币值变动的社会后果
货币的重要性只是在于它可以购买人们所需的物品。因此货币单位的变化并不会造成任何，因为这种变化具有一致性，它对一切交易的影响是均等的。假定价值的既定标准发生了变化，某人的一切权益和一切努力的成果以货币计量时是以往的两倍，但同时对于一切获取之物和一切享受满足，他也必须支付两倍于以往的货币量，那么这种变化对他是完全没有影响的。
由此可见，货币价值，也就是价格水平发生变化对所具有的重要意义只是由于它在其影响范围内的作用程度是不相同的。类似这样的变化，过去曾经，现在仍在对社会造成巨大的影响后果，众所周知，这是因为当货币价值发生变化时，它对一切个人或一切计划目标所施加的影响并不是均等的。个人的收入及其支出并不是在同一比例标准下改变的。因此以货币计量的价格和报酬的改变对不同阶级一般都会产生不均等的影响，把财富从这个阶级转移到另一个阶级，使某些人忽然暴富，而某些人则贫困潦倒，财富的重新分配使既定的计划受到了破坏，令原有的期望无法实现。
自从1914年以来，货币价值的波动规模之大、波及范围之广，竟使其构成了近代史上的最重大事件之一。以金、银或纸币计量的价值标准，都曾经发生过前所未有的剧烈波动。不仅如此，这种波动所侵扰的社会，与以往任何的社会相比，一般认为价值标准应该是相当稳定的。
在拿破仑战争以及紧随其后的一段时期内，英国的物价在波动最猛烈时，一年间的涨落差距达22％；在19世纪初期，价格水平达到了最高点，尽管我们一向把这个时期看作是货币史上最紊乱的一个时期，但就价格水平的最高点与最低点的比较而言，在长达13年的时期内，两者相差也还不到1倍。我们可以把上述情形与近9年来不同平常的变化作一比较。从1914年到1920年间，所有的国家都出现了通货膨胀现象，也就是说，相对于可购买的物品供给而言，支出货币的供给出现了极大的扩张。从1920年起，重新恢复对其局势的控制的那些国家，并不满足于仅仅消灭通货膨胀，因而过分缩减了其货币供给，于是又尝到了通货紧缩的苦果。而那些没能重新控制金融局势的国家，随后出现的通货膨胀趋势比以往更加严重。
不论是通货膨胀还是通货紧缩，都会造成巨大的损害。两者都会改变财富在不同阶级之间的分配，不过相比而言，通货膨胀更为严重一些。两者对财富的生产也同样会产生影响，前者具有过度刺激的作用，而后者具有阻碍作用，在这一点上，通货紧缩更具危害性。对于我们来说，把讨论的像以上这样分类，应该是最便利的——首先考虑货币价值变化对财富分配的影响作用，这时主要关注的应是通货膨胀；其次对财富生产的影响作用，这时主要关注的应是通货紧缩。
一、币值变动对分配的影响
在货币的各种职能中，有些主要是以其实际价值在某一时期内几乎固定不变这一假设为依据的。其中主要的是那些与广义的货币投资契约有关的职能。这类契约——即规定在一段时期内支付一定数额货币的那种契约——正是我们为方便起见所称呼的投资制度（区别于一般的财产制度）的特色所在。
在19世纪起来的资本主义这一阶段中，许多举措都是为了使财产的治理权从其所有权中分离出来。这些举措主要有三种类型：（1）财产所有者失去对财产的治理权，但仍保留着对他的财产，即实际的土地、建筑物、机器或成为其财产的任何其他东西的所有权，保留所有权的典型方式是持有股份公司的普通股；（2）财产所有者暂时同其财产脱离关系，并在此期间每年收取一定数额的货币，但最终财产所有权仍由他收回，此类型的典型模式是租赁；（3）财产所有者同其财产永久地脱离关系，由此获取的报酬或者是无限期的以货币计量的固定年金，或者是有限期的年金，在期满之时归还以货币计量的本金，此类型的典型形式是抵押贷款、债券、公司债券和优先股。第三种类型体现了投资的充分发展形态。
只要有货币的借出和借入，就必然存在规定在将来某一时期收回一定数额货币的契约（至于将来收回之际货币实际价值出现的变化，契约内并没有加以规定）。租赁和抵押的形式，以及对政府和少数私营实体如东印度公司的永久性贷款形式，在18世纪就已经很常见。但在19世纪，这些方面有了新的进展，进一步占有了重要的地位，到20世纪初叶，有产阶级分化为两种类群，一种是“家”，一种是“投资者”，两者在利害关系上存在着某些区别。这种区别在个人之间并不是十分严格的，因为企业家也可以是投资者，而投资者也可以持有普通股；但是这种区分又是的的确确存在的，并不能因为这一点很少被关注就忽视它的重要意义。
