穿上它像是丑小鸭披上夺目的羽衣。那时在院子里的童党中，我最小，人又笨，排名甚底。偶尔被头目派一点差使，都自觉荣光，勇往直前。这一天大家玩“煮饭饭”，昆明话叫“摆馒馒”。我们是办真的酒席，在地上用砖头围成灶，找个半边破铁镬来炒菜。唯一的问题是经费短缺。现成的材料如野荠菜、金雀花都取之不竭，但荤菜就费脑筋了。有人捐出全部财产：一毛钱。我被派去买肉。此刻回忆起来，我才醒悟到那些哥哥姐姐并非信任我而委以重任，恐怕他们都知道一毛钱买不到肉，或许期望卖肉的大婶能施舍这个可怜虫。当天我穿着讲究的新毛线外套，怎能激起旁人的怜悯心？捏着那一毛钱，从一个肉案走到另一个，挨一番番羞辱。在垂头丧气回家的路上，一个从未谋面的叔叔和蔼可亲地走过来招呼我：“小妹妹，到那里去？”（哦，他知道我的名字“妹妹”！）“毛衣真好看，是妈妈织的吧？”（还知毛衣是妈妈织的！）我把买肉不果的遭遇说给他听，私下盼望他送我一毛钱就够去买一小块肉了。他提议送我回家，说带我抄近路。走到一条小巷里，他说有个什么婶婶住在附近，要我脱下毛线外套，他拿给人家看看，做样子，马上就折回来。毛衣交给他后，等了许久许久，都不见他的影子。我大声叫叔叔，也没人应。等着等着，心有点发慌，决定回家去叫妈妈来找他。妈妈听完我的报告，叹了一口气说：“傻丫头，那是个骗子，他把你的毛衣骗走了。”我大哭，妈妈安慰我。这个故事又成了大家的笑话。那时家里不富裕，毛线是母亲省吃俭用买来的，但大人完全没有责怪我。我伤心了很久，为了失去的毛衣，为了我的愚蠢。前些年回昆明，我大笑着把女儿忘了考试的故事讲给家人听。大哥的外孙女婷婷正上小学，她大惑不解，找个机会悄悄问我：“你为什么没有骂小姨？”我相信女儿将来也不会为无心之过责怪自己的儿女。父母对我的谅解惠及数代。因为憨傻，反而多得些宽容，外婆老护着我说：“吉人自有天相，憨人有憨福。”回顾上半生，才明白此话保佑了我一世。除了憨就是野，乱跳乱跳爬树的标记是一对从不完整的膝盖。流血、化脓、结疤，周而复始。要是跌重了，吓哭了，大人会牵我去到现场，一面拍着我的胸口，一面高声替我把吓跑了的魂叫回来：“妹妹、妹妹，三魂七魄回来喽，三魂七魄回来喽！”情况严重时，还要撒米泼酒。这一着其实对安抚小孩很有用，可惜今人已不信魂魄之说。有时玩到天黑，突然想起该回家，该挨骂了，知错已为时太晚。如果看到月亮，我就求它保佑我今晚妈妈不要骂我，或者只轻轻骂几句。我觉得非常灵验，月亮从那个时候便成了我的好朋友，永远倾听我的诉说与祈求。回忆只能告诉我们留在记忆筛网上的那些事。因为不见了筛子眼中漏下的东西，不能任由回忆去做决论。就我所忆，大人口中的我小时候又笨又傻，又乖，有的方面很大胆，而有些事情上则极胆小。恐怕真实的形象没有这样可爱。我也记得常和景泰“钉钉如磨”，这是昆明话，表示互不相让。打架也是常事。我上小学高班时，同院住着个五六岁的女孩叫小胖囡。一天她在院子当中耍赖，又哭又跺脚。她母亲喝斥她道：“你怎么了？！”她的脚跺得更响，一边哭一边说：“我学熊姐姐！”要不是这个笑话传下来，我不会记得自己丑品的一面。此刻才想起来，逢人夸我乖，母亲就会说：“你还没见她又哭又跺脚的样子呢！”图：1945，在昆明郊外车家碧村祖父居所。外婆家每个星期天跟妈妈回外婆家，是童年生活中头等大事。