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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扩招之父”汤敏：大学扩招扩错了吗？｜知识分子·教育观察
中国教育在线总编辑陈志文（左）与经济学家汤敏（右）对谈。发言 | 汤敏（友成基金会副秘书长）整理 | 徐可●●●导语：现任国务院参事、友成基金会副秘书长汤敏，在1998年亚洲金融危机肆虐之际，时任亚洲开发银行驻中国代表处首席经济学家的汤敏与妻子左小蕾向中央提出“三年内将大学招生人数扩大一倍”的建议，以此作为一项拉动内需、刺激经济之策。他的建议很快被时任总理朱镕基，以及主管教育的副总理李岚清所采纳。1999年高考比之前一年扩招52万人，增幅超过此前十年之和。他也被因此得名“高考扩招之父”。汤敏的建议在当时引来不少质疑，尤其是在高等教育界，反对声至今仍然不绝于耳，这也让他更多开始关注教育话题。近日，汤敏在《知识分子·教育观察》组织的一场和中国教育在线总编辑陈志文先生的对话中，回顾了当年向中央递交建议的心路历程，以及他如何反思高考扩招的利弊得失，并回答了中国教育该向何处去的问题。以下内容根据汤敏的现场发言整理，并经过本人审阅。特别致谢“知识分子·教育观察”栏目主编陈志文先生担任这场活动的主持人和对谈者。我是1977年恢复高考后的第一届大学生，我们这批人是恢复高考的最大受益者。我考入武汉大学数学系。毕业后在武大任教两年，又到美国伊利诺伊大学攻读经济学博士学位，后来加入亚洲开发银行工作。提出高考扩招建议的背景 我一直在经济领域工作，在亚洲开发银行的工作主要负责就经济政策给各国家政府出招。当时的背景是1997年开始的亚洲金融危机，我所在的亚洲开发银行总部处于金融危机风暴核心的菲律宾。亚洲开发银行又是全世界拯救亚洲金融危机的核心组织之一。当时国际货币基金组织、世界银行、亚洲开发银行，都拿出大量的钱来救助金融危机。那是亚洲有史以来第一次在没有任何准备的情况下下突然遭遇的一次大危机，形势非常严峻。我们身在其间协调各国政府处理危机，所以对危机的感受非常深刻。金融危机于1997年下半年开始，1998年愈演愈烈。适逢我到国内出差，感到中国虽然不是亚洲金融危机的重灾区，但是受到的影响却很大。很多人预测中国就是下一步被波及的对象，最大的问题会出在中国。我们也在考虑中国怎么样才能防止出现像其他国家那样的危机，怎么样走出这个危机。当时国家的反危机措施有数条。加快基础设施建设，扩大内需，保证8%的经济增长率是核心的几条。扩大内需的政策中包括房地产改革，鼓励大家买房子，鼓励大家买汽车，买冰箱等等。在当时经济一片箫条、风声鹤唳的情况下，老百姓捏着钱全都不敢动。通过我们对国内情况的了解，觉得这种经济刺激措施在那种情况下很难奏效，而唯一有可能起效的就是教育，因为即使在困难的情况下所有的家长还是愿意把钱花在教育上，这和现在大家争买学区房是一个道理。因为教育不仅是消费，它实际上也是一个投资，是为你的下一代、为你的孩子，为你的家庭，也是为国家的未来在投资。大家愿意花钱，因为这是有回报的。所以我们就从如何通过刺激消费来帮助国家走出亚洲金融危机的角度，提出了扩招的建议，不仅是刺激消费，而且是让老百姓把钱花在他们觉得有意义的事情上。为何中国大学应该扩招？我们提出扩招这个建议，涉及几个问题。1中国当时的大学生是多还是少？世界银行有个统计数据叫“适龄青年入学率”，就是全世界18岁到22岁的适龄青年的大学入学率。90年代中期中国是2.4%，加上成人高考是4%；对比之下，韩国 51%；台湾省39%；香港20%；印度8%；印尼10%；泰国19%。当年，韩国、台湾省、香港的经济体量都是我们的若干倍，收入比我们高，已经属于发达地区，不好做比较。但是，印度人均GDP不到中国一半，印尼比我们还低，泰国和我们差不多，为何他们的大学入学率也是我们的好几倍？是因为咱们孩子笨吗？是我们市场接受不了这么多大学生吗？我们认为都不是。2大学是精英教育还是普及教育？计划经济时代，我们的大学教育一直效仿前苏联的精英教育模式。精英教育就是把受教育的机会给少数精英，让他们免费上学等等。