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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如果加工厂中有多个现场总线设备都必须要连接到集散控制（DCS），巩人员基本上有以下几种可选方案：常规接口方案、远程I/O方案和完全采用现场总线的方案。典型的传输是点对点接线，也就是我们所说的接术。这样可以将每一台现场测量仪器各自的测量直接传输到PLC。而采用点对总线的接线（也叫做远程I/O），现场仪表的将由工厂中的一台I/O站点负责采集、转换为数字协议并通过总线电缆转发给控制。这样DCS就只需要一个单独的通信接口，而无需多个模拟或数字输入和输出卡。
&&& 第三种方案是总线对总线之间的连接（完全采用现场总线技术）。在这种方案中，适当的现场仪表将通过Profibus PA或Foundation现场总线等通信协议直接连接到总线中。
&&& 每一个现场设备都是总线上的一个站点，但是也必须为它们提供各自的现场总线连接。由于其拓扑结构比远程I/O方案更加复杂，因此这个要求在很况下均无法实现。在完全采用现场总线的方案中，经常会出现密度过大的情况，而且除了模拟值以外通常还会需要数字（例自Namur传感器的）。在这种情况下，远程I/O连接是有效的解决方案，因此完全基于现场总线的仪表尚未成为当今的。
完整的物理层产品组合
&&& 图尔克丰富的物理层产品组合正在为各种连接提供可根据具体要求而的佳解决方案。除了采用通用外壳的各种接口方案以及用于Foun&dation现场总线和Profibus PA设备的大量组件外，图尔克通过BL20和excom产品系列进一步扩展了远程I/O解决方案的范围。模块化BL20 I/O原是用于工厂自动化领域，但是针对工业的要求通过兼容HART的I/O模块和冗余电源对其进行了进一步。鉴于许多现场设备都可以通过HART协议传输额外的信息，因此确保所安装的连接技术兼容HART协议正越来越重要，以便使远程I/O能够将输入的HART转换为数字协议。
&&& 过去12年间，图尔克一直在为业界提供危险1区使用的Excom远程I/O，并且现在已经将其扩展为一个系列，配备了紧凑的模块支架和适用于危险2区的新型电源。该可以传输来自外部设备的和诊断数据，并可在需要时与HART现场仪表进行通讯。因此控制就可以直接关于值、诊断和总线设备的更多信息（数字量）。此外，该的拓扑结构所需总线电缆要大大少于基于H1的Foundation现场总线和Profibus PA现场总线。
选择安装位置
&&& 有了新的Excom系列产品，用户在选择安装位置时就不再有任何。可以安装在危险1区、危险2区或者区域中。它的好处不仅在于用户不再需要使用专为特定区域而的部件，还在于用户可以采用统一的对外部设备和现场仪表进行配置和参数化。
&&& 所有产品的功能和处理都完全相同。采用GSD文件或DTM进行配置以及进行总线设备时都可以采用的结构和操作。无论在何种情况下，都可以在运行时对进行和改动。这不仅适用于添加单独的测量点，也适用于通过额外的模块对进行扩展。该还支持已经实践证明的Excom冗余选件。
&&& 一个的Ex-i外设可以支持危险0区、1区和2区的处理和现场设备控制。如果该外设安装在危险1区或2区中，那么就需要一个经过专门的电源单元来产生本安型电压，以使外设可以在尽可能接近仪表处接收到。又场总线（此处为Profibus DP）之间的接口也为本安型。该配置可以使整个在Ex区域中运行时完全的。&
IA05BSF10POM5P如其他媒体、网站或个人转载使用，北京是经北京市批准发起设立股份制高新技术企业，为行业自主创新提供范例，mcb(小型)]两大类，配电保护型的瞬动整定电流为10in(误差为±20%)，从效益8000多万元，80年代初、中期，其综合实力连续多年位居百强县市前列，现拥有八大电气专业公司，甚至有时还需通过借款才能发放职工工资，其中实用新型专利7项，逐步培育核心竞争力，确立了科技兴厂的方针，下面请跟it之家一起，80%以上的产品产于，西门子经理肖伟群介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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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长期以来，我国一直以生物医学为医学的模式，儿童的健康主要以身体健康为标准。现今，健康的新概念，不仅要求身体健康，还必须具备心理（精神）健康和社会功能健全。躯体无病并不代表健康。儿童少年精神医学（ChildandAdolescentPsychologicalMedicine）以研究发生于儿童和少年期的各种精神、行为和发育障碍及促进精神健康为主要目标；研究社会功能健全，强调从小抓起，自幼培养的一门学科。心理健康和社会功能健全的人，往往也具有高尚品德和行为规范。所以精神医学的研究也是精神文明建设的需要。
20世纪60年代以前，本学科尚称“儿童精神病学”。之后，鉴于少年期（11—15岁）或学龄中期是儿童向青年和成年发展的过渡期，儿童和少年心理发展既呈连续性又有阶段性，处于半幼稚、半成熟阶段，儿童期与少年期之间联系非常紧密，因此，西方国家有关学会、杂志、教科书和机构等均已连称“儿童少年”。本书内容涵盖儿童和少年期，故书名称“儿童少年精神医学”。
一、儿童少年精神医学的定义和任务
儿童少年精神医学是儿童少年精神病学（Psychiatry）和心理（精神）卫生（Mentalhealth）的综合，二者既有联系又有区别。世界卫生组织（WHO）原精神卫生处处长NormalSartorius1987年指出：精神病学研究精神疾患的诊断、治疗和预防，是在临床条件下进行，研究对象为病人个体及其相关的直接环境（如家庭），其目标是为了康复和预防复发。心理卫生着眼于个体和群体，研究目的是减少精神疾患的发生，维护精神健康和培养健全的社会功能，以提高心理健康的素质。WHO前副总干事Lambo指出：良好的心理状态和社会功能不仅仅是健康不可缺少的组成部分，而且也是一般卫生的有力保障。儿童少年心理卫生应以优生为基础，优育（家庭、学校和社会等的教育）为手段，社会和家庭必须为儿童少年的健康成长提供良好的生活环境和条件，满足他们必要的物质和情感的需重视高危儿童少年的监护，对情绪和行为障碍的病儿要早期发现，早期干预。这些任务的实施，需要多学科的协作和全社会的关心、支持。精神病学和心理卫生之间紧密联系，但研究对象、任务和目标并不相同。对此，各国学者间的认识尚不一致。美国精神卫生研究所把精神病学包括在其中。我国许多精神病院则改称精神卫生中心。日本、美国和英国将二者合称精神医学，以psychiatry代称。近年来，我国也如此。
二、儿童少年精神医学的历史回顾
对儿童观念的改变，曾受到重大历史事件、各学派的兴起以及儿童行为指导所的创建等的推动，至今已有近百年历程，才发展为现代儿童少年精神医学这一专门学科。其经历如下：
（一）对儿童观念的改变
在古代，儿童只被看作是成人的雏形，尚认识不到儿童时期发育阶段的独特性。自18世纪起，不少学者通过对年幼儿童在家庭和学校里的活动与表现，进行细致的观察与分析，研究得出儿童的心理发展变化随着年龄的增长而改变，是有规律性的。因而在进行早期教育时，应依据儿童不同年龄阶段的各自接受能力来制定对策。
1917年美国最早的心理学家G.StanleyHall对不同年龄儿童的身体和心理发育情况进行了审慎的检查，以观察儿童不同年龄阶段心理发展的特征，他的工作对儿童心理学发展起了重要的推动作用。按照Demause1974年的说法，儿童精神医学之所以能够发展成为一门专门的医学学科，也与近世纪来亲子关系发生了历史性的转变有关。儿童力争亲子关系的建立，而父母出于本身的愿望和需要，促使了亲子关系的密切，这一转变推动了儿童精神医学的发展。
（二）先驱者和重大事件的推动
1.心理测验的启用20世纪初，随着义务教育的普及，发现绝大多数儿童能按计划完成学业，但有少数儿童要，以培养其良好的生活习惯、规范的社会行为、高尚的思不管怎么训练、辅导乃至惩罚，仍达不到预期的效果。针想道德以及健全的人格，充分发挥其社会功能，而且还应对这一现象，心理学家Binet和Simon应用心理测验方法，测得各年龄组儿童智商的正常值。他们发现学习跟不上的儿童智力发育水平大都较低。该研究一方面为教师提供了一种具体可靠的方法来评定儿童的智商，从而根据儿童的领悟能力实施个别教育，并为发展特殊教育提供依据；另一方面也证明人的能力有大小，接受教育的能力也有差异。
2.动力精神病学的理论支持现代精神病学起源于克雷不林（Kaepelin，），他的贡献主要在于对精神疾患的精辟描述、粗略分类和对其结局作追踪观察。在这之前的精神病学属于临床描述。继后以弗洛伊德（S.Freud，）精神分析学说为基础的动力精神病学的兴起，对儿童少年精神病学的发展产生了积极的影响。动力精神病学着重研究行为（包括正常行为和异常行为）的动机，对精神疾病发生的根源和临床症状的病理意义进行精神分析，以揭露被压抑在潜意识中的愿望和冲突，并进行疏导，达到治疗的目的。精神分析学说在研究精神疾病发生的根源时，常涉及儿童时期的亲子关系矛盾，提示预防精神疾病的重要方面在于协调家庭环境和亲子关系，指导父母掌握养育子女的科学方法，以促进儿童心理的健康发展。这些问题正是儿童精神医学所着重研究的问题。
3.少年法庭的建立
以往法庭对违法的儿童少年与成人一样进行审判和裁决。后来，人们逐渐发现若使用针对成人的审判方式与刑法来惩罚处理儿童少年是有害的。1895年南澳大利亚和1899年美国伊利诺伊州、科罗拉多州先后建立起了少年法庭，法官们开始探讨他们违法的原因，并且同心理学家和精神病学家一起共同研究他们违法行为的动机，以教育改造代替单纯惩罚，来挽救失足的儿童少年。
4.精神生物学说的创立和发展
AdolfMeyer（）创立的精神生物学说，认为人是精神和躯体的统一，具有完整的人格，人的思想和行为都属于这一完整的人对外界环境变化的反应，反应的形式决定于遗传因素、功能状态、教育和所处的环境的相互影响形成的人格。由于这一学说的影响，1952年美国精神障碍诊断和统计手册第一版（DSM一I），将所有精神障碍统统加上“反应”二字，如神经症反应、精神分裂性反应。AdolfMeyer将精神疾病均归之于自小养成的不健全人格，来源于自小对外界环境的反应。如：分裂性人格就是由从小缺乏兴趣、与外界隔离、好幻想等一系列反应积累而成；精神分裂症则是虚弱的人格不能忍受现实生活中的紧张而退缩到幻想中去的反应。所以，预防精神疾病的发生就得讲究心理卫生，即从小培养坚强的性格，提高承受外界压力的能力，当然也要优化社会环境。这一学说探讨精神障碍的成因追溯到童年期的不良行为反应和习惯，通俗易懂，容易为一般人所接受，成为动力精神病学理论根据之一，对当时美国的心理卫生运动起到了积极的推动作用。
