邂逅浪漫 中国最有故事的7座情人桥
邂逅浪漫 中国最有故事的7座情人桥
十六君足番
中国七夕情人节将至，桥上发生的爱情故事不胜枚举，那就让我们在情人节这天邂逅一座有故事的桥吧！图为西湖长桥。长桥主要有两个爱情故事，一是南宋江南名伎陶师儿与书生王宣教的爱情故事，一是梁山伯与祝英台的爱情故事。桥虽不长情意长，故民间有长桥之称。图为上海外白渡桥。现今的外白渡桥，其实已经是第三代了。外白渡桥已有百年历史，承载着老上海的历史文化，也见证着新上海的日新月异。图为泸沽湖走婚桥。走婚桥位于泸沽湖东南水域的草海区域，是泸沽湖上唯一的座桥。走婚桥是摩梭男女约会的地方，泸沽湖畔的摩梭人奉行“男不娶，女不嫁”的“走婚”习俗。图为苏州枫桥。一首《枫桥夜泊》，让寒山寺因“姑苏城外寒山寺，夜半钟声到客船”的诗句名扬天下。图为周庄双桥。双桥是由世德桥和永安桥组成的，建于明代，两桥相连，样子很像古代的钥匙，又称钥匙桥。图为风雨桥。风雨桥是侗族非常出名的桥，被称为世界十大最不可思议桥梁之一。因为行人过往能躲避风雨，故名风雨桥。图为西湖断桥。断桥残雪为西湖十景之一，《白蛇传》中许仙、白娘子断桥相会的桥段使断桥尽人皆知，也给这座长桥添了许多浪漫色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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您使用浏览器不支持直接复制的功能，建议您使用Ctrl+C或右键全选进行地址复制90年代的中国登山故事 96中韩联合远征冈底斯纪事
大结局....（1月3日 93楼已更新）
109328人关注
中韩联合远征冈底斯纪事
暨中韩登山队第一次联合登山 作者：赵牧
题记：1996年秋，中韩联合登山队，驱车万里，历时４４天，成功地登上世界著名的冈底斯山脉上的两座处女峰－－穷母冈日、冷布冈日。但这不是一个描述登山壮举的老套故事。登山对国人仍是一项似乎“熟悉”其实相当陌生的运动，而传统的叙述方式对于登山已经过时。
　　一、重奖10万
　　“嘿！你是不是活得不耐烦了？”麻将桌上，朋友纷纷喝斥木世俊。
　　“算了算了，让他多赢点吧。反正他也活不了多久了。”
　　1996年春，云南省体委在省经济电视台上登出一则广告：招募两名登山队员。广告连续播出一个月，好歹来了五个不怕死的。
　　两个身体很棒的小伙子27岁的木世俊、25岁的袁红波被选中。随后，他们被派到北京中国登山协会基地集训。9月，他们将随同中韩联合登山队奔赴西藏，攀登位于冈底斯山脉东端的穷母冈日峰。尔后立即返回云南，再作为中日联合登山队的成员，于12月攀登云南境那座闻名世界的梅里雪山。
　　日，中日联合登山队在梅里雪山遭到雪崩袭击，１７人遇难。这一事件在云南人心中烙下了难以磨灭的印象。
　　“袁红波，听说登顶成功奖金最少10万。”
　　“哪有这事。”
　　“别扯了，没10万能干这事？！”
　　这就是“人人熟悉”又相当陌生的登山。重奖之下必有勇夫，当然是种“合理”的猜想。但眼下对登山一无所知、仅有好奇心的木、袁二人确实也无法证明好奇心值多少钱？雪域神山恍如仙境又值多少钱？所以木世俊一直瞒着生活在农村的老父母。
　　２０年代，有个百思不解的人问英国著名的登山家马洛里：“你为什么要去登山？”马洛里回答说：“因为山在那里。”
　　这是个相当朴素又曾非常费解的答案，它的潜台词是，这是人类最可贵的品质－－对未知自然界的“好奇心”的必然，它是人类的一种强大原初的心理力量的表现。但这种品质并不是人人都有的。
　　涉及心理感受，问题确实就复杂了。这个问题就是老登山也未必能说清楚。1988前，中国年轻的登山家王勇峰感叹，国外登山爱好者大都是利用休假时间到海外登山的，他们说是一种休息。不了解登山的人十有八九会可能会把这当成疯话。也许，你永远也无法使某人信服，登到某座山顶究竟有何意义，你能做的只是向自己证明。
　　还有一个事实是，一支登山队的成员从来不都是完全因为好奇或热爱雪山而才走到一起的。而就个体而言，一个人的好奇心究竟有多大力量，还得到山里验证。
海拔7048米的穷母冈日峰穷母冈日资料：
海拔7095米的--冷布岗日峰
冷布岗日峰资料：
　　二、算命先生说……
　　日下午，“中韩联合穷木岗日－冷布岗日远征队”出征会在北京亚运村奥林匹克中心的空旷广场上举行，高音喇叭里反复播放着那首老掉牙剌耳的进行曲，6台韩国造“现代”牌越野车在会场边一溜排开，数十名身着红白相间运动装的中学生分列在会场两边。空旷的广场只有仨仨俩俩的游客从会场边擦身而过，他们对远征队的营造气氛几乎毫无感觉。
　　登山运动在中国已经变得相当平淡了，过去年代那种举国观注、万众欢腾的景象已一去不返，仪式比较实际的作用恐怕只是便于记者报道，但是记者也只来了两三家。中国登协自我宣传的操作水平也太落伍了。
　　中韩双方的队员似乎也不太在意“远征”是否有什么轰动效应。他们在台下与新朋老友聊着自己感兴趣的事。
　　“怎么选择这么个出发日，13日、星期五？”
　　“老曾（中国登协主席曾曙生）翻过黄历了，说‘明天宜远行’。”
　　我了解他们，知道这话一半是玩笑，一半是真的。在“千算万算不如老天爷一算”的大山里，运气太重要了。
　　临行前，王勇峰的母亲请算命先生算了一卦，结论是：此去万里，将历尽坎坷，但最终会获得成功平安归来。算命先生真会说废话。万里之行，历经坎坷自然是不可避免的，何况还加上要登山。当然，算命固然是懵事，儿行千里母担忧，请算命先生算卦也是人之常情。1993年，王勇峰攀登珠穆朗，他在成功后的下撤途中遇险，与大本营失去联系达28个小时，并冻掉了好几个脚趾。那次历险把他母亲吓坏了。
　　明天，中韩联合登山队成员３０多人将分乘六辆越野和一辆中巴，从北京出发。
　　远征队预定用１０天时间：南下安阳－－然后掉头向西闯潼关－－抵咸阳－－出西口平凉－－越六盘山－－跨兰州到西宁，沿青藏线纵贯砾漠无垠、盐泽众多的柴达木盆地，尔后折向西南，翻越昆仑山口－－五道梁－－横跨长江源头沱沱河－－再闯唐古拉山口－－穿越藏北草原。狂奔万里之后，或许有时间在羊八井温泉洗去一路风尘，然后抵近第一个目标－－穷母冈日山脚安营扎寨。登山队就这样成了“远征队”。
　　这一路真够剌激。半年前得知联合登山队要走陆地，我就兴高采烈地决定挤进“远征队”，走一趟青藏线是我多年的宿愿。但现代登山为节省体力通常都选择最便捷的交通工具的。中韩联合登山队有飞机不坐，却采取这种耗时、耗力的方式，却是个谜。
