公务员报考热背后的个体理性与集体非理性_新闻中心_新浪网
公务员报考热背后的个体理性与集体非理性
.cn 日02:32 东方早报
　　早报特约评论员 邓聿文责任编辑 魏英杰 刘景 任大刚
　　公务员考试已成中国第一考。统计显示，2006年全国报考中央国家机关的人数接近100万，有50万人通过资格审查，报考与录取之比达到48.6∶1，一些热门职位甚至已超过2000∶1，创下历史新高。但就在这炙手可热的同时，近来有报道说，在11月26日公务员考试日子来临前，有近30％的报考者弃考，比如，北京有1.55万人，江苏有9000人，广东有1.4万
　　报名时一哄而上，考试时又“退避三舍”，有评论认为这一现象折射出很多人的浮躁心态，认为这种“始乱终弃”的做法是缺乏自信的表现。但我认为，固然有部分考生可能对自己的职业发展没有一个科学的规划和定位，或者是看到竞争过于激烈便放弃考试机会，但无论是报考还是弃考，其实都是人们理性选择的结果。
　　从个体理性来看，报考热的背后，实际上凸显出当前社会整体就业环境的不乐观。大学扩招所带来的就业压力不用说，比如今年有380万大学毕业生，如何消化他们？由于就业门路不多、创业门槛过高以及人们为追求更稳定职业而对公务员的向往等，无疑使公务员在很多人眼中具有诱惑力。
　　公务员职位的“高含金量”是吸引人们踊跃报考的重要原因。公务员的社会地位较好，职业又较稳定，风险相对较小，而且还具有较为完备的福利保障体系。因此，尽管公务员的个人收入不属于所有职业中最高之列，但仍具有不同寻常的吸引力。
　　此外，的相对公平和公正，在“关系”还是一种很重要资源的今天，对人们也有很大的吸引力。公务员考试被称为“玻璃房里的考试”，招考政策、招考计划、招考职位、资格条件、报名人数等都公开，一改过去“暗箱”和“关系”操作的选拔方法，特别是今年中央国家机关的招考职位不再设户籍限制，为全国范围内符合条件的人员提供平等的报考机会。这种公务员考试的公平性、透明性，对于所有求职者来说，是其他任何职业所无法比拟的，因而吸引更多的社会成员报考也就很自然。
　　然而，这种在个人看来是理性的“选择”，从整体来看却未必是理性的。这主要是因为，个体理性是基于个人利益的最大化，而集体是众多个体组成的，当集体利益不能包容个体利益时，尤其是个体成员多到无法协调而导致获取信息的成本太大，那么，个体的理性往往很可能导致集体的非理性。公务员报考热就是一个具有说服力的事例。
　　当然，适当的竞争有利于保持公务员队伍的活力素质，从国家的长远发展来看，我们需要一支思想道德素质和职业能力兼优的公务员队伍，这是令人高兴的一面。但我们也必须看到，此次国家公务员考试有近100万社会成员报考，毫无疑问，它将调用大量的社会资源。其中，既包括国家为此付出的大量选拔成本，也包括参考者付出的时间、精力、金钱，甚至压力、努力等个体性成本。过于激烈的竞争，不论于国家还是于个人，都是资源的极大浪费。
　　理性经济人最重要的是成本和收益比较，其实一项考试也是如此，当整个国家以如此之巨的代价来选拔公务员时，似乎就有点过于非理性了。不仅如此，公务员考试过热还会导致考试经济发达，带来考场经济效应，少数人从中受益，而大量参考者却注定赔本争得“名落孙山”，严重耗损社会资源。
　　所以，要消除这种个体理性背后的集体非理性现象，解决公务员报考热问题，最根本的是提高社会其他职业的比较收益，尤其是提高社会保障的覆盖水平。其次是改革公务员制度和考试录用机制。一方面，必须打破“学而优则仕”的官本位文化和公务员的终身制弊端，在公务员内部形成竞争机制和淘汰机制；另一方面，在坚持凡进必考原则的基础上，将考试由重视文化知识转变为重视素质和能力，同时积极鼓励在职公务员通过内部竞争考试得到晋升，减少国家和个人的非必要的成本支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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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ll Rights Reserved“金融与国家安全”的核心是利益——读《金融与国家安全》
“国家金融安全”正在刷屏，重读《金融与国家安全》恰逢其时。
国家安全 金融程实
推荐阅读时间：3分钟
文/工银国际研究部主管、首席经济学家程实
