最低工资涨太快拖累就业？ 媒体称未产生不利影响-中新网
最低工资涨太快拖累就业？ 媒体称未产生不利影响
日 07:55　来源：人民日报 　
　　海南省近日宣布，从5月1日起上调最低工资标准160元。
　　近年来，全国各省区市多次上调最低工资标准，让低收入劳动者分享经济发展成果。但是，随着经济增速放缓，很多人担心，最低工资调整过快，会增加企业负担，最终影响就业。
　　最低工资标准涨得有多快？算不算“过快”？对企业成本影响有多大？是否加剧了失业？记者进行了采访。
　　――编者
　　不能简单说“太快”
　　――“十二五”期间最低工资标准平均涨幅13.1%，跑赢GDP；但多数城市最低工资标准未达到平均工资40%，总体处于适度区间
　　最低工资标准究竟涨得有多快？
　　2015年，全国有28个地区上调了最低工资标准。其中前9个月，共有21个地区调整了最低工资标准，平均增幅13.3%。上海、深圳的月最低工资标准超过2000元。
　　“十二五”期间，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部公布的数据显示，最低工资标准年均增幅达到13.1%。调整的范围广、频率快，其中2011年―2013年，每年全国都有20多个地区上调最低工资标准，2014年有19个地区调整，2015年更达到28个地区，远远高于《最低工资规定》中“每两年至少调整一次”的要求。
　　《最低工资规定》实施11年间，据人社部劳动工资研究所按最低工资标准各档次平均值测算，年均增速约为12.3%。2004年，最低工资标准最高的广州市为685元，最低的黑龙江省部分地区为235元。到2015年，最高的深圳市达到2030元，所有省区市最低工资标准的最高档都超过了1100元。最低工资标准11年间涨了两倍多。
　　最低工资的确“跑”得不慢，跑赢GDP，更远超CPI。然而，最低工资是不是跑得“太快”，还要看参照体系。
　　“十二五”规划纲要提出，“十二五”期间最低工资标准年均增长13%以上，绝大多数地区最低工资标准达到当地城镇从业人员平均工资的40%以上。对照规划目标，最低工资年均增长13.1%，超过了13%的目标，但只是刚刚超过，尚不能说“过快”。
　　“40%”的目标，实现得并不算理想。人社部劳动工资研究所测算，到2014年，31个直辖市和省会城市最低工资标准与从业人员平均工资比较，占比达到40%以上的城市有9个，占比在30%―40%为18个，占比最低的仅为26%左右。据了解，目前多数市场经济国家设立最低工资标准，其标准与社会平均工资呈40%―60%的比例关系，一般认为超过40%有利于分配公平。
　　最低工资标准在涨，劳动者平均工资也在涨，二者的差距还在拉大。人社部劳动工资研究所对31个直辖市和省会城市的调查显示，最低工资标准最高档占上一年在岗职工平均工资的比例，从2004年的34%左右下降到2014年的31%左右。其中最高占比的城市，其占比值在2004年为50%，2014年下降到40.6%。从这个角度看，最低工资标准受益人群并没有能够与多数在岗职工群体实现工资的同步增长。
　　人社部劳动工资研究所刘学民研究员表示，“十二五”期间以及过去11年，最低工资标准实现了较快增长，但不能简单地认为“过快”，中国当前最低工资水平总体仍处于适度区间，且有相当大的提高空间。
　　中国劳动学会副会长苏海南认为，近些年最低工资调整得多一些、快一些，其中有还旧账的因素。2007年前调整频次是较慢的，幅度也是较低的，而且在2008年金融危机爆发时，我国还一度暂缓调整最低工资。
　　目前并未拖累就业
　　――过去几年最低工资调整对我国就业总体状况未产生明显不利影响，对劳动密集型企业人工成本上涨有一定助推作用
　　对于调整最低工资标准，多年来一直存在不同看法。倒不是有人不愿意让低收入劳动者涨工资，而是最低工资制度客观上是把“双刃剑”――涨得太慢不利于保障低收入者权益，涨得太快有可能影响就业。“如果上调最低工资标准使企业感到负担太重、减少岗位需求，最后导致一些劳动者失去工作机会，显然是低收入劳动者不愿意看到的，也不符合设立最低工资制度的初衷。”苏海南解释说。
