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网易公司版权所有　&　ICP备：浙B2-增值电信业务经营许可证：浙B2-我的“北漂”生涯
春节期间孙子都一直没有回家，等我又回到京龙祥的时候，我所寄存东西的狭长的六人间里，除了他，有时还会见到一个扬州的姓李的女孩老过来打尖，天黑了也不走，我躺在床上，闭了眼，耳朵却是拒绝不了她对着孙子都的滔滔不绝。听来这个颇为无礼头的、泼辣的小李子对情场上的攻占很有兴趣；她对理想的生活的描述里倒是透着一股生机勃勃的率真。
逐渐地，这个居室的六个人陆续都回来了，但由于一个东北同学怕闹搬到了另外一个小房间，我也就可以来这里住了。
小李子还是不断来闹，特别是老魏从深圳赶回来之后。老魏是个在社会上很“老道”的人，小李子偏偏不服他。
某日半夜小李子坐在我的床沿“舌战群儒”，老魏提议让大家猜她到底爱上了谁。孙子都说是我。
我躺在被窝里，开始浑身出汗，眼睛却闭着，假装睡觉。
我想到了前不久LS来京时亲口对我表白的拒绝之意，令我伤心失落到了何种恐惧、焦灼的地步，想到了自己行将孤苦的未来，也想到了小李子的些须好处，和人们在种种机缘中能够选择的是何其的少――怎么能不珍惜呢？
我刚要起身向小李子说：“咱们出去走走吧。”然后告诉他我的想法。但就在这一刻她从我床沿上站了起来，继续同老魏他们高声说笑，不多时，她就走了。
几天之后我和孙子都请她吃饭，结果一个姓吴的宁夏女子也被她拉来了。孙子都是我哥们儿，是我叫来的，宁夏吴是她姐们儿，是她叫来的，倒也公平。这时，我要讲我想法的勇气已经不足以使我讲出来了。我是更加趋于把她当成一个“江湖朋友”了。
吃饭那天她和宁夏吴都带了黄色的假发，这令我很别扭，但没有想到其他的事上去。
回到旅舍正赶上一个大龄同学（进修班的学员，年龄参差不齐）酒后大闹，他一个结了婚的人，大略也已经被小李子撩拨的不好受用了。
我并不为自己的请吃感到有什么不妥，尽管姜国贤说我：“你怎么请这种人吃饭？你没看她们什么打扮？”
我想，即便小李子就是三陪女，我请她吃饭也是我乐意的事。
宁夏吴在铁狮子坟租了一间办公室代卖热水器，孙子都和我去看了一下，正好小李子也来了，闲谈中间她说了一句话，在我听来好象是说我：“能否相爱只是在一瞬间。”
她还说：“她已经破灭了被人爱，被人珍重的梦想，只想好好去爱一个人而不图回报。”她到底暗恋着谁我不知道。但可以勉强猜一下：可能是我们六人间里春节后回来比较晚的那个厦门小伙子。因为我亲眼看见一天夜里两点半，她一身酒气地进到我们居室，径直去吻了她刚认识三天的尚在睡梦中的厦门帅哥。
看了宁夏吴办公室的当天深夜，小李子来我们居室同老魏闲聊，天南海北的颇有意趣，其他人也不时插几句，没有一个人驱赶于她。可能有感于我们对她的容纳吧，第二天下午，小李子高高兴兴地在她屋里张罗了一大桌酒菜，把我们六个人全叫过去，加上宁夏吴正好八个。老魏仗义，又掏钱加了菜和酒。结果老魏和小李子都喝大了，就都起了牛劲，昨天的朋友，今天好象又成了对头，无非就是争一个谁比谁老道，谁比谁能喝。后来在我们寝室一直打牌到夜半时候还不曾分出高下来似的，高声争论着一个关于欲望与理智的问题，结果他俩想出了一个足够刺激的主意，在我这个老实人听来，也不得不佩服它的别出心裁――他们打了一个赌――小李子同徐州某小伙（不是厦门帅哥了）同床共枕合盖一床被子，身上只着内衣，若无有失控情况出现，则小李子胜；若出现任何一方的不能自已，则老魏胜。
徐州小伙起初红着脸不能接受，在大家的一再撺掇下，还是答应了。
两人躺好，熄了灯。一片黑暗里没有任何动静……
我兴奋地躺在自己的床上料想着到底会发生什么，推想着两种不同的结果会带来什么样的影响。是失控了小李子会受伤呢？还是不失控她会受伤？毕竟这个荒诞的游戏触及到了非常本质的东西。
就在我兴味昂然地料想着的时候，突然有一声霹雳一样的吼声打破了寂静：“滚出去！”大吼的是几天前刚从家里回来的山西某同学。他愤怒地拉开灯，与同样愤怒的小李子对骂了起来，老魏等连忙劝阻，小李子也就回去了。
需要补充的是山西同学是平常最不可能冲人大吼的一位，但是他大吼了。
画室里依然是不断地更换模特。也一直有老师来讲座（包括任课的老师）。韦启美的话和罗尔纯的一样，让我们深深惊讶于他年轻的心。
1947年徐悲鸿任北平艺专校长时我来京，他是我的恩师，所以来徐悲鸿画室讲座是我分内的事。
学画一要掌握造型基本功；一要摆脱固有观念。
有的素描不太好的同学，油画上大胆用色也能画出好作品。可以在上素描课的时候集中解决素描问题，画油画时就可以着重考虑色彩了。
画不是磨蹭出来的，咱们不画匠作的东西，这就需要提高综合修养。地方上的画家眼界不容易开阔，来了北京要善于抓住机会提高艺术格调。要多看画，多琢磨；还得看书，看经典之作，不懂也硬着头皮看。不费脑子的休闲书现在很多，可人生苦短，哪有那么多时间这么浪费呀。为了琢磨油画，我曾一年故意不看中国古书，而去看西方的书。画家要学会思辩，要进入角色，进入专业画家的状态。陈丹青先生说：“在我眼里什么地方都有好的结构。”我见过他考美院（研究生）时带来的乡下群众看戏场面的速写，场面很完整也很生动。
和谐不和谐无所谓，有味道就行。
练基本功的时候要注意培养自己的艺术个性。艺术个性不是自发形成的，是需要思考，需要选择的。我没有西装，大使馆请客我从来不去。绝大多数流行歌曲我都不喜欢。“大路货”都是“磨”得光光的，没有艺术档次，缺乏味道。不过画行画倒也是求生的一个手段，只是无关乎艺术。
要果断地，一笔一笔地，大大方方地画。总之画还是要看修养。徐悲鸿画室在城里，这是个优势，不足之处是学术气氛、艺术气氛不够。艺术家需要一种艺术的氛围。徐悲鸿结交的艺术家就很多。
当然主观方面也肯做才行。我早年作学生的时候条件有限，曾用被单刷桐油、牛胶作画布；我和戴泽曾亲手用猪毛做过画笔。
画画一方面靠思考，更重要靠直觉。
赵无极的画展八十年代有过一次，当时我看了很喜欢，新近这一次展览感觉不同于那一次了。赵无极的颜色真的是很漂亮。你们画抽象画要慎重，因为太难，要形成风格被人认同很不容易。风筝不能断线，不能完全抛开具体的形象，纯抽象的东西和某些行为艺术好象在中国很难得到认同。装置艺术和行为艺术现在在西方很流行。西方现代艺术往往不象他们的理论家炒作得那么玄乎。我们有些对艺术作品的解释是多余的，比如说某画家的的一服静物画里有某种政治情绪，但观众无论如何也看不出来。画，重要的是看，喜欢的就看，不喜欢的可以不管它，别去管那些画蛇添足的解释。
行为艺术的原创性很重要。西方人搞行为艺术的资金都是提出创意的人自己拉的赞助。徐冰等人在欧美来回飞，能混得下去，并不是卖什么东西，而是靠他的创意。他提一些设想使一些基金会或大老板感兴趣的话，就会得到资金，有些象给他们做广告。
我想，行为艺术本身是一种非功利目的的游戏。
现代绘画无论如何发展都与以往的表现方法、语言方式有联系。艺术作品的样式必须是符合社会欣赏规则的，得有让人承认的可能，要让评论家，让同行认可。
一幅画立意的形成经常很偶然。有一次我在马路上见到一个下水管道口中钻出一工人的人头来，觉得很有意思，就画了一张画。还有一次听人闲聊，说有一个女气象员因为有狼在屋外徘徊而不敢去看仪器，我回家把这个情景画成了画。
作为一个画家，也可能其优势在于技巧，也可能有时在心态或其他方面，重要的是要认清自己，有所开创。（）
马小腾来上课，肩上总有个背包。他留着平头，目光有神；态度平易，话不太多但很扎实。他身上的那种中央美院所特有的学术气息，我在后来另一位来给我们上油画课的年轻老师袁元身上，也感觉得到。这种气息在年轻教员身上的醇良程度，实际上并不逊与中老年教员。中国的所谓“学院派”，在中央美院这里是超越了“学院派”这个概念的。即便当代艺术里的“前卫派”艺术家，也大多都是央美出身，这也证明了其学术气息的强大衍生力。
模特陈雅静告诉大家，三十出头的马老师就要结婚了。我这才知道他还没成家。一个没成家的青年能如此沉稳，也算少见嘞。
高宗英教授来上油画时，无论谁给他看画他都毫不客气的说，颜色不对，关系不对，难受死了。我屡次受“打击”，在色彩上真的找不着北了。后来看了一个美院附中的展览，在色彩的概括上有所理解了，反映在自己的写生里，得到了马老师的认可。他很在乎大色块，也在乎局部颜色的品质。
我对石冲的画一直很疑惑，不知那是怎么画的，就问马老师。他说：“石冲的作品已经不是画了，与咱们要的已经南辕北辙。”但他对王沂东的画是肯定的。马与王同属于油画系的第二画室，马小腾说：“王老师那么深入的画，就是靠他的控制能力，材料上并没有什么特别。”
北京音乐厅是我非常想望也多次到过的地方。日，星期六，我来买“周末音乐会”的门票时，十块钱价位的已经售罄，于是就买了二十块钱的。这也已经比平常便宜不少了，若不是这周六的“学生普及场”，价格在三十到一二百不等，我一个穷学生一般就买三十元的。
当下的这场音乐会并没有因为十块、二十块这样便宜的门票而减损它的“含金量”。相反，我觉得太荣幸了――我见到了周广仁；并且听到了她的艺术家的话语。这场音乐会是周先生（女）专门为纪念肖邦逝世150周年而策划、组织的，从曲目上看是地道的“肖邦专场”。屡屡上台做解说的周先生，看上去比电视上硬朗一些，走路风风火火不修边幅。她说《船歌》在她听来是优美中透着忧伤，但还有着对美好生活的向往，尽管这时作者身在窘迫之中，将不久于人世。
几位演出者中施佳佳最好，但装束和步态欠了点大方。最后一个出演的景山中学初二某生，将bA大调波兰舞曲弹得很到位，可恨他对热情的鼓掌并张开双臂的周先生毫无反应。可能年龄小，还紧张着吧。
据说是因为元朝的郭守敬，北京城才有了密云之水、西山之水的引入，才有了京城六海，才有了直达城内的运河运输。所以北京需要表示对这位古人的爱戴，所以现在积水潭（西海）北岸的小山头上有位于汇通祠中的郭守敬纪念馆。
我兴冲冲地去拜望，山门却是锁着的。
