父母必看：日本人如何成功育儿
父母必看：日本人如何成功育儿 日本儿童如何被抚养成人，并不像西方人所想象的那样。美国父母们训练子女所接受的生活，缺少日本人生活中慎重和坚韧克己的要求。但是，他们一开始便会使宝贝明白自己的小愿望在这个世界上并不是至高无上的。婴儿一出生，我们就安排了固定的喂养和睡眠时间。不管他如何哭闹烦躁，只要喂养时间或睡眠时间没有到，他就必须等待。一段时间后，母亲会经常拍他的手，使他把手指头从嘴里拿出或远离身体的一些部位。母亲时常离开婴儿的视线范围，当她外出时，婴儿就必须留在家里。在婴儿还没有喜欢吃其他食物之前，他就被迫断乳。如果他是用奶瓶喂养的，那就得放弃奶瓶。一些对身体有益的食物他必须吃。他做错事时，会受到处罚。在美国人看来，日本人成年后需要克制自己的欲望，小心而一丝不苟地遵守那些苛刻的命令，那么日本儿童所接受的训练，自然要加倍严格。然而，日本人的做法却并非如此。日本人的生活曲线与美国人的恰恰相反。日本人的人生曲线是个大开口的“U”形曲线，即幼儿和老人被允许得到最大的自由和放任。幼儿期过后，限制逐渐增加，到了结婚前后，个人自由达到最低程度。在人生的壮年期，这种低水平要延续许多年。男女到六十岁之后，曲线又再度逐渐上升，可以像小孩一样没有羞耻心的约束。美国人的生活曲线与此相反。幼儿必须接受那些严格的纪律约束。随着小孩力量的增长，约束也逐渐松弛。当他得到足以谋生的工作和建立自己家庭的时候，他可以完全掌握自己的人生了。对我们来说，青壮年期是自由与主动性的高水平阶段。当一个人失去自我控制，体力渐衰，并开始依赖他人的时候，拘束就又出现了。作为一个美国人，甚至连幻想一下依据日本模式而安排的人生都很困难，在我们看来，那种生活似乎超越了现实。但是实际上，不管是美国人还是日本人的人生曲线，在各自的国家都能保证个人在青壮年时期都以充沛的精力参与到文化生活中。在美国，为确保达成这个目的，我们依靠提高各人在青壮年期的自由选择权。而日本却依靠给个人最大化的制约。事实上，个人在体力和赚钱谋生能力都达到巅峰的这段时期，并没有成为自己生活的主人。日本人非常相信克制是最好的精神修炼，而且所得到的结果是自由无法促成的。但是，日本男女在最富有生产力的时期给予最大的约束，决不意味这种约束会持续一生，孩童时期和老年时期是“自由的领地”。对自己的儿女如此纵容的人很可能是需要孩子，日本人正是这样。他们需要孩子，首先因为爱孩子是一种快乐，这和美国父母一样。他们想要孩子还有其他原因，该原因对日本人来说远比对美国人重要。日本父母需要儿女，不仅仅因为感情上的满足，也因为假如不能传宗接代，他们就是失败者。每个日本男人都一定得有儿子，他们所需要的，是在自己死后，每日儿子能在客厅的祭坛前对着牌位表达哀思敬意。他们需要儿子延续家族的血脉，维护其家门的荣誉和财产。出于传统的社会原因，父亲需要儿子就像幼子需要父亲一样迫切。儿子将取代父亲的位置，但这不意味着排挤父亲，而是保护父亲。若干年内，父亲是家的托管人，以后就由儿子接管。如果父亲不能把家让给儿子管理，那么他自己的角色就没有意义。这种根深蒂固的传承意识，使成年的儿子依赖父亲这种事情不像西方国家那样会感到可耻和屈辱，即便这种依赖的时间比美国长得多。女人也需要孩子，不仅因为情感的满足，更是由于只有作为母亲才能获得地位。没有子女的妻子在家庭中处于最不安全的地位，即便没有被丈夫抛弃，她也永远没有希望成为婆婆，拥有支配自己儿子的婚姻和儿媳妇的权威。她的丈夫虽然可以收养一个儿子来继承他的姓氏，但在日本人的观念里，没有儿女的女人就是个失败者。人们期望日本女人成为生育机器。19世纪30年代前五年的平均出生率为31.7‰，比多产的东欧国家还要高。19世纪40年代，美国的出生率为17.6‰。日本的母亲生孩子的年龄也非常早，19岁的女孩比其他任何年龄的女人生育更多的孩子。在日本，分娩和行房事一样隐私化。产妇在生产阵痛时也不能哭叫，因为哭叫会使分娩公开化。新的摇篮和小被褥会提前为婴儿准备好，人们相信不睡新床对新生婴儿是个坏兆头，即使是只能把棉被洗净翻新做成“新被”。小棉被不能像大人用的那么硬，也比大人的轻。据说婴儿在自己的床上会更舒服，但是让婴儿分床睡的深层原因是基于一种神秘感应：新生婴儿必须有自己的新床。婴儿摇篮虽然靠近母亲的床，但是在婴儿长大到懂得要求与母亲同睡前，并不会和母亲睡在一起。大约要满一周岁，婴儿才会伸出双手表达出这种要求。那时，婴儿才由母亲搂着睡。婴儿出生三天后，母乳真正开始分泌后才哺乳。这以后，婴儿可以随时吃奶或是获得抚慰。母亲也以哺乳为乐事。日本人相信哺乳是女人最大的生理快感之一，婴儿也很容易学会分享母亲的快乐。乳房不仅供给营养，而且供给喜悦和快乐。婴儿出生后的头一个月内，如果不是躺在他的小床上，就是被抱在母亲的怀里。婴儿满月那天，会被带到当地的神社参拜，这之后人们才认为婴儿的生命扎根在体内了，可以带他自由外出。一个月过后，婴儿就被背在母亲的背上，用一根双重带子系在孩子的腋下和屁股下，再绕过母亲的肩，在腰前打一个结。天气冷时，母亲用外衣把孩子全部裹上。家里年龄大一点的孩子，不论是男孩还是女孩，也都会去背婴儿，甚至在玩垒球或跳房子游戏时也背着婴儿。尤其是农家和贫困家庭，多数是依靠孩子看护孩子。这样，“由于日本的婴儿生活在人群中，很快就显得聪明好奇，似乎当哥哥姐姐们背着他们游戏时，他们也是其中一员。日本婴儿四肢伸开被绑在背上，这种方式与太平洋诸岛及其他地区用披肩裹婴儿的方式有很多共同之处。这使孩子变得被动。用这种方法育婴，孩子长大以后能够随时随地、不拘姿势地睡觉。日本人正是如此。但是，日本人的负婴习惯不是像用披肩或包袱裹婴儿那样产生彻底的被动性。婴儿“在人背上会像小猫那样自己搂着别人，绑在背上的布条使他很安全，但婴儿要靠自己的努力以求得最舒服的姿势；很快，他就能掌握一种趴在背上的技巧，而不只是被完全被动地绑在别人肩上”。母亲劳作时就把婴儿放在床上，上街时，就带上婴儿一起去。母亲与他说话，为他轻唱。母亲带着婴儿做各种礼节动作，当给别人还礼时，她也会把婴儿的头和肩向前移动。在这种场合，婴儿的礼节也被算在内的。每天下午，母亲把他抱进热气腾腾的浴室，然后放在膝盖上，和他一起玩。出生三四个月的婴儿要系上用粗厚的布垫制成的尿布，日本人有时抱怨他们的罗圈腿正是这些尿布造成的。当婴儿三四个月大的时候，母亲开始对婴儿进行排泄训练。当估计婴儿要大小便时，就把他抱到户外，吹着低沉单调的口哨等待着，婴儿慢慢就会形成条件反射。人们普遍认为，日本婴儿和中国的婴儿一样，很早就接受排泄训练。