借助于这样的制度，活跃的企业家阶级，不仅可以利用自己的财富，还可以运用整个社会的储蓄来资助他们的企业；另一方面，从事专门职业的阶级和有产阶级则找到了利用他们资源的一种方式，这一资源利用方式使他们既减少麻烦，又无责任，而且（据说）风险也很小。
这种制度在整个欧洲实行了整整100年，取得了非同平常的成功，使物质财富获得了前所未有的巨大增长。储蓄和投资，对于一个大的阶级来说，既是一种义务，又是他们所喜好的事物。储蓄很少被提取，在复利的条件下，储蓄的积累使物质的充裕成为可能，当然，在我们今天看来，这一点是理所当然的。这个时代的伦理、、文学和宗教共同结合在一起形成一个伟大的默契，其目的就在于促进储蓄。上帝和财神和谐一致。有钱人在尘世中寻到了祥和。富有之人究竟是可以进入天国的——只要他储蓄。天国响起了新的福音。天使们唱道：“这真是不可思议，通过上帝贤明、仁慈的安排，当人们尽管只是为自身利益考虑行事时，却对民众做出了巨大的贡献”。
由此营造的氛围使扩张企业的要求以及日益增长人口的需要与一个安逸富足的非企业阶级的发展和谐一致，相辅而行。在这种制度下，投资者的命运主要寄托于货币的稳定；但是在普遍享受舒适和进步的过程中，对于货币是否能够稳定或者在多大程度上稳定，缺乏必要的关注，而大都抱有一种毫不怀疑的信念，认为这些事情会自行解决，而无须顾虑。于是投资之风气越来越广泛，数额也越来越大，以至于到后来，对于中产阶级而言，金边债券成为最持久、最有保障的财产的代表。在我们这个时代，对于货币契约的稳定性和安全性的传统观念是如此的根深蒂固，以至于英国的，鼓励财产受托人把他们的信托资金全部用于此类交易，而且事实上，除了地产交易以外（这是一个例外，它本身就是早期情况下的一个遗留产物），信托资金是禁止用于其他任何目的的。
19世纪总是深信自己的幸福经历会永久持续下去，而对以往发生的不幸事件的教训，却置之不理；在这方面是这样，在别的方面也是这样。人们也许忘记了，货币即使用某一金属的固定量来体现时，在上也没有保证货币绝对稳定的范例；现在要指望以不变购买力所体现的货币趋于稳定，那希望就更加渺茫了。货币实际上只是一种由国家随时公布的、履行货币契约的适当的法定清偿物而已。到1914年时，黄金不再作为英国的价值标准已经有一个世纪了，在其他国家，黄金不再作为唯一的价值标准也已经有半个世纪了。每一次长期战争或严重的社会动荡都无一例外地伴随着法定货币的变化，但每一个国家关于货币的历史记载表明，从有经济记载时起，代表货币的法定货币的实际价值是几乎不断下降的。
不仅如此，贯穿历史的货币价值不断下降的过程并不是偶然发生的，在其背后，有两个巨大的推动力——政府的贫困和债务者阶级的强大政治势力。
由货币贬值而引发的征税权，自从罗马帝国首次使用以来，已经成为国家所固有的一项权利。法定货币的铸造，过去是，现在也仍然是政府最后的储备，任何国家或政府，只要仍保留这一手段而未加以使用，就不会宣告自己的破产或倒台。
此外，我们在下面还将看到，从通货贬值中获取益处的不仅仅是政府。农民、债务人以及到期偿还固定数额货币的一切责任人都会从其中分享益处。在经济体系中，活跃、积极的因子是企业家，而在早期年代中，居于这种地位的却是上述那些阶级。那些在过去促使货币贬值的世俗变化，对新兴人物起了协助作用，把他们从毫无生气的过去解脱出来；他们以牺牲旧财富为代价而获取了新财富，以建立企业的方式代替了以往的财富堆积。货币的贬值倾向，在过去是对由复利产生的累积成果和财产继续的一个强大抵消力量，而现在则是对旧有财富的严格分配，对财富所有权和行为权划分的一个松弛的影响力量。在这种方式下，每一代所继续的遗产，都会部分地受到剥夺；因此除非整个社会能自觉地慎重考虑，以其他某种更为公平、更为适宜的方法来代替此种方式，否则，建立永久性财产制度的计划肯定会遭受挫折。
总之，在这两种力量——政府的财政需要和债务人阶级的政治势力——时而是这一种，时而是那一种的影响下，通货膨胀的进展是连续不断的，假如我们考察一下自从公元前6世纪最早发明使用货币时起的很长一段时期，这种趋势是一目了然的。有时价值标准会下跌，假如这一点没有发生的话，货币的贬值就会来完成这项工作。
