声音 | 中国诗词大会学术总顾问李定广：教孩子学习古诗词有什么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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教孩子学习古诗词有什么用
中国诗词大会学术总顾问、上海师范大学教授 李定广
2017年春节，央视《中国诗词大会》节目掀起了全民性的诗词狂欢，把古诗词从边缘地带推入了社会大广场，成为社会大众学习、谈论的重要内容。随之而来的问题是，中小学古诗词的学习与教学将如何更好地开展，才能适应时代的发展潮流。
一、古诗词教学在整个传统文化中的地位
中国传统文化的主体是文史哲，在文学这个领域里除了古诗词，还有古文、小说、戏曲等。古诗词虽然只是文学领域中的一部分，但其在传统文化中有着特殊的地位。首先，古诗词是中华传统文化中最富有“民族特色”或者说“民族性”的一个载体。汉语的单音节和四声这两个特色，形成了古诗词特有的固定节奏和语音自身的音乐美。这两个特点是世界上其他语言诗歌不具备的，而且别的文体都可以译成外文，但古诗词具有“抗译性”，一旦译成外文就会丧失原来的韵味。其次，古诗词是中华优秀传统文化中最精致的一部分，是中华传统审美文化的精粹，而且充满正能量。再次，古诗词短而美，易学易记易普及，也容易形成广泛的共鸣。《中国诗词大会》能掀起全民诗词热潮，就是明证。文学中的其他门类如小说、散文，乃至历史、哲学、宗教等，都很难甚至无法像诗词这样形成全民狂欢。最后，以古诗词的普及与全民狂欢为引领，可以营造社会大众喜爱、尊重和敬慕民族传统文化的强大氛围。
二、教孩子学习古诗词有什么用
随着诗词大会掀起的全民诗词热，有人会问：教孩子学习古诗词有什么用？古诗词到底有什么实际用处？这些问题问得虽然幼稚，但问得好！因为他们不想糊里糊涂地跟风学诗词，想做个明白人。
如果从眼前的实用性来看，教孩子学习古诗词除了应付考试，似乎看不出有太多的用处。实际上，教孩子学习古诗词，至少在四个方面“有用”。一是审美教育。人类除了物质需求，在精神需求上最主要的追求是真、善、美。而古诗词就是将真、善、美融为一体，而又以“美”为最突出的特点。尤其是其中的节奏美和意境美，颇能提升孩子对美的感受力和领悟力。二是人格教育。诵读欣赏古诗词，有助于提升孩子的人文情怀和人格修养。古代文人的高尚情操和人格力量，通过古诗词能感染激发孩子的心灵，其效果比思想政治课要强许多。读“少壮不努力，老大徒伤悲”“男儿须读五车书”这样的励志诗，可以激发孩子的斗志。读杜甫、罗隐、陆游、文天祥等人的爱国诗，很少有不被感染的。读孟郊的孝亲诗“谁言寸草心，报得三春晖”，大都会流下热泪。读白居易《观刈麦》，郑板桥的“衙斋卧听萧萧竹，疑是民间疾苦声。些小吾曹州县史，一枝一叶总关情”，会对古代这些关爱人民的官员发自肺腑地敬佩。三是气质和修养的提升。所谓“腹有诗书气自华”，学古诗词能提升孩子的气质和修养。四是语言能力的提升。古诗词语言凝练，是汉语浓缩的精华，又没有古文那么难读，常读古诗词，其口语表达能力和书面表达能力都会有大幅度的提升。
三、如何指导学生学习古诗词
学习古诗词要从娃娃抓起，但不同年龄段的教学与学习方法也要有所变化。我把从小学到研究生各个阶段学习诗词的重点概括为由低到高的四个层次：背诵—理解—审美鉴赏—审美判断。对于小学生来说，应以背诵为主，理解为辅。背诗词比背古文要更容易记住，小孩子背诗词没什么不好，既可以感受节奏美，又可以增强记忆力，但也要适当地教他们理解，哪怕了解一点大意，感受一点美感，他们就更有兴趣，也更容易记住。背多了却不理解，诗句就会互相“串门”，孩子感觉很难就会失去兴趣。对于初中生来说，背诵与理解并重，适当地进行审美鉴赏，而对于高中生来说，须背诵、理解与审美鉴赏三者并重，努力提高学生对诗词的理解能力和审美鉴赏能力，自然也就提高了学生学诗词的兴趣。对于大学生和研究生来说，在背诵、理解的基础上，审美鉴赏尤为重要，并适当训练其审美判断能力。
教孩子背诵诗词，特别需要注意的是，要教会他们正确的节奏和读音。古代五言诗的正确节奏是前二后三，古代七言诗的正确节奏是前四后三。古诗词的读音与平仄格律、韵脚、特殊含义等相关联，与读古文不是一回事，绝不能轻视或忽视读音问题。一旦读错就会形成先入为主的印象，以后很难纠正。
目前，中学阶段古诗词的教学和学习，基本上还是为了应试，而中高考试卷中古诗词部分大多只考填空诗句，导致语文老师只强调让学生背诵，较难的字词注意不要写错，这就算完事。造成的后果是，学生只背课本中的寥寥几首诗词，又不大理解，感受不到诗词的美和乐趣。今后，中高考必须顺应时代潮流，改变只考填空诗句的单一题型，增加课本内诗词理解、鉴赏的内容。中学语文教师面对目前诗词热的新形势，首先应该努力提高自己的诗词修养，其次应努力改变为应试而教学古诗词的状况，制订科学合理的古诗词教学方案，提高古诗词教学效率。
四、“古诗词”不可混同于“古诗文”