如果婴儿随便大小便，有时母亲会轻轻地掐婴儿，或者声色稍变，会更加频繁地抱这位难以训练的婴儿到户外训练。如果婴儿一直排泄不出来，母亲就会给他洗肠或者给他吃泻药。母亲说这样是为了让婴儿舒服些，当习惯形成后，就不用再系上那又重又不舒服的尿布了。很明显，日本婴儿肯定很讨厌尿布，这不仅是因为它粗厚，还因为日本人没有尿湿后就立刻给婴儿换尿布的习惯。然而，婴儿太小了，不懂得排泄训练与摆脱令人厌恶的尿布之间的关系，他只觉得这是强加于他的，无法回避的事。除此之外，母亲抱着婴儿时，会让婴儿离自己的身体很远，因而必然抓得很牢。婴儿从这种严格的训练开始为他成年后接受日本文化中微妙的强制性要求打下了基础。日本的婴儿通常是先会讲话，后会走路。爬向来是不受鼓励的。传统上，日本人有一种感觉，婴儿在周岁以前不能让他站立或迈步。以前，母亲会阻止婴儿那样做。近一二十年来，政府在其发行的廉价的、普及的《母亲杂志》中，宣传婴儿学走路应当得到鼓励，这才逐渐地得以普及。母亲在婴儿的腋下系一根带子，或用两手扶着婴儿学走路。尽管这样，婴儿还是有在走之前就说话的倾向。当婴儿开始说一些单词时，大人用来逗玩婴儿的语句逐渐变得有目的了。他们不只是让婴儿在偶然的模仿中学习语言，而是教单词、语法、敬语，婴儿和大人都乐在其中。当小孩学会走路后，就会在家里搞很多恶作剧。他们会用手指捅破纸墙，甚至会掉到地板中央的火炉里。大人们不满意他们这样，就夸大室内的危险，说踩门槛上是“危险”的，因此坚决禁止。日本的房子没有地基，是靠梁柱支撑着。如果小孩踩了门槛，整个房子就会坍塌变形——日本人对此深信不疑。而且，孩子不能站在或坐在两张榻榻米的交界处。铺席的尺寸都是固定的，房间按铺席数量分别称为“三席铺间”或“十二席铺间”。孩子们经常被告知，古代的武士会从铺席底下用剑把屋主刺死。只有厚厚的、柔软的铺席才能确保安全，而其连接处的缝隙则很危险。母亲经常不断地告诫孩子这种感觉——“危险”以及“不好”。第三个常用来告诫的词语是“脏”，日本房屋的整洁是众所周知的，儿童自幼被训诫要注意整洁。大多数的日本婴儿在新的婴儿诞生之前都不断奶，但是近年来政府发行的《母亲杂志》提倡婴儿满8个月时就应该断奶。中产阶级的母亲通常照此执行，但还远远未成为普遍的习俗。哺乳对母亲来讲是一大乐事，的确如此。那些逐渐接纳新习俗的人，会把缩短哺乳期看作是母亲为了孩子而做出的牺牲。当他们接受“长久哺乳会使孩子身体虚弱”这一新的观点后，就会指责不给孩子断奶的母亲是自我放纵，没有自制力。“她说无法给孩子断奶，只是因为她没有下定决心，她想继续哺乳，不过是想从中得到自己的快乐。”由于这种态度，8个月断奶的新习惯不能被普及完全可以理解。另外一个断奶晚的现实原因是，日本人没有给刚断奶的幼儿准备特殊食物的传统。如果断奶的孩子尚幼，应该喂食稀粥，但通常是从母乳直接改为平常的成人食品。日本人的饮食中不包括牛奶，他们也不为幼儿准备特殊的蔬菜。在这种情况下，自然有理由质疑政府倡导的“长期哺乳会使孩子身体虚弱”理论的正确性。幼儿一般在能够听懂别人说话以后断奶。吃饭期间，母亲坐在桌前，将幼儿搁在自己的膝上喂他少许食物，断奶以后他们吃的食物就多多了。有些幼儿因为他们的母亲再度生产而断奶，所以他们的喂养就成了问题，这是很容易理解的。母亲经常给他们一些糖果以使他们不要依恋母乳，有时甚至在乳头上涂胡椒。所有的母亲都会揶揄他们说，如果还想吃奶那就证明他还是个小娃娃。她们会说“看看你表弟，多么像个男子汉，他跟你一样小，但已经不吵着要吃奶了。”或者说：“那个小孩在取笑你，因为你是个男孩子了，还想吃奶。”二三岁甚至四岁大依然吃奶的小孩，当看到稍大点的小孩走近时，就会赶紧放开奶头，装出没那回事的样子。这种取笑、敦促小孩成人化的教育方式，不仅仅用于断奶。从小孩能够听懂话开始，这就是在任何场合使用的技巧。当小男孩哭鼻子的时候，母亲就会说，“你又不是个女孩子”，“你是个男子汉”，或者会说：“看那个小孩就不哭。”当客人带小孩来串门时，母亲就会当着自己小孩的面轻抚客人的孩子，并且说：“我打算收养这个又可爱又听话的孩子，你这么大了还这么淘气。”这时，她自己的小孩就会扑向她，一边用拳头打着妈妈，一边哭喊着：“不要，不要，我们不要别人的小孩，我会听妈妈的话的。”一两岁的小孩吵闹或没有立刻听话的时候，母亲就会对男客人说：“请把这个小孩带走，我们家不要他了。”客人也扮演起这个角色，开始要把小孩从家里带走。小孩于是放声大哭，向母亲求救，气急败坏。母亲觉得玩笑已经收到了结果，就会和颜悦色地把小孩抱回自己身边，让尚在伤心哭泣的孩子答应学乖。甚至对五六岁大的小孩，这种小把戏有时也会奏效。类似的取笑还有别的形式。母亲会走到丈夫身边对孩子说：“我更喜欢你的父亲，他是个好男人。”孩子就会醋意大发，并企图跻身于母亲和父亲之间。母亲就说：“你父亲不会在家里乱喊乱叫，也不会乱跑。”小孩就会抗议说：“不，不，我也不会。我会听话的，现在你爱我吗？”戏演够了，父母就会相视而笑。他们不但用这种取笑的办法教育小男孩，还教育小女孩。这种经验是滋生嘲笑和排斥所产生恐惧的沃土，这种恐惧感在日本人长大成人后会尤为明显。很难断定幼儿什么时候才懂得这种嘲弄不过是拿他开玩笑，但他迟早会懂得的。一旦他们懂得了以后，这种被人取笑的感觉就与害怕失去一切安全与亲密的恐惧感结合在一起。长大成人后受到别人嘲笑时，他们仍然会想起童年时代的这种感受。这些嘲弄之所以会在二至五岁的孩子心灵中引起巨大的恐慌，是因为家庭是真正安全、放任的天堂。父母之间体力与情感上的分工明确，很少在孩子面前以竞争者的姿态出现。母亲或祖母理家，教子，跪着服侍孩子的父亲，将他们放在尊贵的位置，家庭等级井然有序。孩子们很快知道，长辈相对于晚辈，男人相对于女人，兄长相对于弟弟都有特权。但是一个孩子在他一生中的幼儿时期，沉浸在所有这些特权的宠爱中，尤其是男孩子。无论是男孩还是女孩，母亲总是在任何地方对任何要求都会满足的人。一个三岁男孩甚至可以对母亲发泄怒火来获得满足。男孩对于父亲不能有任何反抗的表现，却可以对他的母亲和祖母暴跳如雷，以发泄出受父母嘲弄以及要被“送给别人”的愤怒。当然，不是所有的男孩都脾气暴躁，但是无论是在农村还是在上流家庭里，脾气暴躁被看作是三至六岁小孩的通病。小孩用拳头打母亲，又哭又闹，甚至弄乱母亲的发髻。母亲是个女人，虽然他只有三岁，但是个男人，他甚至对自己粗暴的行为感到满足。对于自己的父亲，孩子则只能表示尊敬。对于孩子来说，父亲是非常伟大的榜样，尊贵等级的代表，用日本人常用的话来讲，“作为教养”，孩子必须学习对父亲表示应有的尊敬。