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黑工厂渐成职业病危害重灾区 专家呼吁加强监管
来源：经济参考报
　　广州38名外来工疑似“胶水中毒”事件让一个陌生的化学物质“1，2-二氯乙烷”进入公众视线，也令职业病危害这一严重影响社会和谐的公共卫生问题和社会问题再次凸显。《经济参考报》记者调查发现，在职业病防治日益受到重视、大中企业职业病防治环境逐步改善的背景下，职业病危害突出地反映在数量庞大的中小企业尤其是“黑工厂”式的“三无”企业中，而农民工已成为职业病高发人群。业内人士认为，除企业经营者和劳动者要分别加强责任和防范意识外，政府职能部门监管薄弱的现状也亟待改变。　　最小的工人未满16周岁 有的发病工龄甚至不足半年　　“头晕，想吐。”“胶水，很臭。”在广州市第十二人民医院801病房，留着寸头、远看像个男孩的檀秋燕双手反伸着躺在床上，只能一词一顿地说着简短的句子。　　去年11月14号凌晨一点，她突然全身抽搐，亏得姐姐在身边才及时送进医院，整整7天7夜后才恢复知觉。　　“身份证都还没办呢。”哥哥檀业动告诉记者，妹妹1996年7月出生，现在还没满16周岁。去年5月，她从广西来到广州白云区的琪怡皮具厂做钱包，用的是万能胶和粉胶，上班时厂里连口罩都没发过。妹妹曾跟他说，上班后自己常常想呕吐，老是吐口水，有一次还晕倒在厕所里，后来醒过来了觉得没事也没去医院检查。　　在同一个楼层的其他病房里，还躺着27位和檀秋燕一样突然发病、症状相似的病友。来自天南地北、在不同工厂流水线上班的他们，都从事着同胶水直接打交道的工序。　　据广州市安全监管局2月23日通报，日以来，广州共发现38例患者疑似胶水中毒现象，4例因医治无效死亡，3例达到出院标准出院，3例自行出院或转到当地医院治疗，其余28名患者在广州住院接受治疗。截至目前，已有25例被确诊为职业病，其中24例为重度职业性急性1，2-二氯乙烷中毒，1例为轻度职业性急性1，2-二氯乙烷中毒。　　记者了解到，其他中毒患者也多为年轻人，有的发病工龄甚至不足半年。1月12号晚晕倒在宿舍里的陈锡隆23岁，去年8月才来广州。来自广东怀集的温朝猛22岁，发病时才上班3个月。　　长期从事劳工权益服务的广州珠江工友服务中心总干事景祥说，近年来珠三角地区苯中毒、二氯乙烷中毒、尘肺病等职业病事件时有发生，其中不少患者是新生代农民工，且呈现出发病工龄缩短、患病率高等特点。　　“三无”作坊就设在村社办公室楼下　　“我和我的学生们接触到的这种个案太多了。”中山大学法学院劳动法学者黄巧燕说，近年来随着相关法律法规的逐步完善，珠三角地区大中型企业的职业病防治环境得到了改善，但在大量的代工型中小企业特别是“三无”企业中，农民工劳动卫生防护环境仍然相当恶劣。　　要不是有门上贴着的白色封条提醒，人们来到广州市白云区永平街道东平经济联社钟兴南街五巷29号二楼，可能都无法发现这间没有招牌、外观和普通民居无异的厂房里，隐藏着一个刚刚发生过中毒事件的皮具厂。　　东平经济联社安全生产管理办公室一位胡姓主任说，这是一家“三无”企业，老板是外地人，除了向房东交租外，老板并未办理工商税务手续，因此社里平时都不知道有人在非法生产，这次发生中毒事件后才将其查封。　　然而就在这栋房子三楼的铁门上，赫然挂着“钟二社办公室”字样的招牌，记者敲门时无人响应。附近的工人说，钟二社就是东平经济联社下面的一个子社，平常有人在这办公。　　记者从广州市安全监管局了解到，广州目前共发现的38例疑似胶水中毒病例全部分布在白云区、荔湾区38家用人单位，其中36家就是和这家皮具厂一样的无牌无证私人小作坊。　　