　　三、先锋“遇难”
　　9月13日清晨，远征队从北京起程，第一站预定目标－－河南安阳。车队一出京石高速，道路的状况就恶劣起来－－狭窄而繁忙。
　　“真不明白，韩国人为何不愿坐飞机进藏，偏在路地折腾10多天、4000公里？还不如把买车的钱直接划到登协的帐上”“据韩方说，目的是让队员逐渐适应高原，看来他们的登山实力不怎么样。”
　　“不，韩国队员的实力其实很强，他们许多人都有8千米以上的登高纪录。”王勇峰不同意这些说法。
　　其实，“远征”之谜非常简单。1994年6月，中国登协与“大韩山岳联盟”结成友好关系，并当即商定举行联合登山活动。但中国有的是山，缺的是钱。所以按这些年联合登山的“惯例”，大部分经费由外国来华登山队提供。但韩国的山岳联盟是个民间组织，他们也要通过拉赞助解决经费问题，结果他们从现代汽车拉来实物赞助就抵了按协议规定应出的大笔资金。
　　这一来就给中国登协造成了麻烦，这批挂着“临时入境”却已属于登协的多余车辆，登山结束后还得为这些车辆报关纳税，还得保持车辆状况完好卖掉并卖个好价。此外，沿途食宿的费用比身就不比乘飞机低，如若控制不好，消耗甚至更大。万一发生车祸那损失就无法估计了。难怪远征队出发前，打前站落实食宿的“先锋车”得令：安全第一；节衣缩食。
　　12时15分，我乘坐的“先锋车”率先到达河北邢台郊外，为省钱“先锋官”王勇峰在路边一家“大车店”订下中饭，30多人的队伍，400多元就结了帐。
　　在商量晚上何处“扎营”时，“大管家”、登协秘书长于良璞同意司机王丑孩的提议，到曾经住过价钱便宜的安阳“铁西宾馆”看看可否扎营。
　　18时，“先锋车”到达铁西宾馆。一天风尘，“先锋官”王勇峰忙上忙下，订房间、酒席并砍了个优惠价，他着实为圆满完成任务高兴了一会。不料，守候在进入安阳“唯一通道”的人，直到晚上8点半仍不见大队的踪影。
　　原来，进安阳的路并不只一条。此时，远征队已经入住安阳的澶州宾馆，怒气冲冲的于良璞已派人寻找先锋车了。而他们所以未去事先说好的铁西宾馆，是因为突然想起这是家不涉外的宾馆，所以想当然地认定先锋车已肯定不在那里。
　　为寻找大队下落，先锋车开始小小的安阳城里四处乱转，有个安阳人说：“安阳城有九府十八街七十二胡同，哪里找得遍？”
　　“13号星期五，真他妈的！”一盆冷水兜头浇下，刚才满心欢喜的王勇峰心情十分沮丧。不能再等了，只好退酒席，好说歹说店家还是收了250元的备餐费。但房钱却是分文不给退了，这家不能涉外却告可以接待外宾的铁西宾馆的理由是：“为了给你们优惠，开出的发票上下不一致，若退房财务上不好解释了。”节约不成，１千多元反而打了水漂。
　　24时，游魂般的先锋车终于打探到大部队的下落。没好气的“先锋官”王勇峰总算见着了“温度正高”的“大总管”于良璞，所幸的只有双方都知道：远征第一天没有伤亡。
　　“他妈的，睡觉！”王勇峰一身灰尘，却澡也不洗，倒头上床，三呼不醒。
　　四、潼关噩梦
　　14日晨，远征队从安阳起程，鉴于昨天的事件，“先锋车”被取消了，所有车辆，排好顺序，不许突出，也不能落后，绑在一起走。预定宿营地－－咸阳。
　　以今日中国的交通状况看，陆地行车４千公里确实太漫长了。远征队面临着高原大雪封山的冬季可能提前到来，长途泼涉交通事故的风险也可能使计划遭到重挫。
　　前方路况时好时坏，沿途收费路卡似乎也越来越多。下午3时半，远征队到达三门峡吃中饭，中方翻译李豪杰报告，韩国人又在抱怨吃饭不正点，还有车开得太快。
　　“事儿妈！”有人评道。
　　“今天不走了，就地住下。”考虑咸阳尚远，于良璞决定就地扎营。
　　贪杯的司机闻讯大喜，立即开怀畅饮起来。
　　老司机程文信三瓶啤酒刚下肚就接到通知，韩国人要求再往前赶路。无奈，他驾着云又上路了。为了赶路，车队速度却是更快了。
　　６时，远征队到达陕西潼关，正欲接着赶路，前方210国道上等待他们的竟是一条令人绝望的车龙。数千台车辆从头至尾，把潼关－－华山脚下近20公里的山谷塞得满满的。这条死龙昨天下午２时就因抛锚车和事故车“诞生”了，一个从华山过来的司机讲，这里经常如此，这次他整整用了７个小时才从缝隙中拱出来。
　　远征队就地住下了，决定让时间化解这条“死龙”。
　　15日晨，整整一晚过去了，令人大惊的是，那车龙非但没缩小，反而更长了。眼下真是“自古华山一条路”别无选择了，队员王勇峰、张志坚、木世俊、袁红波数人扮演起交通警，开始奋力疏导车辆。还算幸运，山谷里数千辆被困两昼夜的司机已经没了“脾气”，大多愿意配合这些“交警”。２个半小时后，远征队近乎奇迹地突出重围。并且带出了一大批被困车辆，一个辽宁司机说，真要感谢你们，否则我们不知道还要被困几天。
　　闯过潼关、华山之间的山谷，前面是市容非常肮脏的渭南市地界，道路状况仍然很差，一路黄尘滚滚。越过渭南，路况稍稍好起来，王勇峰打起了瞌睡。５分钟后，他哇地一声惊醒过来，原来他又梦见了一条“死龙”：“这真是一场噩梦，我这辈子还从未见过这样的堵车场面。１３号，星期五，***！”
　　下午４时，远征队用了整整１０个小时到达咸阳，总行程只有可怜的１５０公里。
　　五、打量韩国人
　　漫长的远征，注定了众多不顺和磨难。麻烦的还有“联合”体内部的种种矛盾。
　　第二天，登协司机杨世雄的眉头就频频起皱。
　　“我车上有个韩国人一路放蔫屁，恶臭！还没找到肇事者。”众人闻声幸灾乐祸地哈哈大笑。从情理上讲，客人肠胃不好本该同情，但杨世雄确实被薰坏了，时间一久不免粗声恶气，即使在青藏线的寒冷地带，只要“毒气”袭来，就把车窗摇下，不愿多穿衣服的韩国队员冷得直叫。
　　这是中韩登山界首次合作，也是韩国队第一次与外国队合作。韩国队显然很缺乏合作常识，更缺乏起码的“入国问禁”“客随主便”的礼节意识。
　　韩国《东亚日报》的一个随队记者出奇地喜欢拍照，一路不断大喊“SLOWLY ”（慢）“S TOP”（停），这还可以理解，但后来竟发展到拉扯驾驶员的手臂强行停车险些造成车祸的地步。那司机吓出一身冷汗，火冒三丈硬是驱逐到别的车上去了。
　　９月２２日，远征队到达羊八井，当天下午，中方队员就与羊八井兵站的官兵们打了一场篮球比赛。晚上，登协司机薛云兴高采烈的跑来灾乐祸地说：“倒了，倒了。”我问什么倒了？他说，韩国《东亚日报》那个讨人嫌的记者被高山反应放倒了。
　　中方众司机交流时还发现，韩国队员大都有个怪习惯，为了舒服上了车就脱掉鞋袜，并令人反感地把脚伸到司机旁边。有些则见到吃的不管不问，拿来便吃。