日本的父亲几乎比西方任何国家的父亲都较少地承担教育子女的责任。教子的责任完全交给妇女。父亲往往通过沉默的眼神或简短的训诫来表达自己的意向，而这种情形也很少见。因此孩子都立刻听从。闲暇时间父亲可能会给孩子制作玩具。孩子在学会走路很长时间以后，父亲偶尔会像妈妈一样抱着小孩四处转转。这个时候，为了孩子，日本父亲还隔三差五承担一些美国父亲通常会推卸给妻子做的育儿义务。在祖父母面前，孩子们非常自由，尽管他们也受到尊敬。祖父不会训诫孩子。当他们反对父母对孩子懈怠涣散的教育时，他们就会亲自教育孩子，许多摩擦就这样产生了。祖母全天都守候在孩子身边，在日本家庭中，祖母和母亲为了孩子而展开竞争的现象是众所周知的。从孩子的角度来看，他得到了双方的宠爱。从祖母的角度看，她利用孩子来控制儿媳。年轻的母亲生活中最重要的责任就是要讨婆婆的欢心，所以不管婆婆怎样娇惯孩子，母亲也不能反对。母亲说不能再吃糖果了，而婆婆在母亲说了之后还给，并有意尖锐地说：“我给的糖果又不是毒药。”许多家庭里的祖母给孩子的礼物是母亲无法给予的，而且她有更多的闲暇时间陪孩子玩乐。家庭里，哥哥姐姐被教导要宠爱弟弟妹妹。日本人十分清楚地意识到，新的婴儿诞生后，原来的孩子就会面临所谓“失宠”的危险。失宠的孩子很容易联想到他不得不让出母乳和母亲的床给新生婴儿了。在新婴儿出生以前，母亲就会告诉孩子，现在你就要有一个真正的娃娃了，而不是只是个假娃娃。并且还会被告知，他可以和父亲一起睡了，而不是随母亲睡，而这似乎被看作一种特权。小孩会因此沉浸在等待新生命降临的准备中。新生命降生后，孩子也会由衷地感到激动和高兴，但随之这些情绪就会消失。不过这完全在父母的意料之中，不会为此特别地担心。受冷落的孩子也会抱起婴儿，朝外走去，跟他妈妈说：“我们把这个宝宝送出去吧。”而妈妈会说：“不，这是我们的宝贝，我们应该对他好。他就像你一样，需要我们的照顾。”这样的小插曲有时会在相当长一段时间里反复上演，但是母亲似乎并不担心。在大的家庭里，针对这种情况自然地产生了相应的对策，孩子们会按间隔次序，结成更为亲密的伙伴。一般是老大照顾保护老三，老二照顾保护老四。年幼的孩子相互照顾。直到孩子七八岁之前，孩子的性别对这种安排通常没有什么影响。所有的日本儿童都拥有玩具，父母和亲朋好友们会给他们制作或购买玩偶及七零八碎的东西。在比较贫穷的人家，这些东西也并不花多少钱。幼童跟这些玩偶玩过家家、结婚、过节日等游戏，他们经常争辩怎样才是成人的“正确”步骤，有时还要请母亲针对争议加以评判。当发生争吵时，母亲很可能会坚持“位置决定义务”的原则，要哥哥姐姐对弟弟妹妹让步。最常用的话是：“为什么不在输了之后再赢回来？”三岁的小孩就能够最终理解她的意思。如果哥哥姐姐把玩具让给弟弟妹妹，弟妹们很快就会因为厌倦而转向别的东西，那么被劝告的小孩就可以重新获得被抛弃的玩具。或者母亲会说，玩主人和仆人的游戏时，不妨接受那个不怎么受欢迎的角色，因为仍然可以从中“赢得”乐趣的。日本人在成年后，这种“先输后赢”的成长体验成为一项广为接受的处世原则。除了训诫和揶揄的技巧之外，儿童教育中另外一个占有重要地位的方式是分散孩子的注意力，使之从正关注的对象上转移。日本人甚至认为不时给孩子糖果也不失为分散其注意力的一个好办法。当孩子接近入学年龄时，“治疗”的教育方式将被使用。如果小男孩性格顽劣、不听话或吵闹，母亲会带他去神社或佛寺，妈妈的想法是“我们将得到帮助”。这通常是一次远行，施行治疗的神僧会严肃地跟男孩交谈，问他的生辰和遇到的麻烦，然后退身去祈祷，再返回公布治疗的办法，比如将这位男孩体内的小蠕虫或小昆虫除去。他为男孩进行驱除治疗，然后把他遣送回家。日本人认为，这仅能“持续一段时间”。甚至日本儿童所遭受的最严厉的处罚，也被认为是一种“灵药”。这就是用圆锥形容器装上粉末——“灸”，然后放在小孩的皮肤上炙烤。这样会留下一个永久的疤痕。“灸”是东亚一带盛行的古老的医疗法，日本传统上也用它来祛痛。它也可以治疗易怒和偏执。母亲或祖母会对六七岁的男孩使用这种“疗法”，倘使情况严重，还会使用两次，但很少有小孩因为淘气第三次接受“灸”疗。这同美国人说“如果你那样做将会挨揍”的意义并不相同，但却远比挨揍疼痛难忍。孩子最终会明白，调皮是会受到惩罚的。除了这些调理顽童的办法之外，还有其他进行必要体能训练的习俗。日本人强调要手把手地教孩子做各种动作。幼童应该是被动的。幼童在两岁之前，父亲会帮他把两腿摆成正确的坐势，双膝弯曲，足背贴着地板。幼童起初会发现很难保持身体不向后倾，但正确坐姿不可或缺的一点就是保持身体不动。他不能坐立不安，也不可以改变位置。日本人说，所要学习的正确的坐姿是松弛的、被动的。当父亲为幼孩摆放双脚时会着重强调这种被动性。正确的坐姿并不是应当学习的唯一姿势，此外还有睡姿。在日本，妇女因为睡态不雅而引起的羞耻，如同美国妇女因裸体被窥所引起的羞耻一样强烈。日本人并不因裸体入浴而感到羞耻，直到政府为了博取外国人认可而大肆批评，这种观点才有所改观。但他们对睡觉姿势的态度却极为强烈。女孩必须学会双腿拢紧直身而睡，而男孩则有更大的自由。这是男孩女孩相互区别的最初规则之一，和所有其他的规则一样，上层社会的要求比下层更为严格。杉本夫人谈起她在武士家庭成长的经历：“从我记事儿的时候起，我每天夜里都会小心地、安静地躺在小木枕上——武士的女儿被要求在任何时候都不能对身心失去控制，即使是在睡眠之中。男孩可以将四肢舒展成‘大’字，女孩则必须将身体弯曲成谨慎的、端庄的“弓”字形，这个字意味着‘控制的精神’。”日本妇女也告诉过我，她们的母亲或保姆如何在她们上床后为她们摆放四肢的位置。在传授传统的书法时，老师也是手把手地教孩子临摹，以“给他感觉”。孩童在认字、会写字之前，就已学会感受控制、律动的运笔。在现代的大众教育中，虽然不像过去那么注重言传身教，但仍然存在。他们通过牵拉孩子的双手，将其身体各部分摆在正确的位置上，来教导孩子鞠躬、使用筷子、射箭或者把枕头绑在背后当作婴儿。除了上流社会之外，普通人家的孩子不必等到入学，就会和自己邻居的伙伴自由地玩耍。在村子里，他们在三岁之前就形成玩乐的小圈子，甚至在市镇，他们也在交通工具内或拥挤的街头无拘无束地疯玩。他们是特权人群。他们在商店里转悠着听大人谈话，或者玩跳房子、手球。他们在村子的神社里结伙游戏，在神的庇佑下安全无忧。入学后二三年，男孩女孩都在一起玩耍。同性的孩童之间，尤其是同龄者之间，更容易结成最亲密无间的关系。这些由于年龄结成的群体会成为一辈子的朋友，特别是在农村，这是其他团体所不能比拟的。在须惠村，“当对性的兴趣衰退后，童年成为人生中保留下来的真正的乐趣。