随便在附近喝了一碗面条，又回到岸边找了个公用连椅临水而坐，身后是石壁，脚前是一条铺满鹅卵石的甬道。我翻开随手带的一本小提琴教材，打算就此了却这个下午。
这时我发现不远处的另一把连椅上坐着一对恋人，衣着不整，蓬头垢面，但神情却是好的。即便他们远离故土，境遇不佳，在这波光荡漾的湖岸，还是显现出了一份发于天然的自如与惬意。
这时一对父子走入了我的视野，他们是来捞鱼的，父亲手拿一柄带长竿的鱼网，神情专注地忙和了一阵。儿子是个四五岁的小男孩，身穿一件红色的小风衣，已经从爸爸的网里拎出来零星的鱼虾了。捕鱼完毕，父子俩踏着乱石回到岸上，小孩只顾提在手里的小桶，不小心脚被拌了一下，险些摔倒。
“儿仔！磕着了吗？”爸爸赶紧放下鱼网，过来拍打儿子膝盖上的泥渍，口里还问：“疼吗？”上岸后他又问：“能走吗？不能走就歇会儿。”
“没事儿！”小孩依然只顾他手里的桶，急着回家似的快步走开，爸爸把网扛在肩上随后而行，步子是悠悠的，不再担心儿子的膝盖了。
但是刚刚走过来的一位老太太却担心她的孙女会着凉，用那种底气十足又圆转闲适的老北京话说：“冷了吧，最好咱们早点儿回家。”
我正由老太太沧桑的面容猜想她受过的艰辛，又有一家三口从这里经过。长了一双又大又黑漂亮眼睛的女儿说：“我们爬山，爬到山顶！”两个大人不同意，但小女孩很坚持：“必须爬上去。”而且坚定地拉着爸爸妈妈的手，爬上山去了。
我在小西天京龙祥旅社住了不长时间就又惦记起西八间房来。我无法抵御美院的“诱惑”了，在西八间房找了一间很狭小的平房住了进去。为了坚定在这里好好住下去的决心，我在墙上贴了亲手临摹的《八十七神仙卷》，贴的时候纸的背面全刷了浆糊――不准备揭下来了。
刚刚相识的张炳桂经常来找我玩。这位电工顺手拿起我的毛笔，居然有模有样，腕力强劲，比我写得好多了。他说：“我是去年春天从老家过来的，在这个村子认识了两个画画的，一个姓刘一个姓张，都快四十岁了，除了画画还经常去美院听讲。他们自己雇模特画人体，画完了就拿出去卖，看样子挺挣钱的。”
我的这个住处除了刘鹏、李小卫、老马等也在西八间房住着的旧友新朋会来玩，还有一个房东的小女儿思思也常光顾，她已经上小学一年级了。
有一天我买回来一对小鸭子，被思思看到后可就喜欢得不行了，她一边抚摩着怀里的小鸭子一边说道：“我最喜欢动物了，昨天我从电视上看到骆驼死了，我都哭了！”
我让她把鸭子放回箱子画了几张速写，她蹲在一旁企求着说；“让我再抱抱吧，我都受不了了。”
后来我画毕业创作的时候她也经常来看，有一次拿手托了腮坐在门槛上说：“我最爱看你画画了，”她抬手一指我的画布，“在这上面。”
由于从后海早市旧货摊买的日本收音机早就坏了，我就从大山子的“两元八元店”买了一个小收音机。猛然间能听广播了，这令我很高兴。我没有想到一个小小的收音机能令我这么高兴。
我在这里画毕业创作，看罗曼•罗兰的《巨人三传》，知道美院有讲座了就去听。
可是我有一个问题被隔壁的安徽老太发现了，她发现我不吃肉。“你怎么不吃肉啊？你在外边这样要让你妈知道那得多心疼！”
房租是可以承受的150元；因为我是租来煤气罐自己做简单的炒菜，在吃饭问题上也是比较节省了。这样一来，我得以比较安稳地在这狭长的四平米小房里住了下来，一直到进修结束后的第二个月。
到达朝阳文化馆时众人还未到，得以幽静中慢慢看画。魏祖荫的这次展览有几幅胡同写生不但颜色精绝,让人感觉到了胡同里的“空气”,而且呈现了关于老北京的回忆的眷恋的一种梦境。
正在我看画的时候戴泽先生来了。闲谈之下，他说徐悲鸿与卫天霖并不熟悉，几乎无来往；吴冠中为其晚辈，也无来往。这在我倒是没想到的。但是我相信，无来往并不等于不敬重。我相信所有艺术家的心最终都是相通的。
不多时，廖静文、韦启美、魏祖荫、马常利、徐庆平、尚静昆等一一赶来。
十时许开幕，廖先讲，说往事，说看画的感想。显然她是任何这种场合的核心人物。她是那种对“人生如梦”有着深切体会和无限感怀的人。
温厚长者戴泽讲话了。似乎平常的事经他一说就能引起大家愉悦的笑声，他把宽厚、率真、幽默、机智都集于一身了。展厅服务台后面有他一幅很好看的静物画（盘子里的一条鱼），廖静文有意要买下，坚持要按价购取。次日她真得付了五千块钱给戴先生。
韦启美、尚静昆、魏祖荫也讲了话。形似木讷的韦启美出口却流畅。尚静昆的漂亮不亚于电影明星，举止言谈显露出一种优雅气质。魏祖荫一口的北京话，讲得很谦虚，也很诚恳，他说：“回想我们这一代人，毕竟画了一些画，培养了一些人，这都与当年徐悲鸿老院长的感召有关系。”
说罢以上参加魏祖荫画展的可爱长者，不妨再介绍一位美术圈之外的人士，虽只一面之缘，我却愿意提及。
中山公园的小广场上正在举行民办中学的招生会。各学校都布置了展板、桌椅、宣传单之类，年轻的老师们忙不迭地向游园者和专程赶来的学生家长们散发资料，介绍情况。在这些介绍者当中有一位神采奕奕、举止亲和的中年女校长，她就是私立君宜中学的校长段君宜。不时有人来同她握手、寒暄、愉快地交谈，时而还爆发出爽朗的笑声。
我一直对音乐很热衷，只要一有可能就去音乐厅。这天是来听一个钢琴和小提琴的两人演奏会。
对弹钢琴的孙蕴我虽事先没什么了解，但她质朴而毫不矜持的台风很快抓住了我，也抓住了其他观众。她弹奏的斯卡拉蒂的奏鸣曲颗粒性极强。舒曼《狂欢节》的庄严豪迈，以及普罗科菲耶夫的A大调第六奏鸣曲于怪异中呈现的激情，都被她淋漓尽致地表现出来了。她既能缠绵地弹出轻柔的乐句，也能骤然变得深沉、强烈；温存的时候那么沁人心脾，有时又能在弹奏中变作一个手舞足蹈的“巫师”。这岂不有些不可思议？
李传韵是个个头不高的青岛小伙子。他在台上演出的状态，似乎是在他家的起居室里同朋友们联欢。由于有一丝蛮不在乎，所以就更显出他的才华横溢。数曲奏罢，小伙子向台下的恩师林耀基鞠躬，只见所有的目光都不约而同地迅速集中到那一头白发！我的感觉是人们都已经知道了林先生所坐的位置。这岂不又有些不可思议？
戴士和要来徐悲鸿画室讲座，我远在西八间房不敢怠慢，吃过午饭就往这边赶。在东直门邂逅了好久不见的李瑜。
当我们全班的人等候在纪念馆的那间能放幻灯的地下室，戴先生如时赶到，带了不少的画作。带着自己的画来讲画的人，他还是第一个。
是几位名不见经传的工人画友最先使他领悟了色彩大关系的重要。他还讲了首师大的一位乐观、勤快的刘教授对他的正面影响，他说：“画就是你这个人，画画就是画你这个人，画怎么样就看你的精神状态怎么样了。不要妄自尊大，也不要看不起自己。心要正，路子要走得对。画色彩首先是个感受的问题，是什么就是什么，我不认为画画时想到某位大师并靠上他是什么好事。……丰富了不见得就是好的色彩，有时色彩单纯的画面,色彩美体现得更充分。”
放幻灯的时候他斜身坐在椅子上，一边抽烟一边零星说一些介绍的话，有时调换一下坐姿，样子总是很闲适。他对博纳尔、莫奈的那种“大大方方”的用笔很是欣赏。
在此讲作之前我已看过他的《画布上的创造》，听了讲座后对他在绘画语言和形式方面的主张有了进一步的了解，同时我想他也在讲座中具体而形象地诠释了艺术体悟、艺术探索的生命性：“……每一张都应该不一样：色彩不一样，语言不一样，应该在每一个对象前都感到有些举手无措才行。……别受“受光、背光”意识的影响，有时背光还属于“白”层次呢。……先抓住一个调子，一个关系，再一步步把它反映在画面上，直到尽上全力。……最后堪称大家的，一定是一个善于学习的人，一定不是很虚荣的人。”
徐悲鸿画室安排了这么多高质量的讲座（正如前面所提到的平均每月就有一个，画家的讲座一般都要带幻灯片来的），何况坐落于中心城区，看展又很便利，所以关于徐悲鸿画室缺乏学术气氛的传闻显然是有欠公允的。十四届之前之后的情况我不太清楚，但就我看到的情况，徐悲鸿画室在油画造型艺术的氛围上，是纯正而浓郁的。廖静文、戴泽、张垦、邢朴都竭诚尽力了，至少他们在教学安排上没留遗憾。
小张，十九岁，普高毕业已经一年有余。她健康、率真、大方、随和。作为模特虽然皮肤不够白净，但举止、眼神、笑容都透着一股从容不迫的雍容。有一天正课结束后，我们五六个上晚自习的人继续画她。她爬在模特台上，很顺从地摆出各种姿势，毫无恐惧，毫无邪念。好象她会永远随和，永远不会厌烦，你不用担心会得罪她，不用担心会在同她的相处中出现任何尴尬和不愉快。
这个女孩什么来头啊？她出自于一个什么样的家庭？据她说，她的母亲张女士是一位影视演员，很漂亮很漂亮，刚参与拍摄了一部叫作《共和国往事》的电视剧，还开雕塑厂。但不幸的是，据小张讲，她妈妈已身患比较严重的胃癌与膀胱癌。
我第一眼远远看到张女士的时候，觉得没她女儿所说的那么好看，人也瘦瘦的，一身疲惫的样子。但她进了画室后，举止言谈不俗，作起模特来，白净的身体异常安静舒展，一点都不象是一个癌症患者的样子。小张对她母亲那份由衷的羡慕，不是空穴来风。这位优秀的，但不在正式“编制”的电影演员，谈吐清雅的同时，骨子里还透着豪侠之气，对一些事很看得开。从她口里，有一个话题也只能当时一听，过后不好公开场合下讲，我还是不提吧。对她这样的人，不便以俗眼观也。
张女士的祖先是世代在琉璃厂制笔卖笔的。文革一起，她家遭了殃。张女士进工厂当了工人。
张女士一共拣到过两个幼女。第一次拣到被人遗弃的幼女后，她抱到派出所，却被误解了，派出所把她拘留了二十四个小时。
给不出去她只好自己抚养，可惜孩子不久夭折了。她一时间神情恍惚。四川来的一个尼姑在大街上见到她便一直跟着她，并吃住在她家里，也不说话，直至张女士自动同她南下削发为尼。日日素食（肉蛋葱韭蒜不入口），佛家经书反尔能看得进去，倒是平日见到活人时，经常是眼睛盯着人可实际上并没有看到。后来张女士想吃肉想得厉害，就又还了俗。大鱼大肉一吃，经书竟然立马看不懂了。
小张是张女士拣来的第二个养女，那时张女士二十二岁，她为了这个抱养的孩子付出了巨大的代价，包括她的至今未婚。
母女俩相依为命，感情很深，甚至比大多数亲生母女感情还要深厚。张女士不准女儿离开身边，为此先后两个男友都被她“搅黄”了，除非男方去她家她才不阻挠。
好在小张心甘情愿唯妈妈马头是瞻,男友的重要性还在其次。