近来在报刊上看到有中学老师接受采访把“古诗词”混同于“古诗文”，直接用“古诗文”来称谓和评论《中国诗词大会》，这很不妥，反映出对古诗词的基本特点认识不清。
“古诗词”就是广义上的古诗，主要包含诗、词、散曲三大类。古诗词是中华传统文化的精粹，其外在特点主要表现在三个方面：一是富有音乐性或音乐美，尤其是节奏美；二是形式固定，诗歌语言齐整，词曲语言虽不齐整但格式固定；三是语言凝练，一般不允许用“之乎者也”之类的虚词。其内在特点最主要的也有两个：抒情性和意境美。而“古诗文”则是包含古诗（即古诗词）和古文。“古文”又称为文言文，其所用的语言是“文言”，而诗词的语言则介于文言与白话之间。有老师常说唐宋诗词是用文言文写的，其实不然。我们当代人创作的诗词以及毛泽东的诗词，语言上与唐宋诗词并没有太大差别。与诗词相比，“古文”以思想内容见长，生僻难懂的语词较多，语法结构也更复杂，特别是常用“之乎者也”之类的结构和语气虚词，变化很多，但在美感和“天然吸引力”方面远不及古诗词。古诗词的上述特点，古文基本不具备，古文的上述特点，古诗词也基本不具备，在性质和特点上二者差异很大。因而在教学和学习的方法上二者也应不相同，古诗词教学特别重视大声朗诵和背诵以及整体诗意的把握，古文教学则更重视小声读和默读以及字词句段的分析理解。因此，切不可将“诗词”与“古文”混为一谈。
因此我们明白，古诗词的教学和普及，就是将古代经典诗词转化为当代中国人文化素质构成的元素，从根本上促进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传承和发扬，同时提升了当代中国人的生活品质和精神质量，进而引领传统文化其他门类的跟进。
声明本文未经许可不得转载
经作者授权发布，原载于《语文学习》2017年第4期，略有调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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香港学生学英语多死记语法 教师出书讲潮语
　　中新网2月20日电 据香港明报报道，香港学生自小学习英语，但不少人面对外国人时却张口无言。曾任特区政府考评局英文会话考官、培正中学英文科副主任马漪楠指出，文凭试临近，但港生英语多死记书面文法，即使5级也未必能与外国人交谈。
　　她见学生喜爱用“O嘴”、“逖钡瘸庇锉泶镒约海阌朐粞в⒐恼煞蜃础妒豪糜⒂铩芬皇椋庇镆氤捎⑹劫涤铮醚胪夤嗄辍巴薄
　　“学生听到‘Cheers’以为是“干杯”，但英国人却普遍以此代替‘Thank you’或‘Goodbye’。”马漪楠受访时笑言，在港学英语为求分数居多，加上课程紧密，根本无时间理解语言背后文化，若与人沟通是用上大量书本英语，就如中文加上“之乎者也”，令人难以答话；而俚语就如香港“潮语”，令人感觉同声同气。
　　马遂在校内向百多名学生发问卷，发现他们最想学的其实是“潜水”(disappear)、“O嘴”(jaw drops)、“符碌”(fluke)等潮语的英文讲法，甚至学生要求她解释Lady Gaga歌曲的歌词意思。她便按学生兴趣翻译出书，吸引青年阅读。
　　她说s“学生就算学通识也要看英文报章，内里不少报道评论就用上俚语。”不少当代英语也是从时事或名人轶事演变而来，例如“Monica”这个名字，自前美国总统克林顿爆出性丑闻后，就有“情妇”的意思，因事件女主角名字正是“Monica”。
　　她的丈夫岑皓轩曾在英国留学多年，他则将当年留学的趣事加入书中，他指俚语有别于其它深奥词汇，有的只是重组几个简易字词，已有另一意思s“以往到酒吧识女仔，开场白非‘How do you do?’而是‘How you doing?’，同样在打招呼，后者却带有追求的意味。”
　　岑皓轩认为，学懂俚语不但可增进英语水平，日常生活包括看外国电影、连续剧等也可理解不少笑点，而未来踏出社会也有助扩阔社交圈子，较进修商业英语班更有用处。
　　但两人提醒学生，讲俚语要分场合，例如在毕业典礼上要发表毕业致辞，就应尽量少用，当然与同学倾谈时，就可畅所欲言。
责任编辑：李沛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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既然文言语气词并非口语词汇，那么它到底是什么？它是如何产生的？它的作用又是什么？
　　（一）首要功能是断句，类似于现代的标点符号[71]