　　一日，有个司机终于忍不住，一巴掌把那不懂礼貌的脚丫子拍了回去。“脚丫子风波”迟迟传到韩国队长那里后，韩国队长倒是用不失幽默的方式化解了此事：“下次再有犯者，可用烟头烫他。”
　　“先锋车”上的韩国队员郑寅奎不高兴了。他对王勇峰说：“你们总说这也可以那也可以，到时候又不可以了。”郑寅奎确实征求过我们的是否可脱鞋袜并获得“批准”，他的脚丫子也没那么无礼。幸好郑寅奎可用英语与王勇峰较自如地交流，才明白这件事并不针对他。
　　“脚丫子风波”使我留意到，中韩双方普遍缺乏沟通，更缺乏交流的热情。双方似乎都习惯猜哑谜，通过形体语言来打量对方。
　　一路风尘，中方对韩国队员的印象越来越差。尤其是在装卸沉重的登山物资时，多数韩国队员几乎总是袖手旁观。分明一副“出钱就可不出力”态度。为此他们获得了“暴发户作派”的评价。又有人则称之为“少爷登山队”。
　　于良璞也很坦率：“联合登山是中国独有现象，它并不是理想的办法。但我们太穷，１９８５年以来，中国进行规模稍大的登山活动全都是联合式，中国６千米以上连名字都没有的处女峰起码还有６千多座，但要开展活动目前只有这种方式比较实际。”
　　中韩当初商定协议细节时，韩方怎么也不同意向队员无偿提供个人装备，说个人装备当然应该由个人解决。韩国登山队员进行一次海外登山，拿出一个月的工资就够了，这自然不算困难，但对于中国队员，一双高山靴就要４００美元，自费就意味着哪也别去了。
　　这是个令人难堪因而被讳莫如深的话题。因为太穷，我们还远远无法从容地做自己想做的事。
　　六、这买卖下次说什么再也不能干了……
　　远征队继续向西，海拔迅速升高，沿途日趋荒凉。
　　１７日，远征队到达西宁。晚饭，有人忽然发现临时外聘的司机杨景清不见了。原来第一次进藏的杨景清一到西宁就出现高原反应，未打招呼就回宾馆躺下了。
　　１９日晨５时半，在西宁休整一天后远征队又出发了。在都兰吃罢中饭，远征队进入狭长的柴达木盆地。在这满砾漠的荒原上，由东向西铺着一条被称为“天路”平直大道，我从未见过这样惊人平直竟长达数百公里的大道，这时太阳已经越过我们的头顶，飞驰的车队好象在与太阳赛跑，正演绎着“夸父追日”的现代神话。
　　然而在如此惊人平直的大道上，沿途却不时可见倾翻的大货车。青海登协的高成学说，从西宁到拉萨２千多公里的青藏线上开货车的效益很可观，一般单程可得６千元，一个月跑两趟没太大问题。可这个钱并非人人能挣敢挣。眼下这些多半是为“多拉快跑”疲劳驾驶而颠覆的货车就是好教材。但青藏线跑车难点却还不在这里，而是那个顺口溜所概括的：“五道梁得场病，唐古拉山送了命。”
　　对此说法，此行人中可能没人比杨景清体会得更痛切了。
　　２３日，杨景清把车开到穷母冈日后便要求下山。这个４０好几的汉子抹着眼泪感慨地说：“这一路我都不知道是怎么把车开过来的。”“这买卖下次说什么也不能干了！”
　　于良璞没多劝，更没用什么豪言壮语激励，这太过时了。三天后，他被送下了山。
　　青藏线上行车，高原反应还不是唯一难关。登协司机王丑孩说，在唐古拉山口，以前曾发生过数起抛锚车辆被大雪困住，司机被活活冻死的惨剧。有些不愿坐以待毙的司机则把轮胎、箱板点燃以求侥幸。在这条人烟稀少的路上还发生过司机被两条腿的野兽谋害劫货事件，跑单车司机通常都不敢搭载陌生人。
　　杨景清的走，强化了我的印象：登山，在中国曾是一项夸张表达国家意志充满象征意味的运动，如今它的这种“表现主义”功能已经大大弱化，这就为许多平凡但并无不当的愿望和选择留下了空间，使你更容易看到生活的多彩来自它的复杂性。人们不再那么习惯学舌，也不再那么忌讳谈论真实动机，并在很大程度上能根据自己的真实感受做出自己的选择。
　　途中，登协司机王丑孩对我说，他６月刚从珠峰回来，今年对他来说意味着四个冬天。他说，登山并不是个好职业。我进山就是为了挣几个钱为了生活罢了。
　　雪山依然美丽，感受各不相同，它们都是真实的。如果你想去登山，并有钱或能搞到钱或搭上顺风车，那你就去吧；如果你觉得受不了这份罪，那就下山。就眼下中国登山界的境况，这比想上山容易多了。
　　王勇峰这次透露了一个埋藏了多时的故事：１９９５年春节期间，他去攀登南美最高峰阿空加瓜。阿空加瓜是南美阿根廷的名胜，每年都有上万外国登山爱好者来这里登山。登山者到大本营无车可坐，不想步行三天就得向当地百姓雇驴骑。这里的登山注册费（买登山权）很便宜，只要８０美元，但雇驴的价钱却贵得惊人，１千美元。经费来之不易，他们没有雇驴。
　　当时同去的还有白建强。白建强从未到过高海拔地区，背着行囊踏上日行３０公里的山路没走久，他便感觉无法忍受了，于是央求道“能不能给我雇头驴？”王勇峰劝道，这四条腿的东西贵得也太邪门，还是挺挺吧。大老爷们累得恨不得要哭却又不能哭就只好破口大骂：“我给你们拉了３０万元赞助，你们却不肯给我雇头驴！真***。”白建强到底还是用两条腿到了大本营，他累坏了，但却由衷地说，雪山真***美！
　　８年前去珠峰采访，我多半会舍弃这些“不够英勇”或“不够哥儿们”的故事。但今天对它同样有浓厚的兴趣，传统的描述登山壮举的老套故事的方式已经过时。
　　七、“野猪”闹营
　　登山是个盛产故事的运动。
　　２３日，远征队到达穷母冈日的第一天深夜，在海拔４７５０米的大本营，许多人都听到一种可疑的动物叫声，并且在围着营地的帐篷团团转。
　　“野猪！”张志坚这样想。他本想到帐篷外面看看，最后还是打消了这个念头，如果真是野猪就糟了。
　　２４日早餐，众人围坐一团热烈议论着昨晚到底是什么东西光顾了大本营。张志坚有心制造趣话而宣染恐怖气氛，坚持说那就是“野猪”叫。
　　于良璞不以为然，他说你听过牦牛叫吗？有一百头牦牛就有一百种叫法，有的像哭，有的像笑，出个牦叫得像野猪有什么奇怪。
　　我这次是第三次进藏，对牦牛的叫法差异并无悬殊印象，所以觉得于良璞的说法未免太夸张。但后来与《中国体育报》记者张小柱亲眼看到乌鸦发出“光当光当”的叫声，不由惊叹自然界有太多的不可思议和可能性了。
　　这次我还有个新奇的发现。过去印象中，鹰总是以俯冲的姿态捕捉猎物的，但这次发现并非全都如此。一天，我在山坡上发现一块“岩石”形状有些奇特，定睛一看竟是只巨大的山鹰展开双翼、一动不动地长时间守在鼠洞旁，等待老鼠自投罗网，令人惊讶不已。
　　穷母冈日看来是没有野猪的，是否有狼就难说了。一日，韩国人把猪肉挂在帐篷外面，第二天早上不翼而飞，登山队买了头羊拴在营地河边，第二天发现羊的肚子不知被什么撕开了，很难想象这是牧羊犬干的。
