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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世说新语》中的魏晋士人风貌.pdf 3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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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卷第期东北农业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Vo1_5No．62007年12月DecemBer2007《世说新语》中的魏晋士人风貌王馨(东北农业大学，黑龙江哈尔滨150030)[摘要]《世说新语》作为志人小说的代表作，全书充满高度艺术性的描绘和妙趣横生的语言，具有高度的美学价值。文章对《世说新语》的世风世貌从魏晋士人任性放诞的行为方式、推崇品鉴的名士风度到纵酒任达的两晋新风、风行朝野的玄谈盛况做了简要分析与9-3类，再现《世说新语》中的魏晋风度。[关键词]《世说新语》；魏晋士人；时代风貌[中图分类号]G704[文献标识码]A[文章编号](3-03《世说新语》是南朝宋临川王刘义庆所作的时代的主宰。皇权要依靠、甚至要仰仗世族阶层一部主要记载汉至两晋世族阶层生活的书。全书的配合或支持，才能够维持统治。分为德行、言语、政事、文学等三十六门，辑录了从在作品里，可以看到一群率真旷达，态情任性汉末、三国至两晋的上至帝王将相、下至士庶僧的风流名士，诸如玉柄座尾的清谈家，辩名析理的道，特别是世族阶层的言行、风貌的史实，广泛反玄学家，月旦人物的鉴赏家，传神写照的书画家，映了魏晋时代的政治斗争、学术思想和生活风尚，服药求仙的道教巾人，论禅讲法的佛门居士，清才以及文学、艺术、语言、历史、民族、宗教、哲学、医博学的文士，芝兰玉树的俊秀，纵酒的醉客，裸裎学、教育、体育、人才等各个领域的内容，是一部具的狂士，他们习尚服药、饮酒、清谈、放荡、狂放、任有史料价值的活生生的社会百科全书。因此可以性、好山水、好音乐、好享乐，还表现出自暴自弃的说《世说新语》所描述的是整整一个时代的缩影，颓废故读之，“一代人物，百年风尚，历历如睹”(吕叔一、姿情越礼的行为方式湘《笔记文选读》)。明人胡应麟称《世说新语》能状“晋人面目气韵，恍惚生动；而简约玄澹，真致最能代表魏晋人“越名教而任自然”的是“任不穷，古今绝唱也”(《少室山房笔丛·九流绪论诞”——任性放诞的行为方式。“任诞”是让生命下》)。鲁迅先生评价它“记言则玄远冷峻，记行回归自然，让人的自然之性、生命之情、生理之需则高简瑰奇”(《中国小说史略》)，以极为简省之从伦理规范的禁钢下解放出来，是追求人性自由笔墨，真实描摹出魏晋士人的言行心态，是《世说的一种极端方式。新语》的价值所在。蓬头垢面，衣履不整。光着身子、盘腿坐着接这一时期活跃在政治舞台上的是世族。世族待客人。朋友相聚，不叙旧问安，而是一进门就大也称“土族”“门阀”“高门”“大姓”等。在政治上呼主人为贱奴，主人则朝着客人叫唤狗。不这样世族大多累世为官，在中央或地方有着很大的政就不显得亲呢，不再跟你来往。魏晋名士以任放治势力；在经济上世族大多拥有经济自给自足的为达，《世说新语·德行》“晋文王称阮嗣宗至慎”独立庄园；在文化上世族以礼教的卫道者自居，点条刘注引《魏氏春秋》称阮籍“宏达不羁，不拘礼评人物，操纵舆论，宣扬三纲五常的名教伦理。南俗”。《世说新语·任诞》“阮公邻家妇有美色”条于这些特点，三国两晋南北朝时期，世族阶层成为刘注引王隐《晋书》，则称阮籍“达而无检”。