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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7 列表网&琼ICP备号-12&增值电信业务经营许可证B2-&　　如果从中华文化的源流中找出几本我们不得不读的书，那么《论语》必定位列其中。以《论语》为基础的儒教，两千多年来成为中国不折不扣的主流文化。虽然对于儒家教义的褒贬不一，很多时候，倾向于将中国近代以来的衰落归咎于以儒教为核心的封建礼教的束缚。但是没有异议的是，它确实影响了中国人的生活，而且确保了中华文明的延续，并使个文明在相当长的历史阶段领先于整个世界。对于这样一种根植于血脉中的思想，每个中国人都应该有所了解。　　其实，不读《论语》，并不代表不懂儒家的思想，即使不懂儒家的思想，也不见得不按照儒家的思想去行动，孙中山提出的“知难行易”理论，在这件事上可以得到体现。中国人的品格是在孔子及其追随者创造的文化熏陶中形成的，我们的一举一动，一言一行，我们的世界观和生活方法，或多或少会受儒教的影响。但是终日为之，未必知之。举个例子，忠孝二字，在中国人的思想中根深蒂固，这并非人类的天性，而是教化所致，儒家倡导的孝道已经成为根植于中国人心中的道德准则，由孝道引申出来的忠君爱国，已经成为中国人的普遍共识，虽然对于君、国的概念在不同时代会有所变化，但这并不妨碍我们这个民族建立起一种积极而且对于延续文明极为有效的伦理观念，这个时候理论已经不重要了。美国人对于国家、家庭、对于父母、子女的态度，和我们有很大区别，究其原因，大概就源自于儒教和基督教的区别。　　孔子开创的这个学派，有时被称为儒家，有时被称为儒教。这是很有趣的一件事情。家，代表学说，一家之言嘛；而教，代表宗教。中国的传统宗教有儒释道三家，这三家之中，儒家最不像宗教，最接近世俗，基本上儒家不搞偶像崇拜，最多供个孔圣人，但也不是为了求他保佑，只是单纯地敬仰，没有神迹，没有超自然的东西；释家，也就是佛教，虽不是本土产物，但兴盛于中华大地，它最为接近宗教，也最远离世俗，佛教造像种类繁多，三生三世，六道轮回，济公法师，如来佛祖，有很多神奇的、超自然的故事。道教介乎两者之间，首先，它是宗教，而不是像儒家那样宗教的痕迹几乎没有，但是道教的偶像崇拜并不如佛教那么厉害，尽管有一些道教的神仙，但是总是不如佛教那样信徒众多，道教的信众更希望努力达到个体与自然的和谐，希望天人合一，道教作为宗教，宗教性实际上并不强，但这并不影响其传播，因为在中国人的心中，天人合一的观念是很容易理解的，这大概又和儒教的重要部分易学有点儿关系。不知道是什么原因，中国的本土文化宗教性很差，中国人其实很多年来都没有真正信仰过一个至高无上的神，若是非要有一个信仰，那就是儒教引申出来的对于祖先的信仰。道教在最初本应该和儒教一样更远离那种信仰单一神明的宗教，《老子》一书中，基本上没有宗教的痕迹，可是大概因为老子遁世的思想太过强烈，使得道教很难和世俗接轨，于是，道教就慢慢地带上了更多的宗教性。　　扯得远了，还是得说回《论语》，我们读《论语》，不妨带着这样一个问题去思考，既然儒家并非宗教性很强，为何孔圣人能得到教主般的膜拜？为何自汉代以降，儒家思想几乎成为“国教”？为什么一个没有给人们以来世希望或者天堂预期的思想能够实际上承担宗教作用呢？答案，大概只有从《论语》这本书中才能得到。　　所以，即使你再不爱读书，对于之乎者也再反感，也应该了解一下，这本书讲的到底是什么。《论语》中的句子，大概每个中国人都能说上来几句，我们上学的时候都学过《论语十则》，可是现在，再让你完整地背出十则来，恐怕对于大多数人都是有些困难的事情，而要说出二十则呢？说出五十则呢？大概已是鲜有其人了。现存最为普遍使用的《论语》二十篇，一共492章，五十则不过十分之一，可是能够认真阅读了十分之一的人，又有多少呢？　　初中教育，让我们背会了《论语十则》，占到《论语》总内容的五十分之一，而且主要选择的是一些讨论学习态度和与人交往原则的内容。现在，能说出《论语》十分之一的人，已经很少见了。而读一本书，至少要掌握多少内容呢？如果按六十分及格，至少要掌握一半以上，才算基本读懂了《论语》，而如果是一本好书，更是应该完全掌握。《论语》无疑是一本经典著作，其实真的是值得一句句，一则则地细读的。　　庄子说生有涯而学无涯，时间有限，当然要只读经典。　　而且，《论语》，实际上是非常有意思的。　　程朱理学以降，儒家思想被做了重新解读，使其更容易为科举所用，更容易加强教化，所以说，明朝是一个禁锢的年代。显著的一点就是，明朝之后，诗词歌赋不再盛行了。一个没有诗歌的年代，是寂静的。如果完整地理解孔子的思想，我们必须站在六经的范围去理解，想想《诗经》里那些优美的句子吧，据说，这些都是孔子整理出来的；想想《易经》中那些巧妙的思维和类比吧，据说，那是让孔子不忍释卷的，去掉孔子圣人的包装，至少在春秋末年，孔子绝对不是一个古板的说教者，而是一个风流倜傥的才子，还是一个循循善诱的老师，更是一个充满智慧的哲人。爱智慧的，往往颠沛流离，搞学问的，往往自由不羁，读《论语》之前，千万不要把这本书里的每一句话当做孔老夫子的谆谆教导，任是任何一个人，被教育四百九十二条，都会觉得厌烦的，其实《论语》描述的是四百九十二个场景，是四百九十二个情景剧，如果按照现在美剧的算法，一共拍了二十季，主演是孔子，还有他的若干弟子以及春秋末年的国王诸侯、贩夫走卒作为客串，若是读《论语》读出这种追美剧的感觉，怎能不觉得兴趣盎然？　　《论语》是四书之首。所谓四书，是指《论语》、《孟子》、《中庸》、《大学》。这是封建社会的时候学子们考功名的时候必读的书籍。而《论语》能在这四本书里面居首位，可见其地位之尊崇。和地位尊崇相适应的是文字的优美和含义丰富，同时让人心有戚戚。好的文字有一个共同的特点，就是不同的人会有不同的解读，不同的人生阶段会有不同的感悟，好的文字是值得反复斟酌的，《论语》一定是归于这一类好的文字。千百年来，其中的每一段话都可以写出洋洋洒洒的文字，在封建时代这样的文字甚至可以为十年寒窗的清苦书生换来一生的富贵。这么多年过去了，对于它的解读仍然层出不穷，任何一句《论语》里的句子都不会缺少现实生活中的引证，孔子和他的弟子在两千多年前发的微博，现在还会被不停地转发、评论，这就是经典的样子。如果我们用看微博点赞的态度去看《论语》，是不是也会觉得其实并没有那么枯燥呢？　　历代注疏《论语》的工作做了很多；到了新文化运动以后，更多的工作是将《论语》做白话的翻译，间杂一些简短的评论；现代又很流行对《论语》的各种解读。于是，读《论语》就有了三类参考书。第一类如朱熹的《四书章句集注》、刘宝楠的《论语正义》；第二类如杨伯峻的《论语译注》、李泽厚的《论语今读》；第三类如南怀瑾的《论语别裁》。这三类著作，最为有益的当然是第一类，即注疏类，一方面可以了解到周边的知识，同时又不妨碍自己的理解，有助于建立起独立的思考。第二类实在是因为白话文和文言文的鸿沟所造成的，以至于当前我们阅读自己国家的文字还需要翻译，如果文言文很好，这第二类，翻译类的书，可以做个参考。第三类，属于发挥类，以《论语》里的句子为由头，可以海阔天空地谈自己的看法，就好像古代的科举考试中八股文的写法，叫做“替圣人立言”，当然形式比八股文活泼得多。孔子和他的弟子们说的言简意赅，后人读来见仁见智，每个人都可以表达自己的想法，这样的著作参考价值不大，但是往往可读性比较强，不枯燥。不过这终究不是原始的风味了，要想读到《论语》的精髓，还是需要自己从原文以及注疏中去探求。　　在我打算也发挥一下《论语》的时候，我问了身边的很多人两个问题：一是对于《论语》你了解多少？二如果我给你讲讲《论语》，你希望了解什么？对于第一个问题，他们的普遍反应是上学的时候学过，从学校中走出来，很多人对于《论语》就只剩下百家讲坛的心灵鸡汤式解读了。第二个问题，大部分的回答是：“有什么用么？”　　听到这个回答，我并没有沮丧，而是忽然感觉到了孔子当年游说各国时候的凄凉。对于一个普通人，当谈到《论语》的时候，第一反应都是“有用么？”那么，对于日理万机的君王，大概更不会有空听孔子的谆谆教导。也可以想象到，孔子及其门人，无数次地被问过同样的问题，以至于他们在各自著作的开篇，就回答了“有用么？”这个问题。让我们暂且不说孔子，先看看孔子身后一百多年，孟子去见梁惠王时候的问答吧！　　孟子见梁惠王。王曰：“叟不远千里而来，亦将有以利吾国乎？”　　孟子对曰：“王何必曰利？亦有仁义而已矣。王曰‘何以利吾国’？大夫曰‘何以利吾家’？士庶人曰‘何以利吾身’？上下交征利而国危矣。万乘之国弑其君者，必千乘之家；千乘之国弑其君者，必百乘之家。万取千焉，千取百焉，不为不多矣。苟为后义而先利，不夺不餍。未有仁而遗其亲者也，未有义而后其君者也。王亦曰仁义而已矣，何必曰利？”　　孟子见到梁惠王，梁惠王第一句话问的也是，你来跟我说这些话，有用么？　　孟子是这样回答的，显然，他是有所准备的。“你先不要问我有没有用，我给你讲讲仁义的道理，如果你总是讲有用没用，那么你的大臣也会这么想，老百姓也会这么想，大家都会以实用主义作为自己的生存法则，大家都唯利是图的话，最危险的恰恰就是国君你啊！你想想，对于臣子，什么是有利的？当然是把你搞下来，自己当国王啊！所以，大王你啊，你应该要提倡仁义道德，这样你的臣子和老百姓就不会想着把你搞下来自己获利了，你就谈仁义就对了，讲什么利呢！”　　看到这里，可能有人就会说了，“着啊，看来仁义道德只是统治者欺骗老百姓的伎俩罢了，让那些皇帝、国王、领导、上级去提倡仁义吧，我们是普通老百姓，唯利是图是我们该做的。你说，我们读劳什子《论语》到底有什么用么？能换来钞票么？”　　