“三无”企业通常是指无注册资金、无固定场所、无资质等级，更有甚者，无任何登记的“黑工厂”式的企业。据不完全统计，广州全市有生产性工厂企业近5万家，产业工人近300万人，其中接触各类职业危害因素劳动者超过100万人。“这还未完全包括各类"三无"企业中的农民工。”广州市安全监管局职业安全健康监督管理处处长王英德说。　　“农民工在老板和复杂的法律程序前太弱势了”　　“这一次人数比较多，又有媒体的关注，政府强力介入后事情最终应该会有妥善解决，但是之前数量更多得职业病的农民工，就没有这么幸运。”景祥告诉《经济参考报》记者，他接触到的很多在“三无”企业中打工得病的农民工，多数都是老板给几万、十来万就“私了”，有的甚至因为老板“跑路”而一分未得，选择打官司的往往也要拖几年，“拿到符合工伤赔偿标准的足额补偿的人很少，因为不可能每次都有政府来兜底，农民工在老板和复杂的法律程序前太弱势了”。　　记者采访到的专家学者认为，“三无”企业不仅已成为职业病危害事故的重灾区，也已成为农民工正当工伤待遇受损的重灾区。黄巧燕说，很多企业老板在农民工出现职业病征兆时以各种理由将其劝退，或者拒绝在职业病鉴定表上签署“用工单位意见”，而劳动者往往没有完善保存用工证据，在提请仲裁或诉讼时得不到法律支持。　　广州市第十二人民医院对中毒工人已开通绿色通道，垫付医疗费用，同时陆续启动职业病鉴定程序。“目前已有26人递交鉴定申请，11人已经通过鉴定，之后将由人社部门按照职工伤残等级认定工伤，再按照相关法律进行索赔”，该院副院长刘移民说。　　但记者了解到，部分工人之前已花费不少治疗费用，家人陪护的生活成本也让他们不堪重负。檀业动说，妹妹之前在南方医院治疗了一个月，加上这两个月的生活费总共已经花费80000多元，除了街道办事处送来25000元慰问金外，其它都是借的。父母都是农民，五兄妹中还有2个在读书，自己现在辞了工作，生活费都成问题，“医生说治疗时间还会比较长，可能半年或者一年都说不定，而且还不敢说有没有后遗症”。　　“媒体没报道之前，这家医院也是收费的。”陈锡隆的姐姐陈锡茹告诉记者，弟弟的病情比较重，自己和丈夫、父亲都在医院陪护，目前已经花了40000多元，“老板只来过一次，给了8000块，还说有2000是陈锡隆的工资，后来我们申请职业病鉴定需要老板签字，他就连电话都不接了”。　　广州市安全监管局表示，目前中毒患者的职业病诊断、工伤确认及赔偿事宜正在依法进行之中。对于用人单位已不存在或者无法确认劳动关系的职业病病人，将由所在区政府采取措施落实费用，使其继续获得医疗救治，最大限度保障劳动者的生命和健康权益；对于已确诊为职业病的，将依法依规落实其相关社会保障和待遇。　　专家：莫让悲剧重演 补齐职业病短板需多头并进　　“一次就有38名工人中毒，这些非常血汗的工厂为何大量存在，需要有关部门深刻反思。”广东省政府参事王则楚说，基层村社组织不可能对眼皮底下的“黑工厂”一无所知，工商管理部门和劳动保护部门也难逃不作为甚至失职之嫌。　　目前，广州市已经开展1，2-二氯乙烷急性职业中毒防范和隐患排查专项整治行动，白云区已责令近千家无证照企业停产停业，荔湾区也将关闭600多家无牌无证鞋加工小作坊。下一步，各区县还将在箱包加工、玩具制造、皮革加工、制鞋等行业企业中，开展生产、使用高毒物品企业职业危害专项治理工作。　　《经济参考报》记者采访到的专家学者认为，近年来群发性职业病事件时有发生，各地各部门事后均有开展“地毯式搜查”等运动式职业病危害整治行动，但往往收效一时，要遏制职业病高发态势，亟须构建职业卫生和职业病防治长效机制。　　