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brucelizhaojin 发表于
世界经济展望报告2017这个是1月份出的世界经济展望简略版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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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7低收入动迁居民的行为选择及其边缘化后果——对北京市两社区拆迁改建的调查分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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来源：网络&&&&&&&&
【看准网（）】经济论文频道小编搜集的范文“2017低收入动迁居民的行为选择及其边缘化后果——对北京市两社区拆迁改建的调查分析”，供大家阅读参考，查看更多相关论文 ，请访问经济论文频道。
　　「提要」本文通过对北京市两个社区拆迁改建情况的分析，着重探讨了拆迁改建对动迁居民就业与生活的影响，以及居民对这个事件的能动反应。本文通过假设及分析后认为，改革开放以来，尤其是199年以后，拆迁改建从单纯的政府行为过渡到政府引导下吸入商业资本的市场行为。在这个过程中，动迁区域内的社会经济结构发生了很大的变化，动迁居民的生活与就业同时面临着机会与风险。对动迁居民，尤其是其中的低收入群体来讲，拆迁改建会使迫使他们向城市社会经济的边缘迁移从而遭受社会排斥，但这个过程不是被动的，而是动迁居民以家庭为单位做出能动选择的后果。 　　　一、缘起 　　2世纪8年代以来，我国开始了以市场化为导向的改革，由计划经济向市场经济模式转型、过渡。在这个所谓“革命”的过程中，一系列社会经济制度都面临着改变、转型、创新，城镇居民住房制度也是其中之一。但市场化是一把“双刃剑”，它在解决一些社会问题的同时，也在创造新的社会问题。城镇居民住房制度的市场化改革也是如此，它在盘活住房市场、拉动消费、增加GDP 、改善居民住房条件的同时，却对城镇困难家庭的住房问题苦无良策，不仅如此，住房的市场化对城市化、城市建设、就业、社会分化、社会保障等方面又提出了许多新的挑战。为了在市场化的过程中解决城镇居民尤其是低收入人群的住房问题，政府出台了一系列住房福利政策，如1994年开始的安居工程（后演变成经济适用房政策）、1998年的廉租房政策等。 　　对于北京这个特大城市来说，虽然由于历史、政治、文化等原因在全国处于比较特殊的位置，但它在住房市场化、城市建设及其他的改革措施上具有很强的代表性。另外，北京的城镇住房困难家庭有相当部分居住在旧城区，而旧城区是北京城市建设过程中拆迁改建的对象。拆迁改建，既是房地产市场化、商品化以及城市建设的过程，同时也是居民变换居住地、社会关系重组、社区生活重建的过程。在这个过程中，既涉及到社会保障、福利住房、社会救助、社会排斥等一系列政策问题，又会涉及到社会变迁、社区重建、人群分化等社会学所关心的问题。这成为此次调查研究选取研究对象的出发点。 　　本项研究既是“社会保障课题组”在对整个中国社会保障制度的研究中的一部分，同时也是一项国际合作研究。伦敦经济学院Hyun-bang SHIN博士与课题组成员一起，参与了研究的设计与执行的全程[2].同时，他还在韩国的汉城进行了类似的研究，作为北京研究的对照与参考。 　　二、假设、目标、方法、过程与主要概念界定 　　本次研究是一项针对特定社区的个案研究。在熟悉相关材料的前提下，本次研究提出如下假设性陈述： 　　一、上世纪9年代以来北京市旧城区的拆迁改建总体上讲是与房地产的进一步市场化密切相关，同时，这个过程也受到城镇住房制度改革的影响。进一步讲，住房制度改革又是在8年代中前期开始的引进外资、放开市场（包括商品市场与劳动力市场）、取消计划供应体制、企业改革等城镇改革过程中的一部分。 　　二、旧城区居民在拆迁改建的过程中，一方面原有的经济生活与社会关系影响着他们在社会经济生活变动中的行为，同时，这种变动也在很大程度上又改变了他们的原来经济生活与社会关系。居民是能动的个体，在面对政府、市场等外部结构性压力下，他们不断地调整自身的行为，力图达到预期的目标。本研究将以居民户为单位，讨论这种能动性。 　　三、对旧城区的低收入群体来讲，拆迁改建既可能是改善生活、更好地融入社会的过程，也可能是丧失既有生计、更易受社会排斥的边缘化过程。无论是前者还后者，这个过程都不是被动的，而是动迁居民能动选择的结果。 　　本研究的目标是通过实地的调查研究及资料分析，讨论以上研究假设，同时挖掘出其他一些深层的问题与潜在的规则，以供同类研究之间的比较参考，以及为将来进一步的研究提供更为针对性的假设。 　　本研究在北京市东城区东直门街道选取了两个社区作为具体观察点，这两个社区均处于部分已拆迁、部分待拆迁的变动过程，有利于观察到各种可能的现象。在访谈户的选取上，本次调查主要选取低收入户、困难户作为访谈对象，同时兼顾其他收入层次的户。 　　本研究从22年9月起开始筹备设计；23年8月5日进入东直门街道进行实地调查，调查历时一月左右，调查方法包括主要有召开座谈会、访谈官员及入户调查。 　　本文将涉及到以下主要概念，下面将逐一界定、解释。 　　城镇住房制度改革：指从二十世纪八十年代初以来由政府推动的、逐步改变原有城镇住房体制的一系列政策措施，包括8年代的售房试点、提租补贴、优惠售房，以及9年代以来的以售带租、住房商品化、住房分配货币化等。 　　