的确，孟子的这段话是站在帝王的角度说的，可见，在孔子故去之后的一两百年，儒教已经悄然做了改变，从一门单纯的人生哲学转化成了帝王之术，这也是儒家无奈的生存之道，任何学说，得不到统治者的认可，都没法生存，更不要说发展和传播了，所以，走上层路线，是从孔子开始，不断进行的工作，到了孟子这一代，站在帝王的立场上说话，就不奇怪了，但是孔子的确也对于《论语》的“用处”，或者说是儒学的功用做了阐述，而且阐述的地方不在别处，就在《论语》开篇第一节：　　子曰：学而时习之，不亦说乎？有朋自远方来，不亦乐乎？人不知而不愠，不亦君子乎？　　注意，古人讲究微言大义，这一方面是因为古人单纯，一方面也是因为古代写字不容易，刻在竹板上书也搞的很重，没法像网络时代这样啰哩啰嗦，所以，讲究个意会，这造成了现在，对于很多古人的说法，每个人有不同的理解。这是很有趣的事情，因为如果孔子真的把每句话的意思都说清楚了，反为不美，经典之所以成为经典，就在于一千个人有一千个哈姆雷特，如人饮水，冷暖自知。　　所以，在我看来，《论语》这第一节至少有一个意思在里面，就是讲学习的功用。我们不得不再感叹一下，人类思想的殊途同归，十六世纪，英国出了个伟大的哲学家叫做弗朗西斯?培根，他有一篇著名的文章叫做《论读书》，英文题目叫做On Study，翻译家将其翻译成“论读书”，实际的意思是“论学习”，我们来看看王佐良的那一版本经典翻译：　　“读书足以怡情，足以博彩，足以长才。其怡情也，最见于独处幽居之时；其博彩也，最见于高谈阔论之中；其长才也，最见于处世判事之际。练达之士虽能分别处理细事或一一判别枝节，然纵观统筹、全局策划，则舍好学深思者莫属。”　　孔子的观点是，学而时习之，是愉悦的，这就是《论语》的第一个功用，那就是让你心情美好。培根的观点是，学习，足以怡情，也就是让自己的心情很美好的意思。　　孔子的第二个观点是，有朋友从远方来，也很快乐。这个朋友，绝不是狐朋狗友、酒肉朋友。古人说同窗为朋，同志为友，所以，这句话其实也是学习的意思，曾经和你同窗苦读的朋来了，或者和你志同道合的友来了，和你一起回忆共同成长的岁月，温故知新，或是给你带来新的知识，切磋琢磨，这也是很快乐的。培根的观点是，学习，可以博采，也就是说可以获得各种新知识，“最见于高谈阔论之中”，可见也是和志同道合的朋友交谈，两位哲学家是多么高度契合。　　孔子的第三个观点是，如果有人不理解你的快乐，或者不理解你的想法，又或者是别人并不知道你有学问，你也不必不高兴，那就是个君子了。相对于前两个不知，不知你的快乐，不知你的想法，我更倾向于孔子的观点是最后一个不知，也就是不知你的学问，因为学问这东西，完全是为了自己的，既不是为了功利，也不是为了炫耀，而是为了求得自身的满足。“古之学者为己，今之学者为人”说的就是这个道理，现在人们读书总是为了什么目的，巴不得读了书第二天就能转化成钞票，就算不能变成钞票，也至少要让别人知道自己多么有学问，而别人若是不知道，或者是不赏识，他就“愠”了，就怨恨了，这还是没有学到位啊！孔子这三句话的递进关系在这一句达到高潮，读书能让自己快乐，能和别人一起快乐，甚至作为一名君子，根本不需要思考读书能给自己带来什么，即使什么也没有带来也不怨恨，我想这已经很好地回答了“读《论语》有什么用”这个问题。培根的第三个观点是，学习，可以增长才干。在处世判事的时候能够纵观统筹、全局策划。虽然这个观点和孔子的有些出入，但是外延看来还是一样的，都是说明学习，可以使你成为一名君子，或者成为一名人才。只是孔子比较巧妙，是从反面说的，培根很直白的告诉你，学习可以使你成为一名人才，孔子则告诉你，即使学习了之后没人看出你是个人才，你也不要怨恨。可实际上，才气和怀孕一样，那是掩饰不了的，是金子，总是要发光的，只不过孔子的语言更巧妙，想得更深一层罢了。　　由此可见，孔子其实开宗明义就讲了为什么要读《论语》，也是学习的意义：也许它不能带给你什么利益，但是它可能让你在孤独一人时心情愉悦，让你享受志同道合的朋友带来的快乐，让你才华横溢同时还成为一名谦谦君子。这就是《论语》对普通人，而非对帝王将相的用处。　　阅读是人类千百年来的休闲方式，书籍让我们可以和古今中外的贤达之士做朋友，书籍是人类进步的阶梯，从开篇看来，《论语》主要倡导的并非仁义礼智信，也不是忠孝廉耻，更是学习的乐趣，如果通读《论语》，我们一定可以得到各自的乐趣。这就是《论语》这本书伟大之处，“天不生仲尼，万古如长夜”，正是因为孔子倡导学习之风，让诗书传家久成了中国的传统美德，才使得中华民族长盛不衰，中华文化源远流长，这才是孔子成为圣人的原因，绝不仅仅是历代王朝的推崇那么简单。　　最后再来看看《论语》的题目。论，语，这两个字很简单，但是含义很深。可以说这本书再找不出更贴切的名字了。如果让你给这本书起个名字，你会怎么起？用现代人的思路，估计会这样起名：《儒家箴言》、《孔老夫子和他的学生们》、《怎样做一个君子》、《论“仁”以及其他》，或者是更标准的《孔门语录》，但这些题目都不是一个合格的题目，因为这本书的内容并不简简单单是孔子及其门人的言论，也不是简简单单地讨论仁、讨论君子、讨论为政的方法，若从中心思想的角度去取名字，是很困难的。古人讲究“微言大义”，更注重文字的简洁和准确，既然无法从思想内容上归纳出一个名字，那就从形式上下手，也可以做到实至名归。论，就是讨论，语，就是说话的意思。这本书从头到尾都是讨论的话语，起名为《论语》可以说是简洁明快、归纳准确，多一字嫌罗嗦，少一次看不懂，改一字都不行。所以要问《论语》是一本什么书，看书名就明白了，这是一本记录了讨论问题的话语的书。　　讨论的是什么问题呢？《论语》是儒家思想的经典，儒家作为入世的哲学体系，关注较多的是人与人之间的关系，而人与人之间关系的最复杂形式，就是政治。宋朝有个宰相叫赵普，他说“半部《论语》治天下”。通览《论语》全书，所谈的问题都是人在社会交往中会遇到的问题以及其解答。可以说，《论语》是一本入世指南，这个“世”可不是世贸组织，而是人世间的“世”。如果你打算这一辈子都不和别人打交道，那么《论语》就是一本无用的书籍，所以那个经典问题“假如把你扔到一个孤岛上，你会带什么书”的答案一定不会是《论语》。但只要你和人交往，《论语》就发挥作用了。这种作用不但影响阅读它的人，甚至已经影响了整个中华民族。。某种程度上说，中国人的性格就是《论语》塑造的，《论语》包含了中国特色的伦理学、政治学和美学。而形而上学是孔子不关注的，因此中国的形而上学较为混乱，而中国人的宗教信仰呈现出多神论的局面。而中国的象形文字注定中国人的逻辑学是以象取意的。哲学的五大方面《论语》独占其三。由此可见，了解中国人的思想，《论语》是不可或缺的读物。知人者智，自知者明，作为中国人更应该了解中国人的思想，更应该读懂《论语》。　　《论语》中的每一段话，都可以写出一篇文章，但是和原文相比，这阐发出来的文章显得太罗嗦了。而且有时候，这些解释或者发微只是一家之言，但尽管如此，我们依然愿意从自己的角度去解读《论语》，因为我们迫不及待地希望表明，那些先贤教给我们的道理，我们真的在生活中领悟到了。悠悠千年已过，但是人世间的道理并没有太多的变化，这真的是一件神奇的事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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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太长没全看，谈谈我对论语的看法。　　其实孔子并不重要，重要的是他开创的－套论理体系，打个比方说，孔子迠造了－所房屋，这所房屋的迠筑材料一一砖呀瓦呀染呀柱的什么的散落在传统文化四书五经中，其中论语中占了百分之九十，如果断章取义的把这些精华从混浊腐败的传统文化中提取出来，便能还原孔子所造的那所房屋，这便是返朴归真，这对于中国现在和末来非常重要的，然而这对于传统中国人来说几乎是不可能的，关迠的问题是要明白论语，明白中国文化必先跳出这个文化系统的圈子，就好象我们要真实的看到地球是园的，就必要离开地球到太空中。　　我断言：站在这个文化圈子中谈论语无论怎样努为都是—知半解，难得糊塗，白费力气。
　　子曰：“学而时习之，不亦悦乎？有朋自远方来，不亦乐乎？人不知而不愠，不亦君子乎？”　　前面我曾说过，《论语》其实是一个个小的情景剧，但是因为篇幅有限，只给出了最重要的内容，至于场景、道具、服装什么的，都需要我们脑补了。比如说这开篇的第一场，关键点在这个“不亦”两个字，从中可以脑补出很多情节。　　最初的教育活动都是很相似的，无论是苏格拉底还是孔子，采用的都是诘问法。大概的意思就是老师提出问题，让学生回答，学生回答了之后，老师再就学生的回答不断深入提问，这样可以促进学生的独立思考。最后，老师才说出自己的看法，或者根本不用说，通过一连串的问题，已经引导学生得到了该有的智慧。现在的教育方法，因为知识系统过于庞大，循循善诱就太费劲了，不如直接了当，所以往往采用单方面的灌输，到了一定层次之后，比如大学教育或者研究生教育，才开始采用诘问的方法。比如毕业答辩，其实就是诘问法的一种形式。中国人不像西方人那么咄咄逼人，所以孔子一般不采用连珠炮式的诘问，但是至少也是采用了设问的方式，首先提出一个问题让学生思考并发表观点，然后自己再引导或者总结。如果有了这样一个前提，这段文字就可以形成一个场景了。　　“不亦”，也就是“不是也”的意思，这个词说明孔子采用了先设问的方法。孔子说，“学而时习之不是也很喜悦吗？有朋自远方来不是也很快乐吗？别人不了解我也不生气不是也很君子一样有风度吗？”在什么情境下才会用“不是也”这样的句式呢？显然是在这之前，孔子的弟子们已经表达过自己的观点了，《论语》中这一段话，只是孔子的总结发言。