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家好，给大家介绍下，这是我的五年综述——看武平如何从贫困县到“十佳县”！大家好，给大家介绍下，这是我的五年综述——看武平如何从贫困县到“十佳县”！逗她一笑百家号10月8日（今天），《闽西日报》头版推出《从贫困县到“十佳县” ——武平县经济社会发展五年综述》一文。现在跟着小编一起来看看原文吧~闽西日报电子版截图如下：武平县紧紧围绕建设实力、宜居、幸福武平目标，团结带领全县人民解放思想、真抓实干，在开拓创新中锐意进取，铿锵前行，奏响了改革开放水平不断提升、经济社会健康发展、生态环境不断优化和社会事业全面发展的辉煌乐章，走出了一条从山区贫困县到县域经济发展十佳县的绿色崛起之路。持续改革 “林改第一县”旗帜飞扬7月27日全国深化集体林权制度改革经验交流座谈会在武平县召开，这是武平有史以来承办的最高规格的国家级会议。这对武平及闽西乃至福建都产生了巨大的影响，说明全国林改发源地武平经过多年的接力奋斗，为全国林改探索了路子、树立了标杆。武平县在全国率先开展集体林权制度改革试点工作，随后始终坚持“生态为重”理念，推动林改向纵深发展，有效破解林业发展深层次矛盾，释放出强大生产力，让荒山育成“绿山”、让农民捧上“金山”、让发展有了“靠山”；以创建国家生态文明示范县为契机，加大自然生态修复和环境保护力度，全力推进象洞溪流域水环境综合整治“百日会战”，生猪养殖业污染十年顽疾一朝扫除；大力发展绿色经济、循环经济和低碳经济，培育生态旅游、苗木花卉、林下经济等绿色生态产业，将生态优势转化为资源优势，走出一条经济建设与生态建设同步推进的可持续发展之路，打造出了“机制活、产业优、百姓富、生态美”的武平样本。五年来武平县还全面完成新一轮政府机构改革，先后被列为全国农村承包土地经营权抵押贷款、国家县级公立医院综合改革试点县，重组设立国投、城投、矿投“三大集团”，成功举办四届海峡两岸定光文化旅游节，打造提升武台交流特色品牌。砥砺奋进 经济发展振奋人心12016年末，武平县全县GDP实现161.66亿元；2财政总收入10.46亿元，其中县级财政收入7.34亿元；3规模以上工业增加值完成40.94亿元；4全社会固定资产投资完成264.2亿元，增长13.4%；5社会消费品零售总额完成66.53亿元，年均增长19.1%；6城镇、农村常住居民人均可支配收入分别达到28439元和13676元，年均分别增长8.6%和8.7%。透过一组组数字不难看出，五年来武平发展最突出的成就是综合实力明显增强，实现又好又快发展。今年5月，全省首个县域省级“高新区”落户武平；9月武平县以排名第三的成绩再次蝉联“福建省经济发展十佳县”，成为一次没有悬念的实力展现。作为国家级贫困县，武平县一任接着一任干，一张蓝图描到底，终于迎来了巨大变化。县委书记陈厦生说，“广大干群继往开来，砥砺前行，围绕着‘生态立县、工业强县、旅游富民’总体发展战略，积极践行五大发展理念，持续用力，久久为功，从而让经济欠发达县实现‘绿色崛起’。”抢抓机遇 城乡巨变情暖人心武平县建成了长达3.5公里的“龙河碧水”，同时在平川河两岸建设了景观慢道、平桥翠柳城市森林、东门苑、河滨客家文化、树子坝、滨河公园及中山河国家湿地公园等城市滨水风光园林项目，形成一条绿色滨水休闲带。以绿造城，以绿兴城，是武平县抢抓机遇加快城市发展的一个缩影。