国家的财力有限，所以只能有很少学生能上大学。那么怎么样做到扩招？就应该收一定的学费，扩大高校规模。大学收一定的学费合不合理？世界上大部分国家上大学是要收学费的，而义务教育，即小学中学不收费。这是为什么？从公平的角度来看，因为义务教育是普及教育，是全体人民都享受的，国家应该承担的责任。可是，在当时的中国，情况恰恰相反。小学中学一直要交学杂费，即使在文化大革命时期也是如此，进了大学反而不用交学费或交很少的费了。（注：1989年之后大学开始收很少的一部分学费）。那时候，我们77级上大学非但不收费，国家还给发生活费，这其实是扭曲的。这也就解释了为什么我们的适龄青年入学率只有4%，远低于别的国家。我们建议改变这种状况，通过收取一部分大学学费扩大招生。对于很多贫困家庭来说肯定会有困难。我们建议要大力推动助学贷款。全世界上大学都是有助学贷款的，当时澳大利亚80%的学生都是拿贷款上学的，美国是至少30%以上的学生拿助学贷款上学。而我们国家很少有助学贷款。这就要靠国家政策来推动。比较遗憾地是，好几年后助学贷款的体系才建立起来。3师生比当时我们的建议是三年扩招一倍，可是大学没有能力接收也不行。我们查了当时的师生比数据（一个老师教多少学生），按照世界银行的数字，中国一个高校老师教7个学生，是7比1。韩国是33比1，台湾省是21：1。即使欧美发达国家，也是15到20比1。中国经济发展处于全球较低的水平，为什么我们老师不能多教一点学生。我们认为，师资是没有问题的。在短期内扩招唯一的短板就是大学校舍、图书馆、实验室不足。当时国家经济箫条，整个建筑产业一片萧条，只要有资金投入，在一两年内建一些校舍是没有问题的。短期内还可以采取城市学生走读的方式。当年我们上大学的时候，也有一部分学生是走读的。建议批准的过程当时，我们还在国外，把建议书通过特定的渠道送到相关的领导手里。至于怎么送上去谁批的，我们并不清楚。直到后来国内的朋友告诉我，你的建议被采纳了。我们是1998年10月提出的建议，1999年6月经过一段时间准备后国家宣布启动扩招。当年就扩招了47%。媒体上把我们说成是扩招之父，我们觉得不合适。扩招的功劳应该属于当时的决策者，他们当时的确面对了很大的压力，尤其是在教育界的反对声音很大，但是他们从国家的大局考虑，当断就断，该出手时就出手。扩招的功劳也应该属于各个大学的校长、老师，是他们克服了种种困难，在国家需要的时候很好地完成了扩招的任务。这也是我们常说的，中国体制优势，集中力量办大事的优势。有趣的是，我在亚行的同事听说了这个故事，也向他的国家政府提出了扩招的建议，结果石沉大海，没有效果。 陈志文回顾高考扩招的背景。1990年我国教育部门已经有规划，配合社会经济发展，高等教育逐渐从精英教育转向大众化。1996年《全国教育事业九五计划和2010年发展规划》就提出2010年高教发展目标：在校生增加到950万，毛入学率达到11%左右。随后的两年，扩大高校招生规模的呼声逐步升高，当时的教育部相关部门也就扩招问题进行过不同形式的研讨，并开始加快招生计划增长节奏。对于扩招，在当时已经有一些共识，核心焦点是扩大多少与速度的问题。当时教育领域一个主流声音是希望多给一些时间，以做好准备，节奏上也更和缓一些。现在很多反对扩招政策的人认为，扩招可能是必要的，但当时实施起来太仓促，应该准备好了以后再扩招。要知道，扩招并不是在歌舞升平的背景下没事找事的措施，而是国家在面临危难的情况，谁也不知道危机会如何发展的特殊情况下采取的特殊措施。回过头来看，当时我们那个报告之所以引起注意，最关键一点其实还不完全是刺激经济，而是当时我们提出扩招可以部分解决下岗工人的就业压力。1998年正是国企改革带来大规模工人下岗的时候，当时估计全国有1500万下岗工人。如果这些年轻人不进大学，他们就会直接跟下岗工人竞争，市场就业是有限的，在很多领域内下岗工人竞争不过年轻人。我们当时算了一笔账，如果三年扩招一倍，扩招的学生要在学校呆四年，等于是让三分之一的下岗工人有了工作或者至少没有被年轻人抢走工作机会。我们当时判断，国企改革是阶段性的，有了这几年的缓冲，下岗的压力会小一点。事实上，2001年后，下岗的高潮就过去了。