探访大运河江苏段前世今生（上篇）
　　如果说长城是中华民族的脊梁，是凝固的历史，那么大运河就是中华民族的血脉，是流动的文化。如果说长城意味着防御和守护，承载着金戈铁马的豪情，那么大运河就意味着沟通与融合，寄托着天下一统的期盼。 2014年，中国大运河申遗成功。响应中央提出的大运河文化带建设，我省作为运河遗产最丰富的省份，定下“努力打造最繁华、最精彩、最美丽的大运河江苏段”的目标。今天，请随着记者的脚步，一起去探访大运河江苏段无比丰富的运河遗产和它充满传奇的前世今生。
　　一条河，成为南北融合的战略通道
　　晴朗的冬日，记者驱车来到扬州古运河边的大王庙，大殿里的神龛上供着两尊峨冠博带的神像，他们并肩危坐，目光投向殿门外一条流淌了2500年的古运河。
　　这两尊像是春秋时期的吴王夫差和西汉时期的吴王刘濞，他们的结局都是身死国灭，但都对扬州发展作出了巨大贡献：夫差开凿邗沟，挖下了修建大运河的第一锹，也奠定了扬州作为运河重镇的基础；刘濞凿茱萸湾沟通泰州盐业基地，带来了扬州的繁荣。因此厚道的扬州人为他们立庙祭祀，而不以成败论英雄。
　　“古邗沟是中国大运河生长的原点。”南京大学历史系教授贺云翱告诉记者，当时夫差征服了今扬州地区的邗国，继而将这里作为北上争霸的桥头堡。利用天然湖泊开挖了邗沟，沟通了长江和淮河。《左传·周敬王三十四年》：“吴城邗，沟通江淮。”仅仅7个字，使邗沟成为中国历史文献中记载的第一条有确切开凿年代的运河。
　　与此同时，为了征讨劲敌楚国，夫差命伍子胥开挖沟通太湖与长江的胥溪运河，此后又开挖了阖闾运河、丹徒运河、胥浦运河、百尺渎等，形成了最初的运河交通网。
　　运河就像一棵幼小的树苗，一旦在江苏大地上扎根，就随着王朝的更替不间断地生长，直至长成参天大树覆盖在中国东部广袤的土地上。
　　今天，我们审视并探究这一庞大的人工运河体系时，一个问题会浮现在脑海：我们为什么需要大运河？
　　淮阴师范学院副教授李德楠长期研究大运河，他说，修建大运河首先是地理需要。中国地形总体为西北高、东南低，天然形成的大江大河都是由西往东汇入大海，因此沟通南北的河流只能依靠人工运河。中国大运河自北向南沟通了海河、黄河、淮河、长江、钱塘江五大水系。从社会发展来看，统一的多民族国家的建立，客观上也要求依靠一条贯通南北的运河，来建立南北融合的战略通道。隋朝统一中国后，在历史上第一次完成了沟通南北的内陆运河体系，这一体系又被后来更强大的唐帝国所继承。自那以后，中国的政治中心多在北方，而经济中心却逐渐南移，对于一个大一统王朝来说，南北权衡是国家政治的重要内容。
　　出于这个考虑，元世祖忽必烈克服了黄河改道等自然条件带来的巨大改变，将大运河改造成直接连接北京与江南地区的内陆运输水道，完成中国大运河的第二次南北大沟通。
　　时至今日，中国大运河河道总长度约2700公里，京杭大运河1794公里，江苏段大运河总计达到690公里，流经徐州、宿迁、淮安、扬州、镇江、常州、无锡、苏州8个地级市。大运河申遗确定的58处遗产点分布在27座城市，江苏省以6个城市拥有7个遗产区、28处遗产点入选，成为运河遗产资源最密集的省份。“起源最早、段落最长、网络体系最完善、沿线城市最多、运河文化最完整”，贺云翱教授这样总结大运河江苏段的特点。
　　对于60%的人口沿运河而居的江苏来说，作为国家命脉的大运河记录着千年岁月里漕运的辉煌，启迪着这个运河大省未来的发展。对于运河两岸的人们来说，这条大河更流淌着最深沉的乡愁，“不是生母，便若乳娘”，运河是沿线人民共同的“母亲河”。
　　一条河，曾经供养帝国的中枢
　　公元786年4月，身处皇宫的唐德宗像热锅上的蚂蚁——还是饿着肚子的。安史之乱后国家凋敝，关中仓廪已空，南方漕粮未至，朝野一片恐慌，禁军甚至放出话来，吃不上饭就要哗变，急得皇帝和太子相拥而泣。山穷水尽之际，皇帝接到奏报：韩滉押运东南漕粮3万斛到了三门峡。皇帝欣喜若狂，竟然抛开仪仗，一溜烟跑到东宫对太子大呼：“米已至陕，吾父子得生矣。”史料记载，那一年新麦成熟后，有粮食可以酿酒，街头出现醉酒之人居然被当成祥瑞。
　　从隋炀帝凿通大运河千年以降，漕运一直是中华帝国的命脉所在，所以运河又被称作“漕河”。大运河流向帝国的心脏，供养着帝国的中枢。伴随着粮食运输而产生的交通、经济、移民、商贸和税收，深远地影响着国家的繁荣与安定。
　　漕运规模在唐代大致为200万石，宋代600万石，明清400万石，宋代的最高峰曾达到800万石。江苏既是鱼米之乡又是漕运枢纽，在漕运史上举足轻重。在唐代，唐高宗规定，江南漕船每年2月在扬州集中，编队向洛阳进发，正常情况下，漕船运粮到洛阳需半年；宋代在常州设江浙、荆湖、广西、福建路都转运使司，每年漕米分别运到仪征、扬州、淮安和盱眙的转搬仓，待三四月运河水涨时再运往首都汴梁；元代漕运主要依靠海运，南方的指挥中心是海道都漕运万户府，设在苏州，而海运的起点则是太仓刘家港，最快十多天就可抵达天津进而到达北京积水潭。
　　到了明清，整个漕运的指挥调试中心——漕运总督公署就设在淮安。今天人们在淮安市淮安区标志性的镇淮楼旁，仍能看到总督漕运部院遗址，地面上巨大柱础曾经支撑起庞大的府署建筑，从这里发布的命令曾经关系着京师的繁荣稳定，清政府一年财政收入7000万两白银，其中5000万两通过漕运实现。在明清鼎盛时期，这处3万平方米的建筑掌管着1800公里的漕运，节制江浙鄂赣湘豫鲁7省，调遣1.2万只漕船和11.2万漕军，其管理的清江漕船厂是全国最大的漕船制造基地，船厂绵延23里，工匠6000多人，历时近400年；位于板闸镇的淮安榷关，明清时期的常关税居全国首位，有“天下第一关”之誉……
　　大运河不仅是漕运之河，也是古代中国的经济大动脉。南方的丝麻、棉布、茶叶、笔墨纸张及北方的红枣、胡桃、芝麻、麻油等经它运输，出口的瓷器、丝绸，进口的珠宝、香料也经过它运往海港、内陆以及丝绸之路。这条人工河在经济上进而在思想上把中国南北牢固地联结为一个整体，使得中国的大一统思想深入人心，牢不可破。
　　外国侵略者也知道漕运的重要性。第一次鸦片战争期间，英军投入了战争以来的最大兵力攻占镇江，阻断漕运，远在欧洲的恩格斯也看出英国人是为了“夺取这条重要水道，置北京于死地，逼迫清帝立即讲和”。果然，镇江一失陷，清王朝如同被扼住咽喉一般瘫软下来。英国驻上海领事阿礼国曾在书信里写道：“我们开一支小小的舰队到运河口去就可以达到目的了。这种要挟手段比毁灭20个沿海或边疆上的城市还要有效。”
　　漕运的结束几乎与中国封建社会的解体同步。清末太平天国起义截断了漕运，清政府被迫将南方漕粮折银征收充作军饷，火车和轮船等现代交通工具也逐步替代了古老的漕运。
　　1904年清政府撤废漕运总督，漕运历史就此终结。7年之后武昌起义一声枪响，清王朝连同整个封建社会土崩瓦解。
　　一条河，繁荣了城市也淹没过城市