5.儿童行为指导所的创建1921年美国波士顿创建
了第一所儿童行为指导所，指导儿童从小培养良好的性格，规范自己的行为，重视儿童的心理卫生，强调对儿童情绪、行为和发育障碍的早期发现和早期干预。该指导所由儿童精神科医师负责诊断和治疗，临床心理学家负责发育与心理评定以及心理咨询，社会工作者负责调查病儿家庭背景、协调家庭人员关系以及进行家庭治疗。这种指导所为多学科协作创造了范例，由于它对推行儿童心理卫生和行为指导起到有效作用，故在美国得到了普遍的响应，至1929年，全美国已有500多所之多。
6.防治的需要世界卫生组织1994年调查发现，在所调查的学生中发生心理卫生问题的比例，包括逃学、退学、酗酒、吸烟、少女早孕以及青少年犯罪等，达20%—30%，患精神障碍的比例达3%—12%，加上医学模式由单纯生物医学向“生物一心理一社会医学”模式的转变，人们开始发现几乎所有疾病无不涉及生物、心理、社会这三方面的因素，只是各有侧重。在英国，1987年ElenaGarralda的研究认为，在初级保健就诊的各科疾病的病儿中25%有心理问题，其中一部分是单纯的情绪和行为问题，而更为常见的是躯体症状由心理问题诱发，如：哮喘因家庭关系紧张而加重。住院的病儿中，0%出于社会原因，33%明显由于心理问题，后者如反复头痛、腹痛、肢体痛、遗尿、梦魇、活动过度等。世界卫生组织1977年曾报道在发达国家3%—15岁儿童少年中，5%—15%患有持久的社会功能障碍的心理卫生问题，如：发育、情绪和品行障碍以及精神病等，并估计发展中国家的患病情况也差不多。各种儿童少年心理卫生问题要求儿童少年精神医学对此进行研究，提出防治措施，从而也促进着这一学科的发展。
三、国外儿童少年精神医学发展概况
在发达国家这一学科的研究起步早，现已得到很大发展，发展中国家大都起步较迟，目前仍处于早期发展阶段。
（一）美国
1.学术思想的转变
20世纪60年代弗洛伊德心理分析学说在儿童少年精神病学的研究中占有很重要的位置。近来对此进行修正，出现了新弗洛伊德学说，又有巴甫洛夫条件反射学说，WaSton、Miller等社会学习理论，埃里克森心理社会发展理论，以及皮亚杰认知发展理论等，但以精神分析学说为基础的动力精神病学说仍有很大影响。以上诸多学说和理论均成为儿童少年精神医学的理论基础。
2.人员培训
儿童精神科住院医师，占所有住院医师的1.1%，普通精神科住院医师占8.2%。医学教学中，以Louisiana州立大学医学院为例，在6年制教学中行为医学（包括精神病学）占120学时。儿童少年精神病学住院医师培训为期6年，较普通精神科医师培训时间多2年。6年中，2年学习儿科，1年学习普通（成人）精神病学，2年学习儿童和少年精神病学本科，还有1年从事科学研究。1993年美国约有5000名儿童少年精神科专科医师（儿童少年精神病学家），而该国儿童少年中有10%—15%患有相当严重的情绪行为障碍，粗略估计有200万人以上，专科医师与病人之比为1：400。他们认为负担过重，需要加快培养。据报道，至2000年这方面的专科医师已达7000人。
3.诊疗机构
美国有些州政府，除设有一般卫生和福利部外，还设有精神卫生部，下设州立或地区性儿童少年精神医学（或心理卫生）中心，开展小区服务、康复治疗以及研究和人员培训。在诊断上，采用统一程序，包括定式访谈、多种标准化量表及DSM一W诊断标准。治疗上多采用心理治疗、家庭治疗和环境治疗等，只有必要时才服用抗精神病药。住院时间一般在20日左右。他们认为病儿长期住院脱离家庭，心理发育会受到影响，所以明确诊断后，急性症状一旦控制，就应转往社区。
4.学科研究
现以国立精神卫生研究所的年度报告所列出的课题为例，介绍科学研究的内容。
（1）精神疾病的预防和增进心理健康（1）高危儿童；（2）学校心理卫生。
精神和行为障碍的研究（1）流行病学调查；（2）儿童精神病理学家系调查。
治疗突出对慢性精神疾患、少年犯、孤独及精神药理学等的研究。
基础研究（1）发育研究生物指示。
精神疾病的结局引起结局的诸多因素相互作用，关系错综复杂，机制尚不明确。
跨文化研究对大批移民，研究他们的心理卫生需求。
美国近年来科学研究训练得到更多重视。生物精神病学和社会精神病学常对某一课题做联合研究，或对某一疾病作多学科研究，重视其结局，常取得良好结果。
5.美国学会工作十分活跃美国儿童和少年精神医学（AmericanAcademyofChildandAdolescentPsychiatry）与美国精神医学会相平行。当任主席由每年选举产生。每年学会之间举办专题讲座，作为继续教学。学会活动十分活跃，这不得不归功于执行主席VirginiaAnthony这一非凡女性，她全身心投入学会工作，数十年如一日，始终满怀热情为推动这一事业而献身，她对中国也十分友好，给我们很大支持。
一些重要课题各有专题学会，如MR学会，TS学会等。
6.美国由JerryWeinerandMinaK—Dulcan主编的《Textbookof Childand Adolescent Psychiatry》第三版（2004）和MelvinLewin的《prehensive Textbookof Childand Adolescent Psychiatry》第三版（2002），既代表美国的发展水平，又反映美国当前发展新成就和新动向。
7.美国有3亿多人口，儿童和少年中患有精神、行为和发育障碍的到底有多少人数，涉及多大范围呢？据美国精神卫生研究所1990年报道：在8000多万儿童和18岁以下少年中，最保守的估计，其患病率应为17%—22%（41万—144万），其中约一半属于严重病人。在美国，在儿童疾病负担中精神疾病成为主要问题。每年国家耗资高达150亿美金用于15岁以下儿童。然而，当今在美国患精神疾病的儿童和少年中也仅15%能得到合适的照管，而多数则延续至成年期。
资本主义国家一个共同特点是，儿童少年的专职医生大多集中在大城市里，小城市和偏僻乡镇则很少有医生愿意去，这是导致了只有15%的病人能得到合适照管的原因之一。
（二）英国
　　近10年多来，英国的儿童少年精神医学有了很大发展，科研和服务范围不断扩大。由Rutter领导的Wight岛9—11岁儿童智力发育迟滞、精神障碍和躯体疾病的流行病学调查（1964）和25年后再调查（1989），方法严谨，资料翔实，至今仍为广大作者所引用。Rutter和Hersov主编的《现代儿童少年精神病学》（1976年第一版，1985年第二版）为经典著作。英国的儿童少年精神医学有其自身特点，为：（1）神经精神病学传统；（2）临床一康复（教育）传统；（3）精神动力学一精神分析学传统；—经验一流行病学传统。在人员培训方面，着重于要求掌握五个方面的知识：（1）基础知识儿童少年精神障碍的症状学和病因学知识；（3）诊断与鉴别诊断；—治疗、预防和康复知识；—儿童少年知识。
（三）德国
在德国，8岁以下的儿童少年占总人口的25%，精神障碍的患病率为7%—15%，而在进行治疗的仅占1.8%—3.9%，这说明大多数病儿得不到治疗。至1989年，前联邦德国儿童少年精神病学会有500名会员，而且不全是儿童少年精神科医师。专科医师之少远不能满足实际需要。学会建议每25万儿童少年需要1名专科医师，所以尚需要增加250—300名儿童少年精神科医师。在德国，服务形式和机构有：日间治疗、私立诊所、儿童指导诊断、流动儿童少年精神科。
（四）印度尼西亚
与其他发展中国家一样，在印度尼西亚儿童精神科被列为儿童保健的一个组成部分。有关儿童心理卫生的统计资料仅限于儿童与成人的精神科服务机构，尚无全国流行病学调查。儿童精神科专科服务仅限于少数大城市。全国仅有10名接受正式训练和教育的儿童精神科医师。他们认为儿童精神病基本上有四方面的问题：（1）精神发育迟滞和学习困难问题抽搐障碍及有关问题卩（3）情绪和行为问题；（4）残疾儿童，包括脑瘫。
儿童少年心理卫生尚未受到重视。他们准备采取的措施有：（1）在大城市将儿童精神科服务纳入一般保健和心理卫生服务之中将儿童精神科服务与社会服务、学校教育进行协调根据具体情况加大调查和研究的投入；（4）在经济较发达的地区，分设儿童精神科专科服务；（5）在精神科医师和其他与儿童心理卫生有关专业人员中进行儿童精神病学基础训练。
其他国家的发展概况参考国际儿童心理卫生章。
四、中国儿童少年精神医学发展概况
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以后，多种传染病已被消灭或基本控制，婴儿死亡率有了显著下降，儿童的疾病谱和死亡谱发生了改变，非传染性疾病，精神、行为和发育障碍有明显上升趋势。当今，我国正处于转型时期，新旧观念的冲突，工业化和城市化迅速发展，人口密集，交通、住房和就学就业等困难增加，生活环境和生活方式的改变，污染严重，父母养育观念和方式上改变，以及学习压力加重等，无不给发育过程中的儿童增加压力。社会和外部的不良影响，以及孩子自身行为等均导致儿童少年中心理卫生问题明显增多。精神、行为和发育障碍的发病率呈上升趋势。现按精神医学由精神卫生和精神病学组成的定义，分述如下：
（一）我国儿童少年心理卫生的发展
儿童和少年的心理发展常受社会变革、生活环境和方式、亲子和同伴关系、自身行为、污染（包括信息污染）、家庭管教和早期教育等多种因素的影响。心理卫生注重增强保护因素和消除危险因素，以确保儿童少年的健康发展。
当今，以下因素值得重视：
1.养育观念和方式的改变城市妇女既要工作，又要承担养育儿童和家务的任务，可谓工作和家务双肩挑。有的家庭在她们上班工作时间则由保姆代理。我国独生子女居多数，对他们过分保护普遍存在，加之儒家思想的育儿观根深蒂固，要求子女从小顺从、孝敬、克制和谦让等。平时父母对子女限制也较多，在中美育儿观和方式的跨文化研究上差异显著。如幼儿学步跌倒，我国父母90%以上将幼儿抱起，而在美国则90%鼓励幼儿自己爬起。因儿童自主行为不受鼓励，中国儿童在交往、适应变化以及感情表达能力上从小就没有得到充分的发展和很好的培养，他们长大成人进入社会后将发生适应困难。
近来有一新动向，那些富有的时尚女性，在婴儿出生后以高档奶粉代之，由保姆全职照管，如不合意则经常更换。时尚母亲与子女照面很少。他们不知道母爱对婴幼儿成长的重要性，也不知子女的成长需要稳定的养育环境，更不知母婴依恋关系建立如不稳固，子女将缺乏安全感，从而影响其终身。这样的儿童也就有可能发展为有缺陷的儿童。应指出，金钱不可以替代母亲的责任。