　　文字产生之后，口语与书面语之间产生了双向转化的关系。口语转化为书面语的目的是记录与传播，阅读则是通过书面语还原口语；按照一般原则，还原得愈真实愈好。但口语与书面语是两种完全不同的表达系统，前者是用一连串有停顿、有声调变化的声音表达意思；后者是用一连串有读音的有形符号表达意思。由于载体的不同，当口语转化为书面语时，原有的语音变化不见了，声调的轻重缓急难以呈现。要想尽可能真实地表现口语，书面语中除了一连串有读音的口语词汇之外，还必须使用某种符号，使文字有所停顿并提示声调的变化，以使阅读者在还原为口语时，更接近真实。文字产生之初，这种要求还不是那么强烈，因为此时的文字还不是大众化的交流工具，只是少数人的专利。甲骨文是卜人们用以占卜的工具，金文大多用在礼器上，这些文字都不是让大众阅读的，而且一般字数较少，所以句读的需要还不是那么迫切。有的研究者指出，春秋时期百字左右的铭文在十篇以上，但无一例语气词[72]，就反映了这种状况。但竹简成为书写工具后，文字的功用改变了，因书写材料得之容易，文字便逐渐成为社会大众的阅读物。此时，句读的需要也就应运而生了。“之乎者也”之类句末语气词，正是为弥补书面语的停顿与语气这两个欠缺而产生的。它们虽然也是文字，但与一般词汇并不相同，所以《说文》及汉代传疏家都将之命名为“辞”（或“词”）[73]，以与“声出于唇吻、形著于简牍”（钱钟书语）的“字”相区别。或称“虚字”，虚者，假也，即“假字”。它们只起到符号的作用，就如现代的标点，其作用有二：一是表示在此处停顿，二是指示它前面的那个实词的声调。与西方标点不同的是，它不是采取有异于文字的符号，而是借用了某些特定的文字充当。用文字而不用某些钩识符号，主要是为了与其他文字融为一体，比用折、勾一类的符号更显美观。竹简文字是用柔软的毛笔在光滑的竹片上书写，篆书笔画呈圆弧形，隶书“蚕头燕尾”。在这种笔法圆转的文字里，加入很多折勾一类的标识符号，显然很不协调，于视觉审美有碍。在上个世纪初的白话文运动中，一些保守派反对使用新式标点，主要理由也是因为形式美观问题，他们攻击新式标点“点撇连篇，眉目不清”，“由形式美观一点来说，也有充分的理由将西式标点放逐于古文之外的”[74]。金文中出现的一些重文符号，都是紧紧与文字贴在一起，而不单独占格，也是从视觉美感角度来考虑的。有的研究者认为，甲骨文、金文中出现的几种钩识符号，其实就是最早的标点。此说有一定道理，但这些符号只是偶尔出现，全部甲骨文、金文中才出现了有限的几次，完全不成体系，根本不足以解决断句问题，更别说解决声调问题了。标点符号必须具备断句与声调两种功能，而且必须全面使用才能对阅读理解有实际效果。最早出现的少量折勾之类的标识符号，并没有推行开来，而以特定汉字作为断句的符号，显然最后取得了大家的共识，迅速在书面语中运用推广，成为书面语不可缺少的有机组成部分。传世的先秦文献，只有“之乎者也”而没有那些钩识符号，有力说明了这一点。严格说来，古代文言语气词的功能与现代标点符号更接近，距离真正的语气词反而较远[75]。
　　古代有关语气词的论述，一开始主要是集中在断句功能上。《尔雅·释诂下》：“孔、魄、哉、延、虚、无、之、言，间也。”其中“哉”、“之”、“言”是语气词。据清段玉裁注：“凡言‘哉’，多起下文之词，或无下文，亦语于此少歇。故云：‘言之间也’。”[76]也就是说，《尔雅》所谓“哉、之、言，间也”说的是这几个虚词在书面语中的位置，是在一个句子的结尾，或在两个句子的中间。许慎《说文解字》对大部分语气词，也是仅指出它们在句中的位置，不像对实词那样作出释义并标注读音。如：“哉，言之间也。”“只，语已词也。”“矣，语已词也。”“语已”指一句话已经终了，应该停顿[77]。赵岐注《孟子》释“云尔”为“绝语之辞也”，何休注《公羊传》释“焉”也是“绝语辞”。刘勰《文心雕龙》把虚词分为三类，仍然只着眼于它们在句中的位置，也就是句读的作用。“发端之首唱”是说在句首，“札句之旧体”是在句中，“送末之常科”是在句末。句首前与句末后都是需要停顿的；而句中的虚词是用来“札句”即联系前后词语而成句的，则不需要停顿。其后颜之推说“‘也’是语已及助句之辞”，唐初刘知几《史通·浮词》说“焉、哉、矣、兮，断句之助也”，南宋洪迈举《诗经》中的“只、目、忌、止、思、而、何、斯、旅、其”，称这些词“以为句绝者”，仍然只强调它们的断句作用。文言语气词的句读作用，既是古人的共识，在先秦典籍中也有充分的体现，可以说触目皆是。比如《诗·小雅·角弓》：“尔之远矣，民胥然矣。尔之教矣，民胥效矣。”《左传·文公三年》：“君子是以知秦穆公之为君也，举人之周也，举人之壹也，孟明之臣也，其不解也，能惧思也，子桑之忠也，其知入也，能举善也。”《荀子》：“小人也者，疾为诞而欲人之信己也，疾为诈而欲人之亲己也，禽兽之行而欲人之善己也。虑之难知也，行之难安也，持之难立也，成则必不得其所好，必遇其所恶焉。故君子者，信矣，而亦欲人之信而亦欲人之亲己也；修正治辨矣，而亦欲人之善己也。虑之易知也，行之易安也，持之易立也，成则必得其所好，必不遇其所恶焉。”[78]几乎每个句末都有一个语气词，与现代标点相当吻合，断句的意图十分明显。再如文言文中常见的一种判断形式：“陈涉者阳城人也”，“者”、“也”都只是停顿符号，“者”为逗号，“也”为句号。如换成现代标点符号，就是“陈涉，阳城人。”