史载[收稿日期][作者简介]王馨(1980一)，女，黑龙江哈尔滨人，东北农业大学成栋学院助教；研究方向：中围文学·54·东北农业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第5卷阮籍之“达”，主要表现为“恣情任性”“倜傥放位和作用是任何时代也不能与之相比的。魏晋人荡”“嗜酒荒放”，“傲然独得，任性不羁”，一言以对酒的热爱和推崇，对酒的依恋和沉迷，也是任何蔽之，即“不拘礼教”。特别是在居丧、男女交往时代都无比的。以及社会交际等方面的违礼败俗行为，人所熟知，王卫军云：“酒，正自引人著胜地。”(《任诞》不待详引。再有：48)王平子(澄)出为荆州，王太尉及时贤送者倾王孝伯言：“名士不必须奇才，但使常得无路。时庭中有大树，上有鹊巢。平子脱衣巾，径上事，痛饮酒，熟读《离骚》，便可称名士。”(《任诞》树取鸽子。凉衣拘阂树枝，便复脱去。得鹊子还，53)下弄，神色自若，旁若无人。刘注引邓粲《晋纪》：名士们称赞酒能使人自然而然地远离世俗，澄放荡不拘，时谓之达。(《简傲》6)酒可以把人引到美好的境地，所：“三天不饮酒，姿情越礼进一步的表现即为放浪形骸，其中便觉得躯体和精神不再合一了。”甚至会把痛饮最为极端者是裸裎。酒作为名士的一个标准：只要有时间畅饮美酒，再刘怜恒纵酒放达，或脱衣裸形在屋中。人见加上熟读屈原的《离骚》，就可以被人看做名士讥之，伶日：“我以天地为栋宇，屋室为裨衣，诸君了。那时的聚会必有酒喝，如果要惩罚一个人，办何为入我裨中!”(《任诞》6)法就是不让他喝酒。魏晋士人如此狂饮酣醉，这二、推崇品鉴的名士风度是与一代文人的心灵痛苦分不开的。曹操在《短歌行》中吟道：“何以解忧，唯有杜康!”很多人是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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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灯下漫谈] 狂士浅谈 [社长推荐]
[灯下漫谈] 狂士浅谈 [社长推荐]　文 /
在中华民族的历史上有这么一种人，“他们或怀才不遇、孤傲不群、超旷脱俗；或身怀绝艺、风骨凌厉、粪土王侯；或遁迹山林、高歌狂饮、发泄胸中的郁结；或放浪形骸、漫画人生、嬉笑人间的不平。他们的人格、才情、志趣虽为封建正统观念所不容，然而，用历史眼光看，在中国文化史上占据着独有的地位” 。他们是特立独行的，他们的行为常常是奇怪的也许有些可爱的，他们的言语是狂放而充满志趣的。我们通常谓之为狂士。根据经验，在人们印象中通常有两种狂人。一种才华超奇、个性高狂、情志雅远、言行乖戾，在这种人身上，有一个很重要的“才”，而且是超常之才，即所谓天才。这就让他们与另一种狂人区别开来了，后一种似乎用怪异之人来称呼更为恰当，因为他们的关键词是“怪异”。这里所要谈的是第一种人。
首先将要谈的是狂士产生的原因。李郑纲教授的观点虽不说全部正确但还算完备，他的观点大致概括如下 ：
一历史动荡或社会大变革中的文化冲突。在历史大变革中，必然出现文化整合机制的失衡和单一价值体系的分化。在文化变迁中，大多数人只有在文化冲突的高峰到来时或过去后的一段时间内才能完成价值观念的更新，而只有少数对社会矛盾有敏锐洞察力的人，往往成为“先觉者”。他们理解时代，但并不为时代和俗流所理解，从而显出“奇”和“怪”来。
二现实黑暗及其相随而生的文化**主义。社会黑暗必有高压政治和文化**主义与之伴生．从这一意义上说，狂士又是高压政治和文化**主义造成的社会逆反心理的表现。
三与现实得失成败相连带的利害关系的因素对于形成狂士的个性特质来说也不可排除。人生活在现实中，利害关系对人的言行、个性具有重大制约作用。一般来说，既得利益者往往心平气和，言行温文尔雅；而失败者则大多容易偏激愤世，言行怪戾。