2.隔代养育中国婴儿断奶后，大多交给婆婆或奶奶照管。由于她们中多数文化程度低，因此，多按传统的习惯来照管、抚养。如：因怕发生危险，对儿童多方限制，只能让他们躺着、坐着或抱着；平时与儿童缺乏沟通，对其需求与兴趣了解甚少。这些都将给儿童的心理发展和心身健康带来危害。美国和日本等发达国家做法则不同，母亲常常会在家或请长假，亲自抚养儿童至3岁后进幼儿园。
3.揠苗助长自从开发儿童潜能从0岁开始这一观念传入中国后，一些大城市成立了潜能开发机构。如：亲子园的建立，声称入园后儿童能达到身体健康发育、个性和谐发展、智能超常表现等，亲子园已成为十分红火的新兴产业。此外，有些家长不管儿童的兴趣和天赋，从小就让他们去学钢琴、提琴、绘画等。这些揠苗助长的做法已司空见惯。心理发展和智慧开发需要与脑生理成熟程度相适应。揠苗助长的做法是违反生理和心理发展规律的，不仅不能显效，而且是有害的。
4.两代代沟扩大，隔阂加深现今父母和教师对儿童发展目标看法一致，即学习取得好成绩、考上重点大学、毕业后有一个好工作，因此，父母常常逼着儿童学习。父母的逼迫引起儿童反感，并产生逆反心理，对父母的批评常常加以反击和憎恨，导致两代隔阂加深。调查显示，现在儿童很多时候并不感到幸福，且常常感到不快乐，这对健康成长极为不利。
5.面临破裂家庭危险增加随着观念改变，现在家庭矛盾增加，离婚成为一种社会普遍现象。2QQ3年北京的离婚率已超过日本和韩国，并接近美国。父母离婚受伤害最大的是儿童。国内研究提示，破裂家庭中成长的儿童，发生发育偏离和精神障碍的比例较完整家庭要多几倍。
6.学习压力过重当今，父母、教师和周围人均以学生取得好成绩、考上重点大学和找到一份好工作为最大目标。因此，父母压着孩子学，教师赶着孩子学，而孩子成天围着学习转，没有时间去参加体育活动，与同伴玩乐或做自己喜欢做的事，从而导致孩子烦恼、厌恶或产生逆反心理，或逃学，甚至迷恋网吧等。
据媒体调查，学生体质减弱，情绪、行为和精神障碍患病率增加，且有上升趋势。另有报告，学生休学原因中，以精神疾病为首位。为提高儿童少年的精神健康水平，很多学校开设了心理咨询活动，社会上还有热线等。国家高度重视儿童和少年的精神卫生，发出了各种指令性文件及实施计划。现今由中央到地方还建立关心下一代工作委员会，全国妇联也由中央到地方建立了家庭教育研究室，甚至街道、小区均有帮教组织。此外，心理学、教育学和社会学等均建有研究机构，上述当前面临的心理卫生问题，也是他们的研究课题。儿童少年精神医学的专职人员更是义不容辞，应共同将儿童少年心理卫生的研究深入进行，多学科的大协作将会取得更大的效果。
（二）儿童和少年精神病学的发展
新中国成立后，儿童和少年精神病学发展迅速，已具有相当规模。
1.精神障碍儿童和少年的患病情况1996年，湖南省报道对8644名儿童少年采用临床流行病学方法，根据DSM一R诊断标准进行诊断，得出精神障碍的患病率为14.89%，接近国外水平。由此，估计我国有4000万病儿，其中：发育障碍城市占7.55%，农村占11.11%；行为障碍城市占8.34%，农村占7.70%；情绪障碍城市占1.12%，农村占0.93%；躯体化障碍城市占0.33%，农村占0.26%；其他障碍城市占0.13%，农村占1.16%。
常见的几个病种也有有关患病率的流行病学调查，如：注意缺陷多动障碍为3.00%—6.00%；精神发育迟滞为0.78%—12.23%，城市、农村，少数民族地区，缺碘和不缺碘地区，差别很大；情绪障碍为2.00%；儿童孤独症为0.18%（常州地区2.儿童和少年病儿的就医情况儿童和少年病儿中仅5.8%曾到儿童精神科（或心理卫生）门诊就诊，10%就诊于儿科门诊，0.00%就诊于内科，30%就诊于基层个体门诊。极少数得以住院治疗。总体而言，仅5.8%得到合适照料，令人堪忧。
　　（1）门诊和咨询服务这是当今中国大陆最为普遍的一种服务形式。门诊和咨询服务遍及多数大中城市。以门诊而言，几个大城市门诊就诊病儿除了来自本地区外，还来自周围城区，甚至远地或境外者。上海市精神卫生中心（985—1999）15年间资料分析：就诊年龄集中于儿童期，其次为青少年。其父母文化程度以中小学居多。病种前3位为注意缺陷多动障碍、情绪障碍和精神发育迟滞。南京中心于1952年最早开设门诊，病种最初以精神发育迟滞占多数，其次为注意缺陷多动障碍。病种逐年增加，增加了抽动症、抑郁症、品行障碍和儿童孤独症等。门诊病儿以药物治疗为主，各种形式的心理治疗逐年增加。咨询服务形式多样，包括个别、集体、热线、网络等。
住院治疗目前在我国，仅南京、北京、上海和福州设有单独的儿童精神科病房，总床位数不足200张，而多数医院或中心将儿童收治于女病区，故床位数难以统计。因非经典药问世，副作用少，多数病儿门诊治疗或在家治疗，由父母亲自照顾。现今，需住院者多为精神分裂症病儿和其他重症及有伤人、自伤和冲动破坏行为、难以照管的病儿等，平均住院期为3个月。
小区治疗不少地区开展了精神发育迟滞、精神分裂症、自闭症等小区康复服务，至今尚不普及。
分类和诊断标准精神障碍的分类和诊断标准除采用ICD一10和DSM一W外，尚有中国精神障碍的分类和诊断标准（CCMD），现已出版第三版。它具有中国特色，符合中国国情，简明，便于操作。如将癔症和神经症分离，可卡因所致精神障碍等国内尚无报道，故未列入。着重于与文化有关的神经衰弱、缩阳症等。以上分类和诊断标准均经现场测试。总体上靠近ICD一10。
多数专家认为DSM一W较新，具有先进性，尤其适用于科学研究。如：注意缺陷多动障碍的诊断标准中将认知缺陷也反映出来。在美国发表有关诊断的论文必须用DSM一IV标准。
专业队伍的建设中国大陆没有资格认定考试（board一examination），有多少儿童精神科专业医师则难以统计。美国2000年已有7000名儿童精神医师，而大陆人数估计约150名，包括专职或兼职主治医师。与美国相比，美国8000多万儿童，而中国大陆4.2亿儿童少年，专业人员与人口之比，两者相差悬殊。
美国等西方国家认为儿童精神科工作除需医师外，尚需临床心理学家、社会工作者和特殊教师组成的协作队伍。而在中国大陆少数地区有特教老师，或个别临床心理学工作者，而社会工作者则几乎空白。可喜的是已有长沙和西安等地区在培养儿童精神专业的硕士、博士研究生，以提高专业队伍的层次。
教学和科研全国医学院校均设有医学心理学和精神病学课程，但儿童和少年精神医学所占的课时很少，少数医学院设有精神卫生系。科研发展虽快，临床研究仍为多数。实验室研究已向分子水平发展，如孤独症FOXP2基因多态性及其表型的关联分析等。至今儿童和少年精神医学尚无专科杂志，论文散登在中国儿童保健杂志、中国心理卫生杂志或其他杂志。大型参考书有现代儿童精神医学（1994）和儿童少年精神医学（1999）两种，正在进行再版。
我国儿童和少年精神医学起步迟，尚处于早期发展阶段。以临床研究、教学和实际诊疗工作为主。婴幼儿期是心理发展最快的时期，具有易伤性和可塑性特点。儿童精神障碍如果能够早期发现和早期干预，康复可能性是很大的；若不加治疗，则将延续至终身，其危害甚大。现今，已受到重视。国家召开过几次精神疾病防治工作会议，未成年人精神病问题未受到应有的重视。希望国家在即将颁布的“中国精神卫生法”中将未成年人这一年龄阶段精神卫生列入其中。
我国是世界人口大国，儿童和少年（8岁以下未成年人）有4.2亿，占世界儿童少年总数的1/5。据湖南省（1994）调查资料，儿童少年中精神、行为和发育障碍的患病率达14.89%。由此估计，我国有4000万病儿。而全国专业机构少，人员紧缺，其中仅15%病儿得到合适治疗，其余病儿中绝大多数因未获得治疗，以致病症延至成年或终身。此外，养育观念陈旧，以隔代养育较普遍，代沟的加深，离婚率的上升，学习压力的增大等等，使多数孩子没能感到在快乐中成长。在育儿过程中，普遍存在过分保护，对儿童的自主活动、交往兴趣妄加限制等，致使儿童的交往能力、沟通能力、适应环境变化能力以及感情表达能力得不到合适的发展和培养。他们在成长后，难以融入社会，尤其在他们遇到挫折时，容易发生心理卫生问题。在学生中，这种现象更为普遍。对众多的精神、行为和发育障碍及具有社会功能不全的病人，不仅自身感到痛苦，同时在学习和事业上也会遭到挫折，对家庭、社会、国家更是沉重的负担，这既是实际问题，对我国现代化进程，也具有挑战性。
（一）家喻户晓身体力行
WHO的健康定义：“身体健康、心理健康和社会功能健全，无病不等于健康。”定义要求三者不可缺一。我国过去以身体健康为健康的观念至今仍存在人们心中，后我国又推出以身心全面健康为健康的观念，已是向前迈进一大步，但仍缺少将社会功能健全列入健康标准之中，因此“无病不等于健康”的观点尚不能为多数人所理解。WHO的定义较为完善，强调社会功能的健全，认为不善交往，与人难以沟通和适应环境困难等也属于不健康的表现。而社会功能健全应从小重视培养，应列入到早期教育里，父母和教师应该重视。该定义对促进儿童和少年精神医学的发展，身心和社会功能全面健全发展，其目标更为明确。在中国，WHO的标准尚不能为广大群众所理解，应加强这方面的宣传和教育，医务人员的身体力行更能取得实效。对于该定义的实现，可标示一个国家的文明程度。政府和有关部门及全社会应推广支持，并争取早日实现。
（二）普及和提高
我国社会群众和家庭个人普遍缺乏儿童少年心理卫生、精神、行为和发育障碍防治知识。在专业机构和人员紧缺情况下，科学知识的普及和各种形式的咨询活动尤为重要。对儿童少年精神疾病的偏见和歧视，在社会上极普遍。因此，专业机构和人员以及各有关部门，如妇联、关心下一代工作委员会、教育、民政等部门广泛宣传义不容辞，媒体的作用尤其重要。对心理健康知识的宣传，应包括科学育儿知识、幼儿教育、健康教育，要普及心理和社会因素也是致病的重要因素的教育。科学普及心理卫生知识，对儿童和少年的健康成长十分重要，同时对了解精神病人，正确对待精神病人也十分必要。关心精神病人，消除对精神病人的歧视隔离已成为世界上普遍的呼声。
本学科的兴起在我国只有50余年，在美国则有200余年，相比之下显得很年轻。当今，本学科在我国虽已初具规模，但在学术、理论和技术方面与国际相比仍有很大差距。有关本学科的提高和紧跟时代，必须在体制、科研、教育和学会工作方面加以改进。更需要得到党和政府的重视与关怀。国际交流也不可少。
（三）改变养育观念和养育方式
现今儿童少年缺乏交往能力，言语或非言语沟通能力、适应环境变化能力较差以及感情表达不充分等，均是由于旧的养育观念和养育方式所造成。据报载：在美国哈佛大学的中国留学生，平时成绩优异，可称出类拔萃，毕业后找工作却发生了困难。此即反映他们因社会功能不健全，以致融入美国文化发生困难所致，而这些均需从儿童早期开始培养。
（四）开展全国性流行病学调查
