高西庆：我不想讨好什么人 重要的是把真理弄清楚|高西庆_凤凰资讯
高西庆：我不想讨好什么人 重要的是把真理弄清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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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谈到投资的时候，高西庆有过一句名言，他说，希望大家能稍微减少一点赌性，把眼光放长远一点。
原标题：&好为人师&高西庆 高西庆：我不想讨好什么人，我觉得重要的是把真理弄清楚。 解说：资本市场里，他几番大起大落。功成身退后，他只愿教书育人。 高西庆：对年轻人我总是很愿意跟他们多说一点。 解说：《名人面对面》，&好为人师&高西庆。 许戈辉：你为什么参加过很多学校的家长会？ 高西庆：我自己的孩子，妹妹的孩子，弟弟的孩子。 许戈辉：你妹妹的孩子你也去参加家长会？为什么啊？ 高西庆：因为第一我有兴趣，第二他们觉得因为我是长子，长子如父，所以家里的事都我管。我们家下一代七八个孩子，都是我管，那孩子很不高兴，孩子都怕我。 许戈辉：是吧？ 高西庆：对。 许戈辉：他们以后才能够知道这意味着什么。 高西庆：是啊，我老跟他说，我说等你想起来的时候，你只能到我坟前去流几滴眼泪，只能这么说。 许戈辉：对。他们会觉得说祖上积德，自己的亲戚里面能够有这样一个教育界的高人。 高西庆：不敢说教育界的高人，反正我还是比较好为人师吧。 许戈辉：今年61岁的高西庆，有一份非常漂亮的履历。他曾经是改革开放后最早的留学生之一，美国杜克大学的法学博士。上个世纪80年代末，他参与创建中国的股票市场，后来官至证监会副主席。在职业生涯的后期，高西庆又转行投资，退休之前，他是全球最大的主权财富基金之一&中投公司&的老总，掌握着上千亿美元的国有资产。 我曾经多次在一些重要的会议或者论坛上见过高西庆。不过有一次，他的形象非常特别，当时他是会议的主要发言人。可是当他上台的时候，一只胳膊却打着绷带，挂在脖子上，那个形象让我至今记忆犹新。 解说：高西庆酷爱体育，他不光喜欢骑车、登山和难度颇大的单板，还把这些爱好传给了自己的孩子。高西庆经常和儿子一起在野地里滑雪。不过，对他们父子来说，滑野雪还算不上最具挑战性的运动。 高西庆：我们每年要好几次带他们出去，每次大假期带着。比如我们几家人一块带着六七个孩子穿过整罗布泊，罗布泊是每一滴水，每一滴油，每一口饭都是自己带着。你要是万一没了，只要迷了路，你死在那了，准死无疑，因为那个地方是完全无人区，任何东西没有，我们五天时间里只见到了一个生命，就是一个这么小的一个蜥蜴。 前几年，从博鳌骑自行车骑到。200多公里，中间那两天正刮台风，中间一天风实在太大，树都刮倒了。头一天骑了90公里，第三天骑了100公里。孩子还有八九岁的孩子啊，那走不动了，走不动，稍微歇一会儿，歇一会儿继续走。这个我说你城里的孩子为什么不能做这样的事呢。然后有好多的，平常你周末了你干什么，上山爬山去，上不动了，上不动了继续上。再上一百台阶给你什么奖励。 许戈辉：这个确实是对这些孩子是有作用的。 高西庆：有很大好处。就是说他碰到了这一类的事，需要能够坚持继续咬着牙再差一口气。觉得哎呀我一定完了完了，不行了，不行再坚持一下，不行再。就是毛主席当年说过一句话，说很多胜利都产生在最后再坚持一下的努力之中，我觉得这对很多孩子是非常重要的。 解说：高西庆觉得，&受苦&是一门必须的家庭教育。 