村民说：‘同龄人比妻子还要贴近内心。’”这些学龄前儿童在玩耍的时候是非常自由的，他们的许多游戏，从西方人的角度看，非常猥亵下流。儿童对性知识的了解，既因为成人间谈话的毫无禁忌，也因为日本家庭活动空间的狭窄紧凑。此外，母亲与孩子玩耍，或者为他们洗澡时，常会使他们注意到自己的生殖器，尤其是男孩。除非发生在不合时宜的场所或不好的同伴之间，成年人对孩童们的性游戏不会责骂。手淫也并不被看作是危险的。儿童之间也会毫无顾忌地相互批评，这种批评在他们成人之后被看作是侮辱或自夸，长大成人之后他们会将这种自夸理解为深深的耻辱。大人们经常眼中饱含着亲切，笑着对孩子说：“孩子们不知耻。”而且会加上，“这正是他们快乐的源泉”。这是成人与小孩之间的一条鸿沟，如果说一个大人“不知耻”，等于说他轻佻而不庄重。这个年龄段的孩子可以互相说对方的家境和财富的坏话，尤其喜欢以自己的父亲为豪。“我父亲比你父亲强壮”，“我父亲比你父亲聪明”，这样的比较非常普遍，甚至为了尊敬的父亲而大打出手，这种行为在美国人看来丝毫不值，但是在日本，这却跟孩子从周围听到的言谈形成鲜明的对比。每个大人提及自己家宅时说“寒舍”，而邻居的则称为“尊府”。同样，他们提及自己家族时说“敝家”，而把邻居的称为“尊家”。从孩子形成玩耍的小圈子到小学三年级，也就是他们九岁时，在这数年间，孩子会不时表现出这种以自我为中心的倾向，日本人对此已经达成共识。他们会经常争吵：“我来当主君，你当我的家臣”，“不要，我不当家臣，我要做主君”。有时候则因自我夸耀而贬低他人。“小孩子可以随心所欲说话，随着年龄的增长，会发现有些话是不被允许的，这时候他们就会耐心地等待别人征询才开口，也不再自夸了。”孩童在家庭里学习对待超自然神灵的态度，神僧并不“教诲”孩子。一般而言，孩子对此的了解会来自其他场合，比如去参加世俗的庆典，跟随其他参拜者一起接受神僧的净化。这时孩子会受到有关组织性宗教启蒙。有些孩童会跟随大人参加佛教礼拜，节日的庆典他们也参加。但孩子们最频繁的、最根深蒂固的宗教经验，通常是来自家庭内以佛坛及神道为中心的惯例祭祀。比较显著的是要摆上祖先牌位的佛坛，坛前要供奉花束、特定的树枝、熏香。每天必须供奉食物，家内的年长者必须向祖先报告家中发生的所有重要事件，每日在佛坛前叩拜。晚上则须点灯照明。人们经常说不愿意离家而眠，因为他们如果看不到这些家的守护物时会感到茫然。神道教的神龛常常是一个简单的搁板，上面供奉着从伊势神殿请回的符咒。这里也会放上其他的供奉。除此之外，厨房里还有烟灰满身的灶神，门上和墙上也会贴上许多的符咒。他们保护着家庭的安全。在乡村，村落的神殿同样是一个安全的地方，因为慈悲的神镇守着这里，保护着神殿。母亲希望孩子们到安全的地方游戏。孩子们没有经历过任何事情让他们害怕这些神，也不必处处依照正义挑剔之神的意愿而行事。神应该受到虔诚的膜拜，并带给人们福祉，可是神并不是独裁者。让男孩子适应日本成年人谨慎的生活方式是一件重要的事情，到男孩子入学两三年后这件事才能真正开始。在此之前，已经教他要控制身体，当他耍性子的时候，他的长辈会治疗他的任性，分散他的注意力。他会受到适当的告诫，并被哄住。但是有时也允许他任性，甚至是对母亲大不敬。他的自负感就此成长。这一切在他入学前没有太大变化。最初的三年教育是男女生同班，无论是男教师还是女教师都会爱抚学生，跟他们朝夕相处。然而，这时家庭教育和学校教育的重点是放在避免陷入“窘境”。孩子们还太小，不会感到“羞耻”，但是必须教会他们避免“窘境”。比如说，故事中有个男孩在没有狼的时候，大喊“狼来了！”以此“愚弄了人们”。“如果你做这种事情的话，人们就不会相信你了，这是会让你陷入窘境的事情。”许多日本人说他们犯错误的时候，最初是他们的同学嘲笑他们，而不是老师或者父母。此时，他们长辈的职务的确不是嘲笑孩子，而是渐渐地把这种受嘲笑的事实与道德训诫相结合，这种道德训诫是与世间的“情义”结合在一起的。小孩子六岁的时候，听到“义犬报恩”的故事，义务被讲解为一条义犬的爱戴和忠实，这些义务又逐渐变成了一系列的约束。这个故事引自一本六岁孩子的读本中。长者们说“如果你做这个或那个，世人就会嘲笑你的”。规则是独特的、应运而生的，许多规则都是我们所谓的礼节。这些规则要求自己的意愿必须服从对邻居、家庭和国家日益增长的责任。孩子必须克制，必须认识到自己的责任。他逐渐变成一个负债者，所以必须谨慎行事，以便清偿债务。这种地位的变化是与男孩的成长相伴的，他们儿童时的嬉戏模式被以严肃的新形式扩展了 。他八九岁时，家人真的会排斥他。要是他的老师告诉家长他不乖、不敬，举止不端，家里人就会排斥他。要是店主因为他调皮而训斥他，“家庭名誉将因此受辱”，全家人都将指责他。我认识的两个日本人，在学校里受到老师的惩罚，因此曾被他们的父亲赶出家门，当时他们还不到十岁，而他们也感到无脸去亲戚家。这两个人都藏在屋外的棚子里，他们的母亲发现并把他们带回家。高年级的小学男生有时会被关在家里自我悔改，而且必须做一件日本人都着迷的事情——写日记。不管怎样，家人表现出他们对待男孩的态度是要让他知道他是家人在外面的代表，家人批评他是因为他受到了世人的批评。他没有做到世间之“情义”的要求，也不能向家人求助，不能找伙伴帮忙，他的同学会因为他犯错误而排斥他，在他和同学们打成一片之前，他必须道歉并做出承诺。果勒说过，值得重视的是，这种现象所表现的极端程度在社会学上也是很少见的。在许多社会中，大家庭或社会群体发挥着主要的作用。这种群体通常会一致保护他们当中受到外界批评的成员。只要自己的群体认可，其成员就可以在面对外人时得到全面的支持以免陷入困境或者受到攻击。在日本，情况似乎恰恰相反。只有在获得其他群体赞同的时候，此人才能够获得自己群体的支持；如果外人对其反对批评，自己的群体就不认同他并且惩罚他，除非此人能够使外部群体撤回批评。这种机制是一种“外部世界”认同机制，其重要性在其他的社会中可能都无法相比。女孩与男孩所受到的训练在本质上是一样的，但在细节上略有差异。在家中，女孩比男孩受到的约束更多，她要做更多的家务，虽然小男孩也可能要照顾弟弟妹妹，可是女孩子在分配礼物和受到照顾方面，她受到的礼遇总是更少些。她不能像男孩子那样有坏脾气。但是，她却在亚洲女孩中享有相当大的自由。她可以穿艳丽的衣服，在街上与男孩子一起玩耍，打闹，还常常能应付自如。她也是一个“恬不知耻”的小孩子。从6岁开始，一直到9岁，她跟兄长一样逐渐懂得了她对“世界”的责任，经历与其兄长也大致相当。