1994年湖南省调查得出儿童少年精神障碍患病率为14.89%。近10年内，我国社会、经济、文化等方面均发生了很大变化，再次进行全国性抽样调查的意义重大。调查点应从家庭、学校至社会，采用抽样调查方式进行。除调查精神、行为和发育障碍外，对儿童少年的社会功能发育情况也很有必要包括其内。这样既可为政府提供制定政策和防治规划的依据，又可为专职人员提供研究方向和服务需求。
（五）人员和机构
儿童少年精神医学在西方发展较快。在美国3亿多人口中，儿童少年有8000多万，患病率为17%—22%，其中750万为重症。美国从中央到省、市、县，均设有精神病学中心（psychiatriccenter），医生经过专科培训并通过资格考试，合格者为儿童少年精神病学家（childadolescentpsychiatrist）。至2000年，儿童少年精神病学家已达7000名，此外尚有临床心理学家、特种教师、精神医学社会工作者及专职护理人员。而我国地域辽阔，人口众多，现有机构过少。建议就现有状况，在南京、上海、北京和长沙设儿童少年心理卫生指导中心，由国家卫生部妇幼司和基层司统一领导，充实人员和设备，明确任务，分片指导，有计划有步骤有序地发展。关于人员培训，美国以培养儿童少年精神科医生为主，不符合我国国情，我国有分布全国各省的妇幼保健院和基础较好的儿童保健三级网。在现有基础上，由儿童少年精神科和儿童保健联盟，创造具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国家特有的模式非常重要。所以，在1998年曾由卫生部妇幼司发文，从每省妇幼保健院抽调一名儿保主治医师送南京定向培养为儿童心理卫生专职医生，学成后可在当地开设儿童心理卫生门诊，咨询和小区服务，再开展就地培训，扩大队伍。此计划已得到阶段性成功，希望继续进行。这样，身心全面的整体的保健才能早日实现。
只有将党的阳光普照到全国4.2亿儿童少年，科学地促进儿童和少年心身及社会功能的全面发展，才能使他们成为国家的栋梁；只有不断提高儿童和青少年精神医学水平，才能使4000万心理疾病病儿，早日康复，使家庭幸福，社会安康。
（陶国泰）
　　（第一节）遗传学的发展
1865年孟德尔经历8年的豌豆杂交试验，发现两大遗传因子传递重要定律：独立分离和自由组合。1911年摩尔根在大量果蝇研究中，论证遗传因子在染色体上，并提出连锁的遗传定律。这三大定律的发现奠定遗传学发展的基础。1902年Carrod和Baston首先运用孟德尔定律解释了一些疾病的遗传方式，开创医学遗传学。此后DNA双螺旋结构的发现，基因三联体遗传密码的确立，蛋白质合成的中心法则，以及重组DNA技术、PCR技术和人类基因组计划的成果等大量分子遗传学的概念、理论和技术渗入到医学领域，促使医学界充分认识到疾病与基因间的联系，同时也为分子水平上研究疾病发生的机理、诊断、治疗和预防提供可行的基础。
（一）疾病分子遗传学的理论基础
在经典医学遗传学基础上，运用分子生物学技术，从DNA、RNA和蛋白质三个层面上分析疾病的遗传因素，揭示基因的结构和功能的变异导致疾病发生的一门学科为疾病分子遗传学。其理论基础是基于基因科学一系列重大成果上。可包括如下几个方面：（1）1928年美国医生格里菲斯的转化试验，用灭活致病光滑型肺炎球菌和非致病粗糙型肺炎球菌混合后，注射到小鼠体内，导致小鼠死亡，这种转化因子就是DNA，首次论证遗传因子的物质基础是DNA。（2）1953年沃森和克里克基于富兰克林拍摄DNA结晶的X光衍射照片，提出DNA为双螺旋结构，由两条螺旋的长链组成，长链上有四种不同碱基的不同组合和排列，这四种碱基为A（腺嘌呤）、G（鸟嘌呤）、T（胸腺嘧啶）和C（胞嘧啶），两条链之间碱基配对固定为A一T和G一C，并有氢键连接，包含丰富的遗传信息。（3）DNA结构确立后，就必然想到DNA与蛋白质的关系。1954年物理学家加莫夫对遗传密码提出具体构想，认为由三个碱基决定一种氨基酸，这三个碱基就是氨基酸的“密码子”。克里克在这种学术思想影响下，在1957年选用大肠杆菌的T4噬菌体做实验，证实“三联体密码”的存在。继后于1966年遗传密码全部破译，64个密码子中UAA、AAG或UGA为终止密码子，AUG为起始密码子，61种密码子共代表20种氨基酸。（4）中心法则建立，DNA决定RNA结构，在特殊情况下RNA也可决定DNA的结构，蛋白质的结构是由核酸决定的，而蛋白质却不能决定核酸的结构，这就是中心法则。可见中心法则揭示基因是如何控制性状。（5）基因结构揭示，一个完整基因包括启动子、起始区、结构基因和终止区。结构基因不是连续的、而是隔断的，由外显子和内含子组成，仅外显子有编码信使RNA（mRNA）的功能。一般DNA中负链先转录成mRNA前体，然后在端加帽（加上7一甲基鸟嘌呤核苷酸），加尾（加上多聚腺苷酸，即PolyA）再剪接，即将内含子非编码序列切除，外显子序列由联接酶逐段连起，形成mRNA分子，参与蛋白质合成。（6）基因的自我复制，也就是DNA的复制，发生在细胞分裂周期的S期，以DNA分子自身一半为模板，合成新的DNA分子。充分阐明生物的性状为什么能代代遗传下去。（7）基因表达具有选择性，不同组织、不同细胞中所表达的基因内容是不一样的，这种调控包括转录前的转录水平，转录后的RNA加工水平，RNA转运水平及翻译水平，以及翻译后的mRNA降解水平。（8）人类基因组计划（HGP）于2003年4月已完成，阐明了人类基因组中所有碱基的内容和排列顺序，估计人类具有3万余基因，为今后人类疾病基因的克隆和功能研究打下基础。（9）人类基因组单体型图计划（HapMap）的实施，将为人类基因组SNP的多态性研究建立一个完整信息资料库。
（二）分子生物学实验技术的进展
近年来，分子生物学实验技术的飞跃进展，大大促进了分子遗传学的发展。这些技术进展包括如下几个方面：
1.DNA重组技术和PCR技术DNA重组技术是指在体外重新组合DNA分子，将特定的基因组合在载体（质粒）上，并使之在受体细胞中增殖和表达的遗传操作。应用这一技术能在DNA水平上直接分析人类异常基因结构，或对与限制性片段长度多态性（RFLP）连锁的遗传病的缺陷基因作间接分析。具体分析方法有三种：
（1）基因探针直接分析法若遗传病由于基因缺失或插入等原因所致，可用核素标记DNA探针直接与羊水细胞中提取的基因组DNA做分子杂交，根据杂交的百分率来判断受检基因是否存在，然后得出产前诊断。
RFLP的间接分析法有些遗传病不是基因缺失和突变，或者对疾病基因及其原始产物也不清楚，则可采用这种间接连锁分析法。例如Huntington舞蹈病（HD），用12种克隆DNA片段为探针，对HD基因作家系的连锁分析，结果发现其中G8片段的RFLP与HD基因有连锁关系，已知G8在第4号染色体上，因而把HD基因也定位于第4号染色体。
寡核苷酸探针法根据已知的疾病基因的突变结构和相应正常结构，在体外合成一段寡核苷酸片段，以这种人工合成的疾病基因和正常基因片段为探针，分别在被检的基因组DNA中直接测定缺陷基因存在与否，从而作出诊断。
PCR技术是一种体外DNA放大技术，对基因诊断、基因定位和基因病理研究很有帮助。该方法是通过耐热DNA聚合酶的作用，在体外系统中以一对寡核苷酸为引物，扩增DNA分子中两个引物所夹持的特定DNA片段，经过热变性、低温淬火和中温延伸的数十个热循环后，使DNA双链的数量达到百万倍的扩增。研究不同基因，可合成不同引物。这一方法已广泛应用于精神分裂症、Alzhimer病、苯丙酮尿症、脆性X综合征等的研究。
2.应用于基因表达研究的RT一PCR技术RT一PCR不是以基因组DNA为模板的PCR，而是以mRNA反转录成cDNA为模板，故某基因的RT一PCR产物越多，则cDNA模板越多，也就是该基因mRNA表达越多。目前主要运用实时定量PCR仪测定，并用管家基因为内对照，检测方法有两种，荧光染料SYBRGee1法和TaqMan法。前者依据SYBRGree1染料仅染上双链DNA，不染单链DNA特性，当PCR合成一条双链就被染上荧光。后者是荧光标记探针，在探针两头分别标上荧光发射基团（R）和荧光淬灭基团（Q），当R和Q同时存在于探针上，荧光发射基团不能发出荧光，经PCR合成一条双链过程中，探针上R基团被切割下来，离开Q基团，就能发射荧光。荧光越多，表示其表达越多。基因表达技术产生后，就有可能从基因功能上研究疾病的病因。
3.基因芯片基因芯片是将基因片段或寡核苷酸按矩阵高密度地合成或点在玻片或硅片等载体上，将待测样品用荧光染料标记后与基因芯片杂交。杂交信号用激光扫描仪检测，计算机软件分析结果。芯片制作上可分为原位合成法（DNAchip）和微矩阵法（DNAmicroarray）。从研究内容上可分为DNA芯片和基因表达芯片。该技术具有高效、快速和高通量的特点，对基因多态性、疾病的诊断和预测、个体化治疗和药物筛选等，都可应用。因此在疾病基因研究中将对寻找新基因和探索相关基因作用机制上发挥巨大的作用。
4.mRNA差异表达mRNA差异表达（mRNAdifferentialdisplay）是比较不同来源的mRNA表达情况，观察其差异，通过凝胶电泳分离差异片段，从而筛选特有的cDNA片段。该方法已广泛应用于生物体的发育、分化、疾病发生等方面的研究，尤其在克隆疾病的新基因上有独特的意义。
5.转基因和基因剔除技术将人工分离或修饰过的基因导入生物体基因组中，由导入基因的表达及传递性来研究导入基因的功能，称为转基因技术。当分离到一个表达基因，但尚不知其功能时，可以用同源重组的方法剔除小鼠中对应基因，做成转基因小鼠，然后观察实验动物出现异常性状或生理变化，推断未知基因的功能。
6.基因序列的测定和基因突变检测基因DNA序列的测定主要运用DNA聚合酶的双脱氧的末端终止法。目前广泛应用的是DNA测序的自动分析仪，如AB1PRISM3130型和3730型等。DNA测序不仅可了解基因的结构，而且可检测基因的突变，对分子诊断中ASO探针或PCR引物的设计极为重要，是确诊已知和未知突变基因最直接可靠的方法。基因突变检测还有其他方法，如变性高效液相色谱（DHPLC）、温度梯度凝胶电泳（TGGE）、变性梯度凝胶电泳（DGGE）和恒定变性凝胶电泳（CDGE）等。序列测定和突变检测是疾病分子遗传学极其重要的技术手段。
7.遗传标记物的多态系统的形成遗传标记作为DNA序列上路标，常用于连锁分析的新基因定位和间接基因诊断。其发展分为四代：第一代是RFLP，即限制性片段长度多态性，包括DNA重组技术和PCR加上限制性内切酶处理的方法。第二代是可变数量串联重复序列（VNTR），即小卫星和微卫星DNA，最常见是（CA）n重复序列，具有高度多态性并符合孟德尔遗传方式。第三代是单核苷酸多态性（SNP），估计人类3X109碱基组成遗传信息中至少存在1000万个SNP位点，具有丰富的多态性。第四代是SNP单体型板块（haplotypeblock），单体型是指人类基因组中相邻的SNP等位位点倾向于以一个整体传递给后代，则位于一条染色体上或一个区域的一组相关联的SNP构成单体型。当一个染色体区段在历史上从未发生重组，并只存在几个单体型，称这一区段为单体型板块。其作为遗传标记的优点在于通常一个板块具3—5个常见单体型，却可覆盖全部样本80%—95%的单体型类型，即只用少数几个标签SNP，就可提供该区段内大多数的遗传多态模式，大大减少疾病关联和连锁分析中运用SNP数目。单体型板块是最新遗传标记，对多基因遗传疾病的研究将会产生不可估量的影响。