但是，由于在日常生活中我们已经习惯于使用货币，因此很轻易忽略货币的本质，而把货币本身看作是绝对的价值标准；此外，对于普通人来说，当百年的实际经历并没有干扰他上述的原有观念时，他就会把错觉看作是事实，就会把经历三代不变的事实看作是持久社会组织的一部分。
19世纪的事态发展历程支持了这种观念。在世纪最初的二十几年中，拿破仑战争时期的物价高涨伴随着货币价值相当迅速的增长。在随后的70年里，除了某些暂时波动以外，价格是趋于不断下降的，到1896年时达到了最低点。就趋势而言，价格的确是不断下降的，但从整个长期过程来看，显著特征却是价格水平的相对稳定。、、和1915年，以及与各该年相近的时期内，价格水平大约处于相同的水平。和1914年也基本上保持着同样的价格水平。假如我们把这三年的物价指数规定为100，我们会发觉，从1826年起到大战爆发止接近于一个世纪的时期内，物价指数向上或向下的最大波动限度，都不超出30点，也就是说，物价指数从来没有超过130或低于70。难怪我们对长期货币契约抱有如此坚定的信心。黄金作为一种人为规定的标准，并不具有所有的上的优点，但是其价值并不是能够随意操纵的，实践证实它是可靠的。
与此同时，在19世纪的早期阶段，英国统一公债的投资者在三个不同的方面都做得非常出色。首先是确保了投资的安全，关于这一点已被认为达到了尽可能完美的地步；其次是投资资本的本金有了一定程度的增长，这一点部分是由于以上述及的原因，但主要是由于利率的逐步下降使体现资本年收入的年购买力指数有了提高；最后，每年货币收入的购买
力总体上也有了提高。举例来说，假如我们对从1826年到1896年这70年间的情形做一番考察（其中滑铁卢战争之后紧接出现的短期显著上涨，这里暂略不计），将会发现，统一公债的资本本金除一度回跌以外，基本上是逐步提高的，具体而言，是从79提高到109（尽管在戈申执政时，公债利率于1889年从3％降到了2．75％，又于1903年降到了2．5％），同时年息收入的购买力在利率有所降低的情况下仍然提高了50％。不仅如此，统一公债在稳定性上也有了很大进步。在维多利亚女王时代，统一公债的价格除了危机时期以外，从未跌落至90以下；即使在1848年，当君主王权行将崩溃之际，其跌幅也仅仅是5点而已。维多利亚女王初登王位时，公债价格是90，而到她举行登基60周年纪念时，价格却达到了最高点。因此也就难怪比我们长一辈的人，要把统一公债看作是一种极好的投资对象了！
于是在19世纪，产生了一大批有权有势，而且又极受尊崇的新兴阶级，这些人个个都很富有，其财富总和也相当巨大。他们拥有财产的形式并不是建筑物、土地、企业或金银珠宝，而是一种权利，借助于此项权利，他们每年都可以获取一定的法定货币收入。这种在19世纪造就的非凡产物，成为那个时代值得炫耀的一个事物，结果中产阶级大都把他们的积蓄投入于此。习惯势力和令人满足的经历使此类投资在安全方面享有绝对令人信服的声誉。
在大战前夕，这类中介财产，由于价格以及利率的上升就已经开始蒙受损失（与19世纪中期的鼎盛时期相比较）。伴随着战争爆发而来的一些货币方面的变故，使这类财产的实际价值，在英国损失了一半，在法国损失了7／8，在意大利损失了11／12，而在德国以及奥匈帝国和俄罗斯帝国分裂之后又重新成立的那些国家，其价值基本上已损失殆尽。
由于战争的影响，以及由于战争期间和战争之后所实行的货币政策的结果，使投资者阶级所有财产实际价值中的一个很大部分，被白白地拿走了。这种损失的发生来势迅猛，同时又与其他一些更糟糕的损失相互交织在一起，因此单就这项损失将造成怎样的后果这一点来说，人们还没有充分地加以了解。但是尽管如此，它的影响已经使不同阶级之间的相对地位发生了深刻变化。在整个欧洲大陆，中产阶级在战前投资于债券、抵押或银行存款方面的积蓄，已经大部分或全部损失殆尽了。毫无疑问，这场经历将改变人们关于储蓄和投资的社会心理。这种过去被认为是最安全的行为，现在却被认为是最不安全的了。一个安分守己的人，他既不胡乱花费，也不“投机取巧”，只是“为其家庭谋求适当的预备”，他赞美安全，严格信守从实践中获取的经验教训，以及老于世故的可敬信条。的确他是最不想侥幸获取财富的，然而结果却遭受了最严重的打击。