若非如此，若是单方向的教学，按照古人言简意赅的传统，一定是要这样说：“学而时习之悦，有朋自远方来乐，人不知而不愠君子。”　　所以，这出短剧的补充完整了大概是这样的：一天，孔子把几个学生叫过来，问他们，“你们说说，什么是令人喜悦的？什么是令人快乐的？而什么样的行为才是谦谦君子呢？”大概有的学生就会回答啦，发工资的时候很喜悦啊，中彩票了就令人快乐了，要是能发大财，那就是一个谦谦君子啊！其他学生大概还会有各种各样的答案，估计会涉及当官啊，发财啊，也许层次高点儿的还会说学习啊，爱情啊，理想抱负什么的，孔子当然都很耐心地听，并不置可否，我们看到后面的《论语》就会知道，孔子一般不彻底否定什么东西，只是表达他自己的态度。所以，当学生们都说完了，孔子清清嗓子，最后发言了：“你们说的都有道理，大概那些东西真的给你们带来了幸福和快乐，但是我觉得，学习然后经常复习，不断实践，不也是一种幸福吗？有志同道合的朋友从远方来看你，不也是一种快乐吗？别人不了解你，甚至误解你，你也不生气，这不也是一种君子的行为吗？”说完，孔子就下课了。于是他的学生们就若有所思啦，老师真高人啊！境界就是比我们高，都穷成这个样子了，还想着学习交友和不生气呢，于是学生们也就得到提高了。　　所以说，《论语》记述的，只是孔子和他的弟子重要的、核心的东西，最代表孔子思想的东西，但是如果我们脑补了这些思想出现的场景，对于这些思想，大概会有更深刻的理解。　　儒家关注的是人与人之间的关系。这段话讲了三件事情，表述了三种关系。第一件事是学习，表述了师生关系；第二件事是迎客，表述了朋友关系；第三件事是被误解，表述了人和人之间的普通关系。而这三件事有一个共同的特点，那就是快乐。　　快乐这件事情，是人一生中的重要需求，但是快乐往往伴随着堕落和邪恶。记得我读大学时候流行一本有声读物叫做《音乐天堂》，其中有一句文案写道：“音乐是唯一不带罪恶的感官享受。”那时候觉得这词儿好硬啊！当然后来知道这是一位哲学家说的。而孔子一下子就给出了三种享乐：一是学而时习：学以致用，学到的东西时常实习一下，这是一种愉悦；第二种享乐是远方来了一位朋友，多年未见，忽然出现，带来的不仅仅是远方的特产，还有与你共同经历的那一段过往，带来了那些年一起学习成长的日子，这种快乐源自于对往昔的回忆，无以伦比，而且不伴随任何罪恶；第三种是快乐的最高境界：当有人不了解你的时候，误解了你的时候，你不生气，而是淡淡一笑，彪悍的人生不需要解释，达到了这种境界，岂止是快乐，甚至都可以称得上君子了。　　这三件事带来的心理感受是递进关系的。第一层次是“悦”，是一种喜悦，也是最容易达到的。因为学习这件事，归根结底还是自己的事情，自己得到了提升，感到快乐，是很容易的。而第二层次是“乐”，是一种快乐，由己达人了，这就难做到一些，其实并非所有人看到远方来的朋友都会快乐的，有的人会嫌麻烦，有的人会因为过去的芥蒂没有解除而不想见到某个人，达到“有朋自远方来，不亦乐乎”这个地步，老友重逢，其乐融融，已经是很不容易的一件事情了。最难的是第三层次——“君子”，这是中国人为人的最高境界。如果有人问你希望成为一个什么样的人，与其回答“做一个纯粹的人，一个高尚的人，一个有利于人民的人”，不如简单地回答一句：“我要做一名君子。”当然是真君子，不是伪君子。 　　谦谦君子是很难做到的，在我们的一生之中，也许大部分时间我们都做了君子，但是总有那么一些时候，我们做了小人的行径。虽然我们比那些营营且且的小人要好很多，但我们仍然有提升的空间。《论语》的一个功能就是教给我们如何做一名君子。通过这本书我们可以看到，其实做君子没有多难，并不是需要你有多么惊天动地的伟业，或者出生入死的决心，我们要做到的就是在人与人交往的时候多一点儿他人，少一点自我即可。　　但是最难的就是这一点自我。很多人不怕苦不怕累，甚至不怕过贫寒的生活，但是就怕被别人瞧不起，别人要是说他不好，他不但不从自身找原因，也不去考虑是不是别人根本就不了解他，就开始产生了怨恨。　　佛教认为“贪嗔痴”是为三毒，贪婪，嗔怒和痴迷是人性的弱点。我们痴迷执着于自我，所以贪念别人的认可，但别人不认可我们的时候，本能地就怨恨对方，这是人的本性。而这样的本性，是恶的。孔子告诉我们，当人们不了解你的时候，甚至误解你的时候，你如果能不生气，你这样做，就是一名君子了。君子把自己放在一个谦逊的地位，对于别人的认可并不贪求，并不因为别人不了解自己而怨恨，这种事情说起来简单，但是非常有修为的一种表现。　　生活中我们不是经常埋怨社会的不公平么？我们不是经常抱怨亲爱的人不了解自己么？我们不是经常感到没有人理解而郁郁寡欢么？其实当社会没有认可你，亲人没有理解你，甚至一个知心的朋友都没有的时候，孔子已经给出了一句至理名言让你排解这种烦恼：“人不知而不愠，不亦君子乎！”就算全世界都不了解我，我也不埋怨社会，我也不埋怨亲朋，我甚至也不埋怨那些陌路的人，这样做，才是君子所为，才能体会到真正的快乐。
　　有子曰：“其为人也孝弟（悌）而好犯上者，鲜矣。不好犯上而好作乱者，未之有也。君子务本，本立而道生。孝弟（悌）也者，其为仁之本与？”　　有子是孔子的学生，名字叫有若。传说中他长得很像孔子，孔子去世之后，有些弟子就把他当孔子尊崇着。他讲的这段话是三层关系，一是孝悌，二是犯上，三是作乱。如果用我们现在的语言来解释，那第一层就是道德范畴，第二层是纪律范畴，第三层是法律范畴。有若说，如果一个人做到了孝，孝敬父母，又做到了悌，敬爱兄长，那他就不会违法乱纪；如果不违法乱纪，就不会犯罪。接着又谈到了君子，君子是什么？是有道德的人，也是有仁爱之心的人，而这个仁爱道德是从何而来呢？其根本就是孝悌。本，是一个指事字。木下面那一横是指木头的根。如果仁爱道德是一颗参天大树，那么孝悌就是这大树的根。　　在另一本儒家著作《大学》中，有修身齐家治国平天下的顺序，也提到了“物有本末，事有终始，知所先后，则近道矣”。做任何事情，都有一个顺序，任何的德行，都是一步步形成的，如果我们前面的步骤还没有做到，就企图建立一个空中楼阁，那是不可能的。　　儒家讲究这个递进关系，所以叫做仁爱，和这个相对应的，是墨子的兼爱。什么叫仁爱，仁爱是有顺序的，有区别的，一个人首先要爱自己的父母兄弟，如果没有这个爱，那么让他去爱别人，那是不可能的，大家看这个仁字，左面是个人，右面是个二，两个人，就有差别。汉字很有趣，可以从字形上看出很多深意，就拿“二”来说，为何上下两横一长一短，而不是一样长呢？并非只是写起来美观，也是为了表达两件事物，永远是有差别的。仁爱之心是有差别的爱。而墨子讲的兼爱，是一种平等的爱，我有一百块钱，要分给两个人，其中一个是我的亲人朋友，一个人是陌生人，我也要一人五十块钱这样平均地分，这就叫做兼爱。兼爱当然是一个很伟大的理想，但却是一种宗教性质的理想，我们有了一百块钱，大部分人肯定都是全给了家人，有富余的，才有可能去接济别人，这并非没有爱，只是不是兼爱，而是仁爱。儒家是入世的学说，它当然知道天下大同是美好的世界，但是依然从人性的最本源出发，告诉我们，作为一个人，你的底线是爱你的父母兄弟，有了这个底线道德的人，才有可能去谈忠君爱国，如果连自己最亲近的人都不爱，怎么可能让这个人去爱他人，爱国家？那么犯上作乱就是很有可能了。　　分析这句话，还要看出《论语》用词的准确性，提到孝弟的人而犯上的，叫做“鲜矣”，并没有说不可能，只是说很少见。这就留了一条路，并非有道德的人都不犯上，如果上面实行的是暴政，并不因为有道德的束缚就不去反抗它，可见《论语》的本质并非思想禁锢。而不好犯上而好作乱，叫做“未之有也”，从来没有过，这是个绝对的概念，因为无论是纪律还是法律，都是人制定的，只是程度不同，你如果违法，必然乱纪，这里用绝对的概念，是没有错的。　　儒家之所以缺乏宗教性，而偏向于世俗，也正是因为它所提倡的这种差别，这种差别当然会导致礼教，导致束缚，但是却是这个世界真实的存在。宗教往往讲究平等，灵隐正殿上四个大字“具平等相”曾给我很大震撼，但是这种平等是理想的，或者说是精神上的，正如简爱和罗切斯特说：“我们的精神是平等的。就如你我走过坟墓，平等地站在上帝面前。”只有面对死亡的时候，人类才有真正的平等，而宗教所关注的正是这一类问题。儒家关注的对象不同，它关注现实生活人和人之间的关系，所以必须有差别，不是因为儒家反对平等，而是因为现实生活确实存在这种差别，用平等的幻象去掩盖不平等的本质，并非儒家学说的态度。关于仁爱这件事，可以引发出很多话题，典型的如动物保护的问题，闹出了前一段时间轰轰烈烈的玉林狗肉节事件，首先，我是不吃狗肉的，所以对于这件事我不持态度，可一些极端的动物保护主义者会将动物和人放在完全平等的地位，看似兼爱，却很难实践，对此，我也不置可否好了，毕竟每个人选择自己的生活态度时都是自由的。但是就儒家学说来说，孔子因为其仁爱思想，一定不是一个极端动物保护主义者，后面我们就可以看到，马厩着火了，他居然不去关心马有没有被烧死，上来就问人有没有事，马可是人类的好朋友啊！居然不能得到和人类平等的待遇。可见孔子的仁爱思想、孔子这种带有差别的爱，是一以贯之的。
　　从这儿，就要引出一个问题，既然“巧言令色，鲜矣仁。”那么，到底要怎样去判断一个人是不是仁呢？孔子其实在后面论述过这个问题，就是“听其言，观其行。”这不禁又让我想起了关于哲学家的一个表述，哲学家并不简单是创造一种学说，更是按照这个学说生活。“巧言令色”很简单，“巧行令动”就很难了。那就让我们用伟大的特蕾莎修女的经典格言来结束这一段对“仁”的讨论吧，因为特蕾莎修女不但阐述了如此伟大的观点，并真正用尽一生实践了它：　　你如果行善事，人们会说你必定是出于自私的隐秘动机，不管怎样，还是要行善事；你今天所做的善事明天就会被人遗忘，不管怎样，还是要做善事；你如果成功，得到的会是假朋友和真敌人，不管怎样，还是要成功；你耗费数年所建设的可能毁于一旦，不管怎样，还是要建设；你坦诚待人却受到了伤害，不管怎样，还是要坦诚待人；心胸最博大最宽容的人，可能会被心胸狭窄的人击倒，不管怎样，还是要志存高远；人们的确需要帮助，但当你真的帮助他们的时候，他们反而可能会攻击你，不管怎样，还是要帮助他人；将你所拥有的最好的东西献给世界，你可能会被反咬一口，不管怎样，还是要把最宝贵的东西献给世界。 Love until it hurts（爱，直到伤害自己）。