五年来武平县城建成区面积由2010年的6.5平方公里扩大到7.6平方公里，闽粤赣边客家生态文化城、龙洲商贸城、客都汇文化旅游小镇等城市综合体拔地而起，武平大道、沿河西路、梁野大道贯穿城市南北，环梁野山城乡一体协调发展试验区建设初见端倪，十方镇市级“小城市”培育试点持续深化，特色小镇、美丽乡村竞相“绽放”。武平县全面发展社会事业五年累计投入74.4亿元，逐年落实保障房、城区公交、饮水安全、儿童乐园等64件为民办实事项目；建成县社会福利中心和17个乡镇敬老院，实施校安工程、城区学校扩容等项目建设，文化、医疗卫生事业稳步发展，脱贫攻坚深入推进。武平县还围绕城乡融合，深入开展全国文明城市、国家园林县城、国家生态文明示范县、国家卫生县城“四城同创”活动；加强社会治安综合治理，2013年至今全县公众安全感率和满意率居于全省全市前列，近日被省综治委推荐评选“全国平安建设先进县”。（钟茂富 王发祥）本期编辑：彩虹本文仅代表作者观点，不代表百度立场。系作者授权百家号发表，未经许可不得转载。逗她一笑百家号最近更新：简介:关注这里邂逅不一样的自己作者最新文章相关文章加入微博，记录点滴，分享感动，握手明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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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7县骗资金：贫困县如何扶贫？
28日，审计署公布了对592个国家级贫困县中的19个县的抽查结果，其中竟然有17个县存在骗取扶贫资金的事实。众所周知，“国贫县”并不因贫困之名难堪，而是生怕脱掉这顶温暖帽子。
千方百计也要让自己“穷”起来的奥妙明面上，“贫困县”这顶暖帽子可以带来专项资金、贷款补贴、工资支付等便利中国曾经有过“越穷越光荣”的历史，这种历史并没有完全断掉。争当“国贫县”，是媒体长期报道下大众的普遍认识，2002年，湖南邵阳成为“国家扶贫开发重点县”，当时邵阳所有机关单位均被要求放爆竹庆祝，全县烟花爆竹售罄。这种以贫为荣的背后，有着怎样的利益呢？在大家印象里，贫困县应该是这样的，有什么光荣的呢？以2002年被纳入国家贫困县名单的河北唐县为例，唐县享受的扶贫政策有三部分。第一，来自国家的专项扶贫资金，唐县2011年的专项扶贫资金达1900多万，是2010年的两倍多；第二，唐县贫困村的龙头企业和农户可享受贷款贴息，贴息的资金同样来自于专项扶贫资金；第三，转移支付。单纯依靠县财政，公务员、事业单位员工工资原本拿不出来，要靠国家财政实行转移支付。2012年，我国扶贫投入力度进一步加大。中央财政综合扶贫投入2996亿元，比上年增长31.9％。平均到592个国家级贫困县，每个县总体受益约为5亿。除了明面上的收获，贫困县争取其他资金投入也大大方便，甚至十倍于专项资金据《中国经济周刊》报道，有了“国家级贫困县”的名头，各县在水利、交通等各部门争取投入变得名正言顺，而这个资金扶持力度是专项扶贫资金的十倍。因管理混乱，扶贫资金就容易成为一块贪腐肥肉扶贫资金已然成为了不吃白不吃的“唐僧肉”。在这次的审计报告里，云南省昌宁县、贵州省荔波县、陕西省旬阳县、甘肃省古浪县、广西壮族自治区靖西县、宁夏回族自治区海原县等都出现了贪污扶贫资金现象。这并不是第一次发现问题，甘肃省国家级贫困县宕昌县原县委书记王先民，在年在任期间，敛财1000余万元；福建省国家级贫困县周宁县原县委书记林龙飞，在任期间敛财500多万。这两人，都曾贪污国家扶贫资金。