就我们的目的而言，我们从以上所述能够吸取些什么教训呢？我认为主要的一点是，把19世纪发展而来（至今仍保留着）的社会组织体制同对货币价值的自由放任政策结合在一起的做法，既不安全，也欠公正。那种认为我们在过去的安排进行得很好的说法并不正确。假如我们想要把社会的自愿储蓄，继续吸引到“投资”领域，就应当使体现储蓄和投资的价值标准保持稳定，并以此作为审定国家政策的一个基本方针。随着时间的推移，在遗产法和复利累积结果的影响下，假如不从事企业经营活动的闲逸分子从从事企业经营的活跃分子收入中获取的份额相对过多时，的确应当重新分配国民财富；但是应当采取其他一些方式，使一切形式下的财富都受到同等程度的影响，而不应当单单使相对无所依靠的“投资者”遭受严重的损失。
长期以来，企业界和经济学家都持有这种观点，即价格上涨对企业有促进作用，对企业家有利。
首先，我们知道，价格上涨会使投资者蒙受损失，但同时我们也应当看到，企业家在这一过程中却是所得颇丰的。当货币价值下跌时，那些从事于企业经营的活跃分子显然会获取利益，因为他们每年从其所得利润中必须支付的货币数额是固定不变的，而随着货币的贬值，这项固定支出在其货币营业额内所占的比例必然会比以往下降。这种利益的享有，不仅发生于转变的过渡时期，而且当价格定位于新的、较高的水平以后，就原有的债务关系而言，这种利益仍然存在。举例说明，整个欧洲的农场主，凡是以前用抵押贷款方式购置土地来经营农业的，现在都会感到这种债务负担已经几乎不成为什么拖累了，但是他们在债务上的解脱是以牺牲债权人利益为代价的。
不仅如此，在价格逐月上涨的变动时期，企业家还可以获得一个更大的意外财源。无论他是一个商人还是一位实业家，一般总是先买后卖，那么至少他的部分存货要面临价格变动的风险。因此，随着价格的上涨，他手里的存货也会升值，这样他就会处于“待价而沽”的地位，由此获取的利润将超出他原来的预期收益。处于这样的时期，做生意就成了一件非常轻易的事情。任何人，只要能借到钱，只要时运不是非凡糟糕，都会从中获利，尽管这种收益对他来说是很不相当的。因此，当价格上涨时，借钱经营的企业家就会处于有利地位，他所偿还的货币借款，以实际价值衡量时，不仅没有体现出借款利息，而且比原先借得的本金还要少。
货币的贬值的确为企业家提供了一条致富捷径，但同时也使他们成为大众所指责和非难的对象。在消费者看来，企业家的意外收益是造成令人厌恶的价格上涨的原因，而不是结果。与此同时，企业家本人在财富的纷繁变化过程中，也逐渐失去了其原有的安分本性，他所关注的，只是当前的巨大利益，而对于在正常经营下所获取的相对较少但却是持久稳定的利润，已经逐渐失去了爱好。他已经不像以前那样重视企业的长远利益，他头脑中所充斥的，全是赚取暴利的念头。不过这种暴利并不是他蓄意谋求的，他原来并没有这样的阴谋或打算，然而一旦他尝过这种甜头，他就决不肯轻易放弃，而会竭尽所能，争取继续占有这种意外之财。作为一个企业家，假如有这样的欲望，可以想像，他本人在心情上不会很愉快。过去，他对同社会的关系布满自信，认为自己在经济结构中发挥着相当重要的作用，是必不可少的；然而今天他却丧失了这种自信。他对自己未来的事业以及本阶级的前途，都怀着忐忑不安的心理，他对财富把持得越紧，就越是感到缺少保障。企业家，作为社会的中流砥柱、前途发展的建设者，他的经营活动和所获报酬，在不久以前，还几乎得到了宗教的认可，他被认为是一切人类、一切阶级中最应受到尊敬和赞许的、是最不可缺乏的一分子，而且假如他的活动受到阻挠的话，一般认为这不仅会造成严重的不良后果，而且是一种失敬、无礼的行为；但是现在情形不同了，人人对他侧目而视，他自己也感到是被人猜忌、受人攻击的对象，是这种不公平的有害法律条例的受害者，觉得自己简直是不免有些罪行的，是一个“暴发户”。