　　那么，最低工资标准的调整是否拖累了就业呢？
　　人社部劳动工资研究所的研究显示，“十二五”期间，全国最低工资标准年均增速较快，同期我国就业总体稳定，登记失业率保持在4.0%―4.1%的低位，城镇新增就业人数较“十一五”更有所提高。分地区看，最低工资标准年均增幅最快的兰州、昆明、成都等市，同期城镇登记失业率一直处在较低水平。天津、成都曾在最低工资调整前后对劳动力市场求人倍率进行比较，发现用工需求没有明显变化。
　　刘学民分析说，“这表明过去几年最低工资的调整对我国总体就业状况未产生明显的不利影响。”他认为，过去几年就业稳定主要得益于经济结构优化，对就业拉动作用大的第三产业发展迅速。而最低工资标准调整对就业的影响不大。政府在调整最低工资标准时，既有调节收入分配的目的，也综合考虑了经济发展、劳动力市场变化。近年来“招工难”从局部蔓延至全国，低工资越来越难招到人。事实上，随着经济增速放缓，最低工资调整的幅度已在缩小。已做出调整的地区2013年平均上调幅度为17%，2014年则降至14.2%。
　　近年来企业成本压力增大，有人认为是最低工资提高过快导致。刘学民介绍说，“这几年最低工资标准调整，对劳动密集型行业企业人工成本上涨有一定助推作用，但影响范围和影响程度都很有限。”
　　国外研究表明，最低工资标准的变动对于那些员工工资水平在最低工资标准1.4倍及以上的企业影响较小。按此测算，我国批发零售业、住宿餐饮业、采矿业等劳动密集型行业的私营企业会受最低工资标准调整的影响。由于最低工资标准调整影响企业固定工资水平、加班工资计算基数、社保缴费基数等，所以对于这些行业中部分企业的人工成本上涨会有推动，但考虑到这些行业的人工成本占企业总成本的比重在5%―30%，比重不高，整体上影响有限。
　　GDP降速，今后调整最低工资要把握好度
　　――首先保底线，同时关注最低工资标准调整与人均GDP增长、与劳动生产率提高相协调，兼顾企业对人工成本提高的承受能力
　　今后最低工资标准应该怎么调？
　　艾军在北京当小时工已经近10年，她对小时最低工资格外敏感。“基本上最低工资一调，我们每小时的收费就会涨一点。北京生活成本这么高，年轻人都不愿意干这行，要是不接着涨，谁还在这儿干呀！”
　　江苏做小老板的姜先生则深感用工成本压力太大。他的企业主营纺织机械配件，这几年员工工资几乎每半年就要涨一次，否则很难留住人。“我们工人的工资比最低工资高出近一倍，但是政府一调最低工资，我就有压力，也得接着调。再这么涨下去，没法干了。”
　　经济运行的新特征，给最低工资调整的“度”提出了新要求。
　　苏海南认为，GDP增速放缓，不意味着最低工资标准就不调了。然而，在经济新常态下其调整频率多高、幅度多大、与经济运行的主要指标保持一种什么样的关系，的确要审慎考量。“最低工资增长应建立在经济发展的基础上。目前GDP增速降到了7%左右，二、三产业的劳动生产率也有所下降，最低工资的增幅相应也需下调，否则就会导致与经济发展不相匹配。”
　　《最低工资规定》提出最低工资的调整要结合6项影响因素，即参考当地就业者及其赡养人口的最低生活费用、城镇居民消费价格指数、职工个人缴纳的社会保险费和住房公积金、职工平均工资、经济发展水平、就业状况等，由劳、资、政三方共同研究决定。苏海南说，只要严格遵循这样的计算方式，最低工资调整幅度不会超出合理区间，关键是各地不要横向攀比、拍脑袋决策。
　　劳动者诉求与企业成本压力间，该如何平衡？
　　人社部劳动工资研究所关于最低工资调整的课题报告提出，“兜底线、可持续”应当是“十三五”最低工资的基本定位。刘学民解释说，兜底线就是要满足低收入劳动者及其赡养人口的基本生活需要，这一水平至少要高于当地居民低保水平、高于当地享受失业保险金人员的生活水平。可持续就是要引导各地在新常态下更加关注最低工资标准调整与人均GDP增长、与劳动生产率提高相协调，兼顾企业对人工成本提高的承受能力。