高西庆：3岁看大，7岁看老。这个阶段就是两三岁到七八岁这时候，太重要了。就是至少要让他有乐观的生活态度，有愿意吃苦的精神，这个太重要了。如果他这时候他不愿意吃苦，他干什么事都愿意挑那个更容易的路走的话，再往后面就是真的不大容易。 解说：44年前，17岁的高西庆开始了他人生中的第一份工作，参加襄渝铁路建设，这段经历对他的影响一直绵延至今。 高西庆：我们当年修铁路的时候，我好几次干活，当时太阳晒，扛着几百斤重的石头，几次就摔在那儿就起不来了，休息两分钟起来继续干活，没有什么说的。因为饭也吃不饱，但是你就继续坚持。我们那时候一到过年过节，就得给党献礼。春节三天假，三天连轴转72小时，他们就老说我一天一夜没睡觉，我说我曾经三天三夜不睡觉，在我的历史上最少有个四五次。 解说：和高西庆一起，从出发去修铁路的有二万五千名中学生。他后来说，在他们那个年代选择不多，他们只有&好和坏&两种选择。相比于哥哥姐姐们下乡插队，修铁路，显然算是一个更好的选择。 高西庆：所谓中学生，我们其实没上过中学。但是中学我们就是跳忠字舞，挖防空洞，斗争老师什么这些，学毛主席语录。两年，然后就得下乡了，结果下乡就是修铁路，大家都很高兴人人都想去，为什么，觉得至少是一个工作。 解说：每个月工资拿到手，只有13元钱，付出的体力却几乎没有尽头。对高西庆来说，这些都可以接受，最难过的是填不饱的肚皮。 高西庆：大家都干极重的体力活，都吃不饱饭。因为它是定量的每顿，所以那几年大家充分的体会唯一就是一个字&饿&，饿得不得了。 许戈辉：你有没有因为那个脑瓜比较灵光，就会偷懒一点？ 高西庆：我因为脑瓜差一点，所以我其实干的活更重，吃的饭更少。为什么，我有相当时间当班副。你知道在部队里是有这个规矩的，每次打饭都是由班副去拿，班副分。我当班副的时候，我要给别人分饭，所有人就盯着你那根勺子。我要给别人一个一个打完了之后，我自己最后拿。所以我的那份饭要明显的少于别人，人家才觉得你公平。 解说：修了3年铁路之后，高西庆调回了西安的工厂，又顺利去了北京，当上了工农兵大学生。后来又成为了改革开放之后最早的硕士研究生之一。即便到那个时候，高西庆还是愿意&自讨苦吃&，帮助学校教工，干一些重体力活。 高西庆：外在的环境早期受罪、受苦，这个非常重要。当然这个苦要受到恰到好处，受了太多的苦呢，就变成一个彻底悲观主义者，这个也是，我也见到很多例子。但是，我说我就特别庆幸，我说我受了很多苦。但是我受的苦呢，都没有长到使我最后对人性产生最终的怀疑。
解说：在北京外贸学院法律专业硕士毕业之后，1982年，高西庆身上揣着17美元，赴美国深造。一年之后，他进入美国杜克大学，攻读法学博士。那个时候，旧金山机场外，一边8车道的宽阔公路让高西庆惊讶万分。律师事务所里，实际用到的国际商法，与他在国内学习的内容也是天壤之别。不仅如此，就连大学里的第一堂课，也给了高西庆巨大的冲击。 高西庆：等我去了杜克大学之后，头一节课，每个人面前都有一本书，我说我怎么没书啊。然后老师一上来马上直接就点一个人名字，谁谁谁你给我回答，关于什么什么，就说到一个案例里面的具体情况，说那个是发生了什么事，我都傻眼了。我说哎哟你们怎么知道，我问旁边的人，你怎么有书啊。他说是啊，买的。我说谁告诉你的，他说你没接到通知吗，早都有了所有人。学校里面有那么一个公告牌。你被认为你应该知道的，应该到那去看。然后说，你应该准备什么样的材料，然后去下节课要看多少书。我这时候才慢慢体会到，美国人他这个教育方式是对于个人的能动性，是比我们这个发掘得要深很多倍。 许戈辉：我们以为美国的教育会是很宽松的，大家玩着就已经毕业了。