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课内现代文阅读（共11分）（1）汤恩伯认为南京江阴段防线是很巩固的，弱点只存在于南京九江一线。（2）不料正是汤恩伯到芜湖的那一天，东面防线又被我军突破了。（3）我东路三十五万大军与西路同日同时发起渡江作战。（4）所有预定计划，都已实现。（5）至发电时止，我东路各军已大部渡过南岸，余部二十三日可以渡完。（6）此处敌军抵抗较为顽强，然在二十一日下午至二十二日下午的整天激战中，我已歼灭及击溃一切抵抗之敌，占领扬中、镇江、江阴诸县的广大地区，并控制江阴要塞，封锁长江。（7）我军前锋，业已切断镇江无锡段铁路线。【小题1】句（2）与句（1）形成鲜明对比。能说明敌人麻痹轻敌、我军出奇制胜的关键词是“&&&&&”；句中的“又”字照应了段前写中路军战况、西路军战况时用过的“&&&&&”一词和两个“&&&&&”字，行文很严谨。（3分）【小题2】句（4）的“所有”“都”两词中，我们能感觉到作者发电时的感情是&&&&（1分&）A．藐视敌人的豪情B．胜利的自豪感C．必胜的信念D．对敌人的嘲讽【小题3】句（5）中的“至发电时止”体现了新闻的什么特点？（2分）【小题4】前几句中与句（6）“此处敌军抵抗较为顽强”相应的内容应是“ &&&&”。（2分）【小题5】句（6）、（7）中能表现我军英勇无畏、锐不可当的一系列动词是：&&&&&。（3分）不料&&&首先&&&已（3分一空1分）&
本题难度：一般
题型：解答题&|&来源：2012-广东中山市明德学校八年级上学期第一次月考语文试题
分析与解答
习题“课内现代文阅读（共11分）（1）汤恩伯认为南京江阴段防线是很巩固的，弱点只存在于南京九江一线。（2）不料正是汤恩伯到芜湖的那一天，东面防线又被我军突破了。（3）我东路三十五万大军与西路同日同时发起渡江作战。（4...”的分析与解答如下所示：
【小题1】根据语言环境来理解词语的表达作用，或根据词语的表达作用来理解词语，对教材中重点词语的使用要做重点理解。【小题1】体会语言环境的感情色彩，理解文章所表达的主旨和抒发作者的思想感情。【小题1】新闻有三个特点：真、快、准；这里体现新闻的材料真实、报道及时的特点。【小题1】学生感知文本，学会在文章中找出照应的内容，又要学会概括内容的能力。能够分析敌人抵抗顽强和防线的巩固是从内容上相互照应的。【小题1】理解词语的含义和感情色彩，准确找出能表现我军英勇善战、锐不可当的动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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碧血黄沙 白骨青山——关于红西路军问题的历史考察（十一）
1、对毛泽东在西路军问题认识上的评述。
　　（1）对毛泽东在西路军问题认识上的评点。
　　一九三七年十二月下旬，毛泽东接见西路军左支队指挥员李先念、李卓然、程世才、李天焕、郭天民、曾传六。据程世才回忆：
　　今天早上我们得到了通知，主席接见我们并要请我们吃饭。
　　主席一一和我们握手，并连连亲切地说：“你们辛苦了。”
　　主席把我们让进办公室坐下，亲手打开一铁筒香烟，让我们吸，并且和我们在一张桌子上吃了晚饭。饭后，主席点着一支香烟，和我们谈起了西路军。
　　主席说，红西路军的失败，主要是张国焘机会主义错误的结果。[评点：毛泽东明确指出了西路军失败的主要原因。我们前面通过对业已公开的档案文献资料的考证中知道这个判断是正确的。可是我们看到在为西路军摘掉了张国焘路线的“帽子”后，现在的不少西路军研究者在对西路军问题进行分析时，往往是罗列了一大堆原因，却找不到导致西路军失败的主要原因，这样也就无法揭示西路军失败的历史真相。有的即使“找到”了一个主要原因，但是却无法结合业已公开的档案文献资料做出有说服力的解释。这样就使西路军的研究进入了迷途，难以取得有价值的成果。]他不执行中央的正确路线。他惧怕国民党反动力量，又惧怕日本帝国主义。 [评点：中央的正确路线是东进路线，而张国焘却主张西退路线。西退的原因是由于对战胜国民党反动力量和日本帝国主义信心不足造成的。毛泽东的这个说法可以获得档案文献资料上的印证。]不经过中央，将队伍偷偷地调过黄河，企图到西北去求得安全，搞块地盘，称王称霸，好向中央闹独立。[评点：毛泽东的这个说法有没有档案文献依据呢?我们看到张国焘消极对待中央击破南敌的指示，在红九军和红五军渡河问题上，在西路军向西退却问题上可以印证毛泽东的这个说法。中央击破南敌的指示中明确说明不击破南敌，无法进行宁夏战役，因而要求红四方面军以红九军为中心的三个军必须留在河东，可是红九军却开始了渡河。在红九军已经造成渡河的既成事实后，中央才不得不改变决定，同意了红九军渡河。而后要求红四方面军留在河东的三个军(红四军、红五军、红三十一军)协力击破南敌，可是随后张国焘及红四方面军总指挥部领导人徐向前、陈昌浩提出红四方面军全军西渡的建议，红五军未经中央同意便过了河。红四军、红三十一军因为以毛泽东为代表的党中央、红军总司令朱德及前敌总指挥彭德怀的反对，也由于国民党南敌推进迅速，红四军、红三十一军被堵在河东，没有来得及过河。在西退问题上，张国焘率先为西路军西退开了“闸门”，在西退已经成为既成事实的情况下，以毛泽东为代表的党中央综合各种情况才不得不同意了西路军的向西退却。在红四方面军渡河和向西退却问题上，虽然张国焘负有主要责任，但是显然不是张国焘一个人的责任。毛泽东在这里仅指出张国焘的错误，而没有提及西路军领导人，显然是经过斟酌了的。这是处于党内斗争的策略考虑，为了维护党内和军内团结的需要。]这种错误的路线，是注定要失败的。[评点：这里再一次点明了张国焘路线是导致西路军失败的主要原因。]
　　主席说，西路军是失败了，但这不是说西路军广大的干部战士没有努力。他们是英勇的、顽强的。经常没有饭吃，没有水喝，冬季没有棉衣，伤员没有医药，没有子弹用大刀、矛子和敌人拚杀。[评点：这里将西路军广大指战员与张国焘及其路线区分开来，充分肯定了西路军广大指战员的斗争精神。]但是，这也证明，没有正确的革命路线，既使部队再英勇善战，也难免遭受失败。[评点：西路军的失败从正面证明了张国焘路线的错误，从反面证明了中央路线的正确。在研究西路军问题时，有人总想回避路线斗争，其实回避了这个问题，好些问题就解释不清楚了。以毛泽东为代表的党中央与张国焘及西路军领导人徐向前、陈昌浩之间就那么无原则地斗来斗去，谁是谁非，难以分晓，整个历程，杂乱无章。在这种情况下权力斗争说就会乘虚而入，成为西路军研究中的主旋律。]
　　主席还鼓励我们说，西路军战斗到最后，由你们带领一部分同志，排除万难到达了新疆。这种坚定的行为，除了共产党人领导的红军，是其他任何军队也作不到的。 [评点：对左支队指挥员的斗争意志作了充分肯定，并将这种斗争意志升华为共产党领导的革命军队的精神。这种精神是共产党领导的革命军队与其他军队不同的主要标志之一。]
　　主席了如指掌地和我们谈起了西征，他说，西路军路线错误是主要的。[评点：再次指出张国焘路线是造成西路军失败的主要原因。]但是那一带是少数民族地区，人烟稀少，群众中革命工作基础又很差，地势又不好，南面是大雪山，北面是大山和沙漠，在几十里宽的一条狭窄地区，运动不便，敌人多是骑兵，我是步兵，又缺乏同骑兵作战的经验，这些情况，使西路军在失败中不能更多地保存下革命的有生力量。[评点：这里指出了西路军面临的敌情、民情、地形等不利情况，这是西路军失败的客观原因。我们看到毛泽东在谈话中既指出了西路军失败的主观原因，又指出了西路军失败的客观原因。毫无疑问，西路军失败的主观原因是主要的，这就是没有克服张国焘路线的影响。毛泽东的这个分析既抓住了西路军失败的主要矛盾和矛盾的主要方面，同时也顾及到导致西路军失败的客观因素。]
　　主席又向我们介绍了全国面临的新的革命高潮。最后，主席站起来，踱了几步，把一只手稳重地放在桌子上，亲切地望着我们说：
　　“革命斗争中，有胜利也会有失败，失败是成功之母，要从西路军的失败中吸取血的教训。我们中国革命的前途是伟大的，中国革命一定会最后胜利!”[评点：这里毛泽东不仅没有责备批评西路军指战员，而是鼓励他们吸取教训，充满信心，继续奋斗，中国革命是一定会胜利的。这显示了毛泽东作为党的领袖的远大目光和非凡气魄。][471]
　　（2）对毛泽东在西路军问题认识上的综述。
　　毛泽东在接见从新疆回到延安的西路军左支队指挥员的谈话时，主要讲了以下四点意见：一是西路军失败的主要原因是由于没有克服张国焘路线的影响;二是指出了西路军失败的客观原因;三是充分肯定了西路军广大指战员的斗争精神;四是鼓励西路军指战员吸取教训，继续奋斗，中国革命是一定会胜利的。
　　毛泽东关于西路军的谈话到底有没有道理呢?我们前面根据业已公开的档案文献资料通过对西路军的形成、西退、转战河西直至失败的考察证明，毛泽东的这个判断是正确的，张国焘也确实对西路军失败负有首要责任。
