华夏消化病名医大汇集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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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华中医药学会脾胃病分会是隶属于中华中医药学会的二级学会，于1983年9月成立，2006年8月正式更名为中华中医药学会脾胃病分会。28年来，学会逐渐发展成为一支拥有学术顾问、委员等200多人的专家、学者队伍，遍布全国29个省市自治区。是全国医学行业者们学术交流的纽带与平台。
&中华中医药学会脾胃病分会是由民政部备案并于中国科协登记注册的，隶属于中华中医药学会的二级学会。脾胃病分会现任主任委员是首都医科大学附属北京中医医院张声生教授，名誉主任委员李乾构、周学文、单兆伟教授;学会现有学术顾问26名、副主任委员5名、常委36名、委员95名，急症学组委员24名，人员涉及全国29个省市自治区，是全国从事中医、中西医结合消化病临床、科研与教学等工作的专家学者们学术交流的纽带与平台。
&&& 中华中医药学会脾胃病分会经历了一个从无到有，从小到大的发展过程。1981年9月，全国中医内科学术交流会于在湖北武汉召开，会议期间通过民主协商，成立了全国中医内科学会，选举北京中医学院东直门医院董建华教授为全国中医内科学会第一任会长。大会决定组成脾胃病学组、痹病学组、中风学组、热病学组、胸痹学组、血证学组、呼吸病学组、肾病学组等进行专科专题学术交流。1983年9月全国各省市脾胃病专家学者在甘肃兰州召开了第一次学术交流会，并组建内科脾胃病学组，选举北京中医医院吉良晨主任医师为全国中医内科学会脾胃病学组组长，步玉茹教授和徐景藩教授为副组长，李乾构为学术秘书。1985年在温州，1987年在大同先后召开了全国脾胃病学术交流会。1989年9月，在江西庐山召开了全国中医内科脾胃病学组第四次全国交流会议，会议期间除进行学术交流，还进行了脾胃学组更名和换届选举，通过民主协商和投票选举，选举北京中医医院院长李乾构教授为全国中医内科学会脾胃病专业委员会主任委员，选举周学文教授和单兆伟教授为副主任委员，任蜀兵为会务秘书。委员有马山(青岛海军疗养院)、马贵同(上海中医学院附属龙华医院消化科)、王淑兰(中国中医研究院基础研究所)、田德禄(北京中医学院东直门医院消化科)、李玉波(中国中医研究院西苑医院消化科)、李乾构(北京中医医院)、张光华(四川中医学院附属医院消化科)、劳绍贤(广州中医学院脾胃病研究所)、杨春波(福建中医药研究所)、单兆伟(南京中医学院附属医院消化科)、周学文(辽宁中医学院消化科)、徐振盛(中国中医研究院广安门医院消化科)、董长宏(中日友好医院)、高金亮(天津中医学院)、陈建冲(西藏自治区人民医院)、金洪元(新疆中医学院附属医院)、余琦昭(海南省中医院)、王宜增(黑龙江牡丹江市第一人民医院)、王荣球(广西中医学院第二附属医院)、王自立(甘肃省中医医院)、陈云芝(陕西中医药研究院附属医院)、皮持衡(江西中医学院附属医院)、王雨梅(吉林中医药研究院)、王宁(山西中医研究所)、夏庆平(湖南中医学院第一附属医院)、龙祖宏(云南中医学院附属医院)、许鑫梅(广州中医学院附属一院)、唐良玉(安徽芜湖市中医院)、马骏(安徽中医学院第二附属医院)、周亨德(浙江中医学院附属医院)、陈泽民(同济医科大学附属协和医院)、李振华(河南中医学院)、徐复霖(第一军医大学)、康相彬(内蒙古自治区中蒙医院)、吴文尧(贵阳中医学院第一附属医院)、赵育才(河北唐山市中医院)、王树华(宁夏自治区银川市中医院)、王常绮(青海省中医院)。此后，脾胃病专业委员会每年召开一次全国脾胃病学术交流会，并将学术交流论文汇编成册。
&&& 1990年在广州召开了全国脾胃病第二次学术交流会议，由广州中医学院附属医院承办。1991年在昆明召开了全国脾胃病第三次学术交流会议，由于云南中医学院附属医院承办。1992年在武汉召开全国脾胃病第四次学术交流会议，由同济医科大学附属协和医院承办。1993年9月在贵州召开了全国脾胃病第五次学术交流会议，由贵阳中医学院附属医院承办。1993年内科脾胃病专业委员会组织全国脾胃病专家编写出版了我国第一部中医胃肠病专著--《中医胃肠病学》。1994年9月在芜湖市召开了全国脾胃病第六次学术会议，由南京中医学院附属医院、芜湖市中医院和合肥中药总厂承办。1995年10月在青岛召开了全国脾胃病第七次学术会议，由南京中医药大学附属医院、青岛海军疗养院和合肥市神鹿药业有限公司承办;1996年9月在在贵阳召开了全国脾胃病第八次学术会议，由贵阳中医学院第一附属医院和合肥神鹿药业有限公司承办;1997年10月在济南召开了全国脾胃病第九次学术交流会，由山东中医药大学、合肥神鹿药业有限公司和扬子江药业集团公司联合承办;1998年9月在杭州召开了全国脾胃病第十次学术交流会议，由北京中医医院、北京市中医研究所和合肥神鹿药业有限公司联合承办，会议期间进行了换届选举，与会代表一致选举李乾构教授为全国中医内科学会脾胃病专业委员会主任委员，选举周学文教授和单兆伟教授为副主任委员。1999年10月在成都召开了中国中医药学会内科脾胃病专业委员会第十一次学术交流会，由泸州宝兴药业、北京中医医院和合肥神鹿药业有限公司联合承办。
&&& 2000年8月在呼和浩特召开了中国中医药学会内科脾胃病专业委员会第十二次学术交流会，会议由内蒙古中蒙医院、本溪第三制药厂、泸州宝兴药业集团、合肥神鹿药业有限公司和海南轻骑海药股份有限公司联合承办。2001年3月内科脾胃病专业委员会又组织全国脾胃病专家编写出版了《实用中医消化病学》。2001年9月在天津召开了全国脾胃病第十三次学术交流会议，由天津中医学会和天津中医药研究院承办，会议期间选张声生教授为秘书长，选吴耀南、钦丹萍、杨胜兰为副秘书长，汪红兵为学会秘书。2002年9月在山西太原召开了中华中医药学会内科脾胃病第十四次学术交理会，由山西中医学院和山西省中医药研究院承办。2003年在10月在河南郑州召开了中华中医药学会内科脾胃病第十五次学术交流会，由河南中医学院第一附属医院和河南省中医药研究院承办。2004年9月在湖南长沙召开了中华中医药学会内科脾胃病第十六次学术交流会，由湖南中医学院、湖南中医药研究院、湖南九芝堂股份有限公司承办。2005年9月在重庆召开了中华中医药学会内科脾胃病学会第十七次学术交流会，由重庆市中医院承办。2006年8月在沈阳召开了中华中医药学会脾胃病第十八次学术交流会，由辽宁中医药大学附属医院承办，会议期间进行了换届选举并正式更名为中华中医药学会脾胃病分会，选举工作由中华中医药学会副秘书长曹正逵、学术部刘平主任、办公室朱桂主任主持。经过民主协商和正规选举程序，选举首都医科大学附属北京中医医院张声生主任医师为中华中医药学会脾胃病分会主任委员，辽宁中医药大学王垂杰教授、南京中医药大学附属医院沈洪教授、中国中医科学院西苑医院唐旭东教授、河北医科大学李佃贵教授、广州中医药大学第二附属医院黄穗平教授、内蒙古中蒙医院牛兴东教授为中华中医药学会脾胃病分会副主任委员，王垂杰副主任委员兼任秘书长，汪红兵、袁红霞、刘凤斌、陆为民为副秘书长。常务委员有张声生(北京)、唐旭东(北京)、杨晋翔(北京)、赵静(北京)、李军祥(北京)、唐志鹏(上海)、张亚声(上海)、刘华一(天津)、袁红霞(天津)、雷正荣(重庆)、李佃贵(河北)、杨保元(河北)、牛兴东(内蒙古)、王垂杰(辽宁)、李明(吉林)、谢晶日(黑龙江)、路广晁(山东)、刘沈林(江苏)、陈涤平(江苏)、 沈洪(江苏)、& 薛西林(安徽)、钦丹萍(浙江)、吴耀南(福建)、黄恒青(福建)、张小萍(江西)、赵文霞(河南)、叶松(湖北)、黄穗平(广东)、刘友章(广东)、 黄明河(广东)、白兆芝(山西)、张光奇(贵州)、余泽云(云南)、李学武(陕西)、田旭东(甘肃)、吴鹏(新疆)。同时，建立了脾胃病分会急症学组，推选北京中医药大学东直门医院杨晋翔教授为脾胃病急症专业主任委员，南京中医药大学附属医院刘沈林教授、广州中医药大学第一附属医院刘友章教授、上海中医药大学附属龙华医院唐志鹏副教授为副主任委员、天津中医药大学附属保康医院袁红霞教授，北京中医药大学东直门医院王新月教授任急症专业秘书长，脾胃病急症委员有杨晋翔(北京)、李保双(北京)、王新月(北京)、王国玮(北京)、&&&&& 唐志鹏(上海)、秦岚(上海)、王松坡(上海)、霍青萍(上海)、&&& 袁红霞(天津)、陈大权(天津)、王秀娟(天津)、刘建平(河北)、曹志群(山东)、刘沈林(江苏)、徐进康(江苏)、田耀洲(江苏)、王翼洲(安徽&&&&&& )、 储浩然& (安徽& )、乔樵(浙江& )、曾宏翔(福建)、林应华(福建)、刘友章(广东)。退下来的原脾胃病专业委员会委员均聘为脾胃病学术顾问，推举李乾构、周学文、单兆伟教授为中华中医药学会脾胃病分会名誉主任委员。2007年7月在石家庄召开了中华中医药学会脾胃病分会第十九次学术交流会，由河北省中医院承办，会议秉承了历次脾胃病学术交流会议精神，承前启后，推动了我国脾胃学术的发展。
&&& 中华中医药学会脾胃病分会作为脾胃病学科最高的学术团体，为科研协作攻关提供了良好的平台，其专家群力量反应了脾胃病学术发展能力的集中，是脾胃学说发展的中坚力量。一方面，学会的建立为脾胃病的规范化、标准化作了许多有益的工作，并先后主编了《急症胃痛证治》、《中医胃肠病学》、《实用中医消化病学》等多部著作。2006年，脾胃病分会在集合学会专家力量的基础上，各展其长，群策群力，在广泛查阅大量古今医学文献基础上结合他们独特而丰富的临床经验，系统总结了中医消化领域国内外最新研究成果，执简驭繁，在国内第一个推出《中医消化病诊疗指南》，收集了整理制定常见的35种疾病的中医诊疗指南，言简意赅，便于临床医师在临床上应用与推广，成为脾胃病学界重要的研究成果之一。另一方面，中华中医药学会脾胃病专业委员会(即现在的脾胃病分会)自八十年代以来，组织开展了胃痛系列中成药的研制开发与临床评价，影响很大。其中颇受关注的有温胃舒、养胃舒的临床评价，87年获得国家中医药管理局重大科研成果，并被国家列为国家级新产品，体现了中医药治疗慢性萎缩性胃炎的优势。随后，中华中医药学会脾胃病专业委员会主持开发了气滞胃痛冲剂、虚寒胃痛冲剂、阴虚胃痛胶囊，成为治疗胃病的系列中成药，现由本溪三药生产，成为畅销产品，获得了良好的社会效益。学术产业的成功转化无疑又从另一侧面反映了脾胃病学科的发展能力。