整个星期都盼望周末到来，好去外婆家的大花园中玩耍，去吃好东西，去被外公外婆和众多的姨姨宠爱。七姨、八姨正是妙龄少女，五姨六姨已到被人追求的年纪。母亲是众姐妹尊重喜爱的二姐，二姐的孩子也是大家爱屋及乌的对象。我不会走路时，大家争前来抱，我专拣七姨。七姨后来到美国去了，母亲想念七妹时，总学我幼时口吻说：“我要七姨这么抱，我要七姨那么抱。”印象中外婆家的花园大极了，前后三层。现在回想那个温暖大家庭，芳草碧树，恍如隔世。在童年欢乐与亲情之爱的点染下，好像在外婆家渡过的周末都是阳光普照。门口的紫藤花一串串挂在花架上，沿墙跟的美人蕉四季开花，果实内白白的小粒是我们玩煮饭饭必不可少的鸡蛋。昆明称美人蕉为凤尾花。“娘娘跟着皇帝走，你说是朵什么花？”“我说是朵凤尾花。”酸木瓜花和石榴花虽然火得似红，却不似金凤花一样可以用来染指甲。爬在庭院墙头上的素馨四季飘香，优雅柔和的香味正衬合苏家的姐妹。摆在沿小路石墩上的瓷花盆里高贵昂首的兰花是外公的宠物，不可随便去碰。沿后墙一排枣树，满身荆棘，据说可防止盗贼翻墙。梨树、柿花、银杏被剪得齐齐整整的白腊条枝神秘地围住。缅桂（香港人称白兰花）开花的季节，外婆衣服的斜大襟扣子上，总挂着两朵。一棵老观音柳的树桠是我在花园中的“雅座”。坐上去两只手扶住分叉的树干，身子尽量靠后，两只脚在空中乱荡，嘴里哼着自己编的歌，看白云在树顶上飘过，用它变化的形状去编织我的幻想。外公在日本时，感染了许多新潮思想，不过那时文化人类学还没有面世，他不知道尊重本土文化才是时尚中的时尚，只一味嫌外婆迷信。家里不许供拜，七月半接祖的鬼节更不能容忍。外婆带着我们一群孩子搞“地下活动”，派外公最宠的明伟表弟去缠住他。众人先去洗澡间举行毕仪式，举着接祖的道具在花园绕一周。参加这类秘密活动的阴谋感最令我们过瘾。外公唯一庆祝的是每年二月廿二的花节。用红纸做成一个个小灯笼，带领我们去到花园中，给一棵棵花、一株株树挂上。花园里的腊梅不如红梅、白梅般娇艳，但它黄色的小花，气味芬芳、隽久。蜂蜜水泡腊梅花是外婆常年的润肤露。梳洗罢，抹在手上面上，再用刷子沾一点“刨花水”，把头发弄得伏伏贴贴。不知道刨花是什么树的木屑片，一股清香味。我喜欢看外婆梳头，却怕看她裹脚，只有一次好奇心战胜了畏惧，看着她把长长裹脚布一层层拉开现出小脚。除大脚趾外，四个脚趾一排地被压倒贴在脚底板上，畸形得怕人。图：做女儿时代母亲唯一的留影，模糊的影像中有外婆，大姨妈，二舅，三舅和六姨。外婆与她的同辈不兴化妆，却很重视额头要光洁，不生汗毛，专司“扯头”的女人请到家中。这位“美容师”自己颜面光滑，一并做活招牌。她两只手拉住一条线两端会旋转的木梭子，转动细线，在额部上下来回，嗡嗡作响，把在规划线以下的头发、汗毛拔个清光。我被好奇心驱使冒险伸手拉扯一下，大叫饶命。妇女为美而忍痛，古今中外亦然。八姨和哥哥同岁，是孩子头，每周都发明不同的游戏。四姨家住前院，小我两岁的明莉表妹是我最亲密的玩伴。明莉上小学一年级作文《我的家庭》写：“我家有六口人，奶奶，爸爸，妈妈，弟弟，表姐和我。”传为佳话。哦，那些亲情都到哪里去了？外婆家饭菜清淡可口，别具一格，豆腐每餐必不可少。苏家的典型菜式我沿用至今。晚上，一群小孩都盼望迟归的二舅。他一定提着一包宵夜，不是回饼，就是撒琪玛或重油蛋糕。