在这个世界上有富人，也有穷人，假如一旦认为富人的所得只是凭了幸运的赌博，那么凡是有血气的人决不会甘心安于贫困。企业家蜕变而成奸商的事实，对资本主义制度是一个沉重的打击，因为它打破了人们心理上的平衡，而这种心理平衡正是保持不平等收入继续存在的先决条件。所谓正常利润的经济原则，每个人只是有一种模糊的熟悉，但它却是资本主义合理存在的一个必要条件。企业家的收益，只有在大体上、在某种意义上跟他对社会有所贡献的活动发生联系时，才能得到大众的认可。
以上所讲的，是由货币贬值造成的对现存经济秩序的第二种干扰。假如说货币价值的下跌会使投资活动受到打击，那么它对企业也同样会造成伤害。
即使在经济繁荣时期，企业家也不答应独自享有其额外利润的全部。为了消除当前存在的弊端，我们采取了许多人所共知的补救措施，如补助金、价格和租金方面的规定，以及不正当利润的取缔、超额利润的课税等等，然而这些措施不仅是徒劳无益的，而且到头来它们自身也变成了弊端中不可忽视的一部分。
当经济进入萧条时期，价格趋于下降时，这对拥有存货的那些人所造成的影响，与价格上涨时的情况恰恰相反。意外的损失代替了意外的所得，而这种现象与企业经营的效率是毫无干系的。每个人都尽可能地将存货减少到最低限度，结果使整个陷入停顿状态。这一点，同以前竭力囤积存货的过度兴奋现象，形成了鲜明的对比。此时失业取代了非法暴利，而成为当前的突出问题。
3.工资收入者
经济常识告诉我们，工资变动总是落后于价格变动的，因此当价格上涨时，工资收入者的实际所得将会减少。在过去，情况的确是这样的；即使在今天，对于某些处境不利、组织混乱的工人阶级来说，他们在改善自己地位时，情况也依然是这样。但无论如何，在英国，还有美国，工人阶级的主要部分已经开始在改变这种状况，他们充分利用当前的形势，力争使所得货币工资的实际购买力不仅同以前一样，而且事实上要有所增加，使工资的增长同工作时间（或者是工作量）的缩减结合起来。在英国，这种情况的出现正好是在整个社会总财富趋于减少的时候。这种违反常规的现象并不是偶然发生的，其中肯定有一些可察觉的确定缘由。
有些工人，如铁路员工、矿工、码头工人等等，为了争取货币工资的增长，其组织比以往有了很大的改进。军队中的生活，也许是战争史上的第一次，在许多方面都提高了传统的要求标准。士兵们比以前穿得好，饮食方面也往往好于工人阶级，他们的妻子，除了在战时有机会享有分居津贴以外，在思想意识方面也比以往有所提高。
这些影响作用，固然是引发工人要求改善生活动机的一个因素，但是假如没有另一个因素，即企业家非法获取的意外之财，那么还缺少达到目的的手段。众所周知，企业家获取的巨额利润，已经远远超过了正常商业利润的一般水准，这一点使他们很轻易地招致来自其雇员以及公众舆论的非难之词，不过由于财力上非常充裕，他们能够有效地应付这些方面的压力。事实上，他们为了息事宁人，也愿意支付一笔赎金，与工人共同分享所得的意外横财。
结果是在战争结束以后的若干年中，工人阶级的地位，除了“暴发户”以外，相对于其他任何阶级，有了相当程度的提高，在某些重要的方面，他们的绝对地位也有了改进——工作时间缩短了，货币工资增加了，劳动力价格提高了，工人阶级中的一部分人，他们付出每一单位的努力和劳动所获得的实际报酬，也比过去提高了。工人阶级当然欢迎这种发展势头，但是这种状态是否稳定，我们却无法加以估测，除非能够确切了解他们报酬增长的来源所在。一般说来，各阶级之间收入发生变化可能是由于确定国内产值在不同阶级之间分配的那些经济因素发生了永久性的变化，在这种情况下，变化后的收入状况是稳定的；也可能是由于通货膨胀以及由此引起的价值标准的变动，在这种情况下，变化后的收入是不可靠的，会有反复。那么我们在这里述及的工人收入增长情况，究竟是出于前一种原因还是后一种原因呢？
在经济萧条时期，工人阶级也难免受到不利影响，但不利情况并不表现为实际工资的降低，而表现为失业，不过由于国家的资助，失业带来的严重后果已被大大地缓解了。随着价格的下降，货币工资也出现了下降趋势。但是在1921年到1922年的萧条时期，工人阶级在若干年前取得的对中产阶级的相对优势，不仅没有逆转，而且甚至没有明显的减退。1923年，英国的工资率，假如把工作时间缩短这一因素考虑在内，与战前相比，显然要比生活费用提高得更快。