听说画室来了位美国女学生丹娜，本以为会是一个金发碧眼的高个子，可一看，原来和中国女孩差不多，黑发，黑眼珠，而且还有中国女孩的羞涩。毕竟她有着四分之一的中国血统――她外祖母是中国人。她的爸爸妈妈都是医生，在美国大使馆工作。
丹娜起轮廓又快又准。她的调色板看上去有些奇怪，有限的一排颜色下面，再各自用灰色调出低纯度的一堆来，我经过认真思考，并没认同她的这种办法。
她现在还是纽约某美术学院的在校生，而且还是班长。她说她们学院在专业课之外也有文学、历史、透视等课程。
丹娜总是来得很早，她不喜欢人多时乘地铁，她说在纽约时也是如此。学校九点半上课，她八点半到。
我告诉丹娜她应该去逛逛早市，并带她去了。她当然惊奇会有那么多人和那么多他没见过的东西。因为个子矮，她总一蹦一蹦地跳起来看，好象脚底下长了弹簧。她问西瓜用汉语怎么说。她说的watermelon恐怕很“纽约”，反正听起来很不错，我意识到与她“纠缠”是我提高英语口语的极好的机会。她说：“我爸爸在潘家园花二百元买回一个所谓明朝的盘子，我妈认为是假的只值三元钱，但这不要紧，好看就行了，哪个朝代的无所谓。……我的boyfriend 喜欢中国衣服和中国功夫。”
丹娜逐渐熟悉了环境以后，不象刚开始那样拘谨了。一次课间休息时我带她爬上了楼顶。她说她已经眷恋着北京了，但不得不在六月份同父母回国。还说将来他们也许会呆在印尼。
一天我带她去人民美术出版社。在下积水潭地铁时，她掏出来一摞票，撕下几张递给我――我们都不用费事去买了。在地铁里我们说起了中国驻南斯拉夫大使馆被炸事件，丹娜由衷地说，是美国政府犯坏。她说中国大使馆被炸的时候，以及北京的大学生去闹美国大使馆的时候，她们全家碰巧正在上海，无意中避开了一次危险。
在人美社的书店里她买了好几本画册。她喜欢科里母特和何家英的画。返回积水潭地铁站从地铁口出来后，她自己买了一听可口可乐――全然不顾我这个“向导”。我奇怪了一下。可能这是美国人的习俗吧，也可能是她不喜欢我的“纠缠”。
这一天的下午张垦老师给她画了像，包括我在内的十几名同学也在一旁画了写生。画像时自然会有一些交谈，我则勉强充当了翻译。她说在纽约所上的美术学院学费是每年一万三千美金，算是便宜的了。
后来赵友萍来画室讲座，我忙不迭地写成英文给她看，有时写得来，有时单词不会就写不来。但当天晚上我回来借助汉英词典完成了这个讲座的英文记录，虽不是很齐全，只有三页纸，但第二天一早交给丹娜她已经很意外很高兴了。我问她能否看明白，有没有语法错误。她说能看懂，没有语法错误。她的“Thank you very much.”听起来很不错。
十多天后丹娜真的走了，给张老师留了礼物，没有我的。这不禁又让我奇怪了一下！
毕业画展就要开幕了，廖静文请来的十几位画坛耆老济济一堂，热烈地在会客厅里谈论着，他们彼此似乎很长时间没见面了。我并不曾相识的王文彬老先生可能因为都是山东人的缘故，同我好象无话不谈。他提及了早年曾经就读的青岛的教会学校；徐悲鸿解放之初受排挤的情况；以及他的恩师梁伯龙创作描绘朝鲜战场油画的情况：那画是在画室里严格写生出来的，前后费时两年之久。
开幕式的时间到了，大家从会客厅来到展厅。看展览的除了画室师生和特邀来宾，还有参观纪念馆的游客。其中有一位背着旅行包的澳洲女游客，三十多岁，一副风尘仆仆的样子。我试着用英语同她交谈，她很高兴，告诉了我一些她的情况。她曾一度在纽约作一份整天与电脑打交道的工作，已深恶痛绝这项没有多少休息时间的差事。大概是因为说出了这心底的话，她说她感到很轻松了。她说对中国的针灸和中医十分感兴趣。她的膝盖有过毛病，如果不是被针灸过，恐怕永远好不了。她由之对中国很感兴趣。
我带她去看了宋庆龄故居、后海、柳阴街等地，最后在宏善胡同口的哈尔斯饭店吃了饭。因为进宋庆龄故居时我给她买了门票这件事已经使她不安，她抢着买了单。
她说她已经下定了决心要为真正的快乐和自由而放弃原来的工作了，也许会去当一名教师或医生。
进修生活的最后一天，实际上比计划当中的，提前两天到来了。上午各自领回了五十元的画具押金；下午我陪一同学在德胜门应聘，因为实在想知道些电脑美术设计的技能，就看住了，结果没能如约在一点半于徐悲鸿纪念馆门口迎候三位英国模特。我赶回画室时，大家已经画开了。班主任张恳老师对我的失约显然有些不高兴。我与丹那的交谈使得大家都以为我的英文不错，是班上唯一一个可以当翻译的。
看来我的不在场，让张老师有些尴尬了。他为此而生了气。但是张老师画的两幅头像很精彩。他是给中东某王室成员画国肖像的，对画外国人确实有一手。我也赶紧张罗好画具，画了两幅。白种人的皮肤和形象等，与黄种人差异很大。当初画丹娜，她有四分之一的中国血统，我们已经感到很特别了，今天来画真正的白种人，特别是白面、碧眼、黄头发的，则更新鲜了。人兴奋，画面在当时来说自己也是满意的，但由于不够深入，一两年后我就在清理画稿时毁掉了。
且说这三位英国少年，与我所接触到的美国、法国、澳洲的朋友很不同。他们好象不容易对什么事情很关心，说话不多，不轻易与生人交谈，声腔的共鸣很好，发音位置低沉，显得很成熟。但在他们看画和相互交谈中，会有些孩子气的流露。
其中我没画的那位，我按照李江的意思，告诉他李江画他的肖像可以送给他本人的时候，他很意外，也很高兴。而在我带着他及另外一个长像稚气可爱的小伙去新接口闲逛时，他就说话较有限，也没有多少礼貌的表示。真令人有点难以琢磨。在走到新街口的麦当劳店门口时，他突然问我吃不吃麦当劳。我说没吃过。他点头，说：“我从来不吃。我们英国人都不吃。”
这三个人少年在北京有个共同的“保姆”，抑或是向导和老师吧，是一个看上去很有些腼腆的五六十岁中国老太太。她是在大约三四点种的时候赶来的。从她嘴里，我们又了解了一点关于三少年的情况。他仨的家世好象都是贵族，也很有钱。可家长偏偏让他们在上大学前，来北京过“苦日子”――每月只给他们六百元人民币的生活费。要知道，在北京的话，连房租加购买食物，六百元是很少的。看来他们英国贵族在子女教育方面，有时也要讲究一下“困难教育”。
中央美术学院本科生的课程安排，是周一到周五的上午为专业课，但周一上午是不画画的，他们会在这个时间听他们本专业专家、教授的口头讲座，进行面对面的交流。我碰巧赶上了一次国画班的周一讲课，那教授现身说法，让学生收益良多。
徐悲鸿画室则没有文化课，也没有周一的专业讲座，而是统统的写生。但一年下来，也穿插进了十四五位优秀教师的讲座。他们态度都是认真而真诚的，比如尹戎生教授（已退休）的幻灯讲座，让我几乎觉得自己是去过巴黎的了。
在为期一年的进修中间，画室安排的讲座有十多场（除上面提到的罗尔纯、戴泽、韦启美，还有尹戎生、马常利、赵友萍、张世彦、叶南、杨飞云、戴士和、张元等）。另外加上有的任课老师也认真地作系统讲解的（陆阳、高宗英、魏祖荫、袁元），我都不由自主地现场作了笔录。
徐悲鸿画室在临近毕业的时候安排了杨飞云的幻灯讲座。我是在十来岁上因为看了印在书上的杨先生的人像素描才开始向往美术的，所以真的面对他本人时就自然有些激动和兴奋。他用幻灯来介绍自己的绘画之路，把他自己的画儿一幅幅放下来，谁有技术上的疑问都可以问他。杨老师讲话很中肯，对有心人会有大帮助。
几天后因为廖静文馆长要出差，提前在展厅以请吃冰激凌的形式向画室学员们作毕业告别，可惜我没能到场，错过了这个别开声面的“仪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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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年前初见武静波的速写时，很佩服，也感到很亲切，后来他的创作小稿也曾经大大地“震”了我一把，没想到他的卡通动画方面的造型思维和情节思维也很活泼，他有一个以一只“小蜗牛”为主角的卡通片的构思已经比较丰满了。在他的倡导下，廖敏、李江、我同他组成一个合作同盟。我们有时会有一些争论，哪怕有些急眼呢，第二天就又和和睦睦了。廖敏长我数岁，是来画室听讲座时先认识静波的，江西德兴人，个子高大，爱打台球，住在祁家豁子。他已经做好了进十五届徐悲鸿画室进修班学画的准备。
我们已经毕业的十四届的同学里头，有的回了原单位或原籍，有的就不想回去，孙子都和我都是很强烈的倾向于在北京发展的。一次我去小西天某胡同找孙子都的时候，宁夏吴也在。我们三个人吃了饭到街上溜达了一阵，在小西天牌楼底下商定了孙子都和我一起加入宁夏吴的热水器分销公司。
公司在铁狮子坟的丰禾写字楼，我和孙子都去上班时，公司已有职员两个：宜兴姑娘小伍和山西小伙小苏。小苏在卫戍部队当过四年兵，已经结婚，他说如果不是外界压力他还不会结婚的，但他十八岁的夫人（身份证上改了年龄）挺称他的意。即便如此他还是认为自己结婚有些早了。小伍原是宜兴某幼儿园的老师，她的幼儿园的园长曾经对她们几个年轻的幼教说：“你们老老实实在这里呆着吧，出去你们能干什么？只有干坐台小姐的份儿。”小伍不服气，就跑来北京了。
因手头拮据我还得继续租那在西八间房与我临摹的《八十七神仙卷》同住。又到了交房租的时间，看到年轻的夫妇走过我的房门，我说：“大哥，给您房租。”但我递上去的并不是约定的一百五，而是一百三，“成吗？”男主人没说什么，转身去开他的房们去了。女主人先是一楞，眼睛里掠过一丝惊异和惶惑，说：“那少了二十块怎么办？”说是这样说，因老公不计较了，她还是夫唱妇随地也转身进屋去了。
每天骑车回西八间房确实是比较辛苦的，有时我就到武静波那里住。他在这辛勤胡同7号租了一间阁楼。这个普通的大杂院毗邻积水潭，拿了书到水边坐看就成了我很喜欢做的事。李江伉俪依然象进修时一样住徐悲鸿纪念馆西侧的东司（也许不是这两个字）胡同，离这边没多远，有几天静波回了趟银川，我就时常过去聊天（女主人会裁剪制衣，来京的第二天就找到一份做总政歌舞团演出服的工作）。一般是我滔滔不绝，他俩微笑着听。本来眉飞色舞指手画脚的我一出来走在街巷里就又成了沉默寡言之人。李江的为人，在大是非上不妥协，平日里倒是一贯很随和的，一次在我说累了要告辞的时候，他说：“你不要离开我们这个集体。”他指的是静波所倡导的那个合作同盟。