&&& 中华中医药学会脾胃病分会发展到今天，已经进入到了一个新的历史阶段。学会将秉承“重视中医发展，中西医并重”的原则，继续推动脾胃病学术的发展，使本学会真正成为全国从事和热爱中医、中西医结合消化病学术研究工作者的殿堂。
中国中西医结合学会消化系统疾病专业委员会
中国中西医结合学会:China Society of Integrated Traditional Chinese and Western Medicine 　　中国中西医结合工作者的群众性学术团体。宗旨是团结全国中西医结合工作者开展学术活动，以促进中西医结合科学技术的发展与推广,培养科技人才,为形成具有中国特色的医药学做出贡献。 　　成立于1981年11月，原称中国中西医结合研究会，1990年改为中国中西医结合学会。现有会员 27000余名。拥有部分外籍（美国、日本等国家和地区）通讯会员。季钟朴、崔月犁、吴咸中分别为第一、二、三届理事长。理事会下设学术、组织、科普及宣传、编辑、咨询、国际学术交流及联络、教育等七个工作委员会。所属二级学术组织有急腹症、活血化瘀、肿瘤、骨伤科、妇产科、儿科、眼科、耳鼻喉科、呼吸病、 精神疾病、 肝病、周围血管疾病、皮肤性病、风湿类疾病、血液病、心血管疾病、虚证与老年病、消化系统疾病、 急救医学、 医学影像学、基础理论研究、四诊研究、微循环、中药、疮疡、农村基层、管理等27个专业委员会。在全国（除台湾省外）30个省、自治区、直辖市及部分地、市、县设有分会。学会的主要任务是组织学术交流，编辑出版学术刊物，推广科技成果，普及中西医结合医学知识，培养中西医结合人才等。学会主办刊物《中西医结合杂志》(月刊)创刊于1981年，现已发行至全国及世界50多个国家和地区。
中华医学会消化病学分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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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华医学会消化病学分会简称中华消化病学分会，正式成立于1980年。1964年于天津召开的全国性内科会议上，一些消化病学者提议成立中华消化病学分会，然而由于随后文化大革命就开始了，这一提议并未得到实施。14年后，张孝骞、郑芝田、江绍基和陈敏章等著名的消化病学家计划于1978年11月在杭州召开第一次全国消化病学会议期间讨论成立中华消化病学分会，于是中华消化病学分会筹备委员会即于当时成立。2000年，中华消化病学分会加入了世界胃肠病学组织（OMGE）和亚太胃肠病学会（APAGE），成为这两个国际组织的成员。中华消化病学分会很高兴能与国外同道合作，促进和推动消化病学临床、教学和科研的发展。为加强与国外同道的学术交流，学会与墨尔本的Blackwell-Science Asia合作出版了英文版《Chinese Journal of Digestive Diseases》（季刊）。这份杂志选择《中华消化杂志》和《胃肠病学》等杂志中学术水平高的论著翻译成英文，第一期《Chinese Journal of Digestive Diseases》已于2000年出版, 2001年起每季度出版一期。
世界胃肠病学组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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美国胃肠病协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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陈敏章&编辑词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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陈敏章（.3.16）浙江杭州人，出生于上海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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简介折叠编辑本段
陈敏章(.16)，浙江杭州人，出生于上海市。
经历折叠编辑本段
年在上海震旦大学医学院、上海第二医学院医疗系学习。1954年加入中国共产党。历任上海第二医学院附属广慈医院内科住院医师，北京协和医院内科副主任、研究员。首都医科大学临床医学部主任、中国医学科学院临床医学研究所所长、首都医科大学副校长、首都医院院长。1984年9月起，先后任国家卫生部副部长、党组副书记、部长、党组书记，全国爱国卫生运动委员会副主任、中央保健委员会副主任、中国红十字会总会会长、中华医学会会长、中国科协副主席。是中共第十三届中央候补委员、第十四届中央委员，第九届全国人大常委会委员、教科文卫委员会副主任委员。在几十年的医疗实践中，积累了丰富的临床经验，在内科消化疾病、临床水与电解质平衡，特别是在消化系统内镜诊断治疗技术等方面卓有建树。提出发展预防保健、农村卫生和继续振兴中医药三项工作重点，组织多部卫生法律法规的调研和起草工作，主持制定一系列对卫生工作具有指导意义的文件，积极推进医药教育和医学科学技术的发展。先后被世界卫生组织授予"人人享有卫生保健"金质奖章和"戒烟奖"，并获得美国霍普金斯等大学的多项名誉学位和荣誉称号。
主编有《临床水与电解质平衡》、合编有《临床胃肠病学》等。1999年3月病逝。陈敏章
陈敏章题词陈敏章题词
&人物&医学人物&医生&浙江人&社会科学人物
张孝骞&编辑词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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张孝骞()，男，内科专家、医学教育家、中国消化病学的奠基人。毕生致力于临床医学、医学科学研究和医学教育工作。对人体血容量、胃分泌功能、消化系溃疡、腹腔结核、阿米巴痢疾和溃疡性结膜炎等有较深入的研究。在医学教育方面有他独到的见解，培养了骨干人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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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华人民共和国
湖南省长沙市
1897年12月&
内科专家、医学教育家
长沙湘雅医学院
中国科学院院士中央研究院院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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基本信息折叠编辑本段
日出生于湖南省长沙市。
1914年12月毕业于长沙长郡中学。
1921年6月毕业于长沙湘雅医学院，并获美国康州医学博士学位。
年留校任内科住院医、总住院医、助教。
年在北京协和医院内科任住院医、总住院医、助教、讲师、副教授。这期间曾两次去美国进修。
年回湘雅医学院任内科学教授兼教务主任、院长。这期间主持了学校的搬迁及办学的一切事务。
年任北京协和医院内科学教授、内科主任，中国医科大学（今中国协和医科大学）副校长，中国医院科学院副院长，中华医学会常务理事，第一任内科学会主任委员，中国科学院生物学部委员，长期主编《中华内科》杂志。
日因患肺癌病逝于北京。
生平概况折叠编辑本段
张孝骞，字慎斋，日出生在湖南省长沙市一个清寒的教育家庭。1905年在私塾学习&四书& 、 &五经& ，熟悉了古汉文。年，他先后在长沙明德中学、益阳信义中学、长沙长郡中学读书。在校期间，他特别重视数理化和外语的学习，希望以后能考上工业学校，实现工业救国的理想。由于受辛亥革命民主思想和家庭教育的影响，他从小养成待人诚恳、实事求是、严以律己、勤俭节约的作风。毕业时成绩名列第一。长郡中学校长是长沙湘雅医学院的校董，劝张孝骞报考湘雅医学院。这时他认识到中国虽“穷”，需要发展工业改变贫困面貌，但“病”同样危害至深，因此，决心行医治病。1914年12月，张孝骞以考试第一名的成绩被录取进入湘雅医学院第一班学习。1921年毕业时，取得学业成绩和毕业论文两个第一名，获得金牌及美国康涅狄格州政府授予的医学博士学位。 毕业后留校工作，张孝骞选择了范围最广的内科专业。1924年1月，到北京协和医学院（今中国协和医科大学）深造。一年以后，他正式留协和医学院工作，任住院医师、总住院医师。
1926年9月，张孝骞被选送到美国约翰斯?霍普金斯大学，跟随导师哈罗普襄教授做血容量测定的研究。他的学术论文&测定循环血容量的一氧化碳方法&和&糖尿病酸中毒时的血容量& ，1927年在美国临床研究学会年会上宣读以后，受到了医学界的重视。1928年两文在美国的《临床研究》杂志上发表，并为教科书所采用。30岁的张孝骞开始在医学界崭露头角。
1927年7月，张孝骞回国后，进一步研究甲状腺功能亢进和甲状腺功能低下病人的血容量变化以及肾脏病人（主要是肾病综合征病人）的血容量变化，并于美国的&临床研究&发表论文&甲状腺功能亢进时的血容量）。
1930年，张孝骞在协和医学院组建消化专业组。他一方面从事临床工作，另一方面从事胃液分泌的研究，1933年于美国的《临床研究》上发表论文&发热和传染病时胃液的分泌& 。1932年晋升为副教授。
1933年12月，张孝骞再次去美国，与斯坦福大学著名消化系专家布仑菲尔德教授共同进行胃分泌研究，并再次考察了美国的医学界。1934年7月回协和后，担任内科消化专业组的领导，一方面从事繁重的门诊和教学工作，另一方面仍然进行胃肠疾病的研究工作，为进一步搞好临床医学和医学教育工作打下了良好的基础。
1937年，芦沟桥事变后，他毅然放弃在协和医学院优厚舒适的条件，停止了进行多年的、卓有成效的科研工作，全家轻装南下。回到长沙不久，接任了湘雅医学院院长职务。
1938年夏，战火逼近长沙，张孝赛为了保存这所已具规模、历史悠久的医学院，不顾美国雅礼会的反对，力排众议，率领全院师生，携带必要的仪器设备、图书，长途跋涉，迁到贵阳继续办学。在极端困难的条件下，他以身作则，带头减薪一半，同大家同甘共苦，在山沟里支撑着这所流亡大学。