　　二者在某些时段有矛盾怎么办？刘学民表示，最低工资首先应该保底线，就是保劳动者权益。企业成本的构成是多方面的，人工成本只是其中之一，可以考虑通过减税降费等其他方式为企业降成本，提高企业的承受能力，让用工方有空间给劳动者涨工资。
　　“劳动力供求关系在改变，企业要想留住人，肯定要提高员工工资待遇。”苏海南这样强调。
【编辑:种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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提高最低工资会有什么影响？
研究项目主任、教职研究员
　　为了解决工作贫穷（Working Poor）问题，消除最低工资低于生活救济的现象，自2007年以来最低工资不断提高。尤其是在民主党执政期间，制定了全国平均时薪提高至1000日元的目标。另一方面，在之前的众议院选举中，还出现了日本维新会等要求重视市场机制、改革最低工资制度的政党。为了研究政权交替后的最低工资政策，笔者在此介绍近年来的研究，并探讨其政策含义。 ◆◆◆　　关于最低工资的影响，目前在理论和实证两方面最全面的文献研究（调查）是美国加利福尼亚大学欧文分校的大卫·纽马克（David Neumark）教授和美国联邦储备委员会（FRB）的威廉·沃什（William Wascher）先生在2008年编著的《最低工资》一书。　　最低工资政策的最大问题是对就业的影响。一般来说，在充分竞争的劳动市场中，提高工资便会减少就业。另一方面，在企业拥有劳动市场的价格控制力的买方市场中，工资水平、就业量的设定均低于竞争市场，即使提高工资也有足够的余地可以预期营业额的增长超过成本的增加，因此，企业有可能会增加雇用。从理论上说，通过提高工资来提高劳动者的积极性或者增加训练机会，可以提高生产率，不会减少就业。　　纽马克教授等人在以美国为中心调查了大量的实证研究后指出，最低工资会减少非熟练工的就业，如果锁定直接受最低工资变化影响的人群，则其负面影响更加明显，并强调，证明最低工资对就业有正面影响的论文屈指可数，从数量上来看，证明有负面影响的研究占绝大多数，如果只看最令人信服的实证，这种状况更加明显。　　在该调查之后，美国又利用新的方法和数据持续进行了大量研究。在美国，除了联邦政府之外，各州政府也设定了最低工资标准。为了排除各州不同情况造成的影响，还出现了以更小区域的郡（county）为单位进行分析的研究。美联储（FRB）经济学家杰弗瑞·汤普森（Jeffrey Thompson）先生在2009年发表的论文中，以不满20岁年龄层的就业为对象，从郡的层面对影响进行了分析，他指出，从整体来看虽然影响小且不明显，但是，在最低工资的影响较大的郡，对就业的负面影响非常大。　　另一方面，美国马萨诸塞州立大学的亚朗德拉吉特·杜弗（Arindrajit Dube）副教授、美国北卡罗来纳大学的威廉·莱斯特（William Lester）副教授、加利福尼亚大学伯克利分校的迈克尔·莱奇（Michael Reich）教授在2010年发表的论文中指出，对与州边界相邻的郡进行比较后发现对于就业并没有负面影响。可见，关于最低工资对就业的影响依然存在争论。◆◆◆　　但是，仅仅围绕是否对就业存在负面影响持续争论是没有意义的。因为即使假设为充分竞争市场，提高最低工资也会在各个层面产生替代效果，从而产生"胜者"和"败者"。　　例如，一般认为，提高最低工资不仅会减少对技能最低的劳动者的需求，还会使技能较高的劳动者的工资相对降低，因而可以增加需求。这对于最低工资劳动者的比例高的企业（主要是中小企业）或产业来说相对不利，相反对于雇用更多高技能劳动者、且以高于最低工资的工资雇用低技能劳动者的大企业或产业来说相对有利，因此也有可能增加就业。像美国快餐行业那样低收入顾客较多的情况，提高工资也可以看作是提高购买力、扩大就业的一种途径。　　