在古代口语中，并不存在“……者……也”表示判断的形式，口语中只需在“陈涉”和“阳城人”之间稍作停顿，即可表示判断；而转换为书面语，则要以“者”来表示这个停顿，以“也”表示全句的结束。也可以用其他语气词表判断，如《邶风·简兮》：“彼美人兮，西方之人兮。”也可不用任何语气词，如《小雅·祈父》：“祈父，予王之爪牙。”根据语言的省力原则，最后一例才是真正的口语形式。这种形式在《尚书》、《左传》、《论语》中都可找到很多例证。“……者……也”、“……兮……兮”都是书面语形式，“者”、“也”、“兮”都只表示语句停顿而已，并无语气功能。屈原《山鬼》原文六句，每句中都一个“兮”字，但《宋书·乐志》转录时“兮”字全部去掉，如“若有人兮山之阿”变成“今有人，山之阿”，“既合睇兮又宜笑”变成“既合睇，又宜笑”；《史记·乐书》中的《天马歌》“太一贡兮天马下，沾赤汗兮沫流赭”，在《汉书·礼乐志》中变成“太一况，天马下；沾赤汗，沫流赭”。这同样可以说明，“兮”字并没有特定语气，只相当于现代的一个逗号而已。后人曲意发挥，把“兮”字的传情达意作用说得天花乱坠，其实是一种误解。
　　正因为有些语气词只是一个单纯的停顿符号，与文意无关，所以才出现了随意增删语气词的现象。原来语气词较少的经传，因为断句需要，可以添加语气词；当人们对经典耳熟能详的时候，断句不再成为必需，也可以删掉某些语气词。《老子》诸本语气词多寡相差甚大，如马王堆帛甲本：“道，可道也，非恒道也。名，可名也，非恒名也。无名，万物之始也；有名，万物之母也。”但以后诸本均删去了“也”字。有人统计，郭店楚简本《老子》有47个“也”字，马王堆帛乙本却有147个“也”字，传世王弼本则仅有13个“也”字。唐景龙碑本凡语气词皆删，不但删“也”字，“乎”、“兮”、“哉”也都不见了。《史记》引《论语》“始作翕如也，从之纯如也，皦如也，绎如也，以成”一句，前面三个“也”都略去了，变成“始作翕如，从之纯如、皦如、绎如也，以成。”因“始作翕如”与“从之纯如”句式相同，“纯如”又与“皦如”、“绎如”结构相同，虽然去掉了“也”字，仍然容易句读，不致发生歧义。如果作者认为有必要，也可以添加语气词。如《史记·项羽本纪》：“剑一人敌，不足学，学万人敌。”但《汉书》又在“万人敌”后加“耳”字。唐人撰《晋书》，在引用《世说新语》中的材料时，也常在语尾添加语气词，以强化书面语特征。在出土文献中，这两种倾向也都有明确的反映。如敦煌写本《尚书》与今本异文甚多，其中语气词尤其是“也”字表现最为突出。孔安国传文原只有少量“也”字，但敦煌写本《尚书》的传文“也”字大幅增加，仅伯2533号残卷就比今本相关内容多出81个“也”字，伯2516号残卷多出118个“也”字，伯2643号残卷多出183个“也”字。吐鲁番出土的唐写本《论语郑氏注》，与今传本相较，“也”字却又少了很多。“也”与“矣”的串用，其实也与此有关。因为这两个词除了断句功能比较明显，它们的语气作用很不清晰。虽然现代语言学家对二者的语法功能有静态、动态之分，但古人使用这两个词时未必有如此清晰的理性认识，大部分人只注意到二者在陈述事件上的共性，相互串用并不影响对文义的表达和理解。后世学人不察，往往将先秦经典中语气词增删现象视为“篡改”、“作伪”，不免言过其实，实在是误会了古人。
　　如果不把先秦书面语中的“之乎者也”等视作口语中的语气词，而只当作一种书面语断句符号看待，上面所列举的“混乱”现象其实并不混乱，它是汉语书面语发展过程中的正常现象。根据现代汉语口语的经验，一个语气词对应一种语气（包括这种语气的变调），二者的关系是长期使用中形成的全民共识，具有极强的稳定性，一般不容易改变，当然也不会错乱。例如自小就说汉语的中国人，绝对不会用错语气词。口语中如此，转化为书面语时同样如此。一个毫无书写能力的文盲，只要真实记录下他的语言，也不会发现语气词用错的现象。但对于一个学习汉语的外国人而言，则另当别论。现代对外汉语教学的经验证明，语气词是对外汉语教学的一个重点，也是难点。研究者做过一个试验，分别对初级、中级、高级三种水平的外国留学生测试，“吧”、“呢”、“吗”的使用正确率初级者分别是52%、52%和71%，中级者分别是81%、78%、80%，高级者也只有80%、82%、88%，三者平均正确率为71%、71%、80%[79]。也就是说，即使汉语水平相当高的外国人，对语气词的正确使用率也很难达到100%。但在我国中小学的语文教学中，汉语语气词从来就不是一个难点。有谁听说过中小学生写作文常常用错语气词的吗？只要能在口语中熟练运用，就不会在书面语中出错。古人使用文言语气词，与外国人学汉语非常相似。因为口语中没有语气词，所以要表达某一种语气，在选择那些人为的“之乎者也”等提示符号时，会因每个人的理解不同而产生差异，先秦语气词的使用显示出明显的个人色彩，原因就在这里。宋人洪迈早就指出《诗经》语气词的使用就体现了这种特点。他说：“‘忌’唯见于《郑诗》，‘而’唯见于《齐诗》。《楚词·大招》一篇全用‘只’字。《太玄经》：‘其人有辑杭，可与过其。’至于‘些’宇，独《招魂》用之耳!”