1941年，张孝骞拒绝教育部长陈立夫要他担任澳缅铁路卫生处副处长的任命，说：“现在湘雅就是我的命根子，现在把我调走，等于葬送湘雅医学院。”1944年日本侵略军深入黔桂线，湘雅医学院又被迫迁到重庆。1945年日本帝国主义投降。1946年8月，医学院回迁湖南的工作刚刚就绪，张孝骞应美国国务院的邀请，再次去美国考察医学教育和讲学，并为湘雅医学院聘请教师和收集学校所缺失的医学书刊。1948年4月，他辞去院长职务并于当年9月，绕道上海、天津，回到了北京协和医学院，任内科学教授和内科主任，积极投入复校与开诊工作。他从美国请回张学德等内科专家，并把内科分成消化、心肾、传染、血液、呼吸等专业组，促成了内科学分支学科的专业化，开始了全面的科研工作。
1955年张孝骞被推选为中国科学院生物学部委员。1962年9月，他被任命为协和医学院副校长。1978年以后任中国医学科学院副院长。他还长期主编&中华内科杂志& 。
“文化大革命”期间，他被打成“反动学术权威”、“特务”，他的家被抄3次，他本人也备受侮辱和折磨。运动开始一年多的时间内，他被罚到门诊看病，以后被罚去打扫厕所、修马路。造反派经常审问他，询问有关高级干部保健的内容。他总是回答说：医生有义务将医疗资料保密，患者也有权要求医务人员不将这些材料泄露给第三者。这惹怒了造反派，1968年他被关进“牛棚”达9个月。他从未在一份“安案”材料上签字。在逆境中他仍坚持共产主义的理想。直至耄耋之年，尤其当他知道自己患了肺癌之后，仍要求加入中国共产党。日张孝骞被接纳为中国共产党党员。
张孝骞在国内外杂志上发表有关消化、代谢、血液等方面的医学论文，影响较大的有50多篇。
日，张孝骞因肺癌病逝于北京协和医院，终年90岁。
北京协和医院的挽联，概括了张孝骞的一生。
“协和”泰斗，“湘雅”轩辕，鞠躬尽瘁，作丝为茧，待患似母，兢兢解疑难。“戒慎恐惧”座右铭，严谨诚爱为奉献，公德堪无量，丰碑柱人间。
战乱西迁，浩劫逢难，含辛茹苦，吐哺犹鹃，视学如子，谆谆无厌倦。惨淡实践出真知，血汗经验胜宏篇。桃李满天下，千秋有风范。
消化病学折叠编辑本段
在1920年代末，张孝骞首次证明血浆蛋白低时，血容量也下降，即低蛋白血症不是血液稀释、血容量增加，反而是由于血液胶体渗透压降低，血容量减少，这纠正了过去错误的认识。这是他在研究糖尿病酸中毒患者的血容量降低、以及甲状腺功能亢进、肾病营养不良性水肿等病人的血容量变化以后作出的新发现。 在30年代初，他为中国创建了第一个消化专业组，并对胃的分泌功能进行多方面的研究，发表了一系列重要论文。他第一个在临床上使用组胺法化验胃液分泌，并提出发热对胃分泌功能有抑制作用的新论点，从病理生理上阐述了发热病人不愿进食的机制之一。这些论文，有的至今仍被国际上引用。
他对阿米巴痢疾、溃疡性结肠炎、结核性腹膜炎、消化性溃疡等作了大量研究。其中以胃、十二指肠溃疡的系统观察和腹腔淋巴结核的诊断尤为突出。他还研究了胃溃疡与胃癌的关系，发现良性胃溃疡恶变者属少数，在5％以下。
50年代中，张孝骞进行胃运动功能的研究。这是当时国际上很少有人涉足研究的领域。
60年代初，张孝骞主持制定了胃肠炎病的国家重点科研规划。
60年代中，张孝骞根据国际国内医学发展的需要，在协和内科筹建遗传专业组。70年代末，亲自参加并主持了中国消化学会的成立并任名誉主任委员。
精湛医术折叠编辑本段
张孝骞作为一个杰出的临床医学家，从1921年7月开始看病，到1986年7月看最后一个病人为止，在整整65年的临床工作中，积累了极为丰富的经验，在临床诊断中显示出极为高超的技术，拯救了无数的重危病人。他特别善于正确诊断疑难病人，纠正误诊，使很多病人“起死回生”。有的病例在世界上只发现过几例。 他自己对待病员的态度，历来是亲切和蔼，工作极端耐心和仔细。无论是平民百姓，还是高级干部；无论是熟悉的同事，还是素不相识的人，他都一视同仁。他认为只有全心全意为病员服务的医德，才是医务人员精研医术的强大动力。他自己也是这样做的，所以，他才能做到他一贯主张的“勤于实践，反复验证”。
他重视书本知识，把很多业余时间都用于在图书馆看书刊，跟踪医学的发展前沿，同时他更强调临床实践。他告诫他的学生，临床的基点要放在观察每一个具体的病人上。书本只是间接经验，其中不少仍需实践检验，对具体情况作具体分析是临床工作的重要原则。
他的座右铭是“戒、慎、恐、惧”。他一再教导他的学生要谦虚谨慎，实事求是，不主观，也不气馁，随时发现错误，承认错误，修正错误，变错误为正确，变认识的片面为接近全面。也正因如此，他能从病人的实际出发，全面、历史地了解病人的症状和体征，从而发现过去遗漏的某些重要的症状和体征，得出正确的诊断。
“每一个病例都是一个研究课题”，这是张孝骞的一句名言。他严细成风，善于用科学的态度对待每一个病例，精琢细磨，反复推敲，博览群书，精深钻研，然后才提出诊断意见。这样的例子不胜枚举，下面仅介绍3例。
60年代中期，一位女病人来协和医院就诊。她有一个奇怪的症状：得了感冒就发生休克，在这之前，她曾到别的医院求诊，经麝香草酚浊度试验，结果是高度不正常，因而被诊断为肝炎。张孝骞检查后，怀疑不是肝炎，但一时下不了结论。后来了解到她30年前临产大出血，正是张孝骞为她输血救的命。张孝骞把30年前的这段历史与这次的症状联系起来，马上就诊断为希恩氏综合征。30年前临产大出血，引起脑垂体坏死导致脑垂体功能减退，造成甲状腺、肾上腺等内分泌不足和反应激应的缺陷，故病人受到紧急感染时就会发生休克。她的麝香草酚浊度试验所表现的不正常，正是甲状腺功能减退、血脂质增加的结果，于是，张孝骞给了她替代治疗――服用甲状腺片和肾上腺皮质激素，病情很快好转。
1977年10月，张孝骞确诊了一例间叶瘤合并抗维生素Ｄ的低血磷软骨病。这种病在世界上极为罕见，这一例报道是第8例，这是个男性患者，多次发生病理性骨折，站立困难，被诊断为腰肌劳损、风湿性关节炎，服用大量维生素Ｄ和钙剂均无效，长期医治不愈。张孝骞仔细研究临床记录，又检查发现病人右侧腹股沟有一个小肿物，立即想到这肿物可能分泌某种激素物质导致钙磷代谢异常。手术切除后病理诊断为间叶瘤，瘤细胞在电子显微镜下显示分泌颗粒。术后患者钙磷代谢恢复正常，症状很快消失，一年后随诊无复发。
一病人因痰中带血下肢水肿入院，化验结果发现是尿中有红细胞，主管医生诊断为肺－肾出血综合征。张孝骞参加会诊，初步检查后也同意这个诊断，并且拟订了治疗方案。事后他反复思考，决定做进一步检查，发现患者腿部静脉有点异常，根据线索追踪发现病人患的是游走性（移行性）血栓静脉炎。静脉炎造成肺、肾等多种脏器损害，给人以假象。后来按新的诊断进行治疗，病情很快好转。
结合哲学折叠编辑本段
张孝骞之所以能纠正误诊，除了有丰富的临床经验和医学知识以外，从认识论上来说，无一不是从病人的实际出发，全面、历史地了解病人的症状和体征，从而发现了过去遗漏的某些重要的症状和体征，得出了正确的诊断。 在书本知识和临床实践的关系上，他十分重视书本知识，自己把很多业余时间花在图书馆查看书刊，跟踪医学的发展；更强调临床实践，并经常与忽视临床实践的倾向作斗争。他认为临床工作的基点要放在观察每一个具体病人上。书本知识只是间接经验，其中不少仍需要实践检验；有的甚至不可靠。
关于个性和共性的关系，张孝骞认为疾病和其他事物一样，有着矛盾的共同性（一般规律）和矛盾的特殊性，共同性就寓于特殊性之中，疾病的特殊性也蕴藏着与共同性的联系。同一种传染病，由于环境、机体的抵抗力、病原体的毒性、剂量等等，具体条件不同，不同病人的具体情况却各有差异，从而形成矛盾的特殊性。对具体情况作具体分析是诊断治疗工作的重要原则。
无论是在医疗工作中还是教学工作中，张孝骞都强调医疗、教学和科研三者的密切联系。在三者之间，他主张医疗居首位，医疗是教学和科研的基础；而且临床工作还为医学和各门生物学科的进步提供线索和深入研究的方向；临床学家在这个基础上，对疾病提出新的认识，推动整个医学发展。许多疾病好像大自然设计的实验模型，有待科学家的探索，临床学家就是先行者。如仔细的临床工作和微生物学研究，有助于军团病病原体的发现。又如长期以来人们只认为伪膜性肠炎是葡萄球菌感染，临床工作者通过深入研究，又认识到难辨梭状芽孢菌的致病性并提出有针对性的新治疗方法。又如维生素Ｂ1的发现及其作用机制的研究，是从20年代对恶性贫血的食肝治疗开始的，经过好几个阶段的临床结合基础研究，终于获得成功。因此，临床工作者应以临床医师和科研工作者的双重身份来做好工作，把每一个具体病例都当成一个研究课题，从个别病人疾病的特殊性出发，发现疾病的共同性、普遍性，从而推动医学事业的发展。
关于诊断和治疗的关系问题。他认为诊断以治疗为目的，反过来，治疗又可以检验诊断，推动诊断，但是正确的诊断不是一次完成的。每一个具体病例的诊断，都是由浅人深，由片面到全面，随着疾病的发展与转化和继续不断的观察，诊断可以被证实、补充、否定或改变。这里面有实践、认识、再实践、再认识的过程。
张孝骞把临床医生的正确思想方法和工作作风概括为：“勤于实践，反复验证”。
关于现代化检验的方法和临床实践的关系，他认为随着科学技术的发展，临床医学中现代化检验方法日益增多，这反映了医学迅速发展。
张孝骞认为，设备、仪器的增多，只是为医生增加了对病人观察的手段；现代化的设备，只有与医生对病人的直接观察相结合，才能发挥作用。检查手段的选择必须建立在医生对病人的直接了解的基础上。
医德的范围，业务上涉及医疗、预防和公共卫生；服务面包括：病员的家属、亲友和社会集体，其中最直接的是病员本身。要求所有医务工作者，包括医生、护士和医院一切成员，都以己饥己忧的胸怀，和蔼可亲、热情周到的态度，对待每一个病员。他自己对待病员一视同仁。把“戒、慎、恐、惧”四个字作为自己的座右铭。他认为：“在病人面前，我永远是一个小学生”。医生要以“如临深渊，如履薄冰”的心情，小心翼翼地诊断，避免误诊和差错。万一发生疏漏失误，应及时纠正，共图善后，不容有任何门户之见，无谓之争，更不能加以掩盖。
此外，他认为医方有为病人保密的义务。有关患者的家庭、工作、经济、思想、行为等资料，属于个人的隐私，不能在任何场合，向任何人公开，医院要为此订立病历管理制度，并忠实遵守。
在抗日战争时期极度困难的条件下，他在贵阳的山沟里办流亡大学，艰难地支撑着湘雅医学院，培养出一批人才。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他更是满怀激情地投入医学教育工作，曾两次（1959年，1979年）为恢复中国唯一的一所八年制的中国协和医科大学奔走呼号。在教学工作中，他不但注意育才，而且注重育德。他对学生言传身教，以其渊博的知识优良的学风，高尚的情操，博得了学生的尊敬和爱戴。