反对扩招的人特别反感用扩招来刺激经济。很有趣的是他们举的一个理由就是，老百姓交了学费就会减少消费，就不买冰箱了，扩招根本刺激不了经济。记得当时我们还写了文章反驳。不能因为冰箱卖不出去就不让孩子上大学。老百姓愿意拿买冰箱的钱去交学费，恰好是他们认为上大学比买冰箱重要。就教育论教育，是对国家宏观政策，特别是危机时期的政府政策理解不够全面。社会稳定的问题，就业问题，经济增长问题，是政府政策优先要考虑的问题。这些可能都不是教育圈的人关心的，但国家领导人必须要关注这些问题。是否后悔当年的提议？过去18年来，高考大扩招政策的直接结果是，中国的高等教育从计划经济时代只有少数人能上大学的精英教育转向多数人能上大学的大众教育，未来十多年后还要进入普及教育（以大学入学率接近50%为指标）。回过头来看，对当时提出的扩招建议，我没有后悔，反而骄傲。我不是为我自己感到骄傲，而是为朱镕基总理等当年的决策者与高校扩招的执行者们感到骄傲。 互联网+教育是汤敏近年关心的话题。首先，扩招为我们民族多储备了好几千万大学生。如果没有扩招，可能至少三千万人（注：目前每年招收700万大学生，是大扩招前的近7倍）上不了大学。现在我们讲“大众创业、万众创新”，我们过去十多年来经济快速增长，经济体量达到世界第二，形成了我们今天在世界上的竞争力，我觉得我国人才素质的整体提高是一个必要的条件。现在人类正进入一个以人工智能、新能源、新科技大发展的时代，世界在未来二三十年里面要发生前所未有的巨变。哪个国家人才储备得好，哪个国家跟得上这种新的变化，哪个国家就会先上去，否则就会被淘汰。在关键时期扩招为我们储备了这么一大批人才，这是最重要的。当然，任何的改革都有利有弊，从教育微观角度来说，扩招产生了很多问题。但是从战略上看，扩招远远是利大于弊的。第二，反对扩招的人往往会用当前的大学生就业难来非难扩招。扩招后，从1998年每年招生100万，增加到今天的700多万。任取一个大学生来看，今天的大学生就业会比扩招前难。但是，要知道，今天的大众教育下大学生跟精英教育下的大学生已经不是一个概念。比如说，今天仅985和211的优秀大学每年毕业就近100万。今天他们就业会比扩招前一个一般大学的大学生就业更难吗？扩招并没有扩出人来，如果不扩招，剩下的600万大学生中学毕业就得去打工，如不上大学，他们找工作不会更难吗，他们拿得工资不会更低吗？ 根据大学生就业比较权威的麦可斯公司的调查数据，我们现在大学毕业生就业率大概在92%左右。在剩下8%没有就业的人里面，其中一半还继续在找工作，还有三分之一是准备考研、考公务员、考出国，真正没有出路的大概不到2%，成为“啃老族”。这已经是全世界大学生就业率最高的了。第三，反对扩招的另一个理由是扩招大大地降低了我国高等教育的质量。对这一问题，我也有不同的看法。没有数量，就没有质量。不能拿精英教育与大众教育的质量进行简单对比。首先，扩招后仅985和211大学就招一百万大学生。你认为现在的211和985大学的水平还不如扩招前包括大专在内的一般大学的平均水平吗？ 再者，2000年中国有1041所院校，2016年大概有2561所高校数量增加1倍以上。这些新增的学校大多数是从过去比较好的中专升格上来的。除非你认为这些新增的高等院校现在的教学与科研水平还不如当年中专的水平，否则你就不得不承认，扩招后我国总体的高等教育水平是提高了。换个角度看，如果你认为扩招后高校的水平下降了，按这个逻辑，如果我国高校缩招，比如说，全国就只准北大清华招生，其他的大学全部关门，我国的高教水平就会大大提高。这一逻辑不是很可笑吗？关于扩招，有何遗憾之处？任何事物都是一分为二的。扩招也存在很多问题，从总结经验的角度，也不应该忽略。第一，当时还是对高学费对贫困家庭的冲击估计不足。助学贷款当时拖了好几年。国家政策对银行业的利益诉求没有给予足够关注，造成银行对助学贷款不感兴趣，能拖就拖。助学贷款肯定会出新坏帐，全世界都是这样。但这些坏账国家要担一部分，不能让银行都背下来。国际上对大学贷款坏账的处理有很多值得借鉴的经验。如果我们把助学贷款做得更快一些，更好一些，会减少扩招对贫困家庭的压力。第二，关于如何来保证教育的质量。