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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70位同学学习过此题,做题成功率70.0%
高处的药匣&&&&&&&&&&&&刘心武①他头一次把女朋友带回家,那姑娘很乖巧,到厨房去帮母亲烧菜,谁知女朋友竟不慎烫伤了手指。他母亲心疼得握住那手指头不住地吹气,又大声呼叫他父亲:“快拿獾油来!”他父亲便赶忙去往书房。书房有一排书柜,靠门的那架最高一格只摆了半边书,剩下的空间放着一只藤编匣子,那是他家的药箱。 ②父亲身材高瘦,伸臂熟练地取下了药匣,他接过,麻利地取出獾油,送过去,母亲赶紧给未来的儿媳妇手指抹獾油,母亲埋怨父亲:“我早说过獾油应该就放在厨房,谁会弄错了?多少年了,就不能改改你这个陋俗!” ③女朋友跟他独处时,问他,爸爸那“陋俗”是怎么形成的,他坦白:小的时候,不知道怎么搞的,嘴馋得惊人,见着跟糖果、豆子差不多的东西,就抓起来往嘴里送。有次竟把衣扣也搁嘴里了,父亲看见赶紧给掏了出来。从此以后,除了跟他讲道理“不是什么东西都能搁嘴里吃的”,还特别注意,不让会被误认为糖果的东西再搁在他够得着的地方,尤其药品。他从四岁起,就记得他家的药箱搁在书柜高处。④他坦言,上中学的时候,最怕的作文题目就是“我的父亲”。但是直到上了大学,他才渐渐懂得,父亲对他的爱尽在不言中。父亲总怕他错拿药品当零食,因而把家里药箱一直放到高处,甚至他已经长大成人,也还习惯性地那样摆放,母亲和他身体也都不错,很少用药,因此始终没有将家用药匣改换地方摆放。那高处的药匣,已经成为他家伦常之爱的一个特征,住房几次重新装修,书柜也更新几次,靠门的书柜最高一格,总还摆着那只藤匣。 ⑤中学的语文教师也曾这样启发他:“你父亲虽然寡言,总还会有几句暖你心的话语,你要仔细回想,想起来,写出来,你的作文一定不错。”他也曾努力地回想,实在想不出,只好硬编胡诌。现在他很后悔,想不出话语来,难道就想不出那默默的动作吗?他记得,父亲把那藤匣取下来,戴上老花眼镜,耐心地整理里面的药品的每一处细节。⑥儿童时代,他起初是见了觉得是糖果的东西就盲目地往嘴里放;后来这毛病改掉了,却又有了另一种毛病,就是无论什么玩具,凡能拆卸的,他玩了几次以后,一定会偷偷拿到储藏室里,用工具拆开,以满足那“它怎么会动呢”的好奇心,常常是拆开了也还是不明白,而且再也装不回去。但也有时候居然弄明白是发条或小电磙子在“作怪”,而且顺利地复原。长大以后,母亲告诉他,每当他拿着玩具藏起来拆卸时,父亲都跟母亲说:“别惊动他,只当我们不知道。”但是储藏室里那个工具匣里,原来还有锯条、尖锥,父亲怕他使用不当伤了手,都早就取出藏到了别处。 ⑦如今父亲明显衰老了,血压不稳定,需要经常服用相关药品,母亲为了他取用方便,就把藤匣里的两种药搁在长沙发前的茶几上。那天父亲倚在沙发上养神,见他和妻子来了,慈蔼地点头,嘱咐老伴:“还把这药瓶放藤匣里吧!”母亲问:“为什么?”他下巴朝儿媳妇隆起的肚子那里点点,于是母亲和小两口都懂得,第三代很快来临,要当爷爷的他,仍牢记着许多药品说明书上那句免不了的话:“请将本品放在儿童不能接触的地方。”(选自《新民晚报》,有删改)【小题1】请以时间为顺序归纳“我”家的药匣放在高处的原因。(4分)&&&&【小题2】结合上下文,理解加线词语的含义。(4分)多少年了,就不能改改你这个陋俗!陋俗:&&&&但也时候居然弄明白是发条或小电磙子在“作怪”,而且顺利地复原。作怪:&&&&【小题3】文章第⑥自然段插叙了什么内容?有什么作用?(4分)&&&&【小题4】结合原文,分析文中的父亲的形象?(4分)&&&&【小题5】文章为什么以《高处的药匣》为题目?联系实际想一想你的家里有没有这样的一件“爱”的物品?(4分)&&&&①“我”小时候:预防“我”误食药品;②“我”长大后:成为了父母的习惯;③妻子怀孕后:预防“我”的儿子接触。&
本题难度:一般
题型:解答题&|&来源:2013-重庆西南大学附属中学九年级月考语文试题
分析与解答
习题“高处的药匣刘心武①他头一次把女朋友带回家,那姑娘很乖巧,到厨房去帮母亲烧菜,谁知女朋友竟不慎烫伤了手指。他母亲心疼得握住那手指头不住地吹气,又大声呼叫他父亲:“快拿獾油来!”他父亲便赶忙去往书房。书房有一排书柜...”的分析与解答如下所示:
【小题1】试题分析:读清题干后在原文中从前向后寻找,可见第三段“爸爸那‘陋俗’是怎么形成的”的语句,由此可知,三段起即是寻找答案的范围。由前向后可见,他小时候,为预防他误食;他长大后,把药匣放在高处成了一种习惯;后来,快有第三代了,为预防即将出生的第三代接触。
审题后首先要确定答题的范围,然后从前向后精读并提取出符合要求的相关语句。根据这些语句,结合题干要求,概括出切题的答案即可。【小题2】试题分析:“陋俗”结合文章内容可知,指父亲总是把药匣放在架子最高的一格这一习惯。“作怪”结合原句,并联系上下文内容可知,是指他拆开玩具等可拆的东西后,明白了发条或小电磙子的作用,懂得了玩具的工作原理。考点:本题考查学生对语句(词语)的理解能力。点评:理解词语(句子)一定要坚持“词不离句,句不离篇”的原则,把词语放到原文中,把句子放到语段中,并结合文章内容与主题加以分析,拟答时要体现出自己对词语语境义及词语所表达的情感的理解。【小题3】试题分析:读第六段可知,写的是他小时候总是好奇地把玩具拆开,父亲支持他,并悄悄地藏起了危险的工具的事。这段内容,使父亲这一人物形象更丰满,更能给读者留下深刻的印象,也更能突出文章的主题。考点:本题考查学生对故事情节的理解能力。点评:要整体感知文章内容,根据故事的情节发展以及关键的细节描写,作出合理的推断,这样理由才充分。插叙一般会起到补充情节,使情节更完整,使人物形象更丰满的作用。【小题4】试题分析:根据文中情节、对人物的评价、介绍等可知人物形象。如文中直接写到父亲不善言辞,但从把药匣放在高处、收起危险的工具等情节可以看出父亲是一个虽然不善表达,但心细、关爱孩子、关心孩子成长的慈父形象。考点:本题考查学生对人物形象的理解和概括能力。点评:分析一个人的形象时,一定要根据文章内容、故事情节、人物的言行举止来整体感知的。概括时要做到既全面,又要突出重点。【小题5】试题分析:文章以《高处的药匣》为题有多种作用,它既是文章的线索,也是凝聚深沉细腻的父爱的一个细节,以它为题,还起到了吸引读者的作用。第二问可自由发挥,只要语句通顺、言之有序即可。考点:本题考查学生对题目的理解及语言表达的能力。点评:文章题目的作用要根据具体的文章内容做出具体的判断,但一般文章题目会起到线索、概括文章主要内容、点明文中的主要人物(事物、事件等)、暗示文章主旨等作用。对于开放性题,只要大胆审题,拟出切题的答案,做到语句通顺即可。平时需要针对身边的事件、现象,生活中的热点问题与同学们、师长多讨论、多交流,多发表自己的观点看法,这样,自己的表达能力和组织语言的能力都可得到提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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高处的药匣刘心武①他头一次把女朋友带回家,那姑娘很乖巧,到厨房去帮母亲烧菜,谁知女朋友竟不慎烫伤了手指。他母亲心疼得握住那手指头不住地吹气,又大声呼叫他父亲:“快拿獾油来!”他父亲便赶忙去往书房。书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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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高处的药匣刘心武①他头一次把女朋友带回家...”的最新评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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真宪法的尴尬 空中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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国产=党产? qdf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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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不能不说 其实不想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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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的知识分子如果总依附在权势的卵冀之下,便不可能不被侮辱和被损害,便不可能不生成扭曲之人格。
张英红先生,你生于潇湘之地,长于楚天之下,早日脱离权势自谋生路吧。
农民在流泪 化作悲泪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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北大应该是中国进步思想的源泉 深圳商人
  中国的民主进程任重道远。中国的现代化如果没有民主政治的“现代化”只能是一句空话。国人不能被表面的“繁荣”所一叶障目不见泰山。多去看看中国的西部,看看中国9亿农民,看看他们的生活、人权。
我们的社会与封建王朝的区别何在? 某天
我们仍然要高呼圣明;仍然用类似科举的高考取士;民众仍然热切期望当官;我们的官员仍然高高至上;我们的农民仍然生活在最地层......