　　江苏高邮城西，镇国寺塔下河道中，北上和南下的货船一艘接着一艘，井然有序，这“舳舻相接，帆樯栉比”的繁忙景象，已持续千年。1793年，跟随马戛尔尼使团来到中国的英国外交官约翰·巴罗，面对着大运河发出浩叹：“大运河，是世界历史上绝无仅有的内陆大航道。我可以保证说，论大小，我们英国最长的内陆航道与这条横越中国的大干线相比较，犹如花园鱼池之对威南德麦尔大湖。”直至今日，大运河江苏段仍全线通航，每年货运量4亿吨，相当于11条京沪高速公路或者17条京沪铁路的满载运输量，是名副其实的黄金水道。
　　淮安清晏园在清代是河道总督的驻地，也是中国运河史上惟一保留下来的官宦园林。清晏园的园名取于“河清海晏”，然而这只是一个梦想。清代财政的10%—20%用于治河，经手的银子像流水一样，油水自然不少，近2000公里的运河哪里出点问题都会京师震动。展厅中列出清代历任河道总督的名字，260年间多达88位，平均3年不到就换一任，很多人被撤职、查办甚至是死于任上，可见河道总督这个差极不好当。
　　乾隆十八年（1753年），河署官员贪污白银十几万两，案发后时任总河高斌和副总河张师载被就地免职，当年9月铜山县河决，皇上震怒，下令将高、张二人连同当地的知府、同知押到河决处问斩。按第一道圣旨，先斩知府、同知，再看第二道密旨，才知道高、张二人只是陪斩，最后的决定是让他们戴罪立功。但二人已吓得昏死过去，只好等醒了再宣旨。经历这场精神摧残，高斌第二年就意外死于治河工地。
　　今天的人们很难想象运河在古代社会的重要性，可以说，水运决定了古代城市的兴衰，大江大河就相当于今天的高铁、飞机和高速公路，运河沿线的城市因此而兴盛。明代最繁荣的15座城市中，有10座是运河城市，包括今天苏州、扬州、淮安等江苏城市。
　　有城市因水而兴，就有城市因水而灭。淮河边的泗州城从唐代起一直是漕运节点、水陆都会，明代又在此修建了明祖陵，每逢大祭天子群臣、皇亲国戚前来祭祀。然而黄河夺淮后，泥沙泛滥，为保证漕运，洪泽湖水位被人为抬高，成为悬湖，泗州城从此水患不断，从万历年间起平均3年就遭遇一次水灾淹城。康熙十九年（1680年）汛期，黄、淮大水，泗州城一夜之间被洪水淹没，并迅速被泥沙掩埋，此后州署衙门在防洪堤上搭棚办公97年，却始终没有见到古城浮出水面。
　　细翻史料，有关大运河开凿、改线、建闸、修堰、筑坝、造堤、疏浚的记载数不胜数，它的成长故事见证了中国古代社会的发展进步。
　　一条河，见证古人的智慧与伟力
　　康熙二十三年（1684年），康熙皇帝第一次南巡。祭拜过东岳泰山驻跸山东郯城时，皇帝本打算到曲阜拜谒孔庙，却突然接到奏报，苏北大水，下河七州县一片汪洋，他立即改变行程，先南下巡视河工。
　　在大运河申报世界文化遗产的文本中，有这样一句话：“今天的运河沉静而平稳，让人难以想象历史上的惊心动魄，然而每一股细流都无声诉说着中国古人世代的勇气、决心、智慧与牺牲。”这种精神固化在运河沿线的堤、坝、堰、闸、码头、桥梁等水利工程中。
　　这些水工设施，有些风光旖旎，例如苏州的宝带桥。该桥始建于唐代，当时太湖水注入澹台湖时形成水流湍急的大水口，船行危险，苏州刺史王仲舒决定修一座桥，既方便纤夫拉船，又使水流畅通，他在筹款时带头捐出玉带，桥因此得名。经历代重修，这座300米长的多孔石桥已是运河上最美的风景之一；
　　有些设计巧妙，例如从北宋起即采用复闸工艺的镇江京口闸。因为长江水位低于运河，船从长江进入京口闸后，要通过五道闸门四次注水，像爬台阶一样逐步抬升，进入运河。这种原理，至今仍在葛洲坝和长江三峡等水利设施的通航中使用。
　　而位于淮安的清口枢纽（淮河与黄河的交汇处，是整个大运河的咽喉枢纽），既集中国古代水利工艺之大成，又见证了古人与黄河400年的抗争。没有人能在地面看到完整的清口枢纽，因为它占地50平方公里，包括水利遗存53项；看清口演变图如同看一团乱麻，短短几年间黄河就会改道，水利工程不得不废旧建新。黄河就像一匹野马在淮安清口恣肆决荡，追不上、抓不住、治不服，反而不断淤高清口，威胁通航。明代万历年间河臣潘季驯提出治黄方略，即蓄清刷黄、束水攻沙。简单说，就是在洪泽湖东岸筑高堤坝防止水泄，以抬高洪泽湖水位，借助高水位形成的湍急水流冲刷清口泥沙，以保障运河畅通，清口枢纽就是围绕这个目标而建设的。
　　在淮安市博物馆考古部副主任祁小东的带领下，记者来到淮安市市区北部的御坝村。这里紧贴黄河故道，当年的顺黄坝是清口枢纽的重中之重，康熙三十八年（1699年），康熙第三次南巡时亲手打下第一桩，拉开了清代治河的大幕。“在这里，黄河的泥沙淤积深达六七米，淮安、宿迁和徐州地区也是这样，可见黄河的破坏力有多强”，祁小东说。淮安市博物馆曾在顺黄坝5平方米以内的地层中出土了上万枚古钱，包括宋代、明代和清代的，还有日本和越南的。中国古代很重视祭祀河神，康熙6次南巡，每次经过清口总是先祭祀河神庙，乾隆年间还有在决口中撒钱的记载，因此我们认为这是祭祀河神的遗迹。
　　中国地势西高东低、北高南低，而大运河的漕运路线则反其道而行之。在近2000公里的长度里，且不说中途的山川丘陵，仅终点华北平原就比江苏所在的长江三角洲高出约40米。修建这样的运河，没有其他国家做到过，中国古人做到了。以清口枢纽为代表的沿途水利工程，见证了古代中国人驾驭大自然的智慧、技术和伟力。
　　本报记者 王宏伟 通讯员 于 锋
&金陵女子文理学院部分难民合影。 &魏特琳（左）在金陵女子文理学院玫瑰园留影。
　　80年前发生在南京的那场浩劫，给南京人民留下了深深的创伤。而一些人类的光辉与温暖，也让我们久久难以忘怀。南京沦陷后，任职于当时金陵女子文理学院的美国人明妮·魏特琳女士，成了妇孺们的“守护神”。本文摘选自美籍华裔女作家张纯如为《魏特琳传》一书所写的序言，让我们一起回顾这位女“拉贝”的英勇事迹。
　　在我为《南京暴行：被遗忘的大屠杀》搜集写作素材的时候，我第一次听说到明妮·魏特琳这位伟大的女性。我所写的《南京暴行》是一部英文纪实作品，叙述的是世界史上绝无仅有的暴行：1937年12月，日军攻占南京之后对南京平民实施的大规模的强奸和屠杀。当我在汇总有关南京大屠杀的文献资料时，一位保护中国妇女以免遭日军性暴力伤害的美国妇女引起了我的注意。在大屠杀期间，明妮·魏特琳，一位金陵女子文理学院的教会教育工作者，保护了成千上万的中国妇女和年轻姑娘，这使得她们避免了被日军送到军队慰安所和军营而遭受日本士兵性奴役的危险。魏特琳成了全南京城里中国人心目中的“活菩萨”“观音菩萨”。
　　魏特琳的事迹引起我极大的兴趣，1995年，我访问了耶鲁大学神学院图书馆，有关魏特琳的资料被保存在那里，我浏览了她的日记，这是一部篇幅很大的用打字机逐日记录了有关南京暴行的日记。当我翻阅她所写的每一页日记时，我无法控制感情，禁不住流下了眼泪。“今天，在这座城市里充满了各种罪恶。”魏特琳在日记中写到：“噢，上帝，请控制这些凶残的野兽般的士兵……”
　　当我坐在耶鲁大学宁静的图书馆里阅读魏特琳的日记之时，我无法想像魏特琳当时所面临的鲜血与混乱的场面。成千上万的无家可归的妇女和年轻姑娘，逃脱残暴淫荡的日军威胁，涌进金陵女子文理学院，乞求魏特琳能给她们一个安身的地方。她们挤在教室里，睡在实验室的桌子上，蹲在楼梯和过道里，露宿在室外的草坪上。精疲力竭的魏特琳设法安置她们。当日本兵命令魏特琳离开这里时，遭到她的严辞拒绝，“这是我的家，”她回答道，“我不能离开。”