　　我们看到在毛泽东的这次谈话中，既指出了西路军失败的主要原因，又谈到了西路军失败的客观因素，在重点批评张国焘的同时，又肯定了西路军广大指战员的斗争精神，最后又指明了中国革命的胜利前途。这些话针锋相对，鞭辟入里，一针见血，见解深刻，言简意赅，逻辑严密，就是在七十多年后的今天，也仍然是余音在耳，绕梁不绝。
　　我们看到，毛泽东在谈话中只是重点指出了张国焘的错误，回避了西路军领导人的责任问题。这当然是处于党和军队团结的考虑。为了同一目的，我们看到在一九五一年出版《毛泽东选集》第一卷时，在关于西路军的注释中毛泽东也作了同样的处理，这体现了毛泽东高超的斗争艺术。因为只有讲求策略，化解矛盾，立意高远，着眼未来，才便于维护全党统一的大局，将全党全军的力量团结起来，形成强大的凝聚力。这是夺取中国革命胜利的根本保证。
　　我们看到延安会议虽然批判了张国焘，但是也并没有把张国焘这个人怎么样，以致于毛泽东后来多次说要是张国焘不跑的话，也要让他作中央政治局委员。 [472]后来毛泽东又指示说“配备人员时注意尽可能提拔原四方面军干部。此点务须注意”。[473]直到文革期间毛泽东还亲自提名出身于红四方面军的李德生为中央军委办事组成员。[474]
　　程世才是这次谈话的亲历者。后来为西路军摘掉张国焘路线的“帽子”后，在编辑西路军文献《悲壮的征程》时，当编者问起程世才对毛泽东这个谈话中关于西路军失败的主要原因是由于没有克服张国焘路线的影响这段文字应该如何处理时，在当时的氛围下，程世才是不便于说出要保留这段话的，但是由于程世才不仅亲历了西路军从形成到失败的整个过程，而且对张国焘路线给西路军造成的影响有着切身感受，这段话又是他亲耳听毛泽东讲到的，因而他也不愿意违心地说出要将这段文字去掉的话，只好顺水推舟地说：“这段话你们看着处理吧。”[475]
　　2、对陈云在西路军问题认识上的评述。
　　（1）对陈云在西路军问题认识上的评点。
　　我们看下面陈云关于西路军问题的三次谈话。(一九八一年十一月至一九八三年一月)
　　一九八一年十一月二十二日，陈云同李先念谈西路军问题，指出“这个问题不能回避，西路军过河是党中央为执行宁夏战役计划而决定的，不能说是张国焘分裂路线的产物。”[评点：陈云不回避尖锐复杂问题，这种迎难而上的精神是应该肯定的，但关健是如何弄清西路军问题的来龙去脉，从历史的角度对这个问题作出客观的评价呢?如果西路军问题，确实是一个“冤案”，当然应该平反，恢复名誉。陈云说“西路军过河是党中央为执行宁夏战役计划而决定的”，这种说法有没有根据呢?在南敌猖狂进攻的情况下，中央指示只有击破南敌才能进行宁夏战役，要求以红九军为中心的三个军留在河东，可是红九军却过了河。有人将张国焘及红四方面军总指挥部领导人徐向前、陈昌浩违背中央击破南敌的指示，命令红九军渡河，在造成既成事实后，中央才不得不同意红九军渡河的电报当作中央要红九军渡河的命令，这符合事实吗?红五军又是如何渡河的呢?是中央同意的吗?中央多次重申只有击破南敌才能执行宁夏战役，可是不仅红九军、红五军过了河，随后张国焘及红四方面军总指挥部领导人还提议红四方面军全军西渡，不过是由于以毛泽东为代表的党中央、红军总司令朱德及前敌总指挥彭德怀的强烈反对，也由于南敌推进迅速，才致使红四军和红三十一军没有来得及西渡而已。在说这个话的时候，陈云查没查当时的档案文献资料呢?还是凭自己的印象想当然地冲口而出呢?要知道发生这件事的时候，陈云虽然没有在国内，但是当时中央可是把这些事报告了共产国际的。陈云作为中共驻共产国际代表团的成员，难道忘记了中央十月三十日致共产国际的电报了吗?在西路军这样复杂而敏感的问题上，从党史和军史的严肃性出发，能如此轻率地做出结论吗?作为一个资格很老的领导人，地位之高，声望之重，说出话来可谓一言九鼎，重如泰山，是否想到这会导致党史和军史的修改呢?在这个问题上如此随意，一旦出现偏差，会造成什么样的影响，又产生什么样的后果呢?]
　　一九八二年二月二十七日下午，陈云在住所内出席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会议。会后，同李先念谈话。李先念提到邓小平去年批给他的一篇有关西路军问题的文章(指朱玉用“竹郁”笔名撰写的一篇短文《“西路军”疑》。—引者注)，陈云说：“西路军是当年根据中央打通国际路线的决定而组织的，我在苏联时，曾负责同他们联系援助西路军武器弹药的事，而且在靠近新疆的边境上亲眼看到过这些装备。[评点：陈云又一次肯定西路军是执行中央打通国际路线的指示西退的，这就先为西路军定了性。至于陈云说他“亲眼看到过这些装备”，这没有错。可是问题在于自己亲眼看见了这些武器装备，西路军就一定能够拿到手吗?当年陈云到了苏联边境，却在此停留了四个多月，直到西路军失败后，才奉命到达猩猩峡迎接西路军余部。难道还不清楚这是为什么吗?由此看来陈云对苏联提供的援助仍然停留在感性认识阶段，而没有认识到苏联援助的复杂性和不确定性，更没有认识到由于西路军领导人没有执行以毛泽东为代表的党中央的重要指示，而将战胜敌人的希望寄托在苏联援助上对西路军的失败造成了什么样的影响。]西路军问题是一件和自己有关的事，我今年七十七岁了，要把这件事搞清楚。[评点：以前的西路军问题还不够 “清楚”吗?要把西路军问题“搞清楚”是什么意思呢?不就是要为西路军摘掉张国焘路线的“帽子”吗?不知陈云在讲这个话的时候知道不知道过去在党史和军史研究中回避西路军问题的真正原因?如果要研究西路军问题就要开放西路军的档案文献资料，就要涉及到西路军领导人及一批高级干部的功过是非评价。张国焘叛逃了，在西路军研究中涉及到他的错误可以没有顾忌地指出来，但是西路军领导人及一批高级干部则是当时党政军领导岗位上的骨干力量，在西路军的形成、西退及转战中具有不可推卸的责任。况且西路军作为一个历史事件已经过去了，张国焘又跑了，在这种情况下，清算历史旧帐，显然不利于党内和军内的团结。因而在一九五一年版《毛泽东选集》第一卷对西路军的注释采取了淡化处理的方式，仅指出了张国焘的错误，而回避了西路军领导人的责任，这样也就不便于在注释中注明西路军是中央命名的，向西退却最终也是经过中央同意的。这就是陈云“要把这件事搞清楚”的一个重要背景。]”谈话中建议李先念准备一份有关西路军问题的材料。
　　一九八三年一月五日，陈云委托秘书电话转告李先念办公室说：“送来的电报(指李先念《关于西路军历史上几个问题的说明》所附的中央和西路军的一些电报。— 编者注)我看过了，可以送小平同志。[评点：这表明在修正一九三七年三月中央政治局会议决议中关于西路军失败的定性，为西路军摘掉张国焘路线的“帽子”，在陈云和李先念之间已经取得了一致意见，现在就看邓小平的态度了。只要他同意，这个问题也就确定了。]西路军打通国际路线，是党中央、毛主席过草地以前就决定的。[评点：这就把西路军西退打通国际路线与毛泽东在毛儿盖会议上同意派一支部队打通新疆联系在一起，以此来论证西路军是执行中央打通国际路线的指示而不是奉张国焘命令西退的，以便为西路军摘掉张国焘路线的“帽子”。当然，两者不是不可以进行比较，问题是作者仅看到了他们的相似点，而忽视了他们本质性的差异。毛泽东讲得打通新疆联系，是指在红军主力向河东发展的基础上，而张国焘及西路军领导人徐向前、陈昌浩讲得西退是指红军主力的西退(这可以从他们要求红四方面军全军西渡和以后多次要求河东红军主力西渡方面反映出来)，这是一回事吗?毛泽东要求西路军依靠自我奋斗来战胜敌人，而西路军领导人却将战胜敌人的希望寄托在获得苏联援助上，这能一样吗?如此等等。]当时，共产国际也愿意援助，二百门炮都准备好了，我亲眼看见的。西路军的行动不是执行张国焘的路线，张国焘路线是另立中央。[评点：张国焘路线仅仅是另立“中央”吗?陈云在延安是当过中央组织部部长的，他应该知道在中央文献中指出的张国焘路线的两大内容：一是退却路线(包括南下和西退)，一是军阀主义。而另立“中央”不过是张国焘军阀主义发展的高峰，也是张国焘军阀主义的一个极端表现而已，还远远不是张国焘军阀主义的全部内容，更不是张国焘路线的全部内容。我们前文对此有过考证。这里我们看到陈云的说法与中央文献中对张国焘路线的界定出现了不合。] 西路军的失败也不是因为张国焘路线，而主要是对当地民族情绪、对马家军估计不足。”[评点：西路军失败肯定有主要原因，对主要原因的揭示与评析，可以确定西路军失败的责任归属问题。陈云说西路军的失败主要是由于“对当地民族情绪、对马家军估计不足”造成的，也就是说“对当地民族情绪、对马家军估计不足”是导致西路军失败的主要原因，这样就避开了张国焘路线对西路军领导人的影响，为西路军摘掉了张国焘路线的“帽子”。那么，是谁“对当地民族情绪、对马家军估计不足”呢?是以毛泽东为代表的党中央呢，还是张国焘及西路军领导人徐向前、陈昌浩呢?陈云没有明确指出来。但是我们从前文陈云认为“西路军过河是党中央为执行宁夏战役计划而决定的”，“西路军是当年根据中央打通国际路线的决定而组织的”来看，显然是以毛泽东为代表的党中央决定了西路军的西渡和西退，这样从逻辑上来推测显然也就主要是因为以毛泽东为代表的党中央“对当地民族情绪、对马家军估计不足”造成的。这样也就彻底将西路军与张国焘路线脱了钩，从而减轻了西路军领导人的责任。][476]
　　（2）对陈云在西路军问题认识上的综述。