我已经不愿意再多想多举例子.只想发一句问:我们从辛亥革命至今到底进步了多少?是进一步退两步还是压根儿从五四之后就在倒退?
湖南学者呼吁革除政法委 早报
  湖南学者呼吁
    革除政法委
    (北京讯)中国民间要求推行“政改”的呼声一浪接一浪。北京大学校园网的《燕园评论》网站,几天来贴出湖南学者张英红的文章,公开批评中共政法工作委员会(政法委)妨碍司法独立,违反国家宪法和共产党的理念。
    张英红的文章引起网民热烈反应,有的为他喝采,也有人为他担心,认为他“已经离监狱不远”。张英红却说,他写的都是事实,暂时还没有受到任何压力。
    文章指出,在中国现行制度中,政法委的存在充分显露了执政党和国家在司法制度安排上的不合理,违背了党的理念和宪法规定,令各级法院沦为政法委的“俘虏”。
    文章说,中共“十六大”表明要“保障在全社会实现公平和正义”,而要达到这个目标,前提就是确保司法独立。
    35岁的张英红任职于中共湖南省委组织部《当代党建》杂志社,硕士学历,专注研究中国民主政治。这篇名为《政法委妨碍司法独立》的文章是他迄今最大胆的言论。
    他在文中说,在当代中国,司法腐败怵目惊心。冤假错案难除、社会正义不张。他认为,在妨碍司法独立的诸因素中,政法委是一个不容忽视的关键点。
    张英红说,其实政法委不但违宪,也明显违反中共党章。
    他列举证据说,1982年的十二大、1987年十三大、1997年十五大都有表示党政分开、不以党治国的决心。2002年十六大通过的新《党章》也规定:“党必须在宪法和法律的范围内活动。”
  <联合早报>
人可以随便杀,财可以随便乱动,还有人谈什么私人财产神圣不可侵犯不应入宪 萧一湘
  宪法是保护人的,必须在“人权”和“财权”上下决心动点真格的。有人公然搬出西方的宪法来比,可是西方的人权已经实行百年以上了,而中国只是喊了近百年而已,特别是近五十多年间,人经常可以随便处死,财产随便可以乱动,面对这样一种恶性现实,也拿西方来比,算是不识时务呢还是光着眼瞎说。本人已经活到80岁,人与财再不痛下决心保护,则中国将不成其为中国矣!
中国渴望政治民主! 农民的儿子
  向张英红先生致敬! 中国农民需要大量您这样的学者!
  我的老家在农村,虽然我现在在经济高度发达的深圳工作,拥有深圳户口。但我对农村有作深深的眷恋!我是过作穷苦日子长大的,对农民有作深深的同情,我时常感觉非常的苦闷,因为我虽然读了这么多年的书,却仍然不能去有效的帮助我的父老乡亲!我觉得中国目前的体制,只适合建国初期,那是官员相对清廉得多。一旦没有了外患,这种体制就滋生出大量的腐败!由于“这样的腐败还有法律的保护”,所以腐败才会这么猖獗!
  中国渴望政治民主!中国渴望政治民主!中国渴望政治民主!中国渴望政治民主!中国渴望政治民主!中国渴望政治民主!中国渴望政治民主!中国渴望政治民主!中国渴望政治民主!中国渴望政治民主!中国渴望政治民主!中国渴望政治民主!
本文同样提出了伪问题 马瞻
  人在屋檐下,不得不低头.江某人掌政十几年,为何恶法不弃?宪法不改?有法可以不依?有种的去作一采访实录.
同意群一意见 WELLING
  同意群一意见。
  最重要的是每个人都应该在力所能及的场合和范围说一点做一点,涓涓细流终成大海。
  大家都来支持张英红
  在一切可能的场合支持开明的官员
能拯救农民的自由农民自己 匿名
  能够拯救农民的只有农民自己,世界上从来没有救世主,也从来没有统治阶级心甘情愿的放弃自己的既得的利益,除非你有能力让她不放弃就的死的时候。
民主从来都不是靠别人施舍的! 童言无忌
  我完全赞同西乌帕拉的严谨分析和论证!再好的宪法或者与之配套的法律体系,再动听的所谓思想和主义,如果没有民主政治制度保证其实施,都会变成挂羊头卖狗肉的装饰品。
  还是北大老校长胡适说得好:“争你们个人的自由,便是为国家争自由!争你们自己的人格,便是为国家争人格!自由平等的国家不是一群奴才建造得起来的!”
问题不在与一党独大 李灯灰
  如果人心还在,就不会见死不救,最重要的问题当官的良心被狗吃,民众又麻木不仁。有真正解决问题,只有让全民的宪法意识增强,提高民众的觉悟,否则一切都是徒劳的
贺雪峰一次失败的座谈:中国象这样的伪学者太多了 匿名
  为专制辩护当然不受欢迎
    按照咬玩先生的安排,第二位主讲人是华中师范大学中国农村问题研究中心的贺雪峰教授,他主讲农村问题。首先我必须声明一句,对于贺先生能到场并免费讲座要表示诚挚的谢意!尽管我完全不同意贺先生会上的观点。
    此前,我在[关天]上看过北京网友转述的于建嵘博士讲的农村专题,不仅同意于博士的观点,而且极为敬重他治学的严谨和深入农村扎扎实实为农民说话做事情的精神,很为学界有这样的青年学者骄傲。有了这个背景,我对贺教授就有了预期。谁知,此学者非彼学者,贺先生话一出口,包括我在内的一些现场听众就大跌眼镜,质疑和反对的一个接一个,整个会场进入了讨论的高潮,只是可惜没有听到一个支持贺先生的声音,教授先生成了剑靶,一番为当局辩护的苦心几乎被刺成蜂窝。孤掌难鸣,贺先生未等会餐开始,即匆匆告辞,情形与其说是因事先走一步,倒不如说是落荒而逃。
    正如万胜博士所批评的,贺教授的讲话内容“在许多宣传材料上我们都可以看到”,了无新意,如果仅以此讲话而论,贺教授没有学术,只有不学无术——当然,此话有些以偏概全。贺先生的讲话本有三个内容,只是后面部分越说声音越小,大概是失去了展开谈的信心和勇气。其实他的所谓三个内容只为了讲清三个“道理”:中国目前不及于人家主要是人口太多造成的;从1949年以来,我国取得了巨大成就,应该看清这些;请多做实际工作,少谈些无用的民主自由。这三句话又可以归纳出一个中心:心甘情愿地为当局充当辩护士。
    贺先生的这些观点几乎是从1989前后那些愚民的宣传小册子和党校教科书上复制下来的,两三年前在[关天茶舍]里就已经被我等驳得体无完肤,真不明白这位40多岁的教授为何至今还生活在上个世纪。相比于心不太急先生,我的表现只能用“心太急”来描述。未等贺先生讲完,我就按捺不住,不留情面,立即驳斥。我的反对意见其实还是早就用过的那些:
    人口问题。以韩国和安徽比较,他们每平方公里人口密度还要多30人,韩国与朝鲜比较,国土面积差不多,前者4600万人,后者只有2100万人,日本与中国比较,它们是弹丸之地,“养活”1.2亿人口,我们是有13亿人,但国土面积多大?人口怎么能拿来说事?