孩子们9岁的时候，学校开始分男女班，这时男孩们非常重视他们新形成的男性团体。他们排斥女孩子，也不愿意有人看到他们和女孩子说话。女孩子们也经常受到母亲的告诫，母亲告诉她们不要和男孩子相处。这个年龄段的女孩子据说会变得忧郁孤独，并且不易开导。日本的妇女说这是“儿时欢快”的结束。女孩子的童年因为被排除在男孩生活圈外而宣告结束。此后许多年，她们除了“加倍自重”这样的路途可行之外，别无选择。这种训诫一直伴随着她们，不论她们是订婚还是结婚。然而，男孩子在懂得了“自重”和“世间情义”之后，并不会承担日本成年男子的那种义务。日本人说：“10岁以后，男孩子得学习对名誉的情义。”当然，这意味着耻辱感是一种美德，他也必须得学习各种规则：直接攻击对手时应该在哪种场合，在哪种场合可以采取间接的手段来洗刷自己的污名。我认为他们并不是说男孩子要变得更富有进攻性。这种进攻性是一种针对耻辱的行为。男孩子在童年时代曾对母亲无礼，与同伴因为意见不合而打架，他们在10岁的时候几乎没有必要学习怎样去变得富有进攻性了。但是，男孩子十多岁的时候，他们必须服从对名誉的“情义”的规则，这种规则把他们的攻击限定在社会公认的模式，并向他们提供特定的处理方法。前面提到过，日本人通常不对别人施加暴力，而常对自身带有进攻性，即使学校里的孩子们也不例外。小学毕业后继续升学的男孩子，大约占总人口的15%，而占男性人口的比例更大些。这时他们要对名誉的“情义”负责，因为他们突然要面对中学升学的强大压力和排名的激烈竞争。面对这场竞争他们并没有逐渐积累的经验，因为在小学、在家里，基本没有什么压力。这种突然到来的新的经历使得竞争成为萦绕心头的苦差事。竞争排名，处心猜忌，到处可见。不过，日本人在讲述这些生活时，往往认为这些竞争还不如中学里高年级学生欺负低年级学生那么厉害。中学里的高年级学生对低年级学生指挥自如并让他们受尽委屈。高年级学生让低年级学生做一些愚蠢、屈辱的事情，他们感到极度愤恨，因为日本的男孩子可不认为这是玩笑。小孩子在高年级学生面前受到屈辱，为其做一些下贱的事，心中极其愤恨并寻机报复。实际上，由于不能立即报复，愤恨之情变得更加深化。这种报复便是名誉的“情义”，他以此作为美德。长大以后，他或许可以在家人的帮助下让仇敌丢掉工作。毕业后，他也可能会练习柔道或者剑术，以便在众人面前羞辱仇敌。除非他能复仇成功，不然他总感觉“壮志未酬”，这也正是日本人羞辱成风的原因。不读中学的男孩子们，在军训中也会有同样的经历。和平时代，四分之一的男孩子会应征入伍，老兵对新兵的欺负甚至比中小学里面的还要厉害。这与军官毫无干系，甚至与士官也关系不大。日本军规的第一章中规定向军官申诉是一件很丢面子的事情。新兵必须自己解决。军官认为这是一种“锻炼”部队的方法，而且自身决不卷入。老兵们把自己受的怨气向新兵发泄，并以侮辱新兵的妙计来表现自己的“能力”。受训新兵常被认为性格发生了改变，成了“穷兵黩武的国家主义者”，并不是因为教给他们关于集权国家的理论或者效忠于天皇，而是因为所受的屈辱对他们影响很大。年轻人在家里受到日本式接人待物的训练，非常重视自尊，上述遭遇使他们在部队里很容易变得残酷无情。他们无法忍受嘲笑。他们认为这是一种排斥，所以会反过来再去折磨别人。当然，当代日本中学和部队的环境造就了日本人的性格，这些都来自于日本古老的关于奚落和侮辱的传统。这些日本式的反应并非中学和军队的产物。不难看到，对名誉的情义是一种传统的规则，这使日本受嘲弄者的痛苦感大于美国的那些受嘲弄者。这与旧有的类型相一致，受屈辱的群体伺机报复其他的群体，但这并不能让男孩子放弃对嘲弄自己的人的报复。替罪羊的做法并不常在日本发生，这种方式只常见于西方。比如说波兰，新的学徒或者割麦人受到屈辱，他们不会报复，只会再去羞辱下一批新的学徒或者割麦人。日本男孩子当然也会用这种办法，但是他们更想立即报复。当他们成功报复后，就会感觉“相当棒”。日本重建的时候，心系国家的领袖会特别注意中小学校和军队里的以大欺小的风气。为了使高低年级的差别消除，他们会强调学校的宗旨。在军队里，他们会禁止老兵羞辱新兵。即使老兵像日本军官那样坚持对新兵的严格要求，但这种坚持在日本也已经绝不是侮辱。相反，戏弄新兵却是一种侮辱。无论是在学校还是军队里，如果发生年长者不能再随心所欲地命令年幼者像狗一样摇尾巴、学蝉叫或者在别人吃饭的时候做倒立——这样的改变，那将对日本的再教育有莫大的好处，比否定天皇的神性或者删除教科书中的国家主义内容等措施更有用。日本女性无需学习有关荣誉的“女诫”，她们没有男孩在中学及军事教育中的近代经验，甚至连类似的经验都没有。她们生活的世界比兄弟们要稳定。从她们的早期记忆开始，她们就被训练接受这样的事实——男性拥有优先、引人注目、出席重要场合的权利。这些权利都是她们无法享有的。她们必须尊重的规则是承认自己没有在公开场合坚持自己主张的权利。不过，在婴幼儿时期，倒还能够与兄弟分享童年的无拘无束。当还是小女孩的时候，可以穿鲜红色的衣服，这种颜色的衣服成年后就不能穿了。一直到了60岁，到了生命中的第二个特权时期，才能再穿这种颜色的衣服。在家庭里，她们跟兄弟们一样，可以在母亲和祖母的竞争中得到双方的疼爱。弟妹们要求她像其他家庭成员一样“最”爱他们。孩子们把能和她同睡看作是姐姐对自己的偏爱，姐姐也经常把祖母给她的礼物与两岁的弟妹分享。日本人不喜欢独自睡觉。夜里孩子将自己的小床放在自己喜欢的一位长辈的床边，两张床被推在一起，通常表明当天这位长者是“最疼爱我”的。女孩到了八九岁时，就不能与男孩在一起玩耍，但在这个时期，可以从其他方面得到补偿。她们会为新的发式而喜悦，14到18岁之间，她们拥有日本最精致的头饰。并且在这个年龄段，丝绸衣裳代替了棉布衣服。家人为了增添她们的魅力，在衣饰上真是巧费心思。女孩们也因此获得了某些满足。同时生活本身也对她们做出了种种限制，而并不是父母强制执行，女孩们对此责无旁贷。父母也并不通过体罚的手段来行使特权，而是以一种平静的、矢志不渝的期待来督促女孩承担起自己的责任。有一个关于这种训练的极端的例子很能说明问题，它指出了女孩们所承受的是一种无形压力，这也是一种比较松弛、允许特权存在的养育方式的特点。稻垣铰悦子（杉本夫人原名）从六岁开始跟随一个博学的儒学者学习，记诵汉文经典。在上课的两小时内，除了两手和嘴唇之外，老师的其他身体部位始终纹丝不动。我坐在老师对面的席子上，我以同样端庄静止的坐姿保持不动。但是有一次我动了。那天课上到一半，不知什么原因我稍微移动了一下，使盘起来的两膝的角度略有偏差。老师的脸色发生了微妙的变化，然后平静地合上课本，和蔼但却严肃地说：“小姐，很显然你今天的精神状态不适于学习，你回到自己的房间反思一下吧。”