　　我们通过以上的评点可以看到，陈云的三次谈话主要阐明了四个问题：一是为西路军摘掉了张国焘路线的“帽子”;二是说西路军是因为执行党中央宁夏战役计划而西渡的;三是西路军是为了打通国际联系而西退的;四是西路军失败主要是由于对当地民族情绪和马家军估计不足造成的。
　　由以上我们的评点可以看到，作为一位老资格的中央政治局常委，陈云虽然在西路军问题上以当事人自居，但是他却对中央与张国焘及西路军领导人徐向前、陈昌浩之间错综复杂的关系作了简单化的处理，没有认识到以毛泽东为代表的党中央与张国焘及西路军领导人徐向前、陈昌浩之间产生矛盾的根源，没有认识到导致西路军形成、西退、转战直至失败的主要原因。这样也就不会认识到张国焘路线对西路军的严重影响。
　　他只看到西路军西退与毛泽东在毛儿盖会议上讲的打通苏联联系的相似性，而没有认识到他们之间的本质区别。他仅看到西路军西退和张国焘南下的不同点，而没有认识到他们本质上却具有相似性。因而导致他在张国焘路线与西路军关系的认识上出现了重大偏差。
　　他虽然亲眼看到了停留在苏联边境上的武器装备，但是我们不能不说他对苏联援助的认识停留在感性阶段。他没有从苏联、日本、国民党、共产党这四大力量的宏观视野中，没有从苏联以民族利益为首选原则来决定其外交政策的要求中来看待苏联对我党的援助，因而也就难以对苏联援助的认识上升到理性阶段(即苏联对我党援助的复杂性和不确定性)。这样也就难以认识到西路军领导人将战胜马家军的希望寄托在苏联援助上的风险性，以及由此对西路军失败造成的严重影响。
　　陈云认为西路军失败的主要原因“是对民族情绪、对马家军估计不足”，这样就修正了一九三七年三月中央政治局会议通过的决议中形成的西路军失败的主要原因是由于没有克服张国焘路线错误的结论。这样就不仅排除了张国焘路线对西路军的影响，而且也回避了西路军领导人自身指挥上的失误。这种判断难以获得业已公开的西路军档案文献资料的支持和印证。
　　我们看到，陈云在西路军问题上的表态是轻率的，他用自己主观的理解，取代了对西路军从形成到失败过程中的复杂分析，将一个极为复杂的问题作了简单化的处理，这也违背了他一贯倡导的“不唯上、不唯书，只唯实，交换、比较、反复”的原则。
　　我们看到在陈云的支持下，李先念写了一个西路军问题的说明材料，邓小平批示“赞成这个说明，同意全件存档”。[477]这样当时中央政治局常委中三位最有实力的领导人心照不宣地站在了一起，这也就注定了一九三七年三月中央政治局会议通过的《关于张国焘同志错误的决议》中关于西路军失败的定性最终被修正的命运。
　　3、对张国焘在西路军问题认识上的评述。
　　由于我们在前面论述的时候对张国焘关于西路军问题的回忆在引用的同时，已经作了分析和说明，因而我们在这里就略去了对张国焘在西路军问题认识上的评述。不过，我们应该指出的是尽管后来张国焘叛党了，他在回忆录中对毛泽东无中生有地作了大量攻击，但是在西路军问题上他表示承担责任，并没有将西路军失败的责任推给以毛泽东为代表的党中央，这还是应该肯定的。
　　4、对陈昌浩在西路军问题认识上的评述。
　　(1)对陈昌浩在西路军问题认识上的评点。
　　陈昌浩在回到延安后一九三七年九月三十日写的《关于西路军失败的报告》中在总结西路军失败的原因时说：
　　(一)首先说明：四方面军经过长期战斗，番民生活，草地行军，又战又行至于河边。[评点：对，四方面军是经过南下折兵过半，三过雪山草地，在艰难的情况下仓促西渡后踏上西征之路的。]自西路军成立之后，从渡河(日)之日起，直到祁连山战斗(日)分散止，以不满八千之战斗部队(渡河全人数为二万一千三百人)与优势顽强之骑兵近万、步兵两万之回敌，连续血战共近五个月，战斗不知若干次，战斗之烈为四方面军十年来所未见。 [评点：这里陈昌浩说西路军战斗部队的人数不准确，要按战斗部队占西路军人数的百分之六十来计算，西路军战斗部队应为一万三千余人。我们从陈昌浩的这个报告中也可以看出马家军正规军也不是以骑兵为主，有些人说马家军以骑兵为主，是不符合历史事实的。至于陈昌浩说西路军战斗之烈是红四方面军战史上所未见的，则符合实际情况。]西路军上至指挥下至战士，无不坚毅不拔，艰苦奋斗，抱定共产党与苏维埃的旗帜，在党中央正确领导下，为企图完成创造甘北根据地与“接通远方”之艰巨行动，克服任何红军所未遭受之困难而战斗到最后一滴血，终以饥疲之师，在弹尽粮绝境地，而根本失败。[评点：对西路军广大指战员战斗精神的肯定是必要的，但要说西路军是在党中央领导下进行的行动，则与历史事实存在出入。]前后直接战死者约万人，抛弃遭受敌戮者几千人，被敌俘去者几千人，存留在新疆者六百人，散留民间者两三千人，逃回者几百人，敌俘由西安解送回家者千余人。枪支损失者六七千，干部已死伤知者一部，未知者不知其数。[评点：这个数字并不准确，现在已经基本上把这些数字搞清楚了。]西路军这一根本失败，不但四方面军力量丧失过半，而影响到全国红军主力亦为惊且大矣。[评点：陈昌浩的痛心是真诚的，也是可以理解的。他毕竟是西路军的第一责任人，对西路军的损失负有主要责任。]我不敢以“胜败兵家之常事”而言慰自欺，亦不愿以“兵败之辱”而自弃自馁。[评点：应该这样。]我们是辩证唯物论者，是马克思列宁主义者，是共产党人，一定要在失败的惨痛中研究其经验，考获其得失，学习这一教训，历举其中错误献之我党以教育红军与党的同志，“前事不忘后事之师”。[评点：在检查报告中他也基本上做到了。]吾不必由上述报告中再提出通盘结算，只说到西路军失败原因与教训：
　　从客观原因研究起来：
　　1、马步芳、马步青曾得少数民族之回军，然割据青省、甘北多年，借地势之优越，剥削之奇迹与顽强野蛮之回民之团结，怀历史上汉族统治者杀戮之痛，挟十年来 “剿赤”、“防共”，尤其对“打通国际”呓语之毒，其对我共产党与红军视为深仇大敌，特别是我们侵入其地盘无异于推翻其统治，其必然团结一切民族的、政权的、军事的及社会的各种“反共”力量以对我，实为意中之事，所以“二马”在日本军国主义、亲日派以至蒋介石策动与援助之下，积极蛮横与我拚战到底毫不为怪。[评点：地盘是军阀的命根子，只要是在他的地盘上建立根据地，必然会招致他们的拚命反抗，任何军阀都一样。二马不过独处西北，更有其特殊性罢了。不过，问题是作者认识到这一点没有?程世才曾批评无原则的统一战线是不是就是指当时西路军领导人对此缺乏清醒的认识?]
　　2、不能实现停战与统一战线之客观性。回民为少数民族，甘北为其生命源泉，敌在地利、社会诸条件均对我不利，当时我们正为倡“和平统一”、“救亡抗日”，已经宣布不得已之自卫战。对回族则力言不侵犯其利益，联回以抗日，然而我们甘北之行，都使回军感觉我们是向他侵犯，是背弃和平，是背约争进，是想取甘北而灭逐回军。“二马”这一狭隘政治观点，并不理会我们向他的解释、联合与统一战线，即决心以主力与我激战。[评点：和是建立在能战基础上的，如果不给敌人以根本性打击，是难以和敌人握手言和的，作者当时认识到这一点了吗?]
　　3、“二马”兵力之强大，及在甘北地区作战之优越条件：“二马”骑兵在中国一般范围来说并不算很多，也不算最强，然而他以割据之势、自强之策，在战胜孙殿英之后，扩充实力与不遗余力，其意不只在对付我们，还想在“保持地盘”意志之下，借以对付中央，防范新、蒙。其力之足，的确出乎我们意外。渡河前之任何战斗，然最甚者，还是甘北地形、天候、经济、房屋之特殊情况，刚刚便利于马军之活动。攻守“借此以自卫”。因为骑兵之迅速运动，骑、步、炮兵之协同攻防，胜则猛打猛进，败则一举而逃。其轻装，其作战力，其运动之速，其地形之熟，其人物、资源之不竭，其弹药粮草之有备，战术上长于运动战，长于奇袭，长于封锁，亦利于防守，民族之团结，民气之野悍，刚刚是甘北地区作战之所必须，故“二马”兵力在数量与技术上有其特点，其在甘北地区作战有其优越条件。[评点：敌人骑兵的机动性与河西的地形、村落及经济条件确实有其特殊性，对我不利，那么在这种情况下，应该怎么办呢?就必须进行战略战术的创新，研究打骑兵的战术要领。]
　　4、我军在甘北地区与二马作战之客观困难条件(甘北地形之奇特，气候之奇寒，人烟散聚无定，沙漠之辽阔，堡寨之坚险，山势之荒野，饮水之缺乏，粮食之少与被封锁，故一般来说不利于野外作战，不利于游击活动，不利于死守一地，不利于孤军作战;以我军之实力，人多兵少，枪少弹缺，饥渴疲乏，行动迟缓，无补充，无后方)与特长(长于游击战游击集团之围，声东击西，轻装速行，少以行牵制，多以行突击，秘密企图，且战且息……)，不能在此取得优势，加之远离主力，无任何之策应，无任何之接济。胜则两伤，败则独败，溃敌虽易，灭之诚难，既不能缴械于战场，又不能补充于当地，故遭遇此强大野蛮之敌而且处于劣势者甚多，这些客观原因在失败教训中是具有一定的地位与值得研究之价值的，以上是客观原因。[评点：这些客观困难是现实的，也是严峻的。这就要求西路军领导人对此作出审慎评估，西路军到底能否在河西生存下去，能否歼灭敌人，否则必须及早离开河西。我们要问的是在西路军领导人匆忙西渡，执意西退的情况下，处此困境却又为什么一次又一次地放弃东返的机会，而不肯离开河西呢?而且在西路军已经拉走红军三分之一力量的情况下，反而一次又一次地要求河东红军主力西渡黄河，向河西进军呢?这是为什么呢?]