[80]不唯《诗经》，战国诸子著作也有这个特点。如《庄子》八万多字用了26个“夫”，《荀子》九万余字只用了3个“夫”，《韩非子》10余万字，一个“夫”也没有。《孟子》中一个“邪”也没有，《韩非子》中有15个，《庄子》中则多达156个“邪”。这有力说明，书面语中的某些所谓“语气词”，并没有固定的语气，它随着不同人的理解而赋予了不同的功能。判断书面语的对错是以口语作标准的，而当口语中缺少语气词这个标准时，也就很难意识到书面语的用法是对是错；这也正是诸子们面对着“乱象”无动于衷的根本原因。造成这种混乱现象的另外一个次要原因，是古代语言理论不发达，没有人总结语言的发展规律，统一大家的认识。古代没有语法之类的书籍，对语气词的使用全凭个人体会，因每个人理解的差异，使用中出现不一致现象就非常普遍。马建忠在《马氏文通·序》中说：“至于逐字之部分类别，与夫字与字相配成句之义，且同一字也，有弁于句首者，有殿于句尾者，以及句读先后参差之所以然，塾师固昧然也。而—二经师自命与攻乎古文词者，语之及此，罔不曰此在神而明之耳，未可以言传也。”[81]作为“个中人”，马氏的总结是客观的。既然从“塾师”到“经师”对这么简单的知识都“昧然”，可见古代像杜温夫那样不明语气词用法的人，并不在少数，语气词的混用错用也就可以理解了。
　　（二）语气功能及其质变
　　除了停顿之外，口语转化为书面语另一个重要问题是声调的缺失。在口语中，很多语气及前后句子之间的关系，是靠语音的高低、强弱变化来表现的，大部分时间用不着各种虚词[82]。同一个语句，如果声调有不同的变化，所表达的思想与情感就会有很大的差异，甚至完全相反。一般而言，疑问句句末声调要高一些，感叹与祈使的语气句末要低一点，陈述句则是平平的，没有变化。书面语无法表现语音变化，就在某些用于断句的文字符号上，同时附加了声调变化的提示功能。因为语气恰恰是由最后一个实词的声调变化表现出来的，所以断句符号可以同时兼具两种功能[83]。前人释句末虚词除有“语已”、“语终”、“句绝”的说法以表示句子的停顿，还有“语所稽”、“语之余”、“语助”等说法，如《说文》：“兮，语所稽也”、“乎，语之余也”。一般研究者都认为这两种说法与“语已”意同，也是指于此断句，大误。其实，许慎这里说的是语气功能，而非指断句。段玉裁因“兮”、“稽”叠韵，故用“稽”的“留止”义释“兮”，并谓“语于此少驻”，此说非也。此处“稽”应是“稽延”之意，“语所稽”是指声音的延续，即拖长声音，而非“少驻”。刘勰说“寻‘兮’字成句，乃语助余声”，“余声”即拖音也。清人孔广居也说：“兮，诗歌之余声也。”甚是。《说文》还释“兮”“像气越亏也”，就是指“兮”字表示的拖音应是从高到低，这正是口语中的感叹语气。“乎”的拖音不同于“兮”，《说文》谓之“像声上越扬之形也”，声调是升高的，所以主要是表示各种疑问语气的。《说文》释“只”：“语已词也，从口，像气下引之形也。”声调也是下降的。其后刘勰将“兮”视作“语助余声”，颜之推说“邪者，未定之词”，也都说明他们对其语气提示功能的重视。在对语气词的各种表述中，郑玄最早提出的“语助”（司马贞称“助语之辞”）一说，最接近“之乎者也”一类词的本质。“语”，言也。“语”、“言”皆指口语；书面语则称“文”。“语助”、“助语”的含义就是指言语的辅助词汇。口语在转化为书面语时丢失的部分语法功能，就由“语助”加以提示，让读者阅读时恢复口语本来的语气声调。清人袁仁林对此表述得比较深刻：“语已之辞，则各随其语句之音”，“不过随语带其声以见意，其所带之声，或足之，或拖之，或顿之，或撑之，或提起而落之，或倒卷而指之，或直来而了之”[84]。刘师培 《文说》：“上古立言，罕用助语，欲传语尾之余音，则择实词为虚用。”[85]说的也是这个意思。所谓“随语带其声”、“语尾之余音”就是语助词前面那个实词的拖音及高低强弱，而非语助词的读音。因为“语助”本身并非口语，而只是书面语指示符号。从情理上推测，“之乎者也”在被当作断句符号之初，已经同时被赋予了语气提示功能。先秦经典中的语气词使用虽有乱用的现象，但毕竟还是少数，大多数情况仍然表现出明显的一致性。比如“也”、“矣”等虽有用为疑问的例子，但要比用为肯定语气的少得多；“乎”、“邪”虽有用为感叹语气的，而用作疑问词使用的更多。这就说明，大部分人对句末虚词的语气提示功能的认识是一致的，而且这种共识以后不断发展，到魏晋南北朝时期原有的几十个语气词经过优胜劣汰，最后只剩下十几个最常用的，而且语气词的分工也更为明晰，相互串用的现象大为减少[86]。