中央财政扶贫资金有10类专项，涉及7个主管部门，各部门专项之间、同一部门扶贫专项与本部门其他专项之间，存在交叉重复，经常出现多项资金投入同一项目的现象。这就为地方政府贪腐、挪用带来了很大空间。 除了贪腐，有了钱，其他很多事就可以干了，网上关于国家级贫困县的报道，负面新闻占多数，诸如“湖北秭归80万天价接待费”、“湖南新化县强扣水利款建旅游区”、“四川巴中三个县政府领导严重超编”等等。于是，有的县早“脱贫”了也要千方百计申报贫困县以黑龙江省海伦市为例，2010年11月，该县正式申请上报贫困县，其申请报告数据显示，全市农村贫困人口近17万人，年人均纯收入不足1300元，70%的农户靠借款维持生产生活，扣除人员工资，全市财政收入亏空高达3.5亿元。2012年初，黑龙江省政府扶贫开发领导小组正式公布，海伦市“新晋”国家扶贫开发工作重点县行列，一举戴上了“贫困帽子”。显然，这顶“贫困帽子”是骗来的。海伦市位于黑龙江省中部地区，是一个拥有80多万人口的传统农业大县。“十一五”(2006年-2010年)末，全市农民年人均纯收入6695元，年均增速高达19.5%。但为了挤进“国家级贫困县”行列，不惜修改数据。时下，许多地方政府和官员热衷于搞形象工程、政绩工程，在GDP数字上拔高造假，把成绩由一说成二。海伦市领导则反其道而行之，情愿自我贬低。除了造假数据要戴上这顶“贫困帽子”，还有明明脱贫了也不肯摘下的。根据云南富源县2012年政府工作报告，2011年该县GDP总值达到133.7亿元，财政总收入为29.4亿元，农民人均纯收入为5210元，城镇居民可支配收入达到21255元。各项数据的年增长额在13%到36%之间。在西部地区，这些数据可谓表现优异。贫困县的帽子谁都不想摘而且要抢由于综合经济实力突出，除了连续多年入选“西部百强县”榜单外，富源也多次被云南省政府表彰，连续4年获评“云南省县域经济发展先进县”。正是这个区域经济“先进县”，将“国贫县”的帽子戴了整整10年，并且还将继续戴下去。然而，“穷”起来后，“国贫县”并不能把实惠全带给需要的人 大量扶贫资金用于提高GDP指标的项目2009年前，中国农村没有低保制度，对农村贫困者的扶持主要靠“开发式扶贫”解决。所谓“开发式扶贫”，就是中央财政用大量资金去“钓”地方财政的配套资金，大搞所谓产业化项目，企望以“造血”替代“输血”。一方面，国家投入的扶贫资金被用于搞当地产业，比如在云南富源，这些年政府大力支持开采煤矿，在资金和政策上都有倾斜，“80%的收入被10%以下的人获得，一个煤矿一年上亿元的收入。”正是因为国家级贫困县富源的贫富差距特别大，这些煤老板的收入在统计上被平均了，也因此拉高了农民的收入水平。另一方面，一些贫困县的大量扶贫资金，并未直接用于提高贫困群众的生活条件或基本公共服务，而多用于提高GDP指标的产业。学者唐钧说过，在中国的官场潜规则中，有一个现象，可以称之为“窗口效应”，意指用一个视野有限的窗口来限制乃至引导观察者的目光，使之看到的情景均为“美好”。国家级贫困县重庆巫山就投资13亿元建机场；国际级贫困县海南陵水黎族自治县规划了10个高尔夫球场；国家级贫困县内蒙古清水河县，斥资60多亿元建新城，至2010年，历时十年的造新城运动留下一堆“烂尾楼”。这样使用扶贫资金，对农村“真贫困者”无益改革开放之初，中国的农村贫困人口高达2.5亿。上世纪80年代以“大包干”为核心的政策，将农民的部分积极性调动起来，中国的农村贫困人口减少了一半多。