　　(二)主观错误：马克思列宁主义者决不能以客观原因来完全了解说明失败的整个根由与现象，西路军失败的主要原因还是基于主观上的严重错误，上述各章已详言之，此地亦必概略。[评点：对，陈昌浩的这个观点是正确的。他在这里坚持了唯物辩证法，外因是变化的条件，内因是变化的根据，外因是通过内因而起作用的。]总述主观根源如下：
　　1、从主观错误的历史根源与政治上的估计说起，正如中央反国焘路线决议所提出“西路军失败主要原因是没有克服国焘路线”。[评点：陈昌浩真正认识到这个问题了吗?]国焘同志的退却路线和军阀主义是很严重的，反映到红四方面军的各种结构与生活中。而我个人是国焘路线之第一个负责执行者，虽然在某种情况下，表示过反对国焘的军事退却计划，然而主要是我自己在对于当时政治形势估计上，敌我力量的判断上，由是而联系到在苏维埃运动与民族统一战线的动向及前途上，产生了与国焘路线不谋而合的(而不是完全的)右倾机会主义观点。[评点：陈昌浩正视错误，勇于承担责任的精神是应该肯定的。]这种观点表现在对民族统一战线信仰不足，估计当时在河右岸打不出什么结果，因此渡河时期前后不能继续反对国焘退却路线，不能□□□完全执行中央与军委的指示(如宁夏战役计划，如渡河后率两个军东返……)，不能拒绝国焘所指示的带三个军渡河的行动，客观上还是受着国焘路线的支配，分开红军主力，实行渡河，不坚持不坚决迅速向中卫出动，不及时或再渡过河岸来，不坚持西安事变后向东行动的意见，对和平表示失望，对红军主力希图退过河西等等。[评点：陈昌浩是在用史实来说明自己主要在渡河期间执行了张国焘的西退路线，他的这些话基本上可以获得现已公开的档案文献资料上的印证。]我的军阀主义表现，说军委分散四方面军主力，把西路军受到损失的罪过加到军委身上，对中央的军委的指示执行的不充分，以及自己在领导中多少还有些过去军阀主义的残余，这充分说明我本身之右倾机会主义，这是我主观上的第一个政治上的错误。[评点：军阀主义是张国焘路线的又一内容。陈昌浩对军委的指责可以从我们前文引用的电报中看到。陈昌浩在这里根据张国焘路线的两大特点运用西路军的相关史实来说明自己没有克服张国焘路线的影响。]
　　2、战略上的错误：从上述之政治观点的错误出发，加上对战斗环境之诸多不正确估计，就必然得出这样战略上的严重错误，[评点：将战略战术上的错误与政治上的错误联系起来，揭示了战略战术错误产生的根源。这个方法是正确的，只有这样才能对所犯的错误有一个深刻的认识，并从根本上得以纠正。]主要表现在：
　　(1)未坚持集中兵力在渡河之后乘机退敌，先头部队与敌主力尚未集中之前，集中向中卫方面前进，靠近主力随时东渡，来呼应与团聚河东岸主力，以便主要战胜与打击当时河右岸之蒋介石部队，更有利的施行停战抗日与促进民族统一战线之局面，以致丧失时机而不能不单独西进。[评点：陈昌浩在这里指出了西路军未能在西渡后集中兵力乘机击敌和向中卫前进策应河东主力以便随时东渡，从陈昌浩的话中可以看出当时河西部队东渡是有可能性的。问题在于他们违背中央执行宁夏战役必先击破南敌的方针，令红九军、红五军过了河，在这种情况下怎么会再让河西部队返回河东呢?尤其这样还不如不渡河嘛。因而我们认为这并非他们主观上的失误，而是有意为之。其中奥秘即使在检查中也是不便于明言的。]西进在当时说来是正确的，因为既已失去东进之机，而不能不西进。[评点：问题是当时果真丧失东进的时机了吗?如果作者认识到西退会导致近乎全军覆没的命运，还会西退吗?西退的动机和依据是什么呢?当时对西退的困难及风险有足够的估计吗?从后来披露出来的西路军领导人轻视马家军的史实，以及西路军领导人主动要求西退的电文来看，显然他们要求西退有着更深层的动因。]西进本身主要还是想联合回军抗日，接通远方，造成西北更巩固之根据地，这一根据地在接通新、蒙，打通中国革命与新疆联络，并图取得远方之帮助，在当时中国革命要求上说来，是很重要的。 [评点：问题不在于重要不重要，而是能不能把它拿下来。如果是可望而不可及的东西，即使再重要也是没有意义的。]如果认为西进是根本错误，这不但违犯了当时的中央与军委之指令与要求，而且恰恰受了“二马”之政治攻击。[评点：这里具有为西退辩解的成分。中央是“指令”西路军西退的吗?中央最终同意西路军西退的原因极为复杂，作为拥有决定权的西路军第一负责人，他应该知道当时中央与西路军领导人在西路军西退方面的分歧及相关情况，可是他在这里用中央的指令和要求来为西路军西退进行辩解，是没有说服力的。由于西路军要在二马的地盘上建立根据地，因而二马对西路军的诋毁是必然的，可是我们不能因为有二马的政治攻击就认为西退是正确的呀!]如果真正西路军完成了这一任务，或者能够保存实力进而达到与“二马”和平解决，如果有了我们力量在甘北立足，这对于今天中国实行抗战，对于衔接内地与新、蒙及中国与苏联联络上是有莫大意义的。[评点：问题是没有成功，而且失败了，遭到近乎全军覆没的命运，这就该反思了。西路军的失败是必然还是偶然，在这种失败中西路军领导人应该承担什么样的责任呢?]
　　(2)未以击灭敌人为接通远方之基本条件。[评点：也就是说只有消灭敌人才能获得生存，建立根据地，打通国际联系。这不就是以毛泽东为代表的党中央对西路军的指示吗?可惜陈昌浩领悟的太迟了。]如果正确估计到甘北敌情、地形及战局内容与战略要素，不能击灭当前之敌，是不能希图完成某种战略任务，何况西路军当前任务之如此巨大，不击灭“二马”至少给予严重或基本打击，迫其一时停战是不能完成“接通远方之任务”的，然在当时我们有着这样的估计：A、以敌力及地形对敌之优势，毛炳文部之激进，不愿在凉州以东作不利之决战;B、以为相当团聚兵力接次或集结前进，在极力讲求避免决战条件之下，可以先进入甘肃、玉门、安西，先接通远方得到补充再与二马决战;C、企图执行限期占领甘、肃二州与安西之任务，而唯恐损失实力不能按期完成任务。[评点：陈昌浩坦率承认了当时西路军领导人没有认识到不消灭敌人是不能完成打通远方任务的。这种认识上的局限导致了西路军领导人在对马家军作战中采取一种避战态度，在获得苏联援助前不愿意与马家军决战，担心损耗实力而完不成西退任务。这样他们就把战胜马家军的希望寄托在获得苏联援助上了，因而我们看到以毛泽东为代表的党中央对西路军领导人缺乏自信心，没有把中心放在消灭敌人建立根据地上的批评，是多么的英明与正确!]
　　这样观念，若有相当根据，然在实际上既不能逃避决战，在敌人紧迫进攻之下，不先求击退敌人是不能达到目的地的。[评点：可惜此时才认识这一点，当时中央反复告诫西路军领导人不要依靠外力援助，要把在河西的生存放在依靠自我奋斗上，集中兵力通过歼灭战来消灭敌人，怎么就听不进去呢?看来敌人是我们最好的老师，战场上的胜负最有说服力。]这一战略估计的不正确，结果不能在古浪地区集结兵力打敌，不能在凉州到永昌山丹地段集结全力打敌，尤其是这一观念中深到五军指战员中，而消弱了他们备战的意志和行动，成为五军失败主因之一。这是无可否认的事实。[评点：是啊，认识的错误导致战术的错误。特别是中央反复提醒的情况下，仍然犯同样的错误，这是令人痛心的，教训是深刻的。]
　　即使进入肃州以西，“我能往寇亦能往”，不击退敌人如何能够取得东西到手呢?这一教训是值得注意。[评点：对，消灭敌人是中心任务。]
　　(3)未能开始就实行“齐打齐进”与回旋的战略路线，集合最大兵力来实行包围与决战灭敌人之一部，此时，我们确是犯了“分兵攻防”、“分兵进击”的严重分兵之错误。[评点：毛泽东在十一月二十五日就致电西路军领导人要集中兵力，通过歼灭战来消灭敌人，并传授了歼灭战的作战要领，而且要求只要是打两团以上之敌西路军领导人必须亲临现场指导，在另一封电报中指示只要粮房不缺，把西路军一万八千人集中到方圆四五十里的范围内，齐打齐进，可是西路军领导人就是听不进去，难以执行。]一条山时未多集兵击敌;甘、红、古浪时集兵不够，主力分开;永昌时期未能“齐打齐进”;水泉子伏兵嫌弱;高台时未将主力迅速靠近五军。 [评点：这些作战失利的行动，我们在前面大多分析过。]“分兵”恶果，使攻时不能实行包围，守时失败消耗，行时被敌袭击，驻时单纯防御。[评点：这是沉痛的教训啊。]不错，在大量敌骑进攻之下，是不易作完全脱离阵地之运动战。但这不是说在永昌时期以及前时期没有依据部分阵地战来实行集兵包围与歼敌一部之运动战之机会。[评点：这里承认了西路军领导人主观指导上的失误。]不错，甘北地形限制，不便于大兵集行一处，但这不是绝对不可以一时“挤住”甚至一部偶然露宿，来集兵迅速打敌，因为迅速打退敌人，正好解决粮房之困。[评点：这里承认了齐打齐进是可以施行的。]不错，在甘州守×时期我们虽然实行“齐打齐进齐守”但亦无结果，这并不是此战略战术之失败，而刚刚是未在高台未失败前行此战术战略致实力亏损，后行此策亦不可能。[评点：高台陷落，西路军二千八百余名守军近乎覆没，这个时候由于兵力的损失，西路军在实行齐打齐进，进行歼灭战作战已经非常困难。]不错，我们在高台失败以后，也迫于作消耗战，这并不是在实行“齐打齐守”政策之后，也不在于消耗战，而刚刚是我们在高台失败之前未能行此战策，至实力大减，而后亦不得不行消耗之故。[评点：可惜当时作者没有认识到，要不然怎么会在西洞堡战斗后放弃东进，折转西退呢?]最后是说在敌骑紧迫之下，实行□□运动，无论行进攻防都是不利的。这一失策，是我们最痛苦之经验。[评点：对，这是刻骨铭心的教训。]
　　(4)因为不能集中兵力，实行包围战，故不能不走到单纯防御。[评点：不能集中兵力，通过歼灭战来消灭敌人，由于敌强我弱，在敌人进攻之下，必然导致单纯防御，消极防御，在作战上处于被动地位。]而单纯防御结果，不能不使我们与敌人拼消耗，高台以后之持久防御是实迫处此，而高台以前之单纯防御是自取其祸。 [评点：这样我们就看到西路军领导人作战的一条逻辑线索，由于他们没有认识到不消灭敌人是难以完成打通远方任务的，因而为保存实力计在获得苏联援助前避免和马家军作战，希望在获得苏联援助后再和马家军进行决战，这样不仅胜算较大，而且可以减少伤亡。从西渡后直至高台陷落前，西路军领导人就没有主动集中兵力，创造战机，通过歼灭战来消灭敌人。这样在马家军的进攻下，就不得不以所抢占的要点为依托，凭险固守，而以阵地战、消耗战和击溃战为主要作战方式，从景泰一条山，平大古凉战役期间，永昌、山丹期间，高台、临泽期间，皆是如此。高台以前，在西路军有兵力进行歼灭作战的时候，而没有打成歼灭战，这是西路军领导人自身指挥上的问题，而在高台陷落后，西路军由于兵力损失，即使想打歼灭战也已经很困难了。可惜当时陈昌浩没有认识到这一点，不然的话，他们何必放弃东返，重返倪家营子呢?从这里我们也可以看出当时以毛泽东为代表的党中央对西路军领导人所作的不要依靠外力援助，要依靠自我奋斗战胜敌人，建立根据地，集中兵力，通过歼灭战来消灭敌人的指示是多么的英明与正确!可惜西路军领导人没有做到这一点。]