文章引用自：.cn/zzweiqing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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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刘奥南 赵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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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不能很快取代对方，只能在长期的“共存并行”中，相互取长补短　. 　　A 虚拟货币主要类型.　　虚拟货币近年来受到日益广泛的关注和追捧，其“鼻祖”比特币更是一路水涨船高。过去两年间，比特币价格增长了逾6倍。此外，莱特币、以太坊等涨幅也超过预期。涨幅最大达40倍的以太坊，近一年来价格逼近400美元。2011年发行的瑞波币11周内疯涨近350倍。可见虚拟货币的发展似乎是势不可挡。　　图为比特币兑换美元两年上涨645%　　图为瑞波币兑换美元11个月上涨3500%　　表为8种主要虚拟货币的基本情况　　B 异想天开的“发行”与“支付”　　　　古往今来，纸币的广泛流通应用大大促进了商品生产与交换。截然不同的是，虚拟货币的发行并非通过金融机构，而是依据其特定的算法，通过大量计算产生，并且运用整个P2P网络中的众多节点构成分布数据，以此记录和确认所有交易行为。以比特币为例：　　首先，获取比特币，必须配有专业的“挖矿”工具和运算程序，注册与比特币有合作的相关网站，把注册用户名和密码填入计算程序中，再点击运算，开始“挖矿”。而当在线多人同时“挖矿”时，随机自动产生的加密数字系统就会相应调节难度，用以维持平均十分钟出块一次，也就是“发行”一枚比特币。为预防滥发货币通货膨胀，比特币的数量被永久限定为2100万枚。在比特币产生的头4年，设定其总额为1050万枚。该数据每隔4年自动减半，即比特币产生的第5年到第8年只允许产生525万枚，以此类推。除“挖矿”方式外，不具备“挖矿”能力的非专业人员只能通过相关网站用现有纸币“换汇”比特币，这些网站提供类似于虚拟货币的二级市场交易。　　其次，虚拟货币并非实物纸币，其保管截然不同于存款。普通货币用户可持有现金或在银行开户存储，但比特币的核心在于区块链。区块链的特点是运用分布式核算和存储去中心化，利用一定的数据结构对虚拟货币进行存储和验证，并依靠特定的算法进行数据的运算和更新。用户按规定程序完成注册之后，可获得一个相应的专门用于存储比特币的地址。在安装好比特币客户端后，它将会分配一个私有密钥和一个公开密钥。需要备份含有私有密钥的钱包数据，以保障虚拟币不会丢失。与此同时，区块链还运用密码学的原理来保障数据的安全，使之比现有纸币被盗用的难度大大提高。　　最后，当用户用比特币进行支付时，只要获得对方的比特币存储地址，便可在线点击支付。在此特别要警惕的严重风险是——电脑的硬盘不能进行完全格式化。一旦不小心完全格式化，则个人所持有的比特币财富将灰飞烟灭。　　C 虚拟货币的应用：从游戏、购物到理财　　虚拟货币问世之初，并未被广泛运用到商品支付领域。例如比特币初创阶段，其价值根本不被世人认可。最有代表性的“喜剧+悲剧”事件是日，一位男士用1万比特币买了两份比萨饼。众所周知这一万比特币如果用在7年后的今天，其价值超过1.7亿人民币，可一举买下一大批比萨饼连锁店。可见虚拟货币从“无人问津”到“万众瞩目”也经历了十分艰难曲折的过程。但比较传统的纸币，该过程短暂得多。比特币仅用了短短7年，不仅价格翻了无数倍，而且应用领域也有了惊人的突破。　　除了在线打游戏普遍用虚拟货币支付奖金外，西方国家很多消费领域已陆续开始支持比特币支付。据国外相关调研机构统计，全球已有超过3.5万户商家支持比特币支付。以前靠虚拟货币来集聚财富完全是天方夜谭，而现今通过“虚拟理财”产生的“比特币巨富”“瑞波币土豪”等早已藏龙卧虎于世界各地。　　娱乐　　虚拟数字货币最早产生于游戏娱乐领域，商家为吸引客户使用其开发的电子产品，或参与到商家推出的电子游戏中，发明和竞相引进了虚拟货币。