可是在美国是不一样的，对吧？你考可以有很多次机会来考。但是你进去以后，行不行那就看你自己了。 高西庆：他把这个压力内化了，因为一个人对自己总得有一定的压力。当然了它那个社会整个结构它的生活哲学就认为你不能，你外界人不能给人太多压力，包括父母在内。 许戈辉：内化的前提又是给你充分的自由选择。你去学什么专业你可以自由选择，你怎么学你可以自由选择。在你自己有充分自由选择的前提下，但是让你自己给自己加码。 高西庆：这个很重要在哪呢？我把社会管理和家庭管理是等同来看的。在家里我们基本原则就是，你要做什么事，你想好了，你的选择，这些选择在这儿你选择。选择完了，选坏了别抱怨我。我们现在就是，我们的社会，我们的政府官员基本上还是用父母官的心态来管。你何不把这放开说，你选择吧，选择都给你，将来出了错那是你的事，别抱怨我。这样你政府没有这么多，你用不着这么多官员了。小政府大社会就这么形成的，政府官员少了，你不可以提高政府官员的工资了吗。政府官员有了体面的工资不是用不着贪污了吗，是不是？ 许戈辉：说起来好像很顺理成章。 高西庆：我一直是这个观点，我一直是这个观点。 解说：美国式的教育，给高西庆这个土生土长的中国人出了难题。不过，这也让他渐渐明白，凭借他本来就擅长的吃苦，努力和乐观的精神，在这里，同样可以获得丰厚的回报。 高西庆：在美国上法学院苦不堪言。我当年我跟教授谈起来，我说我比别人苦，因为我是不同的文化，不同的语言，对我来说都是生疏的。那教授就笑了说，别跟我说这个，法学院这门语言对所有的美国孩子是一样的。跟你是一样的，都是外语，普通美国人根本看不懂我们写的什么。后来他给我举例子，就我写的论文。他把我那个论文拿出来，挑出几个词，这个词你现在拿着它，到达勒姆，就是那个城市的中心。你在那儿，城市中心每天中午的时候，就会有银行家，这些律师在那来回走。你在十字路口你去问，我给你保证十个人里如果有一个人知道你写的是什么，这个词他懂，就算好的。他说这些东西已经是很不一样的东西了，大家都得努力。当时听了我就很受鼓舞，因为我原来怕我比别人差很远。 许戈辉：对，你后来发现大家在同一个起跑线上。 高西庆：其实大家差的不那么远，而且等我努力完了，最后等考律师的时候那一天，总共有950个人在一个屋子里考试。 许戈辉：这样的。 高西庆：那个桌子大概有，我估计大概有个两三米长。桌子两头一头坐一个人，那个屋子就整个一看出去那个非常壮观，那桌子摆着。跟我一个桌子那个人很糟糕，差不多2米高，从头到尾考那两天一直在抖。他抖的时候那个桌子全都在抖，你可以想象是什么感觉，一直整个桌子就那么抖。 解说：在当时来自大陆的中国留学生当中，高西庆是第一位取得美国律师资格的人，而且迅速获得了华尔街的工作机会。1988年，他又放弃了这一切，成为了最早的&海归&之一。留学的几年时间，高西庆最大的收获在于开阔了眼界，也学会了用开放的心态看待问题。不过在骨子里，他始终是个中国人，土地和时代的烙印，深深地刻在他的身上。 许戈辉：这次采访，高西庆和他的秘书两个人是坐着地铁来的，也是坐着地铁离开的。走的时候，高西庆还拿走了喝剩下的半瓶矿泉水，他说，不想浪费。从说话，到做事，再到思维方式。很多人都觉得高西庆是一个彻头彻尾的&海归派&，不过他本人却并不这么想。 我相信你的很多观点，在理论上听起来都非常有它的合理化、逻辑性，但是人家会说，哎呀，高西庆，海归，不接地气，不针对中国的实际情况，是吧？这种对你的这个评价。 高西庆：这个我很愿意跟所有人辩论，我们也辩论很多次。 许戈辉：人家包括连你喜欢辩论这事都归于海归。