　　(5)分兵去抢占要点，诚属不妥，在甘北地形、敌情及我力情况，可以不分兵抢占要点。[评点：这时才认识到这一点，可惜太晚了。出现这种情况的根本原因还是由于西路军领导人在获得苏联援助前，处于避战的考虑，为了保存实力不愿意和马家军进行作战。如果真要树立不依靠外力，依靠自我力量进行歼灭敌人的信心，决心打歼灭战，是不会去一味抢占要点的。甚至抢占了要点，为了集中兵力来歼灭敌人，根据作战的需要还会予以放弃。]因为主要方面不能歼灭敌人，虽抢到要点(如永昌、高台……)亦无所用，而正因为抢了要点，兵力单薄，给予敌人各个击破机会(如高台……)。如果主要方面击胜敌人，要点不打自占，即有敌人占据，通过之亦不为难，并不绝对有所妨碍。[评点：陈昌浩这才认识到消灭敌人与抢占地盘之间的关系。在作战过程中，消灭敌人是中心问题。当年毛泽东在指挥中央红军反“围剿”的时候就是一切围绕如何消灭敌人，采取诱敌深入的方式，为了创造战机，不惜打破坛坛罐罐，将敌人放进根据地来，运用灵活的战术，最终消灭敌人，取得胜利的。因而以消灭敌人为原则，就必须打歼灭战，要打歼灭战，就必须集中兵力，要集中兵力，就不能分兵抢占要点。当时西路军领导人身经百战，历经了鄂豫皖和川陕根据地的斗争，长征中的千难万险，这些战术原则应该是清楚的，因而我们认为造成西路军分兵抢占要点的根源是因为西路军领导人在获得苏联援助前，为了保存实力，采取了和马家军避免决战的方针。这样在马家军的进攻下，为避免决战，就要分兵占领据点，以据点为依托，凭险据守，以此来抵抗马家军的攻击，可是这又恰恰为马家军提供了对西路军各个击破的机会。这种打法反映到作战指导思想上就是没有树立不要外力援助，依靠自我力量战胜敌人的决心和信心，而是将战胜马家军的希望寄托在苏联援助上。以毛泽东为代表的党中央敏锐地意识到西路军领导人这种指导思想及作战方法的危险性，因而反复告诫西路军领导人不要依靠外力，要依靠自我奋斗战胜敌人，建立根据地，集中兵力通过歼灭战来消灭敌人。因为西路军领导人没有执行中央的指示，中央还对西路军领导人进行了严厉的批评。可是西路军领导人当时没有意识到自己在作战指导思想上存在的问题，还对中央的批评不服，多次发电报进行申辩，直到西路军失败他们也没有接受中央的批评。陈昌浩在检查报告中看来认识到了，可是徐向前在晚年的回忆录中却又否定了，仍然对当年苏联的援助坚信不疑，为西路军没有及时到达安西接受援助懊悔不已。西路军与马家军在河西的作战态势，有点象解放战争时期，在以毛泽东为代表的党中央领导下，彭德怀指挥的陕北人民解放军与胡宗南的作战，不过正好反过来了。我们看到，在西路军的凌厉攻势下，马家军先后被迫放弃了古浪、永昌、山丹、临泽、高台等据点，西路军一路势如破竹，摧枯拉朽，但是由于兵力分散，反而被马家军各个击破。解放战争时期胡宗南进攻陕北的时候，在以毛泽东为代表的党中央领导下，彭德怀指挥陕北人民解放军主动放弃了延安，向北退却，和胡宗南在陕北的崇山峻岭中周旋，先后通过青化砭、羊马河、蟠龙、沙家店战役，最后粉碎了胡宗南对陕北的重点进攻。这是在以毛泽东为代表的党中央领导下，在彭德怀的直接指挥下，在敌我力量对比十比一的绝对劣势下，通过内线作战取得的胜利，显示了炉火纯青的军事指挥艺术。当然马家军指挥员的军事指挥艺术远远不能与此相比，这可以从在胡宗南的攻击下以毛泽东为代表的党中央及陕北人民解放军为了诱敌深入，创造战机，是有计划地撤退，而马家军在西路军的攻击下或者望风而逃(比如永昌、山丹、临泽守军)，或者战败投降(比如土门、高台守军)中得到验证。在与西路军的作战中马家军之所以能够得逞，不过是由于西路军领导人处于避战的目的，分兵抢占据点，客观上为马家军提供了各个击破的机会而已。那么，是不是以毛泽东为代表的党中央正是汲取了西路军在河西失败的教训才取得粉碎胡宗南对陕北重点进攻的胜利呢?我们经过研究后认为这种说法是不确切的。因为解放战争时期陕北人民解放军运用的战略战术我们可以从一九三六年十二月毛泽东在总结十年内战时期我党领导革命战争的著作《中国革命战争的战略问题》一文中看到。这篇著作完成于西安事变前，当时西路军尚未失败。这篇著作中阐明的战略战术主要是总结红一方面军五次反“围剿”的经验教训而形成的对中国革命战争的规律性认识。]
　　(6)由于对政治形势之估计不足，由于战略上之分兵与单纯防御，故自己实力大减而敌人更形猖獗，在这种条件之下，不能不产生我们之信心不足。[评点：这里分析了西路军领导人产生信心不足的原因。]中央军委指责此点，当时我们还表示难于接受，然而事实上是如此。[评点：陈昌浩这里说的是事实，这有当时的电报为证。]永昌以前我个人信心是相当(只是相当的有限的)充满的，因为没有这种信心决不得提议西进;既在西安事变以后，还是有信心的。如果没有这一信心是不能主张西进的;但是在高台以后我们的信心确是缺乏，必须指出之。[评点：这种“信心”导致了西路军领导人轻敌冒进，因而具有相当大的盲目性。与此相比较以毛泽东为代表的党中央显然没有西路军领导人那样乐观，因而才对西路军领导人要求西退迟迟没有表态同意，反而征求他们东返的意见。在西路军西退后中央反复指示西路军领导人不要依靠外力援助，要依靠自我奋斗，建立根据地，通过歼灭战来消灭敌人，在河西不利时可以返回河东。这里我们感到有疑问的是，既然“信心” 动摇了，为什么在东进的时候突然停下脚步而又重返倪家营子呢?由于陈昌浩的检查报告没有全文公布，我们尚难以知道真实的原因。]
　　(7)西安事变后，我们应该坚持东进，而我个人在这时不能坚持己见，说服其他同志实行东进是战略上之严重错误。[评点：看来当时陈昌浩在西安事变后是主张东进的，而当时西路军军政委员会内有人反对，陈昌浩最后妥协了。]因为如果东进，最少可以保存西路军基本力量，而政治亦有得策之处。继续西进实为失策。至于战术上之缺点已如前章详言之，此地不重复。[评点：对，这次东进“最少可以保存西路军基本力量”。如果高台陷落后继续东进，则可以保存西路军基本骨干。可惜这些机会他们都主动放弃了。]
　　3、政治工作上的缺点
　　(1)在内部政治工作上，提高胜利信心不够，反倾向斗争中未能根本揭发四方面军历史错误与联系到反国焘路线的教育工作仍不能达到应有程度，致有个别干部投敌与逃走。[评点：在西路军领导人深受张国焘路线影响的时候，又怎么能够开展反对张国焘路线的斗争呢?至于红五军十五师师长郭锡山在临泽期间投敌叛逃，不足为训。]对保障战术执行还不充分，特别是九军、五军。[评点：这里关健是西路军领导人作战指导思想上的问题，当然红九军、红五军在战术上也确实存在缺点。]对于我党的政治工作的领导上还是薄弱，训练干部做得不够，干部政策还保留一些缺乏有系统的教育与自我批评等高尚的传统。[评点：对，这与红四方面军的建军历史有一定关系。在红四方面军建军历史上没有产生红一方面军《古田会议决议》那样的文件，没有从建军思想上对这支部队予以根本的改造，当然这与张国焘在红四方面军实行家长制领导有关，因而中央才批评红四方面军有军阀主义作风。比如有一次陈昌浩在打电话时由于接电话的干部没有听出是陈昌浩的声音，说话不恭，惹恼了陈昌浩，陈昌浩骑上马，赶过去就是几鞭子。]组织工作还是缺乏计划性，督促检查与保障其实现仍属薄弱。分散时期，对分散部队之政治保障不力，这不能不使西路军政治工作仍是在过去基础上，而不能开辟应有的新的局面—统一战线。[评点：是这样。]
　　(2)统一战线上，还是不相信与“二马”成立统一战线的倾向，仍缺乏各种各样的耐心的统一战线工作。[评点：在日本侵略军没有进入河西的情况下，要想与二马建立统一战线就必须建立在战胜二马的基础上，使二马在与西路军作战中有所畏惧，形成西路军的威慑力量，在这种情况下统一战线就容易建立了，俗话说不打不相识嘛。如果在给二马以根本性的打击之前，想通过耐心的工作去建立统一战线是不现实的。当然，即使在这种情况下，也可以做统一战线工作，但是必须保持清醒的头脑，不要抱不切实际的幻想。]不是统一战线做得着，更未能以下层统一战线推动上层统一路线，以上层统一路线影响下层统一战线。[评点：西路军在统一战线工作上确实存在力度不够的问题，但是我们也要看到，即使力度够了，做了大量耐心的工作，在给二马以根本性打击之前，也是难以取得成效的。当然在总结经验教训时，这要说一说也是必要的。]
　　(3)在群众工作中，首先对广大群众的号召，与直接间接的满足其要求，发动其斗争，使之成为强大的反马力量与红军的兵备军，这一工作做得不充分。对于回民工作做得不够，甚至会有破坏汉、回群众利益的事实发生，对回民工作发动太迟，发动后，亦未更有力的有计划的来推动。[评点：中央曾经指出西路军的这些弱点，这直接关系到西路军能否建立一个巩固的根据地，及时补充兵员问题。]
　　(三)西路军艰苦奋斗精神值得赞扬，西路军英勇牺牲，是有不可磨灭的意义的。虽然西路军领导者犯了上述政治上、路线上主要的不能容许的严重错误，但西路军指战员，为了党中央及军委所给予的任务而坚决斗争，粉身碎首饥冻疲困，在最困难与从未遇过的困难条件及残酷万分的血战中，一般说来是没有灰心失望，没有投降困难，而且求战胜敌人完成任务，而斗争到最后一滴血，干部极大死亡，战士宁死不辱，而表现极英勇的斗争。虽身遭失败，无论已回、未回者无不历尽艰险，九死一生，求在自己错误中学习，求在抗日战线上努力，求始终为党的光荣旗帜，为十年胜利红军英勇历史而奋斗。[评点：西路军虽然失败了，但西路军广大指战员的斗争历史是光荣的。中央将张国焘路线与西路军广大指战员区别开来，充分肯定了西路军的斗争精神。这有史实为证。]
　　西路军虽然根本上失败，但开始能毅然决然为党的任务前驱，在五个月血战中给了马敌以很大的打击，虽弹尽粮绝，亦令敌人寒胆，同时学习了与“二马”在甘北作战之经验，这对于当时(西安事变之前)固然是极有意义之行动，对于今后，如果“二马”不诚心抗日而终为日本傀儡，西路军行动还是有其意义的。[评点：似有些牵强。]
　　1、如果有这样不正确的观念是不正确的，以为西路军当时西进是无目的地，这是直接否认了中央军委的正确指令，与当时客观上之需要。[评点：这是说西路军是执行中央军委的命令“西进”的，这就没有反映当时的事实真相。]
　　2、以为西路军在西安事变后，不“遵命东返”是表示反抗中央或继续退却路线，这是不知事实;[评点：从现已公开的档案文献资料上看，当时西路军虽然仍然倾向于西退，但在中央命令下，并没有拒绝东返。不过是由于西安事变和平解决，鉴于西路军仍然主张西退，中央才又取消了东返命令，同意了西路军继续西退。]西路军绝对是在中央领导之下。[评点：这不合乎史实。既然是在中央绝对领导之下，为什么消极执行中央击破南敌的指示，令红九军、红五军西渡黄河呢?为什么未经中央批准就执行张国焘的命令开始了西退的行动?为什么积极执行西退路线，而消极执行东进路线，还一再要求河东红军主力向河西进军?为什么不执行中央不要依靠外力，要将在河西的立足点放在自我奋斗上，建立根据地，集中兵力通过歼灭战来消灭敌人，保留东面回旋余地，不要向西边深入过远，河西不利时，可以返回河东等重要指示?为什么在西路军失败的前夕，一面说和平不可靠，要求河东红军主力西渡，在明显执行张国焘西退路线而违背中央东进路线的同时，还一面向中央申明“西路军坚决执行党中央正确路线”?这到底是为什么呢?因而陈昌浩的检讨导致中央的不满也就是理所当然的了。]
　　3、以为西路军失败是毫无意义，这也不合事实，西路军是为党任务而斗争，指战员为命令而努力，这当不可否认的。[评点：谁的命令呢?不能因为要肯定西路军广大指战员的斗争精神，而说西路军失败是有意义的嘛!]