广州市安全监管局在回应媒体时也表示，农民工成为接触职业危害的主要群体，“多年积累潜在的职业危害问题正在逐渐暴露，2011年来职业病开始呈现高发趋势，群体性职业病事件也时有发生”。　　中山大学法学院劳动法学者黄巧燕说，按照安全生产规范，存在生产性毒物的生产企业中，有毒与无毒作业应该进行隔离，生产场所要具备通风条件，劳动者也需配备口罩、防护服等基本防护用品。这次胶水中毒事件凸显了企业经营者和劳动者在职业病防治知识上的缺失。。　　记者了解到，目前广州正在全市开展流动展览、播放公益广告等职业卫生宣传教育活动，《广州市2012年职业健康监管工作指导意见》也已于日前印发。根据《意见》，5月30日前，广州要基本完成全市工矿商贸企业职业危害申报备案管理工作；经过职业危害专项治理，重点行业企业作业环境要明显改善，粉尘和高毒物质浓度符合国家相关标准要求，噪声和高温等职业危害要得到有效控制。　　广州市安全监管局副局长方少华在接受记者采访时表示，部分地区职业病监管机构不健全、基层监管力量薄弱、部门间工作衔接不够、监管覆盖率较低，确实是目前职业病防治工作面临的基本问题。　　方少华说，基层监督职业病监管职能2010年才从卫生部门划交安监部门，2011年广州市政府部门机构调整后才正式确立编制，相关职能如职业病生产环境现场监测等还没有理顺，同时市局承担职业安全健康监督管理职责的才4个人员编制，而全市不包括“三无”企业在内接触各类职业危害因素劳动者就超过100万人。　　此外，现行的一些职业病防治法律法规也还不够完善，黄巧燕说，如广东省目前规定职工在离开职业病发生单位两年内被诊断、鉴定为患职业病的可以提出工伤认定申请，但尘肺病等职业病潜伏期往往有几年甚至十几年，等到劳动者发病时已无法获得工伤待遇。　　“安监部门去年底接到胶水中毒病例报告时，就已发生死亡病例，二氯乙烷中毒初期病症和感冒、发烧相似，患者往往不会直接到专业职业病防治医院治疗，错过了救疗黄金时间。”广州市安全监管局职业安全健康监督管理处处长王英德说。　　“工作环境如何，取决于用人单位，也需要加强基层监控力量。”方少华说，广州将着手构建全市重点职业病危害常态化监测哨点网络，在全市200家企业共建设5个哨点和1000个监测点，重点监测1万名接害工人的职业健康状况，同时建立和完善全市各级职业健康监督和职业病防治工作联席会议制度，各级安全监管部门将联合卫生、人社、工会及工商等部门组成联合执法检查组，开展职业健康经常性执法检查。　　广州珠江工友服务中心总干事景祥认为，相对数量庞大的生产企业，政府部门监管力量无法做到有效覆盖，可以借鉴先进国家经验，引导公益组织等第三方力量参与职业卫生和职业病防治体系。　　“德国依靠行业协会防治职业病的经验值得我国借鉴。”2011年曾赴德国考察的方少华告诉记者，德国法律规定，每个企业必须参加非营利机构性质的行业协会并向协会缴纳职业病防治基金，由协会起草该行业职业病防治实施细则，通过国会批准后即成为法规，同时还根据每年行业职业病发生情况调整保险收取比例。　　记者了解到，目前深圳、广州等地工会已开始或准备购买公益组织服务，建立职业病知识教育、法律咨询等服务点。“在试点成功的基础上，这种模式可以而且应该在更大范围内推广。”黄巧燕对此表示说，“但是在目前的国情下，和德国一样将如此多的职能交予公益组织并不可行，而且必须明确的是，监管部门下放的是职能而不是责任，否则极易成为出事后基层监管部门推诿责任的借口。”　　“法律法规的出台总是滞后的。”方少华说，上世纪80年代广东就发现有正己烷及三氯乙烯职业中毒案例，但相关国家标准直到2002年和2007年才制定，该种类职业病病人才有了明确诊断的依据，“现在新的产业不断出现，又可能潜伏着新的职业病危害，这需要对职业病行防治思路和行政监管力量格局进行不断调整适应”。　　