　　于良璞说，在希夏邦马登山确实要小心狼。有一年他去希夏邦马峰，营地杀了一头羊，把羊皮放在帐篷外面，第二天起来时发现，生羊皮不见了，雪地上留下了狼的脚印。那次，一个初次进山的翻译午夜便急，万不得已只好战战兢兢走出帐篷去“拉野屎”了，他蹲下来，为了对付可能突然出现的狼，他端着小口径步枪冲着前方，头上的头灯去对着身后照去，因为他听说狼怕光。这副模样太滑稽了，在山里有许多这样可供打发寂寞时光的谈资，而实际的登山过程，更会源源不断地产生这些趣闻。
　　八、“有学问的姑娘”
　　９月２５日晨，藏族队员拉巴和扎西到营地边的小山头上祭祀神山，他们在山头上挂起五色经幡，摆上水果。之后在燃起艾草上撒上糌粑，一股白色的烟柱袅袅升起，在背景为雪山和蓝得发黑的天空映衬下，构成了一幅格外美丽的图景。
　　登山活动正式开始了。
　　２７日，我来到海拔５６００米的前进营地，就遇新队员木世俊和袁红波垂头丧气地从高差２００多米的大冰壁上下来。
　　“登山不好玩！”昨天还兴致勃勃的木世俊一见到我就说，他在大冰壁上怎么也掌握不了要领，像陀螺似地打转总站不稳。第一天登山遇挫，戆厚的小木很有些沮丧。
　　在海拔５６００米的前进营地观察，穷母冈日更美了。营地建在两个冰川湖泊之间，湛蓝而宁静的湖水在阳光下流溢着翡翠般的光彩。营地左侧是颇为壮观的冰塔林，右前方的大冰壁很有气势。
　　这次中方队员中有两个有地质博士头衔的队员－－张志坚、马欣祥。
　　张志坚说，这个“有学问的姑娘”真让他大开眼界。这座山可以算是个登山的“地形博物馆”，岩壁、冰壁、雪桥、雪檐、悬冰川、危险的雪崩区，应有尽有。
　　３３岁的张志坚１９８６年接触登山运动，１９９１年，参加中日联合攀登希夏邦马峰的活动中，他与四名日本队员在７９００米高处遭遇雪崩袭击，下滑达５００米，日本队员当即两死两伤。他说，我是从死人堆中爬出来的。那以后，由于家庭阻力太大，放弃了几次登山机会，后来还是经不起诱惑。
　　“怎么样？这次跟我们一起往上干吧！”张志坚鼓动我：“登到顶峰，一览众山小，感觉会很不同的。”“不过，这次登山，我第一次有了恐惧感。”
　　穷母冈日，在藏语里的意思是“有学问的姑娘（或女神）”，我喜欢姑娘的说法，这比女神有人性味。由于积雪相当丰富，峰顶的形状浑圆，穷母冈日峰这座处女峰的直观印象很温柔。
　　在西藏，许多山峰都有“性别”，有的还有“婚配”甚至生有儿女。由于中方队员都不喜欢“征服处女峰”的说法，凑巧远征队下一个目标冷布冈日是“处男”，又听说在藏语里，冷布冈日是“勇士”，他们就编了个动听的理由：我们是来给“才女”做红娘的。“才女”配“勇士”当是天造地设。
　　队员编的故事还不止这些，他们还“任命”与穷母冈日毗邻的一座稍低形状尖尖的雪山为“才女”的贴身丫环；那一高一低的两个冰川湖，高的被认作才女的洗脸盆，低的则是洗脚盆。
　　天色将晚，我去湖边打水准备做饭，小木提醒说，千万别直接在湖里打水，要在湖水溢出口下方取水。藏族老乡提醒说这是神湖，直接取水弄脏了“才女的洗脸盆”会招来风暴的。
　　我虽然不相信这传说，却很受启发，现代文明与自然之间的鸿沟今天如此之深，一个重要的原因就是人类很早已来就失去了对大自然应有的敬畏之心。
　　１８时，上山的队员陆续回来了。今天，王勇峰和韩国攀登队长张奉完六个人用了九小时才把路修到５８００米，这山并不像当初想象的那么容易。
　　王勇峰今天遇到了一个奇事。在大冰壁上，有个韩国队员问他：“你把我的冰镐带上来了吗？”冰镐对登山者就像士兵的武器，真***岂有此理。
　　中方队员又在抱怨韩国队员很少承担运输任务。其动机则明显是保存自己人的体力。
　　远征途中，王勇峰就评论说，韩国队员一路睡觉就是为了保存体力。用他们自己的话讲，他们这次登山是“国家行为”，成功回国是要授勋的。确保自己队员的成功就成了头等大事。
　　幸好，并非事事人人如此。木世俊、袁红波曾说，有两个韩国队员知道他们是第一次登山，曾在大冰壁上耐心地示范攀登技巧和自我保护要领：“有些韩国队员还是挺好的。”
　　今天是中秋节，晚上，我和六名中方队员围坐在嘎斯炉旁边吃边聊。按中韩双方的协议，前进营地以上的高山食品应由韩方提供，但晚餐韩方只提供了四袋干燥米和两听牛肉罐头。韩方高山食品准备明显不足。
　　饭后王勇峰和我一起下山，准备从大本营背些食品上来。晚１０时，一场大雪悄然而至。
　　九、戏鼠
　　登山很剌激，有时也很寂寞，登山活动处于停止时更是如此。
　　２８日夜的一场大雪，山上的活动基本停止了。没了关注的焦点，闷得发慌的营地人员就更得没事找点事来做了。
　　下午，李致新、王勇峰闲得无聊，想出一个打发时间的办法－－用溪水灌鼠洞。到过西藏的人都不难发现，只要是草场大都鼠洞密布，肥肥的看上去很可爱的草原鼠多得成了一大景观。李、王二人开始是用水桶，不过瘾后又找来胶皮管引水往鼠洞里灌，那鼠洞成百上千，几乎个个相联、四通八达，哪里能够得逞。李致新不肯善罢甘休，索性把溪水改道，直接用溪水大面积地覆盖鼠洞。我在一旁饶有兴致地看他们这样折腾了一下午，但他们一只草原鼠也没逮着。
　　寂寞，有时会促成不少特别细微的发现。上午李致新曾兴冲冲地说：“我发现了一个秘密，有鼠栖息的洞口早上会结霜。”他还做了个“实验”，晚上把苹果皮放在鼠洞洞口，第二天起来全都没了。于良璞知道后“总结”说，穷母冈日的鼠这辈子恐怕还是第一次吃到这么甜的“草”。
　　９月２９日，我和李致新、王勇峰登协老司机张西臣、高成学等人给前进营地的队员送食品。一到营地我们就目击了山峰左侧的一场雪崩，闷雷般的巨响在峡谷中滚动，一小时后，又一场雪崩打了下来。
　　新队员木世俊今天终于爬上了大冰壁，运上一顶帐篷和几根雪锥，感觉也好起来。有趣的是，木世俊爬上大冰壁后有些累，便问队员马欣祥：“我累了可以休息吗？”小木原本是长跑运动员，还拿过全国冠军。长跑比赛自然不能中途休息，但他不知道登山途中是否可以休息。众人听了哈哈大笑。
　　山里的故事并不都是有趣的，还有些令人嫌恶的东西。有一年，登协的两位司机从珠峰下来，在翻越帕卓山时突然抛锚，原来他们误灌了兑了水的汽油，而这兑水油就是本单位有个为赚几个黑心钱的家伙的杰作。