到了上世纪80年代末，中国农村的贫困人口进一步减少到3000多万。1994年，国家实施“八七扶贫攻坚计划”，将农村贫困标准提高到625元，贫困人口增加到8000多万。经过七年后，到上个世纪末，中国的贫困人口再次减少到3000万。中国社会科学院社会政策研究中心秘书长唐钧认为，上世纪80年代末和90年代末都出现过的“3000万贫困人口”，并不是一种巧合。他借用一个眼科医学的术语，即对“近视眼”有“真性”和“假性”之分，他认为贫困也可能有“真性贫困”和“假性贫困”。这些屡屡扶持仍不得脱贫的3000万人，属于“真性贫困”。从1985年至今，农村人均纯收入增长了近14倍，贫困线却仅提高了5倍，差距越拉越大 。制图：南方周末可以说，中国贫困线之下的人，是真正的绝对贫穷，中国的贫困线更应该叫“活命线”。北京大学政府管理学院教授顾昕就认为：“可以断言，生活在我国低收入标准之下的民众，都处于绝对贫困甚至赤贫的状态；而生活在贫困标准之下的民众，应该处于极端赤贫的状态。”根据官方数字，在中国，2010年底，生活在1274元贫困线之下的人口仅占2％。而同年，美国有超过13％的人生活在贫困线之下。原因在于，美国的标准是四口之家的年收入如果低于22050美元，即算“穷人”。实际上，与其他国家相比，中国的贫困线标准几乎是世界最低的。年，越南农村贫困户标准为人均年收入480万越南盾以下，折合人民币约1500元，而2010年越南人均GDP为1162美元，仅是中国的四分之一。有3个农村困难群体都属于真正的贫困：其一，农村中的鳏寡孤独；其二，生活在“一方土地养不起一方人”的农村地区的困难群体；其三，自然灾害频繁的农村地区的困难群体。很明显，这些困难群体是难以通过“开发性扶贫”的路子摆脱贫困的。中国农村不同类型贫困人口分布状况，数据来源：世界银行在以县为单位的扶贫政策中，扶贫资源提供对象是整个县域，往往是拥有一定资源、有一定能力的那部分人，能够将这部分资源充分利用起来，而那些极度贫困人群，因为资源匮乏、能力有限，恰恰得不到扶贫资源；为了能够达到更好的效果，官员倾向于将资源用于易出政绩的地方，那些极度贫困的个人所需耗费的资源大，脱贫难度大、时间长，不能及时反映扶贫政策的效果。并且，随着城市化的推进，贫困人口也不再只集中于县域中国的贫困县评选制度，始于1986年。当时按照农民年人均纯收入农区150元、牧区200元、老区300元以下为标准，陆续确定了331个国家级贫困县。1994年，按照农民年人均纯收入超过700元的县一律退出、低于400元的县全部纳入的方法，在全国范围内确定了592个贫困县。2001年，中央政府将国家贫困县的称呼改为“国家扶贫开发工作重点县”，并将东部33个重点县指标全部调到中西部，对贫困县名单做出第二次调整，但总数依然维持592个不变。日,最新的592个国家扶贫开发工作重点县名单对外发布,距上一份名单公布已经过去了十一年。最早，贫困县的设立是有其合理性的，以县为单位的扶贫政策能覆盖绝大部分贫困地区，由于中国的发展区域性差异较大，伴随西部大开发战略的实施，这一政策一度起到了积极作用。但二十多年的发展过后，《中国扶贫开发年鉴（2010）》称，“贫困人口的分布已经呈现出小集中、大分散的局面，50%的贫困人口已经不再集中在贫困县内。”世界银行09年的报告也指出“中国的贫困问题主要发生在农村，但不是全部在农村”。随着城市化的不断发展，城市及城市周边出现大量来自农村的流动人口，不管是按照绝对收入或消费水平来讲，城市的贫困率都被低估了。而以贫困县为扶贫资金分配的基点，已经失去了公平的意义。