　　“之乎者也”之类文言语气词从春秋战国出现，至唐宋已经有了近两千多年的历史，其间这种用于断句与提示语气的符号也在发展变化，一个总的趋势是语气功能在逐渐加强。考察唐人文章就会发现，语气词原有的断句功能相对弱化，语气功能则越来越强，正在由一种语气指示符号，质变为真正的亦即现代意义上的语气词。如韩愈《祭十二郎文》，清人吴楚材等评论说：“情之至者，自然流为至文。读此等文，须想其一面哭，一面写，字字是血，字字是泪。”[87]“孰谓少者殁而长者存”一段，短短三百余字，用了4“乎”、4“邪”、2“呜呼”、2“呜呼哀哉”以表感叹；另有本来语气作用不明显的6“也”、8“矣”，似乎也染上了浓烈的感情色彩。语气词比率高达84‰，远超先秦最高的《论语》。此文所以感人，显然与多用叹词、语气词有直接关系，看来韩愈是把语气词作为抒情的修辞手段来使用的。韩愈曾云：“气盛则言之短长与声之高下者皆宜也。”他这里说的“声之高下”就是指语气，他大量运用语气词正是这种语言观的实践。虽然先秦诸子笔下也用了很多语气词，但那仅仅是提示语气而非抒情，因为论说文需要的是理智而不是感情[88]。
　　语气提示符号向语气词的转化，与近代汉语的发展有密切关系，具体而言，与口语中出现了白话语气词有关。如前所述，如果口语中有语气词，那么在书面语中运用语气词出现错误的可能性极小，甚至没有。原因是相对于实词，语气词在口语中的使用频率极高，而且数量也很有限，是人们使用最为熟练的词汇。现代汉语的口语与书面语都可以证明这一点。古代书面语中的语气词，所以在使用过程中错乱百出，根本原因是缺少口语这个“坐标”，而古白话语气词的出现，为文言语气词的使用提供了这样一个“坐标”——虽然并不是直接的。我们知道，元代卢以纬撰写了古代第一部虚词专著《助语辞》，对包括语气词在内的虚词用白话加以解释，如释“乎”、“邪”、“欤”，不但详细说明了它们的异同，而且直接翻译成口语中的“么”；“已”则翻译成口语词“了”，“尔”翻译为“恁地”，“之”翻译成“底”（即后来的“的”），“岂”译为“那(上)里是”或“莫”。卢以纬虽然是元代人，但他用来释义的白话语气词是长期以来逐渐形成的。比如在魏晋时就出现了“那”（“哪”），唐初的《神会语录》中就出现了疑问语气词“不”[89]、“没”，其后又陆贯出现了“么”（或写作“磨”、“摩”，即“吗”）、“着”、“无”、“否”、“里”（“ 哩”）、“聻”（或作“那”，即“呢”）、“了”等，到宋元时近代汉语大部分语气词都大体具备了。口语中的语气词虽然发音与文言语气词不同，但可根据所表达的语气使二者对应起来。卢以纬《助语辞》中的翻译，其实做的就是这种对应工作，他是在总结唐宋文人运用语气词经验的基础上写成的。古代文言文的写作，在很大程度上是一种翻译，先以口语打腹稿，再以文言翻译记录下来。在口语中没有语气词的时候，作者要表达一定语气，究竟应该选择哪一个语气符号，完全根据个人的理解，理解的差异导致种种差错和混乱层出不穷。既然唐宋以后口语中有了白话语气词，而大家对其用法又有高度共识，所以在“翻译”时只要选择与之相对应的那个文言语气词就行了，差错自然就会少多了。语言学家发现到了唐宋，语气词使用在典范的文言作品中已经相当规范，混用的现象已经基本不见了，根本原因就在这里。
　　在先秦书面语的所有断句符号中，“也”字只有单纯的断句作用，几乎没有语气功能。正因为如此，它的用途最广，可以担当现代标点符号中的逗号、句号、顿号等的功能，所以它的使用率也最高。相对于“乎”、“哉”而言，它的语气功能却是最淡的。今人将陈述也视作一种语气，古人并无这样的认识。汉代的诸家传疏凡释语气必以“声”、“余”等来表示，“也”字并无这样的解释，说明“也”不具备语气功能。两个语气词的连用，与“也”无语气功能有关。原来只用一个“也”字以表停顿，但后人传抄时认为此句应有语气，最常见的方法是将“也”转换为另一个语气词，如今本《论语·卫灵公》“好色者也”，定简本作“好色者乎”，以“乎”代“也”；今本《论语·为政》“十世可智也”，定简本换“也”为“与”，另一本作“乎”；今本《论语·阳货》“其已久矣”，定简本换“矣”作“乎”。此类例子不胜枚举，是先秦典籍中最常见的语言现象。另一种方法是在原有的“也”后再加另一语气词，这样就形成双重语气词。如《左传·襄公二十五年》：“九世之卿族，一举而灭之，可哀也哉！”《左传·成公二年》：“位其不可不慎也乎！”“哉”、“乎”都是传抄者后加的。“矣”的语气功能也不明显，《说文》只释作“语已词”，并没有描写它的声调，因为“矣”一般是用在陈述句中，语气平缓，没有变化。所以也有在“矣”后再加另一语气词者，如今本《论语·宪问》：“可以为仁矣”，定简本作“可以为仁矣乎”。但实际上，所谓双重语气词仅是后面一个表示这一句的语气，正因为前面的那一个没有语气功能，才加的另一语气词，并不是两个都表达语气。两个甚至三个语气词连用，并不是一种正常的现象，严格说不过是经典传抄过程中的一种疏失而已。例如定州汉简本《论语·子罕》“不可畏也”，句末只有一个“也”字；但今本《论语》在后面又加了个“已”字，变成了“也已”；而皇本、高丽本等六个版本则叠加成“也已矣”。由一而二而三，后人添加的痕迹非常清晰。有的研究者以为复合语气词表达的是一种复杂的语气，其实不过是一种主观想象而已，这种“复合语气”在口语中是不存在的。比如有的研究者释“也哉”是“表肯定和感叹的语气”，既然已经感叹了，其中自然包含着肯定，根本用不着再来“复合”。今本《论语·卫灵公》“其禹也与”[90]，“也”是肯定语气，“与”是疑问语气，两种矛盾的语气连在一起，究竟想表达什么？口语交流中，说话的人语气愈清楚愈单纯对方理解得愈准确，用这种模棱两可甚至矛盾的“复合语气”来交流，难道不担心对方理解有误吗？前人论语气功能，有“疑辞”、“决辞”之分，从没有说过二者能够“复合”成另一种语气。