当时我们提出来的建议中有一条是让好的大学扩招多一点，差的学校扩招少一点甚至不扩招。结果因为政策一刀切或是反向激励机制的关系，反而是好的学校觉得收那么点学费划不来，所以扩招比较慢，扩招的人数比较少。反而较差的学校扩招更快，特别是那些不需要太多资金和设备投入文科类的专业扩招的人数更多。第三，当时如果高职高专扩招更快一些，大学本科扩招更少一点可能就业结构会更好。当然，高职高专也在扩大，速度也不慢。可是人们的观念转变比较慢，现在高职高专招不着人，家长不愿送孩子上高职高专。国家政策对高职高专倾斜不够。高职高专需要专业设备的投入，比本科教育可能更花钱。地方政府还是更多支持本科。如果现在给中央提建议，会提什么？我正在关注未来教育的问题。教育是要前瞻性的，是要服务于未来的。培养大学生不是说就只看毕业那一年的就业情况，而要看未来十年二十年。现在人工智能等新科技的发展速度是人类从来没有遇到过的。在不久的将来，计算机就要超过人脑，这是一个大变化。经济结构，就业市场都在发生根本性的变化。牛津大学最近的一个研究显示，现有的大量工作在未来的20年内将会被机器人所替代。信贷员、前台和柜台服务员、法务助理、做零售的销售员被机器人夺走饭碗的概率均超过90%；出租车司机、保安、做快餐的厨师失业的概率均超过80%；程序员和记者的失业概率分别为48%和11%。连医生这么高大上的岗位也岌岌可危。有人预言：“大学生今天进校时学的知识，当他们出大学时都已经过时了。” 与过去上了个大学，拿了个硕士、博士就可以吃一辈子的时代不同了，今天每个人都需要不断地充电。现在说一个人一辈子至少要换七次以上的工作，这不是说从一个岗位到另一个岗位，而是颠覆性就业行业岗位的变化。你就要有非常非常强的学习能力，持续地学习新知识、掌握新技能比以往任何时候都更为重要。而这些都是目前中国的教育缺乏的。同样的问题还在于教育公平的问题。农村基层薄弱学校与城市优秀学校在互联网下的马太效应越来越严重。这就是我近几年倡导“互联网+教育”的原因，现在又是一次教育改革的时候。去年我写了一本书叫《慕课革命》，研究如何借助互联网的优势，让高等教育资源和一些中小学的优质教育资源共享，让教育更公平，让教育更创新。我的专业是经济学，现在关心教育。我是偶然进入这个领域的，因为扩招跟教育圈的一些人辩论，才更关注教育。2010年我从亚洲开发银行退休以后，更多开始从事教育，关注大学，中小学，以及农民工教育。现在我做未来教育，越看水越深，越看解决的难度越大，但是越看我越觉得越有意思，觉得自己应该干点什么。如果总结一句话，我认为中国的大学扩招是中国教育发展的又一个里程碑，它跟改革开放后当年恢复高考具有同样重要的作用。如同所有的重大改革措施一样，扩招的过程中有很多问题，但是我还是坚持认为利大于弊，方向没错，时间过去得越久远远，它的重要性和战略意义越可以显现出来。观众提问1：如果让你重新选择是会搞教育还是搞经济？汤敏：让我重新选择的话可能我还是先搞一段时间经济再搞教育。因为我觉得要从一个新的角度去看教育。如果我一开始搞教育，那么我可能会被传统的思路束缚住了，正因为搞了经济，才能从另外一个角度看这个教育，跨界才会有全新的理念、全新的想法。观众提问2：当初支持扩招的人都是非教育圈，反对基本都是教育圈，你如何评价这一现象？汤敏：我觉得这是一个普遍现象，反对金融改革的往往都是金融界的，支持的是马云这样非金融界的。实际上创新往往都在跨学科的边缘发生。因为某一个学科的发展已经时间长太了，该创新得都已经创新了，已经非常成熟，在学科内创新非常非常难。我原来搞数学，为什么去搞经济？因为我发现要在数学上突破实在太难了。所有的行业其实都是这样，我为什么要说未来我们教育应该多元教育方式，因为未来学习不是靠大学四年就能完成的，它是终生学习。观众提问3：我是北京大学社会学系的研究生，主要研究社会分层，根据我们社会学的一些研究发现，在大扩招之后中国的教育分流结点基本上提前到高中阶段。但是我们知道，中国高中资源分配存在非常大的不均衡，尤其城乡差距非常大，一个农民的孩子想上一个好高中、好大学是非常难的，我想问一下您对此有什么看法或者有什么对策？汤敏：我同意你的看法。