所以扶贫要继续，但应该抛弃“国贫县”模式 应舍弃粗放式扶贫，选择精准的扶贫到户国务院扶贫办网站的数据指出，在过去相当长的时间内，中国各级政府将扶贫的重点放在了缓解贫困地区的贫困任务上。然而，需要注意的是，在年期间，国定贫困县的贫困人口下降了12.3%，而非国定贫困县的贫困人口下降了11.8%。两个地区在减贫效果上没有明显的差别。所以，要说最根本的扶贫策略，还是市场化改革带来的个人创造性的释放，主要还是靠经济高增长带来全民福利的改善，而非扶贫政策。但是在这个过程中，还是有人需要帮扶一把，他们“等不起”，所以2009年后，中央决定建立农村低保制度，但这显然还不够。经济学者蔡P认为，既然农村低保制度已建立起来，既然实践已经证明，“国贫县”扶贫模式成效并不理想，而且效率低下，为何不把每年数百亿的财政专项扶贫资金直接发给贫困户呢？
扶贫资金出了问题，让人痛心。更让人不解的是，除了明确可以定罪的贪腐之外，啃噬扶贫资金的多种违规行为，一退了之即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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贫困线与贫困没有关系。
美国穷人活得很好
在抗战中，桂系实力非但未曾受损，反而越打越
国民党败退台湾后，利用一切机会巩固其在东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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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的脸色当时很不好看了。这个老板说，‘放心，这是我用现金买的，不是用卡买的。’见我脸色越来越难看，他又说，‘陈书记你放心，这个是我去宜昌买的，不是在巴东买的。’”“全县人民都知道，巴东打牌打得最大的是一个县领导，你不敢抓他，拿一个副局长出气，大家当然会嘲笑你。”“书记给我短信回复：顶你!你知道吗，这个感叹号给我很大的鼓励。”日，中组部表彰了102名优秀县委书记。湖北省恩施土家族苗族自治州巴东县县委书记陈行甲，名列其中。在巴东甚至在湖北，“优秀县委书记”陈行甲都算小有名气。他以一系列不寻常的言行，给这个国家级贫困县的官场注入了新气象。作为外地调任干部，陈行甲在本土干部占绝对优势的巴东，工作之初举步维艰，甚至一度面临内忧外患，以至于他的上下级同事都担心他的安全。所幸大环境的变化，给了他机遇和保护，在他和同事们的努力下，巴东官场和经济社会生态也在发生变化。“话都讲到这个份上，还有人试图给我送礼”巴东地处鄂西，国家级贫困县，总人口约50万，贫困人口仍有17万。用陈行甲的话说，“巴东贫困面广、贫困程度深”，极端贫困户连最基本的生存都成问题，而且不是一户两户。但巴东贫困并不等于政治清明、官员清廉。陈行甲对南方周末记者说，“我以前在一个经济发达的县级市任市长，也算见过钱的，但调到巴东当县委书记后，也算开了眼界。”陈行甲刚到巴东县时，不断有老板们到办公室谈工作。一次临走，有老板留下一个袋子，说是一件衬衣。陈行甲打开包装盒，衬衣下有信封，里面装的是港币。“这是我有生以来第一次看到面值1000元的港币，一共20万元港币。”陈行甲说。还有一次，有一个老板去找他，给他带了点纪念品。陈行甲当时非要开包看看是什么，打开一看，是两根金条。