不仅作为支付手段，同时作为游戏娱乐的特色元素之一，推动行业发展。虚拟货币已成为游戏娱乐领域的一种时尚。　　旅游　　如全球最大的在线旅游公司Expedia，其业务涉及全球各大主要旅游城市。目前Expedia接受以比特币支付旅游项目消费，包括酒店、机票预订和汽车租赁等。再如英国最大的私有企业、旗下逾300家公司涉足遍及航空航天、餐饮娱乐、铁路、金融、快速消费品、零售、出版和旅游等的维珍集团，其创始人布兰森2013年宣布包括太空旅行等服务开始接受比特币支付。　　购物　　比特币暂不能直接支付购物，但可以通过购买比特币购物卡，凭卡在指定的购物网站和实体店面消费。目前允许使用比特币购物卡的领域，涉及国外超大型电子商务网站、连锁汉堡餐饮店和商品杂货店等。近期，美国不少大型零售商也纷纷对比特币敞开怀抱。如著名的批发网站Overstock已成为首家接受比特币支付的大型零售商。截至今年5月该公司统计数据显示，顾客使用比特币交易累计金额已达160万美元。　　科技　　全美规模最大的IT数码3C类(计算机Computer、通讯Communication、消费电子产品Consumer Electronics)网上零售商新蛋网(Newegg Inc.)，其销售商品门类高达43,000种，日均订单超过4万个，注册用户超过1200万，不久前新蛋网也宣布接受比特币支付。新蛋网顾客还可以用比特币购买零部件，来组装比特币“挖矿机”。　　奢侈品　　在奢侈品领域获得拥趸，使比特币第一次与有形的社会财富挂钩。由于比特币价值不断高涨，也为其游走于奢侈品领域提供了便利。用比特币不仅可以进行钻石、游艇等的支付，还可以购买别墅等不动产。这也意味着比特币对于社会生活的影响日益广泛。　　媒体　　在媒体领域引入比特币支付，可大大增加公众对新闻媒体的关注度。由于比特币拥有特定范围高涨的人气和代表先进数字技术的存在方式，吸引西方各大媒体竞相引入。这不仅象征着媒体的与时俱进和创新发展，同时也受到比特币爱好者的广泛追捧，收到“一箭双雕”的公众效应。　　D 特色优势与天生缺陷　　　　虚拟货币诞生之初，人们对其产生的机理与合法性、可靠性充满了疑问。而时至今日，公众对其价格关注已远超过原始的好奇心。虚拟货币也是一种商品，同时具有商品的两面性。相较于传统货币既有其优势和其创新之处，也难免存在与生俱来的缺陷和隐含的风险。如比特币已在充当一般等价物的征途上初露锋芒，其优势主要体现在三个方面：　　一是没有通货膨胀压力。生产什么都比不上生产钞票来得容易，面对经济萧条和财政赤字，立竿见影的最简单办法就是印钞票。而比特币的发行数量被特定的算法和规则冻结锁定为2100万枚，不可能大量生产，从而有效避免了实物货币因“量化宽松”、超发滥发而引起的货币贬值。　　二是有效规避了政府信用违约的风险。现行流通货币是以国家信誉为基础，国家制定相关的法律政策约定其为全民认可的法定货币。一旦政府或国家出现信用危机，则法定货币便立即失去其一般等价物职能，变得一文不值。近年来面临经济崩溃的希腊就是一个典型的案例。而比特币因其基于公众认可而不依赖政府发行，故无需担忧政府信誉风险。　　三是虚拟货币本身具有便捷、高效的支付途径和安全的支付、存储方式。现金纸币因为不记名和票面金额限制，使用和保管存在诸多不便。而虚拟货币则彻底颠覆了传统的货币形态，推动货币本身进入前所未有的科技新时代。　　与此同时，虚拟货币也存在严重的弊端。　　首先，虚拟货币体现着社会财富的重新分配。比特币的生产虽不由政府控制的印钞机掌握，但却取决于一群“发烧友”进行“挖矿”和交易的专家级技术水平。这种专业“挖矿”和赌博型交易与实体经济无关，也与正常的社会分配、福利、保障制度无关。这种“挖矿”和交易并不创造社会财富，故绝大多数的公众对虚拟货币可望而不可即。如今有限的虚拟货币中，类似比特币等其涨幅已远超人们的预期，社会不可能允许捷足先登积攒了大量虚拟货币的人群通过交易和兑换取代原有的社会分配机制，一跃成为社会新贵。因此，现有的政府、公众和传统形成的社会阶层与“虚拟新贵”之间，实际存在着不可调和的矛盾，几乎无法协调和统一。　　