我听了羞愧得无以复加，但却别无选择。只好向孔子像及老师深深鞠躬，然后谦恭地退出房间。我慢慢去父亲那里，像往常一样在课程结束的时候向他汇报。父亲很惊讶，因为下课的时间未到。“今天功课做得这么快！”这句无心的话对我来说仿佛是丧钟。直到今天，当时的记忆里如一道伤痕，依然使我心痛。杉本夫人在另一篇文章里描述祖母时，也概括了日本父母态度的最显著特征：祖母安详地希望每个人按照她所认可的方式行动。没有责骂，也没有争辩，而只有像丝绸一样柔软而坚韧的期望，使她的小家庭向她认为正确的方向发展。这种“丝绸一样柔软而坚韧的期望”能够产生效力的原因之一，是因为每一项有关学艺及技术的训练，都是明确而直接的。子女所学到的是习惯，而不只是规则。不管是童年时期学习使用筷子的方法、进入房间的方式，或者稍后学习茶道及按摩，都是由大人亲自耳提面命，反复演示，直到他们达到十分熟练的地步。日本人坚持“人不是生而知之，而是学而知之”。杉本夫人曾述及她从14岁订婚后开始学习为丈夫摆设餐桌。事实上她从未见过未来的丈夫，当时他在美国，而她则在越后（日本地名）。但是，一遍一遍地，在母亲和祖母的注视下，“我亲自下厨为松雄（其未婚夫名）做饭，准备一些我哥哥告诉我的松雄特别喜欢的食物。他的桌子就搁在我旁边，我不停地为他布菜、夹菜。就这样我学习体贴地照料未来的丈夫。祖母和母亲谈话时，常常假设松雄也在场，我必须注意自己的服饰和举止，仿佛他真的就在房间内。这样一来我慢慢变得尊敬他，也尊重自己作为他的妻子的位置。”一个男孩也是通过实例和模仿来学习谨慎的习惯，但不像女孩的学习那样彻底。一旦他学会了，那么任何违背之举都是不被接受的。青春期之后，他将面对人生中一个重要的领域，在这里他有很大的自主性，因为他的长辈是不会教导他如何求爱的。在家庭里，任何公然的示爱行为都是被禁止的。9岁或10岁之后，不相关的男孩女孩之间是隔离的。日本人的理想是，在男孩对异性产生兴趣之前，父母就会为他安排好婚姻，因此他和女孩相处时应该是“羞涩”的。在农村，大量的笑话都围绕着使男孩“害羞”的话题。但他们还是尝试着去学习求爱。旧时，甚至在今天比较封闭的日本乡村，许多女孩，有时甚至是大部分女孩都未婚先孕。这种婚前的体验是属于“自由的领域”，并不涉及人生的重大事项。父母在为儿女谈婚论嫁时，并不考虑这些风流韵事。但是近年来，正如日本人告诉颜布里博士的那样：“即使是底层女子都受过足够的教育，知道要保持贞操。”对于那些接受中学教育的男孩，也有严厉的校训，禁止以任何形式与异性交往。日本的教育和公共舆论都试图阻止婚前异性之间的亲密行为。在日本的电影中，能在女人堆里游刃有余的那些男青年都被认为是“坏”青年，而在美国人看来，“好”青年是那些对魅力女孩粗鲁甚至粗野的青年。与女孩自在来往意味着这些男孩玩得开，或者说找过艺伎、娼妓或咖啡女。艺伎馆是最好的学习场馆，在那里，艺伎会教会你，“男人能够放松，并且只需观看即可”。他不必担心自己笨手笨脚，而且，他也不会与艺伎发生性关系。但是，能支付起去艺伎馆开销的日本男孩并不多。大部分男孩去咖啡馆仅仅是看看男女如何亲近，然而这样的观察并非他们在其他领域所能学习到的。男孩子在相当长的一段时间内都是那样笨拙。他们生活的一些领域是必须要自己学习的，对他们而言，像性行为这种新的行为种类，是得不到可以信赖的年长者的指导的。名门望族在男女青年结婚的时候会给他们详细描写性交行为的“新婚手册”和很形象的图画。正如有个日本人所说：“你从书中可以学习到，这就像学习园艺的方法一样。你的父亲并不会教给你怎样美化日本的园子，这是一个你长大后自己能学会的爱好。”将性和园艺同样作为可以从书本中学习的事是很有意思的，虽然大部分的日本男青年是以其他方式学会性行为的。总之，他们的学习并没有得到细心的长者指导。这种训练上的不同对年轻人来说意义重大，它强调了这样一种日本人的原则，即性是一种独特的生活领域，这种领域不同于其他的领域，在于其他的领域都是长者主导，并对青年人进行耐心的教导，而这个领域得年轻人自己来。一旦克服了对陷入困窘的担忧，这将变成一个实现自我满足的领域。这两个领域有不同的原则。即使结婚之后，他也可以在别处寻欢作乐而不必偷偷摸摸，因为这样并不侵害妻子的权利，也不会影响婚姻的稳定。妻子却没有等同的特权，她的义务是对丈夫忠实，如果有非分之想也必须偷偷地进行。即使她敢于越雷池，她的婚外情相对而言也很难保证充分地隐秘。许多妇女有神经错乱或歇斯底里（神经质，焦虑不安）的病例，很显然是由于性生活的不协调。丈夫给予多少性的满足，女人就只能被动地接受多少。据须惠村农民称，大部分妇女的疾病都是“起源于子宫”，而后蔓延到头部。当丈夫不再给予，妻子就只能使用日本能够接受的风俗——手淫。从乡下农舍到白玉之堂，妇女们都有传统的手淫工具。农村妇女生育之后，在性行为上反而更放得开。在做母亲之前，她们绝不讲荤段子，但随着年龄的增长，在与异性的聊天中，却充斥着这样的笑话。她在聚会上跳起猥亵的舞蹈，伴随着下流的音乐前后摇摆屁股，“这种表演，必然会博得满场爆笑”。在须惠市郊，新兵结束军事训练回乡时，妇女们女扮男装，开淫秽的玩笑，假装要强奸年轻的女孩子。因此，日本女人在性方面享有某些自由，出身卑微者更是如此。她们一生的大部分时间必须遵循很多禁忌，但是没有要求她们否认知道性知识的禁忌。男人得到满足时，妇女却只能猥亵。同样，有时男人得到满足时，妇女则没有什么性欲。她们成人后，就可以抛开禁忌，而如果她们出身低微的话，就会像男人一样放荡。在性方面，日本人的观念是在不同的年龄和场合采取合适的行为，而不同于欧美对“贞女”和“荡妇”的始终如一的坚持。日本男人也享有放纵的自由，但是在其他方面却受到重重约束。和自己的朋友一起喝酒，特别是有艺伎作陪时，最能让日本男人感到心满意足。他们喜欢喝得醉醺醺的，也不必遵循什么酒德。几杯日本米酒下肚后，日本男人完全一反平常严肃的状态。他们爱斜靠着彼此，很熟识的样子，尽管确实有少数“难以相处的家伙”，但在醉酒的状态下，日本男人很少表现出暴力或进攻性的一面，如日本人所言，除了在例如饮酒之类的“非限制领域”，人们期望男人不要做别人不曾期望的事情。当论及任何一个人在生活的严肃面上的不合别人的期望时，日语中最常用的词时就是“傻瓜”，除此之外还有其他污言秽语。从日本人对子女的养育来看，西方人所描述的所有日本人性格中的矛盾性都是可以理解的。这种矛盾性造成其人生观的二元性，任何一面都不能忽视。日本人充满特权、自由自在的童年浸润了他们的心灵，此后的生活中不管接受什么样的戒律，都会存留着那段“不知耻”的轻松生活的记忆。