四个人秉性中的先天性自然凛赋，对人的行为特点也有影响，甚至是不可轻视的影响。
大多数的研究者喜欢把狂士现象“放在一定的文化历史环境中去思考，放在个人与历史的矛盾中去把握”，并且把上述的第四种原因归为“偶然因素”。是的，纵观历史，不难发现有名的狂士似乎都与这种说法相符。但是我认为这种说法太过于夸大外因了。
我认为第四点即所谓“先天性自然凛赋”也是相当重要的一点。外因只是作为一种触发点和催化剂与内因相作用。也就是说我们所研究的这个群体天生具有某种心理上或精神上的特质，这种特质经过发挥便成了狂士。
消极的环境条件+生物素质
社会性退缩+降低了的信息加工
不适当的社会行为+内疚和自责
进一步贬低自身价值+社会性退缩
以上表示的是外因与内因结合作用于抑郁症患者造成一种自身永存的后果，当然狂士并不等于抑郁症（但显然大多数狂士很有这种倾向）。以上是想说明狂士由来的一种形式。
用“扬州八怪”之首郑板桥举例，你可以说贫穷是使郑板桥离经叛道的原因，也可以是晚明的特务政治及明清的“文字狱”使他被迫从精神上反抗，也可以是仕途不顺使他放纵做了个“怪”人。这些的共同点便是带给了郑板桥愤怒与压抑，而最终触发了其本性。
关于狂士的内心世界，容易想到的一些用以形容的词语，如压抑、放纵、自大、狂妄、敏感、忧郁、孤寂等等，当然，任何词语都无法完整诠释这个群体的内涵。
首先，亵渎感是狂士的人格起点，由此而产生了他们的行为、价值、情感的标新立异，无论从挑战者的角度还是从游戏者的角度，狂士表现出个性解放、自我实现，他们常以反封建传统的面目出现，表现出对人的自由解放的焦虑。挑战者的角色就显示出为某种未知的信仰而努力的意味，这就必然在一种“知其不可为而为之”的心理状态下，完成一种反叛。亵渎者是叛道的，但这不能说明他们只会叛道，只是他们要叛的道很明显，而他们要为之奋斗的信仰还很朦胧而已。因为他反对强加给人们的既定的秩序、道德，他们有自以为更合理的秩序与人格。他们反叛传统之道，常常为他们自认的理想秩序、理想人格而殉道。也许他们的理想本身就有很多传统的东西，即便如李贽这祥比较彻底的狂士，有时也不免宣扬起“君君臣臣”的忠孝节义。所以狂士的殉道又是并非带有为理想和实际的目的，而是为了从“这个不可理解的世界的沉重而令人疲乏的负担中得到解脱”。
狂士狂士，“狂”字当头，这是狂士所具有的最容易为人所洞察也是最重要的一种特质。他们有着强烈的自信心和表现欲。“天生我材必有用”，李白的狂言大概可以覆盖古今中外一切狂士的自我评价模式。尼采曾在自传中正颜厉色地说：“我为什么这样聪明!”李白、尼采的话说明一点：东方也好，西方也好，大凡狂士，即使口不吐狂言，心底也掩藏着一股狂傲之气，它象火山底下躁动的岩浆，随时可能喷吐而出。才大气粗，怀才者多喜傲世。表现为强烈的个性。他们的特立独行，狂言狂语简直是不胜枚举。他们的性格有时令人费解，有时却怪得可爱。
“刘怜恒纵酒放达，或脱衣裸形在屋中，入见讥之。伶曰；“我以天地为栋宇，屋空为裈衣，诸君何为入我裈中。”
王充“游必择友，不好苟交”。
李贽性孤直，“喜面折人过”。
唐寅为了躲避一个不想见的人，毫不迟疑地冒着伤残的危险从二层高的酒楼上奋然跳下。
郑板桥在潍县重订诗词抄，手写印行。在《后刻诗集》中写道：“板桥诗刻止于此矣，死后如有托名翻板，将平日无聊应酬之作改窜阑入，吾必为厉鬼以击其脑！”
金圣叹为自己所批的《西厢记》作序：
“人未有不好色者也，人好色未有不淫者也，人淫
未有不以好色自解者也。
人说《西厢记》是淫书，他止为个间有此一事子。
细思此一事，何日无之?何地无之?不成天地中间有
此一事，便废却天地耶?细思此身自何而来，便废却
自古至今．有韵之文，吾见大抵十七(十分之七)
皆儿女此事。……非此一事而文不能妙也。夫为文