过去两年多了，陈行甲还能用手比划出金条的长度和厚度。“我的脸色当时很不好看了。这个老板说，‘放心，这是我用现金买的，不是用卡买的。’见我脸色越来越难看，他又说，‘陈书记你放心，这个是我去宜昌买的，不是在巴东买的。’言下之意是收下这两根金条很安全。”2014年9月，陈行甲与县长等七十多名巴东官员去曾任职的宜都市考察。在宜都一个投资7000万元的柑橘园项目前，1.6万亩的柑橘把官员们震住了。日，在巴东县一次纪委全会上，陈行甲问道：“反思我们巴东，这些年我们花掉的国家项目资金共有多少个7000万元?可是我们有没有哪怕一个这样的项目?我们的钱都到哪儿去了?”陈行甲告诉南方周末记者，2014年，巴东县纪委查处了一个案子：一个投资300万元的项目，中标者事后交代，项目前期费用就花了30万，给时任镇党委书记送现金50万，给具体负责该项目的镇党委副书记送现金20万，该副书记没敢要，上交了。此外，中标者还给镇政府交了20万管理费。“这才300万的项目，送都送出去了120万，多么的舍得!他还要赚钱，可想而知，真正落到工程建设上的资金有多少。现在大家去看一看，哪里还看得出国家投过钱的痕迹?”陈行甲在纪委全会上问在场的官员们。不光地方的小老板，巴东的地方官员们，也有不少人想给他送礼。陈行甲到巴东任职的第一年春节，曾有个乡镇党委书记正月初二给他打电话，说已到了他家所在地宜昌，想拜个年，被他拒绝。不收礼，带来的是疏远和隔膜。陈行甲说，此后这名乡镇书记虽然工作很努力，但很少到他办公室汇报，也几乎没跟他交过心。日，在县长单艳平当选后的人大闭幕会上，陈行甲公开讲述了这个故事，并再次强调自己不收礼，希望下属们不要再纠结春节送不送礼的问题。“我和艳平同志深入沟通过这个问题，我们有决心有信心带好巴东的风气!大家想啊，如果我不收，艳平不收，那么你给别的领导送钱干什么呀?有什么用啊?”“你知道吗，我的话都讲到这个份上了，还有人试图去给我送礼。”陈行甲说。陈行甲心里的另一个痛，是他虽然不收礼，仍有其他官员收。陈行甲介绍，当地官员邓明甲在担任副县长期间，直接找分管部门如林业局、畜牧局、烟办等部门索取现金五十余万元。法律文书显示，邓在担任副县长期间还利用职务受贿帮助他人获得项目。日，邓因受贿罪被判处有期徒刑6年。除了副县长受贿获刑，曾先后担任巴东常务副县长、县委副书记的薛昌斗在2015年5月被双规。此时，薛昌斗已离开巴东任恩施州水产局副局长。当地有知情人士称，薛的问题发生在巴东任职期间。另一个是曾与陈行甲搭档的原县长刘冰。南方周末记者从湖北纪检系统获知，刘冰于2014年3月调任恩施州交通局党委书记，2015年调任恩施州政府副秘书长，近期已被停职检查。“他上交了170多万元，目前正在接受检查，要说清楚这些钱的来源。”湖北纪检系统一名官员透露。湖北数名其他地方官员，也向南方周末记者证实了这一信息。6月24日，恩施州纪委书记陈江龙向南方周末记者介绍，5月接到推荐优秀县委书记的通知后，对陈行甲进行了“掘地三尺”的审查，恩施州纪委、检察院、信访局和巴东县纪委、检察院都没有收到对陈行甲的举报，“这种情况，十分罕见。我到恩施州工作才半年，都有人告状呢”。巴东县纪委书记黄光辉告诉南方周末记者，评选前没人告陈行甲，公示后反倒有人到湖北省委组织部告状，“告陈行甲有选择性反腐、用人凭个人好恶。”“我分析，这个告状的人是我们的科级干部，被调整了职务，不满意。”“干什么都有人反对”“镇委书记和镇长不团结，镇委书记不得重用，镇长不得接任书记。”这类话，陈行甲经常在大会上公开说。他这么说，事出有因。