忘了是谁接了个活（画风景画），大家在廖敏家里干开了。我被李江带到那里的时候，一幅巨幅的风景画的绘制正在进行。我在仓促之间无比拙劣地添了一些画蛇添足的笔触，此举至今还令我有些懊悔。我是在没有任何把握的情况下去装模做样了。
且说每天下班后，我终究无法把心思放到“小蜗牛”上头来，毕竟那是武静波的创意，要求所有人都象他自己一样的激情澎湃地投入，可能是不太明智的。我俩还会商讨些将来的发展和在北京立脚的事，但话是越来越少了。只有到了廖敏家里，大家才又有说有笑。
在廖敏那里我翻看一本美术杂志时，颜铁良的几副风景画给了我不小的触动。细看画家自己的介绍文字，不出所料，这不是写生作品，是作者完全凭记忆和印象用玩儿颜色的心态创作出来的杰作。他说：“我是通过回忆，把曾经去到见到的可意山水用油彩画了下来而已。”这不能不令我兴奋。因为我一直以来在照实写生和主观臆造之间被扯裂得肝肠预裂，进修的一年中画室的要求是写实，我的本性和直觉又总在向往张扬的写意手法，这份痛苦没有谁知道，也没有谁来帮忙摆脱。虽也偶尔放手涂抹过几张非写实的东西，但并没在认识上找到自信。猛然间看到别人弄出来这样的作品当然会共鸣、欣赏、钦佩。其实，描述客体与表现自我极易发生冲突，但在走过很长的“路途”而不再以此为念的时候，这个矛盾就已经不存在了。
就在廖敏他们画大风景画的时候，我还得来位于铁狮子坟“丰禾”写字楼的公司上班。这天下午没什么客户，也不需要上门安装或维修，便与同事小苏闲聊起来，他说得一时兴起来，就给我讲述了一个他自己的故事。
两年前，小苏还是驻京卫戍部队的一名军人。某大学里新生入校，例行军训需要从小苏所在的部队抽调学生军训所需的教官，一时人手不济，故尔入伍不到一年的新兵小苏也被派了去。
小苏带的三排是中文系一、二班的女生，明摆着对于这些大多娇贵的小姐不必太严格，小苏不由得松懈下来了，天一黑他倒头便睡，仿佛要把长久积攒下来的疲劳趁机全化解掉。这一天小苏都来到队列前了，仍感到浑身懒懒的。不过他还是习惯性地想起了一件事，他这个“排长”得有个帮衬的“副排长”才行。于是他就问大家，谁愿意来当这个“副排长”。回应他的是一片鸦雀无声。这下小苏不困了，因为他突然发现他这个“排长”居然没有威信。此刻他骤然被激发起来的斗志，只落实在一个念头上，那就是得打破僵局：“有没有人是这个月里的生日？”这下队列里有了一个声音：“我是。”
“哪一天？”
“二十八号。”
“那我们大家给您过生日，副排长同志。”
队列欢腾了，只有“副排长”知道她已经在两周前吃过自己的生日蛋糕了，但是她还无从知道这样一个勇敢的谎言将给她带来什么。其实这有什么重要？二十八号已注定成为让她一生回味的记忆。
“副排长”的名字叫李欣，她性格开朗，大家都乐于同她交往。二十八号这天下午几乎所有的同学都从食堂买了好吃的，小苏更是倾其所有，趁到校园外闲逛之际（学生们在军训间是不能出校门的，教官可以），偷偷给李欣买了生日蛋糕和一些罐头、饮料之类。因为得控制在秘密状态下而不让连长他们知道，所以这是一个半隐秘的生日聚会，尽管没有音乐，也没有太多的美食，学生们还是很兴奋，毕竟她们过去谁也没经历过这样的生日聚会。小苏也不例外，兴冲冲地给李欣开罐头，结果把手给划破了。他拿舌头一舔，没事儿似的继续去揭那罐头盒的铁盖。李欣见此情景，不由绷紧了嘴唇。也许是为了报答排长的盛情，李欣自己抓刀把蛋糕切开，然后向大家问道：“蛋糕先给谁吃？”
“先给排长――”
“寿星给排长――”
这时候生日是给谁过已经没人在乎了。
天知道哪里出了毛病，连长这时候要紧急集合。哨声一响，大家有些蒙了，女孩们还都穿着裙子呢！李欣急中生智，直接把军裤套在了裙子外面，其他穿裙子的学生依法效仿，这样一来，三排反而是全连第一个集合完毕的。
训练很顺利，三排的表现让所有人都感到有些惊讶。这其中李欣起了不小的作用，因为这个瘦弱白皙的女孩子，实际上已经是一个非常称职的副排长了。
这天深夜，连长又吹起了他的哨子，这回的项目是五公里越野。天性不服输的小苏，瞪大了眼睛边跑边冲他的队列喊：“你们排长有个习惯，我可以不是第一，但我绝对不能是倒数第一。谁要跑不动我背她，不准任何人落队！”一来小苏已得了人心，二来他的鼓动听起来通情达理，令人振奋，所以这一回三排又取得了很好的成绩。而第一个跑完往返路程的,不是别人，正是副排长李欣。
大家都累坏了，教官们也一样，但连长还是命令他们给学生们站岗，以防学生们在极度疲劳之下，发生不测。实际上连长这一老道的决定，恰恰有了用。李欣本来就有低血糖的毛病，冲刺后不久感到十分不适，继而便昏迷在睡榻上。小苏发现她不对劲，喊又喊不醒，便叫了另外一位教官用床板将李欣抬到了操场上，好让她多吸点氧气。战友熬不过，回去休息了。小苏呢，长这么大这还是头一回心疼别人。他想法弄来一些水，揽姑娘的头在怀中，一勺一勺地喂给她喝。又怕她受凉，于是脱下自己的军装盖在她身上，盖住她的胸口。李欣很快清醒了过来，她环视了一下四周，又望了望小苏。然后她感到自己仍然口渴难耐，
“傻丫头，你想不想吃西瓜”战士小苏，对付这种虚脱昏迷的症状还是有经验的。这话当然正中姑娘下怀。
“想吃。”
可是这深更半夜的哪里去弄西瓜呢？小苏凝神一想，好象还是有门儿的。伙房仓库会有西瓜，门虽然锁着，但这仓库的墙是单层砖砌成的。他跑去一踹，还真给踹开了。摸出两个瓜来，正不知怎样高兴呢。突然斜刺里有个黑影在说话：“好小子，你敢偷瓜！”因为确实太意外，小苏的魂儿都出了鞘，愣在那里了，瓜摔了一个他都不知道。
那黑影窜上来，一把抓住小苏胳膊：“哪里弄的，给我也来两个呀。”原来黑影是正在找水喝的二排长。他俩返回来又摸了两个瓜，把墙上的洞重新砌好，算是弄了个神不知鬼不觉，要不然连长会关他们禁闭的。二排长抱着瓜，回住处享用去了。小苏飞跑着来到李欣身边，献宝似的捧起半旯摔开了的西瓜。幽暗的灯光下，他俩这才发现西瓜是半生不熟的，小苏一捶又捣开了另一个，情形一样。但是李欣吃得很香甜，她实际上从来没吃过那么好吃的西瓜。
军训很快结束了，日子又象往常一样。李欣在小苏心目中留下了很美好的记忆，可小苏感到她似乎属于另外一个世界，毕业后的前景乃他这样一个普通战士所不能想象，所以也就渐渐淡忘了，部队的日子一天一天地过，小苏成了班长。忽然有一天一个新兵跑来告诉小苏说：“班长，班长，门口一个女孩找您。”小苏将信将疑地出来一看，竟一时想不起眼前这“副排长”的名姓了。
“你是――”
“是什么？”
“你是――张――不对不对”
“李……”
“李什么？说不出来我跟你急！”姑娘杏眼微红，她一急，小苏把一切都想起来了。
接下来，部队开始有传言说有个女大学生在追求小苏。
后来李欣往部队打电话，小苏一个战友接的，他本想开个玩笑，也给小苏争取一次机会，就冒充小苏同姑娘定好了约会的时间和地点。可谁知过后他楞把这事儿给忘了。害得李欣空等了一场不说，一连多少天茶饭不思，夜夜垂泪到天明。同班有一位爱打报不平的男同学看不下去了，拨通了小苏的电话后，把话筒交给了哭泣着的李欣，他觉得这是解决问题的唯一方式。果然，李欣先是埋怨小苏的失约，继而是接受他的解释，然后便容光焕发地去地铁口同小苏会面去了。这天正好下了大雪，他俩在雪地上一直走到深夜……
打这以后，李欣迎来了前所未有的考验――她患上了更加严重的相思病，具体的表现就是吃不下饭，上不了课，睡不着觉。这下那位好心的男同学也没办法了，倒是李欣同室的女生帮得上一点忙，那就是天天给小姐打饭。说起来李欣这“病”，真的比林妹妹还重，林妹妹是在宝玉被骗同宝钗成婚之时，才下不了床的。如此说来，李欣岂不是比林妹妹还林妹妹了。
也许她预感到了什么吧。
由于愁闷的缘故，李欣头发掉了不少。她把它们一根根捻在毛线上，开始试着织毛衣，一周之后，毛衣织成。她拿着这件织进了她无数根发丝的毛衣，又一次找到了小苏。她感到为了免受相思之苦保住自己的身家性命，她必须做一件违心的事，那就是同小苏分手。
但要真的放弃，似乎又找不出充分的理由，最后是本能支使她做出了了断的决定。李欣泣不成声地说：“我们分手吧，这段情是我开始的，现在又由我来结束……”
小苏听罢，转身往来时的方向走去。他感到她的目光在拽他的双脚，但他还是迈步，并且尽量快的走了，手里拎着那件织着发丝的毛衣。
正骑车绕什刹海闲逛，听到前海南岸的胡同里传来手风琴的声音，我寻声找去，见到有人坐在门口弹手风琴，这就是星光合唱团王智玲团长了。我随琴唱了几首歌。这位善良、热情、机智的团长当即邀请我下午到北海五龙亭参加他们的歌友会。“星光”虽然只是北京为数众多的自娱性业余合唱团当中的一个，但这个健康的集体并不缺乏专业标准的追求热情。
我初到五龙亭见到的唱歌的人们（不尽然是“星光”的人）嗓音都十分的洪亮，风物养人，湖面吹来的清风里充满了快乐、向上的气氛。我知道自己唱功浅薄，但还是在王团的鼓动下唱了几首歌。
王团把我叫到一旁，问我愿不愿意加入“星光”，我正求之不得，于是这件事就定下来了。王团告诉了我合唱团活动的安排：一般都是周六去什锦花园小学练声练歌，周日再去景山公园唱。她说明天带我去参加一个在景山公园的排练。
第二天我赶到她家时她正在炒菜。她家最北的那间房的窗外荡漾着什刹海的碧波，对窗靠墙有一架钢琴。
她说很多人在等着呢！就不管菜有没有熟，关了火就径直出门，骑上车，带领我朝景山公园而来。
万春亭是建在四十余米高的山丘顶部的可以俯瞰故宫的圆形大亭子，这里是老北京的中心点和最高点。二十几号人在这里排练了《啊朋友再见》和《海港》两首歌的四声部合唱。
我是在路上干咽着武夫的方便面过来的。但在这爽风里，在这高岭上，伴着这坚硬的巨石的红柱，在这只有以超迈的心胸才唱得出来的旋律里，我忘记了自己的囊空如洗、不名一文，忘了自己的漂泊异乡和举手无措。下山时王团告诉我过几天有个演出就唱这两首歌，并问我唱不唱，我说：“唱。”