拆迁改建：指城镇化与城市建设的过程中拆除旧城区内的建筑，迁移拆除区内的居民，重新规划建设的过程。 　　居民户：本文的居民户不是指户口薄上登记的居住单位，而是指在一起居住、一起共灶吃饭的居住集体。由于居住条件及传统等因素的影响，住在一起的不一定属于同一户（家），而一户（家）也并不一定居住在一起。一般来说，居民户内成员间具有比较密切的亲缘关系，是家庭的扩大或缩小。为了方便，实地访谈中以居民户作为调查单位。 　　低收入群体：本研究按《23年北京统计年鉴》的分类标准，其在对1户城镇居民家庭的调查中，将居民家庭5等分，即“低收入户、中等偏下收入户、中等偏上收入户、中等收入户、中等偏上收入户、高收入户”，低收入户的人均年收入为682.9元（第18页），中等偏下收入户为9666.5元，中等收入户为11347.2（第18页）。对住房消费来讲，低收入户与中等偏下收入户面临的压力是差不多的。本次调查将低收入户与中等偏下收入户统称为低收入群体，将人均年收入在156.9元以下（人均月收入在875.6元以下）的户[3]定义为低收入户，生活在低收入户中的居民构成低收入群体。这样，以一个三口之家为例，如果夫妇都有工作，则他们的月收入应在1313.4元以下；如果一人下岗，则另一人的月收入应在2626.8元以下。 　　社会排斥：既指个人及家庭由于群体特点而享受不到社会发展带来的利益与机会，又指个人及家庭被排斥在正常的社会生活之外的过程。 转贴于 看准网
三、背景 　　1、建国后北京市拆迁改建的历史与政策过程 　　建国后北京市的拆迁改建一方面与北京作为全国首都这个特殊的位置相关，另一方面也与整个国家工业化、城市化以及后来的市场化政策的相关。 　　建国以后，由于历史原因，北京市没有走在原内城之外再建新城的分散化城市发展道路，而是让内城继续承担了政治中心和部分经济、文化中心的职能，陆续在城市内布局了大量的公共建筑和民用住宅，又由于建国初到5年代后期的在城市内大办工业、大搞建设，城内的人口密度持续升高，致使196年北京市的人均住房面积降到了3.24平方米，为建国后的最低点（丽凌，1998）。同时，在此期间，由于“十大建筑”及其他公共建筑的兴建，占用了大量的私人住宅，出现了一批拆迁居民。在本次调研的东直门街道，就仍然居住着当时从北京站、外交部、东单等地拆迁来的居民。 　　城市人口增加对当时的重工业化战略及城镇居民的计划供应政策产生了相当大的压力，再加上“大跃进”时期大量农民进城搞建设，以及隨之而来的“三年困难时期”，部分导致了劝退几百万农民回乡及知识青年“上山下乡”的“逆城市化”过程。在这个大背景下，北京市在六十年代又兴建了一批新的住宅以及在7年代成片改建住宅区的政策，使得北京市市民的住房条件有一定改善，到1978年北京城市人口的人均居住面积达到4.55平方米。但七十年代后期至八十年代初的知青返城又增加了北京市居住的压力，由于过于拥挤以及几代人共居一室的现象严重，很多平房的住户基本上都在原来房子前或旁边搭起了自建房，而当时的政策默许甚至鼓励这种做法。“自建房是自家拿钱，房管所来人帮你盖”（访谈户2）。 　　从八十年代中期开始，城市开始了以市场化为方向的改革，与此相一致，政府也在酝酿城镇住房制度的改革。正像农民有了钱先盖房一样，城市改革开始后政府与企业也加大对城镇住房建设的投资。 　　与此相一致，8年代是北京住房建设稳步增长的时期，年均住宅竣工量稳定在5万平米左右，虽然人口在不断增长，但人均居住面积也在稳步攀升。（见图1、表1） 　　概括地讲，8年代北京市住房建设主体仍以政府与单位为主，在危旧房改造上基本仍以政府投资为主，但建设的主体逐渐由政府向所属的开发公司转移（丽凌，1998）。9年代，尤其是1992年邓小平南巡讲话以后，我国对外开放及市场化改革的步伐加快，私人投资尤其是外资大量进入国内的投资市场，其中相当一部分的资金注入房地产业，在宏观上拉动了国民经济的增长，并在随后几年出现了房地产投资过热的势头。大量私有资本的注入不仅构建了国内的资本市场，而且直接或间接影响到房地产业、商品市场、国有企业改革、人口迁移以及本文所讨论的住房制度改革及城市拆迁改建（温铁军，23）。 　　北京市的住房制度改革以出售公房为突破口，1992年全市房改进入全面实施阶段，其中包括出售公有住房，逐步提高房租，允许个人购买商品房等，住宅建设向市场化转轨。国发[1998]23号文件《国务院关于进一步深化城镇住房制度改革加快住房建设的通知》提出了变实物分房为货币分房的政策精神。日，北京市委、市政府联合颁布了《关于印发＜北京市进一步深化城镇住房制度改革加快住房建设实施方案＞的通知》，提出了“实行住房分配货币化、加快住房商品化”的政策要求。这一系列政策措施，催生及深化了北京市的住房市场。 　　而9年代北京市的拆迁改建过程与宏观的政策环境及住房制度的改革具有极其密切的关系。199年北京市政府第八次常务会议做出了加快北京市危旧房改造步伐的决定。1992年邓小平南巡讲话以后，大量外资进入北京房地产业，投向城区危改，突然增多的资金来源加大了危改进程。由于危改的部分权利下放到区县，区县的危改的工作以招商引资为重心，致使此后几年的危改鲜明地体现了资本逐利的特点，一方面大量的“黄金地段”被抢先开发，另一方面不合资本口味的但亟需改建的区域却迟迟得不到拆迁改建（张成，2）。因而，危改的进程在1995年后处于下降的趋势，到达了不符合资本需要的困难期（图2）。但从上世纪末开始，一方面由于住房的市场化降低了开发商的成本与风险，另一方面，北京市“十五”将危旧改列入重点计划项目，再加上入世与申奥的成功，使得危旧改在近几年又加快了进程（周乐，22）。 　　2、东城区与东直门街道的拆迁改建 　　东城区是北京的四大城区之一，平房多，老小区多，又处于城市的中心位置，是北京市拆迁改建的重点区域之一。