　　然而西路军惨痛结果使得我们忍受与好好去研究，这中间必须反对这样的观点：(1)以为西路军失败而表示消极与对目前前途失望。殊不知西路军失败了，使得我们记忆，然而抗战局势开展，党的成就伟大，在今后努力学习与工作中还可以补偿过去的损失。(2)以为西路军失败，而表示不光荣与“赌气”，失败当然不只是不光荣，而且是罪过，然而共产党员，只能在今后学习与工作中来挽回自己的过失，不应该带少许的个人主义，来妨碍自己的努力。[评点：这种态度是可取的。]
　　(四)总结说来，西路军根本上失败的原因虽然有些客观的条件，但是主要的是由于主观上政治的战略路线上的错误。[评点：这样就避开了张国焘路线的影响。] 究竟西路军以自己力量处在这样客观环境中，如果没有上述主观错误，能否根本上消灭“二马”或战胜“二马”完成创造甘北根据地及接通远方的任务呢?我的结论是：
　　西路军能够不犯上述主观上主要错误，是可以根本打击“二马”，停止其进攻，尔后或是乘胜西进占领安西，为接近远方或占据脚跟，创造一分(虽然是不大的)根据地取得与“二马”停战的条件，[评点：如果西路军领导人不犯错误，第一种结局是可以在河西站稳脚跟，取得一块不大的根据地，与二马停战。]至于可以保存其基本力量(如向中卫出动，如西安事变后东返)，即令迫与续战，亦成延长抗战时日与保存自己基本战斗力量于最后，而不能致使西路军如现时之根本失败，[评点：第二种结局是西路军在西渡或西安事变后及时东返，可以保存基本力量。]但以西路军实力与处境，在“二马”之优势兵力，民族力量与各种特点的条件之下，不能根本消灭“二马”。根本消灭“二马”，推翻甘北以至西宁的统治，尚非西路军可胜任。[评点：中央认为依据西路军兵力是可以完全战胜二马的，而陈昌浩在这里重复了西路军失败时的观点：西路军不能单独战胜二马。在西路军能否战胜二马问题上陈昌浩与中央仍然存在严重分歧。]
　　这是否说，我仍然减轻主观上的错误，不承认西路军有根本消灭“二马”的可能呢?马克思主义者不是否认客观现实。因为客观事实如此，西路军不犯主观错误，可以击返或停止“二马”之进攻，可以完成任务，但不能根本消灭“二马”，这刚刚是给予主观错误以正确估计。[评点：陈昌浩仍然不承认西路军能够消灭二马。]
　　这是否说，既不能根本消灭“二马”，又如何能完成一定任务呢?马克思主义者承认中国红军虽不能根本消灭蒋介石，但红军能够几次粉碎(或击退)其进攻，最后亦能保存基本力量达到今天实行抗战之任务。[评点：以当时红军与蒋介石的兵力对比来看，以当时西路军与马家军的兵力对比来看，进行比较后，我们不禁要问，这个比喻恰当吗?]西路军在击退或粉碎“二马”一次或二次进攻之后，以自己力量的补充可以完成接近远方之任务。而击退“二马”的进攻与根本消灭“二马”不同，根本战胜“二马”非西路军所胜任，即令援西军到达与西路军夹击“二马”，也只能做到粉碎其进攻。而根本消灭“二马”，亦非援西军胜任。[评点：如果援西军象西路军那样进行作战，自然不能胜任。至于这种说法是否合乎实际，尚有待于我们做出进一步的考证。]虽然西路军犯了这个政治上战略上严重的原则上的错误，但西路军自成立之日起是完全在党中央与军委正确路线领导之下而工作的。[评点：这是在检讨报告中又一次重申了西路军执行了中央的正确路线，而不是在张国焘路线的影响下失败的。几十年后徐向前、李先念还要为此做出不懈的努力，而且居然取得了成功，终于为西路军摘掉了张国焘路线的“帽子”。]虽然西路军对于中央与军委指示执行的不充分，但西路军自成立之日起是站在党中央正确路线之上来努力的，我以为西路军虽然根本失败，我个人虽然犯了很大的错误，特别是 “不能克服国焘路线的错误”，但我还是相信西路军一般政治路线，是执行中央的正确路线，决不是继续与执行反中央的国焘路线的。[评点：光这样说不行，关健是立足于西路军斗争的史实，从中央正确路线与张国焘路线的分歧出发，通过详细考察后再作结论。这里实际上是将与中央保持联系，承认中央领导地位，与执行中央正确路线混为一谈了。]我到苏区后，我始终表现了我完全同意中央反国焘路线之正确。我总为我自己在西路军未成立之前主要是渡河之前，我是受到国焘路线支配的。但是，是开始过企图反对国焘退却机会主义军事策略与承认过去“分裂红军反对中央”之政治路线的错误(当然承认的不够)。在西路军时期，我也申明我完全同意中央正确路线，这证明我在甘南在西路军是走上了中央正确路线的，虽然中间还有不彻底的地方。[评点：陈昌浩认为自己在南下期间是执行张国焘路线的，在甘南是执行中央正确路线的，在渡河时期受张国焘路线的影响，在西路军成立后在河西转战时期是执行中央正确路线的。这里和中央有分歧的是西路军向西退却后是否执行中央正确路线。那么，到底是陈昌浩的说法正确呢，还是中央的说法正确呢?我们前面通过分析已经做出了回答。]
　　甘北重要性与“二马”立场：甘北重要，特别是在今天时局中表现异常重要。在日本取得察、绥以后，甘北不只是抗战的后方，而且是中国内地与新、蒙、苏联之主要联络线，这地应绝对控制在抗战手中，而不容日本之侵犯。[评点：甘北再重要有中国腹地重要吗?陈昌浩这样说是不是还有点西退路线的痕迹呢?日本会舍弃中国繁华的内地而冒险出兵甘北吗?从历史上看日军没有到达甘北，我党领导的革命力量在抗日战争期间也没有再发展到甘北。看来，陈昌浩对甘北地位的估计过高了。]但“二马”有其特性，有其野心，并有其历史上受日本、亲日派策动之事实，日本“回回国”之企图，现在正竭力求其实现。[评点：陈昌浩认为在日本的拉拢下二马有独立的可能。]“二马”在今日中国抗战地位中诚属重要。[评点：还是要结合当时的情况对二马的地位做出恰当的估计。][478]
　　（2）对陈昌浩在西路军问题认识上的综述。
　　我们看到陈昌浩在总结西路军失败的原因时，从客观原因、主观原因及政治工作三个方面作了总结。应该说他的总结是系统和详细的，是第一个以当事人身份对西路军失败作了全面剖析的领导人。由于他是西路军的第一负责人，因而他对西路军的形成、西退及在河西转战过程中领导人的动机、决策形成的具体情况及相关史实所作的阐述与分析，又是研究者所难以企及的，因而就具有独特的文献价值。但是作为当事人，对自己刚刚经过的事件进行反思总结，同时又有一些利益上的纠葛，自然也就难以避免认识上的局限，这也就影响到检查报告的客观与公正，影响到对西路军失败原因的科学阐释。这就要求研究者根据现已公开的档案文献资料，从历史的视角，进行艰苦的工作。
　　毫无疑问，陈昌浩对红四方面军的发展是有突出贡献的。在红四方面军内不论从职权上还是从威信上，他是仅次于张国焘的第二号领导人，这并不仅仅因为他是中央派来的，是当年的二十八个布尔什维克之一，也是与他的领导能力和贡献分不开的。但是在红一、四方面军会师后，在张国焘违背中央北上决策擅自南下的时候，陈昌浩最终还是置中央北上的命令于不顾，跟随张国焘南下。对于红四方面军南下损失和张国焘另立“中央”，陈昌浩是负有重要责任的。当然在中央单独率领红一、三军团北上后，当有人请示是否追击时，陈昌浩听从了徐向前的劝告没有追击中央，还是应该肯定的。在后来张国焘北上问题上，陈昌浩也是起了重要推动作用的。但是我们从陈昌浩在红四方面军西渡，西路军西退，以及在河西转战的历程来看，尽管西路军领导人是在承认中央领导地位的前提下来行动的，他们的行动总是希望获得中央的同意或认可，陈昌浩也有苦干执行中央指示的表示，但是我们不能不说从根本上来说西路军领导人则是把中央的指示束之高阁，以致于造成西路军的严重失败。
　　陈昌浩文武双全，确实具有干练果断的一面，但是在他性格的深处又有犹柔寡断的一面。当着西路军领导人之间出现争执的时候，当着西路军领导人与中央出现分歧的时候，无论强调他性格的干练果断，还是犹柔寡断，都是片面的，从根本上来说是由于他对中央的东进路线缺乏深刻的认识，这种认识上的局限与红四方面军发展上具有相对独立性，过去又出现过反对中央的南下活动交织在一起，成为影响陈昌浩决策的主要因素。因而我们应该从这些史实出发，而不能单纯强调陈昌浩个人性格的因素，那样会离开唯物论，也难以揭示历史真相。
　　陈昌浩在检查报告中承认渡河时期执行了张国焘路线，但是在甘南时期和西退后没有执行张国焘路线。