其次，传统货币的发行机构中央银行，依据即社会生产总值的增长而印发钞票，并根据国家和政府的发展规划发行债券，不断调节货币数量和流动性，以维护金融市场的稳定，这些职能本身是正常和必须的。但虚拟货币总量一开始就被人为限定，发行数量和节奏完全取决于“挖矿”和交易，与社会生产丝毫无关。谁也无法通过货币数量调节和流动性管理来体现生产力发展、社会财富增长，同时维护金融稳定。　　最后，虚拟货币的安全性还有待长期的检验和完善。作为一项极具创新性的技术，虚拟货币的发展时间和运用领域尚非常有限。货币作为关系国计民生的重要工具，必须能为国家和民众充分信赖和接受。在多种虚拟货币相互竞争、防止人工智能等颠覆性新技术冲击、防范黑客入侵以及应对自然灾害、战争、交易价格非正常剧烈波动等突发事件方面，都还有漫长的道路要走。　　E 监管不断升级背景下的生存空间　　　　当今世界各国，很少见对虚拟货币简单粗暴一概禁止的态度。很多国家在虚拟货币的相关领域制定了监管措施和行业规范，这意味着虚拟货币正在以一种合法有序的方式持续推进。在美国，加利福尼亚州已给予比特币合法的地位，纽约州金融服务部(NYDFS)也发布了关于企业购买及出售虚拟货币的规则。不少国家政府先后就比特币相关议题发表了声明，不仅代表了各国政府对比特币的立场，也进一步支持了公众对虚拟货币的认同。如阿根廷政府表示：比特币非法定货币但可以发挥金钱的效用。澳大利亚政府声明：不会采取法律措施来禁止比特币，但鼓励在货币领域的竞争态势。克罗地亚等国还专门成立了比特币研究小组。目前就比特币发表声明的国家中，大多数都支持比特币等虚拟货币在有管控的条件下合法运行。　　虚拟货币最大的风险并非缘于政府监管，而是深藏于其自身。虚拟货币价格波动的经常性和剧烈程度不亚于其他任何资产。如今年7月上中旬，因其两种币型的改进提议和两个软件版本“硬分叉”引发的争斗，比特币价格3日内在Coinbase国际平台下跌至2250美元，跌幅近10%。暴跌同期导致聚币网近60种虚拟货币、Coingecko排名前100的虚拟货币集体“闪崩”，部分品种跌幅高达30%，最厉害的火币网以太坊7月12日较月初高点下跌38%。　　业内普遍认为，虚拟货币集体“闪崩”，主要是因为投资者对火爆过头的虚拟货币融资(ICO)产生担忧，纷纷急于快速套现所致。而极不稳定的市场情绪，则是虚拟货币与生俱来的“生理缺陷”。　　F 发展前景　　　　虚拟货币能否最终取代传统货币？其背后命题实质是货币的发展前景，即人类社会究竟需要什么样的货币，理想中的最佳货币，至少应具备以下功能特征：　　一是高度的统一性。由中央权威机构负责统一发行、统一监管，并负责确保不发生系统性风险。针对突发事件能立即采取有效的应变措施，以化险为夷。　　二是市场化约束机制。权威机构对货币发行、投放、回收、管理不能随心所欲，更不能暗箱操作。必须受到合法有效的监管，形成科学合理的市场化长效机制，切实按照真实可靠的GDP增市场导向数据来实施。　　三是使用安全和便捷。虚拟货币的储存、支付、流通虽然比较安全和便捷，但目前仅囿于非常有限的领域内，其外延拓展还有很长的路要走。　　综上所述，电子化、网络化的虚拟货币，是货币领域跨国界、跨时代的开拓创新，集中体现了公众改革现行货币的真实需求，代表着一种不可逆转的未来货币形态，它绝不可能取代中央银行对货币的发行、投放、回收、管理。因为依靠区块链技术去中心化产生的虚拟货币，虽然锁定了货币发行总量的泡沫之门，但同时又打开了货币发行种类的泡沫之窗。短短六七年间，虚拟货币已逾800种，远超世界各国现行纸币种类之和，并不断与日俱增。正由于权威性缺失，没有统一的监管调节机制，虚拟货币只能弱化价值交换的货币功能，以“投机暴富”替代“方便快捷”，作为吸引用户的核心亮点。加之“硬分叉”等“生理缺陷”，实际无法避免周期性、突发性恐慌挤兑传统货币的系统风险。　　展望未来，虚拟货币与传统纸币谁也不能很快取代对方，只能在长期的“共存并行”中，相互取长补短，最终演变形成人类社会相对理想的最佳货币。
(责任编辑：DF30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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