　　在学校大门口，魏特琳多次挺身阻止日军进入校内，并命令他们离开，甚至当日军咒骂她和用血迹斑斑的刺刀在她脸上乱晃时，她也毫不退让。在驱逐前来试图掳掠妇女的士兵和从强奸士兵的魔爪中救出年轻女孩的时候，魏特琳一点也不手软。这真是一个奇迹，经过南京大屠杀的浩劫，魏特琳忍受了日军各种威胁甚至气急败坏的殴打，她竟然还活了下来。
　　随着我对魏特琳身世的进一步了解，每一个新的发现都会激励我想了解有关她更多细节的兴趣。使我惊讶和骄傲的是魏特琳和我竟是老乡，我们的出生地都在伊利诺州中部，她出生的地方离我的家香槟城并不远，而且我们有共同的母校，即伊利诺大学。魏特琳出身贫寒，但她却非常倔强。她生于1886年，她的童年是在西科尔小镇长大的，由于贫穷，她不得不通过打工来完成自己的学业。经过几年的辛勤努力，她终于从伊利诺大学毕业。大学毕业后，她加入了海外基督教传教士联合会，并被派往中国。到1937年，魏特琳已升迁到金陵女子文理学院教务主任的位置。
　　早在南京大屠杀发生之前，许多事实表明魏特琳一直在关心和帮助南京平民百姓。在她的指导下，金陵女子文理学院的学生为当地居民提供义务服务，为她们开办了一所免费的初级学校，同时还为贫民提供健康体检。在南京大屠杀之后，魏特琳利用她丰富的社会工作经验来帮助社会重建。尽管她自己的身体非常虚弱，但她早在1938年春就从南京国际救济委员会获得一笔基金，为需要继续在难民所避难的妇女开办了许多培训生活技能的班级。魏特琳致力于公众服务，她希望她的帮助能给妇女难民和性暴行受害者以重新生活的信心和生活的技能。
　　为了竭力帮助南京难民，魏特琳没有时间来照顾她自己的身体。日军在南京城中的暴行使得魏特琳的精神与肉体受到了创伤，在南京大屠杀结束后不久，魏特琳的精神彻底崩溃，她不得不回到美国接受精神治疗。“我正努力恢复”，日魏特琳写信告诉她的朋友说：“……不管我多么努力不再去想别的事，但是，我的精神似乎正在一步一步地走向崩溃。”日，魏特琳打开公寓厨房的煤气开关，结束了自己的生命。魏特琳的去世，是一名英雄之死，她也是一名南京大屠杀的牺牲者，她为了拯救成千上万人的生命而最终也牺牲了自己的生命。
　　在历史中如果谁能为自己留有一席之地，我认为此人一定就是魏特琳。
　　“如果有良知的日本人能知道这些日子以来的恐怖事实就好了！”魏特琳在日记中写道。现在有一些日本人已知道那些事实，这归功于魏特琳那十分珍贵的日记。《魏特琳传》一书描写了一些日本妇女活动家在魏特琳精神的感召下，通过访问南京和搜集幸存者的证言，来教育日本人民的活动。这些努力同日本国内充满否定南京大屠杀的氛围形成了一个对比，日本国内极端的民族主义者和历史修正主义者拒绝承认甚至不愿了解南京大屠杀的事实。现在，一些日本政治家，一直鼓吹南京大屠杀是“虚构”，早些时候，日本民族主义者甚至在大阪一个政府管理的场所里举行一个公开集会，这个集会获得了政府官员的同意，在这次集会上，他们公开宣称南京大屠杀是“20世纪最大的谎言”。
　　但一切企图否定南京大屠杀的努力最终都将是徒劳的。只要去过耶鲁大学、美国国家档案馆或者侵华日军南京大屠杀遇难同胞纪念馆的人，都会发现成千上万的关于南京大屠杀的事实记录，不仅魏特琳一个人，而且是很多的目击者都是这样写的。在同一时期，除了魏特琳日记外，还有其他美国传教士的日记、德国纳粹党成员拉贝的报告、无数中国幸存者的证言和一些日本人的观察记录，这些资料相互补充和印证，要想否定这些证据是不可能的。历史事实终究无法毁灭，在魏特琳日记及其英雄行为的照耀下，它将击破一切谎言。
　　延伸阅读&&&
　　这些日记，是南京大屠杀暴行铁证
&《魏特琳日记》
　　《魏特琳日记》:全文50多万字，记载了日军从轰炸南京、进攻南京到南京大屠杀及日军在南京进行殖民统治的全过程，它的翻译出版为进一步深入研究南京大屠杀和沦陷时期南京的政治、经济、社会生活提供了十分重要的资料。由于金陵女子文理学院是专门收容妇女难民的难民所，在侵华日军南京大屠杀期间，这里成了日军实行性暴力的重要目标，作为该难民所的负责人，魏特琳所写的日记是揭露侵华日军性暴行最具说服力的证据。
&《拉贝日记》
　　《拉贝日记》:拉贝，德国西门子公司驻中国商务代表，在中国工作了30年。在侵华日军侵占南京前后的日子里，出任南京安全区国际委员会主席。在此期间，他以其独特的身份、西方人的视角，在呼啸的枪炮声中、在尸骨遍地的金陵古城，用充满感情而又冷峻的笔触逐日记载了这中国历史上最为惨痛的一页。日记所展示的侵华日军惨绝人寰的暴行，以及拉贝先生感人的人道主义精神，都将使今天的中国读者更深刻地认识过去、更深刻地思考未来。
&《东史郎日记》
　　《东史郎日记》:这是一部特殊的、深受世人关注的日记。日记中，东史郎如实记录了自己在1937年8月至1939年8月间随日军第16师团步兵第20联队入侵中国华中地区时的见闻，当时他是一名上等兵，日记中含有证实日军南京大屠杀的重要史料。
　　在上古时代，中华民族的祖先就已经意识到维护自然生态平衡对人类社会可持续发展的重要性。《国语·周语》记载，周灵王二十二年，灵王之子晋劝阻其父雍塞谷水，他说，古代的执政者，不毁坏山丘，不填平沼泽，不堵塞江河，不决开湖泊。因为山丘是土壤的聚合，沼泽是生物的家园，江河是地气的宣导，湖泊是水流的汇集。天地演化，高处成为山丘，低处形成沼泽，开通出江河、谷地来宣导地气，蓄聚为湖泊、洼地来滋润生长。所以土壤聚合不离散而生物有所归宿，地气不沉滞郁积而水流也不散乱，因此百姓活着有万物可资取用而死了有地方可以安葬。按照周太子晋的理解，不毁高山，不填沼泽，不堵江河，不决湖泊，这是古代人与自然和谐相处的最高准则。
　　生态保护：人与万物相共生
　　先秦儒家思想非常重视人与自然的和谐相处，处处强调 “仁民爱物”。孟子的亲亲、仁民、爱物，张载的“民胞物与”思想都很好地体现着人与自然万物和谐共处的理念。
　　要想与天地万物和谐共处，首先要节制人类的欲望，按照大自然的节奏、万物生长的节律来安排人类行为。《论语》记载孔子“弋不射宿，钓而不纲”，不捕射归巢的鸟，不用网将大小鱼捞尽，而是只钓鱼，意思是说要有节制地合理利用资源，维护生存环境的可持续性。《孟子·梁惠王上》记载了孟子对梁惠王说的一段话，“不违农时，谷不可胜食也；数罟不入洿池，鱼鳖不可胜食也；斧斤以时入山林，材木不可胜用也；谷与鱼鳖不可胜食，材木不可胜用，是使民养生丧死无憾也；养生丧死无憾，王道之始也”。《礼记·月令》则明确要求要根据动植物的自然生长规律进行适时的砍伐和田猎，并对每个季节的田猎行为进行了具体的规定。由此可见，传统儒家认为自然界是互相联系、互相作用的有机整体，人类作为有机整体中的重要一分子，应遵循自然规律，“以时禁发”，唯有如此，方能达到“天人合一”的理想境界。