2017年4月25日下午，中央政治局就维护国家金融安全进行第四十次集体学习，习近平总书记提出六项任务，强调维护金融安全是治国理政的一件大事。一时间，“国家金融安全”成为一个网络热词、经济热词和政策热词。如何解读这个热词？风物长宜放眼量，与其费心揣摩它可能带来的短期变化，不若深入思考它所蕴含的长期意义。值得注意的是，“国家金融安全”中包含了金融、国家和安全三个关键词，这意味着，从国家层面看金融安全、从金融层面看国家安全，都是应有之意。2015年10月，我们（张红力、周月秋、程实和万喆等）在金融出版社出版了《金融与国家安全》，就是想从这两个维度来探讨中国面临的现实问题和解决路径。这本书，并没有沉溺于金融安全本身，而是把金融视作一种工具，探讨如何运用这个工具来解决金融和非金融领域的安全问题，这个学术上的突破也获得了2016年“金羊奖”的认可。
事实上，回想2014年底开始的整整一年的写作过程，实现金融、国家和安全三个关键词的有序连接是一个艰难的尝试，关键在于，研究边界越是拓展，把握逻辑的难度就越大。所以，对于《金融与国家安全》这样一本旨在以大格局着眼大问题的学术专著而言，最重要的一点就是要做到纲举目张。如何用一条主线将金融与核心价值、军事国防、政治社会、经济金融、科学技术和生态资源串联起来，是我们在写作中面临的首要问题。
在与学界和业界深入讨论之后，《金融与国家安全》开篇就直入主题，将主线核心定位为利益，并围绕着这条主线，逐步展开对每个问题的分层解剖。这本书第一句话就是：国家利益是国际社会最现实的普世价值。这句话说的很直白，但直击核心，天下熙熙皆为利来，天下攘攘皆为利往，无论历史、文化和习俗有多大差异，各个国家追求国家利益最大化的本能是一致的，而金融天然就是调节利益的利器，所以，利用金融手段实现国家安全就具有了理论和现实上的合理性和可行性。
实际上，一直以来，国际国内对于普世价值的争论很激烈，但对于我们这些在境内外从事金融实务的人来说，哲学上的讨论似乎给人一种有点虚的感觉，我们倒是希望通过《金融与国家安全》，从市场的角度，给出一种对普世价值简单、实际的解释。国家利益是最现实的普世价值，有一种大道至简的气质，而从这句话衍生出去，我们能得到以下推论：
首先，安全是偶然，危险是常态。普世价值之所有有价值，是因为它并不会自发实现。国家利益也是这样，利益是稀缺的，所以不去争取，利益就会被努力争取的人所占据。利益最大化是一个动态过程，而不是一个静止状态，大部分时候，我们都处在筹谋和争取利益最大化的过程之中。换句话说，以利益为核心的安全是偶然的，不安全是惯常的。事实上，这也恰是人类历史不断演化的真实写照：战争时期，人类直接在战场上为利益拼个你死我活；和平时期，人类则在没有硝烟的战场上为利益明争暗斗。所以，任何时候，都不能轻视风险，更不能自认为安全，时刻要对各种类型的危险保有警惕之心。事实上，在没有世界大战的当今时代，很多缺乏忧患意识的国家都付出了利益受损的代价，例如20世纪90年代初的苏联、1997年危机中的部分亚洲国家和2010年债务危机中的南欧等。对于中国而言，不仅周边地缘政治形势不容乐观，而且中国经济在三期叠加下的周期性风险也不容小视，只有保有忧患意识，贯彻底线思维，果敢积极作为，谋求发展转型，才能最大限度地保障国家利益。
其次，国家是树根，个人是枝叶。安全是一个难以量化的概念，而一旦把其核心定位为利益，就具有了比较和排序的可能，而一旦排序可行，就可以引导价值观向着国家总体安全的方向不断改进。事实上，整体利益和个体利益的冲突是广泛存在的，经济学中就有“共有地悲剧”和“囚徒困境”的经典案例，个体理性往往导致集体非理性。而在安全问题上，个体和整体一旦发生冲突，也往往会出现事不关己高高挂起、明哲保身但求无过的倾向，最终受损的是国家利益。解决这个问题，就是要正确处理国家利益和个体利益的关系，《金融与国家安全》通过理论和现实两个维度的研究，得出一个简明的拇指法则：统筹国家利益和个人利益是基调，特殊时期，如有冲突，国家利益为先，个人利益为后，最终实现两种利益的协同增进。国家安全是树根，个人利益是枝叶，树根强壮才能滋养枝叶，树根生长的最终目的也是为了实现枝繁叶茂。对于积极发展市场经济的中国而言，这种价值观的形成和引导格外重要，唯有国家观念牢牢树立起来，人民幸福才具有稳固根基。
复次，共赢是愿景，博弈是现实。国家利益是最现实的普世价值，没有哪个国家是“活雷锋”，以国际贸易、资金流动为代表的一切国际社会交往都是以追求本国利益为根本动机的。这就意味着，共赢是一种理想的愿景，它不可能无条件的自发实现，而是需要通过博弈达到均衡后才能慢慢趋近。事实上，这也是国际社会冰冷的现实，危机爆发后，有利于资源全球有效配置的共识并没有得到一致性的有力推进，全球化发展放缓，贸易保护主义、竞争性贬值等一系列以邻为壑的行为层出不穷。如此背景下，中国应该以更加切实、积极的态度参与国际博弈，不能对共赢保有不切实际的幻想，而应该在做好自我保护的同时，以大国姿态积极推进国际合作的深度展开，改善博弈环境，争取更大程度、更大范围的相互理解和有效合作，在保障自身利益不做无谓牺牲的同时尽力谋求合作利益的长期增进。