　　子曰：“巧言令色，鲜矣仁。”　　孔子说话很有分寸，他说：“花言巧语，假模假式的人，很少有达到仁这个标准的。”巧，就是好的意思，这个人很爱说好听的话，令色，就是做出来的颜色，笑呵呵的，很和蔼的样子。孔子为什么说这样的人很少有仁的呢？简单的一句话，有两个层次的意思。　　首先要说明的是，孔子说“鲜”，就是很少，但是没有说绝对没有。还是有一些人，说话很得体，举止很端庄，说的也都是好听的，颜色也很好看，但是这个人也很不错。这种情况是存在的，孔子并没有绝对化，这是这句话的第一个层次。　　第二个层次就是，为什么这样的人很少有仁呢？我们可以从金庸先生的《射雕英雄传》中看到典型的例子，那就是杨康和郭靖。杨康很会说话，不仅完颜洪烈喜欢他，穆念慈喜欢他，就连总是要教训他的全真教道长也很喜欢他，欧阳锋也被他哄得溜溜转，但是，他却是一个缺乏仁德之心的人，不忠不孝不仁不义。反观郭靖，说话木讷，整天呆呆的样子，放在今天，是个呆萌的好孩子，但是这样的人往往并不招人喜欢，但是郭靖却是侠之大者，大仁大义，襄阳一站，名垂青史——当然是虚构的历史。这只是文学作品的塑造吗？不见得。现实生活中，我们也可以看到，很多人并不怎么爱说话，看起来笨笨的，但是为人很好，很实在；那些话说的很漂亮的人，真到了处事的时候，往往却爱掉链子，为人比较虚，为什么呢？“巧言令色，鲜矣仁”啊！　　前面说过，仁，是有区别的爱。巧言令色的人，看起来对所有的人都很nice，但是这并非仁爱的表达。孔子认为，作为一个社会的人，很难有对所有人平等的爱，因此，也很难总是说好听的话，保持优雅的表情，从这个角度出发推理，在与人交往中总是带着没区别的好表现的人，很少有仁爱之心。这也是为什么在与人交往中，我们更喜欢那些爱憎分明的人，而不是那些没有态度的人。因为如果没有态度，就等于是没有远近亲疏之分，这样的人，在社会交往中如鱼得水，但是往往缺少的是一颗仁爱之心，有时甚至是非常危险的“笑面虎”。孔子的学说作为入世的学说，实际是一本很好的社交指导手册，这本手册指出，仁爱，也就是有区别的爱，是维系社会关系的良好纽带，巧言令色的人，因为缺少态度，可以证明这种言、色，很多情况下并非是反映真实内心的言、色，相对于巧言令色，背后的不真实当然就是“不仁”了。　　最后还要强调，孔子是从社会整体来看这个问题的，很少，并不是没有。我们完全有理由相信，有一些高尚的人，虽然巧言令色，但是同样怀着一颗伟大的、仁德的心。比如特蕾莎修女（Mother Teresa of Calcutta）、圣雄甘地（Mohandas Karamchand Gandhi），等等。　　从这儿，就要引出一个问题，既然“巧言令色，鲜矣仁。”那么，到底要怎样去判断一个人是不是仁呢？孔子其实在后面论述过这个问题，就是“听其言，观其行。”这不禁又让我想起了关于哲学家的一个表述，哲学家并不简单是创造一种学说，更是按照这个学说生活。“巧言令色”很简单，“巧行令动”就很难了。那就让我们用伟大的特蕾莎修女的经典格言来结束这一段对“仁”的讨论吧，因为特蕾莎修女不但阐述了如此伟大的观点，并真正用尽一生实践了它：　　你如果行善事，人们会说你必定是出于自私的隐秘动机，不管怎样，还是要行善事；你今天所做的善事明天就会被人遗忘，不管怎样，还是要做善事；你如果成功，得到的会是假朋友和真敌人，不管怎样，还是要成功；你耗费数年所建设的可能毁于一旦，不管怎样，还是要建设；你坦诚待人却受到了伤害，不管怎样，还是要坦诚待人；心胸最博大最宽容的人，可能会被心胸狭窄的人击倒，不管怎样，还是要志存高远；人们的确需要帮助，但当你真的帮助他们的时候，他们反而可能会攻击你，不管怎样，还是要帮助他人；将你所拥有的最好的东西献给世界，你可能会被反咬一口，不管怎样，还是要把最宝贵的东西献给世界。 Love until it hurts（爱，直到伤害自己）。
　　曾子曰：“吾日三省吾身：为人谋而不忠乎？与朋友交而不信乎？传不习乎？”　　曾子本名曾参，他一定是孔子的好学生，因为孔子前面刚讲了课，曾子就很快报告了学习心得。《论语》开篇第一段话，孔子讲了三层关系，师生关系，朋友关系，和社会的关系。曾子没过几天，就回复了这三层关系，是反着来的，因为孔子的表述是递进，到“人不知而不愠”达到高潮，而曾子的表述是重点放在前面，首先，人是不是忠于自己的事业，这是安身立命之本；其次，和朋友交往是不是讲信用，这是能否享受“有朋自远方来”乐趣的关键，也是为人处世的基础；最后，曾子也回复了孔子“学而时习之，不亦乐乎”的教导，向老师表示：“我每天都自我反省很多次，有没有好好复习您传授的道理呢？！”　　有人认为三省，并不是反省三件事，而是多次反省的意思。如果是反省三件事，应该说“吾日省吾身者三”，这个说法是有道理的。三这个数字很有意思，它和一、二不一样，能够产生很多变化。以前有个传统相声，叫做《歪批三国》，里面有个桥段就是说《三国》之所以叫《三国》，是因为里面的带三的数目字比较多，从“宴桃园豪杰三结义”说到“降孙皓三分归一统”，中间插入“三擒孟获”、“三出祁山”的笑点，当然相声艺术也不是没有由来的，三确实很奇妙。《论语》中就有不少“三”，基本上都可以作为“多”来理解。除了“三省吾身”，还有“三思而后行”，其实不是思考三次，而是思考多次，到了磨磨唧唧的程度了，所以孔子说“再可矣”，思考两次就行了，要那么多次干什么；“三年无改于父之道”，大概也应该是多年的意思，而不是三年过了一天就可以不按照先人的意思来了；“举一反三”，也是反出多个来，并不局限于三个。老子说，“一生二，二生三，三生万物”，这个并非简单的数数游戏，有很深刻的物理原理在里面。科幻小说《三体》中有经典的描述：当宇宙之间只有一个点的时候，宇宙是死寂的，这个点一动不动地悬停在空虚的中央；当有了两个点之后，两个点或者相互吸引靠在一起，继续陷入死寂，或者互相围绕旋转，达到平衡，还是死寂，这样的宇宙很容易描述和理解；而如果引入第三个点，描述宇宙的方程就会忽然变得无限复杂，构建出的偏微分方程甚至很难计算出解析解，这样才产生了如此纷繁复杂的宇宙。我们不知道老子是不是懂得偏微分方程，但至少通过直觉的体验，他发现了三这个奇妙的数字，三就代表多，也是因此而来的。　　回到曾子这个好学生身上，他在孔门弟子中的地位当时并不算高，但是后来却很尊崇，一直被推到“宗圣”的位置，这大概是因为他的天资并不算突出，但是传承孔子的东西很卖力气吧。孔子的学生特点都很分明，前面说过的有子，特点是长得比较像孔子，但是学习成绩一定不如曾子，曾子好学，而且很听老师的话，虽然在一开始不显山露水，远不如子路、颜回他们有特点，可是踏实稳重，也能修成正果，对传承儒家学说做出了很大贡献，成为一派宗师。这样看来，关于“传而习之”这件事，曾子并不仅仅是说好听的话，哄老师高兴，他大概也是这样实践的。
　　拜读。　　
　　围观是一种态度
　　子曰：“道千乘之国，敬事而信，节用而爱人，使民以时。”　　人和人之间最复杂的关系叫做政治，赵普说“半部《论语》治天下”，当然不是指《论语》学一半就可以了，而是说《论语》有一半是讲政治的。现在，孔子就讲出了第一句政治语录，关于如何统御一块不大不小的地方。　　朱熹认为，这句话孔子说了五件事，第一是敬事，第二是信，第三是节用，第四是爱人，第五是使民以时。认为“治国之道，在此五者。”事实上，如果认真理解一下，其实说的还是三件事，第一件事，敬事而信，只有敬事，才有可能有信用。什么叫敬事？就是对所从事的事情要心存敬畏，只有这样，才能取得臣子的信任，敬事而信的反面，就是玩世不恭，就拿春秋时代的事儿举个反面的例子，为了赢得褒姒一笑，周幽王烽火戏诸侯，把国家的大事当做取悦女人的游戏，显然没有任何的尊敬，这就叫不敬事，那么当然也就无法取得诸侯的信任，当真正需要勤王的时候，哪里会有人帮他呢？而商鞅变法的时候，在城门立了个木桩子，许诺谁把这木桩子抬到另一个城门去，就给五十金，这一方面是表达一种诚信，另一方面也是说明对于变法这件事情是很重视的，因为敬事，所以要表现出诚信，商鞅变法虽然失败了，但是做出了政府诚信的表率。历史上，不把社稷当回事儿的皇帝很多，明朝尤其多，比如那个二十多年不上朝的万历，那个爱做木匠活的天启，爱扮演大将军的正德，真是千奇百怪，可见“敬事而信”的态度，在崇尚道教的明朝，已经式微到了什么程度。第二件事，节用而爱人，换做今天的话，就是勤俭节约，反对奢侈浪费，缩减三公经费。统治者所使用的，都是百姓所辛劳创造的，如果能控制用度，就是一种爱护百姓的表现，万里长城、阿房宫、京杭大运河，都是伟大的工程，但是因为用度太大，苛求人民的奉献，最终到导致了王朝的覆灭。在今天看来，节用而爱人是可持续发展的观点，节约这件事情不仅仅有政治意义，而且关系到了子子孙孙的幸福生活，“节用”二字，说起来容易，但是由于人类固有的短视基因，操作起来却是十分困难的，但无论如何，为政者必须要有节约用度，科学发展、可持续发展的观念。第三点，使民以时，用现在的话说就是：安排工作要讲究方式方法。中国古代农业社会，几乎所有的社会劳动都是农民完成的，农民在打仗的时候是士兵，在建筑工程的时候是工人，统治者指派工作是必然的，但是时候和火候很重要，一定要保证农民们可以在完成了自己的耕种活动之后，同时，要轻徭役，只有这样，才能使用好社会劳动力。秦始皇时期横征暴敛，对于劳动力也是非常无度地使用，最终导致了大泽乡的陈胜吴广揭竿而起，就是不能使民以时的恶果。　　从这三点看来，孔子完全是站在统治者的立场考虑问题的，它第一件事讲的是态度问题，第二件事讲的是消费问题，第三件事讲的是生产方法。如果统治者态度端正，取得了信任，又能控制消费，关爱国人，同时做好生产的安排，当然就可以很好地统御国家。　　最后说说这个千乘之国的大小问题，有很多种观点，有说是大国，有说是中等规模的诸侯国。古代四马拉的车叫做乘，按照编制，八百家出一乘，千乘之国，有八十万家，这是相当大的规模了。也有说一部战车要配一百人的部队，那么千乘就是十万人的部队，这在春秋时期相当于中等规模的国家。　　千乘之国的具体规模并不重要，我们已经知道孔子说话是很讲究准确性的，他既然强调了千乘之国，就说明这几条为政原则是针对诸侯国，而非君临天下的，也就是说这只是为政的小技巧，并不是天子之道。在后面我们会看到，虽然道千乘之国，这三条也就可以了，但要成为天下共主，还有更高的要求，那就是礼。