这个，动不动就在抬杠较真儿。 高西庆：这个那他们就是完全不了解我。包括我运动，他们也说你这是在美国学习的。我说别搞错了，比如辩论，我们在修铁路的时候自己搞了叫共产主义劳动夜校，就是一帮孩子，当时都是十六七岁的孩子，我们所有的东西都是公社制，我们每个月的钱是放在一块的，谁需要就给谁花，没有任何的这种所谓你的我的这么一分。在学校里学习，每天辩论，我们把所有的马克思主义，从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科学社会主义到哲学，到所有东西天天辩论。那是十几岁的时候，跟美国人一点关系都没有。 许戈辉：问题是你，如果要是以后你进入了官场，到了这个机制下，你天天跟你的上司辩论，哪都不讨好嘛。 高西庆：你最后这句话说的很重要，你讨好别人，所以你就不得不过得很郁闷，很纠结，很悲催。我不想讨好什么人，我觉得重要的是把真理弄清楚。 解说：作为证券投资界元老，高西庆参与了中国证券市场的创建。12年间，他两进两出证监会，推进证券市场的法制化和市场化进程，官至证监会副主席。2003年，高西庆转向投资领域，任职全国社会保障基金理事会党组成员，副理事长。2007年，高西庆出任中国投资有限责任公司副董事，总经理。身兼要职的同时，高西庆从来没有放弃另一个身份，那就是老师。从普通教师，到教授，博士生导师，同时在中国和美国的大学教书。2014年初，高西庆从中投公司退休，在中国资本市场中，几经&大起大落&之后，他身上唯一没有退掉的，就是老师的身份。 高西庆说，到了他这个年纪，常常纠结一件事，过去的经历，哪些源自偶然，哪些又是必然发生。虽然没有确定的答案，但他还是会告诉学生们，要学会吃苦、要努力、要乐观。 高西庆：我当年教书的时候，每次开学头一节课，因为当时要求我用英语讲。那么我说好，我第一节课前半个小时我用中文，以后你别抱怨你没听明白，因为你们都是学中文进来的。我就说，人成功三个条件，第一你有一个特能干特有钱特出色特有天才的爸爸。你们自己周围都看一下，你周围是不是有这样的。还有第二，你有全世界所有人都没有的运气，你出门就拣黄金，你到了赌场放进钱去出来全是，那吃饺子老虎出来几百万都是你的，你看有没有这个。第三个你比周围的人都要努力，我说只有第三条你可以做到。如果你不具有前两条，你就守着第三条吧。我每次都给学生说这个话，为什么，我就说反正你，至少试过。 许戈辉：关键是你自己的个人经历证明了这一点，所以你自己就特信。 高西庆：对，从一个角度就是说，至少证明了一半。因为我也不知道那一半，那个运气是真的还是假，对不对。 解说：高西庆曾经对他的研究生提出三点要求。第一骑自行车要特别快，因为他喜欢骑车，跟不上，他会不高兴。第二要会滑雪，第三是周末要喜欢跟他去爬山。因此他的学生里面不少人的体育都很出色。时至今日，高西庆还在用他独特的方式，延续着自己的教育生涯。 高西庆：早期我的老师，一个老师批评我，说你就是一个行为主义者，意思就是说认为所有的人都是可改造的，所有的事情都是可以扭过来的。我以前是有点这种想法，这个可能，我觉得是早期我自己比较机械的学习马克思主义所得出的结论。我们这代人早期的教育基本上完全的所谓马克思主义，但是我觉得不一定这是正统的马克思主义，就认为人是绝对可改变的。 所谓先天的时候根本不相信，你只要把这个人拿进来，把一个犯罪的孩子什么坏人的孩子拿来，放在一个不同环境里，他就会变成一个很好的人等等等等。但是后来你会发现，就是在人群里面，你生活了很长时间之后，你接触这么多人你发现，有的人是可以扭转的思维方式，从小时候到大。