　　１９８８年，李致新、王勇峰攀登南极最高峰文森峰时，同行者中有个从事地质科学研究的女士。一个已经做了母亲的女性敢到南极来这曾让他们很钦佩。从南美阿根廷南端坐飞机深入南极就很危险，因为没有地面导航，飞行全靠驾驶员的经验，所以进南极的无一例外都要与专飞这一线路的阿根廷航空公司签署“生死状”。到达文森峰后，这位女士并未参加登山行动。然而回来后不久，他们竟在众多报刊看到这样的报道：说这位女科学家是中国第一个到达南极的女性，还登上了文梦峰。不久，他们又看到一本署名此女士的画册，里面把不少他们拍摄的南极照片也归在自己名下。这太过分了。中国登协曾就此事在《山野》杂志上刊文以正视听。其实，这位女士也不是第一个到达南极的中国女性。
　　十、“驮牛”与“大爷”
　　登山渐入紧张阶段，不但中韩双方的记者忙起来。中韩两国登山界的官员也接二连三前来探营。
　　９月３０日，韩国电视队雇牦牛驮器材准备上前进营地。于良璞提醒对方，这里的牦牛不是训练有素的驮牛，器材还是人背安全。韩国记者没当回事。牦牛立即还以颜色，一通乱蹦，当即把机器抛下来，吓得韩国记者面如土色。
　　同一天，中央电视台的三位记者也从大本营出发上了前进营地。
　　中午１２时，我在前进营地望远镜中吃惊地发现，中方总队长李致新与《中国体育报》记者张小柱竟成了电视台记者的可靠免费的“驮牛”。李致新背着电视台记者的摄像机、张小柱则背着大三角架。干了这么多年记者，我还是第一次看到这样的情景。
　　２时左右，中央电视台三名记者在下方垭口出现，金俊喜教练立即吩附队员木世俊、拉巴下去，把这三个已寸步难行、熬了５个钟点的记者搀扶着上来。他们三人是第一次上高原，此行目的是想拍一部有力度的专题片。这独一无二的情景其实就很有力度，并且耐人寻味。
　　这次登山，中韩两国的不少“登山官”都到了穷母冈日峰，这为我观察他们的差异提供了方便。
　　１０月２日上午，由两名韩国队员保驾，“大韩山岳联盟”的会长任哲淳到前进营地巡视。大腹便便的任哲淳在崎岖的山路上行走仍然派头实足地背着手、迈着方步。累了，往下一坐，随行的韩国队员立即递上咖啡，敬上香烟。烟若没抽完，他就递还随行队员，那随行队员也很欣然地接着抽，像是能沾上点仙气。结果，登山队员一般两个小时就能走完的路，他足足用了６个多小时。
　　我第一次听人介绍这位任会长就获得这样的信息，他告诉中方，现任韩国总理是他的同学，他本人曾出任过韩国中央大学校长。目前经商，以后还要从政。
　　韩国山岳会副会长叫高容＠有意思了，这位矮胖的官员，一眼瞧上去就知血压高。他显然很喜欢山，却无论如何不敢在大本营过夜，所以远征队白天把他从拉萨接到大本营，黄昏前再把他送回拉萨五星级宾馆－－拉萨饭店。由于来回折腾得多了，中方人员就把接送他的车称为“班车”。
　　韩国山岳联盟是个民间组织，下面还有１５个分会。据于良璞介绍，他的官员无论大小，一概都是花钱买的。出钱最多的（据说下限为每年２０万美元）当会长，什么时候不出钱，“登山官”也就当到头了。
　　“登山官”也能卖大钱，说明登山在韩国受欢迎的程度。但韩国“登山官”喜欢摆谱，却并不干涉实际的登山事务。“政企”界线很分明。队员选拔和在山上决定进退的是经验丰富的登山家。这次韩国队的队员就是由韩国第一登山家张奉完挑选的，其中大部分是他带出来的弟子。韩国队员对有钱的“登山官”确有溜须拍马之嫌，对有十来座八千米雪山攀登经验的张奉完，则是敬怕有加。
　　去年，韩国队为联合登山进行准备，在青海玉珠峰进行训练，两名韩国队员酒后打架，跆拳道五段高手的张奉完立即把两个通通打翻在地，并把他们从联合远征队的预选名单中剔除。
　　中韩（包括其它发达国家）队员的最大区别是，中国队员基本都是专业性质的－－登山就是一种饭碗；韩国都是业余的，登山要自己掏腰包。韩国有众多的登山爱好者（据说多达１千万），所以要组成一支有相当经验实力的队伍并不难，但中国队数来数去有经验实力的总是那几个人。所以韩国人不可能理解，在中国多年前竟会出现这样的荒唐事：一个人竟可远在数千公里之外随时指挥登山的进退。同样不能理解，登协副主席的李致新怎么可以记者背机器？
　　十一、重话长漂
　　早就有以记者作为采写对象的想法，看到张小柱背着三角架上来，我的目标就确定了。
　　１９８４年，中国的报纸报道，美国人要到中国要漂长江，起点是长江源头，终点是四川宜宾不通航这一段。消息传出，尧茂书不干了－－中国的长江，怎么能让外国人首漂。１９８５年，尧茂书从长江源头匆匆下水，不久就传来了噩耗。
　　１９８６年７月４日，与中国国家体委服务公司联合的美国漂流队在广州租了架伊尔１８，拆掉座椅装上漂流器材后，飞机飞往格尔木，卸下物资又用汽车拉到长江源头的沱沱河，又沿河而上拱了五六近３００公里，到达长江的源头格拉丹冬雪山脚下的冰川。
　　这支队伍中共有七名中国人，其中三人要参加漂流，另外四人陆地随行。张小柱则在四人之中，他是临时拉了５千元赞助才成行的。７月１８日，在漂流队快抵达格拉丹冬冰川时，张小柱找来一块马粪纸，在上面大书“体育报记者张小柱－－格拉丹冬１９８６”插在车上。他说，这是我第一次进入荒原，目睹奇丽的大自然，心灵受到强烈的震撼，也很为自己自豪。
　　谁也不想到，当年尧茂书的死会引起那么强烈的震动。当中美联合漂流队抵达沱沱河时，已经有好几个支来自中国不同地区的漂流队到达了，目的也是要赶在外国人前面成功地进行长漂。而他们这支队伍被视为“卖国队”。但张小柱没有谈及当年这场如今已经显得十分幼稚的争论。
　　在这次活动中，他们还遇到一个个体打鱼专业户，他也被当时的宣传鼓动得坐不住，便弄了三只汽车轮胎就跑到长江源头下水。但第二天他就败下阵来，上岸回家了。张小柱说，我那次对勇敢精神加科学态度的重要性有了极深的认识，在大自然面前，人太渺小了。
　　长漂第一段从源头到玉树还没完成，美国摄影师、２８岁的大卫就因患急性肺水肿死在曲麻莱境内，并被就地安葬了。大卫死后，美国人在玉树商量是否继续进行漂流时发生严重争论，最终美国队分裂成两派。留下的十几个美国人拒不为四个“吓破了胆”的同胞送行。
　　长漂的确危险，联合队共有七条船，每条船都是６米长２米宽、自重一吨非常坚固。但漂到德格时已经只剩四条了，从德格再往下漂至白玉县巴塘一段时，漂流队把四条船捆在一起，仍然被打翻了，两条船的充气舱被毁，不能再用。这时全队一致认为不能再漂，弃船上岸，长漂宣告失败。
　　联合漂流队弃船上岸后，已先到约定汇合地点巴塘的陆上人员迟迟不见漂流队下来，觉得事情不妙，便组成了救援队，向上进行搜索。
　　张小柱说，那时我带了九名藏族民工走了五天，途中翻越了两座雪山穿越一片原始森林到金沙江寻找漂流队的踪迹。一天看到江上漂有救生衣，打捞上来一看不是本队的。还在江边看到一具藏民的尸体，猜想可能是水葬漂下来的。从巴塘向上寻找的第五天，我们终于见到本队人员，这时他们只剩一袋花生米了。