8.遗传分析的计算技术完善计算技术的完善和发展，大大促进疾病分子遗传学进步，目前在群体水平上有候选基因关联分析，即相对风险率（RR）和比值比（OR）的计算。在家系基础上连锁分析有基于单体型的单体型相对风险（HHRR）计算法、传递不平衡检验（TDT）和复等位基因的TDT计算，另外还有适合于群体或家系分析的连锁不平衡（LD）分析。
9.生物信息学的兴起和应用生物信息学（bioinformatics）是将计算机科学和数学应用于生物大分子（DNA、RNA和蛋白质）的信息的获取、加工、存储、分类、检索与分析的一门交叉学科。在基因组科学中起着重大作用，有加速发现疾病新基因、预测基因的功能和基因生理作用。目前最重要的生物信息中心之一是美国NCBI（网±止。
（三）疾病分子遗传学与精神医学
1983年Gusella等运用DNA重组技术，发现伴发精神症状的遗传性舞蹈病（huntingtonchorea）的基因定位于人类染色体4p16.3区域上。这次发现震惊全球，打破以往认为没有找到疾病的生化病理基础就不可能找到疾病基因的观点，为一直缺乏生化证据的精神疾病开拓了一条新的研究途径。到1987年George一Hrslop等以21号染色体RFLP检测阿尔茨海默病（Alzheimerdisease）病人的家系，发现存在连锁，于1987年2月在美国Science杂志上发表相关论文。6天后，英国的Nature杂志发表Egeland等的论文，发现美国宾州的OldorderAmish群体中双相情感性障碍基因定位于11号染色体上。1988年Sheringtong等采用5号染色体上DNA探针检测7个精神分裂症家系，论证5q与精神分裂症连锁，论文发表于1988年Nature杂志上。由此可见，世界上两本最顶尖的科学杂志在短短1—2年中刊登三篇精神疾病的研究报告，并宣称找到疾病的基因，这使精神医学顿时成为科学的焦点。虽然这三个研究报告除了21号染色体与阿尔茨海默病外，无法经得起科学的重复验证，但已激起全球的分子生物学技术寻找精神疾病基因的热潮，许多精神疾病研究小组与分子遗传实验室合作，寻找更多精神疾病的易感基因，如抑郁症、强迫症、多动症、孤独症及饮食失调等，发表数千篇论文。
精神医学中主要是开展候选基因关联分析，即试图寻找疾病与某些特异基因间的关联，以及基因组扫描来定位疾病在染色体上区域，为克隆新基因创造条件。因此，1987年后在精神医学中已形成一门精神疾病的分子遗传学（moleculargenetics）研究新领域。
二、儿童少年精神医学中的遗传因素
人既有生物性，又有社会性，人类整个精神活动包括思维、情感、言语、智能和行为等，均是遗传和环境相互作用的产物，儿童少年也是如此。下面对儿童精神障碍、智能低下和行为异常中的遗传因素作一讨论。
（一）儿童期发育和精神障碍
儿童期发育和精神障碍是指发生于儿童期的发育障碍和精神疾患，包括精神发育迟滞、孤独症、儿童精神分裂症和注意缺陷多动障碍等，其中有的为儿童所特有，有的成年人也可发生。对这组疾患病因中的遗传因素已有广泛研究。
1.儿童孤独症孤独症（auim）好发于婴儿期，也有的到2—3岁才出现症状，男性多见。临床表现主要为社会交往障碍、语言交往障碍和刻板重复仪式性动作等。病因至今仍不明确，经典遗传学资料来自家系、双生儿和染色体研究。
　　在家系（family）研究中，病儿的同胞患病率接近2%，而一般群体中该症患病率为0.02%—0.04%，几乎高于一般人群的50—100倍。1992年国内罗硕军在儿童孤独症的亲属性格调查中，发现亲属中性格类似孤独症症状者较多，表现为少语、孤僻、害羞、不愿交际、敏感多疑、缺乏自信、固执等。在92例病儿的一、二级亲属359例中，性格缺陷的一级亲属为56人，二级亲属为62人，共占32.86%。提示该病的发生有明显的遗传倾向。
在双生儿（twin）研究中，1993年LaBuda综述报道了该症的单卵双生的同病一致率为36%—96%，异卵双生为0—20%，经计算遗传率几乎大于100%有关染色体研究，主要是针对长Y染色体和染色体脆性位点的研究。星野仁彦观察22例男性孤独症，有9例（占41%）的Y染色体异常地长。国外又有报道孤独症儿童中染色体脆断现象增多，再加上产前、产程中的颅脑损伤，产后早期病毒感染等情况，可能会导致孤独症。
2.儿重精神分裂症（childhoodschizophrenia）本症是一组早发性精神分裂症，其发病率较成人为低。国外报道儿童患病率为0.041%，国内柳介丘1980年报道上海地区本病患病率为0.005%。
儿童精神分裂症临床表现主要为行为迟钝、恐惧、孤独、言语减少，也可有奇特的动作以及强迫行为。智能一般无障碍，主要是个性、情感和行为的异常。病因迄今不明，但遗传病因学研究已积累不少资料。
家系调查儿童精神分裂症有家族遗传倾向。国内报道的402例病儿中，有精神病家族史的有143例，占35.6%。国外Bender1973年分析的100例儿童精神分裂症中，85%有家族遗传史。进一步分析病儿的各级亲属的患病率，发现亲缘关系越近，发病率越高。Hazapob1974年指出精神分裂症病儿父母的患病率为16.5%，同胞为12.5%，祖父母为3.1%，姑舅姨为2.3%。国内夏镇夷等1982年分析了75例病儿的一、二、三级亲属成员3053人的患病情况（表1一2），该研究发现病儿的双亲中以母亲患病为多，而且神经症多见。
父母育龄和胎次的影响夏镇夷等调查表明儿童精神分裂症的发生与其父母的育龄及胎次有一定关系。病儿中1/3出生时其母亲已超过35岁，父亲超过40岁。进一步应用Haldane和Smith法进行偏相关法分析，发现主要与母亲的育龄有关，高育龄的母亲生育的和多子女家庭中先出生的孩子易患精神分裂症。
遗传方式本症的遗传方式尚未定论，据夏镇夷等研究提示可能为多基因遗传，遗传率为70%左右。本症的发生是遗传与社会环境相互起作用的结果，遗传因素起主导效应，环境心理因素的影响也不可忽视。
双生儿研究Kallmann1956年曾报道精神分裂症同卵双生的同病一致率为71%，异卵双生为17%，遗传率为46%。
3.注意缺陷多动障碍注意缺陷多动障碍（attentiondeficithyperactivitydisorder，ADHD）的发生始于学龄前儿童，男比女多。注意缺陷是主要临床特征，表现为多动、注意力不集中和情感易激惹，但智能可达一般水平或以上。本症的发生可能与多种因素有关，现介绍遗传因素的有关研究。
家系研究主要分析注意缺陷多动障碍病儿和正常儿童的亲属中同病率的比较。国外发现病儿同胞的同病率为26%，正常儿童的同胞该病的患病率为9%。国内沈渔邨等1985年观察到病儿一级亲属同病率为10.9%，而对照组一级亲属患病率仅为1.6%。1981年忻仁娥等及1985年李雪荣的有关调查也发现病儿亲属中同病率明显高于一般群体的患病率。
（2）双生儿研究Goodman和Stevenson1989年研究13岁的双生儿童，共收集同卵双生39对，异卵双生54对，结果表明同卵双生的注意缺陷多动障碍同病一致率为51%，而异卵双生的同病一致率为33%，遗传率为64%。国内王槐径1982年收集7对同卵双生和3对异卵双生，注意缺陷多动障碍的同病一致率分别为85.7%和33.3%，均支持遗传效应的作用。
（3）染色体研究Hakola1978年报道了5例染色体核型为XYY，临床表现为语言障碍、学习困难、注意力不集中，因而推测XYY综合征可能是注意缺陷多动障碍的一个亚型。1984年郑福山等在32例注意缺陷多动障碍病儿中未发现染色体形态和数目的异常。
遗传方式的分析关于本症的遗传方式各家意见不一，国内外学者均提出可能为多基因遗传（polygenicimheritance）病。曲静宇1985年对198例注意缺陷多动障碍病儿的家系作了分析，支持本症为多基因遗传，其疾病遗传率为71.4%，肯定了在本症发生中遗传因素的存在。
4.强迫症强迫症（obsession一pulsivedisorder，OCD）是以无法控制的强迫思维和（或）强迫动作为特征的神经症，国外所报道的儿童青少年强迫症患病率为0.25%—3.6%不等，国内尚无相关的大型流行病学调查资料。自从20世纪30年代国内外便已开始了对强迫症家族遗传的初步探索，并获得了许多有价值的资料。
家系研究家系研究是确定疾病家族遗传性的重要方法，早期Kiglen（1965）发现91个强迫症病人的父母50%有“神经质”的特征，其中18对被诊断为强迫症；Rasmussen等（1986）研究了44例符合DSM一fH的强迫症病人的家系，结果有15.9%的病人的父母具有强迫症的指征。Black（1992）在一个方法非常严谨的研究中发现，OCD先证者的父母患OCD的危险度（16%）明显高于对照组的父母（%）；Leonard等（992）对54例强迫症病人及其家属的2至7年的随访研究显示，13%的一级亲属符合DSM一H一R的强迫症诊断标准。Nicolini（993）对27例强迫症家族进行了研究，先证者及其所有可见到的一级和二级亲属均进行直接的访谈评估，无法见到的亲属通过家族史法评估。结果在268位一级亲属中有13位（4.9%）符合DSM一H一R中强迫症的诊断标准，这一比率明显高于所在国家普通人群1.8%的发病率。
Pauls等（995）对100例强迫症先证者的一级亲属进行了直接的访谈，对照组为33例没有精神疾病者的113位一级亲属。在先证者的466位亲属中，强迫症和亚临床强迫症的发生率（0.9%和7.9%）显著高于对照组（分别为1.9%和2.0%）。王伟勇（997）对强迫症病人家系的调查发现，早发先证者的一级亲属中强迫障碍和**感障碍发病率显著高于晚发先证者的一级亲属。杨彦春等（998）对强迫症先证者及健康对照的家系比较发现，强迫症病人一级亲属中强迫症、精神分裂症、情感障碍等多种精神障碍患病率均高于健康对照组；Nestadt等（000）对80例强迫症先证者和73例在社区随机抽取的对照者的一级亲属（试验组343例，对照组300例）按盲法进行分组后，由精神科专家用半定式的工具进行评估，对资料进行Logistic回归分析，结果显示先证者一级亲属的强迫症终身患病率（1.7%）显著高于对照组（.7%），试验组的强迫观念和强迫行为的发生率都明显高于对照组，而强迫观念的差异更为显著。