    发展问题。发展得好不好,不能自己与自己比,应该与旁边的国家比,比如美国与巴西,东德与西德,中国与日本,这样比过后得出的结论才有点价值。如果不是秦耕先生打断了我的发言,我本来准备说到小说《1984》,那里面的大洋国,广播里天天都是“在老大哥英明领导之下又取得巨大成就”,人民却天天都在挨饿,看看朝鲜每年的元旦献辞,再看看朝鲜民不聊生的现状,活脱脱就是一个老大哥淫威下的大洋国翻版。说明这个问题,10日在回家的车上时我想到了一个新点子,虽然是事后诸葛亮,但记下来可能也有助于朋友们今后用来对付类似贺教授这样的腐儒。我的点子是受聚会时那位武汉大学的漂亮美眉启发想出的。假设她穿一步裙,我的臭肩与伊的香肩相并,同时齐步走,她每步尽管风情万种,由于受裙裾限制,却只能跨出有限距离,我呢,正常步幅前进,三步后我们必定拉开距离,十步后她就会远落后我身后。贺教授的观点就如同只从她的角度分析,与出发点比起来是向前走了一大段,确实可以得出她前进了的结论,但与同时前进的我比起来呢?却是一步一步拉大差距。用这个现场说法就能很好地说明发展与发展得不够好的关系,恰如孟德斯鸠所言,专制中国尽管也可以发展得相当好,但绝对不能发展得足够好,总是受到限制嘛。我们可以想一想,如果中国没有1950年代的公私合营,一直就是民营经济占主导,会与战后日本韩国拉下那么大的距离么?如果没有10年文革的瞎折腾,又会是一种什么样的局面?如果没有1989后的左倾回潮,又会是一种什么样的局面?我们原本是可以在上个世纪末就与日本肩并肩地成为世界经济超级强国的。
    要不要谈民主自由问题呢?这个话万胜先生用一句话就驳得贺教授哑口无言:你不谈自由民主,你主张做实事,请问你为农民做了什么实事?此刻我还要再问两句,中国当代难道还真的有什么事是比民主更急迫的实事吗?贺教授日常所做的“实事”难道真的比建设民主中国更有价值更有意义吗——我不否认贺教授日常所做的也许确有某些意义?从1840年以来,中国积贫积弱一切之种种,莫不与专制独裁有关,我们吃够了专制的苦头,21世纪了,我们还在专制的歧路上徘徊。如果按贺教授这样的帮闲知识人的态度,我们最佳的选择不是解除专制,而是继续乐此不疲,任凭专制独裁千秋万代一统江湖——因为只要把实事做好了就行,专制不专制没有关系。但是,这样的主张能说服人吗?我劝贺先生应当好好的反思一下,当日为什么会成为“十夫所指”。
    完整版本请看:/bbs/dispbbs.asp?boardid=6&id=3064&star=1#10744
  作者:温克坚 回复日期: 10:25:22
    看来贺教授的确让人失望。
    不过,正如杜兄所说,对于贺教授拨冗参加网友聚会,我表示诚挚的敬意。
  作者:五岳散人 回复日期: 10:35:16
    敢来就好。我提议北京下次聚会请甘阳先生到场,以增强左派声势。
    其实想想也奇怪,好象关天老右们都正大光明的腐败、聚会,没听说左派来一次同样的。就象国内的主流媒体一样,处于实际的失声。
  作者:温克坚 回复日期: 10:38:34
    散人的纳闷也正是我的纳闷,平时左派喊的够响,难道就是光说不练?
  作者:文化奸商 回复日期: 10:43:30
    散人错了,甘阳绝对不是左派
  作者:天高地厚 回复日期: 10:46:48
    我一直有个观点:做学问没有什么特别了不起的。因为关在家里与自己挑战是比较容易的事情,相比,在中国做生意,特别是没什么背景白手起家的比较不容易,什么苦啊风险啊真是见得多了。
    可贺教授这么容易的事情还做得这么差,可见我们的教授是逆向淘汰的结果,大部分没有创见的人沉淀在高校。
  作者:十年砍柴 回复日期: 10:53:08
    呵呵人家有更充足的资源。
  作者:五岳散人 回复日期: 10:56:04
    可能是我把甘阳的派别搞错了。
    左派也就说说,真练起来,就与这位贺教授的下场差不多。本来就拿的是稻草,还真能当刀使?
  作者:陈永苗 回复日期: 10:56:34
    聚会所看到,不应该是全部,在聚会主讲人难免有所约束。
    不能以偏概全。
  作者:康不德 回复日期: 11:01:54
    呵呵,其实贺教授真的反对民主自由吗?他其实和于建嵘博士在观点上很多都是一致的。(于博士的导师正是中国农村问题研究中心主任徐勇)不过在聚会的氛围中,他是在以一种极端的形式诉说罢了。
     换句话说,我认为他是在给自由主义者们提供另一种思考。
     我以为,当时的聚会双方都过于情绪化了。
     伏尔泰的“我不同意你说的每一个字,但我愿用鲜血捍卫你表达观点的权利”看起来只是自由主义者争取自己话语权的说辞罢了。
  作者:花岗岩 回复日期: 11:02:28
    武汉搞成这样都是主持人的错。这不是拿人家开涮吗?北京可不能干这种事。
  作者:天高地厚 回复日期: 11:04:19
    在聚会主讲人难免有所约束。
    不能以偏概全。
    -----陈律师好象说了句废话。
    在下以为,他要么别来,来了就讲真话,这是起码。至于以偏概全,在我的经验中,“全”中的反例较少,要不,黄喝楼主与心不太急都是高级教授了。
  作者:康不德 回复日期: 11:06:17
    仔细看完贺雪峰的《新乡土中国》,我只认为他是个实证主义派。社会需要各种各样的声音,不能因为别人不同意你的观点便把别人一棒子打死。
     世界并不是非此即彼。
  作者:五岳散人 回复日期: 11:10:02
    康兄说的有理,多些声音是好的。期望下次见到真正的左派。
  作者:石扉客 回复日期: 12:02:10
    在下以为,他要么别来,来了就讲真话,这是起码。至于以偏概全,在我的经验中,“全”中的反例较少,要不,黄喝楼主与心不太急都是高级教授了。
    ——赞同天高兄这点意见。个人风格可以不同,但原则问题绝不容混淆。普通网友尚可以做到,何况学者?
  作者:心不太急 回复日期: 12:11:13
    看来应该有人把当时所探讨的内容写出来才行——请那位漂亮妹妹来做主笔吧?
  作者:freekite 回复日期: 12:17:05
    不大清楚贺教授到底持什么样的观点,不便评论.
    不过我觉得多体谅一下别人的难处,还是应该的.普通网友可以做到,进而要求学者,这原本是不错,不过相对于普通网友,学者恐怕也要多更多的顾忌吧?我们纵然可以畅所欲言,因为我们一则无名,二则自己的生活大致可以以与自由民主大体无关的职业支持,而那些学者倘若真惹恼了"老大哥",恐怕生计都要成问题了.
    不过无论学者还是草民,起码的良知却是无论如何也要保全的.
  作者:lisalee 回复日期: 12:18:30
    楼上的,自己写个“纪要”:)
  作者:lisalee 回复日期: 12:19:55
    是跟心不太急说的
  作者:焚天 回复日期: 12:27:06
    嗬嗬!批评不等于一棒子打死吧?
  作者:批评10识字分子 回复日期: 12:29:20
    公开的网友聚会,网友踊跃自费参加,主讲人讲稿第一时间在关系网站头条首发,在其它网站被当作“禁书”争相转载,传播效果比中共自己的广播电视报纸杂志更多快好省。这些公开网友聚会的主讲人却往往替中共做大家的思想工作,这是偶然的吗?我认为中共又摸索出新时期思想政治工作多快好省的新模式了,难怪中共打算停办多余的党报:省下来的钱可挪作她用嘛!
  作者:天高地厚 回复日期: 12:32:56
    果如此,人格分裂得这样也算数了。按想的说,按说的做,在我们这个国家居然成为难题。
    大家AA制,不希望有语言的假冒伪劣吧。
  作者:萧离 回复日期: 12:46:06
    作者:陈永苗 回复日期: 10:56:34
      聚会所看到,不应该是全部,在聚会主讲人难免有所约束。
      不能以偏概全。
    同意永苗兄的看法,个中道理,待俺想全了写个贴说明。
    个人觉得这样的聚会里有一面倒的倾向。
  作者:豫让就是我 回复日期: 12:46:40
    读过全文,感觉武汉聚会比成都聚会(内容也从关天获知)更实际,
  作者:魏君子 回复日期: 12:54:36
    叫兽何其多也。
  作者:海波禅师 回复日期: 13:42:38
    什么时间我把我的视角里的那次聚会写出来吧
    希望能够保持客观,中立,理性的态度。
  作者:沙飞扬 回复日期: 13:56:34
    我觉得贺教授还是个做实事的人,而且花了大量时间在农村做调查。那天大家都有些情绪化,可能贺教授有些话没有机会说
  作者:琴萧夜雨 回复日期: 14:17:09
    贺雪峰教授算是领教了派别的可怕了。。。。。。叹几声~~~~~~
  作者:琴萧夜雨 回复日期: 14:22:11
    早知如此,何必当初?