多数人他的思维方式就是大概的这种倾向性，倾向性改不了。他的一个人是否自私，是否遇事老想自己，不想别人，这点有改的可能性，改的不大。所以我仍然非常充满了理想的，充满了热情的愿意去教。 但是我觉得这个教呢只是对于多数人来说能起到一定作用，但是起不到决定性作用。少数人呢，起决定作用是因为他的内心深处、他的基因里面已经有这个可能性，但是由于别的什么原因被盖住了，到你这儿忽然出来了，这是有可能的。 解说：从今年9月起，高西庆将在清华大学为研究生开设跨境交易和跨境并购方面的法律课程。与此同时，他还是一所中美合作的大学昆山杜克大学的咨询委员会委员。高西庆遇到过很多人对中国的教育制度心怀不满，他却常常会问对方，关于教育你做了什么改善呢。 许戈辉：我看了你在杜克大学毕业演讲上面，提到说你以前做这个就是在中国做证券这块，你给自己做了一个比喻。你说那时候的身份就像一个媒人，一个媒人，牵线搭桥的。但是媒人呢往往是人家好的时候把你忘了，人家不好的时候就骂你。现在你做教育，你会怎么样来形容你这个教育者的身份？ 高西庆：我真的还有一点那种家长的这种叫做什么心结。因为我把年轻人都看作孩子的，我这人是有一种叫什么呀，普爱的这种心结吧，我觉得对年轻人我总是很愿意跟他们多说一点。所以这些年里常常有时候工作很忙他们谁来说，老见不着你，说你后来一听说你在跟几个孩子在这边聊天。我说跟孩子聊天比跟你聊天有意思多了，因为大人你没法改变了，孩子我总觉得他有可能改变。他可能听了你的一点话，他有了很大的启发，他就做很多事情。我说这个我觉得这就是对我来说我觉得是很大的成就感。
我想请各位记住一点，将来过了很多年我今天说的话通通忘记掉，只记住一点。每天给自己10分钟，想一想自己身边以外的事情；想一想自己和自己跟前最亲密的人之外的事情；想一想那些还在受着苦，进不了清华的百分之九十点九九九的人，他们的事情；想一想那些没有像你一样，有吃有喝还有穿有房子有那样的人的事情。不管你将来富到什么程度，不管你将来权利大到什么程度，我希望大家能够想一想这些，想一想每天给自己点时间说，这个世界不是就我自己。我就说这些，谢谢各位。 解说：在谈到投资的时候，高西庆有过一句名言，他说，希望大家能稍微减少一点赌性，把眼光放长远一点。教育，也许是另一个需要长远的眼光和默默地耕耘才能抵达的未来。
[责任编辑：PN04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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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秒自动关闭窗口中国是否该建超大对撞机？科学人物公开辩论 真理越辩越明|对撞机|粒子|物理学家_新浪科技_新浪网
中国是否该建超大对撞机？科学人物公开辩论 真理越辩越明
　　近日，诺贝尔奖获得者、物理学家杨振宁在微信公众号上发表文章，反对“中国今天建造超大对撞机”。中国现在是否该建造超大对撞机？丘成桐、杨振宁、中科院高能物理研究所所长王贻芳等大师级科学家近日相继“发声”论战，成为舆论热点。在这场论战中，普通公众不仅得以一窥科学前沿的最新进展，还借助网络直接参与讨论，这一现象本身就反映出科技的进步。
　　典型观点
　　丘成桐：五十年来欧美的高能对撞机每一次得出来的重要成果，都能震撼人心。
　　杨振宁：用超大对撞机来找到超对称粒子，只是一部分高能物理学家的一个猜想。