　　儒家的这种生态伦理思想也广泛存在于传统乡规民约中。在古代朴素的自然生态与资源保护思想和国家法令的影响之下，乡民也逐渐意识到，自然生态与资源环境，如水源、草场、森林、农田等对其生存和发展有着根本性作用，一旦生存环境遭到破坏，就会危及公众的共同利益。因此，各地乡村纷纷成立了封山会、禁山会、青苗会等民间组织，并参照国家法令关于农时、林时、渔时、牧时节令的相关规定，制定了各具特色的族规祖训、寨规村约、会款盟誓等成文或不成文的民间规约。
　　环境保护：留住青山与绿水
　　古时的林木，按照用途的不同，可以划分为族产林、风水林和道旁林三种，它们除了共同起到维护村落居住环境的作用之外，还各有特殊意义。族产林，作为宗族组织内部的公共财产，其作用主要是增加宗族收入，并以这些收入进行包括资助族内子弟上学、族内鳏寡孤独的赡养等一系列族内公益事业活动；风水林，则被视为是保佑村落长治久安、繁旺兴盛的神圣之地；而道旁林，在美化村落居住环境的同时，也能起到防止山体滑坡堵塞道路的特殊作用。
　　传统乡约充分认识到了山地林木不可或缺的重要作用，所以普遍制定和实施了严禁砍伐林木的制度。以《文堂乡约家法》产生地徽州的文堂村为例，该村山林资源丰富，世代都坚持祖坟山、水口林、护风林以及新生毛竹林严禁砍伐的规矩。规定：“各户祖坟山场祭祀田租，须严守旧约，毋得因贫变卖，以致祭享废缺。如违，各户长即行告理，准不孝论无词 ”，“本都远近山场栽植松杉竹木，毋许盗砍盗卖。诸凡樵采人止取杂木。如违，鸣众惩治。”
　　需要特别说明的是，传统乡约不仅充分认识到了山地林木的重要作用，还看到了破坏林木所造成的严重后果。如明末清初源头李氏族人为保护生态、防止水土流失，于1828年订立“输山碑”规约。此碑立于皖南仙寓山（安徽石台）的古徽道旁，碑文指出：“募修岭路，挨路上下之山，必先禁止开种，庶免沙土泻流壅塞。斯为尽善乐助，有功兹幸。众山主矢志好善，自岭头至岭脚，凡崎岖之处，不论公私，永远抛荒；平坦处，挨路，上输三丈、下输二丈，永禁开挖。”
　　这些材料证明，传统乡民们已经注意到森林植被对于防止水土流失、涵养水分、保护环境的重要作用。
　　清咸丰元年（1851年），今贵阳市乌当区金花镇下铺村的村民在回龙寺前共同竖立了一块“禁止碑”，规定，“凉亭内不准挖泥；小山坡不准开石，挖泥，割柴叶、茨草；贵州坡不准开石、挖泥；大石板及敲邦候不准开山、挖泥、看牛、割柴叶、茨草；官塘不准担水；外面骑马与抬轿，不准进堡过道。以上五条如若不遵，罚银四两六钱是实。”这五条，有四条与保护环境有关，涉及植被、水资源等方面保护。正是由于传统乡规民约的禁规严密、惩治苛刻，在客观上培养了乡民种植和保护林木的习俗，提升了乡民们守住绿水青山的意识。
　　本文选自中华书局出版《好规矩共遵守——乡规民约代代传》
&隆晓辉 国内著名影视投资人、制作人
　　[编者按] 继“飞天奖”“白玉兰”“金鹰奖”之后，由江苏中天龙文化传媒有限公司出品的国安剧《于无声处》日前又获得了江苏省第十届精神文明建设“五个一工程奖”优秀电视剧作品奖。这是“中天龙”继《国家机密》系列后，又一部获得巨大成功的国安剧目，为什么这部没有流量明星、没有鲜肉的主旋律剧目可以获得观众的认可？百家版今日特邀“国安剧品牌”的奠定者、中天龙文化传媒集团董事长隆晓辉先生，解读当下影视剧行业生态，倾听他对主旋律题材创作的思考与实践。
　　观众的胃口是慢慢养成的
　　记者：当前整个电视剧市场的生态是怎样的？
　　隆晓辉（以下简称隆）：目前的电视剧市场生态并不令人乐观。影视剧成为一种工具，什么赚钱做什么，之后经过市场的推动和包装，形成一种标杆，大家跟着这个标杆再进行复制。在这个过程中，明星资源或IP资源被无限拔高，这就形成了另一种推动，大家不再把注意力放在内容创作本身，而是放在一些表面的形式上，如此恶性循环。这是目前影视剧行业一个非常令人忧虑的现象。
　　记者：这样的现状会产生什么样的后果？
　　隆：对一些公司，比如我们做国安剧，还是想通过作品能够给观众提供一些正能量的东西，想表达一些文化理想，但当下的风气实际上你会被明显边缘化了，认为你的东西没有市场，你的东西没有价值，这也就让你的后续创作动力和再生产的能力严重不足。
　　记者：沉湎于IP效应会给创作带来怎样的困境？
　　隆：IP、明星能带动你的发行、你的平台、你的宣传以及广告。从发行平台播出到吸引广告，都需要IP、明星，那么长此以往，也会给观众形成一种惯性，追剧变成了追明星，甚至是追“鲜肉”，那就走到一条比较畸形的道路上去了，还有多少人能够真正用工匠精神去坚守创作呢？
　　记者：既然明星、IP有这么大影响力，您为什么不试试用同样的方法？
　　隆：这涉及到创作的本心问题了。我觉得在商言商没有错，但是唯有在文化教育医疗等领域，不能够在商言商。一旦只认钱，我们的本心可能就会丢失，就由不得你想表达什么，而是什么赚钱你干什么，所谓文化建设也就无从谈起。人常说，“借物以游心”，你去搞文化产品，首先要让自己的精神得到一种东西，如果你在做的过程中，自己感觉到非常憋屈，甚至非常违背良心，那你做这个事干嘛呢？
　　记者：您如何看待满足观众喜好和引领观众之间的关系？
　　隆：观众的胃口是慢慢养成的，你给他看什么，慢慢他就习惯看什么，就像你给小孩子吃什么，他的味蕾就会长成什么样。
　　前几年影视剧的一些内容，把观众的味蕾搞坏了。每天打开电视机，扑进眼帘的都是小三、婚外情之类的东西，观众习惯以后，你再给其他东西，他觉得不刺激了。人内心善和恶的东西永远存在，善往上，恶就往下；恶往上，善就往下。所以就看你从哪个方面来刺激它，如果把人不好的欲望刺激起来，那就没有善的位置了。外面吵个架，看热闹的人一定很多，收视率也一定高，但那个东西有营养、有价值、有意义吗？
　　明星高片酬背后的资本思路
　　记者：现在网络平台已经成了影视剧播放的主阵地，您如何看待流量和收视率？
　　隆：流量的本质是明星效应，利用人们对明星的聚焦，带来网络数据流量的增加，这其中点击率就成了一个关键指标。不过一些剧动辄上百亿的点击率，表明所有中国人都在点它，这类数据似乎并不令人信服。
　　其实除了流量的真假外，流量本身有没有价值也是个问题。如果流量带来的是一种对社会不利的、没有营养的、没有价值观的东西，我的观点是不要也罢。
　　记者：现在明星片酬越来越高，据说一位主演在一部剧中开价一个亿，外加10%干股，您如何看待明星的高片酬现象？
　　隆：明星片酬的虚高在这几年中达到了登峰造极的地步，它完全背离了影视剧应有的市场规律，但既然有人为此买单，那就证明平台能通过其他方式把高成本消化掉。比如说一部剧，我们现在的网络平台有的能够出到一千多万一集的单价，如果80集，那么一部剧的网络售价已经高达8亿、10个亿。这个数量级，不管播出平台怎么分销，简单通过广告来消化，是绝无可能的。
　　记者：那平台怎么挣钱呢？
　　隆：实际上是资本在背后运作。比如说平台的投资人，他可以利用这个题材来造势、炒作，形成它资本市场上的升值，用那儿的钱来补这个钱——用互联网界的行话说，“羊毛出在猪身上，狗来买单”，就是说，“我要争在中国视频网站的霸主地位”，这个地位的价值远远大于我在一个单项项目中的营收。