从199年至1995年，东城区先后确定了三批危改项目，总计41片，其中旧城内27片，旧城外14片。但规划归规划，危改项目还受到资本的影响，到1996年，规划中的项目仅启动19片，未启动达22片（魏科，1996）。自2年开始，东城区和其他城区一样，受市场化及建设现代城市、国际化大都市思想的影响，也加快了拆迁改建旧小区、建设现代商务居住区的进程。例如，东城区确定了从2年开始建设以王府井为龙头向四周辐射、面积约5平方公里的首都“中央商业区”（2年1月1日《北京晚报》）。 　　东城区东直门街道办事处位于东城区东北部，因地处东直门而得名。辖区南北最长3114米，东西最宽18米，总面积2.5平方公里，辖大街5条，有14个居住社区。 　　东直门在城市建设上经历了以下几个时期：一、解放以后到5年代末。在这期间，建造了“十大建筑”之一的工人体育馆，同时也建造了一些“十大建筑”工人住的简易房。除这些工人外，一些拆迁来的居民也住在这些简易楼里；二、7年代末及8年代初，主要建设了一些居住小区，如十字坡东里、十字坡西里等；三、9年代以来。由于东直门处在一个开发区的位置，能够吸引到较多的投资，所以这期间陆续建造了一些宾馆、饭店、写字楼，如保利大厦、港澳中心、亚洲酒店、东湖别墅等。但是，除了这些极具商业价值的地段外，一些比较拥挤、需要改造的地方由于拆迁成本高（主要是给拆迁居民的补偿高），又相对不具有商业价值的危旧小区虽然在改建的规划之内，但却由于迟迟不能吸引开发商的投资而得不到拆迁改建。本文所调查的两个社区就是这种情况。 　　由于宏观环境、北京市“十五”规划以及相关政策（尤其是住房政策）的影响，东直门街道在近几年来加快了拆迁改建的步伐。交通枢纽的建设，靠近CBD （核心商务圈）的优越位置，带动了一批高档公寓、写字楼开始动工建设，有名的如万国城、海晟、东方广场、聚龙花园等。而这些项目的建设使得原住居民绝大部分都迁走了，社会构成与人群特征也发生了明显的变化。本文所调查的两个社区正是受到这个大背景的直接影响下，部分拆迁改建但又部分保留待拆的两个社区：新中街社区与香河园社区。 　　3、两个社区的基本情况 　　本次调查以新中街社区为主。目前的新中街社区是由五个居委会合成（包括两个家委会）的，是一个以平房及简易楼房构成为主的社区。此次调查以已拆迁及待拆迁的新西街、新中街及新东街为主。 　　拆迁区域的房屋是1953年至1955年间由国家投资建造的。居住其内的居民有如下几类：一是解放前后在此居住的农民；二是解放后申请住到这里的无房户；三是参与五十年代“十大建筑”的工人；四是2世纪5-6年代北京市内搞建设从其他地方拆迁过来的居民，此次受访谈的居民户就有当时从北京站与东单等地拆迁来的；五是6年代以后单位分配或自愿调换而到此地居住的。 　　也许国家修建这片简易楼时并没有将这些房舍当成几十年的居所。 　　“我家是56年盖外交部时搬迁过来的。当时说这个房子就住5年，现在都快5年了。”（受访户2） 　　由于建筑质量不高，又经过近5年的使用，大多数房屋的墙片脱落，屋里阴暗潮湿，很多已是危房。同时，由于人口的迁移与自然增长，几乎每家每户都在门前屋旁搭起了自建房，这些房子大小不一，高低不齐，使得道路狭窄，交通不便。 　　“这里面没有路，有病了，救护车都进不来；着火了，救火车也进不来。”（受访户8） 　　即使如此，这里的住房仍旧非常紧张，大部分家庭的人均居住面积都在1平方米以下，相当一部分的居民在5平方米以下。 　　新中街社区的总人口为4151人，由于拆迁及其他原因，现有的常住人口为343人。从居民的职业构成来看，大部分居民以前都是国有企业的职工。据社区主任介绍，在国企业工作的占到8%以上。这些居民属于上世纪9年代中期国企改革首当其冲的群体。 　　“国有企业、工厂，从95年以后，减员增效也好，旅游城市也好，企业慢慢就破产了，迁走了。企业迁到郊区之后，很多的工人（企业）就不要了，一是上班比较远，另外是很多都是岁数大了的，（企业）在当地就可以找农村的劳动力，这也比城里的劳动力便宜。”（社区干部访谈） 　　下岗失业之后，很多还处于劳动年龄的社区居民，或者靠打零工，或者依赖于北京城市最低生活保障度日。与此相关的是，居民的文化程度以初高中为主，各种文化程度人数的百分比为文盲4.5%、小学13.5%、初中37.7%、高中36.1%、大专及以上6.4%；居民中，在职人员占总人口的38.4%，离退人员占22.7%，失业人员占8.4%（表2）。 　　从1999年12月开始，新中街社区的一至四条被拆除，拆迁343户，动迁居民867人。拆迁完之后建造了高档公寓楼“阳光都市”，住房的销售均价在8元以上。在343户拆迁居民中，绝大部分都外迁了，只有2多户回购[4]了阳光都市的房屋，但由于承担不起各种费用，现在居住在里面的原住户只有6户，他们将新房转租他人，自己另租比较便宜的住房。外迁居民户基本上迁到正东、东北、东南的新型小区内，绝大部分户都迁到四环以外，有的迁到五环以外（图3）。在此次调查研究中，在外迁户中选取了迁到东四环外的康家沟小区居民进行了访谈。 　　自从1999年12月一至四条拆迁之后，今年（23年）东直门街道又启动了新一轮的拆迁，虽然拆迁工作人员已经丈量了房屋的面积，入户登记了拆迁区内的人数，但是具体的拆迁日期还没有定，老百姓都处于等待、议论、猜疑、四方打听的焦急状态中。对于大部分居民来说，拆迁是了大家经常讨论的话题。此次入户调查访谈就是在这个背景下进行的。 　　香河园社区位于新中街社区的北面，邻近东直门地铁站。由于要在东直门附近建造北京市东北片的交通枢纽，使得香河园社区地段的商业价值上升。