黄褐色胶水散发着刺鼻气味　　操作台上散放的钱包成品光鲜亮丽，和街头售卖的看不出差别；旁边黄色的瓷碗里，黄褐色的胶水散发着刺鼻的气味&&在广州市白云区横港西街六巷一栋居民楼的一楼，不足三十平方米的大厅里随处散乱着皮料、胶水、颜料，两边的四个窗户都被白纸封得严严实实，除了屋顶上挂着九个吊扇外，看不到其他通风排气设备。　　附近居民告诉记者，这家招牌都没有的皮具厂去年冬天里就一直关着门窗生产，进进出出的人也没见谁戴口罩，要不是有人来查封，还不知道厂里有人胶水中毒。　　中毒的“罪魁祸首”正是这些胶水里含有的化学物质“1，2-二氯乙烷”。据职业病防治专家介绍，二氯乙烷是一种无色有毒液体，具有潜在致癌性，可经呼吸道、消化道及皮肤吸收，进入人体，引起中毒，主要造成神经系统、肝脏和肾脏的损害，还可引起中毒性脑病。　　广州市第十二人民医院副院长刘移民说，二氯乙烷中毒多数发生在一些皮具、鞋厂等“三无”小作坊，其使用的廉价原料含有二氯乙烷，有的作坊连口罩等基本防护用品都不提供，工人们几乎暴露在含有有毒挥发性有机溶剂的空气中，冬天寒冷关窗门作业，室内不通风，极易中毒。　　刘移民说，每年冬天都是“胶水中毒”的高发季节，但去年冬天至今中毒人数，比往年有上升趋势，这和二氯乙烷被过量使用有关。在配合相关部门调查中，医院从十数家被查处小作坊里的黄胶、粉胶等辅料中检测出二氯乙烷，其中最高的含量达20%至30%，浓度超标十几到二十倍。　　“平常是有闻到气味，但我们都不知道会有这么大的危害。”来自湖南的中毒患者梁坚说。记者了解到，这些中毒患者大多是熟人介绍或在老乡的工厂里做事，之前对二氯乙烷一无所知。“老板没说要戴口罩，我们也就以为没事。”梁坚说。　　据刘移民等人2010年发表的论文《广州市胶粘剂使用行业职业卫生现状调查》显示，在广州11个区、县的58家胶粘剂使用行业工 厂 的 工 作 场 所 中 ，1，2 -二 氯 乙 烷 的C T WA、C S T E L的 总 体 超 标 率 分 别 为24.79%和20.25%，苯、甲苯、二甲苯等物质也存在不同程度的超标。该调查还显示，胶粘剂使用行业工人佩戴口罩的工厂数为18家，占31.0%；口罩佩戴符合或基本符合要求的工厂数为10家，占17.2%。　　“就像是牛奶中毒事件后，我们才知道什么是三聚氰胺。”长期从事胶水行业的深圳市顾康力化工有限公司总裁黄楚填说，化学产品专业性比较强，一般工人对化学产品的毒性、环保、危害知识都不是很了解，没有防范的意识。　　据了解，二氯乙烷中毒事件在我国早有发生，并推动了2008年新国标G B 的出台，根据该标准，溶剂型胶粘剂中，1，1，2-三氯乙烷、1，2-二氯乙烷、三氯乙烯等物质的总限量值为5g/kg，即含量不得超过0.5%。　　“在利益的驱使下，国家标准并没有得到很好的执行，据我所知，有的劣质胶水中二氯乙烷含量高达40%。”黄楚填告诉记者，1，2-二氯乙烷等卤代烃类物质是胶粘剂中的优良溶剂，其价格低廉又可提高产品的施工性能，一些生产企业为了提高利润而往产品超量添加“环保胶水每公斤售价为十几元甚至几十元，而劣质胶水只卖几元，其生产成本还可能不到一半”。　　记者2月21日在梁坚工作的荔湾区河沙村的市场上看到，价格在一公斤十元以下的胶水并不少见。附近的居民告诉记者，以前有些店子还卖自己分装的胶水，用没有标识的白桶装着，五斤一桶的才卖二三十块，“这几天可能是有检查，没见到有卖了”。　　公开资料显示，市面上正规厂商生产的胶水产品合格率也不尽如人意。广东省质量技术监督局2011年11月通报的产品监督抽查质量状况显示，胶粘剂产品抽样批次合格率仅为88%。