　　子曰：“弟子入则孝，出则弟，谨而信，泛爱众而亲人，学有余力，则以学文。”　　这是孔子招考学生的标准，当时孔子是个大教育家，虽然那时候还没有大学，但是孔子举办的这个学校的规模已经可以赶上一个大学了，这个大学除了孔子这个校长兼教授之外，还有七十二个（实际数量是七十七个）研究生，以及三千本科生。就算孔子是个博导吧，带七十多个研究生也不少了，但是考虑到孔老先生是文学院的，也不用做实验，搞数据，发表SCI论文，加上那个时代师资力量的确匮乏，多带几个学生也是可以理解的，而且这些学生们也互相讨论啊，师兄带师弟啊，自学能力都很强，孔子就是偶尔召集几个大弟子聊聊天，其他时间，都自己呆在家里编写教材，结果聊天的记录变成了《论语》，编写的教材就是《诗》、《书》、《礼》、《易》、《乐》、《春秋》。如此看来，《论语》还是一本难得的课堂笔记，无怪乎后世无数儒家的门人，就拿着这本书反复研读，而我的目的，是带着大家回到孔子面授机宜的现场，只有还原了现场，才能搞清楚当时的教育方式是多么的人性化，当时的招生标准是多么合理。　　这句话的情景是这样的，有一天，一个管事的大弟子来问孔子：“老师啊，我们现在学校开得这么大，很多家长都想把孩子送到我们这里来读书啊，都好几千学生了，学生的底子参差不齐，带教起来很困难，食堂每天排队要排半个小时，宿舍一个房间住八个人都不够用，连校服都断货了，就这样还有好多人要来读书，咱可不能啥样的都要了，请问校长，我们招生的标准是什么？”　　孔子略一沉思，说：“我们招学生，主要看品行。如果这个人在家很孝顺，也恭敬兄长，做事谨慎又讲究信用，对他人都很好，而且接近仁的标准，能做到这些，想学点儿东西的话，就让他来我们的学校学习吧！”　　学习的是什么呢？也就是所谓的“文”是什么呢？其实就是孔子整理出来的古代文献：《诗》、《书》、《礼》、《易》、《乐》、《春秋》。　　孔子对于学生的唯一要求，就是品行好，有教无类，他相信所有的人都能够成才，但是品行不好的人成才，是一种灾难。汉代的察举制度，就是将孔子的招生思想引入了选官体系。这种“德行为先”的标准，从此渗透到了我们国家的选人用人体制中来，在读书的时候，被要求做“德智体美劳”全面发展的学生，在当公务员的时候，被要求按照“德能勤绩廉”的标准进行考评，无论什么时候，“德”字都排在第一位，这已经是深入人心的观点了，也没有人意识到，是孔子立下的这个招生标准，潜移默化地影响了后来的人们，才让“德”这件事有了如此重要的地位。　　也许有人认为，选人用人要以德为先是自然而然的事情，任何时代任何人都会这样做的，并非孔子的宣教所致。那么可以看看曹操这个例子，曹操是一个非常有水平的军事家、文学家，甚至也是战略家。但是后人对于曹操的评价，总是赶不上那个看起来没啥能耐的刘备，其中的原因，一方面是《三国演义》认为刘备是正统，曹操是篡逆，另一方面，就是认为曹操的德行有问题，而曹操的德行问题首先表现在“宁可我负天下人，不可天下人负我”，枭雄般的外露自私。除此之外，曹操“唯才是举”的选人用人政策，虽然在当时取得了很好的效果，但是偏离了儒教的传统观念，也在一定程度上影响了曹操的形象。曹操认为：哪怕“负污辱之名，见笑之行，或不仁不孝而有治国用兵之术”的人才，也要“各举所知，勿有所遗”，这和孔子招生的标准，简直完全背道而驰。要注意，孔子可不是简简单单的招生啊，孔子当时的大学，实际上也是一所公务员的培训基地，很多学生都在各个诸侯国任职，就好比我们当年大学生一毕业就是国家干部的身份了（现在也是这个身份，只是工作要自己去找了），孔子的招生，实际上也是为国选才。　　历史往往很有辩证意味，孔子注重品德的招生标准，并没有在当时带给孔子什么好处，他四处漂泊，不得志仿佛丧家之犬，但是留下了千载美名。曹操唯才是举的选人政策，让他成为一代枭雄，建立魏武大业，但是留下了千载骂名。读史至此，掩卷深思，儒家的宗教性之来源似乎可见一斑了，我们说中国三大宗教，儒释道，佛教和道教都很好理解，但是儒家怎么能够称为“教”呢？大概就是因为学习儒学，并不能给人带来现实的“利益”吧？没有现实利益的学说，大都是有宗教性的。所以求佛保佑现世，简直是让佛很难做，这根本不是他的本职业务嘛。因此，即使没有偶像崇拜，没有来世天堂预期，儒家最终还是有一点宗教的气质，儒教传人所学所做之事，并非为了当下利，而是为了天下利，并非博得现世名，而是博得万世名。在这个精神的鼓舞之下，中国无数知识分子，从文天祥到方孝孺，从岳鹏举到谭嗣同，前赴后继地用生命殉葬理想，终于将儒家变成了最为独特的一门宗教，这宗教的理想并不是将人类带上天堂，而是希望将人间变成天堂。
　　好文，先顶一下。楼主继续。
　　子夏曰：“贤贤易色，事父母能竭其力，事君能致其身，与朋友交言而有信，虽曰未学，吾必谓之学矣。”　　子夏名字叫卜商，子夏是他的字，所以也可以叫他卜子夏，他是孔子的十个博士生之一，学问不错，曾子前两天交了作业，子夏也很认真，对于与人交往的原则上，也上交了自己的学习心得。　　《论语》各节有巧妙的内在联系，上一节孔子抛出了招生标准，这一节，子夏谈了自己的看法。他说老师啊，你的招生标准确实很好，但是我觉得一个人如果贤贤易色，能竭尽全力孝敬父母，能够献身工作，和朋友交往言而有信，就算他没有上过我们这个大学，我认为他算是上过大学了。　　“贤贤易色”这四个字我没有翻译，因为这是《论语》读到这里的第一个难点。前面六节，词句都很好理解，并无太多的争议，到了这第七节，其他词句都好理解。唯有这四个字在历史上各家注解差异较大，下面不妨从今至古复习一下前人是怎么解释这四个字的。　　当代学者李零在《丧家狗》一书中认为：“贤贤易色”就是孔子两次提到的“好德如好色”。它的意思是，要像“好色”一样“好德”。这是一种用孔子解释孔子的说法，优点在于，肯定不会偏离孔子的本意，不过这句话是子夏说的，不知道子夏是不是同意用自己老师的观点解释自己的看法。　　当代著名学者李泽厚在他的《论语今读》中认为：“贤贤易色”可以翻译成“重视德行替代重视容貌”，同时他还在注释中说明应译为“爱好德行如同爱好容貌”，在记中说“易”亦有解作平易和悦者，即和颜悦色。虽然给出了自己的翻译，但是同时列出了其他几种可能性，可见李先生的治学态度比较严谨，也说明这四个字其实是没有一个准确、公认的翻译的。　　近代著名学者钱穆在其《论语新解》中将“贤贤易色”翻译为“好人之贤德胜过其好色之心”，同时也提到有人认为此四字专指夫妇一伦言，谓为夫者能敬妻之贤德而略其色貌。　　现代著名国学大师南怀瑾先生在《论语别裁》中认为，“贤贤易色”意思是：我们看到一个人，学问好，修养好，本事很大，的确很行，看到他就肃然起敬，态度也自然随之转。南先生把易当做“改变”来讲，认为这句话讲的是一个人对贤人的态度。虽然解释得通这四个字，但是和后文连贯性不强。　　现代著名学者杨伯峻在《论语译注》一书中翻译“贤贤易色”，“对妻子，重品德，不重容貌。”但是在注释中，也提到了，这四个字有其他翻译，不过杨先生表明了自己的态度，赞成这句话讲的是夫妻关系。　　著名语言文字学家杨树达在《论语疏证》一书中，对于“贤贤易色”只加了两条疏证，即子罕篇和卫灵公篇中那两句“吾未见好德如好色者也”，意思不言自明，也是用《论语》证《论语》，用孔子的话解释子夏的话。　　清朝刘宝楠撰写的《论语正义》是学习《论语》很好的参考书，因为这本书成书于经学繁荣的最后一个时代，是对以前《论语》研究的一个阶段性总结，中华书局出过一套“十三经清人注疏”，为研究经学提供了很好的素材。对于“贤贤易色”，《论语正义》整理了很多前人的观点。（1）周官太宰证注云：“贤，有善行也。”“贤贤”者，谓于人之贤者贤之，犹言亲亲、长长也。（2）宋氏翔凤朴学齐札记：“三代之学，皆明人伦。贤贤易色，明夫妇之伦也。毛诗序云：‘周南、召南，正始之道，王化之基，是以关雎乐得淑女以配君子，忧在进贤，不淫其色，哀窈窕，思贤才，而无伤善之心焉。是关雎之义也。’此贤贤易色，指夫妇之切证。”（3）陈氏祖范经咫、管氏同四书纪闻略同。（4）今案：夫妇为人伦之始，故此文叙于事父母、事君之前。（5）汉书李寻传引此文，颜师古注：“易色，轻略于色，不贵之也。”（6）公羊文十二年传：“俾君子易怠。”何休注：“易怠，犹轻惰也。”是易有轻略之义。（7）广雅释言：“易，如也。”王氏念孙疏证引之云：“论语‘贤贤易色’，‘易’者，如也。犹言好德如好色者也。”　　宋代大儒朱熹在《四书章句集注》中认为：贤人之贤，而易其好色之心，好善有诚也。朱熹对于四书的解读有禁锢思想之嫌，但是毕竟也是最重要的注本之一。　　总结一下，前人一共四个观点。一认为贤贤易色就是好德如好色。二认为贤贤易色讲的是夫妻关系，对妻子注重品德不注重色貌。这两个观点，认为色是女色的意思。三是认为贤贤易色是指见到贤人肃然起敬。