　　王贻芳：一个五年计划开建大型对撞机，是高能物理领域领先国际的一个难得机遇。
　　论战焦点集中在两个方面
　　这场论战可以大体归纳为两方面。
　　交锋1 建超大对撞机花多少钱？
　　杨振宁在文中称，建造超大对撞机预算不可能少于200亿美元，高能所倡议在中国建造超大对撞机，费用由许多国家分摊，“可是其中中国的份额必极可观”。他还在文中回顾了美国建造大对撞机的经验： 1989年美国开始建造当时世界最大对撞机，预算开始预估为30亿美元，后来数次增加，达到80亿美元，引起众多反对声音，以致1992年国会痛苦地终止了此计划，白费了约30亿美元。这使大家普遍认为造大对撞机是无底洞。
　　对于到底需要花多少钱，王贻芳回应称，规划的大型对撞机项目将分两步走：第一步正负电子对撞机建设阶段（年），工程造价约400亿人民币；第二步质子对撞机阶段（2040年至2050年），工程造价在1000亿人民币以内。如果减去国际贡献约30%，中国政府两个阶段分别出资大约300亿人民币（每年30亿）和700亿人民币（每年70亿）。
　　杨振宁在文中称，中国人均GDP少于巴西、墨西哥，有数亿农民与农民工，还有急待解决的环保、教育、医药健康等问题。建造超大对撞机，费用奇大，对解决这些问题不利。
　　王贻芳说，从占GDP的比例来看，大型对撞机的造价并没有超过上世纪80年代的北京正负电子对撞机。王贻芳认为，在下一个五年计划开建大型对撞机，是高能物理领域领先国际的一个难得机遇。
　　交锋2 超大对撞机科研价值如何？
　　杨振宁说，有些高能物理学家希望用超大对撞机发现“超对称粒子”，但找超对称粒子已有很多年了，完全落空。杨振宁说，多数物理学家，包括他自己，都认为超对称粒子的存在只是一个猜想，没有任何实验根据，“希望用极大对撞机发现此猜想中的粒子更只是猜想加猜想”。
　　王贻芳认为，现在预言对撞机会发现或不会发现猜想中的粒子，过于武断，也不是国际高能物理学界的主流意见。造大型对撞机可以使我国在相关技术领域领先国际，使一些重要产品实现国产化并走到世界最前沿，并形成一个国际科学与技术中心引进吸收国外的智力资源，可以培养几千名物质科学及相关技术的顶尖人才。
　　对于杨振宁提出的，“超大对撞机90%的工作将由非中国人来主导，诺贝尔奖也不会是中国人”，王贻芳表示，将来超大对撞机70%的工作将由中国人来主导完成，至少会与中国的出资比例一致。
　　国际知名数学家丘成桐也表示，大对撞机的吸引力，胜过目前中国招徕海外人才的计划。他认为，一方面中国的青少年更可能受到感召加入科学事业，一方面也会有国外科学家全职来华工作。他表示：“杨先生（杨振宁）反对高能物理须要有更进一步的发展，使人费解！这更不是华尔街一般的商人能够理解的事情。”
　　中国对撞机是什么水平？
　　昨日，中国科学院大学物理科技学院副院长郑阳恒解释说，爱因斯坦曾以e=mc2的公式揭示物质质量与能量的关系，而对撞机则是将能量转换成物质的过程，其反面则是将物质转化成能量的过程，典型应用就是原子弹、氢弹的爆炸。
　　“用对撞机把能量加到很高，将动能转化成物质”，他说，对撞机可以产生很高能量，将动能转化成各种各样新奇的粒子。
　　此前欧洲大型对撞机上发现的希格斯粒子，就因其是让整个宇宙产生质量的原因，而被称作“上帝粒子”，“本来宇宙空无一物，‘上帝粒子’却让物质产生了重量”。
　　郑阳恒说，目前中科院高能所在北京拥有一台正负电子对撞机，是基于电子及其反粒子，也就是正电子，在对撞机上把两个粒子能量加得比较高，发生碰撞而进行研究。