21年4月开始，香河园社区拆迁了部分居民户，建造了涉外高档公寓“万国城”，拆迁户数为866户，动迁居民2116人。在香河园社区抽取了2户外迁到顺义区的居民户作为调查对象，以为参照（表3）。 　　从以上的介绍可以看出，无论是新中街还是香河园社区，都处于变动的状态中。表2与表3显示，两社区中的总户数与常住户数都相差甚大，人户分离的现象严重。可以想象，生活在变动的社区中，居民的心理及日常生活均会处于一种不确定状态中。 　　4、受访居民户的背景特征 　　由于本次调查是一项个案研究，与规模较大的抽样调查相比，它调查的针对性较强，选择调查对象时也具有一定的目的性。在受访居民户的选取上，我们将重点放在社区内的困难群体与低收群体上，同时兼顾到居住地点（楼房、平房）、房屋占有类型（私房、租用公房、自建房）、拆迁类型（待迁、回购、外迁）、就业状况（下岗、失业、买断、退休、在业）。但即使如此，此项个案研究在受访户的选取上仍存在某种缺憾。由于调查在白天进行，使得主要被访人为女性偏多，离退休者所占比例大。为了弥补访谈的局限，调查不限于“一对一”访谈，而是让所有在家的成员自由发表意见。以下将从户构成与社会关系、就业与经济状况、住房状况三个方面来讨论受访居民户的基本特征。 　　（1）户构成与社会关系 　　主要受访人多为女性，在16位主要受访人之中，男性只有3位。在年龄构成上，由于此次调查以选取困难户及低收入户为主，这些户表现出来的年龄特征较大，主要受访人最小年龄为41岁。教育程度集中在初中与小学程度。婚姻状况分为在婚与不在婚，不在婚又可分为未婚、离异、丧偶，本次调查的样本婚姻状况为在婚者居多。主要受访人的就业状况大多为退休或失业。户成员人数最少为1人，最多为5人，以3至4人为主。由于被调查者的年龄较大，而以前的家庭生育的子女较多，所以在社会关系，尤其是本次调查重点访问的亲属关系，相对复杂、丰富。 　　（2）就业与经济状况 　　在新中街社区，总的来讲，居民的就业与经济状况较差，由于多数居民以前在国企就业，在1995年后下岗失业的非常多。所以，他们面临着再就业、下岗、失业、买断等多方面的压力。在再就业成功的人中，他们的工作很多也是临时的、不稳定的、低工资的。根据调研时的观察及对社区干部的访谈，新中街待迁区域中7-8%的居民属于本研究界定的低收入群体。在受访的8户待迁居民户中，7户属于本研究界定的低收入户，其中有5户低保户。他们在生活中的困难、处于困难状况中的心理特征以及在解决困难时的能动性，在低收入群体中具有很强的代表性。而在回购户中，他们都具有相对较高的收入。由于访谈的户基本上属于中低入收群体，但在耐用品的拥有上没有表现出明显的区分特征，一般来说都有彩电、电冰箱、洗衣机、自行车等常用物品，只是购买的年份不一样。在大笔开支上，看病和子女教育占多数。具有较多负债的家庭不多，表现出不愿借钱、不敢借钱或借不到钱的特征。 　　（3）住房状况 　　待迁户的人均居住面积一般在1平方米以下，有的甚至在5平方米以下（这样的情况有3户），而已拆迁的户的人均居住面积一般在2平方米以上。总体来讲，待迁户的的住房条件比外迁户、回购户要差，无论在人均居住面积、住房质量，还是在小区环境、社区内部的硬件设施上。但是，待迁区域由于处于市中心的位置，所以，待迁户比外迁户在交通、购物、去医院、子女上学等方面要方便得多。而且，居住在楼房里的成本相应地比较居住在平房里成本要高，如在楼房里要交物业管理费、取暖费，同时水电气花费也比较在平房中要高。这对中低收家庭，尤其是享受低保的家庭来讲，无疑是一笔较大的负担。 转贴于 看准网
　四、分析与讨论 　　1、拆迁补偿政策的变化及其面临的挑战 　　1998年，国务院颁布了变实物分房为货币分房的政策性指导文件，北京市1999年出台了取消了实物分房的政策。耐人寻味的是，1998年北京市就在向拆迁补偿的货币化迈进。日发布的北京市人民政府令第16号《北京市城市房屋拆迁管理办法》明确规定，“拆迁补偿方式，由拆迁人与被拆迁人协商确定，可以货币补偿，也可以房屋补偿。”而在此前的补偿办法中，一直是实物安置，而且与房屋内居住的成员及成员的年龄、性别结构相关联。这种政策变化是与此前北京市危旧改的思路是密不可分的。由于从199年开始，危旧改采取了吸引开发商的投资的方式，这在随后几年加速了危旧改的进程，但到了9年代中后期以后，由于“好地”已开发殆尽，新地的开发成本过高，需要拆迁改建的小区难以吸纳开发商投资，而成本过高的一个最重要的原因就是对原住居民安置，很多小区的开发成本的一半以上用于拆迁安置（方可，2）。为了吸引投资，迫切需要颁布新的政策降低拆迁的安置费用，1998年的房改为其提供了一个契机。 　　而在1998年新的补偿标准出台以后，北京市又分别在2年及21年重新修订了拆迁的补偿标准（见表4）。从兼顾被拆房屋的居住人群与居住面积到只考虑居住面积；从补偿平房的附属面积越来越少、价格越来越低，到取消附属面积的补偿；从考虑平房的居住特点来补偿到只按平房本身的价格进行补偿。毋庸置疑，这些变化对于绝大多数平房住户特别是住房困难户来说，是越来越不利的变化，而对投资者来说，是一个拆迁成本不断降低的过程。而且，尤为对困难居民户不利的是，几乎在拆迁业内成为惯例的“拆迁最低保障”（“对经区、县房地局按照本市有关规定认定的住房困难户，拆迁人应当按照原人均房屋建筑面积6平方米的标准计算补偿款”）在21年北京市的新规定中也被取消了，而变成了可有可无的开发商的慈善行为：“房屋承租人搬出确有困难的，拆迁人可以给予资助或者提供房屋临时安置”。 　　而此次调查的新中街与香河园社区的拆迁改建恰好跨越了1998年以来的政策“动荡期”。从对基层官员及居民的访谈中，这种变化可能会带来如下挑战： 　　第一个挑战是拆迁补偿越来越低，使得缺乏储蓄的低收入户利用补偿难以购买到合适的房屋。