　　长漂、黄漂，前前后后一共死了二十余人。
　　张小柱说，采访长漂是我记者生涯的真正开端。那是我第一次直面死亡，对生与死、功名利禄就有了很深的了悟。
　　１９８８年，张小柱还采访了北京青年横渡琼州海峡活动，他乘船全程跟随５个训练有素的专业游泳运动员。这些运动员用了１０多个小时才游完１８公里的海程，其中一人支持不住，哭着要放弃了，其难度可想而知。
　　接着张小柱又目睹了那场曾轰动全国的闹剧“万人泅渡琼州海峡活动”。当这一活动的组织者把报名费收下后发现，“万人泅队”事实上根本无法进行时，这场丑剧已注定不可避免。众多的报名者，按照主办者指定的时间来到报名地点海南，根本没人理会他们。此时主办者已将“万人”渡海峡改成少数人泅渡，还淹死了一个人。众多白白耗费许多时间、经费的报名者因深受愚弄愤而向北京海淀区法院上诉。
　　张小柱不知道后来这场闹剧是怎么收场的。但令他惊奇的是，后来有记者在报上竟说一个老年非常业余的游泳爱好者成功横渡了海峡，活动组织者还在北京民族文化宫庆功会，并向“成功者”授奖。真是脸皮厚，张小柱说，专业游泳运动员都这么困难，我不相信一个六七十岁的业余爱好者能在不借助任何外力的情况下全程游完琼州海峡，这里肯定有诈。他说这事让他感到很厌恶。
　　采访结束，我记下这样一段感想，探险运动不应该也是不宜表演的，越是严酷的环境越容易使人显示出其本相，“演技”再高的人，只要心存表演，最终会露出马脚来。如果浑身官气，没有强壮的身体，没点义气和推动登山运动在中国的发展的愿望，那么李致新、张小柱绝不可能给电视台记者当“驮牛”的。
　　十二、雪墓山碑
　　１０月５日，星期六。上午１０时３０分，韩国高会长的“班车”又从拉萨来到大本营。今天清晨，４名韩国队员从海拔６０００米二号营地出发，向海拔６６００高度运动。
　　昨天，联合登山队临机决定的突击顶峰行动遭到大风雪的挫败。中方三名队员王勇峰、拉巴、扎西三人当晚就回到大本营汇报突击情况。中韩双方最后还是决定第一突击队休整一下，由第二突击队向上运动，在海拔６６００米的高度建立三号营地。
　　今天大本营风和日丽，无事可做的中方营地人员索性把牌局搬到露天进行。虽然玩得不大，却引起了以好赌闻名的韩国人的兴趣，他们在一旁围观想看看“中国式赌法”“三抠一”是怎么回事。那韩国高副会长见到赌局更是兴高彩烈，甚至掏出２００元赌资给入局的人助兴，也算是自己加入了赌局。为表示对中方伙食方面对他的关照，这个高会长还给临时充当饮事员角色的高成学５０元。天色将晚，５时左右，不敢在山上过夜的高会长又匆匆上“班车”回拉萨了。
　　这两天登协老司机张西臣开始围着营地边的一座小山“转山”。转山，是西藏常见的一种宗教祈祷活动。据藏传佛教的说法，转山不但可以洗去一个人的罪恶，还可以为人带来福气。比如在冈底斯最著名的神山冈仁波齐峰，围着山转一圈可以洗去１０年罪恶，转两圈可以洗去一生的罪恶，而再转上多少圈就可以进天堂……张西臣转山的目的就是希望能给登山者带来好运气。
　　进山途中，曾听张西臣多次为登山遇难者处理过后事，所以今天决定采访他。
　　１９７５年中国在珠峰北坡进行了一次大规模的登山活动，张西臣就是那年第一次进藏接触登山活动的。当时，他曾作为“耗牛工”，把２０多个馒头背到海拔７０００米的北坳。从那以后，他曾十多次进山。
　　１９７８年，中国伊朗联合登山队曾为攀登珠峰进行适应性联合攀登。那时新影厂来了个叫石明纪的摄影记者，本来登山队不让他上山，但他哭着坚持要去。结果到了５８００米，他的心脏病突发当场死亡。登山队员把身躯高大的石明纪抬回大本营准备火化，为此专门成立了三人火化小组，组长是陈尚仁，组员是张西臣和王丑孩。张西臣说，那天太阳还没落山，我们就架起柴火堆，浇上汽油，由于石明纪是个大块头，烧到天亮还没烧完。后来，我们捡了点骨灰装回北京开追悼会了。
　　１９８０年，中日联合攀登珠峰，日本队员宇部明成功后下撤途中从８２００米高度滑坠，一直摔到６８００米，浑身的骨头全摔碎了，像个面团。他的尸体被抬回大本营后，这次又是张西臣、王丑孩和陈尚仁三人组成的火化小组把他火化的。张西臣说：“火化时，日本人都害怕得躲得远远的。他们没有一点阶级感情。火化后，日本队很感激我们，送来一箱威士忌。”
　　张西臣说，他经常梦见死去的同事。现在一听有人遇难就非常紧张。
　　突然，大本营的报话机打断了我的采访。前进营地的中方队员报告，上山的藏族老乡发现韩国队员直接在营地边上的神湖里洗衣服，还钓鱼，提出了抗议。总队长李致新立即叫来翻译，找到韩国队长林文炫。林文炫当即向山上韩国队员下令，必须严格尊重藏族的宗教习惯，不得再犯！
　　回头我又与登山者聊起这些年喜玛拉雅的山难情况，最保守的估计，自２０年代兴起喜玛拉雅攀登热潮后，已有２００多名世界各国登山者遇难、“以山为陵”了。今年５月，在珠峰南坡又有８名登山者在一次巨大的雪崩袭击中遇难。
　　然而，喜玛拉雅攀登热潮仍有增无减，明年３月，中国登山队又将与法登山者联合，攀登珠穆朗玛峰，而且选择了最难的路线－－北壁，这条路线从海拔６２００米到达顶峰之间，是一堵几乎直上直下高差２千多米的悬崖峭壁。
　　没有一个登山者想“以山为陵”，所有的登山者也都清楚，只要登山，就可能以雪为墓，以山为碑。然而人们还是源源不断地走向山野。
　　为了征服自然吗？这种妄自尊大的观念早已被人摒弃；
　　为了出名吗？这未必比宣布从五层楼上跳下来更有轰动性；
　　为了赚钱吗？世界上绝大多数的登山者，都要自己掏腰包。
　　今天已可以肯定，现代登山运动的真正动力是人的好奇心和对大自然的热爱。
　　十三、一道美丽的风景
　　１０月７日，突击日。凌晨３时，联合登山队总队长李致新已经起来了。
　　４时２０分，中方队员王勇峰、拉巴从６０００米的二号营地开始直接突击顶峰。６时，中韩双方队长开始分别呼叫６６００米三号营地的六名突击队员。但直到８时，三号营地都没有任何应答。李致新很紧张，怎么六个人都听不到呼叫？他不由得想起梅里雪山惨剧。
　　８时３０分，韩国攀登队长张奉完先与三号营地通上了话，他得知三名韩国队员因山上风大不准备出发后顿时大怒，他在报话机把三名韩国队员一一叫上前来训斥道：“登山遇到大风，寒冷不很正常吗？无风、不冷，要你们来干吗！”
　　此时，王勇峰、拉巴已赶到三号营地与三名中方队员汇合。他与拉巴到时了解到，上面六名中韩队员因为风确实太大已经不准备突击了。三号营地的帐篷就建悬崖边上，大风中站在外边十分危险。８时４０分，大本营第一次与他们通上了话，他们报告说山上风力达七八级，无法行动，如果没人住帐篷也要被吹翻。