四是认为易色也有和颜悦色的意思，贤贤是什么意思并没说。这两个观点，认为色是脸色，态度的意思。　　那么我的观点是什么呢？首先，前人的四种观点都是有一定道理的。文字这个东西，一个人有一个人的理解，谁也没办法把子夏再叫过来，问问他说的到底是什么意思，只能通过前后文、通过历史背景、通过同时期的文献来交叉印证。流传下来的这四种观点，除了后两种，“脸色”之说比较创新之外，把“色”当做是“容貌”是主流观点。按照这样理解，不管这个“色”是指妻子的容貌，还是泛指美色，都是道德上正确的，但是前后文的逻辑上并不那么顺，后面三句话，讲的是和父母、上级、朋友，交往时候的规范，是讲人际关系的，对父母，要竭尽全力地服侍，南怀瑾先生还特意引用了一句古文，“百善孝为先，原心不原迹，原迹贫门无孝子”，来解释这句话，就是说只要用尽全力就可以了。这是一个行为上的准则。对上级，对于自己的工作和事业，要全身心地投入，致其身，就是把整个身心都投入进去，要有铁人王进喜的劲头，这也是一个行为上的准则。对朋友，要言而有信，不能放朋友鸽子，不能夸夸其谈，办事儿就露怯，这也是一个行为准则。按照这个逻辑，第一句话，也应该是一个行为准则，但是像好色一样爱好德行，或者爱好德行不爱好女色，这并不是一个行为准则，而是一个道德标准，因此，在逻辑上是不太说得通的。　　那么第二种观点，把“色”看做脸色，是不是就好一些了呢。南怀瑾认为，这句话的意思是看见贤人就肃然起敬，翻脸比翻书都快，这不是孔老夫子的作风。我比较赞成“易色”是和颜悦色的这个观点，但也不准确，前面孔子对“巧言令色”颇有微词，“令色”就是做出来的颜色，子夏一看老师不喜欢“令色”，赶紧表示，“易色”，也就是简单的，不加修饰的颜色，是有学问的人应该具备的颜色。“易色”是一种行为准则，这样一来和后面就有逻辑联系了。而“贤贤”应该是个形容词，表示做事很节省，很会过日子的意思，这也是贤字的本意，就是能很好地驾驭金钱。　　这句话应该写作“贤贤，易色”，实际是两句话。　　翻译起来是这样的：一个人，如果很会过日子，不装，竭尽全力孝敬父母，对工作全身心投入，对朋友言而有信，虽然没念过大学，我也认为他是很有学问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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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子曰：“君子不重则不威，学则不固，主忠信，无友不如己者，过则勿惮改。”　　孔子也不是总那么有逻辑的，这一段话说的颠三倒四。首先他说君子要是不自重，或者说不稳重，就没有威严，学的东西就不够牢固，然后又说要以忠信为主，又说每个人都有自己的长处，然后又说有错就要敢于改正。每句话倒都是不错，但是放到一起缺乏一个连贯的逻辑关系。这五句话，分别说了仪态、学习、忠信、交友、改过，每一句都是孔子的思想，孔子的思想肯定有一个内在的线索，所以，任何两句话放到一起，都能找到相关点，但是这五句话，除了都像是孔子说的以外，完全看不出什么关联嘛，东一句西一句，让后世儒学觉得好奇妙啊！　　我估计，只有两种可能。一是我们都理解错了，古文学的还不到家，断句有问题，对一些字句的理解还不准确。第二种可能是，孔子那天喝多了，说起话来颠三倒四，天马行空，想到哪儿说到哪儿。　　我们知道孔子那个时代是没有标点符号的，汉代之后才有了句读，所以，对于古人的断句，我们要猜。前面这种通用的断句，得到的是一系列凌乱的、思想正确的语言。其实我们还可以尝试其他断句——当然，纯属娱乐。　　子曰：“君子不重，则不威学，则不固主，忠信无，友不如，己者过，则勿惮改。”　　如果一个人不自重，就不能展示学问，也不能有稳定的工作，忠信二字更是谈不上，朋友都没有了，这是自己的过错，千万不要惧怕改正啊！　　这样，逻辑就理顺多了，虽然有些牵强附会，语法也不严谨，但好歹也没偏离孔子的意思吧！　　不过还是让我们回到经典的断句方式中来，这毕竟是几千年来大家公认的，如果逻辑关系搞不清楚，我们就一句句理解，同时考虑一下孔子当时的状态，也能说得通。首先“君子不重”的“重”，应该是自重，而不是整天拉拉个脸显得很沉重，以后我们就会慢慢知道，孔子是个很随性的人，要不也不至于喝多。虽然他自己说饮酒要以不醉为限度，但是这一段话已经暴露了他酒后教学的事迹了嘛！不过从君子不重，到学则不固，还算是一个比较自然的过渡，这个时候，孔子还只是微醺。　　“主忠信”这三个字插入的很突兀，前面讲的是要自重才有威严，学习才稳固，忽然转到了忠信二字，此时是孔子干了从清醒到迷糊的最关键的一杯，因为他忽然转移了话题，对学生们说，“你们要记住，忠信二字是很重要的啊！”（潜台词：喝酒不带灌领导的，那叫不忠；喝酒不准耍赖，那叫不信。）　　学生们赶紧拿出小本记下来，忠，信，冒号。等着老师继续教诲。谁知道孔子忽然又扔出一句不找边际的话。　　“无友不如己者！”　　很多人都纠结这个“无友不如己者”，到底是翻译成“不要交不如自己的朋友”，还是“没有哪个朋友是不如自己的”呢？经常听到家长教育孩子，“不要和坏孩子玩！”，大概他们就是按第一种翻译理解的。但是孔子更可能的意思是第二种，是很谦虚的说法，就是说，每个人都有自己的长处，不要觉得自己的朋友不如自己，他们的身上一定有值得你学习的地方，“三人行，必有吾师”，这种理解方式是和孔子思想一脉相承的。而那些不要和坏孩子玩的想法，首先就把天真无邪的孩子划分成了三六九等，虽然出自于保护孩子的心理，但是至少在教育学上，是不妥的。　　当然啦，孔子也只有喝多了的时候，才能说出这么摸棱两可的话来。　　回想一下当时孔子对酒当歌的情形，不知道他老人家是又想起他的哪位旧友，忽然发出如此感叹。学生们见状，纷纷合上笔记，默默举起酒杯，由孔子最钟爱的大弟子颜回提议：　　“来，老师，再干一杯！”　　孔子乜斜着醉眼，看了看他这帮不成器还爱起哄，搓火扬沙子，看热闹不怕乱子大的学生，一饮而尽，说出了醉倒前的最后一句格言：“有错你们就要改啊！”　　子路，子夏，子有，子贡，各种子，赶紧扶着孔老夫子，连声称是：　　“我们改，我们改，老师，你赶紧回屋歇着吧……”
　　曾子曰：“慎终追远，民德归厚矣。”　　说文解字说：“慎，谨也。”又说：“未有不诚而能谨者。”“慎”从心，真声。所以说“慎”就是真心、谨慎对待的意思，真心对待什么呢？真心对待的是生命的终结。这句话是曾子对于死亡的态度，也代表了儒学的宗教观点。我们知道，一个宗教，逃不开的一个问题就是生死观，任何宗教都必须对生命的由来、去向做出回答。唯有如此，才有可能安慰人的心灵。在其他宗教中，有的把死后的世界分为天堂地狱，有的讲究生生世世，六道轮回，有的宗教的重要教义就是给予信徒往生的幸福。而儒教对于死亡这一件事情的态度是：要真心的、谨慎对待。　　前面已经说过，儒学是入世的，它对人和人之间的关系很重视，但并不太在意那些形而上的东西，它只关注现实存在的，对于常识所不能及的领域，是回避的。但是死亡这件事情，和人与人的关系有着密切联系，是每个人都必须经历的过程，对于死亡的态度，也代表了一个人对于生活的态度，所以，不得不谈。　　那什么样的态度才是儒学认为正确的生死观呢？儒学以仁为核心，具有朴素的人本思想，表现出对于生命的有差别的尊重，所以，对于死亡这件事情，儒学的态度是：要珍惜生命，同时对不可避免的生命终结，要给予充分的尊重和谨慎的对待。谨慎对待，并不是贪生怕死。司马迁说：“人固有一死，或轻如鸿毛，或重于泰山。”谨慎对待生命，就是要让生命具有意义，让不可避免的死亡也充满意义。所以儒家还有一句话，叫做“君子不立危墙之下”，也是“慎终”的意思。　　谨慎对待很容易吗？有人认为生命如此珍贵，怎么会有人不慎重对待呢？实际并非如此，其实在我们的周边，有很多对于生命非常不当回事的人，不仅是别人的，也包括自己己的。比如酒后驾车，比如各种不健康的生活方式，比如各种冲动犯罪，所以说，做到“慎终”其实并非易事，在这个世界上，有很多的无常是我们无法左右的，但是至少每个人，都应该对于生命有充分的尊重，这才是儒家的“仁”道。　　经过道学修饰过的儒学则认为“慎终”是在说孝的问题，而非宗教性的观点。比较普遍的看法则认为“终”指的是丧事，“慎终”就是要真诚地对待父母的丧葬事宜，认为事死如同事生，而事生有时候还有利益牵扯，事死则是真诚的孝。没想到的是，到了现代，有些人走了另一个极端，在老人生前并不尽心侍奉，丧事却大操大办，孔子若是知道了，估计在地下也要气得翻过身来。　　“追远”，是儒学宗教性的又一个特点。一般认为，中国传统文化是多神论的，但实际上，中国人有一个几乎整个民族都信仰的神，那就是自己的祖宗。“追远”就是一种宗教仪式，让祖辈智慧、业绩和美德的光辉护佑现世的人们。《左传》有云：“太上有立德，其次有立功，其次有立言。虽久不废，此之谓不朽。”虽然儒教教义中没有来世，但是，通过立言、立功、最重要的是立德，仍然可以达到不朽的境界，“追远”，追的就是这些前人的学说、功绩、以及高尚的道德情操。“慎终”是对死亡的态度，“追远”是的祖先的信仰，这四个字基本可以概括儒教的教义。　　“民德归厚”说明了宗教的道德作用，有人认为，中国没有强势的宗教力量，所以道德水平上不去，这是不对的。我们的儒教可以起到这个厚德的作用，对于死亡的谨慎让我们珍爱生命，充满人性关怀，对于祖先的崇拜让我们见贤思齐，充满使命感，这对于塑造崇高的道德作用不可小觑。两千多年来，儒教的基因渗入每个中国人的血脉，儒教所宣扬的道德思想起到了宗教般的作用，让每个中国人充满一种文化的认同感。　　在《论语》中，还有很多涉及到生死的段落，大都是祭祀、居丧的行为规范，但都没有偏离曾子的“慎终追远”着四个字的总纲，态度要真心，追忆要绵长，面对唯有一次的生命，怎样度过才最有意义？儒家的先贤似乎这样告诉我们：仁德传千古，真心待此生。