　　（三）发声与不发声
　　“之乎者也”既然仅是一种标点符号，它们起到的也只是指示作用，当然不必读出声音来，就像现代的标点符号也不能发音一样。刘勰《文心雕龙·明诗》论五言诗起源：“孺子沧浪，亦有全曲。”把《沧浪歌》看作是完整的五言诗。《孟子》引《沧浪》原文曰：“沧浪之水清兮，可以濯我缨。沧浪之水浊兮，可以濯我足。”明明只有二、四句为五言，一、三句是六言，刘勰何以要将其视作五言呢？原因正在于一、三句中的“兮”字只是一个标志，其本身并不是一个音节，在口头诵读时“兮”字是不发声的，它只出现在书面语中。宋徐铉曰：“凡名‘兮’，皆上句之余声也。”其实也是这个意思。“上句”说的是指“兮”字前面的这一句，“上句之余声”就是指这一句最后一个实词的拖音，而非指“兮”字的拖音。唐人孔颖达《诗经·周南·关雎》疏云：“‘之、兮、矣、也’之类，本取以为辞，虽在句中，不以为义，故处末者皆字上为韵。”[91]他举《诗经》中相关诗句，具体说明了这些“处末者”本身并非韵脚，它只是一个符号，标志韵脚应落在它前面的那个字上。“左右流之”、“寤寐求之”是“流”和“求”押韵而不是“之”，“其实七兮”、“迨其去兮”是“七”和“去”押韵而不是“兮”，“颜之厚矣”、“出自口矣”是“厚”和“口”押韵而不是“矣”[92]。余者类推。明清之际的毛先舒《韵学通指》亦云：“古诗歌以虚字收句者，用韵俱在虚字上一字，其虚字则余声耳。”[93]顾炎武《诗本音》除重申“凡《诗》中语助之辞皆以上文一字为韵”，并举不入韵的句末语气词有“兮、也、之、只、矣、而、哉、止、思、焉、我、斯、且、忌、猗”等[94]。王力先生论《诗经》用韵也说：“如果句尾是一个虚字，韵就常常落在倒数第二字上。”[95]按照今人的观念，句末虚词也是“字”，所以王先生才说“倒数第二字上”。但按古人观念，“字”指实词，虚词只能称“辞”而不能称“字”，说“字上为韵”就是指虚词前面的那个实词。再证之以民国丁惟汾《毛诗韵聿》，“相尔矛矣”韵在“矛（幽侯）”上，“念我独兮”韵在“独（幽侯）”上，“以诅尔斯”韵在“尔（脂）”上。“虚字不为韵”在散文中同样适用。《论语》：“富与贵，是人之所欲也；不以其道得之，不处也。贫与贱，是人之所恶也；不以其道得之，不去也。”韵脚分别为“欲”、“处”、“恶”、“去”；《孟子》：“今日病矣，予助苗长矣。”韵脚为“病”与“长”[96]。“虚字不为韵”也就意味着虚字不发声，虚字发声就变成了虚字为韵。句末虚词的所谓“语气功能”，也只表现在提示前面的那个实词的声调变化，其本身并不需要发声，这是与现代汉语语气词的重大区别。事实上，在一个口语中还没有语气词的时代，作为一种人为的书面符号，不可能在阅读时当作语气词而发声。虚字不发声不仅指句末语气词，也包括部分其他虚字。比如作为结构助词的“之”字。从宋太祖讥讽“之乎者也”的记载中，可以看出宋代口语中的“朱雀门”，写成书面语则为“朱雀之门”，“之”字在口语中并不发声。“××之灵位”、“××之墓”，即使在现代口语中“之”字亦不需发声，只需说成“××灵位”、“××墓”，此非求简而省略，实为古代虚字不发声之遗留。清人冯景《解舂集文钞·补遗》卷二记了一件海外逸事，其云：“《论语》首章凡三十字。曩估客言，曾见海外盲儒发狂疾，删去虚字十六，训其徒曰：‘学时习，说。朋远来，乐，不知，不愠，君子。’简则简矣，是尚为通文义者乎？”钱钟书先生论虚词之用，引此例以为笑谈[97]。其实这位海外盲儒并非心血来潮，他因为是盲人，是以口耳相传的方式学到的《论语》，而书面语中才有的部分虚词在“口语版”《论语》中是不出现的，所以他也用这种没有语气词的“版本”课徒，虽然在明眼人看来与“文义”有碍，却更符合孔子课徒时的真实情景。冯景不解此中道理，讥讽盲儒“发狂疾”，这才是真正的笑话！
　　先秦经典语气词的缺失，除了传抄的讹误外，阅读时语气词不发声是一个主要原因。因为口诵不需要把书面语中的句末虚词读出来，所以经过背诵记下来的内容在原则上是没有“标点”的，需要重新标注。前代学者早就注意到，凡引用它书的内容，往往缺失语气词，原因就在这里。比如上引《论语·里仁》：“富与贵，是人之所欲也”等句，《后汉书》、《晋书》、《初学记》等书引述时，全都不见了“也”字。何以如此？清人翟灏《四书考异》云：“案此‘也’字，唐以前人引述，悉略去，未必不谋尽同也。恐是当时传本如此。”阮元非其说，以“古人引书每多节省”释之[98]。日人岛田翰亦云：“及刻书渐行，务略语辞，以省其工。”[99]其实他们的解释都不正确。真正的原因是，古人读书时这些语气词并不发声，而著文引书又多是背诵，于是落笔成文时语气词在引文也就不会出现。