　　山上的风确实很大，但从大本营观察，却是晴空万里，一点没有大风的迹象。
　　呼叫两小时不回话，担心吊胆半天的李致新有些不快，不管怎样总该回话吧。此后，三号营地又不可思议地陷入长时间的沉默。１０点多，李致新忽然从韩国人通话中得知，韩国队员解释仍不出发原因是中方还没准备好，他不禁疑窦丛生、火冒三丈了。
　　他对报话机喊道：“王勇峰，如果谁的身体不行，你有权决定他下撤。”
　　王勇峰现在是哑吧吃黄莲了。被臭骂了一顿的韩国队员这时确实是在等中方，而且就是在等他。早上出发时由于走得快，走热了，他就把连体羽绒衣裤的裤腿拉链拉开了。但走到寒风剌骨的大风口时，拉链怎么也拉不上。这真是场噩梦，他裹着一裤腿冰雪冲进三号营地帐篷时，浑身发抖，手都僵直了。张志坚见状，指着自己的裤裆说，顾不了那么多了，你就把手往这插吧，只有这暖和……这一情况大本营人员全然不知，恼火不已的王勇峰也不想解释。这便成了当天最大的哑谜。
　　１０点半，中韩队员终于出发了，一只大鹰像是助兴地飞临大本营正前方，长时间地悠闲地在空中盘旋，当中还两次降落在距我们不远的地方，很自信地让我们抵近拍照。
　　今天穷木冈日天气出奇的好，天空中没有一丝云彩。大本营人员在暖暖的太阳底下，在报话机前聚成一团，轮流拿着望远镜观察突击情况，在耀眼的大雪坡上的突击队员缓缓移动着，像一只只黑色的小蚂蚁排成一队。从望远镜中观察，突击进展情况很顺利，大本营人员的心情也越来越放松，有的喝茶，有的喝着咖啡，还有人呷着啤酒，像在细细观赏一幅美丽的风景画，大本营流溢着一股浓郁的浪漫情调。
　　是日中韩九名队员先后顺利登上穷母冈日顶峰。
　　十四、半个红娘
　　１０月１２日，远征队告别穷母冈日，向西藏西部边陲的萨嘎县境内的冷布冈日进发。这段路比青藏线危险得多，尤其是从拉孜到萨嘎县的４５４公里的山路，车辆常常是处于紧贴山崖而过的惊险状态。
　　但这次登山，中国队员似乎命中注定只能当“半个红娘”。由于咀唇被阳光严重灼烧中国登山队的中坚力量王勇峰提前返京了，藏族队员扎西在突击的前一天也因手指冻伤不能上山。１０月１４日，中韩联合远征队到达第二个目标，冷布冈日峰脚下，第二天，藏族队员拉巴上山侦察时脚又扭了。一连串的减员，中方实力大减。
　　冷布冈日峰位于冈底斯山脉中端，也是冈底斯山脉的最高峰，该峰山势险峻。陪同远征队的萨嘎县委办公室主任桑珠说，去年日本一个登山队在攀登冷布冈日，耗时两个月才登到６０００米，最后还是失败了。当地老乡不愿意让人攀登这座神山，说这山连鸟都飞不过去，谁登谁死！
　　中方由于只剩下张志坚、马欣祥两个登山经验还不太多的队员，离开穷母冈日时就定下方针，此后的任务主要是协助韩国队员攀登冷布冈日。按协议的说法，任何一方队员的成功，都视作联合登山队的成功。若条件许可中方队员再相机行事。
　　奇怪的是，“联合”变成了“单干”态势后，韩国人的劲头突然表露得强烈起来，它不再像支“少爷登山队”了。登山用于保护的绳索不够，他们就把攀登穷母冈日峰二号营地以下的用过的２千多米绳索全部撤回。到达冷布冈日那天，甚至还传出韩方要“五天拿下冷布冈日”的说法。
　　“吹牛皮！”中方人员多半对此不以为然。
　　１５日，第一次侦察的结果，韩国攀登队长张奉完也说，难度相当大。当晚，中韩双方开会研究登山方案，结论也是试试看。不管成功与否都要在２７日撤离冷布冈日。
　　中方确实低估了韩国队的实力和斗志。１８日，李致新上前进营地看望中方队员时发现，韩国队员已到了６８００米的高度，韩国人的岩壁技术相当不错。
　　１０月２１日，夜幕降临，突然产生一个愿望，面对面地正式采访一下韩国人。自９月１３日出发以来，由于对韩国人印象不佳，一直提不起采访的兴趣，尽管这是第一次长时间地与韩国人相处。
　　冷布冈日峰夜晚的气温很低，我钻进大本营韩国人的伙食帐篷，韩方队长林文炫三人正围着炉边烤火。不着边际地开了几句玩笑后，我向印象还不错的郑寅奎问道：“我很想知道，在贵国历届国家首脑中，国民对哪个印象较好？”
　　郑寅奎立即反问：“你都知道韩国哪几位总统？”
　　听我不假思索举出六七个韩国总统后，郑寅奎显然乐于回答了。谈兴上来，郑寅奎甚至说到自己从学生时代如何频频上街抗议示威，后来当上防暴警察又阻击学生的经历。采访郑寅奎使我忽然意识到－－只有当对方知道你是认真的，才可能有真正的沟通。
　　由于种种原因，联合登山队的“合作”一直很差，到了冷布冈日这个情况就更明显了。
　　１８日，应该提供高山食品的韩国人，竟然只向在前进营地的四名中国队员提供了一袋方便面。但中方队长金俊喜教练却把带上去的十只卤鸡给了韩国队三只。
　　１０月２３日，远征队向冷布冈日发起突击。
　　１１时３０分，中国登协司机杨世雄驱车从大本营出发，拉着韩国队长林文炫、等人上山，从步话机里监听山上突击情况，今天山上气候已开始变坏，飘起了小雪。１３时５２分，三名韩国队员登顶。林文铉等人突然抱在一起哭了起来，步话机里则传来韩国攀登队长张奉完的哭声。语言不通的杨世雄有点丈二和尚摸不着头脑，还以为韩国突击队员遇难了。
　　这误会并非毫无来由。今天登上个７０００多米的山峰，并没什么特别令人忘形的。攀登穷母冈日峰成功后，韩方也并无特别兴奋的表现，现在为何如此动情？
　　韩国人很幸运，当晚一场大雪向冷布冈日扑来，如果这场雪早一天到来，攀登冷布冈日的计划就肯定泡汤。韩国人有理由为自己的幸运而庆幸，但激动到热泪盈眶的地步，显然有那种不正常的心理因素在起作用－－他们是靠自己“单干”甚至是在受到“掣肘”的情况下成功的。
　　当天，已经进入一号营地、原本打算参加第二次突击的中方队员张志坚、马欣祥没机会了。为防止被大雪困在山里，２４日，远征队决定紧急撤出冷布冈日。
　　十五、为了“人道的理由”
　　中韩联合远征队一到达冷布冈日，中国登协秘书长于良璞就向众司机下达了一道命令：没有特殊情况，一律不得动车。这命令的意图一目了然，这里的乱石密布，行车极为困难，六台车的备胎基本用完，万一再撞上石头，车辆遭到严重损坏卖不出去，登协的经济损失就大了。攀登冷布冈日峰行动开始的第一天，张奉完曾提出要求派车把队员送上山，能走到哪算哪，尽可能节省队员体力。但被拒绝了，中方的这个理由当然是不能向韩方明说的。