2011年10月，陈行甲从湖北宜都市市长调任巴东县委书记。空降异地任职，一般都会打破当地官员原有的仕途轨迹。南方周末记者获知，曾有副厅级官员当面对陈行甲表示不满，“省里有点歧视我们恩施，总喜欢从外面塞一些人到我们恩施来。”巴东一名官员也向南方周末记者介绍，“县长在巴东常委班子里干了八九年，等着接书记，结果陈行甲来了。”“县长没接成书记，副书记没接成县长，常务副县长没接成副书记，班子里二三四号人物都受到了影响。”恩施州一名处级官员对南方周末记者分析。“当时，陈行甲干什么都有人反对，不过他最后都干成了。”上述巴东官员说。陈行甲到巴东后的第一个大动作，是整治县城里违章违法建筑，“我到了后，有人跟我讲，巴东出了邓玉娇杀官、冉建新暴死等大事件，再出大事就是垮楼死人，因为县城里到处是随意盖的私楼。”陈行甲介绍，县城里高耸十多层的私楼，不少是砖混结构，一旦发生地质灾害，后果不堪设想。而巴东县城依山而建，地质灾害多发。当地多名官员向南方周末记者证实，巴东县城中环路上一栋很好的楼，是前任县委书记的司机盖的。陈行甲还发现，有一栋十多层的楼背后是一对夫妻，两口子都是县里的干部，“整治动手前，他们拿到了县有关领导签字，一下子合法了”。“这些楼的背后，都有违规违法干部的影子。最后我查处了535栋违法违章盖的楼，罚款罚了四千多万元，但一个腐败的干部都没抓到。”陈行甲说。巴东县政协原副主席谭庆山介绍，陈行甲后来禁止中午饮酒和禁止官员们赌博，也遭到反对，“会上，有一个副县级官员公开对陈行甲说，‘你是讲普通话的，你不懂我们土家族，喝酒，是我们的民族风俗。’”“土家族确实有喝酒的习惯。我当时建议，如果真要禁酒，先从县直机关开始，这样才推行下来。”谭庆山说。禁止赌博的规定出台后，一名副局长被抓到，准备撤职重惩。有两名老干部找到陈行甲求情，“他一场牌输赢三四百，你就要撤他的职，那全巴东人都会嘲笑你。”陈行甲问为什么，老干部说，“全县人民都知道，巴东打牌打得最大的是一个县领导，你不敢抓他，拿一个副局长出气，大家当然会嘲笑你。”陈行甲无奈，最后从轻发落。在州委书记王海涛看来，陈行甲在巴东除了利益上的阻力，观念上的差距也是他施政的一大阻力。陈行甲第一次去最偏远的乡镇金果坪乡调研，小轿车走了6个小时，一路颠簸。“我是县委书记，坐的车还是好的，路线安排还是合理的，还这么不方便。我们可以想象我们的老百姓到镇上、到县里办事时，是多么的不方便。”陈行甲相继提出修路和“农民办事不出村”。修桥修路，基本达成共识，巴东三年里共投资26亿多元，全县322个村通了水泥路。“农民办事不出村”，则没有那么顺利。谭庆山介绍，“有人说，陈行甲这是说梦话，山区哪里能搞信息化?连我当时都觉得他在说梦话。”“试点启动经费是50万，县长签了。”曾任陈行甲的联络员、现任巴东县信陵镇镇长的焦旭东介绍。试点成功后，巴东最终将21个部门的87个行政审批服务事项纳入网络平台，实现了村民在村里就可办理相关审批事项。日晚，《新闻联播》《焦点访谈》刊播巴东“农民办事不出村”的做法。陈行甲说，“2009年到2011年，‘邓玉娇杀官’‘水布娅翻船’‘冉建新暴死’，一年一次轰动全国。这一次，巴东以正面形象面对全国。”“官当到多大算是大?”2013年开始，恩施州委陆续将时任巴东常务副县长、县委副书记、县长等人调离巴东。日，恩施州委书记王海涛向南方周末记者介绍， “在恩施干部之间，基本没有什么民族矛盾，但确实有内外之分，分这个干部哪里来的、那个干部哪里来的，搞小圈子是很害人的。这两年，恩施的政治生态好多了。”