　　在甘南时期，当张国焘要求西渡时，陈昌浩表示反对，并且和张国焘发生了他们共事以来的第一次争吵，弄得张国焘大哭一场。可是张国焘在红四方面军一部分高级干部的支持下，通过中共西北局漳县会议虽然一度改变了岷县三十里铺会议关于北上的决定，但由于多种因素的制约，最终取消西渡，转而北上。这个时候陈昌浩确实是反对张国焘路线的。不过，我们应该清醒地看到，他反对张国焘路线，并不证明他从思想上接受了中央的正确路线，对张国焘路线的错误有了深刻的认识，这从后来红四方面军西渡，西路军西退及在河西转战过程中明显地反映出来。
　　我们从上文的分析中知道，从西路军西退直至河西转战的历程来看，陈昌浩显然深受张国焘路线的严重影响，而没有执行党中央的正确路线。可是陈昌浩不仅在西路军转战期间没有认识到这一点，就是在他写这个报告的时候仍然如此。这样他也就难以接受中央对他的批评，难以发现西路军失败的真正原因。虽然在陈昌浩的第二个检查报告中他承认了这一点，但是我们从检查的内容及文字的语气来看，显然是言不由衷的。由于前文对西路军领导人深受张国焘路线的影响已有较为详细的考证，因而我们就不再赘述了。
　　当然我们也注意到，在西路军转战期间，在向西退却问题上，也并非陈昌浩一个人的责任。
　　在西渡后，中央就东返和西退征求西路军领导人意见时，陈昌浩没有一个人武断决定，而是召开西路军军政委员会研究这件事。西路军军政委员会多数人认为东进困难重重，应该西退，而西路军总指挥徐向前也力主西退。西安事变后，中央要西路军东返时，陈昌浩还是倾向于执行中央命令的，在西路军军政委员会开会讨论时，多数人认为东进难度更大，倾向于西退，而徐向前也是主张西退的。这时陈昌浩没有对西路军的处境作出正确判断，果断东返。
　　在永昌、山丹地区建立根据地问题上，陈昌浩是主张执行中央命令的，而徐向前则是反对西路军在永昌、山丹地区建立根据地，力主西退，为此两人矛盾激化。据徐向前回忆这也是他们共事以来第一次争吵。我们从今天的角度上看，显然两个人都是有责任的。
　　我们可以设想，如果不建立根据地，西路军在河西如何生存呢?这里的问题在于在西路军获得苏联援助前，西路军领导人是不愿意与马家军进行决战的，因而在与马家军的决战上一直采取避战态度。这样为了保存西路军实力，就必须抢占据点，以据点为依托，以阵地战、消耗战和击溃战为主要作战方式。这种作战方式是处于外线作战主要依靠战场缴获得到补充的西路军所难以承受的，同时也是难以给敌人以歼灭性打击，进而消灭敌人的。而不消灭敌人又是难以建立根据地的。这样我们看到只有改变了西路军的避战方针，才能建立根据地。
　　这里的症结在于在永昌、山丹地区建立根据地，就必须改变西路军早已确定的避战方针，做到不要依靠外力，将西路军在河西的生存放在自我奋斗上。西路军领导人显然无意改变在获得苏联援助前西路军的避战方针，这样在西路军避战方针不改变的情况下，徐向前已经敏锐地意识到西路军是难以在永昌、山丹地区建立根据地的。从这个角度上看，徐向前的主张是有道理的。
　　徐向前反对在永昌、山丹地区建立根据地的根本原因，还是不愿意改变西路军的避战方针，也就是在获得苏联援助前，避免与马家军决战，以求在获得苏联援助后再与马家军决战。
　　但是如果象徐向前主张的那样，不在永昌、山丹地区建立根据地，一味西退，到达安西、肃州地区，在和苏联没有约定的情况下，西路军是获得不了武器装备的。苏联又明确反对西路军进入新疆，那么西路军居此荒凉之地，马家军再席卷而至，西路军的处境是可以想见的。从这个角度上看，陈昌浩主张执行中央命令在永昌、山丹地区建立根据地也是有道理的。
　　这样我们看到徐向前和陈昌浩在永昌、山丹地区建立根据地问题上争论的焦点集中于西路军在获得苏联援助前是不是继续执行避战方针?我们从徐向前晚年在回忆录中多次说西路军要是不在河西走廊停留过久，一路打过去，直插安西，就如何如何来看，他实际上是坚持避战方针的。而陈昌浩主张执行中央命令在永昌、山丹地区建立根据地，他到底是否意识到要建立根据地就必须改变西路军的避战方针，还是他认为在不改变西路军避战方针的情况下就可以建立根据地呢?根据现在获得的文献资料，我们尚难以作出确定的判断。
　　这就使我们看到以毛泽东为代表的党中央对西路军领导人作出的不要依靠外力，将西路军在河西的立足点放在依靠自我奋斗上，建立根据地，集中兵力，通过歼灭战来消灭敌人，不要向西部深入过远，保留东边回旋余地，河西不利时可以返回河东的指示是英明的，及时的，也是富有远见的。
　　至于徐向前在回忆录中说他和陈昌浩进行的第二次争吵，指的是从倪家营子突围后，陈昌浩要返回倪家营子，而徐向前坚决反对，徐向前说陈昌浩是机械执行中央命令。在中央已于一月二十四日将西路军行动方向的自决权下放给西路军领导人的情况下，陈昌浩又怎么会因为东进突围没有中央的命令而患得患失呢?中央又怎么会命令西路军在倪家营子“固守五十天”而不许突围呢?在西路军领导人表示西退和东进都难以行动的情况下，将中央为了鼓舞士气而发出的“固守五十天”的电报，作为中央不允许西路军突围的命令，这不是对中央的误解又是什么呢?因而我们认为陈昌浩从威狄堡重返倪家营子，应当是另有隐情。在徐、陈之间出现争持时，陈昌浩可能拿中央的命令压制过徐向前，因而使徐向前将陈昌浩要西路军从威狄堡重返倪家营子误解为是机械执行中央命令的结果。
　　由此看来，在西路军军政委员会内部深受张国焘路线影响的人决不是陈昌浩一个人，在西路军失败问题上其他领导人员也是负有重要责任的，但是陈昌浩作为在西路军内有决定权的第一负责人，无疑对此应该负有主要责任。
　　我们看到，正是由于西路军领导人没有接受中央的东进路线，而深受张国焘西退路线的影响，也没有认识到苏联援助的复杂性和不确定性，因而他们才没有真正领会以毛泽东为代表的党中央做出的不要依靠外力，要立足于自我奋斗战胜敌人的重要指示，并付之于行动。没有将中心放在战胜敌人，创建根据地上，而是一味西退。在获得苏联援助前尽量避免和马家军决战，为了避战，就不得不抢占要点，分兵固守。在马家军的进攻下，被动防御，打成了阵地战、消耗战和击溃战，而难以集中兵力，通过歼灭战来消灭敌人。在敌强我弱，处于外线作战的情况下，就是这种作战方式，也会把西路军推向绝境。
　　正是在这种情况下，西路军领导人才没有对西路军在河西的处境作出正确的判断，反而存在一些不切实际的幻想和希冀，这就影响到他们对西路军的行动方针及作战方式的选择，同时在西路军处于危急时刻也难以采取果断措施返回河东，而是继续西退，结果导致了西路军近乎全军覆没的结局。
　　5、对徐向前在西路军问题认识上的评述。
　　（1）对徐向前在西路军问题认识上的评点。
　　徐向前在后来谈到西路军失败的原因时说：
　　回顾历史，既容易，又很难。[评点：对。“容易”是因为自己经历过，把经历叙述出来就行了，但叙述出来的东西不见得就是真理。“难”是因为经历过的东西，却不见得能够理解它，要想深刻把握事物的规律和特征就非下一番功夫不可。]说容易，是因为历史上的事，自己亲身经历过，写出来就行，说难，则是因为你经历过的东西，不见得就是全面掌握和深刻理解了的，不仅需要大量历史资料的印证、补充，而且更重要的是，必须运用唯物辩证法的观点去分析，去概括，得出合乎历史本质内容的结论来。历史现象纷繁复杂，蛛网交错。要实事求是，忠于历史，反映历史的本来面貌，达到借鉴过去、教育后人的目的，很不简单，是要花力气的。西路军的问题，也不例外。[评点：有这种态度当然是可贵的，但是我们要问的是在西路军问题的回顾上作者做到了吗?据我们的考证，其码有些关健性的史实作者就回避了，比如一月四日西路军领导人致军委高台上下甚荒凉的电报，要求董振堂死守高台的命令，西洞堡战斗后西路军折返倪家营子(不是从威狄堡折回倪家营子)的决策内幕等等。]
　　西路军的两万多人，遭到几乎全军覆灭的命运，在我军历史上，绝无仅有。[评点：无独有偶，五年后皖南新四军九千余人在茂林地区遭到国民党军队八万余人的包围，除千余人突围外，近乎全军覆没，就是一例。]回顾这段历史，确有“不堪回首话当年”之叹。我是西路军的主要指挥者，这支部队的两个主力军(九军、三十军)，又是我和其他同志从鄂豫皖带着发展起来的。西路军的失败，长期使我愧悔交加，余痛在心。[评点：是啊，自己亲自看着发展起来的部队又是在自己的手上遭到近乎全军覆没的命运，这种“愧悔”伴随了作者的终生，甚至死了也不瞑目。这种心情我们是理解的，也是感同深受，余痛在心的。这表现了作者高度的党性和革命责任感，也是革命军人荣辱观的集中体现。]下面，我想把西路军失败的主要教训作些探索，以慰先烈，以诫自己，以鉴后人。[评点：作者关于西路军的回顾做到了吗?]