在赶来和归去的路上，王团积极而热情的谈话，印证了她对自己一手创办的合唱团的自豪和她的几乎眩晕的忙碌。
星期六我按时赶到什锦花园小学。老师姓苏，三十多岁，学指挥出身，是首师大的音乐老师，也是中国合唱协会的理事。这天还来了专门的钢琴伴奏。苏老师先介绍了新近的欧洲之行，和对所参加的合唱节的感受。看的出，她是个非常热爱合唱艺术的人。中午休息的时候她把从欧洲买回的糖果拿出来请大家吃，还让大家看在那边照的一些相片。
我是被分在高音部B组的，我感觉其他高音部的成员声音都那么亮，心里有些彷徨。但王团机智地照应着各方面的情绪，使气氛始终比较活跃。她的这个能力让我很钦佩。
星期日下午又去景山，星期日的景山果然壮观，真是名不虚传，唱歌的人很多，大概有两千多人。他们所唱的歌有不少我闻所未闻。午后我上了万春亭，遇到了一位拉提琴的老人，看着他的样子总让我想起昌庆老。他是位退休工程师，特别喜欢小提琴，不管是哪个歌友请他伴奏，他都愉快地予以配合。
天突然下起雨来，来万春亭躲雨的人中有一对白人夫妇，大伙都在唱歌或说笑，没人理他们，以至于那女士有点形若槁木似的，看了我暗自给他老公画的小像后，这才双目有了光彩，一幅兴高采烈的样子。原来她也是画画的，拿起笔就画我，一点都不含糊，一边画一边露出小学生才有的天真表情。我画她时，她就极老实地贴在柱子上，他老公则忙着在一旁给我们照相。
几天的排练后在王团坚持下我随团到长安大戏院参加了东城区艺术节。在后台时一群小演员坐在过道上的大桌子上，化妆室里则是一群时装模特，有的脸上还有些稚气，但个头都比较高。她们穿着漂亮的衣服走出走进，眼睛好象从不往旁边看。
王团今天眼光有些散乱和倦意。在台上她的风琴前奏已完了，但大家好象还在梦中，没有及时反应过来，导致声音出得不齐。看来演出前侃大山没什么好处――有几位歌友上台前在热烈地讨论“打”台湾的事。
又周六了，下午去什锦花园小学练声。急性、较真的王团最后还“考试”。一个其貌不扬的陌生人休息时唱得十分的好，腔体很放松，同时声音很充沛宏大。他的键盘也很流畅。没他那样的本事，徒剩羡慕而已。
立秋这天，天气很清爽，又赶上这星期天的上午我也没有别的事（下午才去景山），所以就约了小苏和小伍去后海游泳的。我们在丰禾写字楼前集合，徒步经德胜门向后海走来。今天小伍穿了一件谁也想不到的衣服：超短连衣裙，花布的，上身有宽大的长袖，携着她的舞蹈底子走起路来风韵十足，几乎吸引了所有路人的目光。她倒旁若无人从容自在。
待到了水边，但见游泳的人还真不少。小伍是事先穿好了泳衣的，只将花裙一蜕就下水了。但她只在岸边稍微扑腾几下就有来扶岸，显然是不善水性。这下我和小苏有了活干，轮流去给她当“浮木”。
宁夏吴的公司运转困难，在那里干了一个多月，我就退出了。
突然动了去半壁店的念头――李江夫妇已经先行搬去，住的是双槐树村，那里有不少给行画公司干活的人。老舍忌日这天我离开积水潭搬到了双槐树。搬了来又觉得不想画行活了，就隔三差五地进城找工作。
双槐树村的北边有一条横贯东西的护城河，河上有一座石桥，过了桥，便是与河的方向平行着的一道高坡，据我的猜想，这也该是古时候不知哪个朝代遗留下来的城墙遗址。每天一大早，李江就来叫上我来这土坡上散步，蜿蜒的小路溯河而上，两旁是一些各色的草木，有时我们会碰到几个在树丫间拉网铺鸟的人。他们如何要干这种事？！散步回来，一般我们就到河北岸的早市上转一转，这个位于郊区的早市，与城里我所熟悉的建国门的、厂桥的早市相比，是有些不同的，首先是在人的面貌上――来这双槐树早市买东西的人，多半是外地来京讨生活的，因背井离乡而难得从容似的。
双槐树村的村口上真的有两棵大槐树，我每次找工作回来，它俩都郑重其事地迎接一下似的，在风中晃悠几下。进村不远就到了住处，房东是从玻璃厂退休的一位老供销员，我租的是他一间西侧房，有时睡在床上能听到巨大的飞机轰鸣声，那是“西山机场”离此不远的缘故。
有几次我到他那里看电视，从他的眼神和表情里，能看出他对我这个房客、“外来流动人口”，暗藏着非同一般的警惕。
“星光”的声乐训练和五龙亭的周际聚会我依然照常参加。一位歌友向我传授了他的“独门秘诀”：唱歌时想象自己胸前有一个喇叭，让声音从这个喇叭出来就又亮有好听。我一试，还真管用。声乐训练课上苏老师让我们用“嗷――”音找共鸣位置，也很有效。我正练得津津有味，一件突如其来的事难住我了：为了演出，每位团员都得交150元服装费！
后来是武静波借给我钱了了此事。我给王团送过去时，她告诉我说，已经帮我联系了一个展览会服务员的临时差事。王团知道我正没有工作。
什么展览呢？等我赶去一看，原来是“国际复合材料展”。展览的总的调度人是沈际康先生，他是个极有人情味，极有组织能力的雅士。王团神通，就是向他推荐的我。我被沈先生分派到一个韩国公司的展位帮忙。我提了几个关于展板位置和桌椅摆放的建议，并且正好把七年前在华联练就的贴即时贴的技术用上了。韩国人很认真，看到我做了他们想做做不了的事，兴奋地直竖大拇指。事后为此我从王团那里领到了三百元酬劳，这是我没有料到的。
在韩国公司的对面是一家美国公司，只有一个穿花格衬衫的人在忙着贴图片，他叫詹森，是个待人热情、友善的人。这么烦琐的事他一个人显然是有些吃力的，于是我就过去帮忙，给图片找找平，还帮他抄写了一个中文的公示牌。在展览的最后一天他执意付给了我50块钱小费。这可能出于美国人的习惯，也出于他的真心感谢，不容拒绝似的。
其实我参与这个展览的收获并不仅仅在于缓解了一下拮据的处境，重要的是我在这个展览上所见的中国商人，言谈从容而富有亲和力，令我真切地感到：大势所趋，国势日新，这是不争的事实。
农展馆后有几个连成一片的小湖，岸堤上疏柳婆娑，碧草茵茵，真好去处也！湖东有农展馆的三个长期陈列展厅，分别为水、陆生动物标本馆和水族馆，看后颇感自然界奥妙无穷。只是这么好的地方，怎么就我一个人在？我遍看三个展厅，然后立在湖边，觉得这里的清静同前面熙熙攘攘的主展厅之间实在反差太大了。偏偏世界上就有这样的事。
武静波去一家图书公司上了班，现与廖敏合住。我的关于过来与他们一起住的要求是被廖敏很干脆地答应下来的。搬过来的这天晚上碰巧有一个很愉快的聚会，一共七个人：廖敏伉俪、武静波、邱小强、方芸、吴小兵和我。大家一起动手作弄了一桌菜肴，吃得很畅快，七人之中只有邱小强和方芸是客人，平日不在这华严北里58号楼的401。邱小强过了九点钟就回大兴的住处了，方芸则回了她正在就读的中华女子大学。
此后方芸贪恋这边的热闹气氛和可口的晚餐，还是经常地过来。有一次她长篇大论地介绍她的三个分别在北京、上海、深圳的高中同学如何利用自己的青春美貌在上下级之间、同事之间的各种微妙关系中享受“都市风情”。不过这位嗓音清脆、身材小巧的女子言称与其男友的感情还是很纯粹的。
晚餐之所以可口，主要是因为廖敏和武静波都是烹饪高手。廖敏技术高些，武静波讲究严些（他也乐于动手烹制），总之都给了我这个现行“美食盲”以很有用的熏陶――一个年轻人不会做菜，是不能体会“家”的好处而走向成熟的。
我们会有饭桌上的马拉松式的聊天，会一起辨别音乐CD的品第，会一起去打台球、篮球或乒乓球，也会一起商量找工作的策略……我是感受到了这个“家”的诸多可贵之处的，即便有时也有些许磕磕碰碰的事情发生，但这个“家”对于我们每一个人都照样温馨。
五十周年国庆那天晚上大家点了蜡烛看大典的直播。随着吴小兵的一声尖叫，我们跑到阳台上，但见头顶的夜空已经被二十华里以外的天安门广场的焰火映成了粉红色！
401是个两居室，我和静波住那个小一点的卧室，照理该我付的那部分房租有时我能拿得出（这期间家里给我寄过钱），有时就拿不出，廖敏不以为意，也都为我垫上了。房东是个有好几套房产的下岗工人，拖房租的时候他着急，交到他手里他就喜行于色。他和廖敏还算挺说得来。房东及其他居民，周末时不分老少、不避任何嫌疑地在户外楼前耍牌赌钱（手里的票子基本都是成百的）的情景，让我匪夷所思。
在这期间我曾带着几幅小画到过红门画廊，布朗先生虽没有合作意象，但还是让我留了地址，并当面给了我两张驻京外国大使馆联合举办的它们在职人员（及夫人）画展的请柬。
静波可能是在公司人际关系或业务合作上出了问题，所以也就失掉了工作。所以我就更应该赶快找工作。但是由于我还没有熟练的电脑造作技能，要想找到与美术相关的广告公司或装修公司的设计工作是很困难的。
我第一次去澳大利亚大使馆是看三位澳洲电脑艺术家的联展。
一个二十出头的欧洲女孩Justine，大学刚毕业，突发奇想要用人体横端面的激光透析片来“展示”人体。她既没有钱，也没有什么奥援，于是就一个人跑技术机构，跑赞助公司。结果居然都让她跑成了。人们听她阐明了她的与人类自省有关的装置作品创意后，觉得新颖，愿意支持。她说，她能得到支持，在她自己也是没有想到的。
另一位女艺术家Patrica年龄也不大，好象才二十五岁。她的作品全是自己制造的三维视频。而对相关软件的学习和掌握，她是在家里靠自己看软件自带说明而自学的。她展出的作品，来源于一则基因技术新闻所带给她的灵感。那新闻的图片和文字都在显示“一只老鼠的背上长出了人耳朵”，她惊讶之余就去一边学软件一边为这样的老鼠“繁衍”出同类、组建家庭和生活场景，导演了一场以这样的特异老鼠为主角的电影。她制作这场电影的原动力，是对于物种命运的哲学关注；她制作这场电影的手段，主要就是三维软件。据她自己介绍（通过口述，也通过现场展示的电脑图片），她还在日本展出过“数字森林”的作品：很多屏幕摆、靠在一起，每个屏幕里的摇晃的植物枝叶都是她用电脑做出来的，并且都不同（不知是不是播放的不同步），配上风声，使人仿佛置身于森林当中。
三位艺术家中唯一的男性基本人届“不惑”了，留着光头。可惜我现在无从查找他的名字了，其实他的名气极大，三年后我在花家地新美院听马刚老师讲西方数字媒体艺术时又在屏幕上看到过他。他在大使馆的这次展览上展出的是一个与电脑游戏有点技术关联的作品――一个房间里你点了不同的地方，就进到不同的“行进链条”里。显然，这件作品关注的是“偶然性”。而马刚所介绍的三年后的这位艺术家，好象已经在全力从事空间幻影数码技术方面的创作了。才三年，他看上去明显已是中年人了。也许是因为他的工作离不开严谨的技术，他才老得那么快吧。但老了也没什么可怕，另外一种风味罢了。