     只因为观点不一样就成了“蜂窝”?那当初何不告诉人家命题好了,只能往某个命题去讲不就成了。可怜的贺雪峰教授只能来个“落荒而逃”。
  作者:清风花影 回复日期: 15:05:31
    假设她穿一步裙,我的臭肩与伊的香肩相并,同时齐步走,她每步尽管风情万种,由于受裙裾限制,却只能跨出有限距离,我呢,正常步幅前进,三步后我们必定拉开距离,十步后她就会远落后我身后。贺教授的观点就如同只从她的角度分析,与出发点比起来是向前走了一大段,确实可以得出她前进了的结论,但与同时前进的我比起来呢?却是一步一步拉大差距。
     这个比方打得好~~~
  作者:天高地厚 回复日期: 15:08:04
    看来要热烈欢迎贺教授给许多人讲课,最好是一整天哦
  作者:沙心 回复日期: 15:28:11
    要不要谈民主自由问题呢?这个话万胜先生用一句话就驳得贺教授哑口无言:你不谈自由民主,你主张做实事,请问你为农民做了什么实事?此刻我还要再问两句,中国当代难道还真的有什么事是比民主更急迫的实事吗?贺教授日常所做的“实事”难道真的比建设民主中国更有价值更有意义吗——我不否认贺教授日常所做的也许确有某些意义?从1840年以来,中国积贫积弱一切之种种,莫不与专制独裁有关,我们吃够了专制的苦头,21世纪了,我们还在专制的歧路上徘徊。如果按贺教授这样的帮闲知识人的态度,我们最佳的选择不是解除专制,而是继续乐此不疲,任凭专制独裁千秋万代一统江湖——因为只要把实事做好了就行,专制不专制没有关系。但是,这样的主张能说服人吗?我劝贺先生应当好好的反思一下,当日为什么会成为“十夫所指”。
    如果真是一个干实事的人,被这样的话问得哑口无言实在是在正常不过。因为在干实事的人看来,他做实事本身如果都可以成为一条罪状,那么在那些胸怀屠龙术的民主自由人士面前是有足够理由去自惭形秽的。民主与自由是不是目前中国最大的事,这个问题并没有一贯的结论,并不是在某个民间的网络中的部分人中间形成了共识就可以成为批判一切的尚方宝剑。况且,中国最大的事是不是就是每个中国人都必须参加的事,如果不参加,而去干那些下贱的实事就足以成为批判的理由?反推过来似乎又可以说,每个中国人都参与的事其实就是中国最大的事,原来中国最大的事不是民主与自由,而是吃喝拉撒睡。
    如果民主与自由居然可以脱离中国的民生,凌驾于实事而成为一个形而上的概念,那么这种民主与自由固然可以在咀嚼者的口中实现,却不会得到大众的认同,当民主自由的鼓吹者用藐视干实事的人来获得精神上的愉悦的时候,他们就背叛了自己和民主与自由本身。
  作者:黄喝楼主 回复日期: 16:01:39
    沙心兄批评的极是.只是当时一是有情绪化的因素,您知道的,人是环境的动物,二是我对他的批评实源出于贺先生言语中流露出来的对自由派的鄙薄之意,乃针尖对麦芒.我以此批他固然有所偏颇----我已在文中有所承认,但您反对我的偏颇时不追究攻击是由他率先发起的,也未免失之片面吧.
    派别的问题,当时并没有占据主导,我也没有从派别方面入笔,把那天的论争归咎为派别之争,有着意误导之嫌.很显然,大家的驳难是各自为战的,观点间的互驳是正常的,不能归结到派别上去.如果你不同意对方的意见,起而反驳,这不是派别,如果因为对方是某个派别而蓄意不驳,则正是以派别划线.
    所有的支持和反批评意见我全已收下.均致感谢!
  作者:黄喝楼主 回复日期: 16:06:03
    另告普进峰,等待风吹的蒲公英 ,sower,花岗岩 四位,您们的消息我均已收到.不知什么原因,我不能回复.
  作者:章半仙 回复日期: 17:08:46
    “每个中国人都参与的事其实就是中国最大的事,原来中国最大的事不是民主与自由,而是吃喝拉撒睡。”真是个沙龙,将民主自由与吃喝拉撒睡,并列起来。完全是如那个贺教授一样的胡搅。
    我估计贺教授就是原来世纪沙龙的那个“中间偏左”,或就是武汉的那个“老田”。
  作者:琴萧夜雨 回复日期: 17:40:05
    "当民主自由的鼓吹者用藐视干实事的人来获得精神上的愉悦的时候,他们就背叛了自己和民主与自由本身。"沙心此言甚是。
  作者:萧离 回复日期: 17:40:54
    沙心说得好,鼓掌~~~~~
  作者:萧离 回复日期: 17:53:11
    “假设她穿一步裙,我的臭肩与伊的香肩相并,同时齐步走,她每步尽管风情万种,由于受裙裾限制,却只能跨出有限距离,我呢,正常步幅前进,三步后我们必定拉开距离,十步后她就会远落后我身后。贺教授的观点就如同只从她的角度分析,与出发点比起来是向前走了一大段,确实可以得出她前进了的结论,但与同时前进的我比起来呢?却是一步一步拉大差距。”
    这个比方有问题。问题就在于,何为差距?
    如果仅以速度、长度算,是快一些,但这就是所谓的差距吗?
    个人以为,质量比速度、长度更重要。现在中国就是在讲求效率,一切以经济发展为指向,而不是讲公正、公平。
    限制,在任何国家都存在。
    就我个人来说,在街上就喜欢看MM们的风情万种。
  作者:savemaself 回复日期: 18:01:07
    世界上的事情并不是那么简单的。
    历史也不是可以假设的。在没有尽可能的占有材料时,多思考一点。厚积薄发。
一点假设 梦
  张先生,中国的问题其实都明白,就是奴才太多,真话太少。您的文章犀利大胆解气,有一根鲁迅的骨头,就怕您长不了。虽然您的文章改变不了什么,但只要大家都胆大了,则个社会就有救了!
终止一切援外,全力救助农民! 网络转贴 [俟名]
  终止一切援外,全力救助农民!
  网络转贴 [俟名]
  建国后,毛主席对我们这个饱经战乱、饱受列强蹂躏的国家的经济状况,概括的一个词语是:一穷二白。可是,在这种国情背景下,中国的对外援助行动搞得热火朝天:援朝、援“非洲兄弟”、援“社会主义明灯”、援越南、援助柬埔寨红色高棉“革命”……援钱财、援粮食、援焦煤、援武器、援拖拉机、援衣物、援医疗、援医药、援汽油、援人血、援士兵的生命……援建铁路、援建公路、援建大桥、援建纺织厂、援建化肥厂……
  能拿得出的,我们都拿了,毫无保留地拿:钱财、物资、劳务、以及中华同胞的生命(他们在异国,作为危险工种的劳务者、作为赴汤蹈火的参战者)……
  没有谁能准确说出,中国在援外中到底耗费了多少钱财。对越南的援助似乎可作为评估全貌的着眼点:新加坡资政李光耀在回忆录中说:邓小平告诉76年访华的李资政:中国援出了200亿美元,基本上属于无偿性质的。
  据中国军事科学院专家曲爱国的研究及越南政治家黄文欢的回忆录:在越南抗法战争期间(后来才有抗美阶段),中国是世界上唯一向越共提供军事援助的国家,在武器和装备和后勤配合方面,是按“要多少给多少”的指示办。毛泽东是这么告诉过胡志明的:我们是一家子。要人给人,要物给物……
  作为普通的中国人,人们无法知晓政府在类似的行动中到底付出了多少个200亿美元,一些细节的帐目根本无法估计和测算。比如说,即使在援外行动大有收敛的上世纪80年代,李光耀的估计是,中国援了10亿美元。
  当时(乃至今天),我们是那么穷,我们的人民是那么苦;子女们还处在“嗷嗷待哺”的生死线上,我们的“家长”对子女却异常刻薄,对外族倒如此慷慨,如此乐善好施……
  但我们换来了什么,我们得到了什么?不该认真地反思一下吗?我们没有得到任何我们想得到的东西―――没有得到经济利益,没有得到我们想要的“势力范围”,甚至连聊以自慰的“友谊”都没有得到!
  看看吧,我们援助阿尔巴尼亚、越南、朝鲜和“非洲兄弟”之后,得到了怎样的回报,或者我们以后能预期得到什么回报:
  1、援助阿尔巴尼亚:
  当时,我们花了我们异常宝贵且稀缺的外汇到西方买设备,为阿尔巴尼亚援建了大量的企业,后来基本处在停产、半停产的状态,设备早成为了废铁;帮助阿国建设的备战用的堡垒,他们开始用它喂鸡了……也就是说,我们的尽心费力的帮助,如同是打了水飘,无声的水飘!
  当时的对外联络部部长耿飚透露,年代末,我们给了阿国90亿元人民币!(有学者根据货币含金量、购买力测算,它相当于现在的上千亿!它还相当于给当时人口规模为200万的阿国人每人发了4000多元的红包!)