80年代中，他曾多次著文表述他的主张，如见于&改进医学教育,加速人才培养& （日&人民日报&）， &基础,临床,社会实践& （1987年第9期&医学与哲学& ）， &对于医学教育改革的建议& （1985年在政协六届三次会议上的书面发言）， &对母校的祝贺和期望& （祝贺湖南医学院建校70周年的书面发言），和&恢复医学生教育& （ &中国协和医科大学校史& ，1987年）等文中。
在宏观布局方面：他认为医学教育应该有层次性，既要照顾到现实的多数的需要，又要考虑未来长远的发展。
1957年他就提出了中国在发展普及医学教育的同时，应选择一些有条件的医学院，办成年限较长、学生人数较少、基础课程较好、教学质量较高的医学教育中心，为国家培养一部分质量较高的医学生，作为医学教育师资和医学科研人才，根据当时的情况，他认为协和医学院具备这方面的条件。主张尽快恢复协和医学院，并提出了具体的措施。同时，他还认为，随着中国医学教育事业的发展，应有更多的医学院会具备条件成为这样的医学教育中心，协和可以成为开路先锋，摸索经验。进入80年代以后，天津医学院、北京医科大学等也开始试办七年制的医学系。
他认为德的核心是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
主要论著折叠编辑本段
1张孝骞．一氧化碳中毒之病理作用及其治疗．中华医学杂志，）：232～246．
2张孝骞．健康者与患病者血量．中华医学杂志，）∶97～106．
3张孝骞．原发性高血压病．中华医学杂志，9～564．
4张孝骞．糖尿病的症状诊断和并发病．中华医学杂志，7～731．
5张孝骞．糖尿病座谈总结．中华医学杂志，1～762．
6张孝骞，邓家栋．内科学及护理．北京：人民卫生出版社，1953．
7张孝骞．消化性溃疡的诊断．中华医学杂志．7～510．
8张孝骞．溃疡病座谈会讨论总结（上）．中华医学杂志．2～545．
9张孝骞．学习中医经典著作的几点体会．见：西医学习中医论文集（第三集）．北京：人民卫生出版社，1959．
10张孝骞．学习病机十九条的点滴体会．见：西医学习中医论文集（第三集）．北京：人民卫生出版社，1959．
11张孝骞．舌苔和苔质的变化与营卫气血．北京中医学院学报，1960．
12张孝骞．对湿瘟病的点滴体会．见：西医学习中医论文集．北京：科学技术出版社，1960．
13张孝骞．上胃肠道大量出血（编者的话）．中华内科杂志，）：2．
14张孝骞．胃、十二指肠溃疡病的防治．见：科学广播．北京：科普出版社，1963．
15张孝骞．消化系疾病学术会议总结．见：中华医学会河北分会会讯，．
16张孝骞．大力加强消化系统疾病的防治研究工作（述评）．中华内科杂志，）：401～402．
17陈春波，张孝骞．Behξet氏病的一些特殊临床表现――病例报告和文献综述．中华内科杂志，）：15～22．
18张孝骞，朱预，刘彤华等．间叶瘤合并抗维生素Ｄ的低血磷软骨病一例报告．中华医学杂志，）：150～152．
19张孝骞．创刊词――中国消化病研究的回顾和前瞻．中华消化杂志，）∶1～4．
20纪宝华，张孝骞．甲状腺机能减低合并大量腹水和昏迷――1例报告和文献复习．中国医学科学院学报．）：171～174．
21蒋朱明，朱预，黄汉原，曾宪九，陈敏章，戴希真，张孝骞．高选择性迷走神经切断术治疗十二指肠溃疡病．中国医学科学院学报，）：14～17．
22周志超，陆国钧，陈敏章，陆星华，张孝骞．口服法胰腺外分泌功能试验．中华消化杂志，）：238～241．
23柯美云，张孝骞，陈敏章．肝脏疾病中腹腔镜诊断与影像诊断的比较．中华内科杂志，）：393～396．
24张孝骞．见：《中华消化杂志》编委会．如何阅读消化病学的国外参考文献．中华消化杂志，）∶94～95．
25金瑷，周明果，张乃铮，张孝骞，王保乐，赵玉祥．白塞病的消化道表现（16例临床分析）．中华内科杂志，）：725～727．
26周志超，张孝骞，陈敏章．ＰＡＢＡ试验的测定方法及其临床应用．中国医学科学院学报，）：352～357．
27虞重坚，张孝骞，陈敏章．测定血清胃泌素的临床意义．中国医学科学院学报，）：358～362．
28张孝骞．介绍一本治疗学专著．见：查良镒等，译．美国贝莱斯编著．胃肠和肝病的现代治疗．天津：天津科学技术出版社，1986．
&中华名人&中国人&中国科学家&中国科学院院士&中科院院士&人物&医学&医学家&教授数学物理部院士&现代科学家&科学&科学家&科学领域人物
江绍基编辑
江绍基（），男，江苏无锡人，内科学及消化疾病专家、中国工程院院士，上海交通大学医学院教授[1-2]&&&。
圣约翰大学医学院
1945年毕业于圣约翰大学医学院，获医学博士学位。毕业后任上海宏仁医院内科医师。
1954年升任该院副院长。1957年调仁济医院任副院长、内科副主任。1978年起历任医学系二部副主任、名誉主任、上海市免疫研究所副所长，二医大校务委员会副主任。
1994年当选为中国工程院首批院士。历任卫生部医学委员会内科专题委员会委员、中华医学会理事、中华医学会消化学会副主任委员、中华医学会上海分会副会长、消化病学会主任委员、上海市科协副主席等职。
江教授主编《临床胃肠病学》、《临床肝胆病学》，副主编《血吸虫和血吸虫病》、《内科理论与实践》，参与编写全国高等医学院校统一教材《内科学》，创办和主编《中华消化杂志》、《国外医学(消化分册)》，并担任《斯堪的那维亚胃肠病杂志》中文版主编和4种国际医学杂志的编委，共发表论文200余篇。
江绍基江绍基教授于50年代起参加血吸虫病防治工作，深入农村，证实血吸虫病侏儒症经治疗可以生长发育，率先在乙结肠镜下观察血吸虫病的结肠病理变化。此后对慢性肝病、胃炎、胃癌等作了深入研究。
首先建立狼犬胃癌模型，研究维生素与胃癌的关系；应用叶酸、硒及维甲酸进行胃癌前病变诱导分化，为防治胃癌开辟了新途径。
获上海市政府颁发的立大功奖，多次获国家科委、卫生部和上海市科技进步奖。
江教授1984年创立上海市消化疾病研究所，任首任所长和学科带头人，随后又成立卫生部消化内科重点实验室。
江教授是第五、第六、第七届上海市政协常委。1989年获上海市“劳动模范”称号，1992年获全国卫生系统模范工作等荣誉称号。
中国工程院医药卫生学部院士
1．&&中国工程院院士&江绍基&&．中国工程院&[引用日期]&．
2．&&两院院士&&已故院士&& 江绍基&&&．上海交通大学&[引用日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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邓铁涛&编辑词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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邓铁涛（日（农历10月11日）－），广东省开平县人，著名中医师。1916年10月出生于一个中医家庭。广州中医药大学终身教授，中医内科学专业博士研究生导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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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个人履历
10参考文献
11现代中医史
12古代（经典）中医史
13藏象近代革命简史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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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个人履历折叠编辑本段
1916年10月出生于一个中医家庭
1932年-1937年就读于广东中医药专科学校
1962年、1979年两次获广东省政府授予“广东省名老中医”称号
1990年获国家中医药管理局遴选为“全国老中医药专家学术经验继承工作指导老师”
2003年获中国科学技术协会授予全国防治非典型肺炎优秀科技工作者
2005年6月被科技部聘为国家重点基础研究发展计划（973计划）“中医基础理论整理与创新研究”项目首席科学家
2006年12月获中华中医药学会首届中医药传承特别贡献奖
2008年1月被国家中医药管理局聘为“治未病”工作顾问
2009年被评为“国医大师”
邓铁涛，中医学家。广州中医药大学终身教授，博士生导师，中华全国中医学会常务理事，全国名老中医.1916年10月生，广东省开平市人。广州中医药大学教授，博士生导师，广东省名老中医，内科专家。
日，93岁的邓铁涛教授被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部、卫生部、国家中医药管理局等国家三部委联合评定为“国医大师”并获证书，邓铁涛教授是广东唯一获此殊荣者。
人物简介折叠编辑本段
毕业于广东中医药专门学校。历任广州中医药大学学院教务处副处长、副院长，中华全国中医学会常务理事，中华全国中医学会中医理论整理委员会副主任委员。现任中国中医药学会常务理事,中国中医药学会中医理论整理研究委员会副主任委员,中国中西知结合学会第二、三届理事会名誉理事，广东省卫生厅药品审评委员会委员，广州市科学技术委员会顾问，中国中医研究院客座教授，辽宁中医学院名誉教授，广东省第四、五届政协委员。1989年被英国剑桥世界名人中心载入世界名人录。1990年被遴选为全国继承中老中医药专家学术经验指导教师。1993年荣获广东省“南粤杰出教师”特等奖。
邓铁涛教授擅治心务疾病，研制成功的中成药有“冠心丸”、“五灵止痛散”等。临床长于对内科杂 病的诊治。并擅于运用中医脾胃学说论治西医多个系统的疾病以及疑难杂症，如重症如肌无力、萎缩性胃炎、肝炎、肝硬化、再生障碍性贫血、硬皮病、风湿性心脏病、红斑狼疮等，积累了丰富的临床经验。其著述、主编及编写的论著名8部、发表论文80多篇。专著有《学说探讨与临证》、《耕耘集》、《邓铁涛医话集》。主编《中医学新编》、《中医大辞典》、《实用中医内科学》、《中医论断学》、《实用中医诊断学》等。1986年开始主持国家七五攻关项目--重症肌无力的临床的实验研究课题，1990年通过国家科委科技进步二等奖。