总的来说，这三个人同时出现在大使馆时，真是性格各异。搞“人体透视”的女孩比较开朗，头上绑着两个大马尾巴，倒有点象我们国家陕北女孩的发型；作“老鼠电影”的，就比较羞涩，回答来宾、记者的问题时常常要脸红，使人没法相信她从事过那么烦琐的软件工作；“光头”明显是成熟的多，气质上与画家们很象进。
南小街新疆风味餐厅的厨师叫艾德瓦，在他的暗中策应下我这个毫无工作经验的“配菜”竟然被老板奥依瓦斯录用了。并且晚上可以住在餐馆，这令我很高兴，原因之一是能就近拜访住南竹竿胡同的陈绶祥。
我感觉同维族人很容易合得来。艾德瓦对于助我“成功”的事不无自豪地说：“你们汉族人彼此不爱帮忙，我们不是这样。”
老板奥依瓦斯看上去大约有六十岁，体态魁梧，表情深沉。艾德瓦告诉我奥依瓦斯大叔脾气会很大，但也很爱开玩笑。他还顺嘴说了个维族谚语：“天上的鹰飞得高，新疆的老汉人老心不老。”
早上十点，我按时赶来。先是打扫卫生，烧开水，然后切菜，洗盘子。直到下午两点以后才休息一下。四点半又开始张罗迎接晚间的食客，直到夜半。午夜过后开始清擦满是油烟的瓷砖墙壁和自来水池。几个自来水池的里里外外都得伸手擦干净，这个活不是其他人应该干的，就得由我这个配菜工（其实兼着杂工）来干。而我真正力不能及的是切肉片和土豆丝，毕竟在刀功上我没有一丝一毫的基础。所以厨师艾德瓦就难免会发发脾气。
为了“使唤”我方便他们给我起了个维族名字叫什么“萨依玛宏”。
凌晨二时许我同拉面师傅阿玛章就睡在餐厅的桌椅上。被褥已经常年被油烟薰成了黑色的了。
我注意到新疆菜的调料中有孜然粉、番茄酱、花椒水等。孜然叶要包在编织袋塑料布中狠狠地用铁锤砸成末；番茄酱是买来的成品；花椒水是把花椒在水中泡个把小时而得来的。另外他们调菜用的蒜、姜是切碎后用水泡着的。这些在我，都是新的见识。
艾德瓦做的菜里头我对炒腰子最感兴趣，炒烤肉当然也好吃。总弄不太熟的拉条子和炒面片我却是受不了，吃了就拉肚子，好在过了几天就适应了。烧好的板筋串我咬着很费力，大概普遍地新疆人的牙齿要好一些。在这里干活的几个新疆人都是充满童真的，在我看来，毫不顾忌地追究别人的根底是他们豪爽性格的体现。
烹饪确实博大精深，单论配菜的话，一个合格配菜工的刀法要随所切东西的不同而不同，从容使转，以气导之，可远没有“丁配丁，丝配丝”那么简单，恐怕非在高水平大橱的带领和指导下不能掌握。
艾德瓦是乌鲁木齐“新疆宾馆”的厨师，因为在那里每周只休息一天，不能出远门，所以一直向往着外边世界的他干脆来服这远役。不过他说在他心目中新疆永远是最好的地方。
他说维族的男人把婚礼看成一生中最高兴最得意的时刻，亲戚朋友一起欢庆，男女老幼无不载歌载舞。维族的青年、小孩，见到长辈都要左手腹前右手腰后屈身行礼，并嘘寒问暖，如有需要，都会尽心竭力提供帮助。相形之下男人们对待自己的配偶则常会拳脚相加，他们是最以怕老婆为耻的。
我问奥依瓦斯“萨依玛宏”到底什么意思，奥依瓦斯大声嚷到：“就是怕老婆的意思”。大家都笑了，搞得我一头雾水，不知该不该信他。奥依瓦斯说他的汉名是老虎，他说他有个二子叫狮子，我也无从知道他是不是瞎说。
我无意中问奥依瓦斯有几个老婆，他说：“连一只公鸡都配八、九只母鸡呢。”这个目光清澈的老人，嘴巴一翘就要开玩笑了：“人老心不老，树老根不老，老婆子老，屁不老。”
有一次午夜刚过，一个穷途末路的东北小姑娘来店大饮，旁桌有两个北京青年，其中一个小个子口气甚大，一个劲标榜他如何如何有钱。起初姑娘还对北京人的狂言厉言相斥。最后还是跟着这两个不怀好意的家伙走了。关门后餐厅里只剩下阿玛章和我，我们歪在“餐桌床铺”上边喝啤酒边聊天。他说话我听不太请，“打包、打包”地说了一大通，终于我明白了他说的是“打炮”。他说在新疆干这事便宜得多，三十块钱一次，他一月能有个两三次。但在北京太贵了，三百！他已一年没“打炮”了。
第二天的凌晨，十九岁的阿波拉尔把我叫到他和艾德瓦睡觉的后堂上面的小搁楼上，主动同我说他的事情。这个专门烤羊肉串的小伙子说他十六岁就有了儿子，有过四个姑娘，只有一个很好，其他的他不要。他曾与一个东北姑娘“弄”过一次，她只要了五十块钱。我突然想起艾德瓦几天前曾跟我说过，维族人见到一男一女在大庭广众之下搂抱亲嘴，连小孩都看不起。而现在阿波拉尔是在拿这种事自我炫耀吗？不过显然他在讲述时倒毫无虚饰。
年轻的阿波拉尔讲完他的故事，打开了录音机，那是一盘婉转妖娆的维语新疆歌的磁带，女歌手的声音甜美跳跃，让人不由想起电影《阿里巴巴和四十大盗》里的阿拉伯舞女。
“你要干好好干，不想干就同老板说。” 艾德瓦的话让我一时摸不找头脑。
本来好好的阿玛章竖了几瓶啤酒后也一反常态。其实，也许他是相对比较正直的。睡觉前他有几句话使我乍然感到这个五人小饭店似乎暗藏了许多“玄机”，并没有我起先想象得那样简单。再一想我也没有什么好怕的，我相信什么东西都是可以化解。我依旧干我的活，空闲了就给店员们画小像。还和一个来吃饭的巴基斯坦商人用英语交谈，碰巧让从鼓楼大街的总店（奥依瓦斯开了两个店）赶来收帐的奥依瓦斯看到了。他说：“萨依玛宏还会说外国话呢？！”
第二天我寄了封家信后，告诉爸爸我收到了他们最近三百元的汇款。然后拿上那两张布朗先生给的请柬，叫上阿玛章来到位于史皇k的云峰画廊。
史皇k大院里露天放了一方大台案，上面好吃的多多，择取随意。不但阿玛章没想到会来到这么一个奇妙所在，我也没想到会这么“温馨”。
一个胖胖的白人小女孩天真而有趣，两颗“兔子牙”越发显出她的机灵来。跑来跑去的，在人群间忽隐忽现。
这史皇k大院北侧的台墀上，板石、栏石都有数百个年头了，独是一片幽古境地。蹬上去后，发现那小女孩和另外一个小伙伴正在上面唧唧喳喳呢。我上前同她们打招呼，原本无拘无束四处穿梭的她们，竟礼貌地、矜持地立在那里回应我的问话，标准的纽约口音。旋即她俩礼貌地告辞，去看东边的陈列厅了。
“你们汉族人脑子不好使，整天就知道孔子、孟子。”休息的时候奥依瓦斯对我说。
“孔子、孟子有什么不好？”我说。
“不好，不好。毛主席解放全中国，毛主席好！“
“毛主席是汉族人啊，怎么说汉族人脑子不好使？！”
“其他汉族人就是不好使嘛！”
“诸葛亮聪明不聪明？”我是有点急了。
奥依瓦斯也呼地站起来，说：“我们有阿凡提！”
满堂轰笑中奥依瓦斯背着手走出饭店门外，跨上他的三轮车往总店去了。
女服务员和艾德瓦坐下来讲开了他们自己的身事。她的话真假难辩，乏善可陈。而艾德瓦所叙述的，是一个父亲和一个儿子的真实故事。艾德瓦十八岁时的一天早上，父亲叫他起来，带他去了阿克苏宾馆，原来父亲事先已和人家谈妥，艾德瓦就在这里上了班。他当时却不知道这一天就是他结束游手好闲的生活而开始他的厨师生涯的日子。他有了这份工作后，不但把高超的厨艺学到了手，还得以去了很多地方，也学会了其他很多事。后来爸爸妈妈又带他去喀什，也没告诉他要去干嘛，到达后才知道是要他在喀什上烹饪学校，但他只在那里呆了八个月。他父亲对待儿子的方法岂不很有趣。他说在阿克苏宾馆的时候曾有一个已婚妇女勾引他这个“小白脸”，趁机往他大腿上座，大家听罢都大笑，说他吹牛。
这天睡前我和阿玛章互学对方语言。
第二天下午我带阿波拉尔去了国际艺苑、三联书店和隆福寺。结果晚上奥依瓦斯对我大发其火，说我下午出去的时间太长了。
在奥依瓦斯南小街的饭店干了九天之后，他突然把我调到了鼓楼那边的总店。其实两个店面积差不多，都由一间后堂和一间放有十几张桌子的前厅组成。总店挂的招牌是“新疆快乐餐厅”。这边的大橱要求相对要比艾德瓦宽松些。老板娘向来都是在这边的，人很和善（有时会关切地问我有没有感到很累，有一次还把他大儿子刚从新疆带来的地道的吐鲁番葡萄盛了一盘，端到我切菜的案板上让我吃）。她自己同一个叫克丽曼的回族女服务员一起端菜洗盘照顾前厅。这里还有一个四岁的小姑娘，大家都叫她古利霍曼，是奥依瓦斯夫妇的孙女，长着一双大大的眼睛，总是蹦蹦跳跳的，十分机灵，看到我给其他人画像，她也跑来在椅子上坐好要我画。坐在那里却不老实，不是咯咯地笑就是冲我弄鬼脸。说来这个小家伙真是有点让我惊奇。有一次古利霍曼拉着我俯下身子在她腮蛋蛋上亲了一下，象同我早就熟识一样。我要去上厕所，才刚刚迈步，她就知道了我的意图，牵了我的一个食指带我绕到店后面的公用厕所，然后她在女厕所里等着，并给那里的大人看我给她画的像。人家问她谁画的，她也不作声，回来后又带我到洗手的池边洗手。我在刷碗时她递过来隔水手套。古利霍曼不会说汉语，用手势、眼神表示着她的意思。她的机灵乖巧总让我联想起淄川红旗村的一个光头小不点，那也是一个小女孩，同古利霍曼一般大，也是不说话，也张着同样的大眼睛，什么都懂了的样子。所不同的是古利霍曼会给你跳新疆跳舞，而光头小不点会给你练她无师自通的“少林童子功”――陡然把一条腿掰到脑袋旁，两腿直直的，单脚立得也很稳，然后拿亮晶晶的眼等着观众的惊讶。都是造化钟秀啊。
有一次不知古利霍曼闯了什么“祸”，惹得奶奶生了气要打她屁股，小家伙屏息躲到了拉面案板底下。老人装作不知，一边干活一边愤愤得说了很多话，是故意说给案板下面古利霍曼听的。我听不懂维语，但我知道那里边有一些道理，也有一些要求。
阿波拉尔每天早上都来总店取生肉串，有时夜里也过来睡。这边烤肉串的买买提当过一年多的卡车司机，人不胖但是很结实，是个体形匀称有棱有角的维族小伙。买买提和阿波拉尔的年龄都不满二十，但他们各自在夜里用总店服务台上的电话跟“北京女朋友”调情的时候，我对他们的对异性交往的驾轻就熟的能力很让我吃惊，我无从知道是不是所有的维吾尔小伙子都这样。
终于我抽了一个机会去南小街拜访了陈绶祥。