同年9月广州市质量技术监督局公布的生产领域胶粘剂产品质量抽查结果显示，合格率为85.7%。　　不只是胶水，在廉价油漆、涂料等产品中也可能存在二氯乙烷超标。天津市工商局2011年7月发布的质量监测公告显示，监测的21个批次的建筑装饰用胶粘剂和溶剂型木器涂料中，共有7个批次的产品不合格。　　中山市一位家具行业人士告诉记者，近几年在一些中低档家具生产企业中，多次出现油漆工昏迷住院的情况，其原因就是接触了“二氯乙烷油漆”。这些含有毒性油漆的家具成品大多流向城乡结合部和农村市场，也可能对消费者的健康造成长期毒害。　　“我们现在完全可以说，二氯乙烷就相当于胶水中的"三聚氰胺"。”黄楚填说，有关部门要加大对国家标准的监测执行力度，彻底杜绝“黑心胶水”的流通、使用。　　记者了解到，造成此次中毒事件的胶水来源目前已初步锁定为南海、顺德、花都等地，广州公安部门已抓获涉嫌提供有毒胶水或非法储存危险品的违法犯罪嫌疑人21人。　　广州市安全监管局局长梁醒虾表示，职业中毒事件调查组将按照重伤以上一人一案的标准立案，对该事件进行全面调查，对劣质胶水追根索源，对涉及外地的胶水生产企业一查到底，追究企业主责任，并依据调查结果，依法严肃追究事故责任单位和责任人的责任，以切实保护工人的合法权益。 (来源：经济参考报)
(责任编辑：房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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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键字: 三星 毒工厂三星 工人维权抵制三星维权律师工会维权
据美联社8月11日报道，韩国三星电子半导体和LCD工厂中的有毒化学品已经导致200名员工患上白血病、癌症等恶性疾病，已有至少76人死亡。
报道称，这些受害者维权非常困难，他们需要向政府提供工厂化学品成分的确切信息，但三星电子以“商业机密”为由，拒绝向工人提供这些信息。而韩国政府和相关机构迫于三星压力，未能发挥积极作用。观察者网编译报道如下：
85年出生的三星半自动生产线工人Hwang Yu-mi 2007年死于白血病，在她死后，其父亲Hwang Sang-gi得知，在同一生产线上的另一名30岁工人同样死于白血病。于是，这位父亲开始活动，敦促韩国政府对三星电子工厂进行调查。他声称，（三星）曾经要以10亿韩元（约600万元人民币）换取他的沉默。
Hwang Yu-mi的父亲Hwang Sang-gi在首尔街头（背景是其女儿遗像、遗物）
起先，Hwang Sang-gi的维权诉求被政府驳回，随后，他自行搜集了关于工厂环境的证据材料。在收集到的材料中，他发现政府要求三星填写的调查表上，关于生产线上化学药品成分的一栏是空白，三星拒绝向政府官员透露这项信息。
美联社调查发现，韩国政府有关部门多次应三星要求，拒绝向维权者提供他们在芯片和液晶生产线上所接触到的化学药品的详细信息。根据相关法律规定，这些患病的维权者被要求通过政府或法院取得三星的相关证据，否则，当局一般会驳回他们的起诉。
在至少涉及10名受害者的6起案件中，三星都以商业机密为由，要求政府不得泄漏这些信息。在这一问题上，调查者采集到的法庭文件、官员访谈、维权律师以及受害者家人的说法是一致的。
（翻页继续阅读，律师代理15名患病工人，与“商业机密”斗争）
15名患病维权者的代理律师Lim Ja-woon表示，“我们是在与‘商业机密’斗争，所有对三星可能产生不利的信息都被列为‘商业机密’。”