Reddy等（001）对少年强迫症先证者家系的调查显示一级亲属的患病风险为4.5%，显著高于对照人群。肖泽萍（003）的研究显示儿童青少年期起病的强迫症病人占50%，其中54%有精神疾病家族史，但一级亲属中所患精神疾病并非强迫症。doRosa等（2QQ5）对150个儿童强迫症先证者的一级亲属进行了访谈，并与44个健康对照组进行比较，发现儿童强迫症的亲属再患强迫症的风险为22.7%，显著高于对照组亲属的0.9%，而先证者发病年龄越早这种再患风险越高。Hanna等（2005）分析了35个儿童强迫症先证者和健康对照的一级、二级亲属的资料，发现二者的一级亲属中强迫症的终身发病率存在显著差异（2.5%比2.6%），而在二级亲属中无显著差异；同时一级亲属中有抽动障碍家族史者其一级亲属的发病率显著高于亲属中无抽动障碍者（571%比20.9%）。
家族不仅仅是基因遗传单位，也是对人类行为模式有巨大影响的环境和文化因素的遗传单位。然而，对家族遗传性的证明是认识基因在该病的发病中是否起重要作用的关键步骤。目前对不同人种和不同文化背景的儿童强迫症的家系研究均显示其具有家族遗传性。
双生儿研究对双生儿研究较少，但都非常一致地认为同卵双生和异卵双生的同病率有显著的差异。早期的McGuffin（1980）的报道中发现两对独立养育的同卵双生（MZ）均患强迫症，且症状的相似度很高。日本学者曾做过一个小样本的双生儿调查，报告在4对异卵双生（DZ）中有20%的同病率，而10对同卵双生（MZ）中有80%的同病率；而Rasmussen等（1986）调查发现，MZ的强迫症同病率为63%，在排除了那些诊断不确定和双生儿卵性可疑的样本之后，同病率为65%；CareyGottesman（981）报告15对DZ中强迫思维的同病率为47%，而15对MZ为87%。
这些对双生儿的研究支持“特殊环境和基因对强迫症的行为表现起重要作用”的理论。在强迫症的病因中，一般认为生物学的成分可能更重要，但这些研究均未提供确切的证据。
遗传模式分析对于强迫症在家系中的遗传模式一直是众多学者研究的重点。Nicolini等（991）收集了24例平均初发年龄为9.1岁的强迫症先证者的资料，其中11例有肯定的强迫症家族史，对他们的分析无法排除常染色体显性或隐性遗传模式。Cavallini等（1999）对意大利的107例强迫症家系进行了分离分析，并运用Logistic回归验证可能的遗传模式，发现显性遗传模式最为适合，但当强迫症伴有Tourett综合征（TS）或慢性运动抽动症（CMT）时则表现出不严格的遗传模式。Alsoook等（1999）采用基于症状的分离分析方法，结果认为强迫症表现具一个主基因位点的混合遗传模式。Nestadt等（2000）通过对153个家系（试验组80例，对照组73例）的综合分离分析也证明存在一个主基因，“有性别和轻微家庭影响的孟德尔显性遗传模式”可以对所得资料进行最恰当的解释。按先证者性别进行分离分析的结果同样显示，强迫症最可能的遗传模式是有轻微家庭影响的孟德尔显性遗传。Hanna等（2005）对先证者年龄在10—17岁的52个家庭进行了综合分离分析，其中215名亲属进行面谈，450名亲属仅间接收集了资料。结果提示，当纳入发病年龄因素后，强迫症的遗传符合孟德尔显性遗传模式，一个主基因在强迫症发病中发挥主要作用。
以上数据中，可以观察到强迫症家系遗传模式存在明显的异源性和多样性，但这些分离分析的结果并未能对强迫症在家系中传递的情况定出一个确切的模式。不过，在有明显家族遗传（即至少有两个强迫症患者的家系）的家系里，存在一种混合的传递模式，这种混合模式在多基因的背景上显示出一个起主要作用的基因，因此多基因可能影响强迫症的症状表现。
5.抽动障碍抽动障碍（ticdisorder）—般分为短暂性抽动、慢性抽动和Tourette综合征（抽动秽语综合征，丁S/GTS）三种临床类型，三者的病因基本相似。双生儿和家系研究证明遗传因素在抽动障碍的家庭传递中具有重要作用。
（1）家系研究ings等（1990）进行的家族史研究发现，Tourette综合征先证者的亲属中包括抽动障碍在内的各种精神障碍及行为问题的发病率显著高于健康对照的亲属，且随着血缘关系渐远而发病率下降。Pauls（1991）、Walkup（1996）、Hebeand（1997）的研究显示，丁ourette综合征患者的一级亲属中患丁ourette综合征、慢性抽动和OCD的风险明显高于普通人群。如果将各种障碍均统计在内，则男性一级亲属患病风险为50%（丁ourette综合征18%，慢性抽动31%，强迫症7%），女性一级亲属的患病风险相对较低（Touretre综合征5%，慢性抽动9%，强迫症17%）。这些数据明显高于普通人群相应疾病的发病风险，同时也高于除强迫症之外的其他精神疾病病人一级亲属的发病风险。Kano等（2001）对日本的52名TS先证者及其165名一级亲属进行了调查，发现一级亲属中TS、慢性抽动和强迫症的发生率依次为2.0%，12.0%，1.6%。这一比例低于西方报道数据。吴赛等（2QQ1）收集了171例抽动障碍先证者及其一级亲属（42人）、二级亲属（283人）、三级亲属（2310人）的表型资料，根据父亲或母亲的患病情况，将先证者分为母系传递者和父系传递者，分析显示抽动障碍的垂直传递存在亲源特异性表达，遗传印迹机制可能参与了抽动障碍的发病。Sacani等（2005）对Tourette综合征和慢性抽动障碍病人的家族史进行了调查并与健康对照进行比较，发现Touretre综合征和慢性抽动障碍无显著差异，但二者的抽动障碍阳性家族史均明显多于对照。
双生儿研究对抽动障碍的双生儿研究同样较少，但研究结果比较一致。Godai等（1976）的研究显示同卵双生的TS同病率为6/10，而异卵双生仅2/22；Price（1985）和Hyde（1992）等的研究显示同卵双生的丁ourette综合征同病率超过50%，而异卵双生同病率约10%若将慢性抽动也包括在内的话，同卵双生的同病率达到77%，而异卵双生同病率为30%；同卵双生与异卵双生同病率的不同提示了遗传因素在丁ourette综合征病因中的作用。
　　遗传模式分析许多研究者对抽动障碍在家系中的遗传模式进行了探索，大多数的分离分析无法排除常染色体遗传。ings等（1984）对250个GTS病人的家系进行了调查，分离分析结果显示GTS在家系中的传递最可能是半显性主基因（majorsemidominantgene）模式。Devor等（1984）对35个GTS家系的综合分离分析结果也提示一个半显性的不完全外显的等位基因导致GTS发病。而Pauls和Leckman（1986）对30个GTS核心家系的分离分析结果则提示为常染色体显性遗传模式。Pauls等（1990）随后对一个多代TS大家系的分离分析结果也支持他们提出的常染色体显性遗传的模式。Curtis等（1992）的研究提示常染色体显性模式的单一主基因遗传，但不完全外显是对GTS的易感的主要因素。Walkup等（1996）则提出了混合模式遗传的观点，他们对53个TS先证者及其154名一级亲属进行了综合分离分析，结果提示TS的易感性是通过一种在多基因背景上的主基因方式在家族中传递的。最近Seuchter等（2000）对108个GTS家系进行了综合分离分析，但没能确定明确的孟德尔显性遗传模式。
抽动障碍与强迫症之间存在千丝万缕的关系，针对二者的多数遗传学研究无论是经典的家系研究、分离分析，还是近期的分子遗传研究，均提示有某些遗传因素在强迫症和抽动障碍的发病中起共同或相似的作用，抽动与强迫应属于同一遗传谱系，也有研究认为强迫症和抽动障碍是一组易感基因的交替表达。
（二）智能
智能又名智力，是遗传素质、社会实践和教育以及个人勤奋三方面相互作用的产物。所以智能不是单一的心理过程，而是与感知、记忆、思维等密切相关。现在我们从遗传角度，讨论导致儿童智能障碍的一些因素。
1.染色体病染色体病涉及到许多基因，临床表现多样。常染色体畸变的最常见的表现为发育迟滞、畸形和智能低下；性染色体畸变除了影响发育和智能外，还可发生性发育不全。所以染色体畸变病儿几乎均有不同程度的智能障碍，最常见的如21一三体综合征、13一三体综合征和18一三体综合征。另外，也有8号染色体、9号染色体、2号染色体等三体综合征。染色体结构上的变异有如5P缺失综合征、9P单体、18号环状染色体等。性染色体畸变导致智能障碍的有XXY、XXYY、XO和XXX等综合征。此外，有一类病儿外周血淋巴细胞在低叶酸的培养条件下可见到一条X染色体长臂近末端处有一脆性部位，称为脆性X染色体。这类综合征也明显影响男性病儿的智能，对女性杂合子可有轻度智能低下的影响。
2.遗传代谢性疾病由于酶缺陷所引起的遗传代谢性疾病约有200余种，其中不少代谢病严重影响病儿的智能，如氨基酸代谢异常的苯丙酮尿症、酪氨酸血症、组氨酸血症、枫糖尿症、精氨酸血症、溶酶体贮积病、GMI神经节苷脂病、黏多糖病爪型、黏脂病H型，核酸代谢异常的Lesch一Nyhan综合征，还有过氧化酶体的脑一肝一肾综合征和肾上腺脑白质营养不良症等。
3.其他遗传病其他遗传病包括单基因和多基因病，是生殖细胞或受精卵的遗传物质发生突变导致的异常生理状态，往往引起病儿的智能障碍。常见的有结节硬化症、进行性肌营养不良症、遗传性共济失调、神经纤维瘤病、蜘蛛样综合征、甲状腺功能减低症（克汀病）及儿童孤独症等。
4.环境致变因子环境致变是指环境因素诱发生殖细胞的基因突变和染色体畸变。这类环境因子包括生物、物理和化学因子，病毒、X射线以及某些化学试剂均可诱发遗传物质变异，从而导致儿童智能严重低下。
（三）行为异常
从广义讲，行为是人类的整个精神活动。既受先天因素的影响，又受后天因素的影响，是遗传与社会环境相互作用的产物。现对导致儿童行为异常的遗传缺陷加以讨论。
1.生化代谢紊乱人类遗传性状千变万化，但归根到底都关系到新陈代谢。基因通过控制蛋白质（酶）的合成来影响新陈代谢。一旦发生突变，即可引起代谢紊乱，继而导致病理生理变化和疾病发生，甚至导致行为的异常。典型的代谢紊乱有苯丙酮尿症和Lesch一Nyhan综合征。
（1）苯丙酮尿症本症是因苯丙氨酸代谢障碍导致血和尿中苯丙氨酸及其衍生物含量增多为特征的一组疾病。由于病儿体内高浓度苯丙氨酸及其代谢产物对神经系统产生毒性，从而直接影响正常精神活动。典型病例在出生时正常，3—4个月后出现智能发育迟滞，岁后可见运动发育迟滞，说话、行走发生困难。在行为方面，病儿表现出烦躁不安、易激动、易发脾气、情绪不稳、活动过多，甚至发生攻击性行为和各种怪异行为。
（2）Lesch一Nyhan综合征本综合征是一种核酸代谢障碍，可明显引起异常行为。由于次黄嘌呤一鸟嘌呤磷酸核糖转移酶的完全缺失，导致核酸代谢紊乱，引起病儿发生一系列神经精神症状。一般在出生后3—4个月出现运动发育迟滞，—16岁表现有智能落后、痉挛性大脑瘫痪、手足徐动、构音障碍，有的甚至出现强迫性自残行为。出现强迫性自残行为的病儿具有痛觉，但不能控制自己，从而咬断自己的手指，咬破嘴唇和颊黏膜，造成严重的创伤。除自残外，病儿有时对周围的人也有攻击行为。这种异常行为可因紧张的环境气氛加重，有的会随年龄增长而减轻。