当初到艺术研究院“蹭课”聆听他“书画之道”讲座（为期三个月，每周两个半天）的时候，一次我在后排座位上给他画了一幅小像（并署了名），自认为抓住了他“目接悠远”的潇洒神情，课间时放到了讲台上。他在上课铃响起时见到了它，看后往桌上一扣，随即讲课，课讲得更精彩了。后来他戏称我是“外来户”，不交学费就来听课，让我象正式研究生一样交了一篇论文之外，另外再加一篇听课感想给他。我写了，交了。可惜文章不好（事后再看留的底，才知道两个小文都写得极没条理。包括后来又寄给他的一两封信也是这样）。等整个讲座首尾的那一天中午，我刚走出教室时他上来拍着我的肩膀说：“……有空到我家里玩。”但我能抽身去拜访，已经是一年以后了。
他所住的是南竹竿胡同113号，夏衍住过，周汝昌也住过。可我当时并不知道这“底细”。 他这家（也许仅仅是他自己的书房）有两间房――由五间正房而隔出来的西边两间。冲着沙发的墙上，有他母亲的相片。
落座后他盯着我说：“真年轻啊！”并问我，“你多大年龄了？”
“都快二十七了。”
“真年轻！实在太年轻了”他又这样重复了两遍。我则一派无可如何。在我当时的领会当中，他说的“年轻”包含着稚嫩的意思。而我潜意识所期望的，是遇此“名公”，得其赏识。
他问我打算，我告诉他：“我想考研。”
“学什么呢？”
“美院的绘画专业很难考，我也许会选美术史。”
他问我准备得怎样，我说没准备呢。他笑了：“要考的话怎么不做充分、扎实的准备。”但是他对于我想考研究生学美术史的想法不以为然：“学什么美术史啊？”他知道我要在北京当职业画家的想法后，说：“哪有什么职业画家？画家都是有了职业才当画家。……你这样一个人出来闯，你爸爸妈妈多担心啊？！”
在接下来的谈话中，我感到他的思路太快了，我“招架”不住。于是不多时就起身告辞。他让我等等，逆光端详了我一番。令我没想到的是，他照我额头上轻吻了一下。我感到受了长辈温柔的抚爱；也有点难为情；同时，也觉得似乎是承载了命运的一个什么“神秘的托付”。说实话，直到现在，陈师还是对我影响最深的人。他是讲堂上的大艺术家，是大学者、画家，是可称为“奇异”的真正的高人。
临别时他问我：“你一个人留在北京有没有信心？有什么困难来找我。”
这又是在鼓励了。
饭馆的活儿并不轻松，除了每天早上例行要切的一大盆牛肉片，还需供应好两个厨师的备菜。其紧张繁忙的程度正如我给绶祥先生寄的一首诗所描绘的那样：
利刃霍霍牛羊开，
炉火熊熊烟雾腾。
呼来唤去杯盘走，
常于就枕听鸡鸣。
带着一身的疲惫我去看了吴冠中画展。我只喜欢他的油画，而且是无比的喜欢；我最佩服他的色彩，因为它们是我梦想之外的美好。他的风景油画，无一不是深根于华夏文明，又无一不是清新绝尘的。
“星光”王团长知道我在饭店打工后，在电话里安慰我说：“很多成功人士都打过工。”我说：“反正学会了做菜，将来讨了老婆可以避免挨骂。”她听后哈哈大笑。她说沈际康先生正打算给我介绍一个展览公司的工作。
由于“新疆快乐餐厅”的独特的位置（它距离鼓楼只有几十米远，基本处在老北京城的中轴线上），来的客人异常多样：附近的居民，中戏的学生，开出租的司机，人艺的演员……用三教九流来形容，一点都不为过。
饭馆生意不错，一个服务员不够了，就要再招一个。可是一连试了好几个应聘者都不合适，直到河北一个姓王的姑娘试过工后才算定了下来。本来克丽曼来的时间也不长，但老板娘很喜欢她，在加上他天性泼辣，在与小王姑娘的相处中也就有点侍强凌弱的意思。小王个头比克丽曼高出许多，不干活的时候慢吞吞的不爱说话。但是小王很善于洞察一些事情，也很有主见。一次摘菜的时候克丽曼专横跋扈地要小王给她让座，小王没听见一样的文丝不动。任凭克丽曼三番五次地嚷，人家就是置若罔闻。奥依瓦斯在一旁打趣说：“看样子炮打也打不动。”
奥依瓦斯有四个儿子，大儿子就是古利霍曼的父亲，是个精明的商人。大儿媳可能比丈夫更有经验，已经在北京经商十八年了。她又白又胖围着花头巾的样子看上去确实有几分神秘。奥依瓦斯最小的儿子尚在民族大学上学，每到周末就来店里，顺便从奥依瓦斯手里拿生活费。他样子瘦瘦的，看上去既老实又听话。
一天早晨五点半我刚刚从餐桌拼成的“床铺”上醒来的时候，发现奥依瓦斯的小儿子带着买买提、艾买提（两个厨师之一，有时他也拉面）从外面回来。从他们依然兴奋不已的议论中，我知道他仨人是到“滚石”去蹦迪了。
奥依瓦斯的三儿子已经不上学了，也经常来店里。种种迹象表明，他很让奥依瓦斯夫妇揪心，两个老人在角落里沉痛地讨论什么事情的时候，我感到了他们的某种绝望情绪。原来老三吸毒成瘾！
我也跟着遭殃，先是丢了一百块钱，奥依瓦斯径直就断定是他“老三”干的。要我不要怕，再有这等事就揍他。
等奥依瓦斯给了我工资，又被“老三”偷了。我是在一天早上被O@的声响惊醒的时候，看到“老三”匆忙放下我放在枕边的裤子，结果就又发现少了钱，这次是二百（还算仁慈，给我留了一百多）。向他讨要，他却不承认，于是两边就动了手。我先打的――在那样的处境下，三百块钱的意义并不仅仅是三百块钱了，我勃然大怒以至于挥拳打人，这还是第一次。但是拳打在他脸上我感到力量太小了，尽管我是全力打出去的。纠缠在一起后，他猛地用头把我撞开了。这一招倒新鲜，没见过。刹时众人来劝，他还跳着脚地嚷：“好！你老道！你老道！”
我只能离开了。
就这样，我在新疆大叔奥依瓦斯的两个餐馆里前后共干了二十三天的配菜工作，从一个不知道“配菜”为何物的配菜工，“成长”为了一个会切薄肉片，会揪面片（一种伊斯兰面食），会做几个简单新疆菜的，暂时不用上班的自由人。至于失窃的三百元钱，奥依瓦斯替他的“老三”赔了我两百――他说第一次失窃我没有当场抓住，不算数。
张京京是张垦老师的儿子，因为曾在一个画室画过画，所以相互间比较熟悉。当我意识到为了找工作得赶快学会平面设计软件的时候，我想到了他，并到清华找他请教。他们一家三口所住的欧式房子，是华罗庚的旧居。这红砖砌成的住宅本来独门独院，现在为包括张垦老师一家的两家人分而居之，各配着车库，倒也还宽敞。
张京京已经在“清华紫光”搞工程方面的工作（制图、预算和工程管理），对Photoshop比较熟，知道我的来意后，他干脆交给我一套Photoshop教学光盘。我当然如获至宝，回到祁家豁子认真地看。
很快的，沈际康先生牵线，我到袁珏亮的“美杰广告展示公司”应聘。落座后没说几句话他就言道：“你这个人会做出自己一番成就的，我不会看走眼。”他这话让我很意外，同时又很感动。我看得出，他不是那种喜欢“虚套”的人。
等我第二次到他公司，我如约交给他一个我自己的“平面设计作品”。因为京京的VCD没有马上在我身上见立竿见影的效果，情急之下，我是到中旅大厦找廖敏的朋友邱小强给作的这份东西――基本上是这样的吧。我当时太需要找到一份工作了，以至于昏了头，去欺骗了袁珏亮，我做得不对。回想起来自己很觉得寒碜。
结果是，加盟“美杰”的事经过几轮接触后没有成。
与廖敏伉俪联租合住的情况下我又拿不出房租的这件事，成了我的一块巨大的心病。不但影响了去“星光”的排练和演出，还导致了我的心灰意冷，动了彻底“打道回府”的念头。廖敏不同意我回去，因为正巧同学伊晓东所在的时代合信展览展示公司那里需要一批手绘装饰画，毕竟这是个机会，尽管拿到这个活儿的人还不一定是我。廖敏认为我应该争取一下。
但是廖敏的意见并不代表所有人的意见。最终，我还是倾向于放弃。
把这个想法告诉元凯夫妇后，兆英伯母专门包了水饺为我送行；元凯先生则比较默然，并不说什么话。
从元凯先生家出来后，顺势到了附近的南竹竿胡同去找陈绶祥先生。在我这是件很重要的事――在我自认为就要离开北京的时候，何况他也对我表示过邀请的意思。敲门进去，他正在打电话，冲着电话那头说他并不愿意参与四环以外的单位集资建房。
放下电话后，他说：“我不留恋北京，也许退休之后回广西老家。而且我还不喜欢住楼房，不喜欢乘电梯时看到电梯里的人的面孔。劝我买房子的售楼小姐们被他我唤作房地产商的‘帮凶’”。
我说：“最近我刚读了您的《遮蔽的文明》。”
“那都是过去的东西了，有些人出一本书就以为里程碑似的。”接着话题转到了绘画上，“……我们画油画只能算是在搞‘翻译’。‘翻译’的传达总是有限，就象学了外语可以翻译人家的东西，但没有哪一个中国人能靠用外语写作而成为大作家的。”
“吴冠中作为中国人，油画的确好啊！”
“翻译也会有好东西，比如傅雷翻译的东西就很好。”
我拿出来自己的一些札记请他看。陈师略微看了一眼就说：“你现在想的东西往往是你不能胜任的。写东西要知道‘文无第一，武无第二’的道理。说明文不要写，也没有什么议论文，读书笔记也无太大必要，摘抄可以作一点。要写就写记叙文，好文章好诗词不都是在记叙东西嘛。不管是文章、日记还是散文，尽量把它写得好看就行。至于读书，要注意循序渐进，这好比挑担子不能超出了自己的负载力。当然有些必须读的书，再难也得好好读完。”
我问：“负载力是否与悟性、年龄、经历有关？”
陈师说：“在于你的路数了，暂时考虑不了大问题，你可以先考虑小的。老师的指引很重要，没有老师是学不出来的。”
在淄博过千禧年春节时，自然又是好一阵迟疑，最终我又上路了。这次不是直接来的北京，而是先去黑龙江泰来县探望了一位朋友。这次计划外的探望所导致的结果是，我出发时带在身上的五百多块钱，在我走出北京站的时候已经只剩四大块了。
这是个很严重的问题，幸好李小卫（那时他又在美院进修美术史）帮了我的忙，不但借给我生活费，还帮我争取了为虹桥某画廊画画的“活儿”。
我随着李小卫陆续地往虹桥的那个画廊送了几幅小画，赚到了一点钱，但情况并不乐观。我已无力再租正住的房了，也不能继续一如几天来的状况和小卫挤他的小床啊！记得房东的不大的院落里还有一间更小的斗室的，我去问了一下，正好空着，每月只有六十元，这令我喜出望外。去告知小卫时，他的房东老汉正给他施威呢――嫌他擅自让我这个外人入住，声言要把他也哄走。老汉说：“花家地有一家人，租房租给了杀人犯，人家事先也不知道呀，公安局抓人抓到他家里了。好嘛！罚了十来万……”小卫大笑，说：“还杀人呢，柳长松连只鸡都不敢杀。”这时我正好走过来，笑着告诉老汉我已自己找了房了，肯定马上搬走。
那间月租六十的斗室其实是盖着石棉瓦的只能容下一张床板的小棚子，一扇大窗户玻璃全无。刚刚进到三月的天气还是很冷的，夜间我在这样的小棚子里只盖一张二十块钱的“黑心被”（从家带来的棉被棉褥已于去年年底运回淄博了）的情况下，做的梦都是冷飕飕的。