第二，除了对就业的影响之外，也必须考虑对收入再分配、企业收益和价格的影响、以及对人力资本的长期影响。即使在对就业没出现影响时，如果不提高劳动者的生产率，劳动者的劳动时间就会减少或者企业的收益恶化。如果企业将成本的增加转嫁到价格上，就会增加消费者的负担。也就是说，总会有人承担负担，决不是"免费午餐"（吃白饭）。　　最有意思的例子是英国。英国在1993年废除最低工资制度之后，1999年又重新在国家层面引进了这一制度。关于对就业的影响也积累了大量的实证分析，但是，由于提高最低工资的幅度比较平缓等原因，研究者基本上都认为"没有明显的影响"。　　另一方面，英国华威大学的米尔科·德拉卡（Mirko Draca）讲师、英国伦敦大学学院的史蒂芬·马欣（Stephen Mahin）教授、英国伦敦政治经济学院的约翰·范瑞尼（John Van Reenen）教授在2011年发表的论文中指出，在英国，雇用低工资劳动者的企业的收益率比其他企业下降更多。英国伦敦大学皇家霍洛威分校的乔纳森·华兹华斯（Jonathan Wordsworth）教授在2009年发表的论文中指出，最低工资劳动带来的消费者服务价格上涨比一般性消费者物价上涨更高，相反对企业的收益或价格的影响明显。◆◆◆　　在日本，对最低工资的影响的实证分析进行到什么程度了呢？一桥大学的川口大司副教授和日本学术振兴会的森悠子特别研究员在2009年发表的论文中，使用大规模数据针对容易受到最低工资影响的劳动者进行了国际水平的分析。他们使用截至2002年的数据，显示出提高最低工资给10-20岁的男性、已婚中年女性的就业带来负面影响。　　不过，最低工资较大幅度上涨是从2007年开始的，因此最好是使用2007年之后的数据进行分析。在笔者担任负责人的经济产业研究所的研究项目中，川口和森两人的报告称，使用截至2010年的数据，得出了最低工资提高10%会使10-20岁的年轻人的就业率（平均17%）降低大约5个百分点的研究成果。如果锁定容易受到最低工资影响的人群，可以说在日本提高最低工资也会对就业产生明显的负面影响。　　日本最低工资的政策含义是什么呢？第一，关注容易受到提高最低工资的影响的阶层。像欧洲各国那样对于不同年龄层适用不同的最低工资（使低年龄层的最低工资标准更低）也是值得研究的。应通过支付现款形式免除税额等方式来消除收入差距和贫困。在日本，有一种意见认为，由于日本的最低工资与平均收入比低于经济合作与发展组织（OECD）的其他各国，因此需要大幅提高最低工资。但是，从以购买力平价计算的实际工资来看，日本的最低工资在OECD各国中属于中等水平（参见附图），需要慎重研究。图：实际最低工资 　　第二，充分认识提高最低工资对企业的影响。在上述研究项目中，经济产业研究所的森川正之副所长论述了最低工资对企业收益的负面影响。第三，最低工资政策也需要转化为"基于证据的政策"。在英国，在引入新制度的同时成立了对最低工资政策提出建议的低工资委员会（），大幅强化了调查、分析功能。日本的中央最低工资审议会（）也有必要根据上述观点重组组织。
关键词[英国低工资委员会]　　由公益代表、劳动者代表和资方代表共9人构成的政府咨询机构。在每年调整最低工资金额时提出调整金额及制度修改方案。为此，对引入制度之后给就业、收入等带来的影响进行调查、分析、研究委托、向低工资行业的企业进行问卷调查、意见咨询等工作。独立委员三人中的两人是劳动经济学或劳资相关专业的学者，承担独立的调查及研究任务。[中央最低工资审议会]　　厚生劳动大臣的咨询部门，提供各地区最低工资的涨幅参考值。审议会由劳动者方委员、资方委员及公益委员构成，通常情况下，劳资双方意见不统一时，多以中立立场的公益委员的意见为基准。像英国以前的工资审议会一样，实质上是劳资双方进行交涉的场所，公益委员多为调解人的角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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