但是现在有人会把社会分层、社会不公归结到扩招，扩招到底是扩大了我们农村孩子上学的机会还是减少了机会，我认为总体上是增加了农村孩子上学机会的。当然，好大学现在农村孩子的比例在下降。这是因为现在我们的教育资源太集中在城里的优秀学校，特别是在非义务教育的高中阶段，这是不对的。我们跟人大附中刘彭芝校长做了一个“双师教学”的实验，把人大附中的课拍下来用互联网分享给全国200多个学校进行实验，效果很好。现在很多地方都在推行“双师教学”的方式，把他们省、市的优秀学校的资源也用互联网送下去共享，这也是一种解决办法。制版编辑：艾略特丨本页刊发内容未经书面许可禁止转载及使用公众号、报刊等转载请联系授权欢迎转发朋友圈投稿：授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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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8年后看大学扩招，利大？弊大？汤敏、陈志文深度对话
“1999年大学扩招，是新中国教育史上又一个里程碑，跟1977年恢复高考具有同样重要的地位。”大学扩招最具代表人物、国务院参事汤敏表示，虽然在大学扩招的过程中也产生了很多问题，但他还是认为大学扩招利大于弊，方向没错，其意义和重要性会随着时间的推移日益显现出来。视觉中国
　　【财新网】（记者 张兰太）“1999年大学扩招，是新中国教育史上又一个里程碑，跟1977年恢复高考具有同样重要的地位。”最具代表人物、国务院参事表示，虽然在大学扩招的过程中也产生了很多问题，但他还是认为大学扩招利大于弊，方向没错，其意义和重要性会随着时间的推移日益显现出来。
　　5月22日，在《知识分子》举办的“18年后看大学扩招，利大？弊大？”的教育观察活动上，经济学家汤敏与中国教育在线总编辑陈志文进行了深度对话。汤敏回顾和反思了世纪之交我国大学扩招的整个历程，也回应了外界对于大学扩招负面影响的种种质疑。
　　为何建言大学扩招
　　汤敏是1977年恢复高考后第一届大学生，他考入武汉大学数学系，毕业后留校任教，两年后赴美留学学习经济学。博士毕业后，他进入亚洲开发银行工作，先后担任经济学家、驻中国代表处首席经济学家、副代表。1997年亚洲金融危机爆发，亚开行处于风暴前沿，汤敏对危机感受颇深。1998年危机愈演愈烈，中国虽然不是重灾区但也面临经济下滑危机，中国政府提出刺激内需、保八并进行房地产改革，鼓励购买汽车、冰箱。但是，在当时那种一片萧条、风声鹤唳的氛围下，内需不容易启动起来。这种形势下，汤敏与夫人左小蕾于1998年11月撰写《关于启动中国经济有效途径——三年扩大招生量一倍》，上书建议扩大大学招生数量，被中央采纳。之后，轰轰烈烈的大学扩招拉开了帷幕，汤敏也因此被称作“高校扩招之父”。
　　不过汤敏自己并不认同这一头衔：“媒体上把我说成是‘扩招之父’，我觉得不合适。扩招的功劳应该属于当时的决策者，他们的确面对了很大的压力，尤其是教育界的反对声音很大，但是他们从国家的大局考虑，当断就断，该出手时就出手。扩招的功劳也应该属于各个大学的校长、老师，他们克服了种种困难，在国家需要的时候很好地完成了扩招的任务。”
　　陈志文介绍，1999年扩招之前我国大学实行的是精英教育，要考上大学十分困难。1990年，我国只有60.88万人考上大学，其中大概有40万专科生、20万本科生。而恢复高考之初，1977年高校扩大招生也才招了27万人，那一年总共560万考生，足见上大学之难。
　　汤敏指出，他当时提出大学扩招，是经过一番思考的。其中涉及几个问题：
　　一、中国的大学生多还是少？“世行数据显示，上世纪90年代中期，中国大陆适龄青年（18-22岁）大学入学率只有2.4%，加上成人高考等也只有4%。而当时韩国是51%，我国台湾地区是39%，香港地区是20%，印度是8%，印尼是10%，泰国是19%。当年，韩国、台湾、香港的经济体量都是我国大陆的若干倍，已经属于发达国家或地区，不好做比较。但是，印度人均GDP不到中国一半，印尼比我们还低，泰国和我们差不多，为何他们的大学入学率也是我们的好几倍？”汤敏说。