50多年来，精心研究中医理论，极力主张“伤寒”“温病”统一辨证论治。强调辨证方法在诊断学中的重要地位，于中医诊断学的内涵建设提出新的见解。临床善治消化、心血管系统疾病。致力于中医教育事业，培养了一大批中医人才。其论著深受国内外学者重视。
人物生平折叠编辑本段
邓铁涛生在中医家庭，父名梦觉，毕生业医。幼受熏陶，目睹中医药能救大众于疾苦之中，因而有志继承父业，走中医药学之路。1932年9月，邓铁涛考入广东中医药专门学校，系统学习中医理论。在学习期间，遵照父之吩咐；“早临证，跟名师”，先后跟随陈月樵、郭耀卿、谢赓平等各有专长的名家实习。1937年8月，邓铁涛完成学业。5年的学习，使他增长了见识，开阔了视野，深深感到中医药学财富甚丰，博大精深。他决心为继承发扬中医药学而贡献毕生精力。
1938年，日本侵略军狂炸广州，邓铁涛避难于香港，与同学4人在文威东街南北药材行会址，合办南国新中医学院（夜校），并于九龙芝兰堂药店坐堂应诊。在救亡运动、进步文化影响下，他读了政治经济学、唯物辩证法和介绍共产主义初步知识的书籍，还学习了毛泽东的《新民主主义论》及《鲁迅全集》等。在此期间，他深深感到历史唯物主义和辩证唯物主义对自己学习钻研中医有很大帮助。这竟成为他以后探索中医药学宝库的一把钥匙。香港被日军侵占后，邓铁涛返回广州，辗转于穗港及武汉之间，行医谋生。
1949年10月中国人民解放军进驻广州，翌年他到广东中医专科学校工作。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之初，中医学从奄奄一息中苏醒过来，但未能迅速恢复。1956年，邓铁涛得以参加国家早期兴办的4所中医院校之一――广州中医学院工作，其所学与抱负才得以发挥。“文化大革命”期间，他虽备受冲击，但始终未能使他放弃钻研中医。中国共产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以来，卫生部先后召开了衡阳会议、石家庄会议、西安会议，中医事业的形势逐步好转。1982年五届全国人大通过的新宪法规定了要在发展现代医药的同时发展传统医药，特别是日成立了国家中医药管理局，成为我国中医史上的一座里程碑。邓铁涛为中医事业迎来了真正的春天而高兴，更激励他投身到振兴中医事业的工作中去。
中华人民共和国建立以来，邓铁涛在中医教学、医疗、科研等领域相继取得成就，受到人民的信赖。他曾任广东中医药专科学校、广东省中医进修学校教务处主任，广州中医学院教务处副处长，广州中医学院副院长等职，并曾担任第四、五届广东省政协委员。现任中国中医药学会常务理事、中国中医药学会中医理论整理研究委员会副主任委员、中华医学会医史学会委员和该会中医理论整理研究委员会副主任委员、广州市科委顾问、中华医学会广东分会医史学会主任委员、博士研究生导师。论文著述及获奖项目主要有：《学说探讨与临证》获省出版成果三等奖。参加编写的《中医学新编》、《新编中医学概要》、《简明中医词典》、《中医大辞典?基础理论分册》获省科学大会奖和全国科学大会奖。研制成功的中成药“五灵止痛散”获市科技成果四等奖。邓铁涛常说：“个人学术的真正开始，是在解放以后”。
探求真谛折叠编辑本段
“寒”“温”折叠
邓铁涛既重视理论又着力于临床，学术上能理论与实践紧密结合，这完全得益于“早临证，跟名师”。他亲见父亲运用仲景的“枳实芍药散”治疗一例注射吗啡才能止痛几小时而过后又剧痛的产妇，取得了意想不到的效果，按当时他的认识，“枳实芍药散”只不过是一个平淡的方剂，但经过他父亲的实践，“经方”之效力竟如此非凡。在50多年的医疗教学实践中，他更深地体会到中医理论来自实践，必须在长期的临床体验中，不断验证探讨，才能探求得中医理论的真谛，从而掌握其要领，加以发扬。“寒”“温”统一辨证论治长期以来，外感发热病的论治，有“伤寒”与“温病”之分，在历史上发生过数百年的争论。邓铁涛自幼受父亲的影响，对“伤寒”与“温病”无所偏执。以后在实践中，更体会到只要真正辨证论治，有是证而用其方，无论是伤寒方或温病方，都能取效活人。如何看待“寒”“温”之争？邓铁涛在50年代便开始对此进行研究探讨，他对温病学说的产生与发展作了较全面的剖析，认为伤寒学派以东汉张仲景为宗师，以《伤寒论》为典范。但宋元以后，由于都市人口密集，水陆交通频繁，并且远洋业也日渐发达，为传染病的流行酿成条件，传染病的种类续有增加，这就使医家感到运用伤寒经方治病有时而技穷，于是便有了温病学派的萌芽。到了明清时期，经吴又可、叶天士、薛生白、吴鞠通、王孟英等医家的探索研究，温病学说日臻成熟，从而形成了温病学派。从发展的观点来看，温病学派是在伤寒学派的基础上向前发展了的，可以看成是伤寒派的发展。但如果认为既然是发展了，便可取代伤寒派，取消伤寒派的宝贵经验――法与方，那是错误的。同样，认为温病派微不足道，杀人多于救人，而一笔抹煞温病派数百年来的学术经验，也是不对的。他主张：伤寒与温病的学说和方法同样是我国医学宝贵的遗产，应该以科学的方法通过临床实践进行研究与实验。1955年8月，他在《中医杂志》发表了题为《温病学说的发生与成长》一文，阐明了自己的学术观点，在中医界引起了较大反响（此文后来被日本神户中医学研究会翻译，刊于《中医临床》1980年第3期，对日本中医学界产生了一定的影响）。
“寒”、“温”到底如何合流？邓铁涛提出了更高层次的研究课题。他从毛泽东的“两论”中得到启迪：理论之重要，在于能指导实践。“寒”、“温”之争，主要矛盾在辨证。在教材中，外感发热病的辨证，有“六经辨证”、“卫气营血辨证”、“三焦辨证”、“六淫辨证”，这对学术流派学习是必要的，但在临床上，则往往使初学者见证茫然，所以他认为“寒”、“温”合流的关键在辨证上，从而提出了“外感发热病辨证之统一”的学术观点。他认为伤寒派与温病派有一脉相承的关系，其所研究的对象又同是外感发热性疾病，所以辨证的统一是可能的，亦是完全必要的。怎样使分歧的辨证比较紧密周详，取长补短使之统一，便于掌握和指导临床，把前人的学说提高一步？邓铁涛对文献医著做了大量的研究，并以临床实践为依据，于70年代初，先后发表了《外感发热病辨证刍议》、《外感发热病的辨证论治》等文，从历史发展、病因、病机、辨证、实践等方面阐述了外感发热病辨证可以统一，而且能够统一的观点，提出了一套较完整的辨证提纲和论治方法。《外感发热病的辨证论治》内容，于1971年编入《中医学新编》。
二十世纪八十年代，邓铁涛在所主编的《实用中医诊断学》中，将“外感发热病辨证之统一”的学术观点，更统一化、理论化地融会到“辨证方法在临床上的综合应用”的章节中。
五行脏腑折叠
五行学说之研究60年代初，有学者在哲学领域上对古代的五行学说持否定态度，认为是简单的循环论和机械论，这些观点亦直接影响中医的教学界，有人主张在教学上废弃中医的五行学说。如何对待这一学术争鸣？邓铁涛以唯物史观和唯物辩证法为准绳，涉猎《周易》、《尚书?洪范》以及先秦诸子有关学说，结合历代医家理论及自己的体会，认为中医五行学说来源于古代哲学，但又不是古代哲学，因为它与中医临床相结合，经过历代医家的发挥，已成为中医理论体系不可缺少的核心之一。
日，邓铁涛在《光明日报》“哲学”版上发表了题为《中医五行学说的辩证法因素》一文，指出中医的五行学说主要落实在藏象学说中，脏腑配五行，是经过无数医疗实践提炼出来的。反映了中医把人体的功能归纳为五大系统（五脏），内外环境都与这五大系统联系起来，并用五行生克关系表达五大系统的互相依存，互相制约的关系，用以解释生理、病理现象，指导诊断、治疗与预防。通过该文，邓铁涛肯定了中医五行学说具有朴素的辩证法因素。
1975年，邓铁涛就其研究心得，又发表了《再论中医五行学说的辩证法因素》，指出：中医五行学说不等同于古代哲学上的五行学说，后世中医的五行学说，也不完全等同于秦汉以前医学的五行学说，它在中医学中有一个发展过程。它所概括的生克制化关系，实质是脏腑组织器官之间，人与环境之间，体内各个调节系统促进和抑制之间的关系，五行学说指导临床治疗过程，实质是使人体遭到破坏的内稳态恢复正常的过程。从而肯定了五行学说随着医学历史的发展，不断丰富其辩证法因素。进一步指出这一学说值得研究和发扬。
邓铁涛认为，中医学之发展，必须与时代各种最先进的自然科学与社会科学相结合。在此同时，中医学本身首先要把原有的宝藏来一次大整理，使中医的理论更加系统化、规范化。“阴阳五行学说”一直是中医理论的核心之一，但“五行学说”在古代哲学上唯心主义者运用得较多，只有中医学之五行学说一直与医学之唯物辩证法相结合。而我国学术界对此了解甚少，因此一直怀疑中医理论的科学性。日本的汉方就不信中医的五行学说。如何向科技界展示中医五行学说之精华――相互联系的辩证法思想？邓铁涛迫切地感到应对五行学说加以发展，赋于它现代系统论的内容。1988年，他在《广州中医学院学报》第2期发表了《略论五脏相关取代五行学说》，指出五行学说的精髓是强调以五脏为中心的脏腑组织之间，人与外环境之间等相互促进，相互抑制关系，主要是五脏相关关系。并提出用五脏相关说取代五行学说，指出五脏相关说提取、继承了五行学说之精华，并赋予它现代系统论内容，是五行学说的发展方向。心主神明论的新认识有人提出到底是脑主神明还是心主神明？其实质是怀疑中医“藏象”学说的科学性。邓铁涛认为，所谓“藏象”，就是心、肝、脾、肺、肾5个脏的宏观现象，是中医运用阴阳五行学说对人体功能加以归纳的五大系统，这一学说是中医通过几千年的治疗与预防疾病的观察而升华为理论的。对其不能以西医的解剖生理学来衡量与理解，只有用当今的系统论、控制论、信息论才能理解中医的藏象学说的科学性，才有可能发现藏象学说的奥秘。他在70年代就认为心脏不单是个血泵的作用，心脏一定有内分泌物质足以调节大脑的作用。当西医学者研究发现肺脏除了呼吸功能之外还有“非呼吸功能”（即肺还是机体很多内分泌素产生、释放、激活及灭活的主要场所），从而证明了藏象学说的“肺主治节”理论的科学性之后，他更坚定了自己的看法。日，世界第一个植入人工心脏患者死亡后，外电引述了为克拉克植入人工心脏的外科医生德夫里斯的话说：“虽然塑料心脏不断泵血，但克拉克的血管变得松弛无力，发生膨胀，他的循环系统不能保持把带氧的血推向全身器官所需要的压力。他的结肠功能丧失了，接着他的肾功能丧失了，然后大脑功能丧失了。”邓铁涛对这一报道十分重视，他估计，心脏被置换之后，“心激素”的分泌停止了，当肺脏代替心的部分功能维持超过了一定的限度，“心激素”在体内的储存用尽之时，生命便终止了，并指出要使人工心脏能长期显效，必须寻找心脏的内分泌素。他于1983年4月发表了《心主神明论》，文中指出，中医把心藏血脉与主神明合一起来，是把循环系统与高级神经活动合起来都归属于心。提出心脏这个实质器官，不仅只具有血泵的机械作用，它一定还有能作用于大脑的内分泌物的假设。并预言：当人工心脏的使用扩大之时，就会发现心脏的内分泌物质的存在及其重要性，从而将证明“心主神明”论的科学性。1984年，世界医学界便有学者报道发现心脏有内分泌素。