　　子禽问于子贡曰：“夫子至于是邦也，必闻其政，求之与？抑与之与？”子贡曰：“夫子温、良、恭、俭、让以得之。夫子之求之也，其诸异乎人之求之与？”　　这是俩学生在老师背后嚼舌头，议论老师，这不是啥好行为，所以，我们先看看这两个学生都是什么来头。发问的这个子禽，名字叫陈亢，他最大的特点就是勤学好问，好问，也许是因为他年纪小，十八岁就跟孔子学习了，陈亢比孔子小了四十三岁，所以他入学的时候，孔子已经六十一了，可以说是爷爷辈和孙子辈的关系，因此，他的一些问题很天真，甚至有些不那么尊敬，小孩子嘛，大家也都不以为杵。当然，还有另一种说法说子禽并非孔子的学生，只是一个好奇而骄傲的年轻人，因此他可以理直气壮地质疑孔子。不过就因为他对老师不太尊敬就开除他的学籍似乎不妥，这里暂时认为他是孔子的一个学生。子贡叫端木赐，这个端木是个复姓，所以他也可以叫做端木子贡，他比陈子禽大十二岁，利口巧辞，善于雄辩，大概是和陈子禽一样聪明伶俐的一个师兄，俩人脾气比较合得来，所以能够一起在背后议论议论这个他们称作老师的老头子。　　可以想象这样一个场景，两个年轻人在一起聊天，陈子禽忽然来了这么一句：“我说端木大哥，你看咱们这个师傅，不管到了哪个国家，都要去打听人家的政事，你说他这是想求点儿什么呢？还是想给人家点儿什么呢？这么说吧，咱们老师是为了求功名，还是真的要帮助别人呢？”　　其实这个提问已经是相当的不敬了，若放在封建的年代，那些孔老夫子的卫士们一定会板起脸来教训这个十八岁的小孩子，“怎么可以怀疑夫子的动机呢？”　　但是在当时，孔子还只不过就是个教书先生而已，他的地位远没有那么崇高，对他的质疑几乎是随处可见的，纵然是他的弟子，也难免怀疑孔子宣扬这一套，并不是为了世界的美好，只是为了个人的名利。　　端木子贡在孔子身边已经呆了一段时间了，他对孔子还是比较了解的，不光是了解他的学说，也了解他的为人，所以，他回答陈子亢：　　“小陈啊，咱们的老师所得到的，都是通过温、良、恭、俭、让而得到的，所以，就算他是想要求点儿什么，他和别人所求的也是有区别的。”　　“温良恭俭让”这五个字，很多人都知道是儒家的精神，但是哪方面的精神呢？是哪方面的行为准则呢？子贡认为，这是儒家获得利益的态度和方法。　　一般的道德说教，都很无私，似乎有道德的人可以无限地奉献，丝毫都不索取。但这是不可能的。在现实世界中，我们总要有所求，我们都不可能只付出，不索取。问题是，应该如何索取呢？　　在当前这个重商的社会，获取利益成了你死我活的战争，似乎每个人都必须要具备狼性，才能生存下去，人和人之间如此，国家和国家之间也是如此。如果你希望通过温良恭俭让来得到什么，那只会被人当做笑柄。其实人类的整个历史上，大都是如此，强凌弱，众暴寡，人类似乎在物种之间的生存竞争中脱颖而出之后，把生存竞争的目标转移到了同类，于是，大部分人都拼命地攫取，并有着非常有说服力的理由——生存。　　孔子早就看到了这个图景，如果他也按照丛林法则来生存，那么，他或许可以在春秋那个乱世取得更多，但是，他考虑到，为了利益而生存是动物性的，而人必须有与动物不同的一面。为了教化苍生，使人脱离动物性，他提出获取的五条法则，一是要温和，不能急切，不要做梦想一日暴富的投机者；二要善良，不能为了利益丧了良心，不要做那些问题食品的制造者；三要谦恭，不能认为这些是自己理所应得的，不要做那些炫富者；四要俭朴，不能奢靡，不要挥霍浪费；五要谦让，不能争夺，不要为了赚钱不择手段。　　孔门弟子一句话，就成了后世的法则。我们看到，但凡取得大成就的，都是温良恭俭让的，或许有人说他们这是虚伪，但这确实让人类看起来多了些温文尔雅。就拿“让”字来说，曹操加九锡，晋魏王的是火，都要假惺惺地”三让而受之“，模仿那些古代有贤德的国王，连曹操这样一个无所顾忌的奸雄都能假模假式地“让”一下，我们面对利益怎么就不能让一下呢。可是现实中，别说利益了，就连开车的时候，都没有人愿意让一下，这抢一下的本能，大概是出自强大的生存竞争，但同时也表现出了生活的窘迫。　　“俭”在重商的社会中更是难行其道，因为“俭”就意味着减少消费，减少消费就意味着无利可图，一面是海天盛筵游艇红酒，一面是号召社会艰苦朴素，确实是有一种分裂的感觉。所以，“俭”这个字，也显得有些虚伪了。不过仍然是有意义的，当奢华到了一定程度，环境保护、珍惜资源等等流派就开始喧嚣起来了，有钱人纵然是消费着大量的碳排放量，同时又一定要做出献身环保的姿态，这样，消费起来才底气更足。　　“恭”是比较容易做到的，赚钱不要紧，只不过是要你低调一点，这个对于大部分靠辛勤劳动所得致富的人来说，并不难，难的是那些一夜暴富的人，对于忽然到来的巨大财富，难免有些控制不住激动的情绪，以为自己是天下最幸运的人，于是尾巴就翘了起来，炫富，霸道，无所顾忌，往往得到的也会很快失去。　　“良”是良心。靠良心赚钱，是所有大企业的口号，但是有时候也是某些大企业的遮羞布，为了表现出业界的良心，企业一般都热心社会公益事业，但是企业和人一样，不管外表多么光鲜，一旦昧着良心做的事情曝光了，都是身败名裂，悔之晚矣。　　“温”这个字听着容易，做起来难。人生苦短，竞争激烈，无论是名是利，不抢就没了！其实这是个错觉。其实社会上的名利俯拾皆是，问题在于你是不是真的为社会做出了贡献。可以这样说，在这个世界上，大部分人获得的都比付出的多，因为我们是躺在过往的人类为我们积累的巨大物质财富和精神财富之上了，如果脱离了这个基础，每个人无论付出多大的努力，都不可能得到现在的享受，想到这一点，是否能够对名利少了一点急切，对于社会，希望多奉献一些呢？　　当然，温良恭俭让四个字，最好还是让成功的人来说，让那些根本得不到的人来讲，难免有精神胜利之嫌疑，或者有虚伪之弊。这就回到陈亢对孔子的怀疑上了，孔子整天这么热心地到处宣教，到底是为了什么呢？因为孔子终于在有生之年没有成功辅助君王，所以，陈亢也就没有办法了解端木赐所讲是否真实。不过，孔子通过一生的善行和对后世的影响证明了自己的功绩，让人又对“温良恭俭让”五个字拾起了信心，但我觉得，这五个字，更多的应该去对富裕的人讲，而非对贫苦的人去讲，当一个人饭都吃不饱的时候，你让他温良恭俭让，实在有些矫情。　　取得，也是一种智慧，如何取得自己在这个世界上应得的那一部分财富，如何学会把这个世界有限的资源分给别人一点，让给别人一点，这不但是智慧，更是品德。如果我们对于物质利益，对于功名利禄还不能做到“温良恭俭让”的话，至少在开车的时候、在邻里之间，在工作之中，时时想到这五个字，那么这个社会，将会有更美好的蓝天。
　　子曰：“父在，观其志，父没，观其行，三年无改于父之道，可谓孝矣。”　　儒家的文化讲究个传承二字，是保守的文化。保守就是认为过去的，比将来的要好；认为传承比创新更重要。因此，关于孝的第一个定义，就放在在传承上面。　　在创新驱动的现代社会，保守并不是一个褒义词，但是一个孩子能够传承父亲的道，这在教育并不发达的农业社会具有很重要的意义。“子承父业”意味着技术的传承，而“忠孝传家久、诗书济世长”意味着文化和道德的传承，这些在中国传统文化看来都是善的，都是好的。什么是好的？有利于种群延续的就是好的，无论是忠还是孝，最终目的都是为了延续，而传承正是延续过程中必须做的，所以，只有那些在先辈逝去之后多年，依然践行先辈理想的人，才是孝。　　如果将孝推而广之，可以代表人类社会中一切前辈和后辈之间的关系。作为一个企业，要选好接班人；作为一个王朝，要选好太子，所为都是为了传承上一代的“道”，因此，只要是等级社会，必然要用到儒家的学问，儒家的学问中有一些粘合剂，能够将先辈的理想和后人的行动紧紧地粘合在一起，为了一个不那么明确的目标而踯躅前行。罗素有一篇谈到死亡的文章中提到，他宁愿在工作中死去，看到他的事业有人接着干下去，他也就满足了。可见，当不可避免的死亡来临的时候，自己的事业或者理想能够得到传承，对于逝者是一种莫大的安慰，因此，“三年无改于父之道”正是孝的重要表现。这里插一句，如前面论述过的，“三”并非明确的数字，而是“多”的意思。　　在后面的章节里，孔子及其门人对于“孝”的概念还有很多论述，但是似乎都没有则个概念基本，因为这个概念并不仅仅是孝的表现，也阐明了孝的目的。　　所以说，孝并不仅仅是长辈生前的事情，更是如何继承父道的事情，历史长河漫漫，每个人的生命都很短暂，但是并非没有办法把自己的生命无限地延续下去，如果世世代代都传承了伟大的思想，多彩的文化，有用的技术，光辉的品格，那么这样的民族将是永生的。　　相对于打倒一切旧事物的激进派来说，保守具有重要的文化价值。南怀瑾老先生在《论语别裁》中曾经说过。“文学革命，我没有资格讲，你们也没有资格讲。为什么呢？如果古文、四六体、作诗、填词，都能露一手，然后发现这种文学有毛病，这才有资格谈革命。现在你们连“命”都还没有，还“革”个什么呢？你们还有文学革命的资格吗？”创新，必然是在旧理论的基础上开展的，所以，第一重要的是传承，然后才能“苟日新，又日新，日日新”，如果没有了传承，那不就成了无本之木，无源之水了吗？国家民族有文化，家庭族群也有文化，如果把一个文化的根本都抛弃了，对于一个家庭，那叫不孝，对于一个民族，那就是千古罪人了。　　所以，孔子把最重要的孝这件事的根本设定为传承，而非供养，其实这是求本之道，如果一个人真的想传承父辈的思想、技术、文化、品质，那么，他是断断不会不好好赡养老人的，因为只有心到了，行动才能到，而如果只是用行动的规范去约束他，最后就变成了一种任务，一种负担，那样的孝，是不真实的。