何休《春秋公羊传序》曾提及“援引他经，失其句读”问题，说明汉代就出现了这种现象。“失其句读”原因就是因为转引时丢掉了用作句读的语气词，要想让人正确句读，就需要重加语气词；重加的语气词很可能与原文不同，这样就形成了异文。但如果引述时是对书照抄而非背诵，则语气词就不会省去，异文也不会产生。例如吐鲁番出土的卜天寿写本《论语》有很多异文，其中句末或句中少“也”字者，占十分之八以上。研究者认为这种写本其实是唐代私塾的学生作业，学生为了尽快做完作业回家，所以略去了句末的“也”字[100]。但真正的原因并非是学生偷懒，而是因为这种作业（也可能是试卷）是老师念书，让学生默写，老师念的时候语气词皆不发声，故学生默写出来的《论语》句末也就没有“也”字。说学生默写的证据是，这个写本还有一些实词的异文，如“周”作“州”、“忠”作“中”、“使”作“史”、“夏”作“下”、“犹”作“由”、“德”作“得”、“臣”作“辰”等，全是因为音同或音近而误，这显然是在听写情况下才可能出现的错误；如果是对书抄写，一般应该是形近而致误。由此我们可以得出这样一个结论：古代异文尤其是语气词异文产生的重要原因之一，是在口语→书面语→口语的多次转换中产生的。任何一部先秦经典，只要经过口传和书面语两个阶段，在口传阶段都没有语气词，但转化为书面语后都加上了语气词，阅读时要再全部“去掉”语气词（即不发音），重新转化为书面语时再重加语气词（包括根据记忆复原本来的语气词）。陆德明《经典释文·条例》云：“汉兴，改秦之弊，广收篇籍。孝武之后，经术大隆。然承秦焚书，口相传授，一经之学，数家竞爽，章句既异，踳驳非一。”[101]“章句既异”的直接原因正就是“口相传授”造成的。
　　今人阅读古代经典时语气词也是发声的，那么这种现象始于何时呢？为什么本来不发声后来又发声了呢？笔者认为是随着语气提示符号逐渐转化为语气词而出现的。如上文所述，由于受到新出现的白话语气词的影响，原来充当断句与语气提示符号的“之乎者也”，正在向真正的语气词转化。既然口语中已经出现了语气词，那么将先秦经典中的语气提示符号当作语气词读出声音来，并没有什么困难。一个更直接的原因可能是科举。科举在古代中国社会中的重要性不言而喻，整个文化的走向都受到它的深刻影响。科举科目在唐代一般有四种，即帖经、墨义、策问、诗赋。宋代虽稍有变化，但帖经、墨义在各朝都是不可缺少的，也是最吃重的科目。此二种主要是考察对儒家经典的掌握程度，因为这是书面语考试，无论是帖经的填空，还是墨义的回答问题，都要求用原典的书面语来回答。换言之，经典中的语气词已成为内容不可缺少的一个组成部分，考试中是不能遗漏的。比如墨义，考官列出某经典的正文，要求考生按官定注本的说法进行回答。如（原题)：“子谓子产有君子之道四焉，所谓四者何？”[对]：“‘其行己也恭，其事上也敬，其养民也惠，其使民也义。’谨对。”（原题)：“‘见有礼于其君者，如孝子之养父母也’；请以下文对。”[对]：“下文曰：‘见无礼于其君者，如鹰鹋之逐鸟雀也。’谨对。”[102]既然语气词也成为考试内容的一部分，考生在复习功课时，自然也要连语气词一起记忆。更何况，考生还要以文言作策论，“之乎者也”也是不可或阙的。所以考生在平时朗读背诵经典的时候，会将句末语气词读出声音来，以强化记忆。久而久之，相沿成习，先秦经典中的这些断句与语气提示符号，逐渐变成了与口语中的白话语气词相对应的书面语语气词。像洪迈那样清晰认识到“《毛诗》所用语助之字，以为句绝”的文人们越来越少，在更多人的观念中，表达语气成为“之乎者也”的唯一功能，原有的断句功能逐渐消失了。比如陈骙《文则》分析先秦经典中的语助词，完全是从语气的角度，不提断句功能，说明他对此点全无认识。这就直接导致了书面语重新产生了断句的要求，甲骨文、金文中就已经出现的钩识类的标点符号，本来在简帛时代已被“之乎者也”这些文字化的标点替代，现在却死灰复燃，重新进入书面语。敦煌出土的经传变文及民间手稿中，就出现了多种断句符号。宋代雕板业普及后，这些断句符号正式登堂入室，成为书面语的有机组成部分。断句成为读书人的功课，《宋史·何基传》谓基“凡所读，无不加标点，义显意明，有不待论说而自见者。”[103]与前代零星或偶然使用的情况有本质不同的是，此时标点在某些著作中是全文使用，真正起到了断句助读的作用。最早全文使用标点的是朱熹的《四书章句集注》，于每句句末以小圆圈点断。岳珂在《刊正九经三传沿革例》云：“监蜀诸本皆无句读，惟建本始仿馆阁校书式从旁加圈点，开卷了然，于学者为便。”[104]他认为句读始于宋代，而对“之乎者也”在前代书面语中的断句作用毫无认识，而只当成一般的语气词。此种观点在宋代很有代表性，说明始于春秋战国的这种书面语符号，已蜕变为真正的书面语气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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