他们无需去幻想未来的天堂，因为他们以前曾经拥有过。他们在人性本善、神性慈悲、作为日本人无与伦比的荣幸等理论里，重现了童年的美好。他们很容易将道德规范置于每个人都是“佛种”的诠释之上，认为每个人死后都可以成神，而把伦理体系建立在这种信念的基础之上。这使他们果敢，并且得到某种程度的自信。他们之所以常常愿意从事任何工作，正是基于这个原因，并且不顾看起来与自己的实际能力相差多远。乐于坚持自己的观点，甚至反对政府；以自杀来证明自我等，也正是基于上述原因。有时候，这使他们产生集体自杀。日本儿童六七岁之后，逐渐知晓慎重和“知耻”的责任，并接受加于身上的最严厉的束缚。如果他们疏忽职守，将会遭受自己家庭的指斥。这种压力虽和普鲁士纪律式的强压有别，但无可逃避。在拥有特权的童年时期，便已打下了如此发展的基础，那时已经进行过坚持不懈的训练，为了养成良好的大小便习惯和正确的姿势。父母也对他们不再百依百顺，这种溺爱的停止，使孩子感到了被拒绝的威胁——这两点已经为他们承受压力打下了基础。当他们被告知可能会遭到“世人”的嘲笑、唾弃时，早年的经验就为孩子们接受置于他们身上的这些限制做好了心理上的准备。幼年时可以毫无顾忌地表达的冲动，现在必须加以节制。并不是因为那些冲动是罪恶的，而是因为它们现在已不合时宜，他现在进入了严肃的生命阶段。随着童年的特权日益遭到否认，他们也越来越体会到作为成年人的乐趣。但是早年的经验绝不会真正消失，他们的人生哲学随时从童年吸取经验。在对于“人情”的认可上，他又重温了幼年的体验，并在其成年生活的“自由领域”里，不断重新感受。孩子生活的早期和晚期被一种引人注目的连续性连接着，那就是获得伙伴认可的极端重要性。这对孩子是潜移默化的，而不是绝对的道德标准。在童年早期，当孩童能够问问题，但还是与母亲在一起睡的时候，他会清点他与兄弟姐妹们每个人所得糖果，以此判断自己在母亲心中的位置。当他受到忽视时，会很敏感地察觉到，甚至会问姐姐：“你是不是最爱我？”到了童年晚期，他会被要求放弃更多个人的满足，但由此所获的报偿是得到“世人”的接受和认可，相对的处罚是遭受“世人”的嘲笑。当然，这是大多数文化里训育孩童所运用的约束力，但在日本却特别强烈。父母吓唬说要丢弃孩子，这使得孩子深深惧怕被“世人”所摈弃。在他的整个生命中，被同伴抛弃是比暴力更可怕的事。最使他敏感的是嘲笑和摈弃的威胁——纵使这只是他心中所浮现的想象。再者，由于日本社会中极难保守私生活的隐秘性，因此实际上一个人的所作所为都会被“世人”知悉，如果这些行为不被他们认可，即有遭受排斥的可能。日本房屋的构造是墙壁过薄不能隔音，白天间隔壁将被移除。由于没有围墙及庭园，个人生活完全暴露于公众之下。日本人所使用的一些象征物有助于分清他们性格中基于儿童教育的非连续性的两个侧面。形成于幼儿时期的一个侧面是“不知耻的自我”。当日本人对镜审视自我的时候，会试图了解自己在多大程度上保留了这一侧面。他们说，镜子“反映永恒的纯洁”。它不会滋生空虚，也不会反映出“受干扰的自我”，镜子可以照射到灵魂的深处，一个人应该从中看到那个“不知耻的自我”。在镜子中，人们看到了作为心灵之门的眼睛，这将帮助他以“不知耻的自我”去生活。他也从镜中看到了自己理想化的真实形象。有很多记述表明，有人正为此随身携带镜子，甚至有人在家族祭坛前放置特殊的镜子，以便对镜凝视沉思，拷问灵魂，他“祭奉自己”，“崇拜自己”。这虽然看来不同寻常，但对日本人来说却易如反掌，因为家家户户国教的祭坛上都摆设着镜子，作为神圣的祭拜对象。战时日本电台曾经播放过一首充满溢美之词的报道，颂扬一群女孩儿，因为她们设法为自己买了一面镜子。人们并不认为这是虚荣心的表现，而是姑娘们为了保持其心灵深处的平静。照镜子是一种外在的观察行为，这可以证明她们精神上的高尚。在“观我”的观念教给孩子们之前，日本人对镜子就已经产生了特殊的感情。他们在镜中看不到“观我”。镜中映照出的是童年时自然的善良的自我，没有“耻”的约束。日本人赋予镜子的象征意义，同样也是其“练达”修炼观念的基础。他们持续地修身养性，以剔除“观我”，回归幼年时的率真。尽管幼年时的“特权”生活对日本人产生了一些影响，但在随后的时期里，耻辱感成为道德的基础，由此产生的限制并未被完全看成是对特权的剥夺。如前所述，自我牺牲是日本人经常攻击的基督教观念之一，他们对这种自我牺牲的态度持批评的立场。甚至在极端的情境下，他们也说那是为了回报“忠”、“孝”或“情义”而“自愿”赴死，而并不认为是陷入自我牺牲的范畴。他们说，一个人可以通过这种自愿赴死的方式来达成自己的强烈愿望，否则只是“犬死”，也就是毫无价值的死，但不像英语的“dog’s death”，是指穷困潦倒而终。英语里将一些相对不极端的行为称为自我牺牲，在日语里仅属于自重的范畴。自重通常意味着约制，约制是跟自重一样珍贵的，伟大的事必须靠自制才能完成。美国人强调自由是成功的必要条件，这在具有不同经历的日本人看来，并不恰当。他们所接受的道德规范的基本原则，是认为只有靠自制才能更好地实现自我的价值。当一个人的心中充满了冲动的欲念，这可能会打破生活原有的秩序或使生活混乱。除了自制，又如何来驾驭危险的自我呢？正如一位日本人所述：通过数年的艰苦工作，在模型上涂刷的清漆层数越多，那么最终完成的漆器就愈加弥足珍贵。人也是如此——当提及俄国人时会说：“刮掉俄国人的表层，你会发现一个鞑靼人。”同样我们也可公平地以此来形容日本人说：“刮掉日本人的表层，剩下的是海盗。”然而我们应当谨记的是：在日本，清漆也是珍贵的产品，是手工艺品不可或缺的补充。这并不存在虚伪的成分，也不是掩盖瑕疵的涂饰。它至少与它装饰的模型具有同样的价值。对西方人来说，日本男人行为的矛盾性十分明显。造成这种情况的原因很可能源生于他们教养的不连续性。他们童年时在自己的小世界里就像神一样为所欲为，甚至攻击欲望都可以得到满足。一切欲望都是可能的，此时的记忆，虽然后来经过了多次“涂饰”，却深植于他们的意识之中。由于这种根深蒂固的双元性，他们成年之后，既可以沉浸于浪漫爱情，又能够完全屈从于家庭，在这两者之间游刃有余。不管他们承担极端的义务到什么样的程度，依然能追求享乐和安逸。训练的慎重，使他们行动时经常表现出怯懦。但他们有时却也有着异常的勇猛。他们在阶层关系中，可以表现出极度的顺从态度，却也不易接受上级的控制。他们虽然可以做到彬彬有礼，却依然狂傲自大。他们在军队里能接受偏执的训练，却又桀骜不驯。他们会是狂热的保守主义者，却又容易被新的方式吸引，他们连续采纳中国风俗及西方学说就显示了这一点。