　　如前所述，西路军自始至终是奉中央军委的命令、指示行动的。[评点：这里用“自始至终”这个术语似有些牵强，因为这没有反映当时的实际情况，也难以获得业已公开的档案文献资料上的印证。按说作者作为西路军两位领导人之一，他应该是知道其中的一些内幕的。这里的“自始至终”，就西路军在河西转战期间违背中央指示我们暂且不论，就说“始”吧，如果开始就执行中央进行宁夏战役必先击破南敌的指示，红九军又怎么会过河呢?如果这个时候由于西路军还未形成，不能算 “始”的话，那么就以西路军业已形成，向西退却的时候为“始”吧，怎么在中央十一月十五日同意西路军向西退却的前六天(即十一月九日夜)西路军就奉张国焘所在的红军总部的命令向西退却了呢?就说“终”吧，直到一九三七年三月初西路军领导人还在给中央打电报说和平不可靠，要求河东红军主力西渡，这不是和中央的东进路线唱反调吗?就说石窝会议决定徐、陈离队吧，这当然主要是陈昌浩的责任，但是在与中央通讯联系畅通的情况下，象这么大的事竟然不报经中央批准就自己做出了决定，我们要问这样做合适吗?后来西路军余部又遭损失与徐、陈离队难道就没有关系吗?当然，作者在回忆录中为此感到“疚愧良深”，这种心情是真诚的。]广大指战员在极端困难的条件下，披坚执锐，喋血奋战，历时近五个月之久。[评点：对，西路军广大指战员的斗争历史是光荣的，中央早就对此有过评价。]先后共消灭马家军二万五千余人，在战略上起到了有力策应河东红军和友军的作用，对争取西安事变的和平解决，推动全国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的形成，实有不可磨灭的贡献。[评点：西路军有二万一千八百人，消灭马家军二万五千人，最后近乎全军覆没，由此可以看出，西路军打得是消耗战，就是这种“乞丐与龙王” “比宝”的作战，也会把处于外线作战的西路军推向绝路。在这种战斗中身为总指挥的作者又有什么样的责任呢?是不是河西就根本打不成歼灭战呢?要是这样的话，为什么不返回河东呢?西路军对河东确实起了一定的配合作用，我们要正确估价这个配合作用，即不能否定，也不能任意拨高。]然而，西路军为什么终于惨遭失败呢?[评点：作者能否揭示失败的真正原因呢?我们还要往下看。]
　　第一、任务问题
　　西路军担负的任务，飘忽不定，变化多端，并大大超出应有限度，是导致失败的根本因素。[评点：这里“揭示”了西路军失败的根本原因是由于所担负的任务过重和变化多端。那么是谁导致西路军所担负的任务过重和变化多端呢?作者在这里却采取了回避态度。不过我们从前文认为西路军自始至终是执行中央军委的命令和指示来看，这显然是指以毛泽东为代表的党中央，也就是说是以毛泽东为代表的党中央致使西路军担负的任务过重，且变化多端，才造成了西路军的失败，因而以毛泽东为代表的党中央就应对西路军的失败负主要责任。西路军所担负的任务无怪乎就是建立河西根据地和打通国际联系，这两个任务是西路军领导人十一月十二日致军委电报中自己充满信心地提出来的。以毛泽东为代表的党中央指示西路军领导人不要依靠外力援助，要将在河西的立足点放在依靠自我奋斗上，建立根据地，这就明白无误地告诉西路军领导人那个任务为先了。如果两个任务过重，就从中挑选最要紧的一个去做嘛!至于说变化多端，无非是说配合河东形势问题。我们通过研究发现除去西安事变期间一个很短的时间内中央要西路军东返外(实际没有施行)，其余时间中央并没有改变西路军的行动方针，作者的说法多属于事后的一种猜测，难以获得业已公开的档案文献资料上的印证，而且有时还与档案文献资料相冲突。(比如在高台、临泽地区的暂停与东返问题上)。]
　　孤军外线作战，任务不定，迟疑徘徊，实为兵家之大忌。[评点：这句话原则上说是正确的，但是用在这里却有生搬硬套之嫌。这里显然是批评以毛泽东为代表的党中央，难道史实真是这样的吗?还是要以当时的档案文献资料为依据。]而西路军的情况，却恰恰如此。先是执行宁夏战役计划，渡河北进，鏖战一条山，待机策应一方面军西渡，共取宁夏;[评点：本来红四方面军渡河是要执行宁夏战役，而不是向甘西进军，在没有放弃宁夏战役的情况下，要红四方面军在河西待机是必然的。难道造成河西红四方面军部队待机的原因中就没有作者的责任吗?为什么你们违背中央击破南敌的指示要红九军渡河呢?随后红五军也渡过了黄河。在南敌没有击破，腹背受敌的情况下，又如何进行宁夏战役呢?]继则放弃这一计划，独立西进，准备打通新疆;[评点：是谁让西路军独立“西进”的呢?我们从档案文献资料中发现，在十一月十五日以毛泽东为代表的党中央同意西路军“西进”的时候，西路军却早于十一月九日夜开始了向西退却的行动，这时西路军的前锋业已到达永昌境内，主力部队位于大靖、土门和古浪一带，红九军悲剧性的损失就要拉开序幕了。到底是中央命令西路军西退的呢，还是中央在西路军已经西退的事实面前，从大局考虑认可了西退的既成事实呢?这是值得我们深思的问题。]再又停在永凉地区，不进不退，建立根据地;[评点：西路军要在河西生存下去，不创建根据地，不建立政权，又如何生存得下去吗?这可是中国历代农民起义失败和我党领导的革命斗争中的沉痛教训啊。要建立根据地，是永凉地区，还是高台、临泽地区，或者是安西、肃州地区更合适呢?这是不言而喻的。如果不建立根据地，将一切寄托在苏联的援助上，能靠得住吗?]复则根据西安事变后的形势变化，忽而准备西进，忽而准备东进;[评点：证据呢?就是十二月下旬应张学良的要求中央指示西路军东进。就现在业已公布的档案文献资料，前后仅五天时间，且又没有施行，并没有对西路军构成什么重大的影响。作者一味强调这个问题是有用意的，就是西安事变期间因为配合河东形势影响了西路军，因而西路军的损失应该由中央来负责。]后明确执行西进任务，刚至临高地区，又停止西进，就地建立根据地;[评点：中央在十二月二十七日的电报中说相机占领安西、肃州，实际上并没有要西路军领导人放弃永昌、山丹地区，是西路军领导人自己急于西退，又因为在永昌、山丹地区难以立足才于获得中央十二月二十七日电报的当夜不得不撤离了永昌、山丹地区向西退却的。在临高地区停止的原因难道作者不知道吗?一月四日西路军领导人致军委高台上下甚荒凉的电报，才导致了一月五日军委要西路军暂停于临高地区。当时西路军领导人还为此发电报给军委询问原因，军委才告诉他们并没有变更西路军的方针，让他们暂停于临高地区是根据他们一月四日电报做出的决定。]继复为了策应河东，改为东返;[评点：这种说法是后人的臆测之说，难以获得档案文献上的支持。从业已公开的档案文献资料上看，却不时透露出是西路军领导人自己鉴于高台以西甚荒凉而有意向东发展的。比如中央一月十六日致西路军领导人的电报中说“同意”西路军向东发展，一月二十一日一时西路军领导人致军委要求东返的电报也是高台陷落后鉴于河西形势危急他们自己提出来的。如果是军委提出来的，那么又为什么在仅仅三天后，也就是一月二十四日二十四时军委为西路军的安全着想，从保存实力计，又下放了西路军行动方向的自主权呢?]再又奉命“固守五十天”，在倪家营子坚守待援;[评点：在西路军领导人已经失去自信心的情况下，中央说一些鼓励士气的话，这又有什么可指责的呢?如果说坚守待援，是反对西路军突围的话，那纯粹是作者个人的误解，也与一月二十四日二十四时中央为保存西路军实力向西路军领导人下放行动方向自主权的档案文献相矛盾。]如此等等。西路军的任务飘忽多变，虽与风云变幻的全局形势有关，但不能说毫无战略指导上的失误。结果呢?造成了西路军孤军深入河西走廊，长期遭敌重兵围困的被动局面。[评点：这里终于说出了作者的心里话，就是以毛泽东为代表的党中央应对西路军的损失负主要责任。其实这并不是什么新观点，在一九三七年三月西路军失败之际，在西路军领导人致中央的电报中就已经要求军委要对西路军的损失负责了。]疲兵屡战，有耗无补，进退失据，一筹莫展。这对西路军的有限兵力来说，无疑具有致命的性质。[评点：如果打成歼灭战，还会有耗无补吗?打不成歼灭战，到底是作者指挥上的问题，还是由于敌情、民情、地形限制根本就打不成歼灭战?要是这样为什么不及时返回河东呢?正是由于西路军领导人自己“一筹莫展”，没有果断做出决策，撤离河西，才对西路军造成了“致命”的影响。]
　　西路军是整个红军的重要组成部分，其任务是党的全盘战略上不可缺少的环节之一。毫无疑义，部队的一切行动，均应服从和服务于策应河东红军和友军的全局需要。[评点：对，这种高度的政治觉悟和全局意识贯穿了作者的一生，我们对此是钦佩的，但是作者在这里这样说是为了引起下文议论而进行的铺垫。]但是，如何策应才更符合实际情况，更有利于全局发展，则值得研究。[评点：这实际上是说中央不顾西路军自身安危要求西路军配合河东形势发展是一种失策，西路军长期滞留河西走廊是因为执行中央命令，配合河东形势造成的。我们不禁要问，作者这样说有什么依据呢?]苏联当时应我党要求，为支援我国人民反抗日本侵略者，准备了大批武器，待红军去取(后因西路军失败，才将这批武器转交盛世才的军队)。[评点：作者显然没有意识到苏联对我党援助的复杂性和不确定性。他认为苏联在中苏边境已经准备好了武器装备，西路军去了以后就可以得到。如果说在当时有这种认识倒还可以理解，在几十年后还是这种认识，倒让人陡生慨叹了。]假如西路军渡河后，抓住战机，乘虚而进，照直往西打，取得武器弹药，如虎添翼，回师横扫而东指，有没有可能呢?完全可能的。[评点：对，如果苏联能够及时提供武器装备的话，是完全有可能的。可是如果苏联提供不了武器装备呢?西路军深入到安西荒凉之地，马家军再蜂拥而来，那么西路军的结局是可以想见的。作者应该想到苏联既然在红四方面军已经过河处于背水一战的情况下，违犯自己业已作出的承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