必为妙文，而妙文必借此事，然则此事其真妙事也。”
等等等等。
狂士还有一些消极的心理因素，有时这种心理因素甚至充斥了他们的心灵。
比如自恋。自恋的本性自足表面上是个没有世俗气氛的东西，实际上它是失望的自我调节器。怀才不遇在狂士士中是一种常见的现象。在狂士，怀才不遇也许边带有一种风流自负的意味，它更多是一种自我伟大感，一种孤芳自赏。“仰天大笑出门去，吾辈岂是平蓬蒿人”。
当然这里仅能举出极有限的一些特质。
大凡狂士，皆为有才之辈。不可否认，人的才能是社会教育、实践磨炼、环境薰染、文化积淀以及个人天赋多种因素“合力”的结果。但是狂士的“才”往往有与众不同的异彩。其一，在成才的众多因素中他们的“天分”(自然禀赋)占有较重的影响。读庄子的文、李白的诗、东坡的词，看嵇康的传、李贽的史，常给人一种直觉：他们生来就是他们各自的“我”。同处战国时代，庄子生来就是一个庄子，他的傲慢与洒脱，是墨子、荀子、韩非打死也学不会、学不成的。同是盛唐诗人，李白生来就是一个李白，他的傲骨、飘逸、狂饮，是温厚笃实的杜甫不想模仿也模仿不成的。李白是“诗仙”．杜甫是“诗圣”。圣人有规范，可学而至；诗仙才自天成，一诗一词从胸中自然流出，毫无规范，别人只有惊叹其美，无法学成。苏东坡咏西湖诗云：“水光潋滟晴方好．山色空濛雨亦奇。欲把西湖比西子，淡妆浓抹总相宜。”西湖的水光山色，是天工所造的美，无需加以人工改造，西子是天生丽质，她的美无需艳装浓抹，别人也无法模仿。我们肯定后天努力的重要性，但面对狂士，我们只有为才兴叹。
狂士对自然、人生多有极高的妙赏能力。他们的心自然的似二月里的风，纯洁的象山涧小溪的流，当他们用这颗童心去欣赏自然、反省人生时，往往表现出极富审美价值的“风流”(浪漫精神)．这便是他们的趣味。
风花雪月，琴棋书画，诗词文章，皆可成趣。这些趣味也是内心感情的一份寄托。
艺术创作自不用说，既言志，又抒情，于高雅处营造一片境界。不得不说的是酒。中国的狂士酒量有大有小，饮酒的方式有狂有温，但他们都与酒有着不解之缘，都有饮酒的雅兴。名士饮酒与众不同，他们饮酒并不计较饮量之大小，乃是着眼于醉中之趣，尤其追求醉趣中之仙气。能牛饮者未必有趣，可能不免于伧父之讥。所谓“醉趣”是指借洒力之兴奋与麻醉的力量而触发灵感，然后无拘碍地发挥其天性与天才。这是平素不易看到的奇迹，所以称之为“饮仙”。至若烂醉如泥，形如死猪，或使洒骂座，呕吐狼籍，则是酒后丑态，纵然海量，亦属无趣。酒到微醉后，花将半开时，此时最有韵昧，狂士饮酒之后．在似醉非醉中使才情得到最佳的发挥，遂形成中国酒文化的特殊的美。
李白为好酒不惜被骗而受汪伦之邀，他可以“举杯邀明月”，也宁愿“五花马，千金裘，呼儿将出换美酒，与尔同销万古愁。” 这是一种洒脱。
阮籍大醉六十天，为了躲避司马昭的求婚使者。可是他又为了仓库的酒，向司马昭要了个步兵校尉来做。酒喝完便辞官而去。这是一种不羁。
刘伶为了酒可以屡次违背爱妻的意愿，甚至宁愿醉死。这是一种放纵。
来一坛“醉生梦死”，哪怕可以暂时忘掉尘世，那已经是莫大的满足了。
尽管对待人生的态度不尽相同，狂士的人生结局，带有大体相同的悲剧性。
庄子最早看到人因才致祸、“直木先伐”的人间悲剧，发誓要处于“材与不材之间”，这种自我保全的道术蕴含着他对古代摧残人才的社会现实的悲愤；王充出自细族孤门，才华难得施展，孤愤作才命之辩。他说：“贤不贤，才也；遇不遇，时也。……或高才洁行，不遇退在下沉；薄能浊操，遇在众上。”(《论衡?逢遇》)把怀才不遇归之于“时”(命)流露了下层寒士的辛酸。苏东坡才品可谓双全，然而仕途坎坷，数遭贬谪，先后由京官贬到黄州、惠州、儋州，他自嘲说：“—双学士眼，半个配军头。”李贽**读书，尤喜鉴史，才识堪称一流，最终落得个书焚人死的结局。他的一首诗流露了怀才不遇的悲凉心境：“孤雁虽无依，群飞尚有伴，可怜何处翁，兀坐生忧患”。(《焚书?夜半闻雁》)“扬州八怪”之首郑板桥“难得糊涂”的妙语，道出了这位艺术大师不容于官场、世俗的苦闷。