脾胃学说折叠
脾胃学说之继承与研究脾胃学说是祖国医学的璀璨瑰宝，邓铁涛向来十分重视。他善治胃、十二指肠溃疡，完全得益于这些理论作指导，他认为此病成因较为复杂，多因几种因素的反复作用而成。于诸因素中，较为重要的有三大因素――饮食因素、精神因素、体质因素。三者之中又以体质因素为关键性因素，体质因素即脾胃虚。从脏腑的关系来看，病生于胃，受侮于肝，关键在脾。脾气虚常为此病的重要一环。在分型治疗上，对肝胃不和者，常用四逆散加云苓、白术、大枣；脾胃虚寒者，常用黄芪建中汤加减；脾虚肝郁兼瘀者，常用四君子汤加黄芪、红花、桃仁、柴胡、白芍、海螵蛸之属；胃阴亏损者，常用麦门冬汤加减（麦冬、党参、沙参、石斛、玉竹、云苓、乌梅、甘草）。并指出，此病虽成因多种，但必因脾胃之气受损至不能自复而后成病，常是慢性而反复发作，故不能满足于症状的缓解而中止治疗；脾胃气虚为本病之根本，因此不管原属何型证，最后均需健脾益气或健脾益气再加养胃阴，巩固治疗2至4个月，方可言收功。他的这一学术观点，是脾胃学说理论在治疗胃肠道疾病上的继承与深化。
60年代初，广州中医学院与中国人民解放军157医院联合进行脾胃学说的研究，根据张仲景“四季脾旺不受邪”与李东垣“内因脾胃为主论”，提出了脾胃与预防疾病关系的研究。邓铁涛是研究组的主要领导成员。他们对婴儿消化不良和慢性无黄疸型肝炎进行治疗和实验观察，发现消化不良病儿经健脾施治后，胃排空时间缩短，胃液酸度与酶活性均提高，血白细胞增加14．6%～40%，分类以中性粒细胞的增加为明显，其对金黄色葡萄球菌的吞噬率增加0．5～1．5倍，吞噬指数提高0．2～16．7倍，取得了“健脾与免疫功能的加强紧密相连”的临床与实验资料。另外，他们以“见肝之病……当先实脾”的理论作指导，治疗了162例慢性无黄疸型肝炎，取得了较高的疗效，从而认识到本病不单在肝，更重要的是在脾，提出了着重治脾，兼治肝肾的治疗原则。并撰写了《脾旺不易受病》的学术论文，提出了脾旺与免疫功能的正常有一定联系的学术观点。在那些日子里，他们还运用中医中药治疗了不少急腹症的患者，总结出采用攻下、针灸等疗法治疗急性阑尾炎、肠套叠、蛔虫团梗阻、胆石症、胆囊炎等急症的治疗经验。为中医药能治疗急腹症提供了一定的临床依据。70年代，邓铁涛在医疗教学中，更感到脾胃学说有极丰富的内涵和重要的临床指导意义，很值得倡导与研究。他翻阅了大量文献资料，就其研究心得，撰写了一系列论文，其中较有代表性的是1978年在广东中医学会的学术会上发表的《略论脾胃学说》，其文以生理、病理及治疗为主线，对《内经》、张仲景、李东垣、张景岳、叶天士、张子和等有关脾胃学说上的论述加以整理、归纳，并结合临床体会阐述了个人的认识与评介，对脾胃学说作了一次较全面的概括。指出脾胃与人体的消化、吸收、代谢、排泄、内分泌、免疫以至神经系统的调节功能都有密切关系，并对“中医的脾胃实质是什么”进行了探讨。认为从生理、病理来看，中医的脾胃应包括整个消化系统的功能与有关体液，从治疗角度来看，范围就更大，可以说，调理脾胃能治疗各个系统的某些有脾胃见证的范围相当广泛的疾病。
邓铁涛的上述认识，是从实践中来，又在实践中反复验证的。他不单运用脾胃学说指导治疗胃肠疾患，而且对西医学中多种病症如再生障碍性贫血、白细胞减少症、重症肌无力、风湿性心脏病、冠心病、肝硬化、子宫脱垂等，均有采用脾胃论治而收到良好效果的例子。他认为脾胃乃人体气机升降之枢纽，受纳运化水谷精微，达于五脏六腑、四肢百骸，在生理、病理学上占有重要位置，一旦发病，设法恢复脾胃正常功能，使气机调畅，升降得度，是治疗疾病，促进机体康复的关键环节。抓住脾胃这个轴心，不少奇难杂症多可迎刃而解。80年代，邓铁涛以“重症肌无力疾病脾虚型的临床和实验研究，探讨其辨证论治规律及发生机理”为科研题组织课题组上报卫生部，于1986年10月经卫生部中医司批准，定为国家科委“七五”重点攻关项目。经过4年努力，提出了重症肌无力的病因病机为脾胃虚损且与五脏相关的学术观点，总结出其辨证论治规律，使重症肌无力的辨证论治系统化、规律化。用这些辨证论治规律指导临床实践，治疗252例，取得了总有效率98．8%的疗效，并进行了与激素治疗对照共94例，两组疗效无差异，但无激素之不良副作用。该项研究成果于1991年1月通过国家级技术鉴定，认为这一研究达到国内外先进水平。
痰与瘀折叠
痰与瘀的探讨邓铁涛长于诊治心血管系统疾病，如冠心病、高血压、心律失常、风湿性心脏病等，且多采用益气除痰的治疗方法，这是经过对痰瘀理论的探讨摸索总结出来的。以治冠心病为例，现代许多医家都认为血瘀为患，采用活血祛瘀治法，这也不错；但在南方，邓铁涛却发现临床中属血瘀证的并不多见，而属气虚痰浊型的往往屡见不鲜，运用祛瘀法取效不大，而用益气除痰法多能应验。他未囿于别人的认识与经验，提出痰与瘀之间的关系如何？活血祛瘀对南方冠心病人能否普遍适用？为了解决这一难题，他一再研究《金匮要略?胸痹篇》，并从1975年起参加冠心病专科门诊，对数百例冠心病人作临床调查与治疗。认为广东人身体素质较之北方人略有不同，岭南土卑地薄，气候潮湿，故冠心病患者以气虚痰浊型多见。气虚的表现是：舌质胖嫩，舌边有齿印，脉细或虚大，心悸气短，胸闷、善太息，精神差。痰浊的表现有：舌苔浊（尤以舌根部苔浊），脉滑或弦，肢体困倦，胸膺痛或有压迫感。邓铁涛基于多年的临床体会，提出了“痰瘀相关”的见解，认为痰是瘀的初期阶段，瘀是痰浊的进一步发展，冠心病属本虚标实之证。这一理论在临床应用取得疗效之后，他又指导研究生从血流动力学的角度进行探索，从实验室的数据初步得到证实。他拟定“益气除痰”的治疗方法，“益气”他喜用广东草药五指毛桃根，又名南芪，益气而不伤阴，为首选佳品；痰瘀相关，配以鸡血藤行血养血；除痰基本方为竹茹、枳壳、橘红、胆星、党参、获苓 、甘草；气阴不足者再合生脉散；确有血瘀者用丹参、田应用于临床，取得了一定的疗效。邓铁涛对冠心病的研究，提出了新的见解，丰富了中医对冠心病的认识和治法。
中医急诊术折叠
致力于中医急诊术的研究在过去，中医私人开业，抢救病人多在家庭病床进行。当西医院迅速发展后，危重病人都送入了医院急诊室，中医治疗急症的机会几乎没有了。邓铁涛认为，中医治疗急症有许多散在的宝贵经验，问题是未有加以系统总结，使之成为有效常规。早在50年代初，邓铁涛便对急腹症之一的阑尾炎运用针灸、中药及外敷法进行综合性治疗，使阑尾炎患者免除开刀之苦。他于1956年11月在《中医杂志》发表了《试论中医治疗阑尾炎》，此文从历史文献、中医理论及临床验证等方面阐明中医能治疗阑尾炎，打破西医主张阑尾炎在24小时内施行外科手术把阑尾截除的定论。60年代初，他在中医学院和157医院联合搞科研之时，参与了急危重症的抢救工作，使不少病人转危为安。特别是在急腹症上，如对急性阑尾炎、胆道蛔虫、胆囊炎、胆石症、尿路结石、肠套叠、蛔虫团梗阻等急症，摸索并总结出不少中医中药的救治法和经验。近年来，他一直致力于中医急症的研究。对急性痛证，他研制成功的“五灵止痛散”，临床上可用于气滞、血瘀、邪闭等各种痛证，并于1984年8月通过技术鉴定，现已由药厂投产。对昏迷病人，邓铁涛以“心主神明”，“舌乃心之苗”为据，首创安宫牛黄丸、紫雪丹、至宝丹点舌法，据临床观察，点舌后昏迷患者痰涎分泌物明显减少，口腔秽臭辟除，对帮助昏迷患者复苏起到重要作用（治例包括高热、一氧化碳中毒、心肌梗死等昏迷患者），不失为抢救昏迷病人的一种创新手段。邓铁涛在抢救危重病证，如高热、大出血、心衰、休克、尿毒症等，积累了不少经验，口服药物力求少而精，灌肠用药则峻而猛，内外治法兼施并举。他于1983年2月发表了《中医急诊术必须抢救》一文，为抢救中医急诊术大声疾呼，身体力行。
教材建设折叠编辑本段
教材建设中华人民共和国建立后，邓铁涛先后任教过多种课程，计有《诊断学》、《中国医学史》、《各家学说》、《中医内科学》、《温病学》等。桃李遍及国内外，先后培养了3名博士研究生，26名硕士研究生（其中有3名是外国留学生）。在数十年教学中，他对中医教学的内容不断实践与思考，对一些问题提出了自己的见解，进行了一些教学内容的改革，还参与多种中医教材和参考书的编写，为中医理论的整理与提高作出了贡献，较为突出的是对中医诊断学教材的建设。关于中医诊断学，历代诊断专书不少，但纵观其内容，亦多只载“四诊”。40年代始有医家根据张景岳阴阳六变而提出“八纲”辨证之名。50年代，中医教学皆以四诊八纲为诊断学之内容。60年代，中医高等院校集中力量编写统一教材，邓铁涛主编《中医诊断学》，除四诊八纲外，还将外感与杂病几种具体辨证方法纳入《中医诊断学》之中，强调了辨证方法在诊断学中的重要地位。在这一过程中，邓铁涛对中医诊断学作了大量研究工作，主编了第一、二、五版《中医诊断学》教材、百多万字的《中医诊断学》教学参考书及《实用中医诊断学》等系列著作，为中医诊断学的建设作出了贡献。
振兴中医折叠编辑本段
邓铁涛将个人命运与中医事业紧密相连，年逾古稀，还日夜思虑中医药问题，为振兴中医，弘扬祖国医学大声疾呼，情深意切。
日，他以一个中共党员的名义，写信给中央领导同志。在信中，他指出中医药学是中华民族优秀文化遗产之一，不愧是一个伟大的宝库。由于某些历史原因，中医药事业在相当长的时间里未得到应有的重视，造成了中医后继乏人乏术的严重局面。中医药这一条短线，要使之根本好转，实在不那么容易，非下大本钱不可。发展传统医药已明文写入宪法，但我们失去的时间太多了，必须采取果断的措施，使之早日复兴。邓铁涛的信反映了整个中医界的心声，受到了党中央的重视。
中医学的前途如何？20世纪80年代中医药学往哪里发展？这是邓铁涛时常思念的大事，1984年他在《大自然探索》科学家论坛第2期发表了《中医学之前途》一文，该文通过对历史的回顾，肯定了中医学两千多年不衰减其学术光辉，具有强大的生命力，是因其内涵着朴素的辩证法与医学的结晶。文章还分析了中医学发展的外部条件与内部因素，提出要发展中医事业，人才是根本、医院是关键，中医特色是方向；并进一步指出在这一进程中，要坚持马列主义哲学为指导思想，处理好继承与发扬的关系，要与自然科学相结合，以发展中医辨证论治，运用中医综合疗法为宗旨。中医之兴亡，将取决于现代之中医，如果目标一致，团结合作，中医之振兴经过艰苦努力是可以做得到的。并号召有志于发扬祖国医药学的同志们团结起来，朝着正确的方向迈步前进。