虽然政策上对低保户有廉租房等优惠政策，但是低收入户中有相当一部分不是低保户。购买住房与购买普通商品不同，它属于特大宗消费。在花费十几万甚至二三十万去买房上，人均月收入低于875.6元的低收入户与低于29元的低保户相比，所面临的困难没有多大区别。在新中街，受访户大多数的可补偿住房面积（自建房无补偿）一般在12至18平米，据说按新的政策规定（北京市人民政府令第87号）只能补偿14万至2万左右，低收入户用这笔钱是很难买到房子的。而据社区干部估计，这样的户占到新中街常住户的一半左右。如果买房的压力没有其他渠道来缓解，很容易在拆迁的过程中造成政府、开发商与拆迁户间的冲突。如受访户1表示， 　　“我听说拆迁后国家只能给我7万，7万我能干什么用？到时候不行我就在这呆着呗，那你说怎么办？”。（受访户1） 　　第二个挑战源于政策变化太快以及不同区域间实行不同的危改政策（主要体现在“危改带房改”区域的优惠政策），这种时间与空间上的差别造成了部分居民具有较强的剥夺感及反抗情绪，容易引发公开的冲突。 　　受访户8抱怨说，“拆迁一天比一天政策差，刚开始的时候给房子。”而受访户2说，“政府的补偿要达不到的话，……我们自己上市里、区里闹去。反正这里的补偿不够我买两个两居（室）的房，我绝对不走。” 　　第三个挑战是刚性的补偿政策不仅增加了在拆迁中的交易成本，而且促成了更多冲突的产生。由于取消了所谓的“拆迁最低保障”，但同时又没有出台针对特别住房困难户的有效办法。使得住房特困户与开发商之间容易产生“你拖我逼”的拉锯战。虽然最终有的开发商会对有的困难户提供一些慈善性的额外补偿，但这在大大增加了居民户及开发商的交易成本的同时，也容易产生其他居民户抵制拆迁的模仿效应。从而使得有些开发商雇佣拆迁公司采取比较极端的针对居民财产及人身的攻击手段，这一方面会破坏我们崇尚的和谐、稳定、安全的社会价值，另一方面也大大增加了政府解决纠纷的成本[5]. 　　第四个挑战会加剧拆迁改建区域内的社会分化。北京市1998年以前实物分配的拆迁补偿政策，由于考虑了拆迁区域内的居住特点及人群构成特点，可以说比较好地在住房上平衡了不同收入群体的住房分配，产生了相对公平的结果。但随着变实物分配为货币分配的补偿政策出台以及后来越改越低的补偿标准，是一种相对利于高收入群体而不利于低收入群体的政策。据社区干部介绍，新中街有一部分高收入居民已通过分配或市场购买的方式获得了新的住房。这样，仅针对房屋本身的货币补偿会使他们又额外获得一大笔补偿。而对在社区内居住的生活又比较贫困的居民来说，拆迁不仅不能获得足够现金收入，而且要额外补上一大笔钱来购房。这会使他们在经济上处于更加拮据的状态。所以，从这种政策来果来讲，是加大社会分化的。 　　在此有必要提到北京市2年启动的“危改带房改”的政策（京政办发[2]19号文件），这个政策与上文所分析的政策“不属于一个系列”（拆迁干部访谈）。此政策通过贷款、救助及廉租房等多项政策保证了危改区内居民的正常购房及高回迁率，例如最近改造的北新桥街道海运仓社区的回迁率就达到了8%以上。这项政策的初衷可理解为加快不具商业价值小区的危旧改进程，保证一定的回迁率。但是，这种对针对部分地段的制度创新也会带来负面作用。一是“危改带房改”区域与非“危改带房改”区域截然不同的政策带来了改建区域间的不平等，可能会使非“危改带房改”区内的居民产生了强烈的剥夺感。在此次访谈中，大多数新中街居民对本地不实行“危改带房改”的政策表示了不满；二是高回迁率可能在提高居民生活质量的同时也在损害他们的生活质量。据海运仓社区居民委员会的干部介绍，海运仓社区内大多数居民户从银行贷了十几万至二十几万，分期1至2年还清。这给部分居民，尤其是低收入居民群体的生计造成了相当大的压力，从而有可能在改善他们住房条件的同时，又会损害他们其他方面的生活质量，如教育、卫生、社会交往、休闲娱乐等。 　　2、拆迁改建可能会造成低收入群体的边缘化 　　对动迁居民户补偿货币化使得动迁区域的居民、尤其是低收入群体不得不选择购买价格比较低的房屋，而这造成的后果是他们的居住地由城市中心地带向远的城带转移，由相对社会经济的中心向社会经济的边缘转移，而这种边缘化过程是通过社会排斥来得到解释和体现的。 　　对社会排斥的理解，历来有两个不同的传统：一是可追溯到涂尔干著作的法国传统，关注社会排斥的“关系内容”（relational issues ），将社会排斥视作社会与文化的排斥过程；另一个是安格鲁-撒克逊传统，这些国家的贫困研究者关注社会排斥的“分配内容”（distributional issues ），将社会排斥看作收入不平等与在物质方面的排斥（BERGHMANG.，1995）。 　　如果从分配的传统来看，低收入群体显然受到了社会排斥，而且，拆迁改建可能会加重这一过程，主要可体现在如下三个方面：一、劳动力市场上的排斥。就业的规范化、向郊区迁移会导致这部分群体就业机会的减少；二、对城市公共基础设施与公共服务享有上的排斥。拆迁改建之后，低收入群体向城外转移，这无形中增加了他们享有这些设施（如城区较好的基础设施、公共景观、医院、学校等）的成本，减少了他们享有的机会；三、拆迁补偿而造成的排斥。在货币补偿以前，政府不仅给动迁居民提供住房，而且按人口及家庭结构给予困难家庭给予照顾。实行货币补偿以后，由于低收入群体难以通过额外的填补来增加购房款（如动用存款、借贷等），导致了他们在购房时比高收群体具有更少的选择机会。 　　1995年前后开始的国有企业深化改革，使得下岗失业的职工数量突增，构成了不同于计划体制下的贫困群体，被一些学者称为“新贫困”（new-poverty ）。这个“新贫困”群体，具有年龄偏大、文化程度偏低、技术过时的特征，再就业面临较大的困难[6]. 　　