仕途如此险恶，有的狂士选择了逃避与超脱。
庄子无疑是超脱派的典范。“至人无已，神人无名，圣人无功”。无己就是超越生死的对立，无名、无功就是摆脱世俗名经利索的束缚，一旦如此，便成了真正自由人：“至大神矣！大泽焚而不能热，河汉冻而不能寒，疾雷破山、飘风振海而不能惊……乘云气，骑日月，而游乎四海之外，死生无变于己，而况利害之端乎！”(《庄子?齐物论》)我们一想到庄子，就会在头脑中形成一个飘逸的意象。
田园诗派的开创者陶渊明给了逃避的另一种形式。就是恬淡。他的诗他的人我们自不必累述，一篇我们耳熟能详的《五柳先生传》足以概括。
又如嵇康阮籍等人(。他们似乎看起来是超脱派的，但实际他们选择的是愤世骇俗和对官场的鄙视。
“琴诗自乐，远游可珍。含道独往，弃智遗身。寂乎
无累，何求于人?长寄灵岳，怡志养神。
流俗难悟，逐物不还。至人远鉴，归之自然。万物为
一，四海同宅，与彼共之，予何所惜。生若浮寄，替见忽
终，世故纷红，弃之八戎。泽雉虽饥，不思园林，安能服
御，劳形苦心，身贵名贱，荣辱何在?贵得肆志，纵心无
绝智弃学，游心于玄胜，绝智弃学，游心于玄默。过
而弗悔，当不自得。垂钓一空，所乐一国，被发行歌，和
者四塞。歌以言之，游心于玄默。”
嵇康的诗是放纵，也是无奈的忧伤。阮籍的《大人先生传》与此有异曲同工之妙。而那篇著名的《与山巨源绝交书》，悲壮、真诚、豪迈，它的背后，是嵇康公然拒绝那个世界的深刻的孤独和苦痛。
然而有的狂士却选择了在失望中执着。
浪漫的诗仙，李白。一生都未放弃对入仕的追求，他总想着以一腔热血大展才华。但仕途的艰难，人心的叵测，他对此没有心理准备，他没有想好自己该做什么和怎么做，他凭着一种浪漫精神支撑，所以常常难免失败得一塌糊涂。他在艺术上是天才的，但是他把政治想象成了一种快感性的体验。在他生命的晚期，他参加了叛乱，一生的追求化成一场悲剧。
负志而往，不遇而悲。其实。狂士的悲剧命运与他们的才、情、志、趣不无关系。既然自己的才情志趣为社会所不容，又不想改变自己的志，屈枉自己的情．也无力改造现实的“境”，结果只能落得个“负志而往，不遇而悲”的大惨局：他们携带着一颗滴血的心灵，野马漂蓬般地沦落在那虚无飘渺的理想世界中。而在无可奈何的现实中，他们只有两种选择：或者狂傲到底，为酷吏所虐杀，或者在“醉”中“梦”中寻找自己……．
“浅谈”到这里，似乎这篇文章也该来个结局了。
狂士在文化史上占据着持有的历史地位，对文化史的发展也起过十分重要的作用。他们多数堪称文学、哲学、艺术各领域中的大家，他们为中国文学文、哲学史、艺术史增添过不少异彩。他们奔放、自由、不受拘束的个性与思想，对于打破封建礼教的束缚和正统观念的桎梏，也起过不可磨灭的作用；他们既有高超的文化素养，又没有官僚的“富贵气”，因而其才情志趣更切近下层社会民众的心。他们的作品、思想、情感，千百年来深受民众的欢迎，结果造成这样一个悖论；世俗庸见把他们逼得走投无路，到头来，又成为向民间播洒真情与智慧的天使。
我坚信今天的社会依然存在着许许多多的狂士。然而，我们今天之所以研究他们．绝不是一味赞赏他们那种孤芳自赏，清高自许，狂妄自大的性格，惊世骇俗的言论，纵情任性的行为，而是取其能够出污泥而不染，临患难而不惧，在任何情况下，都能坚持自己的理想，追求人生的真谛，即使被罢黜，遭贬谪确，下牢狱，上刑场，都能视若无睹，处之泰然。在穷苦和颠沛中，不断完善自己的人格，净化自己的灵魂。
总的来说，对狂士，我是敬佩的。他们是我们国家的精华，民族的骄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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