我九岁那年已是回外婆家的尾声。有一回吃过一轮点心，明明看见还剩下一半，大人催我们去睡了，二舅悄悄问我：“你几岁？”“九岁。”“九岁以下的去睡觉！”二舅高声宣布。噢，我爱二舅。大舅在军中任职，驻东北。三舅中学毕业后考取云南省公费留美生，1945年便远离家乡。公公的书桌一扇半圆推盖永远关着，我常常好奇地想推开看看。公公时时抿着嘴笑，可是有无上的威严，小孩可不敢乱动他的东西。书桌盖顶上一边摆着大舅、公公、二表姨在南京时的合照。二表姨原是复旦的校花，因为在省政府任过科长，附带有过的军衔，五十年代恰恰够判刑送去劳改。另一张照片上是在麻省理工学院念书的三舅，灿烂的笑容照亮了外公的书房。三个舅舅那时都英俊得像电影明星，姨妈们个个端庄秀丽。母亲教我唱一首歌，一唱便记熟。对我，这首歌永远牵连着对塘子巷外婆家的回忆：“我的家庭真可爱，兄弟姐妹多和睦，父亲母亲都健康，虽然没有大厅堂，冬天温暖夏天凉，虽然没有好花园，月季玫瑰常飘香，家啊，家啊，可爱的家……”伴着音乐的是每次我们去按外婆家门口的门铃，应门的惊叫“二姐回来了”，接着一片叽叽喳喳，俏丽的姨姨一个个赶过来，衣裙窸窣。1948年，大舅、舅妈从东北回乡，为这和谐、温馨欢愉的大家庭生活带来闭幕前的高潮。大舅此时已脱下军装，却未脱年轻军官的潇洒和气派。大舅妈是日本人，身材高挑，说话轻言细语。她笑起来撮着口，不似我们昆明女子张口大笑。长女慧中还在襁褓中，粉红的小圆脸藏在粉红的绒帽里，立即成为所有人的掌上明珠。大舅年少离家，乡音已改，说着纯正的国语，加上他们三人的穿着举止，就像是从电影里走出来的人物，令我们小孩感到好奇又敬畏。日本媳妇从昆明婆婆和妯娌们那里学会许多新鲜手艺，包粽子、做香肠、腌咸菜。大舅妈至今还对当年与昆明家人相聚的一件件小事、几十位亲戚的声容笑貌记得十分清楚，因为一幕幕亲情故事曾在她脑中一遍遍重温。那时的中国，烽火四处，大舅一家即将弃国远走他乡。对可爱的家庭的赞颂“冬天温暖夏天凉”，也适应于政治气候。大舅走后，外公外婆不放心舅妈携婴儿出远门，让十四岁却十分聪明能干的七姨伴同。那时谁也料不到这一别竟成永诀。1997年，几乎半个世纪后，舅妈、慧中、七姨结伴重返昆明。父母早已安息，故园也找不到一丝痕迹。图：昆明大观楼，母亲和姑妈及两位好朋友。一年一度，裁缝师傅请到家中，在厅堂外走廊上搭起台子，替各人缝制一套新衣。每个姨姨都是清一色昆明大道生纱厂“荫当士林布”浅蓝祺袍，外公外婆灰色长衫。裁缝师傅成了苏家的老相织，外婆任他的助手，一边与他闲话家常。在物尽其用的社会观念下，妇女贡献最大。从中药店“抓”来的药由薄纸包着，红白两间细细的棉线捆住。所有包装物品均不可丢弃。我能派上用的工作便是把棉线死结打开，婆婆将线一圈圈绕好，收在抽屉里待用；包药的纸也要抖干净药屑，平平整整折起来。从淘米水到粪便、垃圾，没有一样是废物。住在邻村的两兄弟，大张和小张，天天来外婆家收“米缸水”去喂猪，去厕所倒粪、倒垃圾，担回去做肥料。小张十分勤快，从不坐下歇会，打个招呼就走了。大张则总要到厨房来找人聊天，抽竹水烟筒。他胡子拉碴，眼睛随时笑得咪成一条缝。只要大人不撵我，我就坐在小凳上听他摆龙门阵。记得有一次他数落婆婆：“老太太，洗完碗，瓷碗不能摞在土碗上，要不然往后你家姑娘找错婆家呢。”外婆不信他的一套，不晓得后来是否后悔过。