最后，梦想是方向，行动是车轮。国家利益不会凭空增长，国家安全不会自然保障，国家崛起不会随意实现。和利益相关的一切梦想，无论是美国梦还是中国梦，都是一个值得努力的方向，梦想的实现需要的是脚踏实地的努力和迎难而上的勇气。对于中国而言，习近平总书记不仅提出了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中国梦，还提出了“腾笼换鸟、凤凰涅槃”的圆梦战略。腾笼换鸟就是要积极推进结构调整和方式转变，向深化改革要红利，向创新创业要动力；凤凰涅槃就是要以不破不立的决心和披荆斩棘的雄心推进腾笼换鸟的进程。《金融与国家安全》在自序里说：“我们真心期望，本书的出版，能够让更多金融人达成这样一种共识：我们不做金融改革激进派，要做金融改革促进派；我们不做金融引领空想家，要做金融引领实干家”。空谈误国、实干兴邦，对此我们踌躇满志。
总之，在《金融与国家安全》里，我们试图用简练、务实和直接的方式，探讨金融维护国家利益的种种可能。这种探讨不是太多，而是太少，我们写作这本书，本意也是抛砖引玉，希望有更多有识之士能沿着这个方向，对中国国家总体安全问题展开务实思考，提出可行建议。在习总书记强调“国家金融安全”重要性的当下，重读《金融与国家安全》也让我们自己有了新的感悟，国家兴亡匹夫有责，希望每个读者都能从这本书中收获正气、勇气和智慧。
来源：清华金融评论
编辑：慧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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今日搜狐热点最初了解到博弈论，是在高中，当时我被这个非常有趣的学科深深吸引，当时只是了解
纳什均衡和囚徒困境，
除此之外，了解的并不多。
大学之后，看了一部《美丽人生》讲述了约翰纳什的一生，中间的一个片断深深的吸引了我，就是纳什在酒吧
里面观察到了一个现象：酒吧里有一群男性和女性，女性中有一个女子A鹤立鸡群，假定每名男性都是绝对理性的，
那么为了追求自身利益的最大化，必然会追求A，但是这样的话，至多有一人追到A。但是假如每个人都根据自己的
需求去追求适合自己的女性，这时候群体的利益才能最大得到满足。显然在这个时候，个体理性
，并不能导致群体行为的理性。
生活中这样的例子也有很多，比如大家在股票大跌的时候，就会疯狂抛售股票，显然这是个体理性的表现，是这个事情却会导致经济的崩溃，银行一旦出现信用危机，大家作为理性的个体，一定会想方设法的将自己的存款变现，进一步导致银行没有现金，最终资金链断裂。
还有抢盐风波，大家作为理性的个体，当得知盐可以抗辐射，自然会争相购买，但是这一行为却不是群体的理性行为。
那到底什么情况下，个体的理性行为，会导致群体的理性行为.这个说实话，我也不知道。
下面是我copy自知乎上的：
作者：XUEHENG LI
链接：/question//answer/
来源：知乎
著作权归作者所有。商业转载请联系作者获得授权，非商业转载请注明出处。
1. 定义：个体理性，集体最优，纳什均衡，集体混乱
对于每一个要分析的情景，都由这三个要素构成：a.行动个体, b.每个个体的可选行为的集合，和c. 每个个体的定义在所有人的选择结果上的效用函数。
定义1：个体理性
= 给定其他人的选择，个人总是能做出让自己效用最大化的行为，即不会犯错。对应地，我们把个体非理性定义为行动者有一定概率作出非效用最大化的行为，即会犯错。
定义2：集体最优
= 达到有效率的社会状态 = 不存在帕累托改进的可能 = 没有一个人可以通过不降低其他人效用的方式来提高自己的效用。 定义3：纳什均衡
= 一个相对稳定的集体状态 = 给定其他人的行为，每个人所选择的行为最大化了自己的效用。 定义4：集体混乱
= 不稳定的集体状态 = 达不到任何纳什均衡。
首先，请留意，我们并没有给出集体理性、非理性的定义，因为经济学里压根没有集体理性or非理性的概念啊亲。另一个原因是我想说明这一点：虽然个体（非）理性不能保证导致集体最优，但往往能成功避免最坏的集体混乱的情况；就算没有外部权威（如政府）的协调，社会秩序也能自发形成。
其次，我们是按照经济学的范式来定义个体理性的，即效用最大化行为。请注意这里已经把人们可能存在利他等偏好的情况也包含进来了，因为一个人的效用也可以是其他人的收益的函数。所以按此定义，存在利他等偏好并非不理性。