　　有子曰：“礼之用，和为贵，先王之道，斯为美。小大由之，有所不行。知和而和，不以礼节之，亦不可行也。　　首先搞清楚，这句话古往今来翻译的版本很多，理解的角度不同。我们从直觉理解一下，就会觉得似懂非懂，不是那么简单直白。这就是时间把古人和我们隔开了，再加上我以前说过的，汉语言句读出现比较晚，标点符号就更晚，所以，很多句子，可以用各种不同的断句来解读，意思不太一样，逻辑和道理上有的都能说得通，这种情况下我们就很难理解古人的原意是什么了。不过这并不重要，因为，学问最美妙的所在就是佛教所说的“如人饮水，冷暖自知”，一千个人读出一千个哈姆雷特来，都似有所得，这才是最佳的文字。　　翻译的版本较多，一一列举很麻烦，但是大体普遍被接受的翻译版本意思都差不多，我就选一个李泽厚先生的翻译：　　“礼的作用，以恰到好处为珍贵。前代圣王的规矩，这样算美；不管大小事情都如此。也有行不通的时候，即如果为恰当而恰当，不用礼来规范衡量，那也是行不通的。”　　这种翻译，大体意思是没问题，基本的断句也是可以接受的，但是有一个小问题，就是“小大由之”这四个字。翻译出来是“不管大小事情都如此”，第一意思不准确，“由之”，并非是按照这个规范做的意思；第二，真大不管大小事都按照礼的要求去做，未免迂腐繁琐，不符合我们目前认为的儒家那种豪放风格，倒是从了宋明理学的路子；第三也是最重要的，如果按照这个意思翻译，这句话是一句废话。现代人可能爱说废话，惜字如金的春秋战国时期，不说废话，不会说了一个观点之后，还要加上，“不管大事小事都照此办理”这样的废话。　　说到这里，就知道了，“小大由之”是关键的所在，小时候我用过一种毛笔，品牌名字就是“小大由之”，给我留下很深的印象，毛笔大概是写小楷大楷都可以吧，而《论语》中的“小大由之”是怎么回事呢？　　接下来，是我的观点。　　这句话，断句虽然对了。但是分段不对。这句突如其来的“小大由之”其实应该和它后面那句“有所不行”划为一段。这一段的前后各是一段，这是三段话组成的句子。句子结构先放在这里，接下来，看看这段话的真正内涵。　　有子说的这句话是相当拗口的。《论语》读到这里，开始有点儿难度了，因为它开始玩哲学概念了。我们知道中国哲学有体、用之分，只要知道了体用的关系，理解起来就简单了。关于体和用，我们最熟悉的一句话就是“中学为体，西学为用”，这是西方思想和科学刚刚进入中国那段时间，中国一些保守的学者的观点，认为我们可以把西方的东西拿来用，但是一定要坚持中国传统思想作为主体。所以体就是根本的，就是内在的核，用，就是功用，就是外化的行为和表象。礼是核，仁义礼智信都是核，那么礼的外化，就是和。“礼之用，和为贵”，就是这个意思。　　礼是体，礼这个体的功用是和，就是说礼能够带来和谐，为什么说礼能带来和谐，我们还要理解什么是和。解释“和”最好的一句话，就是《论语》中的另外一句：“君子和而不同，小人同而不和”，君子和谐，小人搞一般高，搞同流合污，所以看起来很同，但却不和。为什么君子不同呢？因为君子讲究礼节，而所谓礼节，就是建立在差别的基础上的，就是因为有了长幼次序，有了尊卑上下，所以才有礼，只有承认这种差别，才能和谐，而小人不讲究这一套，在哪里都乱来，看似很“同”，但是很无礼，也就是不和谐的因素。　　理解了这句话，大概就能理解，“礼”这个体，为什么外化出来的是“和”了。和谐是最美的，所以，“先王之道，斯为美”。第一段讲解完毕。　　书读百遍，其义自现。因为我不认可通用的翻译，所以我认真读了这段话不下一百遍，最终觉得“小大由之”这四个字，强调前面这件事，不如放在后面，与下一句结合起来，“小大由之，有所不行”可以翻译成“小事大事都听之任之，（不去考虑和谐的问题），这是不行的。”　　这样才能和下面的句子联系起来，接下来“知和而和，不以礼节之，亦不可行也”的意思是：只是为了和谐而和谐，（搞一团和气），而不用礼数去约束，也是不行的。　　这样一来，三段话层次清晰了。　　第一段是总纲：礼是体，和是用。礼可以产生和谐。　　第二段、第三段是实际操作的规范。　　首先，第二段提出：不考虑和谐是不行的。　　然后第三段又指出另一种情况：考虑了和谐这个问题，但却是为了和而和，不是用礼这个体来节制来产生和这个用，也是不行的。（因为礼是体，和只是用，如果只为了和而和，不用礼节制，大概就会变成“同而不和”的小人了。）　　自从2008年奥运会突出了“和”这个字以来，我们已经努力建立了好多年和谐社会，但是千万不要为了和谐而和谐，只有用“礼”节制，才能达到真正的和谐，才是孔子赞颂的先王们最美的道啊！　　在论语中有很多直白的句子，也有很多优美的句子，但是只有这种意思不那么确定的句子最让我喜欢，因为，它就仿佛一件优美的玉器，可以反复把玩，越发温润。
　　其实中国压根就没有什么好的文化，古代主流文化，不就是一些洗脑文化吗？放到古代社会，它也没用任何先进意义，更不用说在当代了，用今天的价值观衡量，孔儒文化是彻底的反动文化，与先进文化根本不搭边。3000多年前，两河流域出现阿基米德定律，出现天文学，数学，哲学的时候，中国还在使用甲骨和竹子记载文字，直到孔子时代，中国的古汉语还没用完全成熟，语法混乱，狗屁不通，常常使人不知所指。就这些被近代启蒙运动称之为“蒙昧文化”的垃圾，也被一些学者称为“国粹”，让中国人花毕生的精力去研究这些腐臭文化，中国人的文化觉醒，正是因为西方文化的新鲜空气让中国人觉得轻松了一下，封建卫道士们就坐不住了，他们恨不得把窗户全部关死，让中国人重新回到臭气中来，什么周易八卦，气功神拳，泥胎偶像，牛鬼蛇神，孔孟之道粉墨登场，如果继续让这些文化恶棍为所欲为，中国势必会被世界文明所抛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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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有子曰：“信近於义，言可复也。恭近於礼，远耻辱也。因不失其亲，亦可宗也。”　　这又是一句后世解释基本都陷入谬误的句子。还是和以前一样，我们先看看现在普遍的翻译是什么样的。　　杨伯峻《论语译注》的译文是这样的：“所守的约信符合义，说的话就能兑现。态度容貌的庄矜合于礼，就不致遭受侮辱。依靠关系深的人，也就可靠了。”　　对于上面这种翻译，我是完全不赞成的，这只是一种似是而非的译法，整个句子没啥错，但基本可以认定不是有子的本意。对于这一句，我想下面两个解释，一种是我个人的，一种是根据朱熹的《四书章句集注》解释的，都比上面这种解释要贴切得多。　　看到有子说的这句话，首先我有一个小疑问，信和义，都是儒家的五常（仁义礼智信）之一，它俩怎么会有了比较，有了程度之分？要解释这个问题，就要知道五常是什么时候才形成的，在孔子那时候并没有五常的概念，孔子，只是讲“仁义礼”，“智”是孟子加上去的，而“信”是更后面的儒家传人凑上去的。如果知道了孔子时代只讲“仁义礼”，这句话就非常好理解了。　　如果你做不到义，那么你至少可以做到信，这样，起码可以保证你遵守诺言。注意，仅仅遵守诺言可不是义哦，只能算作信而已，也可以说信是义的初级阶段。　　如果你做不到礼，那么你至少应该做到谦恭。也就是说你分不清大小令，在正式的场合不知道礼节规矩是什么，谦虚点儿，恭敬点儿至少你还能做到吧？这样至少可以让自己不丢脸。所以，“恭”是“礼”的初级阶段。　　因为这两件事离的不远，就是说“信”距离“义”不远了，“恭”距离“礼”不远了，所以做不到“义礼”，能做到“信恭”也可以了。“亲”就是“近”的意思。“亦可宗也”就是“（信和恭）也可以效法”的意思。　　有子的学问很高，他不但长得和孔子很像，有些观点也很有孔子的范儿。每个人的起点是不同的，悟性是不同的。让所有人都“仁义礼”难度很大，对于那些做不到这么高标准的人，退而求其次，能做到讲信用，待人恭敬，也算不错了。而且说真的，这并不是一个很低的标准。能做到信，在一个缺乏教养的社会，已然是很难了。于是，后来的儒学家，把信单独拿出来，放在五常的最后一个，如果连这个都做不到，就不要再去考虑“仁义”这件事了。　　当然古代还有另外一种解释，《四书章句集注》中的注释支持这种观点。有子也有可能认为信和恭并非义和礼的初级阶段，而简直是背道而驰了。义不必信，就是说为了义气，是可以不守信用的。礼也不必恭，礼讲究的是上下长幼的次序，如果对谁都恭恭敬敬，反而是失去了礼的真谛，所以说，信和恭这两件事，虽然看似与义和礼很接近，却有本质的区别。这种解释我也很喜欢，因为它展示了儒家真实的那种潇洒随性的义气，而非后世被阉割之后的落寞模样。　　那么“因不失其亲，亦可宗也”怎么解释呢？这就要考虑前面讲了义和礼，而孔家思想的核心是仁啊，“仁义礼”是孔子三纲的根本，父为子纲曰仁，君为臣纲为义，夫为妻纲为礼。这么看来，最后一句话，讲的就是仁了，那么为什么不说“仁不失其亲，亦可宗也”呢？这样就好理解了啊，这样就通顺了啊！那就让我们好好解读以下这个“因”字。　　“因”在我们现代理解看来，就是原因的意思，其实，因的本意并非如此。因是一个会意字，里面的大指的是事物、种群的扩大，外面的囗指的是事物的群体规模、数量等要素演变的基本框架。所以，因指的是增长的那个框架，人类社会是在什么框架下增长的？当然是以血亲为基础的家族。所以，我们看到婚姻二字，就知道结婚这件事情，首先是动物性的，为了女人发昏了，然后是社会性的，为的是在一定条件下人口的增长，也就是繁衍。　　因此，因还有亲近的意思，指的是亲的，有血缘关系的，“因母”就是亲妈的意思。郑玄就说过：“因，犹亲也。”那么让我们回到仁的概念上来，仁，我前面讲过，是有差别的爱，就是先爱自己的亲人，再去爱邻居，再去爱这个城市，再去爱这个国家。但仁是一种广大的，已经推广到很大范围的爱，有差别，但并不是只爱自己的亲人啊，仁者也爱别人、爱这个民族、爱这个国家，但是这种爱是有差别的，有远近亲疏的。而因，只是自己亲近的人。那么如果还做不到仁爱