现在我还记着老张的教诲，碗柜里不同花色的碗一定要分别摆放了。妈妈说小张不止勤快，又省吃俭用，攒钱买了地，后来被划为富农分子，地被没收了，在村里也抬不起头来。大张当他的贫农，倒分了块好田，还在农会里当了个什么。到外婆家坐人力车（昆明人称黄包车），妈妈一路自言自语，我只听得出她的“……八妹……爸说……”，后来我当了少年先锋队员，带着红领巾，耻于压迫人力车夫，任凭妈妈怎么劝也不肯坐车。妈妈带着弟弟在车上，我在侧边小跑，一路跟到外婆家。生活中从此掺上政治，外婆家的欢聚也快散场了。外公自杀的早上，二舅慌慌张张来到我家，对妈妈说：“爸不在了。”“不在了？到那里去了？快去找呀！”“爸过世了。”妈妈像条棍子似的应声倒下去。外公找不回来了，童年最欢乐的时光和那个时代也都一去不复返了。病人的孩子早当家1952年，母亲去会计学校读了半年，拿了证书，到昆明市卫生局第三门诊部做会计，后来又兼筹划第四门诊部会计业务。病倒后，她一人的工作由三个会计来接任，此时她的单位才知道这位前任会计的价值。而对她来讲，代价实在太大。母亲看起来温良谦让，实际上极为好强。她引以为荣的是做会计的三年中，每年年终核查，没有错过一分钱。她去上班后不久，我们便习惯母亲不回家吃饭，待到天黑了她回到家，用开水泡冷饭，再嚼一小口红糖佐餐，几乎晚晚如此。她一生照料旁人，却无人照顾她。父亲是粗心大意的丈夫，我们是那样的不懂事。五十年代的大陆，革命烈火余热未散，上班、政治学习，军事化般严谨。母亲过量的工作，过度的责任心，使她羸弱的心脏吃不消，几次在办公室里晕倒。告病假要医生开假条。她的上司恰好是心脏病专家，是一位尽一切可能表现自己的左派。一次母亲晕倒苏醒过来，这位主任医生说：“现在是政治学习时间，你不舒服，可以躺在门诊床上听着。”以母亲的性格，不到万不得已也不会去求他开一日半日病假。求到这位主任，他总以拒绝为始念。他曾对母亲说，“你的心脏没有大问题，包在我身上。”大问题出现了。母亲送到医院去抢救，医生告诉她本人和家属，母亲的心脏最多可支持两三年。自我幼年记事起，母亲的病始终像梦魇一样压在我心上。记得第一次她在饭桌上昏到时，我大概只有四岁，吓得魂不附体。母亲病发作时，本来白皙的脸更无一丝血色。早晨我会轻手轻脚走到她床边，担心她已经没有呼吸的恐怖慑住我的心。我定定地看着她，知道母亲早上醒来，总有一颗眼泪从她的眼角流出，看到这粒晨泪，我便心安了。记得上初中一年级时，一天晚上和同学们在校园里玩追人，大笑大叫之际，突然有一种异样的感觉从手指尖升起，我觉得一定是妈妈发病了，立刻跑回家。母亲好端端的，但是那时的感觉不时浮现，追随我一生。直到如今母亲去世已二十多年，我仍然会梦见正在兴高采烈地玩着，突然想起妈妈还躺在床上，我忘了给她弄吃的，于是心忧、自责，急急慌慌跑回家。最大的震撼发生在我十二岁时。妈妈病发住进医院。那天黄昏，医院的信差来敲门，送来病危通知单。父亲看罢一言不发递给我，上面一个个令我惊恐的字立刻产生生理效应。我开始全身颤抖，不可抑制片刻，一直这样抖着跟随爸爸去到医院。医生护士正在抢救，妈妈带着氧气口罩。她侧过脸来看着我，目不转睛，我知道她对我说：“妹妹，不要怕，我不会死。”母亲没有死。之后又熬过许许多多次病危抢救，但是从此她就被困在病床上受尽疾病煎熬，躺了十八个春秋。