　　“是比欧洲大型对撞机更加干净的方式”，他说，欧洲的大型对撞机本体噪声较大，而中国的正负电子对撞机则较为干净，且研究成果已经得到国际认可，并经常与国际物理学家进行交流。
　　他认为，中国下一步的对撞机的发展方向，是要将能量对撞提高大约100倍，“目前还没有，但是科技实力完全具备”，装备大约需要耗资300亿元人民币。
　　参与争论反映出时代进步
　　对普通公众来说，该不该建超大对撞机这个话题似乎太过高深。但实际上，能见证这种级别的科学争论，并在网上发言“掺和”，本身就反映时代的进步。
　　首先，科技发展让我们有幸见证和参与科学最前沿的争论。上世纪，爱因斯坦与玻尔关于量子力学争论的科学意义和影响力更大，但当时的普通民众有几个知晓？互联网和新媒体的发展，让今天的普通人都能在网上直接看到大师级科学家的公开文章和观点，甚至在一定程度上参与讨论。
　　有意思的是，人们参与讨论所用的万维网系统，就是起源于负责运营“大型强子对撞机”的欧洲核子研究中心。在这里工作的蒂姆·伯纳斯-李为了更好地分享资料而发明了万维网，这也是高能物理研究开出的一枝“意外之花”。
　　其次，“该不该建”能成为问题，也反映出中国科技实力的进步。曾几何时，空间站、大型强子对撞机之类的前沿大科学工程似乎都是发达国家的“专利”，中国只能望而兴叹。如今，中国即将建设自己的空间站，而在有关超大对撞机的争论中已没有人怀疑中国是否拥有建设能力和实力，双方主要的争议在于“是否划算”“是否值得”的层面。
　　第三，众多网友发言，说明中国公众的科学素养和对科学的关注度都在提高。在多年科普教育之后，认为自己能对这些“高大上”的议题说两句、并且也希望就此表达观点的人更多了。根据中国科协发布的第九次中国公民科学素质调查结果，2015年中国具备科学素质的公民比例达到6.20%，高于2010年的3.27%。
　　真理越辩越明。这次各方科学人物公开辩论，是一个良好的发展方向。今后，重大科学工程决策必然会更加吸引公众的目光，也必然更有透明度。
大型强子对撞机 LHC
大型强子对撞机究竟是什么？
大型对撞机在现代高能物理中起到的作用确实不可小视。简单而言，对撞机的原理是通过产生高能量的粒子，对另一个粒子进行轰击，轰击可能产生出新的粒子，也可能会造成两者的相互作用，相互作用后的粒子会和探测器物质发生反应。这样人们就可以了解作用后的粒子状态，再将它与之前的粒子状态进行比较，就可以倒推出新粒子的性质。
此外，对撞机还可以使得微观尺度上模拟宇宙大爆炸后的宇宙初期形态，帮助科学家研究宇宙起源。它还可以帮助我们理解夸克和电子是否是宇宙的最小单元，暗物质和反物质的性质，引力的本质，宇宙的维度等重要的物理学问题。简单地说，通过不断的提升能量和撞击次数，能够发现更多的新粒子或者粒子的新性质，从而解答我们在物理学中遇到的种种困惑。
目前世界最大的强子对撞机
　　目前，世界最大的大型强子对撞机（lhc）位于日内瓦附近的侏罗山地下，除了“最大的粒子对撞机”外，它还有“世界上最大的机器”，“世界上最快的跑道”，“太阳系里最真空的空间”等殊荣。它最大的发现是2012年近似发现了物理学“标准模型”中预言的“希格斯玻色子”存在的迹象。这一结果将人类“标准模型”物理学大厦的屋顶上盖上了最后一块砖，因此被称为是堪比人类登月的伟大成就。也让曾经预言“无法发现希格斯玻色子”的霍金输了100美元。（综合新京报 新华社等文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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