正如上文所述，以前新中街有8%的就业居民在国有企业工作，随着城市的拆迁改建以及企业破产改制，越来越多的职工下岗失业。据社区干部估计，这样的人员在社区里占有相当高的比例，表2显示新中街的失业人数为35人，据说这只是档案转到街道办理失业登记的人数，实际没有工作的人数还要高。拆迁改建对困难群体就业的影响是很大的。如果我们考虑到困难生活群体就业的主要形式是非正式就业，如临时工、小时工或贩卖小百货等。一方面拆迁改建变为所谓的规范化以后，上述非正式就业的机会可能会急剧减少，例如， 　　“我丈夫失业后蹬三轮车。他身体不是太好。再加上现在二环内不让蹬了，二环外有时也不让，每月的收入只有4元左右。”（户5） 　　另一方面，困难群体如果迁到偏远的郊区，就会丧失这样的机会，而在处于社会经济边缘的郊区却找不到这样的就业机会。 　　“我妈现在住在昌平往北那，要是搬到那么远的地方，挣钱都挣不到，没有人呀。所以，我妈就告诉我千万别上她那去。”（户4） 　　拆迁除了在就业上对原住居民产生影响外，还会在看病、子女上学、交通、购物等生活方面带来一些不利的影响。例如， 　　“我家有残疾人，得特殊照顾我们，近一点好。给（房给）远了的话，如五环、六环，我们看病都看不了。”（户3） 　　“拆迁当然也是好事，把北京越变越好了，不好的是，就是把我们赶到远的地方去了，如到六环，一方面是孩子上学太远了，另外，交通费也很贵。”（户5） 　　“拆迁是好，但是给我们老百姓都‘发配’到五环以外去了。看病、交通也都方便，但是那边的医院质量太差，没法去。看病还得去大医院（户6）。” 　　“医院不近，在马路南，挺远的。比以前不方便多了，这里吃早点的地方都没有。买东西也不方便，还得骑自行车，十几分钟。”（户12） 　　但更重要的问题是，仅仅在“分配内容”方面来强调拆迁改建可能带来或加重社会排斥是不够的，还应看到可能在社会关系层面引起的社会排斥。住房制度改革向市场化的迈进以后，人们的居住空间具有鲜明的按资源（包括物质资源与权力资源）占有量的多少进行“群分”的特征，在北京也出现了一些所谓的“富人俱乐部”、“城乡结合部”的居住地带，而居住其中的居民则被贴上了“三六九等”的标志。拆迁改建将原来居住在城内的居民纳入了这一“群分”过程，这种“群分”对低收入群体的负面影响是值得研究的。这种负面影响可能会体现在如下两个方面：一、低收入群体社会经济边缘地位的显性化，会加大对这个群体的社会歧视。所谓“五环六环住穷光蛋”（户8）的说法生动地体现了这一点；二、社会交往中受到社会排斥的可能性增大。部分低收入群体在拆迁改建中迁到远郊区县以后，不仅在地理空间上拉大了与原有社会交往网络的距离，而且在心理距离也可能逐渐拉大，而距离的变化可能会影响他们与原网络内其他主体间的互动（请参照第3部分的分析）。而关于社会网络的研究发现，主体间互动的频率与方式，既反映出网络内蕴含资源的多少，同时对维持网络的范围与强度也是极其重要的[7].所以，拆建改建会有使低收入群体缩小或失去原有社会网络的危险。而已有的研究及此次调查发现，这个社会交往网络不仅能够满足低收入群体及家庭的社会心理需求，而且能够提供一定量的资源，这对低收入群体的生活是非常重要的。 转贴于 看准网
3、个人及家庭在社区生活变迁中的能动作用 　　社会理论研究在“结构－个体”（structure-individual）这对关系中一直存有张力，由此而带来了社会学研究中的两个极端：社会决定论与方法论个人主义。前者强调外部结构的决定作用，后者将社会化约为个体行为的聚合。本研究调查的出发点在于假定个人是能动的个体，居民户是能动的居民户，但又是在一定外部结构下发挥其能动性的，从而在这种互动的关系中形塑社会结构，推动社会变迁。对于拆迁的居民也是如此，在拆迁改建这个变动的过程中，一方面面临着动迁到远郊、难以适应新的生活方式的危险，另一方面又是改善居住条件、重新选择生活方式、化解原有生活压力的一次机会。在本次调查研究中无论是在待迁或是已拆迁的居民户中，都体现出了他们能动的选择，而这些能动的选择，处处又透着无奈。 　　“我现在没有工作，就是有的时候做点小时工。每月的收入没准，像‘非典’的时候还没活呢？”（问：一般正常的话一个月有多少钱？）“这小时工一点都正常不了！”（问：像去年的情况，一个月有四百元么？）“（语气非常肯定地）到不了！”（问：三百？）“到不了，偶尔能到。” 　　“丈夫也下岗了，98年就下岗了。他以前在电器修理厂。拿了两年的生活费以后就没有，现在是失业，在帮人看门，一个月就4百来块钱。丈夫比我大一岁。（你家里有什么人能借钱给你么？）就是我到我娘家去，有时我妈给一点，大姐给一点，二姐给一点，兄弟也给一点，老姨给一点。家里现在不欠钱，要说欠钱就是欠亲戚的人情债。92年到的这，以前住在延庆娘家。” 　　（问：丈夫的兄弟家里能帮什么忙吗？） 　　“帮不上，再说，谁帮谁呀！（注：意思是他家还不如我家呢？）说实话，都是表面上的事。平时一些小忙还是可以帮得上的，如借点小钱，十块二十块，一百二百，要说上千，那肯定不成。” 　　“我也想拆迁，但听说拆迁后我又买不起房子，我就担心了。平时我也去打听拆迁的事。要是借钱的话，我们这一辈子也翻不过身来。┅┅我的想法是拿到钱到远处买一房子，远点也没关系，五环都可以。”（据户1的访谈录音整理） 　　户1是家庭经济状况比较困难的低保户。受访人原是北京延庆的农村居民，1982年结婚后由于城里没有房子仍在娘家住，1992年才搬到了新中街社区。由于生活经历以及其较强的社会关系都来自于延庆，所以，搬出北京市区迁到郊县是较理性的选择。 　　“他（注：受访人的丈夫）身体不好，哮喘。88年之前在工作，在工厂里干重活，88年后身体不行就不干了。