  伍修权将军的文章《回忆与怀念》说,阿尔巴尼亚独裁者霍查的女婿、阿外交官马利列,在他的文章《我眼中的中国政要》里讲叙了这么一件事:1962年,他到中国要求粮食援助,找到外贸部部长李强,无果;后来还是找到刘少奇解决了问题。恰巧当时,缺粮食的中国向加拿大进口了大批小麦,几艘载满小麦的中国轮船正在大西洋驶往中国,接到中央的命令后,立即改变航向,调头驶向阿国的港口卸下了全部小麦。马外交官叙说此事时,没有忘记留下一句溢美之词。伍将军心痛地补充了一句:中国人慷慨呀!这时,中国的饥荒还没有结束,正是中国百姓大批饿死的时候!
  这样的付出,中国得到了什么呢?只得到了一样:阿尔巴尼亚霍查政权对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这一“伟大运动”进行了大量的口头讴歌,和坚定支持!
  我们设想一下:如果有一天我们和美国交恶,阿国会站在哪一边?根据它的利益取舍,根据北约章程的规定,它肯定会像当年毛主席的决策一样,施行“一边倒” 政策,但要请记住,永远不要指望它会倒向中国!
  2、越南:
  对于越南,这个曾经是“同志加兄弟”的亲密伙伴,从我们的超巨额付出联想到后来的结果,真值得所有中国人痛哭一场!
  我们国家除了经济援助,更多的是无偿的作战和劳务援助。中国军人除了在一线作战之外,还在承担通信、后勤、筑路、扫雪,甚至还承担了为他们的农民挖沟、种地等事情,以体现中国人民是多么地讲情谊、讲风格、讲“主义”!
  如果要列出援助清单,可能不是一件容易的事情:我们援助了枪11.6万支,大炮4,630门,工兵、通讯器材、衣物、大米、药品、汽油、机车……则数不胜数,举不胜举。
  我们的军人是这样为他们修路的:在条件恶劣的深山里,中国农民组成的子弟兵没有机械化的工具,双手、肩膀和血肉之躯就是工具!在这种险恶条件的施工中,中国军人随时会死去!当然,更多的死亡是在战场上。
  我们有1,100位(也有资料说是2,000人)同胞阵亡在远离家乡的土地上,4,200人负伤。(有文章说,农民士兵长眠于越南的陵墓,国内甚至30多年内没有人去祭扫他们的墓地!可能因为他们是卑贱的农民身份的缘故吧……)
  我们这一切的金钱、物资、鲜血和生命付出,换一个“友谊地久天长”应没有问题吧?但很遗憾!我们换来了国人在高呼“同志加兄弟”时绝没有想到的结果---反目成仇、兵戎相见!
  最叫人恶心、叫人感情上无法接受的是:在越南人1978年发起的对华战争中,他们用中国人送去的枪炮作武器,用中国人援助的成袋成袋的大米作支枪的架子和掩体的材料,来射杀中国的军人!……
  3、朝鲜:
  为朝鲜,我们付出了几十万中华儿女的生命(没有可供引用的、公认的精确数字),支出了63亿元的战争费用,560万吨作战物资……付出同样是无法说清的。即使在朝鲜战争早已结束后的阶段,对朝鲜的饥荒援助也不知道有多少次。其中有印象的几次是:
  1996年5月,援朝2万吨粮食;1999年6月,援助15万吨粮食,40万吨炼焦煤;2001年3月,朝在接待曾庆红到访时对我国“提供无偿援助表示感谢”。给的什么,给了多少,不详;2001年9月,朱邦造答记者时说,在中国元首访朝之际,要给朝方提供“粮食及物资援助”,数量不详。……
  上面的列举援助,可能只是冰山的一角,因为稍后,又找到了新的消息:新加坡《联合早报》日的文章说:中国对朝提供的实质援助,要比公众所了解的多得多:每年提供给朝鲜50万吨粮食,100万吨石油,250万吨煤炭---如果该报道是真的,那就太可怕了!
  可是,我们扪心自问:中国人的血肉生命,中国人的血肉劳动挣来的财富,换来了怎样的“中朝友谊”?也就是说,我们玩命地送人家东西,我们博得了人家的欢心了吗?结论是:没有!
  用中国人的血肉铸就的两国关系,在双方的利益面前,显得太脆弱了,绝不会、也没有像善良的人们想象的那样“牢不可破”!
  当我们国家认为,与大韩民国建交符合我国利益,并采取行动后,朝鲜立马采取了反击行动:冰封两国关系;单方停滞高层往来,以示不悦---两国首脑间的“正式访问”因此中断了八年。
  这些措施的制订者不是别人,是一直被中国人看作是自己的铁杆朋友、患难知交的朝鲜领导人:金日成!我敢断定:将来有一天,我们会更加痛苦地发现:朝鲜人恨中国人,要比恨其他人---包括美国人---更厉害!
  我们善心播下的所谓“友谊”,不仅会颗粒无收,还要迎接比“颗粒无收”更糟的结局!
  3、“非洲兄弟”:
  就从著名的“坦赞铁路”说起吧。1967年,赞比亚总统卡翁达访华拉赞助,他在盛赞毛泽东是非洲人最景仰的“老者、勇者、智者”之后,又说了“中国的工作使世界变得有希望”的溢美之词,毛很潇洒地现场办公,拍了板:“这条铁路不过投资一亿英镑,没什么了不起”!
  此情此境,在座的中国官员都不敢出声。中国负责修路工程的官员对铁路的评估结论是:1800多公里长度,近20亿人民币的投入。最后到底花费了多少,没有资料。不单单是钱的付出,也不单但是10年的艰苦施工。我们的同胞,78人为此献出了生命。其中最小的年仅26岁!
  他们的墓地,同葬身在越南的中国人的墓地一样:基本上,几十年间无人祭扫(包括非洲人),无人安魂。我们为这些“兄弟”援建的企业---如援坦桑尼亚的“友谊纺织厂”之类的什么厂,由于没有人会经营,由于坦方管理者拼命贪污,中国不断注入资金,最后还是没能救活它们。
  我们“奋不顾身”地帮“兄弟”,我们得到了“友谊”了吗?也没有!我们得到了“兄弟”发泄的怨愤---中国人管我们,就该管到底!……
  现在,我们当年唤作“兄弟”的国家,他们对我们的付出已经没有什么记忆了。《作家文摘》429期的文章说,非洲人正在把日本人当作救星,当作他们的新财神。原因是,日本把许多廉价的二手车卖给了我们当年的“兄弟”,以致于坦桑尼亚首都的大街上,清一色跑的都是日本车;日本人为了筑牢这个廉价汽车的市场,还无偿为他们修了600公里的沥青公路。并且,相比于老铁路而言,公路更便捷……
  请不要告诉我:援非、援外在政治上、在“战略”上是有好处的、是“非洲朋友把我们抬进了联合国”一类经典的故事。在价值的取向上,人民的福祉与国家的富强高于一切。
  即使进联合国之类的事情很重要,但是为了一个目标我们可以舍弃一切吗?谁又能证明:无视民生艰辛而去大笔地对外撒钱,是我们实现“进来”目标的唯一选择?!……
  如今,还有一些小国在对我们耍着惯用的伎俩:出台湾牌,以此来勒索经济援助。比如三年前,一个挨近澳洲的袖珍小国,人口只相当于北京的1/4,对我们的援助很高兴。但听到台湾有可能给它更多的好处时(15亿美元),就准备与台搞大使往来。后来又觉得金元到手的可能性不大时,又对中国抛来了媚眼。
  国家的存在,国家的意志,国家的眼中,“没有永远的朋友,没有永远的敌人,只有永远的利益”。这是一个经典,是国家间通行的博弈法则。
  这个小国的决策者对有利于自己的利益进行了选择,它没有错。它今后肯定还会这么做。但倒霉的,利益受损的,却是两岸的中国人。
  从中国人的对峙中坐收渔利的国家还少吗?小国们无论是得到了大陆的物资,还是台湾的金钱,都是两岸中国人的血汗创造。
  我们能找到使中华民族的整体利益少受损、不使外人常玩的“火中取栗”的伎俩得逞的策略吗?---这个问题至今依然在考验着中国领导人的智慧。
  任何人企图通过说一句话:“我们支持一个中国政策”,就指望能获得中国的一次资助或奖励的惯例该结束了!如果他们的类似行动能屡屡得到满足,他们的依赖将没有止境,我们的国力将不堪负担!
  就凭我们总体上人均所占世界人均1/4的资源拥有水平,就凭我们人均所得仍在区区几百美元的额度、处在世界100多位的排序,再加上9亿农民总体上赤贫的国情而言,我们没有资格、没有实力去援助任何国家。漠视国家整体利益、损害国家未来发展的援外行动应该立即停止!
  至今,中国农民仍然操持着犁与耙、镰刀与锄头这类两千年前我们的祖宗发明的农具,他们完全处在世界的最不发达状态,处在世界最需要救助的状态!