　　二、扩招应不应该收学费？当时大学招生不足的一大原因是有限的国家财政能力只能支持这样的大学规模。当时，我国小学、中学还要交费，大学则不收费或收很低的学费。这与其他国家正好相反，“在全世界范围内，都是基础教育即小学中学不收费或者收极低的学费，大学一般是收费的，因为义务教育是普及教育，而大学只是少数人上的。政府政策应该首先照顾大多数”。因此，汤敏提出大学扩招后应该收一部分学费。
　　三、大学有没有能力扩招？汤敏介绍说，当时中国高校中一个老师教七个学生，师生比是7:1，而韩国是33:1，我国台湾地区是21:1，欧美发达国家介于15：1~20:1。“这么算起来，我国大学师生比翻一倍也才15:1，而且老师队伍也可以逐渐扩大。”
　　“唯一缺的是校舍、图书馆、实验室”，但汤敏认为，可以让部分城里学生先走读。“当时的建筑业正在萧条之中，只要有投资就可以加快建设，完全可以在三年内建成。”
　　陈志文指出，当时的反对意见中很重要的一点就是认为扩招是必要的，但太仓促了。“其实，中国高等教育走大众化路线的大方向反对的人并不多，只是一个节奏问题。”陈志文指出，官方数据显示，1998年大学毛入学率为9.1%，招生108万，1999年大学扩招第一年就扩大了47%（52万人），而1990年大学招生只有60.88万人，“是不是这样的节奏值得探讨”。
　　对此，汤敏回应说，因为我国不是在经济形势一片大好的情况下，而是在发生金融危机、国家有危难的情况下开始扩招的，是谁也不知道危机会如何发展的特殊情况下采取的特殊措施。“但我们没想到最后会扩招到七八倍。”
　　汤敏说：“现在回过头来看，当时我们那个报告之所以引起注意，最关键一点是我们提出扩招可以部分解决下岗工人的就业压力。1998年正是国企改革带来大规模工人下岗的时候，当时估计全国有1500万下岗工人。如果这些年轻人不进大学，他们就会直接跟下岗工人竞争。我们当时算了一笔账，如果三年扩招一倍，扩招的学生要在学校呆四年，等于是让三分之一的下岗工人有了工作或者至少没有被年轻人抢走工作机会。我们当时判断，国企改革是阶段性的，有了这几年的缓冲，下岗的压力会小一点。事实上，2001年后下岗的高潮就过去了。”
　　面对“大学收学费导致了贫困学生上不起学”的质疑，汤敏表示，他们当时就提出贫困家庭交不起学费，可以通过助学贷款来解决。“澳大利亚80%的学生是拿贷款上学的，美国也有至少30%以上的学生拿助学贷款上学，而我们国家当时一分钱的助学贷款都没有。”不过汤敏也坦言，当初他们还是对助学贷款实行起来所遇到的障碍估计不足。
　　陈志文说，当时一个有意思的现象是对大学扩招持反对观点的人基本都是教育圈内，而支持大学扩招的基本都是教育圈外的。汤敏认为，“一些教育圈的人是就教育论教育，对国家宏观政策，特别是危机时期的政府政策理解不够全面。社会稳定问题、就业问题、经济增长问题，是政府政策优先要考虑的问题。”
　　不后悔建言大学扩招
　　在活动上，被问及是否后悔上书建议大学扩招时，汤敏表示自己不后悔，反而感觉很骄傲。
　　“在大学扩招过程中肯定会出现问题，可是方向没错，晚做不如早做。回过头来看，扩招为我们国家和民族储备了几千万的人才。”汤敏表示，如果没有扩招，可能至少三千万人上不了大学。“现在我们讲‘大众创业、万众创新’，我国过去十多年来经济快速增长，经济体量达到世界第二，形成了今天在世界上的竞争力，我觉得人才素质的整体提高是一个必要的条件。现在人类正进入一个人工智能、新能源、新科技大发展的时代，世界在未来二三十年里面要发生前所未有的巨变。哪个国家人才储备得好，哪个国家跟得上这种新的变化，哪个国家就会先上去，否则就会被淘汰。在关键时期扩招为我们储备了这么一大批人才，这是最重要的。”