　　这就能解释，网络平台为什么不在意高片酬，因为它要奠定在这个行业里的地位！于是，电视台给它拖下水了，因为电视台同样要确立在卫视平台的地位，这个时候只能不顾成本了。他们要争的已不是当期利益，而是未来由于这种霸主地位所带来的战略利益。
　　一些演员的片酬也被资本带动得水涨船高，现在很多大明星，都有一个经纪团队，甚至也变成一个公司了。演员接作品，不是看这个作品是不是最适合我，而是要综合考量。作品要好，价格还得高。一些演员特别是那些“小鲜肉”，因为网络流量高，一开口就是上亿片酬，已不输好莱坞明星的片酬了。
　　文化自信让主人公有灵魂
　　记者：这次的十九大报告对影视剧创作有什么影响？
　　隆：它确实是对未来文化发展方向的一个重要指引。你文化往哪里发展？为什么要这样发展？我觉得这是一个根。看了报告，觉得心里有底了，感到欣慰的是我们以前的坚持是对的。
　　记者：对您的创作导向有什么影响？
　　隆：这首先是个文化立场的问题。我经常在我们的作品创作会上谈论，我们国安剧中的主人公，他的信仰也好、理想也好，如果他没有对自己国家的热爱，没有对自己职业的坚守，这个主人公的灵魂就没有了。
　　记者：《于无声处》自播出以来已多次获奖，前不久又再次获得全省“五个一工程奖”，但听说您对这部作品还是有很多遗憾？
　　隆：这个片子它之所以能够让我们今天还憋着一股劲，想做一部更好的片子，就因为它有遗憾。它的遗憾在于我们没有很好地解决这个片子的当代性问题。上世纪80年代部分得到了观众认同，但当下这个阶段的表达，我觉得无论是在故事设计上，还是在跟当代更加接轨的这样一种价值观的表达上，还是有一定缺憾的。
　　记者：如果有机会让您弥补这个缺憾，您打算怎么修改？
　　隆：我觉得一定要有现实观照，无论是语言上还是故事讲述上，要让大家感到可以触摸，可以感受，可以带入。还有一个缺憾，就是它没有真正表现出当下中外间谍战中那种底子上的真实，因为中国国家安全领域也在不断拓展，这也是我们在原剧本当中厚度和宽度不够的地方。我想在我们之后的作品中要弥补这个缺陷，要在语境、场景上与当下观众能够产生交流、沟通。
　　记者：您提到语境，现在年轻人的语言体系和上一代不一样，主旋律题材，会不会越来越让年轻观众感到隔膜感？
　　隆：我在接触90后甚至00后年轻人时，毋庸讳言，他们受到这个时代的影响，所关心的东西跟我们前几代人肯定有所不同，但他们对自己国家的热爱这一点没有改变。以前人们老讲国外好，我觉得现在这个情况已经在逐渐改变了，因为很多人出去以后又回来了，他为什么要回来，那就是中国，今天和过去已经不可同日而语了。所以说发展是硬道理，你不能够空喊口号，今天中国的经济已处在世界第二位，那么我个人觉得你本身就向世界证明了你社会主义制度的优越性。
　　记者：您觉得今天的主旋律题材影视剧应该怎么表现？
　　隆：既然是影视作品，你不能按照文件、报告那种方式来创作，包括“信仰”这两个字，不是靠喊口号来传达的。我觉得关键是我们做一个作品要抓住魂魄，你把这里面的魂抓住，用戏剧化的东西来表达，观众才会接受。
　　在《于无声处》中，没有谈到过一句关于信仰的台词，而是让观众通过人物形象、通过这些人做的事情，感受到这群人是有所坚守的，我觉得这就是信仰的最好表达。
　　有的人说我这一辈子没有什么成就，但是我一辈子只干了几件我想干的事，我觉得这就是一种信仰。这种涓涓细流汇成大海的感觉，就是信仰的力量。
　　记者：还有什么新作要奉献给大家？
　　隆：新剧从两年前就开始筹备，这是我第四部国安剧。暂定名《谁与争锋》。讲的是，在新的全球化格局下，西方利益集团对中国的发展采取围剿、用各种方式危害中国国家安全的故事。新剧中所展现的间谍手段和间谍能力，与过去不能同日而语。电视剧的主题就是在这些高手面前，我们的中国国安在干什么？希望在2019年建国70周年时候向国家献礼，这也算是我们对那些为共和国的建设默默无闻做出贡献的英雄们的敬意吧。
　　本报记者 薛颖旦 徐 宁
&徐志斌 社交网络研究者、畅销书《社交红利》《即时引爆》作者
　　在业界备受关注的一定是大型社群，这显然和“小群化”认知不太一样。那么，大型社群和小群之间的关系究竟是怎样的？我们可以从微信群和QQ群的人数上限变化中得到一些启发。在微信的影响下，人们逐步接受了群成员数为500人的上限。在过去，群成员数上限的调整是一个由低到高、循序渐进的过程。例如，微信群在推出之初将群人数限制为100人，500人的大群需要申请特批。不久后，微信将群人数限制上调为500人。这个数字是否合适呢？我在腾讯工作期间曾接到不少诉求，希望腾讯能取消微信群成员数限制，以便一些大公司能构建万人以上的大群，将其员工或者合作伙伴分别纳入其中。而现实中对于千人乃至人数更多的大群的呼声也比比皆是。
　　类似情况曾在QQ群的组建过程中发生过。早期腾讯也对QQ群人数进行了限制，如普通用户最多只能创建100人的QQ群，活跃用户及更高级别的会员可以创建200～500人的大群。在实际运营和用户调研过程中，呼吁放开群限制的声音此起彼伏，用户希望拥有更大群的愿望非常强烈。产品经理意识到：人人想进大群，限制群人数是没有必要的。
　　2015年2月，我也曾面向读者做过一次调查，询问他们“喜欢加入大群还是小群”，这里的“群”是指微信群，这次调查在数天内吸引了124位读者前来参与。其中，希望加入200人以上（含500～1000人群）大群的比例为42%，20% 的人认为群成员只要超过50人就可以，还有26%的人喜欢小群状态。
　　但在对用户行为习惯进行分析后，腾讯产品经理又发现，虽然人人都想进大群，大群数量仍然非常稀少， 500人以上的QQ大群实际占比很小。而大部分用户长期活跃在4～6个群中，多是由亲朋好友、同学同事、同好密友所构成的不足20人的小群。这是社群中最小规模，也是最坚实的存在。
　　人人都想加入大群，
　　人人多在小群中活跃
　　以即时沟通为核心需求的群，人数越多，噪声越大，对用户的骚扰就越大。观察用户行为可以发现，大部分用户加入大群后，最常采取的动作就是关闭消息提示，这正是因为无意义信息打扰过重。当这种打扰持续增加时，用户多选择退群而去。因此，虽然用户希望加入大群，但并不是每天都活跃在大群中，相反，用户更多会在小群中进行频繁和密切的沟通与分享。
　　过去我们所说的小群，往往不超过20人。近年来在QQ群、微信群等影响下，人们渐渐习惯认为100人以下就是小群，100人以上才是大群。但在实际用户的使用习惯中，仍以20人以下的小群为常态。
　　与电脑相比，在手机上使用微信时，被打搅的感受会更加强烈，腾讯因此将群人数限制在500人。未来或许会再度对群人数进行调整，但至少短期内将会停留在这个数字范围内。
　　优秀社群的三个标准
　　不论是微信群还是社交圈，都显现出“大群松散沉默，小群紧密活跃”的特征。许多企业和运营者虽然眼望着大型社群背后的高转化率和高活跃度，但这些结果恰恰是小群呈现出来的典型特点：在“三近一反”构建的基础上，小群中的人们互相认识、信任有加，且高度活跃。