  我们的主流社会、我们的决策阶层不能因为北京、上海等城市有发达国家那么发达了,就以为中国大体上发达了,就可以漠视我们主体的国民---农民正在经受、且一直经受着的苦难!这是一种令人难熬的、深重的苦难呀!……
  大家知道,国际上一直在帮助非洲国家的不发达群体摆脱不发达状态,参与向全球的贫困化宣战的运动,是包括我国在内的国际社会一直在做的事情。
  可是我们的农民,他们是当今世界名副其实“最不发达”的群体,而他们的悲惨处境并未被外界了解,他们最迫切的、理应受到援助的地位还没有确定,就永久丧失了接受国际救援的资格!他们经受的苦难将没有尽头!
  中国的农民到底有多穷?如果按联合国人均每天生活支出低于1美元的贫困线标准,农民中至少会有5亿的人口处在这个标线的下端!
  有一件事值得玩味:10多年前,我们的政府对国民义务教育投入感到力不从心,就鼓励民间财力来资助“希望工程”。运作10年后,到99年12月31日止,这个“工程”共收到的钱款折合成人民币是18.4亿元。区区之数呀!
  我们穷吗?我们穷到在为外国人办事时,可以上千亿千亿地给他们掏钱;我们富吗?我们富到当办自己的事情时候,却会为18亿为难……
  在这个国际上,在这个人世间,有一条普遍的规律:在涉及利益的分配上是有排序的。像北京市,它以前每年要发布一个公告,告诉外地人:哪怕是一个售票员、一个司机的就业岗位,它都要考虑北京人处在绝对优先的位置(当然,这是不象话的);还有,各国的继承法都有这样的规定:对一笔财富、和利益的分配,继承者们是会要求按照与被继承者血缘关系的亲疏,进行优先次序的排位。
  令人不理解的是:在世界许多需要救济的人中,我们为什么不优先救济我们的同胞,为什么不去拯救我们苦难的农民?
  最让人难过的还在于:我们的农民,作为世界上最穷困、严格说是最庞大的最穷困群体,不但在任何时候得不到任何方面的任何救济,就连他们运用自己血肉的劳动、运用最原始的农具创造的劳动成果,竟然常常被有权的人拿去援人!这种情况居然年复一年地存在着!
  我们的学者曾运用最激烈的措辞指责清朝的老佛爷:(在分配财产,或好处时)宁赠外帮,不与家奴;尽中华之物力,结与国之欢心。可是,我们对以上做法,对以前的英明领导们的决策,我们该用怎么的言语来解释呀?
  在日,我国的元首在会见卢旺达总统时,又给两国30周年建交送了一份厚礼:向卢国提供3,000万元无偿援助;豁免卢国1.1318亿元和270万美元的到期债务。
  从电视的画面来看,这位叫保罗-卡加梅的总统一脸不肖的表情。私下揣测,不知道他是不是对这个数额提不起精神来,内心有所不快。稍后,又在电视里听到朱总对这位总统解释说:您刚刚访问过的上海,是中国最繁荣、发达的地方。我们对你们只能提供力所能及的帮助,我们还不富裕……
  迄今为止,我仍然是不明白:我们的援外决策是如何敲定的,要不要通过什么法律程序方面的批准步骤。在今年初的一则新闻中,我知道了一个细节:一次,美国总统布什宣布豁免俄罗斯的部分债务时,事先要得到国会的批准。我们对朝鲜的粮食援助,要一火车皮一火车皮地拉;我们对卢旺达免债,是整亿整亿地免。
  作为真正的富有者,慷慨助人是美德;可是,作为一个穷苦的人,作为在一个穷国、在一个穷苦群落中的长大的一个自然人,应知道贫穷的日子是多么难熬呀!所以,我对国家高层的这种举动不理解、不安、充满疑惑。
  我们的农民要挣回每一个硬币、每一个铜板,每一毛钱,在“锄禾日当午”的一类的原始劳动里,要付出怎样的血汗。
  有一次我们给朝鲜15万吨粮食,美国也援了17万吨。作一个粗略的核算:在我国平原的粮食主产区产量,及普通农户土地的拥有规模,一家在一年里大致可以出余粮0.75吨。凑足这些粮食需要20万户农民、60万个家庭成员,要通过体力肉搏的劳动,忙上几个月才能获得,其中蕴含了巨大的劳务量;而美国人凑足那么多的粮食,几家农场主、花费极少量的劳动工时就可以轻松搞定。
  为了援建阿富汗,我国送了1.5亿美元、3000万元的物资,以此作为给阿临时政府的礼物。联合国秘书长安南说,如果今后5年,阿富汗得不到100多亿美元的援助,阿富汗的人民会过得很悲惨……可是,阿国临时主席卡尔扎伊不同意安南先生的这个估值,他说,至少要450亿,才能够让他的人民过得“不太悲惨”……
  为什么阿国的领导人能如此尽力地为自己正在遭难的人民谋利益?而建国初的我们中国人遭受的苦难比他们更深,我们做了什么?
  还有,他们的人口才两千多万,我们的当年人口是他们的20倍,按秘书长先生的“保守”口径测算,我们至少需要2,00亿美元才能让我们的人民过上“不太惨”的生活。可是,我们得不到一分钱的援助,这倒算了,我们认命。问题是,在这种时候,我们为什么还要把自己的钱送给外人呢?
  为什么别人遭难时,要得到援助?别人贫血时,可以得到血液的输入?而我们的人民非但得不到,我们的当家人反而作出违背常理的决定,要在贫血之躯上大剂量地抽取血液,然后,再去救助别人?!
  难道就因为中华民族是个吃苦耐劳的民族,我们的领导人在向世人展示中国人的这种“精神”?!是不是说,中国人能够吃苦,善于吃苦,那么,干脆就让他们去吃吧!新政权已经建立50多年了。扪心自问,我们仍是一个“贫血的中国”。那些为塑造朝气勃发的“少年之中国”,为实现“可爱的中国”而前赴后继、为之奋斗的先贤、先烈见了此景,九泉有知,他们能瞑目吗?
  什么时候,我们真正能够成为一个富血的中国,一个红润的中国,一个健壮的中国?因为只有健壮成为了中国的常态,我们才有与别人、与他国竞争的实力,才有在竞技场胜出的可能。
  在人民当家作主的国家,如果人民有权对自己劳动的所得进行处置,有权对此发话的话,人民同意这么做吗?假定我们的援外决策要经过全国人大常委会通过才能生效,人大常委会里有60%的农民代表,农民们会在这种“宁可自己饿死,也要拯救他人”的决议案里投票赞同吗?
  以前产生的决策败笔,能不能警示中国以后的决策人:作出的某个决策,人民答不答应?将来的历史会怎么评价?会不会有人挥着指头戳决策者的脊梁骨?最后的一句话,是壮着胆子对我们的权力阶层呼号一句:终止一切对外援助,全力救助穷苦农民!请!!!
  在中国现行体制下怎能希冀靠法律来改变现实,法律应落后于政治,还是看现实的变化吧
都说工人、农民困难,其实做个民营独资企业也很难的,谁能写写呢? 彼此彼此
  不但要应付业务上的激烈竞争,要应对饱和的市场,还要应对各种日益西方化的法律、银行、带有中国特色的一会执行一会不执行的各种法规……。就说这次FD之后,被地税查个底掉,通融半天告诉你说是因为FD,市里规定了死任务,一定要收回多少钱来。
  不是搞资本主义吗?没资本的资本主义就都成打工的了。
致:仰望星空 新桥农民
  我是四川农民,莫事也来网上逛逛,看了你的帖子总感到你疯扯扯的(四川土话,听不懂算球了)。照你几爷子的意思,党永远是好的,只是人出了问题,才弄得老子们农民造孽!这个道理,死个舅子老子们农民也不相信,你几爷子已经坏臭了底,它咋个还能弄出个好端端的党吗!老子就是要反你那个党,大不了不在重庆当棒棒。
赞成于浩成先生! 匿名
  完全赞成于浩成先生的观点!
  我一直弄不明白,中央军委是个什么样的机构,为什么可以不向任何国家权力机关报告工作?难道军队只是军委主席的私人卫队?军队机构设置,大规模精简整编,总参谋长、总政治部主任、总后勤部部长等的任免,如此等等事关国家大局的事情,只是少数几个人暗中商量就决定了,不需经过任何机构(包括全国人大)的审察批准,这正常吗?!