我的童年也就在十二岁那一年结束，自此担任起买菜、做饭、洗衣、管家用钱和许多原来由母亲承担的家务。当然还有照料终年病卧的母亲，同时维持在学校考第一名的虚荣。爸爸一如既往忙于公事，大哥景辉在外省，景泰九岁，景和五岁，他们也都一下懂事了。另一方面，我从母亲那里秉承的不泯童心，大概终生都不会离开我。写到这一页，眼泪没有停过，但是，我要讲的并不是完全一个凄凉的故事。和心灵手巧的母亲相反，我笨手笨脚不会做、也最怕做家务。母亲常责备我说，叫你做事，口水都说干了你还不动，不如我自己做。分给我的职责例如拖地板，擦窗户，虽老大不情愿，还是要动手。母亲病倒，一下子改变了我整个的生活。除了可以指挥小我三岁的景泰帮帮忙，所有家务都成了我的职责。奇怪的是我没有一丝一毫自怜或怨艾，反而一天天受大小“成就”鼓舞，慢慢发觉自己不完全是一个傻丫头而变得自信了。记得第一次洗大盆的衣服，坐在井边花了一个下午，衣服擦上肥皂在木头搓板上搓呀擦呀，再从井中一桶桶汲水，一遍遍洗去皂迹。把爸爸、我、两个弟弟一周换下来的衣服洗干净，晾在横穿天井的铁丝上。我一一数点，每一只袜子也算一件，一共洗了十八件。虽然手指被搓板的木棱损伤，又红又痛，那个星期天下午的自豪感，永志难忘。“憨丫头”、“野丫头”在某些方面又是“小胆胆”，许多稀松平常的事是我的禁区。我不敢擦火柴，不敢打开蛋壳。每天生火做饭，要等景泰来替我擦火柴点燃“明子”。会做的饭菜实在有限，蛋炒饭是仅有的几招之一。有时等景泰不来，抓着圆圆滑滑的鸡蛋，鼓足勇气，闭上眼睛，向碗边敲去，总觉得将会爆破开来，蛋黄蛋白四射。当然这样的事没有发生，慢慢也敢直视全过程，避免因闭目造成的流失。失职的事经常发生，例如在院子里和小朋友玩跳格子（昆明话叫“跳海牌”），到天黑了才想起来还没有去生火烧晚饭。有时煮着饭看小说，焦味充鼻时已不可挽救。米饭不可糟蹋，焦锅巴必须吃下去。一次又发生焦饭事故，我把两个弟弟叫过来，在锅巴上洒点盐，告诉他们大家一齐吃，吃完有“最高的奖赏”。待弟弟索赏时，我大笑着念出正在上映的一部苏联电影的名字：《最高的奖赏是人民的信任》。那时我们住在父亲任职的昆明市建设局宿舍里。那原是一位国民党军长的官邸，在金汁河旁。一幢两层楼的主房和侧边一排平房里，住了九家人。院子里一大丛竹子，几株桂花，沿墙爬满蔷薇。门前淌过小溪，溪对面和隔壁，花农的园圃围在茉莉、蔷薇形成的篱笆内。母亲病倒的头两年住在医院里，父亲许多时候出差在外，留在家里时也是早出晚归。院子里的各位伯娘婶婶都有了发挥她们同情与教导的对象，她们教会我做菜、腌肉、做咸菜，告诉我什么东西去哪里买。我曾把爸爸收藏的上好酒拿去腌肉，又添了一个妹妹的憨故事。院子里有位北方大嫂，小孩叫她普妈妈。她的山西乡下话我能猜得出三成。一天我和景泰在擦窗户，她走过来对我们说：“呢亚无瓜，阿瓜吧啦啦。”“好。谢谢您。”我们礼貌地笑着朝她点点头。“呢亚无瓜，阿瓜吧啦啦。”“好。谢谢您。”“我梭拉瓜，你们梯无拉瓜？”“好。谢谢您。”这回可把她逗乐了。原来她是问：“我讲的话，你们听不懂吧？”后来我慢慢习惯了她的口音，跟她学会发面蒸馒头，虽然成功率大概只有百分之五十。我隔天去医院探望母亲。医院有严格的探访时间，记得那个中秋我带了月饼赶到医院，时间已过不准进入。