　　这三个特点甚至可以用作衡量一个社群是否优秀的三个核心标准：
　　1.人们相互认识
　　成员在社群之中能结识多少好友？这个指标代表了紧密度。一个成员在社交圈内部的好友越多，说明成员在社交圈中的地位越重要，质量也越高。在一个社群中，好友数量越多，人们在这个社群中留存、黏着，或者活跃的时间就越长。在现实中，许多社群安排线下活动时会布置相当长时间的“破冰”，就是这个原则的实际运用。
　　实际运营和运用社群时经常会产生一个困惑：在单一社群中，人数增长过快是不是好事？许多社群反而因为新人涌入过快，导致人群没有足够的时间来互相认识，从而出现下滑。解决方案取决于新加入的用户和老用户之间能否相互结识，或每位用户在社群中结识的好友数量。
　　值得注意的是，平均数对社群来说毫无意义。如果1000位新人不认识任何一位老用户，就算平均数再高，也仅仅意味着某些用户占据了过多资源。只有大部分用户互相相识时，社群才会持续活跃。
　　2.人们互相信赖
　　成员是否信任其他人？这代表信任度。信任成本最低是促成社群高转化的基础。如腾讯曾小范围分析过QQ群的转化数据，发现能达到50%左右，即每两次分享到群中的商品信息，会有一条产生销售转化。
　　我的宝贝得米在我写作本书时已经两岁了，在她的成长岁月里，妈妈为她买下了大量玩具，也报了许多兴趣班。回顾这些决策，许多都来自于妈妈群：我妻子所在公司中宝宝年龄相近的妈妈们组成了一个小群，宝宝们的教育、成长等事情都在小群中互相分享、讨论。因此经常会发生一位妈妈用过某商品后在群内推荐，大家一起团购的现象。其中就包括一起参加昂贵的兴趣班、团购新上市的某些玩具等。
　　3.成员之间频繁互动
　　互动次数和互动频次代表着时间货币。衡量一个社群是否具备价值的一个核心指标，是看社群消耗用户的时长有多少。通常，用户停留时间越长，表明社群对用户的影响越大。其中最主要的消耗发生在成员之间的频繁互动中。
　　业界经常讨论的社群运营，几乎都是指全力推动时间消耗，在这个过程中形成了许多方式方法。我们可以简单地将这些运营方法分为两种：“强运营”和“弱运营”。在这里，我们可以先提出一个问题：在用户消费无数社群的当下，如何才能吸引他/ 她在“我的”社群里长期活跃和互动？
　　这实际构成了一个矛盾。早期吸引企业关注社群的原因，可以总结为“两高一低”，即高活跃、高转化、低门槛。今天，企业进入或组建一个社群貌似非常简单，新产品的不断推出都在持续降低着社群门槛（同时也改变着社群的形态），当信息进入社群时，转化比例通常高于其他推广形式。这对许多企业的推广和营销部门来说是一个非常好的消息。
　　只是，用户体验（信息骚扰程度）和小群状态又为社群建置了新的门槛。当企业或品牌将用户、粉丝通过社群的方式维系、组织在一起时，信息骚扰会限制人群规模和转化效果。要形成大群效应，必然要解除这些束缚。因此，大型社群面临两个关键考验：
　　一是社群的组织方式。在当今移动状态和社交网络带来的人人平等、人人都可发声的架构下，噪声和骚扰非常大，遴选有价值信息的成本也十分巨大，用户逃离或沉默的比例急剧上升。因此，将一大群人直接围拢在一起的方式必然变得不可行。如果自己去管理和运营一个个小群，也注定无法成行，成本会成为最大的阻碍。
　　组织方式考验的是，用户已经活跃在一个个小型社交圈中，大型社群要通过什么方式，才能将无数小圈子、小群牢牢凝聚在自己周围？
　　二是信息的传播扩散方式。在用户活跃的小群中，关系链就像是一道天然防火墙，将企业阻挡在外。因此，在组织方式之外更考验信息的传递方式，如何能穿透并触及无数小群，影响和覆盖应有的目标人群？
　　“微信读书”和“全民K 歌”两款应用都不约而同地运用到了利益驱动（微信读书的“买一赠一”“赠一得一”两个功能和全民K 歌的虚拟赠品功能），及荣誉驱动（微信读书的好友排名和全民K 歌的好友擂台），这是社交六大驱动力中最常见的两个，社交也从这个角度给出了自己的解决方案。
　　（摘编自徐志斌新书《小群效应：席卷海量用户的隐性力量》一书）
&1975年新华日报第五期通讯员培训班学员合影，后排左三为作者。
　　日，晴天丽日，热风拂面。位于南京市江东中路369号的新华报业传媒集团1号楼，来了一批年逾花甲的参观者。他们上楼下楼，看这看那，一脸兴奋， 一身是劲，在大堂巨大的灵璧石前合影，相互留下欢乐的瞬间。他们白发迥异垂髫，但叽叽喳喳交谈喧哗，倒像一群孩子。
　　这群人就是我们，40年前新华日报第5期通讯员培训班的学员。多年未聚的我们，听说新华日报搬了新大楼，便决定一起去看看。大家选定儿童节相聚，颇有点浪漫，但也有含意；聚会的主要内容是参观报社新址，并郑重地将其定名为“回娘家”。
　　日，来自全省各地的24名通讯员，走进了南京市中山路55号新华日报社的大门，参加通讯员培训班。我们分别来自农村、农场、工厂、铁路、矿山、机关等，分布于当时全省所有地市。办完报到手续，我们被领到报社编辑部对面的3楼大礼堂，在礼堂靠里的墙壁处，用木工板隔出了几个房间，就是我们的宿舍。培训班第一阶段是上课，共有二三十节课，老师以当时的报社领导、各组组长（即后来的处长、现在的部主任）为主，还有资深编辑记者。课程内容分为三类：一是学理论学毛著；二是讲各类报道，从政治经济到科教文化，还有更多细分，如经济分为农业和工商，农业又分农村农民和农业生产等；三是讲各种体裁，从消息通讯到评论调查报告等。课程安排得很紧凑，几节课听完是小组讨论，一周一次全班讨论，有时白天来不及，小组活动就安排到晚上。
　　完全可以用“倾盆大雨”来形容这样的课程安排。我同宿舍有位苏北农村的通讯员，白天听课来不及记，就在笔记本上不断留空，画上只有自己明白的各种符号，晚上找个有灯光的地方，根据符号提示，凭记忆把空白填满，整理时涌出的领悟、体会、联想，也一并记上。他是个当日事当日毕的人，几乎每晚都到一两点才轻手轻脚地回来。他终日穿一双军绿色部队跑鞋，又难得洗脚，脱鞋袜时一股渥湿难闻的气味立即弥漫开来充溢整个小板屋。记得当时开玩笑说，我们几位同学常常不是被他的声音吵醒，而是被这气味熏醒。女生宿舍也有类似的事。在几十年后的一次聚会上，一位女生笑着说，她睡眠不好，好不容易熬到夜里一两点迷糊起来就要进入梦乡，“夜猫子”回来了，尽管“夜猫子”十分小心，但还是会有声响，她的睡意立即被赶到九霄云外去了，心中满是恼怒，又不能表现出来，只得憋着。“夜猫子”女生接上来说，听到这位同学一次次在床上重重地翻身、不时大声地呼气，她明白这是对自己的抗议，但她改不掉“夜猫子”的“毛病”。从偏僻乡村到了新华日报这样一个全省仰慕的单位，大楼里有那么多能写会编的编辑记者，资料室里有那么多书报杂志，真的像一下子掉进了知识的海洋，就想尽量多学一点，所以，只能倍加小心地放轻手脚和动作，只能在心中怀着深深的歉意……