律师Lim Ja-woon表示，虽然韩国法律禁止将“危害生命、健康和安全”的信息列入商业机密范围，相关劳动保护法也要求三星向工人提供有关材料，但相关法律边界和处罚措施并不明晰。
代理15名受害者的律师Lim Ja-woon, 在首尔三星大楼外参加抗议活动
有关部门官员则公开表示，法人利益优先。有关商业机密的保护规定十分复杂，而官员不愿冒着遭到大公司起诉的风险，去公开这些“商业机密”。
韩国公共安全和健康组织官员Yang Won-baek表示，“我们有义务为客户保密，这关乎诚信。”被问及为何将受调查的公司称为“客户”，Yang表示，大公司能够影响财政部制定的机构预算。
美联社询问三星对此事有何评论，三星方面通过E-mail表示，其从未“故意”阻止员工获得相关信息，所有被要求公开的，关于化学药品的信息均已公开，并无任何信息被“非法”掩盖。
然而，来自法庭和劳动部的文件显示，去年，三星就曾在相关维权案件法官的要求信息公开的情况下，以“商业机密”为由，请求政府不公开化学品暴露程度的信息和其他勘验结果。
在一封三星CEO签署的，致相关监管部门的邮件中有如下内容：若包括相关药品成分和数量的生产细节，因工人维权案件而遭到泄漏，将会危及本公司对于国内和海外竞争对手的技术优势。出于上述原因，公司将上述信息列为商业机密，申请不予公开。
虽然在该案中，最终三星公司公开了化学药品的配方，但相关暴露程度和管理细节仍然保密。
43岁的前三星员工、乳腺癌患者Park Min-sook讲述半自动生产线上的硅片生产工艺。
她受访时说，三星从农村招募涉世未深的年轻人，向他们夸大金钱的作用，然后像“使用一次性杯子”一样对待他们。
（翻页继续阅读，工人维权组织记录逾200个病例，至少76人死亡）
工人维权组织记录逾200个病例，至少76人死亡
一个名为Banolim的工人安全组织记录了逾200个案例，这些前三星半导体和LCD工厂工人患上了包括白血病、狼疮、淋巴瘤以及多发性硬化症等严重疾病。其中76人已经死亡，大部分年仅二、三十岁。
2008年起，有56名工人向政府提出了维权要求，其中仅10人在漫长的法庭拉锯后胜诉，另外46人中，有一半已被驳回起诉，另一半人的案件仍然在走司法程序。
工人维权组织Banolim工作人员Lee Jong-ran，展示记录患病工人案例的记录
这些受害者，大多来自农村地区的工薪阶层家庭，他们往往为支付医疗费用花光积蓄，甚至卖掉房子，有些工人最终丧失了劳动能力。
在几乎别无选择的情况下，100多个家庭去年接受了三星的和解赔偿协议，涉及26种疾病的工人获得了医疗费用报销和一笔赔偿。但也有一些家庭拒绝协议。
Banolim在首尔街头组织抗议活动
韩国政府对三星政策友善
三星是目前韩国最大的公司，拥有约10万名员工，其半导体和LCD部门在韩国为4.5万人提供就业，尽管这些人并非全是工厂工人。
韩国政府对于三星这类“财阀”的政策通常十分友善，这些企业在朝鲜内战后帮助韩国政府快速实现了工业化。
在90年代初，三星通过价格优势、大胆投资和快速建厂等战略，抢占了日本盘踞多年的记忆芯片市场，并主导市场近二十年。但这一成功背后，是工人的健康风险，三星在生产手机和LCD屏的半自动生产线上使用砷、丙酮、甲烷、硫酸以及其他重金属原料。
虽然韩国法律中也规定了相关劳动者保护的内容，但三星工人维权仍然面临重重障碍。
（编译/观察者网 周远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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