“现在的县长单艳平，与陈行甲性格和风格上正好互补。”王海涛说，“我是个急性子，陈行甲性子也很急，所以我跟他说过，不要太急。”在查处一个腐败工程时，一名上级官员跟陈行甲打招呼：遇事留一线，工程质量问题，可以让老板多出点钱再弄。你是县委书记，你说有问题就有问题，没问题就没问题。在一次大会上，陈行甲把这句话公开了，“我把这位领导算是得罪完了”。县长单艳平和县纪委书记黄光辉，有时候觉得陈行甲讲话尺度太大，劝他有些话不要说或者内部会上说但不要上网，“家丑不可外扬”。有一次，陈行甲在大会上点名东瀼口镇财经所，“2012年购买柑橘222710元，接待及购买土特产开支338864元。柑橘平均按2元一斤计算，22万元就可以买11万斤，按给一个人送20斤计算，就可以送5500人;33万元的接待开支，就算是365天每天搞接待，平均一天就是928元。一个财经所才二十多人，这么大的开支让人震惊!”“我劝他，这个就不要上网了。”单艳平告诉南方周末记者，最终上述内容还是上网了。在巴东，曾一度有这样的说法，“即使是巴东街上拉板车的，只要搞定个把关键人，借个资质就能中个标，倒手就是钱”。2014年，巴东有名的“中标大王”被抓，9名重要单位的局长和副局长和5名企业老板被查处。陈行甲说，“‘中标大王’在恩施影响很大，我向州委书记汇报了。书记给我短信回复：顶你!你知道吗，这个感叹号给我很大的鼓励。”王海涛向南方周末记者强调，“他是个县委书记，不是纪委书记，他还做了很多别的事情。这几年，巴东的变化很大，这些变化老百姓都感受到了。”2012年，陈行甲的父亲去巴东看望他，“他跟我说，县城脏得下不去脚。”在巴东期间，南方周末记者看到巴东县城全城沥青路，道路整洁。多名出租车司机证实，巴东有诸多变化，路通了、城里干净了、有了出租和公交、老百姓办事方便了。不过，推荐陈行甲参评全国优秀县委书记时王海涛曾有过两个担心：陈行甲当县委书记时间不长，才三年多;此外，巴东整个社会经济发展水平在全国还比较靠后。但是，王海涛觉得陈行甲“充满了正能量”。“一身正气，一身杀气，一身朝气。”湖北省第三巡视组组长樊仁富在巴东巡视时如此评价陈行甲。看似风平浪静的巴东，仍有暗流。“巴东的县委书记和纪委书记，晚上都不单独外出。”恩施州纪委书记陈江龙说。陈行甲解释，“办公室的同志出于保护我，每天晚上我出去散步都陪着。”纪委书记黄光辉则说，“是啊，担心报复。”巴东县公安局政委向孔辉也很担心。给陈行甲的车安装了简易排爆装置后，他还嘱咐司机每天早上发车前认真检查一遍，“为了他的安全，我更希望他早点调走”。虽有人公开威胁陈行甲和县纪委书记黄光辉，但目前还没有出什么事。陈行甲告诉南方周末记者，“有省委和州委领导的支持，我不怕。”当地的论坛上，有网民给他留言，“巴东50万老百姓支持你、保护你”。陈行甲说，他信。对于陈行甲的仕途，恩施官场有两种说法：到此为止，或平步青云。黄光辉说，“得罪这么多人，他已经做好了准备，干满这一届就算了。”“我能当个县委书记已是祖坟冒青烟，官当到多大算是大?以我这点底子，能当这么大的‘官’，太够了。”陈行甲说。现在，陈行甲的心思都在推介巴东的旅游上。出差路上，看到辖区内路边的美景，他会让司机停下来拿着手机去拍照，然后发到微信朋友圈里“吆喝”。
【责任编辑：王利红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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