　　培训班第二阶段是熟悉编辑业务、下去采访实习。24个人被分到各个组室。我到了理论组，带我的老师是程晶明。程老师40多岁，平时寡言，拎只布口袋准时上下班，在办公室主要是看稿。那时来稿多，每天多则几十篇，少则十多篇，程老师把来稿整齐地码放在桌子的左前端，上面用一块不知什么质料的石头压着。我去的第一天，他很简单地问了些基本情况，就从来稿里分出20多篇，叫我看看。过了几天，我把觉得能编的编了，一起送给他。他每一篇都很仔细地看了，认为能发的，都很认真地作了修改，不能发的都写明原因。他把稿子拿到我的桌旁，我立即垂手而立，他笑着叫我坐下，我坚持站着，他也不强求，言简意赅地讲了对每篇稿子的处理意见。他走后，我一一反复琢磨，这是真正的耳提面命啊！有3篇我认为能用，被他毙了，有两篇我毙了而他编了。在我编过的稿件上，他用红笔作的增删之处，看得我脸红心跳，但又十分佩服，从对观点的理解到对行文的把握，感觉学到了很多。在编辑部实习了约半个月，那年6月，程老师给我讲，去赣榆采访一个公社党委学理论的情况，要我先去资料室看剪报作准备，我很高兴。我老家在偏僻乡村，除了上学，哪儿都没去过。火车、汽车整整一天半的行程后，我们到了赣榆县金山人民公社，在十分简陋的招待所住下后，就抓紧一切时间采访。当时金山公社党委有16个党委委员，程老师一一采访。党委书记是位抗战时期参加革命的老同志，程老师专门和他谈了两次。还开了公社干部座谈会和部分大队支部书记座谈会。采访结束后，程老师决定，写一篇新闻、一篇理论文章，叫我先拿初稿。我因为早就边采访边构思，接到任务时腹稿已成，一天半就交了稿。程老师用半天时间看了，晚饭后和我长谈了一次。此时我才知道，程老师上世纪50年代末从复旦大学新闻系毕业，分配到新华日报，专业功底厚实。他对我讲，新闻是关于事实的报道，必须抓住核心事实；理论文章是提出见解或阐述观点，必须抓住核心观点；无论写哪种体裁，都须惜字如金，就是必须言之有物，空洞的文章没人看；报道成稿后，首先要检查是不是把最该报道、最重要的事实写了……这次长谈起码一个多小时，大大改变了我对程老师寡言的印象，更重要的是，所谈内容对我来讲如醍醐灌顶，印象深刻而受用终身。第二天，我按照程老师的要求又改了一稿，之后全由程老师处理。那时报社的稿子，在组一级审定通过后，要寄到被报道单位审核，因为程序复杂，全凭信件寄来寄去，再加上理论报道时效性不强，到8月才见报。有意思的是，1981年上半年，我在南京师范学院新闻班就读的第4年，全班到新华日报实习，带我的又是程晶明，真所谓师生重逢，今世有缘！实习期间，他让我采访省科委下属的省发酵研究所一位牺牲在岗位上的女工程师的事迹，当我把题为《献身》的通讯交他审阅时，他说了句：读不读书就是不一样。你今天对报道核心的把握和对通讯这种体裁的把握，与1975年培训班时相比，大不相同了。程老师后来主持过《新华青年》专版、扬子晚报的《新闻茶座》，可惜因病去世好多年了，我在内心里一直把他作为我在新华日报的第一位老师来记忆和怀念。
　　3个月的培训班生活，同学们与报社的编辑记者直至领导很快熟识，同事般相处。我们在食堂吃饭，常常看到樊发源总编，拿着一个有两三个隔层的餐盒，排队买饭。老樊（那时报社上下都这么称呼他）认识我们中好多人。有位怀孕的女学员，一天不落地上课，后来去农村组实习。她在楼梯上遇到老樊，老樊说：你有两个特点，一是坚持参加培训，二是字写得很好。想来，这位女同学在农村组编发的近20篇稿件，老樊看过不少。我们与编辑记者一起吃饭时谈笑风生，气氛轻松愉快。有一次吃早饭，一位学员先喝豆浆再吃馒头，工业组的一位编辑一本正经地说：要先吃馒头再喝豆浆，因为在饥饿的情况下，豆浆中的蛋白质会被当作淀粉吸收，那就可惜了。这真是新鲜知识！当时辨不清是真是假，反正立即引来一片笑声。
　　7月10日举行结业典礼，报社领导讲话，我代表培训班同学作汇报发言，报社领导、编辑部老师和全体学员合影。这3个月，我终身难忘。在那个知识荒芜的年代，我们这批年轻人平生第一次知道，新闻是有学问的，第一次懂得了知识的价值，尝到了知识的甘甜。这是一次新闻专业能力的启蒙，又是在新华日报这么一个友爱的大家庭中接受的启蒙。这样的启蒙，奠基于我们人生的初始阶段，几乎影响了我们的一生，40年来我们一直念念不忘，这就是我们把40年后的聚会选在儿童节，把参观新华日报新址定名为“回娘家”的初衷。
　　就在那次聚会后，我们决定建个微信群：“新华同学会”。这个群一直很活跃，我相信，它会持续活跃下去。
　　（作者曾任新华日报副总编辑、省委宣传部常务副部长、省记者协会主席）
　　上世纪70年代后期，我担任射阳县四明公社（现四明镇）专职通讯报道员，少不了与新华日报打交道，给我留下深刻印象的，是报社从社长总编到编辑记者融洽的人际关系，这从“老”与“小”的称呼中可见一斑。
　　“老樊啊，修改后的小样给您过目。”
　　“好的，谢谢你！小王！”一个20来岁的青年记者，丢下稿子离开了。
　　这是我1979年秋天到报社送稿，在食堂吃饭时看到的场景。被称为“老樊”的人60多岁，花白头发，边吃饭边看稿。和我同来的县报道组的老顾小声告诉我，他就是新华日报总编辑樊发源。
　　“老樊啊，您刚才多给了五分钱菜票，找给您。”
　　“好的，谢谢你！小陈！”老樊面带笑容地回答。
　　送饭票的是从食堂后厨走出来的30多岁的炊事员。
　　老樊吃完饭走出食堂不远，一位老奶奶一路小跑追上来：“老樊，您的挂号信！”
　　老樊停下，接过传达室老奶奶递来的签字簿和用棉线拴着的圆珠笔，签了字，依然是那句感谢语：“好的，谢谢你！老张！”
　　我心中困惑：从职务上讲，樊总编是报社一把手，当过省委宣传部副部长，正厅级干部；从资历上讲，他在延安时期就是著名报人；从年龄上讲，他是长者，为什么老老少少都喊他“老樊”呢？
　　这个“谜”老顾帮我解开了。原来新华日报社从领导到员工，多年来相互间一律不称职务；年长的在姓氏前面加个“老”，年轻的在姓氏前面加个“小”，对中年人就直呼其名，尽管不少人是处级干部。
　　一生都脱不掉“小”字的人也有，比如和我同乡的耿慕贤。他上世纪80年代离开报社，回到家乡盐城从政。90年代初，我同他到南京出差，散步到新华日报社大门口，突然听到亲热的问候声——
　　“小耿你什么时候回来的？”传达室老大爷迎了上来。
　　“小耿，到我家喝杯茶啊！”打扫卫生的老奶奶也凑过来。
　　早应该进入“老”字行列的耿慕贤，像和家人久别重逢一样，与两位老人拉起了家常。
　　有人也许会问，上世纪八九十年代，社会上流行对领导称“老板”，副职去副字，名片上“高配”职务，新华人能坚持不称职务的好传统吗？回答是“能”！
　　据我所知，樊发源之后的历任社长、总编都继承了不称职务的好传统。上世纪90年代中期，周正荣担任总编。一次我到南京办事，到报社看望他。到了新华大厦传达室，门卫问我要见谁？我说要见“周总编”，门卫愣了足有十多秒后，又补问一句：你要见谁？我只好直呼其名：“要见周正荣总编。”
　　“噢，原来你是要见老周啊！”门卫显然不习惯我叫他们领导的头衔。
　　进了老周的办公室，他告诉我，报社的房子可以变，机构层级可以变，领导可以变，但是，新华人上下级之间不称职务的优良传统不会变。