2.遗传性疾病患有遗传性疾病的儿童常可伴有行为异常，例如小头畸形、癫痫以及多基因遗传的地方性克汀病等。小头畸形除头烦小外，还伴有智能低下，舞蹈样手足徐动，以及会走路后经常出现破坏性行为；癫痫病儿除了短暂意识丧失外，可有无目的重复动作和行为，甚至表现出恐惧、惊叫、自语和奔跑等；多基因遗传的地方性克汀病，其临床表现可概括为呆、小、聋、哑、瘫，病儿身材矮小、手足粗短、站立困难、步履蹒跚、呈现特殊面容，另外还有不同程度的听力、语言和运动障碍，缺乏抽象思维能力，反应迟钝，行为奇特。
3.染色体畸变染色体畸变对行为也有一定影响。常染色体畸变常见有唐氏综合征（21一三体综合征）和猫叫综合征。唐氏综合征的病儿除特殊体征外，在行为方面具有愉快和友善的性格，爱好诗歌，喜欢模仿，由于抽象思维能力差，行为动作刻板；猫叫综合征，是5号染色体短臂缺失所致，病儿在婴儿期会发出尖锐奇怪的高频哀鸣，如猫叫。性染色体畸变者，往往出现心理异常和变态行为。如XXY和XYY综合征者可表现幼稚情绪，情绪易波动，难以合群，经常发生反社会行为，甚至发生性犯罪和纵火。这种变态行为发生可能与其智能偏低、缺乏判断力、情绪易激动和自控能力差有关。X0综合征病儿，性格孤独，情绪波动大，易发生冲动和幼稚行为。但是，染色体与行为的关系，不是某种畸变一定会产生某种行为，行为发育还会受后天环境影响，遗传因子仅仅决定个体对某种刺激产生反应的一定的内在素质。
4.儿童常见异常行为的遗传分析1993年，LaBuda综述了儿童常见异常行为的遗传分析，采用双生儿分析法，比较这些异常行为在同卵和异卵双生儿中发生的一致性（表1一3）。从表中可以看出，这些异常行为均具有遗传效应，除了吮吸手指行为的遗传率较低外，其他异常行为均以遗传效应为主。
三、分子水平上探索儿童少年精神障碍的病因
近代分子遗传学的基础理论和技术的进展为儿童少年精神障碍的病因探索提供了一个分子水平上的研究平台，现就主要精神障碍作一叙述。
（一）孤独症
孤独症是一种广泛发育障碍，病因不明，以往研究提示遗传因素在病因中起有重要作用。近代分子遗传学运用基因组扫描（genomescan）及染色体定位的技术观察到孤独症可能定位于人类染色体的15q11—q13、6p21.3—p21.2、2q、3q25—q27、4p14—q12、7q、17q21、13q13、13q14.2—q14.1、Xp22—p23、Xq28、Xq13、Xp22—p23等区域。
1.15q11—q13最先Bake：ra994）在2例孤独症病儿染色体组型分析中，观察到15q11—q13区域具有重复性（duplication），该发现得到许多学者的重复验证。此后YujunShao（2002）在99个孤独症家系中，运用352DNA标记（间隔10cM）进行基因组扫描，显示在2、3、7、15、18、19和X染色体上有阳性结果，其中15号染色体的DNA标记的连锁Lods值大于1。接着Kim等（002）分析115个孤独症的核心家系，其中男性和女性先证者分别为98人和17人，采用15q11上许多SNP和3个微卫星DNA为遗传标记作TDT分析，结果表明存在传递不平衡，支持15q11—15q13区域存在易感基因。
在基因组扫描研究的基础上，探索该区域中相关基因与孤独症的关系。（1）ATP10C基因：该基因对氨基磷酸酯移位酶具有编码功能，并可影响细胞膜蛋白的非对称分布，是一个母系表达基因。Narmi等（2002）应用SNP标记和TDT方法，观察到ATP10C基因与孤独症间具有关联性，而Kim等（002）对115个孤独症家系做14个DNA标记的关联分析，却不支持存在连锁不平衡。2QQ3年Namti等采用密集标记的连锁不平衡分析，其中包含CUBE3A基因和ATP10C基因，运用29个SNP标记，结果表明ATP10C中2个SNP优先传递给病儿。接着运用第四代遗传标记一SNP单体型板块（block）作研究，在5个板块中有一个ATP10C基因中SNP单体型板块与孤独症呈阳性连锁关系，因此认为15q11—q13是该症的候选基因区域。（2）GABA一A受体基因：7一氨基丁酸（gamma一aminobutyricacid，GABA）是成年人脑中抑制性神经递质，是通过GABA一A受体发生作用，A受体由GABR3、GABRA5和GABRG3等三个亚基因组成，定位于15q13—q15区域上，形成一个基因家族。Cook等（998）和Martin等（999）均报道GABRB3亚基因中一些DNA标志与孤独症呈连锁不平衡。Menold等（000）在上述研究上，运用GABRB3中3个SNP，对87个孤独症家系作连锁不平衡（LD）分析，结果不支持连锁关系。一年后Menold在226例孤独症家系中，采用GABRB3、GABRA5和GABRG3中316个SNP作LD分析，结果仅表明GABRG3亚基因中2个SNP与孤独症相关联。继后Shao等（003）在221例孤独症家系中对GABRB3作连锁分析，为了排除遗传上异质性，采用表型的亚型分类法，结果连锁Lods值为1.45—4.71，呈阳性，故认为该区域可能是孤独症的易感区域。（3）UBE3A基因：位于该区域的UBE3A基因（安吉尔曼综合征基因），Nurmi等（001）将其作为候选基因，结果该基因端的微卫星DNAD15S122与孤独症呈显著意义的连锁不平衡。
　　2.7q和7p人类7号染色体与孤独症的关系，早就被一系列基因组扫描的研究所论证，是该症的一个易感区域（Barrett，1999；Shao，2001；Badner，2002；Alarcon，2002；Scherer，2003；Lamb，2005）。该区域包含如下的候选基因：（1）Reelin基因：参与大脑皮质、海马、小脑及脑干神经核发生的Reelin基因定位于7q22区域，可能与孤独症的神经发育有关。Grayson等（2005）观察到精神分裂症患者的脑组织中Reelin基因启动子区域存在甲基化，影响该基因的表达水平。对于孤独症，PerSico等（2001）对95例意大利孤独症和186名对照组，以及165个孤独症核心家系，开展TDT和HHRR的分析，结果表明无论是散发病例的关联分析，还是核心家系的连锁分析均表明Reelin基因启动子区域的三核苷酸（GGC）重复序列的多态性与该症呈阳性的关联性。（2）EN2基因：EN（engrailed）基因最早是在果蝇中发现，对果蝇发育起很重要的作用。1992年Logan等在人类中分离克隆同源的EN1和EN2基因，其中EN2是参与神经系统小脑的发育，并定位于7q36。Petit等（1995）在1QQ例散发孤独症病儿和100例对照组中，运用重组DNA技术，结果显示PVUH多态呈阳性结果，而SstI多态为阴性结果，提示Pvu多态性与孤独症有关。（3）FoxP2基因：该基因与复杂性语言和语言障碍相关联，定位于7q31。Wassink等（2002）对75个患病同胞对家系作连锁分析，未获阳性结果。Newbury等（2002）采用关联分析和突变筛查，也未找到FoxP2基因与孤独症的联系。但是Scherer等（2003）综合分析18667例孤独症，发现FoxP2基因定位在导致语言障碍的染色体易位处附近，推测FoxP2基因可能参与孤独症的病因。（4）WNT2基因：由于WNT家族基因参与许多器官和系统的发育，尤其是中枢神经系统，并且WNT2基因定位于孤独症的易感区域7q31—33，加之WNT通径中起重要功能的基因家族成员DVL1基因与社会交往能力丧失有关，因而WNT2基因作为孤独症的候选基因。Wassink等（2001）基于2个家系中孤独症的分离与变异的编码序列相一致，经连锁不平衡分析，确认WNT2基因的3，端的非编码区的SNP与孤独症相连锁，而且这种连锁不平衡主要发生在家系中存在严重语言异常的一组患病同胞对中。最近McCoy等（2002）的工作不支持上述结果，认为无论有没有语言障碍，孤独症与WNT2基因型之间无关联。（5）DOPA基因：由于DOPA脱羟酶（DDC）基因是参与儿茶酚胺和5一羟色胺的代谢中，并且定位于7P11区域，故DDC基因作为孤独症的候选基因。Lauritsen等（2002）运用丁DT方法检测DDC基因中2个变异体与19个丹麦和22个法国的孤独症核心家系间的连锁关系，结果表明DDC不是孤独症的风险基因。（6）PEG1/MEST、COPG2、CPA1和CPA5基因：Bonora等（2002）选择7q32区域的4个候选基因，即PEG1/MES丁、COPG2、CPA1和CPA5，这4个基因均属于羟肽酶（carboxypeptidase）基因家族中成员，经基因中SNP的关联分析和突变检测，表明这4个基因不是孤独症的易感基因。
3.6p和6q6q21区域是孤独症的易感区，该区域含有兴奋性神经递质——谷氨酸受体6（GluR6）基因，其对记忆和学习等认知功能具有直接作用。Jamain等（2002）采用同胞对和TDT两种研究方法，在51个孤独症家系和8个同胞对中，运用同胞对法分析GluR6基因和疾病间连锁关系，结果支持连锁存在，其多点Lods值为3.28。TDT分析是在同胞对家系和107个核心家系中进行，发现存在显著的母系传递不平衡，其TDTX2的P值为0.0004。进一步分析每个家系中仅有一个患病先证者的TDT法，也支持GluR6基因与孤独症呈连锁关系（P=0.0008）。同时在33例病儿中检测突变（甲硫氨酸867异亮氨酸）发生率，发现这种突变在孤独症和对照组中发生率是不同的，分别为8%和4%。故认为GluR6基因与孤独症存在连锁不平衡。
主要组织相容性复合体（MHC）定位于6p21.3，Danielst（1995）研究23例孤独症的核心家系和64例正常对照组，观察到MHC中单体型B44一SC30一DR4与孤独症相关联，病人组的该单体型频率为40%，而对照组仅2%，提示主要组织相容性复合物的基因可能与孤独症的病因有关。
4.X染色体以往研究了解X染色体畸变与精神发育迟滞和精神行为的紊乱有关，加之儿童孤独症发病率是男性大于女性，提示X染色体上可能存在易感基因，故对如下候选基因开展探索。（1）FMR一1基因：97%脆性X综合征病人是FMR一1基因发生突变的原因，而2%—5%的儿童孤独症病人也找到脆性X染色体的证据，因此定位于Xq27.3的FMR一1基因也作为孤独症的候选基因。然而无论是动态突变（CGG）n的研究，还是FMR一1的3种错义突变分析均未获得肯定阳性结果。（2）MAOA基因：单胺氧化酶是儿茶酚胺递质系统的降解酶，有A型和B型两类。Yimiiya等（2002）在49个孤独症核心家系中，采用丁D丁方法检验疾病与MAOA基因的启动子区域多态性间连锁关系，结果未见传递不平衡的存在。同时应用关联分析，比较43个男性孤独症和108名对照组间MAOA等位基因频率分布，也无显著性差异。