只有彻底破除延续几千年的封建文化垃圾才能够救全国人民 123
  什么时候人民不把官员看作是当官的,是管老百姓也就是说不把他们看作是统治者。
好文章出现是实现中国宪政塌实的一步 文名
  本文及讨论中几篇文章如西文都有真知灼见,且文风好,通俗流畅。如知识界进而工农等各界都有如此见识,宪政就大有希望了。时代在前进。
难道不是吗? www
  如果中国执政党不能实现宪政、不能走出中国历史兴亡的周期律。那中国还不如成为殖民地。比如,香港。
农民解放靠自己 西乌拉帕
  农民解放靠自己
  [西乌拉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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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前不久,张英红先生在燕园评论网站发表了一篇短文,引起不小震动。有善良网友甚至警告他“距离监狱不远了”。不久,该文就在燕园评论网站上无声无息地消失了。这更让人替张先生捏了一把汗,担心他也跟着文章一道消失。而今,人们终于又看到了他的新作——《只有宪法才能救农民》,由此知道他并没有消失,或者说,消失不久就又回来了——看来,网友的担心似乎有些多余。
  张先生在刚刚经历了一场“虚惊”之后不久,还能够再接再厉,继续著文为弱势的9亿农民大声呐喊,旗帜鲜明地提出自己的解决方案,应该说,这种精神,在当今中国的文人之中,已经是非常稀缺的,也令我这个农民之子深为感动,在此特向其致敬!
  感动之余,针对具体的学术观点,笔者有一些想法要与张先生商榷。当然,这丝毫不会影响我对他的尊敬。
  笔者同意,一部好的宪法,对于维护中国农民的合法权利和利益,的确具有重要作用。因为我们看到,新中国建国50多年来,对农民的长期制度性歧视与剥夺,的确是对我国宪法的严重违背与蔑视,现在的确该是尊重宪法、重塑宪法权威的时候了。此外,笔者也愿意相信,只要严格遵循现行宪法(尽管它有很多地方需要修改),9亿农民的人权和利益也会得到相当大程度的改善。从这个角度讲,我非常认同张先生对于尊重宪法、重塑宪法权威的呼唤。
  但是,笔者认为,“只有宪法才能救农民”的提法,是欠妥的,值得商榷。因为这种提法回避了以下几个必须回答的问题。
  首先,什么样的宪法才能救农民?
  毫无疑问,一部本身就千疮百孔、严重漠视乃至歧视农民权利和利益的宪法(我们不妨将之称为“坏宪法”),是绝不可能拯救农民的,它只会加重农民的苦难,成为残害农民的直接工具。只有充分考虑和维护农民利益的“好宪法”,才可能成为农民的救命稻草。
  因此,按照我个人的理解,被张先生寄予厚望的“宪法”,显然应当是后一种,即“好宪法”。它应当是在全社会各个阶层和利益集团充分协商谈判之下,达成的共识之大集成,而不能是某个强势集团一手把持、只维护一党私利的“伪宪法”。对此,张先生在其文中显然已经意识到了,他在文末写到:
  “只有宪法才能救农民。这个救农民的宪法,决不是那强化权力、削弱权利的“伪宪法”,也不是那束之高阁、无人问津的“冷宪法”,更不是那只写在纸上、从不启动的“死宪法”;救农民的宪法,必须是限制公权、保障人权的“真宪法”,必须是权威最高、人人援引的“热宪法”,必须是铭刻心中、可以诉讼的“活宪法”。”
  看来,在认为“只有宪法才能救农民”之时,张先生已经注意到了对宪法本身属性好坏的辨别与考察,这的确是非常重要、也难能可贵的。但笔者下文的分析将表明,如果我们的认识仅仅停留于此,是远远不够的。
  退一步讲,即使从肯定宪法的积极作用的角度出发,那也只能说是“只有好宪法才能救农民”。这里的“能”,是“可能”之意,它只表达了一种可能性,而不是必然性。“好宪法”也许(!)是农民获救的必要条件,而绝非充要条件。
  其次,好宪法是怎么来的?
  既然“只有好宪法才可能救得了农民”,那么,顺此思路,我们不免要追问:好宪法是怎么来的?
  毫无疑问,一部真正反映和维护大多数民意(尤其是维护9亿农民利益)的所谓“好宪法”,决不可能从天而降、自动生成,也不可能是某个强势集团对其他社会阶层的政治恩惠与赏赐。它一定是包括农民在内的社会各个利益集团充分协商谈判(利益博弈)而达成的一种妥协的结果。而这种赖以谈判与协商的机制,就是我们所说的民主政治体制。
  换言之,货真价实的好宪法,从来都不是孤立的、突兀的、石头缝里迸出来的,它很难在专制的国度里产生——即使产生了,如果缺乏必要的条件和配套环境,它也很难得到真正的尊重和实施。这里不仅是理论探讨,更有历史为证。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以来,我们不是一直都有宪法吗?可实际执行情况如何?众所周知,30年多前,堂堂国家主席被随意折磨死;进入21世纪了,一介大学生仍然被无端收容打死,25个外地民工在收容车里被活活烧死……,诸如此类,有法不依者,大家已经熟视无睹、习以为常,几乎都要麻木了。这么多年来,宪法在哪里?它象一个玩偶,被三年一小改,五年一大改,或者改也懒得改,干脆将其束之高阁,违宪之事、违宪之法、违宪之政,恣意妄为,肆无忌惮,长达50余载,至今还没有停止的迹象。作为立国之基的宪法,哪里还有一点点尊严和权威可言?这就让我们不免要问:宪法自身是不是也需要拯救?值得反思。
  中国有宪法,非自新中国始。自孙中山、袁世凯那会儿就有了(在各个历史时期,“宪法”的名称也许各有不同),甚至连大清朝的光绪、慈禧也曾凑过宪政的热闹。新中国也先后有1954年宪法、1982年宪法等等之说。历史实践证明,在一个封建专制残余十分严重的环境下,宪法往往沦为独裁专制者的遮羞布和愚弄民意的工具,其自身命运尚且难保,又何谈仰其救人也哉?!
  笔者认为,尽管民主政治需要通过《宪法》的权威条文来对社会各方谈判达成的妥协结果加以书面化和固定化,但“先有民主政治,然后有好宪法”的因果逻辑关系,却是不容置疑的。
  因为,好宪法乃是民主政治的产物,专制的土壤开不出民主的鲜花。
  欲求好宪法,必先求真民主。
  而欲求真民主,必先培育新土壤。
  在中国,9亿农民就是最大最坚实的土壤。
  第三,有了“好宪法”,农民能否自动获救呢?
  回答显然是否定的。试想,一部再好的宪法,倘若只是被当权者束之高阁,或者借以装点门面,挂羊头卖狗肉,民主共和之旗高扬,专制独裁之实不改,那么,这样的“好宪法”仍难救农民于水火。
  有了好宪法,不等于其自动获得尊重和实施,也不等于必然获得尊重和实施。为达此目的,还得有一套严密有效的制度(机制)来对宪法的贯彻和实施加以严格监督,及时纠错。而这套监督制约机制在专制政治环境下能够存在吗?它的运作真的能够仰仗强势集团的自觉遵守吗?能够依靠“以德治国”、“N个代表”去约束吗?或者依靠执政者的良心发现和反省吗?
  回答当然都是否定的。
  监督机制不可或缺,但机制何来?谁来监督?
  笔者不才,想来想去,认为9亿农民实在别无选择,还得依靠“三权分立”和公开选举、多党竞选等民主政治制度,使得社会各个阶层(特别是9亿农民)都有公开参政议政的权利和机会,使权力得到有效监督和制衡(特别是来自9亿农民的监督)——惟有这样的监督,方才是持久有效的。
  救农民者,惟农民自己也。
  通过前面的分析,我们既已知道:
  1)只有好宪法,才有可能救得了农民;
  2)欲求好宪法,必先求真民主;
  3)好的宪法,只有在民主政治体制下,才能得到货真价实地实施。
  可见民主政治之至关重要。
  那么,民主是怎么来的?它是从天而降的吗?当然不是。考察古今中外,我们发现,民主总是民众自己努力争来的,而且往往要付出较大的代价。天降“民主馅饼”的好事也许只发生在近期的伊拉克,美国用武力推翻萨达姆专制政权,试图为伊拉克空降民主政治(能否成功尚待观察,暂且不论),但伊拉克人民为此而付出的代价无疑是巨大的。这种“外部输入民主”的模式毕竟不是主流。今天的中国,9亿农民要获得解放,要获得民主,除了自己觉醒并行动起来努力争取外,实在别无他途可走。
  一部宪法,在制定之初(乃至其后的修改完善过程),就没有9亿农民自己的利益组织参与,就把9亿农民排斥在外,它怎么可能尊重和维护农民的利益?9亿农民又怎么可能仰仗它来拯救自己的命运?同样,失去了9亿农民的监督和制约,即使真是一部充分体现了农民权利和利益的“好宪法”,也很难真正得到贯彻实施。
  因此,笔者认为,中国民主政治建设的重要内容,就是要让长期被排斥在主流社会决策圈之外的9亿农民重新回到政治生活中来。如果回避民主政治建设不谈,而去谈“只有宪法才能救农民”,把9亿人的命运寄托在一部支离破碎、束之高阁的宪法身上,而不是寄托在9亿农民自己身上,这无疑是一种误导。
  在一个专制色彩浓厚的现实环境下,我们迫切需要做的,恐怕不是眼光向上的盲目的“宪法情结”和“宪法崇拜”,而是眼光向下,充分认识并尊重农民的主体地位和主导力量,在9亿农民的积极参与下,早日建成真正的民主制度。
  一部9亿农民声音缺位的宪法,注定不是一部真正的好宪法。一部好的宪法,只有在民主政治体制下,获得了广大农民的高度认同、支持并给予有效监督之时,才能摆脱绣花枕头、装点门面的命运。
  只有当农民自己的组织力量成长并壮大起来,对各项决策发挥实质性影响之时,旧的“坏宪法”变成“好宪法”才可能时机成熟、水到渠成。从这个意义上讲,目前的现实问题不是“宪法救农民”的问题,恰恰相反,而是如何发动并依靠9亿农民积极行动起来建设民主、振救宪法的问题。
  农民如何自救?