双重性格制造了紧张不安，对此不同的人有不同的反应方式。针对同样的实质性问题——如何把宽容的幼年期经历同稍后阶段出现的各种约束协调起来，每个人都会拿出自己的解决方法。许多人在解决这一问题上遇到困难。有些人一切以道学者的生活规律为基准来安排自己的生活，害怕去自主地决定生活。且由于自发性不是凭空幻想，而是他们曾经经验过的，这使得他们更加恐惧。他们冷漠而孤立，通过墨守自己设立的规定，从而认为他们说的一切都是权威。还有些人性格更加矛盾，他们用和蔼的表面行为来掩饰自己的反抗心理。他们常常利用细节琐事来使思绪繁忙，以无暇顾及自己的真正感情。他们机械地重复着呆板的日常行事，这对他们是毫无意义的。另外有些人更多地沉溺于童年时光，他们面对社会对成人所做的种种要求会感到强烈的焦虑，并试图增加对他人的依赖，这显然已经不符合其年龄段。他们认为任何失败都是对权威的挑衅，因此任何努力都会将他们置于无比的兴奋中。不能以现成的方式来控制的情况，都会使他们不知所措。当对于他人的摈弃和责难所产生的焦虑过大时，日本人就会遭遇这些典型的危险。倘使不是压力过大，他们在生活中既能表现出享受生命的能力，又能遵守他们成长中所受的训诫，即行为谨慎，不伤及他人。这是一个极大的成就。早期的童年，给予了他们过分的自信，而并未在他们心中唤起沉重的罪恶感。种种束缚在后来被不断地加在他们的身上，名义上是为了与同伴能够和睦共处，各种义务也是相互来往的。生活中也有一些指定的“自由的领域”，在这里，不管在某些事情上自己的愿望如何受到阻挠，生活的欲望依然可以获得满足。日本人惯以从简单的事物中获取乐趣而闻名，观赏樱花、月亮、菊花、初雪、把昆虫关在笼中听其“歌声”、吟诗、园艺、插花、茶道。这些显然不是浮躁焦虑、侵略性强的民族从事的活动。日本人追求享乐时也不会有任何罪恶感。在日本尚未开始它的“悲惨使命”前的幸福时代，在农村地区，居民像所有富有生命力的民族一样愉快地、乐观地度过闲暇的时光，而在工作时，则勤劳苦干。但是日本人对自己十分苛求。为了避免遭遇同伴排斥或者责难的威胁，他们必须放弃曾经品尝过的个人享乐。涉及人生的重大事件时，他们必须抑制这些冲动。违反这一模式的少数人，实际上冒着丧失自尊的危险。自重的人衡量行为的原则，不是“善”与“恶”的区别，而是“受尊重的人”与“得不到尊重的人”之别。他们把个人的需求湮没于群体的“期望”之中。那些“知耻”的人通常非常地慎重。他们可以为家族、村落、国家带来无限荣耀，由此而产生的驱动力十分强大。他们雄心勃勃，要使日本成为东方的领袖和世界的强国。但这些驱动力对个体来说也是沉重的负担。一个人必须慎防失败，或者慎防做出很大牺牲而行动的过程被人所轻视。有的时候，人们由此一度爆发出强烈的攻击行动。他们之所以被激发出攻击性，并不像美国人那样是因为自己的原则或自由遭到了质疑，而是由于他们发觉受到凌辱或诽谤。这时候，他们危险的自我就会爆发。如果可能的话就针对诽谤者，否则就针对自己。日本人为他们的生活方式付出了昂贵的代价。对于美国人眼中有如空气一样不可或缺的单纯的自由，日本人却自愿拒绝。我们必须谨记，战败以来，日本人一直追求“德谟克拉西”（民主），当日本人发现一个人可以简单而不功利地按照自己意愿行动时，是多么令人兴奋的事。关于这一点，没有比杉本夫人表达得更为形象的了。当时她被派到东京一所教会学校学英语，学校里有一个可以随意种植花木的园林，老师分配给每个女孩一块荒地，并发给她们想要的种子。这片随心种植的园林，使我对个人权利有了全新的感觉……这种心灵中充溢着幸福的事实震撼了我……不违背传统，不玷污家族名誉，不使父母、老师、镇上居民惊骇，不伤害世上任何事物——我，竟然能够率性而为！所有其他的女孩都种植花卉，而杉本夫人却选择种马铃薯。这个荒唐行为带给我无限自由的感觉，真是无人知晓……自由的精神敲击着我的门扉。这是一个新的世界。我家的庭院里，总是会留出一块荒地……但总有些人忙着修剪松树或砍掉树篱，每天早晨老仆人都要清扫石子路，将松树下清扫干净后，再把从森林中搜集来的新鲜的松针细心地撒在地上。对她而言，这种人工的自然如同那种由刺激而生的假设自由，而她，正是在这种氛围里熏陶成长。这种伪装在日本随处可见。日本庭园里每块半埋在土中的巨石，都是经过细心挑选后从别处搬运过来的，还在巨石下面铺设一层看不见的小石粒作为地基。石头的位置，是参照泉水、房屋、灌木丛、树木的关系之后最终确定的。同样的，菊花养植在花盆里，为了参加全日本每年的花展，种植者用手把每一片花瓣布置到最完美的位置，而且常用看不见的小细线嵌在花中，用来固定造型。当杉本夫人有机会取掉这些花中的小细线时，她完全陶醉在幸福和纯真之中。过去生长在小花盆中，花瓣经过小心翼翼整理的菊花，一旦回归到自然中，就会重现勃勃的生机。但是，“违背期望”的自由、质疑“耻”的约束力会破坏今天日本人生活方式的微妙平衡。在新的情境下，他们必须学习新的社会制约方式。变化要付出代价的，新设想与新道德的确立并非易事。西方世界既不能想象日本人会全盘接受西方道德，也不能认定日本人绝对无法构建出相对自由而宽容的伦理规范。在美国的第二代日本人已经丧失了对日本道德的认知和实践，他们的血统中已经没有什么苛求他们遵守父母所来自的国家的各种传统。同样在日本国内，新的纪元中建立新的生活方式，过去的要求对个体已经不再有约束力。没有线圈支撑、没有被大修大剪的菊花，自然而美丽。在进入更宽泛的精神自由的过渡中，某些传统的美德可以帮助日本人保持平稳。其中之一是自我责任，即日本人所谓的对“身上的锈”的责任——这个比喻把身体比做一柄剑。作为佩剑者有责任使自己的剑熠熠闪亮，同样，每个人必须为自己行为的后果负责。他必须承认进而接受由于自己的弱点、缺乏坚韧和无能而产生的一切结果。日本人对自我责任的阐释比美国人彻底得多。在日本人的眼中，剑并不是侵略的象征，而是完美的、自我负责者的理想比喻。在崇尚个人自由合理分配的时代，这项美德将平衡轮的作用发挥得淋漓尽致，它通过日本的儿童教育方式和行为哲学使其成为日本精神的一部分。今天，在西方人的印象里，日本人采取了“弃剑”的态度。但实际上，日本人心中始终蕴藏着一股持久的力量，用来不断地擦拭心中那柄时刻受到“锈”的侵蚀的剑。在他们对美德的描述中，这柄剑是他们在一个相对自由、平和的世界中树立的象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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