1986年6月，邓铁涛进一步就中医学发展的问题，在黑龙江《中医药学报》上发表了《试论中医学之发展》，他在文章里客观地分析了我国医学界现存西医、中西医结合、中医三支力量的特点，指出在三支力量中，目前最有问题，最令人担心的是中医这支力量。这支力量要发展自己的学术，必须以辩证唯物主义、历史唯物主义作指导思想，抢救与发掘老中医之学术与经验，临床上中医辨证论治的理论要有所突破，要同现代自然科学各个有关学科相结合。
随着我国改革开放不断深入发展，正在世界范围兴起的新技术革命，对我国经济的发展是一种新的机遇和挑战。邓铁涛敏锐地觉察到，这同样是对中医事业的挑战和机遇，他于1985年10月撰写了《新技术革命与中医》刊载在《新中医》上，他的信念与祈望是：新的技术革命对我国经济的发展，对我国各方面的发展是一种新的机遇和挑战，中医事业也不例外，越新的技术越能阐明中医和发展中医。中医之振兴，有赖于新技术革命，中医之飞跃发展，反过来将推动世界新技术革命。
日，在北京召开了全国“继承老中医药专家学术经验拜师大会”，这是党和政府为尽快摆脱中医事业后继乏人乏术的局面，抢救老中医药专家的宝贵经验的重大决策，亦是振兴中医的一项战略部署。邓铁涛在大会上代表全国的老中医药专家发言，表示要毫无保留地尽自己之所有教给自己的学生，并提出：“学我者必须超过我”的口号，表达了对继承人的热切期望。
(作者：邓中光)
奔走呐喊折叠编辑本段
◆他治疗重症肌无力屡获良效
◆他重视脾胃提出了五脏相关学说
◆他每每在中医药事业发展的关键时刻亮剑坐在面前的邓铁涛满头银发，面色红润，气度不凡，这位中医界的神奇人物，虽然九十有三，但是挺直的脊背、炯炯有神的目光、快捷的思维方式，和他的名字有着神似。
1937年，20岁的邓铁涛从广东中医药学校毕业，时至今日，大半个世纪的风雨沧桑，诠释了这个有着钢铁般意志的老人的中国力量。神手挽狂涛，无数濒临死亡的生命被他唤醒，成千上万的学子被他的精神和医术感召，投身民族医药事业……
四处呐喊为中医折叠
半个多世纪来，他经历了中医事业的坎坷曲折。一直以来，邓铁涛始终考虑着“中医出路何在”这样一个大问题，一直为中医学的继承与发展呕心沥血，魂断梦系，奔走呐喊。
谈到目前中医界存在的问题，邓铁涛说，从解放后中医的数量变化可以看出问题。建国初期，中医是157万人，最近卫生部统计中医的人数是27万，这意味着尽管人口在膨胀，但中医在迅速萎缩。事实上，中医在很长的一个历史阶段，都是在很艰难地前行。
上世纪80年代，一些人不重视中医，国内出现崇洋媚外的思潮，重视进口药，甚至中成药也要用日本产的。中医历尽挫折，生存艰难，发展更无从说起。
邓铁涛一直在跟中医萎缩的趋势做着抗争。眼见中医事业日渐衰落，邓铁涛感到很痛心，内心十分着急，他常常辗转反侧、夜不能眠。邓铁涛暗下决心，要在自己有生之年，尽己所能跟中医不断萎缩的趋势作斗争，让中医发扬光大。
终于，机会来了。上世纪80年代，邓铁涛一直为中央领导同志看病，并与他们建立了深厚的友谊。在看病过程中，他用疗效说话，领导一次次被中医的神奇疗效折服，邓铁涛也同时利用与中央领导的密切关系，在中医生死存亡的关键时刻，为中医的振兴、崛起说话。1985年，邓铁涛第一次以普通共产党员的名义，写信给中央领导徐向前元帅。
徐帅有心脏病，一直找邓铁涛看。1985年，徐帅来广东过冬，有一天吃了西瓜，到夜晚便拉肚子，然后感冒、发热。凭经验，徐帅每次发热都要20来天才能退，随行人员早已习惯，没打算找邓铁涛。看着徐帅难受的样子，徐帅的夫人提出找邓铁涛试试看。邓铁涛为徐帅认真诊脉后说道，徐帅吃了西瓜是肠胃受寒，所以要给他驱风寒治疗腹泻，还给点温散药来解表。服药后第2天，热稍退，再改用清热法，结果1天烧就退了。烧退了，而且是只用1天就退了平常要持续20多天的热，徐帅舒服、轻松了许多，他和夫人都十分感谢邓铁涛，徐帅随行的医生（学西医的）也觉得邓铁涛很了不起。
这时，邓铁涛诚恳地向徐帅表达了让中医发扬光大的心愿。徐帅被打动了，马上承诺要向中央反映情况。邓铁涛十分激动，回家后立即奋笔疾书，向徐帅写了一封情真意切、感人肺腑，要振兴中医的信，“中医在鸦片战争以后，受尽歧视与摧残，但仍巍然独立，与现代医学并存。解放以后，受改造中医思想的影响，中医药在相当长的时间里没有得到重视，出现后继乏人、乏术的局面。如果再不花力气去抢救中医学，等现在的老中医都老去，再去发掘就迟了。发展传统医药已明文写入宪法，但我们失去的时间太多了，必须采取果断的措施，使之早日复兴。”这封信，首先徐帅批示，然后胡耀邦、乔石也作了批示，到了卫生部部长崔月犁批示，才用了7天。
到了1985年的49次国务院会议，在时任国务院主要领导的重视下，会议决定成立国家中医药管理局。1986年12月，国家中医管理局正式成立，中医终于有了自己的家。从此，中医发展加快了脚步。
对于中医的问题，邓铁涛从不含糊，中医每每遇上风吹草动的事情，他总第一个挺身而出。1990年，国家进行机构改革，邓铁涛听说中医药管理局要被精简，他立即牵头我国各地名老中医再次上书中央，这就是在中医药界著名的“八老上书”（邓铁涛、方药中、何任、路志正、焦树德、张琪、步玉如、任继学）。
他们提出国家中医药管理局不能撤销，其职权范围和经费不能减少，另外还建议各个省都设立中医药管理局。1个月后信访局回信，同意“八老”的意见。国家中医药管理局得以保留。
第三次上书时刚好“八老”在广州授徒。邓铁涛发现中央总的政策要“抓大放小”，而且有很多中医院准备合并到综合医院，中医学院合并到西医学院。“八老”（邓铁涛、任继学、张琪、路志正、焦树德、巫君玉、颜德馨、裘沛然
）又着急了，于是又联名上书朱F基总理，提出对中医、西医不能抓大放小，西医是壮年，中医是少年，你抓大放小，中医就活不了。结果朱铭基总理批复了，原来有6个中医学院想合并，结果只有两个合并入了西医院校。
非典流行期间，邓铁涛第四次上书。随后，吴仪在当年5月8号召开的中医座谈会上，强调中医对非典有防治的办法，然后中医才介入到防治非典中。
邓铁涛将个人命运与我国中医学事业命运紧紧相连，在古稀之年，他把自己日夜思考的中医药问题写成论文《中医学之前途》，提出了20世纪80年代中医事业的前进方向，中医药学往哪里发展等令人深思的问题。邓铁涛认为一是要向历史请教，二是事物发展的根本因素是“内因”，中医之兴亡，将取决于现代之中医，如果目标一致，团结合作，中医的振兴经过艰苦努力是可以做得到的。
生命不能言弃折叠
作为医者，他有着一颗仁爱为怀的心，多年来，他不仅用自己高明的医术尽心尽力为患者解除身体上的痛苦，而且还尽己所能从精神上、经济上帮助他们早日康复。他说：“每一个生命都是宝贵的，我们不能轻言放弃。”
重症肌无力治疗至今仍然是世界性的难题，这是一个高风险的病种，重症肌无力危象可多次发生，一次抢救成功则易，而第二、第三次抢救成功则难。
针对重症肌无力危象，邓铁涛参与抢救过数百次。2003年的4月，湖南安乡12岁男孩林林罹患重症肌无力，在某大医院上了呼吸机后被告知救治无效。打听到邓铁涛擅治这种病，林林的父母将房产变卖，筹得仅有的1万元钱辗转找到广州中医药大学第一附属医院。经过5天的治疗，病情虽有好转，但1万元已告罄。拿什么来救自己的孩子？4月17日，绝望的父母冲入ICU，拔下了林林身上的呼吸机套管和氧管，捏着孩子瘦削冰凉的小手，看着他艰难地睁开双眼后，无奈地准备离去。听到消息后，当时已经87岁的邓铁涛第一时间往12楼的ICU病房赶，进入监护室时，林林已奄奄一息，张着口努力地呼吸，气息将停。邓铁涛翻开被褥，发现孩子骨瘦如柴，不禁又急又心痛：“小孩瘦成这样，单靠药物哪能起作用？”说完，老人家马上拿出带在身上的5000元，叮嘱ICU护长：“快到营养室买鼻饲食物，要保证每天所需能量，有胃气才有生机。”他又对ICU主任说：“重上呼吸机，费用我先垫。”邓铁涛为林林免费提供中药“强肌健力口服液”鼻饲，还再三嘱咐医护人员要加强护理，给林林吸痰除痰，翻身拍背，清洁口腔，适当增加饮食量等。
孩子终于有救了，4月21日，邓铁涛再次来到患儿床边。孩子看到了一位慈眉善目的老人，护士告诉他说：“这是你的救命恩人邓爷爷啊”。孩子的眼眶湿润了，插着气管无法说话，示意护士拿纸笔，歪歪扭扭的写了几个字：“邓爷爷，你为什么要救我？”邓铁涛倒一下子被问住了，“学雷锋，希望你长大报效祖国。”老人的话言简意赅，孩子领悟了。4月28日，患儿小林脱离呼吸机。孩子的父母也回来了，一见邓铁涛，双双下跪，邓铁涛搀扶起孩子父母给予安慰。5月6日，气管切口封上；5月12日，转入普通病房；5月19日患儿可以自行吞咽饮食；5月23日拔除胃管，终于解除了鼻饲食物的痛苦，孩子吃饱饮足，此时体重已增加至21千克，可以步行活动。
邓铁涛在抢救患儿的同时，还请香港的方女士帮忙支付了2万元。有热心人知道消息后，又送来1万元，还清了所欠医院的费用。日，小林出院随父母回到湖南老家，广州名医治好小林的消息轰动当地。
上海一位姓戴的先生，气管切开后依靠呼吸机维持生命，得到邓铁涛寄去的处方而获救，《文汇报》记者用“连续八个月寄药方，爱心飞过千山万水，上海患者幸遇广州华佗”报道这一事实。日，广州中医药大学第一附属医院收到甘肃省科技厅一位干部感谢信函：“多年来我一直疾病缠身，自2004年底情况越来越糟，2006年初自觉不行了……两年多了，经过邓铁涛教授不断调治，病魔象抽丝般剥去，至今我已经从躺着都呼吸困难的人，变得可以去户外走动生活自理，对于一个几近死而复生的我来说，再造之德救命之恩感念之情是无法用语言表达的。”
治病重视脾胃折叠
邓铁涛治学，博而不失其精，实而不失其高，近而不失其远。他既重视理论又着力于临床，他从脾胃论治，挑战重症肌无力，益气除痰治冠心病，提出五脏相关学说。
邓铁涛向来重视脾胃论治，看他的方子，我们发现总少不了党参、白术、茯苓等健脾之药。邓铁涛说，他从上世纪50年代末就开始着手收集研究，发现从脾胃论治的疾病十分广泛，除能治疗消化系统疾病之外，其他系统如循环、神经、内分泌系统的多种疾病，都有采用脾胃论治而收到良好效果的例子。
曾经有一位女性病人，62岁，子宫脱垂合并阴道壁高度膨出，严重影响生活起居，要准备手术治疗，但由于心律失常，频发多源性室早、阵发性心动过速，手术医生让其治好心脏病后再去手术。患者找到邓铁涛，四诊毕，邓铁涛认为两病可以同治，皆因脾虚中气下陷所致。让其先重用吉林参，继服补中益气汤加减。半月后检查心电图改善而心悸除，两月余而子宫返其原位，追踪半年两病俱愈。免挨一刀，病人对邓铁涛千恩万谢。
邓铁涛运用脾胃学说治愈许多疑难病证，弟子问他有何“验方”？观其方只有党参、白术、茯苓、甘草等平常之药，十分疑惑。每遇这种情况，邓铁涛总幽默地说：“打仗都是靠海陆空三军，但有人打胜仗，有人打败仗。”其实，邓铁涛用药，妙在药量，单说黄芪一味药，治盗汗用9克，低血压用16克以下，高血压用30克以上，治重症肌无力用100克~120克，治截瘫曾用250克。