　　也有不少人批评大学扩招导致很多大学生“毕业即失业”。汤敏回应称，这个问题要一分为二地看。“扩招后，从1998年招生100万，增加到今天的每年700多万。任取一个大学生来看，今天的大学生就业会比扩招前难。但是，要知道，今天的大众教育下大学生跟精英教育下的大学生已经不是一个概念。比如说，今天仅985和211的优秀大学每年毕业就近100万。今天他们就业会比扩招前一个一般的大学生就业更难吗？扩招并没有扩出人来，如果不扩招，剩下的600万大学生中学毕业就得去打工，如不上大学，他们找工作不会更难吗？他们拿得工资不会更低吗？根据比较权威的大学生就业调查数据，我们现在大学毕业生就业率大概在92%左右。这已经是全世界大学生就业率最高的了。”
　　陈志文则认为，在我国，学生及家长往往将学历与就业挂钩，导致大学生的期望值水涨船高，不愿从事工资低的工作，可能是大学生就业难的一个重要原因。
　　“我觉得，大学生可以期望值高，但是形势比人强，家长也明白，到了一定时候，期望值自然会下调。”汤敏说。
　　“我们当初最担心大学生就业的问题，到今天仍然存在。”陈志文指出，今天的大学生不再是“天之骄子”，而是变成了普通劳动者，“遍地都是大学生”，同时也经历了从国家包分配到大学生自主就业的重大转变。
　　汤敏认为，不能因为担心大学生就业难而剥夺他们接受大学教育的权利。“伴随大学扩招而来的一些担心和问题都可以慢慢解决。事实上，过去的十年里，助学贷款的问题慢慢也解决了，大学生的就业问题也解决了，很多家长理念也在改变。”汤敏说。
　　大学扩招的遗憾之处
　　谈到对大学扩招有什么遗憾，汤敏坦言，当初对于大学高学费对贫困家庭的冲击估计不足。“助学贷款当时拖了好几年，因为我们国家政策对国有银行业的利益诉求没有给予足够关注，造成银行对助学贷款不感兴趣，能拖就拖。助学贷款肯定会出现坏帐，全世界都是如此，但是这些坏帐如果全部交给银行，银行哪里愿意。这些坏账国家要担一部分，不能让银行都背下来。如果我们当时更重视的话，把助学贷款做得更好一些，效果可能会更好。”
　　陈志文说，人们反对扩招的另一个重要理由是，扩招大大地降低了我国高等教育的质量。
　　汤敏表示，为了保证大学教育质量，当时他的设想是让好学校扩招后多招一点，差的学校少扩招，甚至不扩招。“结果，因为政策‘一刀切’或者说反向激励机制的关系，反而是好的学校觉得收那么点学费划不来，所以扩招比较慢，扩招的人数比较少。而较差的学校扩招更快，特别是那些不需要太多资金和设备投入的文科类专业扩招的人数更多。”
　　陈志文认为，这不是政府能够控制的，每个学校都有自身的诉求。“2000年的时候，我国有多少所院校？大概是1041所。到2016年，大概有2561所高校，增长了一倍多，其中有一半多，大约55%的本科院校，都是大扩招以后升级来的。”
　　对此，汤敏也有不同的看法，他说：“没有数量，就没有质量。不能拿精英教育与大众教育的质量进行简单对比。首先，难道现在的211和985大学的水平还不如扩招前包括大专在内的一般大学的平均水平吗？再者，这些新增的学校大多数是从过去比较好的中专升格上来的。除非认为这些新增的高等院校现在的教学与科研水平还不如当年中专的水平，否则就不得不承认，扩招后我国总体的高等教育水平是提高了。换个角度，如果认为扩招后高校的水平下降了，按这个逻辑，我国高校就应该马上缩招，比如说，全国就只准北大清华招生，其他的大学全部关门，这样我国的高教水平就会大大提高。这一逻辑不是很可笑吗？”
　　不过，汤敏也强调，“当时如果高职高专扩招更快一些，大学本科扩招更少一点，可能就业结构会更好。”汤敏认为，到了高等教育大众化的阶段，我们国家可能更需要职业教育。“现在难点是什么？一是，人们的观念转变比较慢，现在高职高专招不着人，家长不愿送孩子上高职高专。第二，我们高职高专教育质量更差。我们国家整个教育政策对高职高专倾斜不够，投入不足，更多地还是向本科倾斜。地方政府也是更支持本科增加招生。”
　　陈志文介绍，当时支持扩招还有一个说法，“我们把好质量关就行了，扩招也没有关系”。陈志文认为，这在现实中无法实现。“为什么现在用人单位招毕业生都看出身，看是不是985、211？原因在于我们高等教育的出口是没有把关的，事实上没有控制，也控制不住。”
　　汤敏则指出，一般是最好的学校淘汰相对要高的，一般学校淘汰率低一点。“这是正常的，因为好的学校实行精英教育，差的学校更多的是发展大众教育。即使没扩招之前实际上也是看出身的，否则人家为什么打破头要进北大清华。”