在小棚子里住了二十天后，兆英伯母在不了解我的这种处境的情况下，还是叫我住到了她家，凭空给她添麻烦，我不免有些于心不安。
苏新平是呼和浩特人，中央美院优秀教师，画家。至于他哪一年当的版画系系主任，是正的还是副的，我都不太清楚。对我来说，我知道他是怎样一个画家就够了。
因为和红门画廊签约，他的画名很大了。英国某画廊一下就从“红门”买了他四十幅石版画。油画他也画，臆造的人物，大幅，风格独特到一眼就知是他的。在不同场合见过一些他的作品后，一旦见到他本人，觉得很兴奋。
那是在澳大利亚大使馆。若干中澳华人的绘画和装置作品在那里展出着，组织者请艺术家本人来现场和观众交流，苏新平也来了。他留着长法，上身穿棕色皮甲克，下身着牛仔裤，脚上是褐色矮筒大牛皮鞋。话语很柔和，松松的，慢慢的，听得出他是个很沉静的人。同时又深蕴阳刚。
我问他：“您每一幅油画都有素描搞吧，但您画素描搞好象都不使用模特，是这样吗？”
他说：“就是肘、膝等处的衣纹有时需要让人摆一摆。”
我意识到他的这个经验之谈对我很有借鉴意义，于是接着问我关心的事：“素描稿一般该多大？”
他拿手比画了一个尺寸：“十来公分就行了。”
还是南竹竿，还是面对陈师高高地挂在墙上的母亲慈容的照片。我怯生生地把仅仅两块钱的草莓放在茶几上。
我问：“您对××和××（两位知名小说家）在报上吵架的事怎么看，谁占了理呢？”
“两只狗在路上打架，你碰上之后该怎么办？”
“不管。”
“经、史、子、集才是文学，小说充其量只有闲谈的价值，小说只能是零食，你在食物很丰盛、已经吃得很饱的时候，何必去吃零食？你们这一代人，东西方的哲学和文化都吃得不透，所以就只知道去看小说。”
“您喜欢王小波的东西吗？”
“王的东西有点不大健康。打个雷是挺响，可你去听它干嘛？”
“我还是觉得王的文字有他美好的一面……”
“我也不反对写小说，看你怎么写了。小说在西方很受重视。但西方人根本上是机器，布封不就说人是机器吗？他们的文化背景导致了艺术家都放浪不羁，或者是疯子。”
“在中国是这样吗？”
“不是。我们是‘志于道，据于德，依于仁，游于艺’。”
“徐文长算不算放浪不羁？”
“他才严谨呢！去看看他的四慎园，看看他的著作就知道了。徐渭还是文学家、戏剧家、书法家，他在艺术上是要探寻新的法式，并非放浪不羁。”
我又问：“艺术家必须严谨吗？”
“艺术恰恰是最要严谨的。开矿石的人放炮很危险，不小心行事就会出事故。搞艺术怎样弄都不会炸死人，但是不严谨你就搞不成。”
“最近电视上在放《钢铁是怎样炼成的》……”
“那是最没意思的东西了。《钢铁是怎样炼成的》那叫名著吗？《水浒》也不是名著啊，仅仅三流读物嘛。弗罗依德的书也不算名著，西方学界早就有所共识。还有叔本华，他的东西放在现代也只有初级启蒙的意义。还说什么陶行之是教育家，他只是个小学教员，孔子才是教育家呢。……东方西方都要协调，所以就导致本世纪中国没有哲学家。”
陈师转而问我：“你有没有女朋友？”
“没有，但是有一个挺说得来的女同学。”
“这不是有吗？”
“她不是我对象啊。”
“是女的吗？”
“是啊。”
“是你朋友吗？”
“那不就是‘女朋友’吗？！”说完他在那里诡谲地笑起来，打了胜仗般，胖胖的肚子一颤一颤的。
起身告辞的时候，他叫我把带去的两斤草莓再带走（他一点都没吃，倒是我把他递来的香蕉啃了好几个），并说以后不要带东西。他要我常来。
“好好读书，别瞎折腾。”这是我离开时他在大门外喊的话。
我每天吃着兆英伯母做的饭，在不时出现的沙尘暴天气的间隙里一边在门口画些静物、花卉等便于出售的画儿（除了虹桥，还往阜成门外的万通商厦送，在万通以很便宜的价格卖过一幅临摹的花卉），一边出去找工作。一个坐落在东皇城根的文化传播公司答应我先去试着干一周，但第三天上那个山西籍的经理就打发我了，原因是我的待人接物不符合他的要求。比如有一次我给西城区的一位副区长照相时，喊了“一、二、三！”他说这不行。这其中的“玄机”可能很深奥？
而在他打发我的前一天，其实我就介入了时代和信的一个电信发展方面的系列浮雕设计。由于伊晓东的引见，时代和信是第一个给我真正设计工作锻炼机会的公司，也许也是最后一个。
宽敞的办公室几乎就成了晓东和我的工作室了，一天到晚行声坐卧基本不受什么限制。甚至办公室里随时能看到“香港影视台”优秀海外电影的电视机，也没有被挪掉，一到晚上，它就成了我（晓东好象没我感兴趣）工作之余的“宠物”了。本来时代和信的老总刘兴华先生就是个毫无经理架子的实干家，由于他的温顺性格大家都直接叫他“兴华”。他给提供了这样宽松环境的同时，资料调配上又及时、充沛，在加上晓东，包括刘先生所表现出来的才华，使得我在画草图的过程中，在参与完善整个设计的过程中，确实前所未有地体会到了一种群体性的勃勃生机。在这样的环境中，自己的潜能当然就发挥得比较充分。
两周之后，不知费了多少纸，十二个浮雕的方案图就被我们三个人完成了。我为此得到的酬劳大概是一千二百块钱。这已经让我很欣慰了。酬劳的多少与在此过程中得到的体验相比，便不是太重要了。
在国际艺苑邂逅了王华祥。他当时正在向某位办展的画家介绍一个什么周末的“活动”，我凑上去也要了他一个电话号码。
农历四月初八这天，是祖父的生日，我及时赶回了黑旺。按照预先的计划,几天后经济南往邯郸而来。到了邯郸我给LS打电话，她正在峰峰给同学做伴娘。我于是在一个叫“华北饭店”的地方住下，便去找她的学校。那是一所成人教育性质的师范学校，LS上的是钢琴专业的大专班。到了校门口，知道怎么过来，也就罢了。她又不在，我当然再折回旅馆。在这个往返的途中，我基本是沿着一条河在走，见到很多年岁不匪的房屋、矮的楼宇和单位的院落。
第二天就去看邯郸博物馆，结果人家不开放。但是在路上看到了从台公园的大门，虽没进去，但已经“嗅”到了某种只有邯郸才有的历史信息和人文密码。我从从台公园逛回旅馆，在它对过网吧呆了一会，这是我平生第一次进网吧，有些不知所措。
下午着一身漂亮衣服的LS赶来旅馆，在房间里交谈了两小时。我由于内心的莫名惶恐而滔滔不绝，尽是些不着边际的话。然后LS回了附近她上学的学院。
从床上一觉醒来吃过早点，LS穿另一身平常衣服送了辆自行车来以便我出行。她去上课，我骑车来到赵苑公园，认识了画国画、玩赏石的王建洲，他给我的印象是散淡、随和而不失清秀。接着我进到离他的赏石店仅百米之遥的“邯郸成语典故苑”里。这是个非常有意思的地方。我只提了一瓶啤酒，中午饭也干脆免了，把所有的“成语石”的背面的说明文字细看了一遍，一边看一边遐想，尽日而返。
骑车回旅馆的时候，可能是走错了路，这才意外地邂逅了学步桥。这是一座著名而古老的多孔石拱桥。我在黄昏的微光下仔细地端看桥侧的一幅幅石浮雕。一个古代妇女的臂膀，雕得生动极了。
回到旅馆不久，LS穿一身舞蹈练功服过来了，看样子是刚上完形体课。她说老师对她不错。她告诉我，课余她还干一份推销化装品的差事，能补贴开销。
第二天一早起来，我望着窗外一棵巨大的香椿树，觉得它的婆娑和旺盛正契合了我的心情，能见到LS，我正该喜悦，于是写了这首《香椿树》的诗。
可事情依然不能如我所愿。
终于，我在胸口的颤抖当中听到LS吞吞吐吐地说：“柳老师，我知道您诗里的意思，但我必须告诉您昨天就想说出来的一句话――我不喜欢你。”
“可也许会呢？”我说话的声音已经很低。
“不可能。”
在淄博过千禧年春节时，自然又是好一阵迟疑，最终我又上路了。这次不是直接来的北京，而是先去黑龙江泰来县探望了一位朋友。这次计划外的探望所导致的结果是，我出发时带在身上的五百多块钱，在我走出北京站的时候已经只剩四大块了。
这是个很严重的问题，幸好李小卫（那时他又在美院进修美术史）帮了我的忙，不但借给我生活费，还帮我争取了为虹桥某画廊画画的“活儿”。
我随着李小卫陆续地往虹桥的那个画廊送了几幅小画，赚到了一点钱，但情况并不乐观。我已无力再租正住的房了，也不能继续一如几天来的状况和小卫挤他的小床啊！记得房东的不大的院落里还有一间更小的斗室的，我去问了一下，正好空着，每月只有六十元，这令我喜出望外。去告知小卫时，他的房东老汉正给他施威呢――嫌他擅自让我这个外人入住，声言要把他也哄走。老汉说：“花家地有一家人，租房租给了杀人犯，人家事先也不知道呀，公安局抓人抓到他家里了。好嘛！罚了十来万……”小卫大笑，说：“还杀人呢，柳长松连只鸡都不敢杀。”这时我正好走过来，笑着告诉老汉我已自己找了房了，肯定马上搬走。
那间月租六十的斗室其实是盖着石棉瓦的只能容下一张床板的小棚子，一扇大窗户玻璃全无。刚刚进到三月的天气还是很冷的，夜间我在这样的小棚子里只盖一张二十块钱的“黑心被”（从家带来的棉被棉褥已于去年年底运回淄博了）的情况下，做的梦都是冷飕飕的。
在小棚子里住了二十天后，兆英伯母在不了解我的这种处境的情况下，还是叫我住到了她家，凭空给她添麻烦，我不免有些于心不安。
苏新平是呼和浩特人，中央美院优秀教师，画家。至于他哪一年当的版画系系主任，是正的还是副的，我都不太清楚。对我来说，我知道他是怎样一个画家就够了。
因为和红门画廊签约，他的画名很大了。英国某画廊一下就从“红门”买了他四十幅石版画。油画他也画，臆造的人物，大幅，风格独特到一眼就知是他的。在不同场合见过一些他的作品后，一旦见到他本人，觉得很兴奋。
那是在澳大利亚大使馆。若干中澳华人的绘画和装置作品在那里展出着，组织者请艺术家本人来现场和观众交流，苏新平也来了。他留着长法，上身穿棕色皮甲克，下身着牛仔裤，脚上是褐色矮筒大牛皮鞋。话语很柔和，松松的，慢慢的，听得出他是个很沉静的人。同时又深蕴阳刚。
我问他：“您每一幅油画都有素描搞吧，但您画素描搞好象都不使用模特，是这样吗？”
他说：“就是肘、膝等处的衣纹有时需要让人摆一摆。”
我意识到他的这个经验之谈对我很有借鉴意义，于是接着问我关心的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