邓铁涛以脾胃学说为指导，主持“重症肌无力的临床和实验研究”的国家“七五”攻关项目，1990年通过国家技术鉴定，提出重症肌无力的主要病机为“脾胃虚损，五脏相关”，治疗上应以补脾益损为主，拟定强肌健力饮（胶囊）为治疗重症肌无力的主方；初步揭示了重症肌无力的中医辨证论治规律，该成果获1991年度国家中医药管理局科技进步一等奖，1992年度国家科技进步二等奖。
重症肌无力临床研究获奖后，邓铁涛又继续深入研究重症肌无力危象的救治。中医参与抢救重症肌无力危象，中药剂型的改革是关键。邓铁涛从1994年研制强肌健力口服液制剂，解决给药途径、容量、通道等临床难题，从而提高疗效。
对于冠心病，现代许多医家都认为是血瘀为患，要采用活血祛瘀治法。邓铁涛长于诊治心血管系统疾病，研究《金匮要略?胸痹篇》，并从1975年起对数百例冠心病人作临床研究。经观察，他认为广东人身体素质较之北方人略有不同。岭南土卑地薄，气候潮湿，故冠心病患者，以气虚痰浊型多见，由此邓铁涛提出了“痰瘀相关”理论，认为痰是瘀的初期阶段，瘀是痰浊的进一步发展，冠心病属本虚标实之证，拟定“益气除痰”的治疗方法，此法在临床上十分实用。
1988年，邓铁涛发表了“略论五脏相关代替五行学说”，认为五行学说更名为“五脏相关学说”是提取中医理论的精华内核并加工提高的一种革新。“五脏相关学说”内涵为：在人体大系统中，心、肝、脾、肺、肾及其相应的六腑、四肢、皮毛、筋、骨、脉、肉、五官七窍等组织器官分别组成的五个脏腑系统。在生理情况下，本脏腑系统内部、脏腑系统与脏腑系统之间、脏腑系统与人体大系统之间、脏腑系统与自然界、社会之间，存在着横向、纵向和交叉的多维联系，相互促进与制约，以发挥不同的功能，协调机体的正常活动；在病理情况下，五脏系统又相互影响。简而言之是五脏相关。
五脏相关学说无论从理论的高度，还是从临床实践的角度，其研究的深度和广度都令人瞩目。2005年，他申报的《中医五脏相关理论继承与创新研究》课题已纳入国家科技部的重点基础研究发展计划（973计划）中。
邓铁涛从一名普通的中医，一步一个脚印，终于成为我国著名的中医学临床家、理论家、教育家，他曾写有一篇题为《万里云天万里路》的自传体文章，文内由衷之言，给人鼓舞和启发，“中医学的前途有如万里云天，远大光明，彷徨了几十年的中医可说已走在大路上。我们的责任，任重而道远，就看现代中医、西学中和有志于研究中医的其他科学家们的努力了”，这是邓铁涛的期望。
主要论著折叠编辑本段
1　邓铁涛主编．中医诊断学讲义．北京：人民卫生出版社，1961．
2　邓铁涛主编．中医简明教程．上册．广州：广东人民出版社，1962．
3　邓铁涛主编．中医诊断学讲义．修订2版．上海：上海科学技术出版社，1964．
4　邓铁涛主编．中医学新编．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1971．
5　靳士英，邓铁涛，姜国屏等．新编中医学概要．北京：人民卫生出版社，1972．
6　邓铁涛，区永欣，林建德等．中医大辞典．基础理论分册．北京：人民卫生出版社，1982．
7　邓铁涛主编．中医诊断学．修订5版．上海：上海科学技术出版社，1984．
8　方药中，邓铁涛，李克光等主编．实用中医内科学．上海：上海科学技术出版社，1985．
9　邓铁涛主编．中医名言录．广州：广东科学技术出版社，1986．
10　邓铁涛主编．中医诊断学（参考丛书）．北京：人民卫生出版社，1987．
11　邓铁涛主编．实用中医诊断学．上海：上海科学技术出版社，1988．
12　邓铁涛主编．奇难杂证新编．广州：广东科学技术出版社，1989．
13　邓铁涛主编．中医证候规范．广州：广东科学技术出版社，1990．
14　邓铁涛．学说探讨与临证．广州：广东科学技术出版社，1981．
15　邓铁涛．耕耘集．上海：上海中医学院出版社，1988．
！6　邓铁涛．温病学说的发生与成长．中医杂志，1955，（8）．
17　邓铁涛．试论中医治疗阑尾炎．中医杂志，1956，（11）．
18　邓铁涛，何霭谦．乙型脑炎治例小记．广东中医，）：1114．
19　邓铁涛．中医五行学说的辩证法因素．光明日报，哲学版，第367期，日．
20　邓铁涛．癃闭治验两例．广东医学．传统医学版，1965，（6）．
21　邓铁涛．李东垣的脾胃学说及其在临床上的应用．新中医，1973，（1）．
22　邓铁涛．冠心病的辨证论治．中华内科杂志，）：40―42．
23　邓铁涛．硬皮病治验．新中医，1977，（6）：19―20．
24　邓铁涛．眼肌型重症肌无力的中医治疗与体会．新医药学杂志，1977，（7）．
25　邓铁涛．略谈四诊．新医药学杂志，1978，（6）．
26　邓铁涛．高血压病辨证论治体会．新中医，1980，（2）．
个人简历折叠编辑本段
1916年10月　出生于广东省开平县钱岗乡石蛟村。
1937年　毕业于广东中医药专门学校。
年　与同学数人在香港合办南国新中医学院（夜校），并在九龙芝兰堂药店坐堂行医。
年　在穗港及武汉等地行医。
年　受聘于广东中医专科学校（1953年改为广东省中医进修学校）任教，后任教务主任。
1956年―至今　历任广州中医药大学教师、教研组主任、教务处副处长、副院长，现任中医内科教授。
参考文献折叠编辑本段
〔1〕邓铁涛．学说探讨与临证．广州：广东科学技术出版社，1981．
〔2〕李向明，陈光曼，王瑞廷等．中国现代医学家传略．北京：科学技术文献出版社，．
〔3〕邓铁涛．耕耘集．上海：上海中医学院出版社，1988．
〔4〕上海中医学院．中医年鉴．北京：人民卫生出版社，、496，．
〔5〕山东中医学院学报编辑室．名老中医之路．第二辑．济南：山东科学技术出版社，．
〔6〕刘小斌．广东中医育英才．广州：广东省卫生厅，―124．
〔7〕陈敏章，贺建国主编．中国当代医学家荟萃．第二卷．长春：吉林科学技术出版社，―397．
现代中医史折叠编辑本段
上个世纪末,本世纪初，1996年,清华学界对中医气本质，经络实质，阴阳，五行，藏象，中医哲学观等都有了新的全面整体创造性的认识和解说。如，邓宇等发现的:气是流动着的‘信息－能量－物质’的混合统一体；分形分维的经络解剖结构；数理阴阳；中医分形集：分形阴阳集－阴阳集的分形分维数，五行分形集－五行集的分维数；分形藏象五系统－暨心系统、肝系统、脾系统、肺系统、肾系统；中医三个哲学观－新提出的第三哲学观：相似观－分形论等。
还包括近代针灸经络的发展史,近代中医气的进展简史,中西医结合史,中医中药史等.
古代（经典）中医史折叠编辑本段
中医产生于原始社会，春秋战国中医理论已经基本形成，出现了解剖和医学分科，已经采用“四诊”，治疗法有砭石、针刺、汤药、艾灸、导引、布气、祝由等。西汉时期，开始用阴阳五行解释人体生理，出现了“医工”，金针，铜钥匙等。东汉出现了著名医学家张仲景，他已经对“八纲”（阴阳、表里、虚实、寒热）有所认识，总结了“八法”。华佗则以精通外科手术和麻醉名闻天下，还创立了健身体操“五禽戏”[6]。唐代孙思邈总结前人的理论并总结经验，收集5000多个药方，并采用辨证治疗，因医德最高，被人尊为“药王”。唐朝以后，中国医学理论和著作大量外传到高丽、日本、中亚、西亚等地。两宋时期，宋政府设立翰林医学院，医学分科接近完备，并且统一了中国针灸由于传抄引起的穴位紊乱，出版《图经》。金元以降，中医开始没落。明清以后，出现了温病派时方派，逐步取代了经方派中医。在明朝后期成书的李时珍的《本草纲目》标志着中药药理学没落。同一时期，蒙医、藏医受到中医的影响。在朝鲜东医学也得到了很大的发展，例如许浚撰写了《东医宝鉴》。
自清朝末年，中国受西方列强侵略，国运衰弱。同时现代医学（西医）大量涌入，严重冲击了中医发展。中国出现许多人士主张医学现代化，中医学受到巨大的挑战。人们开始使用西方医学体系的思维模式加以检视，中医学陷入存与废的争论之中。同属中国医学体系的日本汉方医学、韩国的韩医学亦是如此。2003年“非典”以来，经方中医开始有复苏迹象。
在文化大革命期间，中医作为“古为今用”的医学实例得到中国共产党政策上的支持而得以发展。现代，中医在中国仍然是治疗疾病的常用手段之一。
在国际上，针灸在引起医学界极大兴趣，世界卫生组织的观点认为，针灸已被证实在减轻手术后疼痛、怀孕期反胃、化疗所产生的反胃和呕吐、牙齿疼痛方面是有效的且其副作用非常低，然而，对慢性疼痛，背部疼痛以及头痛，数据显示出模棱两可或者争议性。[7]。WHO认为很多针灸和一些草药的有效性得到了科学双盲研究的较强支持，但是对于其它的传统疗法还需要进行进一步研究，而且不能忽视未经研究的传统疗法存在的安全性及危险性等问题[8]。WHO在日发表“年传统医药研究全球策略”，邀请全球180余国将替代医学纳入该国的医疗政策。
藏象近代革命简史表折叠编辑本段
（引子：1980年，雷顺群， 系统论与藏象学说(一)， - 辽宁中医杂志, 年，续系统论与藏象学说(二) - 辽宁中医杂志, 1983）
1994年，肖烈钢.试论藏象学说中的五脏系统特性[J].陕西中医,):211-213。侧重、强调藏象学说中五‘脏’系统（器官的）有整体性、联系性、有序性、自主性作了较为系统地阐述，说明了藏象学说中的五脏系统思想，其本质与现代系统论是一致的，然又有其特点。
藏象五系统：心系统，肝系统，肺系统，脾系统，肾系统。分形藏象五系统。
1999年，邓宇,等; 藏象分形五系统的新英译 [J];中国中西医结合杂志; 1999年09期分形藏象五系统，心系统，肝系统，肺系统，脾系统，肾系统，藏象五系统，超脱出心肝脾肺肾五脏腑，五器官的传统局限性认识。
邓宇　等，1999年，中医分形集，数理医药学杂志，1999。
邓铁涛主审，，邓中炎主编，2002年，《中医基础理论体系现代研究:基础与临床》，广州中医药大学。藏象心系统，肝系统，肺系统，……脑系统等。
2005年，赵喜，心主神明论《河北北方学院学报（医学版）》& 卷3期。心系统。 & &
&医学&人物&专家&广东&教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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段丽萍（1963~ )， 女，医学博士、教授、主任医师、中共党员。1963年10月出生于山西太原。现任北京大学医学部主任助理、北京大学研究生院副院长、医学部分院常务副院长、医学部研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