  这是另外一个大的话题,需要较多篇幅,这里暂且不谈。但我想,有一点是可以肯定的:9亿农民要解放,就必须组织起来,拥有自己独立的组织(比如农民协会),代表9亿农民的利益,公开、合法、有序地参与到各项社会政治生活当中去。这个大的方向是不容回避的。在此方面,远的不谈,与我们临近的日本、台湾的农民,就是非常好的例证,值得我们借鉴。
  最后,不妨简单总结一下本文观点:
  1、歧视农民利益的现有宪法是“泥菩萨过河——自身难保”,它非但救不了农民,反倒还急需农民的拯救。
  2、救农民者,惟农民自己也。9亿人坐等别人施恩,是非常滑稽的事情,也是行不通的。
  3、农民如何自救?惟有觉悟和行动起来,争取民主,依靠民主而自救。
  草就此文,算是对张英红先生文章观点的补充与商榷。
有激情的空谈 巨石
  张先生说:“农民的不幸缘于旧制度之恶 ”如果国家不“制度化地”“年复一年地从农村‘抽血’滋补城市”就可以避免“使二三代农民为之付出了惨重的代价”。这种看法有失偏颇,在现代,任何国家在任何制度下,农村经济都不能脱离城市而孤立发展,我国历经漫长的封建社会,和近现代的殖民地半殖民地社会,加上连年的战乱,工业化基础非常薄弱,在经济发展过程中,不可能非常均衡。象张先生这样自诩为农民利益的代言人的,历史上不乏其人,民国初,熊希龄卸任北洋政府总理后,曾就任海河水利委员会,适逢海河水域大水,潮白河形势紧急,熊希龄曾决定潮白河京东分洪,淹京东八县,保天津,有士人自诩京东八县农民代言人,写文章痛斥熊希龄保洋人,保城里人,害国人,害农民。熊希龄的做法现在抗洪中已经是常规性做法了。经济发展总有个过程,建国以后近30年里,绝大多数城市居民的生活又好到那里,张先生恨不得立码让9亿农民都过上小康生活,其愿望令人敬佩,但不从经济发展的规律来认识,单纯寄希望于政治变革,显然不大合适。
党是否赢得人心 期盼还政于民
  党是否赢得人心、或者说民心,取决权不在于民众,而在于党本身。胡锦涛已对上访有新说法啦!!
大概没有人盲目反党, 一个中国人
  是党在实践了各种尝试以后,
  自己都觉得应该正视实际、直面人性了,
  党章的变化,是党的精英领袖改变党的基础、组成、任务(或目的、目标、历史使命),提高党的素养,以寻求党存在的确实理由、意义与价值。
  可以预见的是:党肯定还会进一步提高、完善自己。
  有良知的人,
  发表自己的政治或其他言论,
  出发点不是盲目地维护一个党或反对一个党,
  而是出于对与自己同命运的、生活在这片土地上的人的现在与未来的生活的关切。
  党是否赢得人心、或者说民心,取决权不在于民众,而在于党本身。就象邓大人说的:执政党是否真正执行“三个有利于”路线。
  如果我没理解错的话,连“科学人”这样激扬的人士,都曾建言:在中国走向民主宪政的初期,为了人民的平安,军队应掌握在党的精英手中。
张红英先生,您是中国人民的摩西 宇丹
您的观点就是人类普遍价值观念在中国农民问题上的具体体现,我是个北京市民,但我支持您,感谢您给我们指出正确的方向。
中国人的传统奴性妨碍的理性的发展 拿马毛
农民的问题不仅仅是理性就可以解决的。中国的侵血入髓的奴性使中国在很长的一段时间里只能做很小的改变。理性和感性一起联合运作才有可能提高农民的素质和地位
致仰望星空: 科学人
  1。你说科学人的言论中作了太多的隐含条件假设,这没办法:我无法象王炳章们那样靠印反共小册子并偷运入境来实现中国的“民主化”!换言之,我不想为只对大家好(对我个人不一定总是好)的“民主”献身:人权理念告诉我得对得起给我身体与生命的父母(这并不只是守孝道!万一真有一天国安局仅凭IP地址找我麻烦,我会毫不犹豫予于否认:我从不认识科学人,大概有(反科学)人盗用之)。我只能象那位卧底中国性学专家那样,搞到中共在中国是如何“爱咋代表就咋代表”的以及最底层是如何看待民主的这样的真实第一手资料。
  2。可以肯定的是我科学人自己迷糊“何为中共”而非想迷惑人?
乡村建设纵横探 萧一湘
  乡村建设纵横探
——走出三农误区回归三大差别
(湖南常宁萧一湘)
  从李昌平先生提出“农村真穷,农民真苦,农业真危险”的三农问题,许多有社会责任感的知识分子对“三农”问题的关切,而且进行了许多探索。但是笔者所知,“三农”一词很早就命名错了。从历史上看,“农村”这个名词就不是这样称谓的。笔者活到80岁了,过去只知城、乡之分,叫城市与乡村。“乡村”,自古也称乡曲、乡里,原本就是与城市相对而言,只闻城乡,绝没有叫“城农”的。“农”字是种职业,而“乡”字与“城”字都是地域之称。住在城市的叫“市民”,而住在乡间的则叫“乡民”,却没听说过“乡农”的。两千多年的《诗经》就有“乡村”一词了。南朝宋谢灵运曾有诗云:“乡村绝闻见,樵苏限风霄”。至于世俗通称住在乡下的人更是称“乡民”了。民国时期公元1923年始,以梁漱溟、晏阳初等学者为代表主张由乡村的建设以引发工商业,创造一条国家基本建设的新路,并名“乡村建设运动”。
  从实际来看,凡是住在乡村的人,并不全是农民。乡村历史上存在很多行业、住着很多职业的人:既有种地者,还有许多手工业、服务业和自由职业者。在一个农耕社会的乡村,职业几乎无所不有,岂止农业一业?
  可是什么时候又出现农村、农民、农业这个三农的名词了呢?
  1949年新中国建立后,乡村结构也起了很大变化,所有原来统治乡村的宗族、士绅、乡保甲体制被废除,一律由中国共产党和人民政府统一领导了,乡村管理由多元化变成一元化了。
  土地改革时候,无地和少地的贫下中农,几十种专业行业的乡民,不管你原来靠的什么生活来源,几乎都分得了一份平等的土地,原来多元化的行业也统一归到大农业里的“农林牧副渔”五大类中的“副业”里去了,成了农业的附属。“乡村”也就叫“农村”,“乡民”也统喊“农民”,农业合作化起又统称社员。于是乡村梳成了农村、农民、农业一条大辫子的单一体制了。
  原来乡村的治理经费也由多种渠道(按宗族与地方的各种公产为主和县里的财政拨款为辅的框架)统由政府财政一个口袋掏了。
  国体变了,但大一统的政体——集权化还是加强了。到人民公社对社员的统治更加严厉了。这种从集权化的乡村改称农村,到行业大归口于大农业,再到各种职业的人统一于公社社员(农民)的大锅体制,从生产生活到思想上类军事化管理体制,社员的许多自由空间没了,户籍制度,村民已寸步难行,形成城乡分割的“一国两策”。这就是“三农”一词的来源。
  仅仅改个“三农”名词研究有多大关系呢?
  要知道真正理解“三大差别”(即城乡差别、工农差别、体力劳动与脑力劳动差别)和它们之间的联系,才能解读三农问题。说是历史条件造成,无如说就是社会发展规律。只有回归了农村与乡村,才能理解城、乡差别,也只有认识了城市比乡村进步和文明,才能解读治理乡村的指导思想,必须由城市拉动乡村;只有认识了现代工业和市场经济比农耕经济、或叫自给经济进步,才能解读治理农业的办法,必须以现代工业(或市场经济)改造农业(或叫小农经济);只有认识脑力劳动较体力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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