以前在金属加工厂，单位早就没有了。88年后自己弄了辆（个）三轮车牌照，蹬三轮车。一直到最近，一个月（能挣）4多元钱。孩子上大学一年（要交）48元，每月（生活费）至少也得三百多块。我们家的钱都花到孩子身上了。丈夫自己买药吃，也不瞧病，一年也要花1多元钱，包括我自己的身体也不好，手痛，也没治，耗着。看病看不起。” 　　（问：你家里现在欠别人钱么？） 　　“欠钱，欠的都是亲戚的，直接亲戚关系的，我妈，我姐，2弟弟，1个妹妹，欠3万多。基本上是借钱给孩子交学费。他们（注：指丈夫那边）兄弟好几个，都不来往，我们从八几年就不来往，他们家的情况我们都不大清楚。” 　　“现在也不知道能补多少钱，昨天我还看房子了。昨天的房子是通州区的产权，怕今后市规划又不承认了。但我们还是买不起。”（问：补的钱不够买房子呢？）“到时再说吧。我还去密云看过房子呢？借钱？借不了。贷款，也没人贷给你。买远点没关系，只要能买得起。回迁我们也回迁不起，因为听说自己还得掏十几万。┅┅因为现在家里欠人家的钱，想买房买远一点的，装修无所谓，省下来的钱来还家里的欠款。没办法，穷人有穷人的打算。”（据户5的访谈录音整理） 　　户5属于低保户。儿子上高中及大学时，借了大量的债务。他既是家里最大的负担，也是最大的希望。所以，为了供孩子上学，看病吃药的钱省下来，买房的钱的省下来，为了筹借学费所有的社会关系动员起来。拆迁改建，是这一户还清债务的一个机遇，即使这个机遇的获得是建立在损害生活质量的基础上的。 　　“老大老三在这住。老大的女儿还在这上学，住这，骑车上学。现在给老三另外租了一个房子。实在没法住了。” 　　“要按新政策算的话，我们这个房子能补4多万元。要这样的话，我们这个楼没人走。” 　　“我愿意在这住。我在这住了多少年了。这里健身什么的都挺方便的，有（工人）体育场。医院、活动都很方便，生活得也很习惯，都多少年了。作为老人来讲，住在城里好，看病什么的都比较方便，儿女比较近，但一考虑经济问题。例如我这三儿子还下岗呢，给我四十多万起码我得一分为二，但在城里哪买得起房子呀。” 　　“我的亲戚朋友不行，不是下岗失业的就是上大学的，都是穷得要死。”（问：有人向你借钱吗？）“有人向我借钱，我的侄女，双目失明，又吃低保，买房子向我借钱，我都没借。昌平还有一个在这上大学的，也向我们借钱，（大钱借不了，）但你多少得给点呀。” 　　“我希望能够在四环边上买房，三环到四环之间，买两套，因为老爷子（注：受访人的父亲，9多岁了）不愿意与年轻人一起住。房价一直在涨，早拆迁早便宜，现在拆迁还能来得及，往后买就更贵了。要钱给不够我们就在这呆着得了，反正环境也挺好。”（据户8的访谈录音整理） 　　受访户8老俩口都退休了，退休工资也较高，但是子女们的就业很不好，收入也低，他们其实想把房子留给子女，以尽到做父母的责任[8].这是一个典型的家庭决策的例子。如果说这一户是理性的，那这种理性就是家庭理性，也就是受访人追求不是个人效益的最大化，而是整个家庭效益的最大化。 　　从以上的分析可知，在拆迁改建中个体的行为不是被动的，而是积极对这一个影响自己的生活的事件做出反应。同时，这种反应又是基于对现状进行分析比较的基础上做出的，是一种理性的反应。但是，这种能动性可能导致意外的后果，这又是决策的主体无法控制的。这种后果既受结构的影响，也受其他行动者的影响。例如，户1在迁到郊县以后，他们的就业会怎样？收入会比较目前更高还是更低？居住地的安全如何，会不会发生失窃？会不会找到一个离家很远的但又不得不去干的工作，这样增加了交通的成本怎么办？另外，他们家的亲戚会不会、能不能继续提供帮助？等等。这些问题都是个人（或居民户）主体无法控制的。 　　另外，体现出中国特色的是，中国人的能动性大多体现为一种家庭决策，如以上的户5与户8，是一种以家庭为单位的理性行为。很多研究也发现了这个特点。在社会变迁中，这种家庭理性会不会慢慢消失？在制定相关政策时我们是否应考虑这种行为特点？则是研究者及政策制定者应该进一步思考的问题。 　　在能动的方式上，一个突出的特点就是受访户对现有社会关系资源的维持与利用。无论是家庭困难的户1与户5，还是经济条件相对较好的户8，他们都会在社会关系网中获得或出让一定的资源。这种资源有时表现为物质形式（如借钱、衣服、食品家电等的赠予），有时是劳务形式（如红白喜事来帮忙、帮亲戚朋友家里干点杂活之类）。正是这种配置资源的非市场机制，降低市场带来的风险，扮演了非正式保障机制的角色。 　　五、小结与讨论 　　本文通过对北京市两个社区拆迁改建情况的分析，着重探讨了拆迁改建对动迁居民就业与生活的影响，以及居民对这个事件的能动反应。本文通过假设及分析后认为，改革开放以来，尤其是199年以后，拆迁改建从单纯的政府行为过渡到政府引导下吸入商业资本的市场行为。在这个过程中，动迁区域内的社会经济结构发生了很大的变化，动迁居民的生活与就业同时面临着机会与风险。对动迁居民，尤其是其中的低收入群体来讲，拆迁改建会使迫使他们向城市社会经济的边缘迁移从而遭受社会排斥，但这个过程不是被动的，而是动迁居民以家庭为单位做出能动选择的后果。 　　本文所讨论的拆迁改建，虽以北京市为例，却是当前城市化过程中出现的普遍情况，具有较强的代表性。拆迁改建既是城市建设的一部分，也是现代化、城市化进程的一部分。各种迹象表明，推进现代化、加快城市化进程日益成为当下主流的意识形态。但我们似乎忘了，在我们在前现代时期（明清两朝），正是通过将人口分布在大量的乡村及市镇来减轻人口压力并活跃经济的（迈耶斯，21）；我们似乎也忘了，很多南亚及拉美国家也是在把现代化、城市化作为主要发展策略的过程中逐渐落入不发达或极不发达境地的。