（3）NLGN3和NLGN4基因：neuroligin（NLGN）是一组家族性基因，包含NLGN3和4基因，他们分别定位于Xq13和Xp22.3。该基因是编码一组对细胞间神经元的相互作用起有功能的蛋白，其功能是作为神经外壁的细胞表面受体的配体。Jamain等（2003）在一个患孤独症，一个患Asperger综合征的兄弟中，发现NLGN3和NLGN4基因具有R451C和I186丁的突变。Yan等（2005）选择148例无血缘关系的孤独症病例（男性122例和女性26例），分析NLGN3和NLGN4基因的突变情况，结果在4例病人的NLGN4基因中发现4种突变：G99S、K378R、V403M和R704C，而在336名对照组中未见突变，则4/148比0/336，P=0.0009。对于NLGN3基因，在96例孤独症，24例ADHD和24例双相情感障碍病人中未见突变发生。
（4）MECP2基因：Rett综合征的病因主要是定位于Xq28的MECP2基因的突变所致，而Rett综合征与孤独症在表型上具有相似性，因而MECP2基因可能为候选基因。Lam等（2000）和Camey等（2001）分别在散发孤独症中发现MECP2基因的突变，而Vouch等（2001）在59例孤独症病人中未观察到MECP2基因的突变。Beyer等（2002）对152例孤独症病儿作了MECP2基因分析，发现14条DNA序列存在变异体，但认为可能是基因多态性。在2003年Carney等分析69例女性孤独症，发现两个新的突变，一个在1157核苷酸处有一个41bp的缺失，另一个是arg294te：r突变。所以MECP2基因作为孤独症的易感基因尚未定论。
5.17q11.1—q12和13q14—q21既往研究表明孤独症病人的血5一羟色胺转运体浓度升高，以及5一羟色胺转运体抑制剂对减少孤独症的仪式及刻板动作有一定疗效，因此定位于17q11.1—q12的5一羟色胺转运体（5一HTT）基因多态性与孤独症的关系引起注意。Cook等（1997）研究86例孤独症的核心家系，运用TDT方法对启动子区域的SLC6A4多态作了分析。发现S等位基因优先传递给病儿（P=0.03），又作了SLC6A4和第二内含子的单体型分析还是支持连锁存在犘=0.018）。Kim等（2002）研究115个孤独症核心家系，在SLC6A4基因的38Kb附近的20个SNP和7个微卫星DNA作为多态分析的标记，结果表明7个SNP和4个微卫星DNA显示传递不平衡，其中4个更为显著性的结果，支持SLC6A4基因与孤独症有连锁。Conroy等（2004）研究84个家系和SLC6A4基因中5个多态位点，观察到S等位基因优先传递（犘=0.0334），并经单体型关联分析，更支持连锁关系（OR=1.8，x2=7.3023，犘=0.0069）。丁ordjmem等（2001）对71个家系作HTT基因的TDT检测，没有支持这种连锁存在。国内焦公凯等（004）研究82个孤独症家系，也不支持5一HTTLPR多态与孤独症的关联。
13q14—q21区域包含5一羟色胺系统的5一羟色胺2A受体基因，Henult等（1996）研究该基因的丁102C多态性与孤独症的关联，结果未见病儿与健康儿童间存在显著差异。
6.其他区域除了上述染色体易感区域的一系列相应基因的研究外，还有对11q23的DRD2（Anne，2002）、**16.1—p15.3的DRD5（Anne，2002）、11p15.5的secretin（SC丁）基因（丁akanori，2002）和HRAS基因（Hault，1995）、16P的PRKCB基因（Philippi，2005）、10q23.3的PTEN基因（Butler，2005）、2q35的PAX3基因（Borg，2002）和1p35—p36的5一羟色胺6基因（杜亚松等，2QQ1）等也开展许多研究，但是均未定论，有支持，也有否定的，有待进一步的验证。
（二）注意缺陷多动障碍
注意缺陷多动障碍是儿童少年期最常见的行为障碍，但发病机理未明。近年来分子遗传学的易感基因的探索取得一定成果，主要开展候选基因的关联和连锁分析及基因组扫描的区域定位。
1.基因组扫描的区域定位基因组扫描（genomescan）是以DNA多态性标记为路标，对基因组逐个点进行筛选，寻找与疾病相关的易感基因。Fisher等（2002）首先系统地对126个ADHD受累同胞对进行基因组扫描，采用非参数受累同胞对方法作连锁分析，结果发现Lods值大于1.5的区域为5p12、10q26、12q23和16p13，经数量性状分析，ADHD的阳性区域为12p13（Lods为2.6），但不支持X染色体存在候选区域。接着Willcutt等（2002）在85个ADHD同胞对中，研究数量性状，结果提示阅读困难的染色体位点在6p。继后Smalley等（2002）对203个ADHD家系中277例受累同胞对进行染色体16p上11个微卫星DNA和5个SNP的基因组扫描，结果提示ADHD易感区域定位于16p13（最大Lods值为4.2）。Ogdie等（2003）采用覆盖于全基因组的423个微卫星DNA为标记，对204个核心家系（包括853个家庭成员和270个受累同胞对）作基因组扫描，结果表明Lods值大于1的区域为5p13、6q14、11q25和20q13等。特别强烈的连锁区域是17p11（Lods值为2.98）。次年Ogdie等（2004）再次报道，选择226个家系中308个受累同胞对，在9个候选区域（5p13、6q12/6q14、11q25、17p11、20q13，另4个是荷兰样本中阳性区域7p13、7q33、13q33和15q15）中作基因组扫描定位。运用DNA标记为微卫星DNA，间距为2—3cM，结果表明6q12—q14的Lods为3.30（犘=0.024）、17p11的Lods为3.63（犘=0.15）、5p13的Lods为2.55犘=0.091）、11q25的Lods为1.00犘=0.931）、20q13的Lods为1.09犘=0.871）、13q33的Lods为0.84犘=0.039），因此，结合以前工作认为ADHD的易感区域为6q12、16p13、17p11和5p13。此外，Bakker等（2003）在164对荷兰ADHD受累同胞对中，经基因组扫描结果表明定位于7p和15q。Acos一Burgos等（2004）扫描结果将ADHD定位于4q13.2、5q33.3、8q11.23、11q22和17p11。综合上述各项研究，目前认为ADHD的易感区域为17p11、16p13、6q12、5p13、5p15.3、4p16.1—p15.3和2p16—p15。国内江三多和何玫等（2006）进行ADHD的基因组扫描研究，他们在84个ADHD核心家系中，采用覆盖X染色体上48个微卫星DNA的标记，经TDT分析后发现ADHD可定位于Xp11.4—p21和Xq23区域上。
2.候选基因的关联（association）和连锁（linkage）分析选择候选基因主要依据疾病可能相关生理过程中相关基因，或基因组扫描获得候选区域内相关基因，然后对这些基因作疾病的关联和连锁分析。经神经生化及精神药理学研究，ADHD/UADD可能与多巴胺和5一羟色胺等神经递质系统功能失调有关，因此神经递质的合成酶、代谢酶、转运体蛋白及受体等均成ADHD的候选基因。现分别叙述。
　　（1）DAT1基因和DRD4基因多巴胺转运体（DAT1或SLC6A3）基因定位于5p15.3，也是基因组扫描的候选区域内，其3，端非编码区有一段40bp重复序列的小卫星DNA，重复次数可3—11次，常见是9次（440bp）和10次（480bp），该多态性可影响DAT基因的表达水平。首先Cook等（1995）采用DAT1基因中40bp多态性，在49个ADHD和8个UADD（undifferentiatedattention一deficitdisorder）核心家系中开展HHRR的分析，结果ADHD/UADD与DAT1基因的480bp等位基因相关联（X2=7.29，犘=0.007）。继后Waldman等（1998）对122名精神科就诊的行为或学习具有问题的儿童（包括ADHD）的核心家系，作DAT1基因的多态性连锁分析，经TDT检验表明10重复次数的等位基因具高风险。江三多（1999）在中国汉族的74个ADHD核心家系中，采用GHRR和HHRR的方法，对DAT1基因的关联性作了分析，结果不支持DAT1基因与ADHD有关联。最近Kahn等（2003）对161名儿童做分析，结果表明在胎儿期父母吸烟的一组病儿中，仅仅是DAT1中480bp/480bp基因型与无注意缺陷的多动症状的儿童相关联。
多巴胺D4受体（DRD4）基因是定位于11p15.5区域，该基因的第3外显子上有一个48bp的重复序列，可出现2—8、0次重复，具较好的多态性。最先是LaHoste等（1996）在39例ADHD病儿中研究与DRD4的关联性，结果疾病与DRD4中7重复序列等位基因相关联。此后有十余篇论文论证DRD4中7重复序列与ADHD相关联，同时也有7—8篇论文不支持这个结果。Faraone等（2001）收集部分DRD4与ADHD的研究论文，运用Meta分析提出病例与对照平行研究（OR=1.9，P=0.）比家系研究（OR=1.***=0.02）具有更强的关联性。近年来，Maner等（2002）研究178个ADHD核心家系，用持续性操作测验评定病儿的持续性注意缺陷、多动和冲动症状，结果发现携带DRD4重复次数少的病儿执行CPT时出现错误数比携带重复次数多的病儿显著增多，当携带2次重复者与携带7次重复者相比，在执行CPT时错误数具显著性差异。Kustanovich等（2004）应用TD丁分析一个非常大的ADHD家族，发现DRD4基因启动子120bp的插入/缺失多态性中插入（240bp等位基因）显著性倾向于传递，估计相对风险率为1.37，而DRD4的48bp的7个重复序列没有关联于ADHD。另外Leung等（2005）研究32例中国汉族的ADHD儿童（IQ正常）没有支持与DRD4的7重复序列有关联，而发现33%的样本具有2个重复序列等位基因，匹配对照组为20%，增高1.65倍，其差异的X2为5.90，P值为0.015。还有张野等（2001）报道68例中国汉族ADHD儿童的DRD4关联研究，没有支持DRD4基因与ADHD关联。
（2）MAO和COM丁基因单胺氧化酶（MAO）和儿茶酚胺氧化甲基转移酶（COMT）是DA、一羟色胺及NE的降解酶，直接影响单胺类神经递质的水平。MAO基因定位于Xp11.3区域，有A