我坐在门房对面的长凳上，哭个不停。一位医生路过，说情让我进去。我每次去探望妈妈，她都拿出一点医院供病人吃的好东西给我吃，说是她吃不完剩下的，相信是她省下的。看妈妈的主要任务是替她擦洗身体，她一日比一日瘦，我的心也一日日沉下去。大概过了半年，一天正在为妈妈洗脚，我晕倒了。父母决定让我休学一年，家里也请了个人来帮忙。我五岁上小学，比同学们都小一两岁，停一年也没有什么，何况那学期我最倾心的一个男同学刚刚转学到北京，走进教室令我心灰意冷。图： 1956年，母亲心脏病发作，一病不起。大约一年半后，母亲的病危期过去，回家来养病。为怕她病发来不及抢救，放了一个巨大的氧气罐在床底下。我们三姐弟先后都学会替妈妈打针。第一次用针头对着瘦骨嶙峋的妈妈扎下去，令我胆战心惊。那时相信打针是必须的，每隔一晚都要注射一次。年复一年，妈妈臀上的一点点肉都硬结了，钢针常被顶曲还是扎不进去。到最后几年要从手臂静脉血管注射针水，这已超出我的限度，那时景和已长大，由他任最高一档的家庭护士。侍候病人的常规事首先是做吃的。妈妈一点也不挑剔，每晚用牛奶和米粉煮“奶糕”给她吃。我千百遍地问过她：“好吃吗？”母亲不厌其烦地回答我说：“完成任务。”逢周末早上去排队买肉或别的供应品，不只为妈妈，也买全家的食物，大部分东西都要排队。找医生来家看妈妈，去买药，煨中药，都不觉得是苦差。最麻烦的是每天大小便要抬到公共厕所去倒，途中穿过宿舍大院、球场，倒完得洗刷容器。这是十八个三百六十五天中必须做的一件不想做的事。我去上大学的几年，我下乡的四年半，主要都是景和弟弟做。替妈妈洗澡则弟弟不能代劳。我在大学是文工团的舞蹈队长，但从来不会跳社交舞。星期六一下课我就赶回家，要替母亲洗澡，还有一大堆家务等着我去做。我从不觉得有所失，每周末都盼望回家。坐一截公共车，再走半个多小时，脚步总是越走越快。报考大学时有人劝我学医，我想都不会去想。连和医疗沾边些的营生，对十二岁女孩也很可怖。那时相信胎盘滋补，我先去找医生开证明，然后去产房拎回一个血淋淋的胎盘，在水龙头下一遍一遍冲洗，觉得就要晕过去了。我自然不会告诉妈妈我害怕，也不会告诉她每次替她打针我是如何心跳。母亲初时还可以在房中走动，记得她曾用一件蓝花绸旗袍改制成我的衬衫。其后再因病危住进医院，两度出院，直到1973年去世，十几年间最多能在精神好时站起来扶着家具走几步。她说自己连劳改犯人都羡慕，因为他们还没有失去走走路的自由。有一次全家人去看电影，照例妈妈一人躺在家中。晚上归来走进家门，妈妈便笑着叫我们去看她的“战绩”：她不开灯，一晚在黑暗中打死了十多个蚊子。此时我已上大学，仿佛才第一次强烈感受到十年来她终日忍受的“监禁”是多么残酷的虐待。贡斯当：“专制政权依靠沉默的手段统治，并且保留了人们沉默的权利；僭主政治则强迫人们讲话。它一直追查到他的思想最隐秘的栖身之处，迫使他对自己的良心撒谎，从而剥夺了被压迫者最后的一点安慰。”亲爱的朋友：以文会友，以友辅仁，加入“风陵渡”微信群，请添加微信，注明：加群。欢喜有缘，感恩有你。回复数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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