越来越多的人将城市化作为缓解人口压力、解决“三农”问题的灵丹妙药时，他们似乎也忽略了，正如本研究所发现的那样，在这种过程中所出现的诸多经济及社会问题，以及这个过程对特定人群的负面影响。如果政府还没有能力来防止这些问题的发生，如果国家还没有能力来保障在各种“××化”过程中数量巨大的弱势群体的正常生活（很多先发国家是通过向外掠夺资源及不平等贸易来实现的），那么，强调传统的社会经济组织方式、非市场化的资源配置方式对维持社会稳定的作用就是非常重要的。这也是本研究既讨论拆迁改建过程中的边缘化，又讨论个人及居民户能动性的出发点。同时，本研究也发现，这个边缘化过程中带来的剥夺及社会排斥也在一定程度上会破坏传统的社会经济组织方式及资源配置方式。 　　所以，问题是，我们社会发展的最终目的不是城市化，而是提高居民的生活水平、改善他们的生活质量。如果城市化的过程反而会降低生活水平、损害生活质量，我们就要反思现行的城市化方式与城市化道路。在这个反思的过程中，我们应意识到，所谓的城市化与现代化不是天然合理的，它们也是一定社会经济条件下的历史产物。我们在讨论中国特色时，也要讨论具有中国特色的发展道路。 转贴于 看准网
参考文献： 　　BERGHMAN，G.（1995）Social exclusion in Europe ：policy context and analyticalframework ，in ：G.Roots （Ed.）Beyond the Threshold ，pp.1-28.Bristol：Policy Press. 　　吉登斯，1998，《社会的构成》，三联书店，北京 　　丽凌，《北京市城区危旧房改造的沿革及政策建议》，《中国房地产》，1998 　　迈耶斯，拉蒙·H ，21，《晚期中国帝国的习惯法、市场和资源交易》，天则内部文稿系列IIS.17.21 　　魏科，1996，《北京危旧房改造的问题与建议》，《中国房地产》1996年第6期 　　温铁军，23，《农民工问题和新时期的劳资关系》，《读书》23年第7期 　　张成，2，《北京市危旧房改造“攻坚”开发模式研究》，人民大学2年硕士论文 　　张泓铭等，1998，《住宅经济学》，上海财经大学出版社。 　　周乐，22，《对北京当前大规模危旧房改造的思考》，《北京规划建设》22年第4期 　　《世纪之交的北京人口》，北京统计信息网http://www. 　　国家统计局、北京市统计局，23，《北京统计年鉴23》，中国统计出版社 　　附录： 　　图1：北京人口变动：1978-22
　　数据来源：《23年北京统计年鉴》，第484页 　　图2：北京市区危改动迁示意图：199-2
　　图3：新中街社区与香河园社区拆迁改建后居民迁出示意图
　　注：“■”指拆迁区域 　　“→”居民迁移方向及迁入的大致地点 　　表1北京市人均居住面积变化：1978-22
　　数据来源：《23年北京统计年鉴》
　　表4北京市房屋拆迁安置补偿政策变化表
　　 注释:　　[1]本次调研得到了北京市东城区东直门街道办事处的大力支持与协助，特此致谢！ 　　[2]参与本研究的还有杨团、孙炳耀、占少华、张翠玲（中国社科院研究生院硕士生）、李莎（中华女子学院社工系学生）等5人。 　　[3]9666.5元为中等偏下收入户人均年收入的均值，其中部分户的这个数值要高于均值，但肯定低于中等收入户的均值11347.2元。本文假设所有户的人均年收入为等差数列般的均匀分布，故将中等偏下收入户的上限规定为9666.5元至11347.2元间的中点，即156.9元＝（47.2）/2. 　　[4]在拆迁中回到原社区买房的行为称为“回购”。为了使一定比例的居民可以迁回原社区，政策上对愿意回迁、并且有能力回迁的居民户在商品房的购买价格上给出优惠。“阳光都市”里建一栋专门提供给回迁户的楼。 　　[5]23年8月18日建设部办公厅颁发的《关于认真做好拆迁管理维护社会稳定的紧急通知》（建办住房电［23］31号）中指出，“近一个时期，部分地区因拆迁问题越级上访特别是集体上访问题比较突出，参与人数较多，持续时间较长，并呈现出组织化倾向和跨地区串联迹象，有的上访人员情绪激烈、行为偏激，严重干扰党政机关正常工作秩序，直接影响社会稳定。”另据建设部副部长刘志峰在22年9月召开的全国城市房屋拆迁工作座谈会上透露，建设部当年1—8月份受理来信共482件次，其中，涉及拆迁问题的占28%.上访173批次，其中反映拆迁问题的占7%；在集体上访的123批次中，拆迁问题占83.7%. 　　[6]数据显示：1998年，全年有1219万下岗职工，当年再就业69万人，再就业率为5％；1999年，全年有121万下岗职工，当年再就业492万人，再就业率为42％；2年，全年有198万下岗职工，当年再就业361人，再就业率为35％。21全年891万下岗职工，当年再就业227万，再就业率为3％。22年12万出中心的国有企业下岗职工实现再就业，再就业率为26.2%（数据来源：1998-22年“劳动和社会保障事业发展统计公报”）。 　　6请参阅《国外社会学》1999年第4期；《清华社会学评论》特辑②，鹭江出版社2年12月 　　[8]此处加上着重号是为了强调中国人独特的消费观念，也是为了回应前段时间颇为流行的关于买房的“中国老太太与美国老太太”的笑话。此笑话的荒唐之处一是没有考虑到改革开放前“低消费，高积累”的发展策略，以致大部分老百姓家中并无存款，二是没有考虑到中国人的理性与美国人是不一样的，前者“成本收益”是以家庭为单位来计算的。也许这就是中国人傻或可笑的地方吧！ 转贴于 看准网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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