　　1849年，英国电力工程师威楼拜·史密斯正在为一家电报公司工作。彼时正值大建基础设施的热潮，电报的商业推广方兴未艾。美国人发送出人类历史上第一封电报的5年后，伦敦的电报公司杜仲橡胶公司就已经在着手埋设用于电报的海底电缆了。这条电缆，一头在英国东南部的多佛，另一头在法国北部的加莱，都是英吉利海峡沿岸城市，二者之间是英国到欧洲大陆的最短途程，电报电缆建在这里最为划算。不过，要制作一条大约48公里长的电缆，又是海底作业，还是花费甚巨。
　　史密斯当时的任务，就是确保电缆在埋设入海前没有故障，免得返工再花冤枉钱。史密斯摸索出一套检验线路是否完好的办法：用电阻很大的半导体材料硒制作成棒，来检测电缆。作业是在大洋之中，肯定得加班加点免得发生不测，于是有趣的现象发生了：史密斯发现，每次一到晚上作业，硒的电阻就很大，而一到白天作业，硒的电阻就变小，导电性变好了。
　　史密斯就想：到底是光还是热改变了硒的导电性呢？于是他做了个实验：制作了一个开口可以滑动的暗箱，观察暗箱打开瞬间硒棒两端电阻的变化；箱中有水，水隔绝了硒棒温度的快速变化，但是并不隔绝光线。结果史密斯发现，根本不需要时间升温，一旦暴露在光线之下，硒的导电性就立刻增强。这个结果使史密斯得出结论：根据光强度的变化，硒的电阻会发生变化。
　　多年之后，大洋彼岸的美国人查尔斯·弗里茨受史密斯的启发，设计出一种捕捉光能的新办法。弗里茨将硒板置于一块金属板上，再往硒板上覆盖一层用导电性极好的金属制成的半透明箔。1884年，弗里茨把这样的几块“电池板”连接起来，放在他纽约住宅的屋顶上，不出所料，弗里茨发现这些设备在发电。很快弗里茨又发现，不光是太阳光能使硒板产生电流，就连煤油灯也行。当时爱迪生点亮纽约所用的发电机是烧煤的，问世也不过3年，应用范围还很有限。弗里茨想，需要电的人那么多，发电厂却那么少，如果在偏远贫穷的地区，每户人家都能用太阳光发电，那将是多么大的市场啊！
　　兴奋的弗里茨不想直接和爱迪生硬碰，就把自己的发明寄到德国，让与爱迪生比肩的普鲁士皇家学院的物理学家、发明家、企业家——创办西门子公司的维尔纳·冯·西门子评价评价。西门子对当时被称为“光电”的现象非常感兴趣，对弗里茨赞许有加。然而让人失望的是，尽管有大佬加持，当时的科学界仍对人类历史上最早的发电光伏板不以为然。
　　为什么？因为与成熟的电磁感应理论和汽轮发电机不同，当时没有任何一种科学理论可以解释弗里茨的发明。和今天一样，当一个事物很难用现有的科学理论加以解释时，很多“迷信科学”的人会斥之为歪门邪道，光电在当时科学家们的眼中，就是歪门邪道。更何况弗里茨制作的光伏板，效率只有1%，而造价极高，因为那层覆盖在硒板之上增强导电性的金属箔，是用黄金制作的！
　　光伏板重见天日，要再等上70年。首先，1905年爱因斯坦提出了光的能量和光子的概念，光子的能量将硒原子所带的电子从其轨道中“解放”，之后，自由电子的流动就会形成电流，这为解释史密斯的发现、弗里茨的发明提供了理论依据；其次，上世纪50年代专攻半导体和晶体管制作的美国贝尔实验室，意外发现硅的光感性、导电性远比硒优越，经过一系列的实验和改良，硅制光伏板的效率达到了6%，终于具备了与其他能源竞争的能力。
　　弗里茨当年自产自用的能源乌托邦，如今已几成现实，这真要感谢不“迷信科学”的大科学家爱因斯坦替他圆梦才是。
　　只相信现成的理论，没有不断探索的精神，不是科学，是迷信。
　　那天，我从苏州火车站乘车去扬州寻找一条小街。这条小街和苏州、和昆曲有着某种联系，叫苏唱街。
　　苏唱街在扬州城南，苏唱街的故事是扬州的城南旧事。明清时期，苏州人去扬州，一般怎么走呢？他们会沿着大运河到镇江——京口瓜洲一水间，在那里过了长江继续走水路，直到扬州城南门渡江路附近上岸。挑着大包小包的行李，他们开始寻找落脚点，沿着渡江路往北走上数百米，正感到肩上的担子有些沉，顺势往右一拐，就是苏唱街了。
　　或许苏唱街那个时候还是一条无名的小巷，只因为操着吴侬软语的人多了，这小街才有了名字。“苏唱”是一种扬州视角，我想，起名的一定是个喜欢看戏的扬州人。他遵循了一定的命名规则——苏州工匠制作的红木家具，气质华丽典雅，被称为“苏作”，因此，依照苏州唱法来表演昆曲，也就称为“苏唱”了。
　　那时，苏州人去扬州是为了表演昆曲，自己演或教扬州小姑娘演。昆曲兴盛后，各地都把苏州昆曲视为正宗，徐渭早就说过，苏州的昆曲流丽悠远，最为荡人。扬州则有昆曲艺人的“生产线”，叫“扬州瘦马”——来自贫寒人家、营养不良、瘦弱的女孩子。购买女孩子的中介是上了点年纪的女人，叫牙婆。牙婆到了女孩子家，坐在厅里，对女孩子说“姑娘拜客”，这是为了看她的身段；说“姑娘往上走”，这是为了看她的步态；说“姑娘转身”，她转身朝门外亮处看去，面容就显现出来；说“姑娘借手瞧瞧”，乘机将她的衣袖捋上去，皮肤的好坏一目了然；说“姑娘瞧瞧相公”，看她是否明眸善睐；问“姑娘几岁了”，考察她的声音。声音放在最后考察，却是最要紧的。“千家养女先教曲，十里栽花算种田。” 郑板桥的诗句记录了那个时代昆曲教习的盛况。温饱没有着落的女孩子就这样找到了职业，成为昆曲家班的演员，或者瘦西湖上的船娘。
　　苏唱街的中段有一口老井，井绳的印子深得像镌刻上去的，不知道要几百年，才能磨出这样深的痕迹。在燠热的初夏，我在苏唱街盘桓，与老街对话，与曾经飘荡过水磨调的空气对话。走得热了，在井边打点凉水洗把脸。好几百年前，那些刚刚吊完嗓子、刚刚练了功的女孩子，也会叽叽喳喳，小鸟一样挤在井台边洗脸吧。
　　从渡江路拐进苏唱街，右首就是著名的扬州浴室。在街上碰到好几个步行或骑电动车的女孩子，问她们这里为什么叫苏唱街，没一个人说得出。
　　幸好还有扬州话，尽管和苏州话相距较远，但都有入声，住在苏唱街上的苏州昆曲艺人们一定吸收了不少扬州话吧？特别是些丑角，本来说苏州话，为了入乡随俗，也为了吸引观众，改说扬州话，想不到演出效果格外的好。走在苏唱街上，隐隐约约听到哪家收音机里放着扬州评话或是扬州清曲，尽管如今这已经不是苏唱街的主流了。抬头望去，苏唱街东端朴素的青砖围墙里，枇杷树碧绿的叶子跃跃欲试，伸出墙外，当年，这样的景象想必会勾起苏唱街上苏州艺人们的乡愁吧？因为这正是苏州街巷里卖枇杷的担子川流不息、叫卖声此起彼伏的季节啊。
　　有一个时期，扬州城里最有名的昆曲戏班是老徐班。一天，一个乡下人来到苏唱街上的老徐班，邀请戏班到乡下演戏。掌柜的一看乡下人粗陋的模样，便故意刁难，说，我们戏班每天必须吃火腿，喝松萝茶，而且每演一本戏都要三百两银子。这贵得离谱了，当时的市价，四千两银子就能买下整个戏班子，包括所有演员和行头。这本是掌柜为了回绝而开出的条件，想不到乡下人竟全部答应。
　　在乡下演出的那些天，乡下人把火腿、松萝茶和银子扔在戏台上。而演《琵琶记》时，演员不小心唱错了工尺谱，乡下人则大声叱责。这时候，戏班子的掌柜才知道，乡下人是个填词度曲的专家，连忙道歉。
　　在苏唱街东头一个院子里，长着一棵参天银杏，高大的树冠蓊郁滴翠。据说几百年前，这棵树长在苏唱街上的一座庙里，后来，沧海桑田，庙没了，银杏树还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