　　陈志文认为，大学扩招改变了教育供给结构，《国家中长期教育改革和发展规划纲要》提出的目标中唯一没有实现的就是发展中等职业教育的目标，其他目标都提前超额完成了。换句话说，读普高越来越多，读中职越来越少。“我个人认为，客观来讲，扩招之后上大学这么容易了，我干嘛还要上中职？夸张一点讲，想不上大学变成一件很困难的事情。”
　　汤敏则指出，这也要看中职的发展目标是拍脑袋出来的，还是经过严格测算的。“我们可能需要更多的高职，而不是更多的中职。现在都在谈未来教育、人工智能，如果我们还是停留在中职水平上，将来怎么跟其他国家竞争？”
　　汤敏认为，教育要有前瞻性，是要为未来服务的。“培养大学生不是说就只看毕业那一年的就业情况，而要看未来十年二十年。
责任编辑：张帆 | 版面编辑：张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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据国家邮政局监测数据显示，今年12月12日全天，邮政企业、快递企业共揽收快递包裹2.43亿件，比去年同期增长38%。据悉，今年“双12”，各主要寄递企业在场地、运力、人员等方面做了相应准备，并将延续“双11”期间“错峰发货，均衡推进”等服务保障措施。
截至发稿，第一创业、华鑫股份、中原证券、中国银河、财通证券、浙商证券，华安证券等个股均有拉升表现。
华泰保险通过其官方公众号发布声明称，“华泰已被保监会指定由中国人寿接管”系谣言，将保留追究其法律责任的权利。
12月13日，谷歌云首席科学家李飞飞宣布，谷歌 AI 中国中心在北京成立。该中心由李飞飞和谷歌云研发负责人李佳共同领导。李飞飞将会负责中心的研究工作，也会统筹谷歌云AI, 谷歌大脑以及中国本土团队的工作。（记者 叶展旗）
① 欧浦智网：拟签订重大战略合作协议，合作对方为钢铁相关行业，双方主要涉及智能供应链、仓储加工物流等主营业务方面的合作和投资。②中航三鑫：目前控股股东正组织开展对意向受让方申请材料的审核及商务谈判等工作，如双方最终达成共识，将签署《股份转让协议》。③青龙管业：中标山西省中部引黄工程PCCP管采购，中标价为8868.1万元。
周三（12月13日），Shibor全线上涨。隔夜Shibor涨6.2基点，报2.7880%。7天Shibor涨2.1基点，报2.8510%。1个月Shibor涨3.42基点，报4.5240%。3个月Shibor涨0.49基点，报4.8039%。6个月Shibor涨1.18基点，报4.7821%。1年期Shibor涨0.65基点，报4.6716%。
#今日午盘# 截至休盘，沪指报3276.83点，跌幅 0.12%；深成指报11032.94点，跌幅 0.09%；创业板指报1791.06点，跌幅 0.42%；中小板指报7621.99点，跌幅 0.42%。（本文由财新智能写稿机器人基于内容发布）
13日，佳兆业就受让ST生化股权事宜，以及浙民投要约收购成功表示，佳兆业将按照股权转让三方协议的约定，继续推动重组，以及包括详细权益在内的相关公告发布。佳兆业长期看好大健康产业的发展与巨大潜力，未来仍会持续加大在大健康领域的产业布局。（证券时报）
世界银行12日在巴黎发布公报说，为支持应对气候变化，世行在2019年后将不再向石油和天然气勘探和开采项目提供贷款。公报同时说，最贫穷国家的那些能让贫困人口受益且符合《巴黎协定》要求的天然气项目仍将获得资金支持。(新华社）
原计划今日进行网上网下申购的新股鑫广绿环公告称，因发行人出现突发事件，造成生产人员伤亡，发行人与保荐机构协商，决定暂缓后续发行工作，暂停原计划于12月13日举行的申购。从烟台开发区发布获悉，12月12日20时许，位于烟台开发区的烟台鑫广绿环公司危险废物处理中心，工人在卸料取样过程中，被溢出气体熏倒，造成5人死亡，事故原因正在调查中。（证券时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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