　　１０月２４日，远征队决定立即下撤，紧急寻求营地旁的两家藏族牧民协助，赶牦牛上前进营地，运回山上的装备物资。此时这两家牧民已经收拾好帐篷，也正准备逃离这场大雪转移到冬季牧场。有个牧民说，要是你们不来，我们早就下山了。去年这里冬季的第一场大雪突然提前到来，我的孩子都差点冻死在这里。牧民虽然同意帮助远征队，但提出一个要求：派辆车先把他们的孩子送下山。
　　于良璞当即表示同意，并点将登协司机薛云送牧民的孩子下山，但薛云缺乏雪地行车经验，心理没底不敢去。最后这个任务便落在登协经验丰富的老司机张西臣和王丑孩身上。
　　随后，于良璞把这一情况通报给韩国队长林文炫。但于良璞忽略了应将此事同时通报给刚从山上撤下来的韩国攀登队长张奉完，并让原来坐在那两辆送牧民孩子车辆的韩国队员先步行到山岗上等候车辆。
　　早就对限制用车表示不解并耿耿于怀的张奉完这时突然爆发出来：“我们的队员昨天刚突击完毕，还未休息今天就下撤。你既然规定任何人都不得动用车辆，现在却派车送牧民，让我们的队员步行。无论中韩有多少文化上的差异，这都于情理不通，我无法接受。既然这样，我们全体韩国队员都步行。”说罢，他手一挥走了。接着面面相觑的韩国队员也跟着他步行上了山岗。
　　韩国人对用车不满的问题由来已久，从他们的立场上看当然有道理。这些车辆不就是用来登山的吗？但中方自有中方的想法，由于道路状况过于恶劣，耽心加载过重压坏车辆难以卖出，于良璞曾规定，越野车上除随了随身必带物品，其它物品一律不得装车。
　　１９时左右，远征队冲出冷布冈日地区，再晚一天，后果就不堪设想。
　　深夜１０点多，远征队到达萨嘎县吃饭时，张奉完怒气仍然未消。我从中方翻译那吃惊地得知，张奉完到现还不知道中方为什么要派车送牧民？我说为什么不告诉他呢？于良璞也说过，即使藏族牧民没有帮助远征队紧急下撤，就是出于人道主义的考虑，送他们的孩子下山也是天经地义的。但这一切都不是对韩国人面讲的。
　　最终，当李致新叫翻译把事情的经过原原本本地告知了张奉完后，张奉完安静了……
　　十六、山，你不来，我来
　　１９８８年，于良璞在珠穆朗玛大本营曾说，他此生最大的愿望是能搞出一套全国山峰图集。他说，中国登山协会是中国登山组织中的最高机构，在国外登山者眼里理应对中国的山峰最了解最有发言权。令人难堪的是，他们常常遇到这样的情形，外国人拿着图文资料来找中国登协申请登山，我们甚至还不知这山，名字更别说了。他认为及时搜集整理资料是当务之急，中国是山峰资源最丰富的国家，据不完全统计，６千米以上的处女峰就有６千座，其中９０％的只知高度不知名字甚至本来就没有名字。
　　８年后，于良璞又把这话对我说了一遍。他感叹说：“这工程确实太大，需要很多钱。有人不理解，说急什么，山又不会跑。山是跑不了，但人会老啊！”
　　于良璞对中国登山界的历史和现状相当熟悉，但他已５３岁，高原适应能力已明显下降，撤出冷布冈日那天还因高原反应呕吐；
　　李致新、王勇峰，这两个年轻的中国登山家希望能登上世界七大洲最高峰，他们已经登上其中的四座，如今他们也快进入不惑之年，剩下的三座的经费还不知何时何处落实得以完成心愿；
　　只有１００多人中国登山协会就更老了，眼下能够从事实际登山活动的只有五六人。
　　有人也曾问到我对山的看法，我说有三句关于山的格言可以概括：
　　“我什么也没征服，我只征服了自己”（马洛里语）－－它表达了对待自然的正确态度；
　　“因为山在那里”（马洛里）－－它是人面对奇诡壮丽的自然景象时的一种最纯真的反应；
　　“山，你不来，我来！”（穆罕默德）－－它表现了人生的豪迈热烈之情。
　　我希望有一天，凡是喜爱登山的中国人都无阮囊涩之忧、兴高采烈地喊道：山你不来，我来！
　　１９９６年１２月5 日于北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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登山前辈呕心之作 心灵感悟 体验佳作 深度学习了 值得敬仰和膜拜！
谢谢作者老师！
支持加油顶起祝福 ！
有后续吗一口气看完全篇 欣赏前辈们的经历了解中国登山史
看来，中韩联合登山最终成了北韩登山，中国在那儿仰望的“动人”故事。。。
　　十六、山，你不来，我来
　　１９８８年，于良璞在珠穆朗玛大本营曾说，他此生最大的愿望是能搞出一 ...
对啊，你不来，我来！谢谢大鹏为我们找到这么好的故事。
不错，学习了。突然想引用某人一句“每个人的经历，慢慢述来，也堪比史记”。
“我车上有个韩国人一路放蔫屁，恶臭！还没找到肇事者。”众人闻声幸灾乐祸地哈哈大笑。从情理上讲，客人肠胃不好本该同情，但杨世雄确实被薰坏了，时间一久不免粗声恶气，即使在青藏线的寒冷地带，只要“毒气”袭来，就把车窗摇下，不愿多穿衣服的韩国队员冷得直叫。
写的很好，幽默！
好啊，这个季节那玛雪不小，注意安全，期待回来的分享
那玛峰吧，争取回来时候写个游记
对啊，你不来，我来！谢谢大鹏为我们找到这么好的故事。
　　十六、山，你不来，我来
　　１９８８年，于良璞在珠穆朗玛大本营曾说，他此生最大的愿望是能搞出一 ...
呵呵，其实也挺好，要不是受困于时间和经济上的因素，估计很多人这么玩，至少我会。
2009年，意大利登山家Diego Giovannini 和Franco 'Franz' Nicolini不依靠任何机械力量连攀了阿尔卑斯山脉地区所有4000米以的山峰（共计82座），每一座山峰中间的转移他们通过骑自行车来完成。也曾有很多老外登山者，骑车到珠峰大本营，登顶，然后骑车回城市，不过名字我忘了。
sea to summit的创始人，就是从孟加拉湾0海拔的地方徒步到珠峰南坡然后登顶的，徒步了3个月..
骑车+登山、徒步+登山都是很COOL的做法，只是这对于20年前以“政治登山任务”而言，一点都不好玩
这山登的。。。先转个10来天，人的骨头都酥了，腰酸背疼的，还登个什么山。
就好比诸位要参加伦敦的马拉 ...
好地方人人向往
这篇文章是sohu的赵牧老师写的，我也是觉得写的非常好就跟赵老师约了这个稿子
登山前辈呕心之作 心灵感悟 体验佳作 深度学习了 值得敬仰和膜拜！
谢谢作者老师！
围观围观。
　　五、打量韩国人
　　漫长的远征，注定了众多不顺和磨难。麻烦的还有“联合”体内部的种种矛盾。
欣赏好贴！
学习欣赏！
中韩联合远征冈底斯纪事&&
暨中韩登山队第一次联合登山& &&&作者：赵牧& && && && && && && && && && &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