（1）几乎在任何情况（game）下，人们的行为都会收敛到一个纳什均衡（Friedman, 1953;Young,1993；Vega-Redondo, 1996）。这意味着：
a. 给定一个情景，如果该情景下的集体最优不是一个纳什均衡，那这个集体最优几乎无论如何都是达不到的，无论个体是理性还是非理性，无论有没有外部权威（政府）的协调（除非他改变了这个game）。
b.虽然个体理性和非理性都不能保证集体最优，但往往能避免最坏的集体混乱的情况发生，即就算没有任何外部权威（如政府）的协调，社会秩序也能自发形成（Sugden,1986）。
（2）当存在多个均衡，并且有些均衡有效率有些没有效率时，相比起所有人都百分百理性（不会犯错）而言，有时候一定程度的个体非理性（偶尔犯错）反而会达致集体最优的那个均衡，即使没有任何外部权威的协调(Young,)。
这篇文章不算很长，但是阐明的道理，却是很有深度的，个体理性不一定导致
群体理性，但是个体非理性却会导致社会混乱，我们绝对要避免社会混乱，所以个体必须是理性的。
之前在TED上看到的演讲《一位性工作者的诉求》，我感觉上面的那个女性非常勇敢，勇敢的讲出了自己作为性工作者的事实，进而为性工作者谋求更加良好的工作环境。我在看完这个视频之后，很有感触，对他们的遭遇深感同情，（当然这并不是重点）。我想：当人们的生活已经非常糟糕的时候，但是这个人还想要活下去的话，如果社会不对他们提供什么帮助的话，他们可以做的选择，恐怕就只有去违反法律，获取利益。你可以说，他们生活的不好，是因为他们以前没有努力，没有更好的规划他们的生活，但是我想说的是，一个美好的社会应该是不放弃每一个生命，当他们想要活下去的话，社会应该做的是帮助他们，给予他们安全，有尊严的工作环境。
现在再用博弈论的观点来分析一下这个事情，个体是参与博弈的主体，可以选择的策略是合法的挣钱还是违法的挣钱
不同的策略带来的回报不同。那么什么是个体最优呢？应该是活下去。但是活下去需要成本。需要不断的挣钱，那么什么是群体最优呢？我想是GDP尽可能多。也就是说每个人挣的钱加和尽可能多。
下面开始构造数学模型，个体是（x1，x2，x3，x4······），每个个体的经济状况不（m1,m2,m3,m4······），每个人的目的相同为了活下去，活下去的花费不同（c1,c2,c3,c4······）
下面，每个人可以选择合法的挣钱（w1,w2,w3,w4······），对GDP的贡献是（g1&=0,g2&=0,g3&=0,g4&=0······）非法挣得钱（W1,W2,W3,W4······），对GDP的贡献是（G1&=0,G2&=0,G3&=0,G4&=0······）
其中（W1&w1，W2&w2······G1&g1，G2&g2）。
群体最优是每个个体都选择合法的挣钱，这样GDP最大，个体理性是选择活下去，如果说mi+wi&=ci，那么为了避免因为犯罪造成的惩罚进而威胁到自己生存，理性的个体不会违法，但是当mi+wi&ci,个体会进行权衡，有的个体可能通过一些其他的方法来生存比如降低自己的生存花费。但是这个时候就很有可能有的个体不愿意降低自己的花费，会选择冒险犯罪，来获取活下去的权利。因为（Wi+mi&=ci）这样的个体越多，就会造成群体的利益的损失因为这样的个体的Gi是&=0的，所以这个时候要达到社会最优很困难，但是也不是没有办法。
比如社会可以降低人们的生活成本，可以为这些人提供经济补助，为他们提供经济贷款，提高人们的就业率，提高人们的工资水平，增加人们理财的观念，这些措施的目的只有一个为了使得mi+wi&=ci，最终使得人们可以在不犯罪的情况下，就可以活下去，这就达到了社会最优。
这是我自己提出的模型，过于粗糙，不喜勿喷，^_^
但是这个模型还是可以说明一些问题的，模型中的个体都是绝对理性的，但是有的时候这些理性的个体为什么不能达到群体理性呢?但是在另一些情况下，为什么有可以达到群体理性，可以通过什么方式来调控这个过程呢？政府部门的调控作用是不可或缺的，但是作为一般人的我们能做些什么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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什么是囚徒困境,怎样理解个体理性与集体非理性之间的关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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