日，周有光去世，享年112岁。
晚年伏案写作的周有光
日，被媒体誉为“汉语拼音之父”的周有光去世，享年112岁。其实在周有光生前，他很不喜欢这个称呼。其子周晓平曾要求记者，“文中提到的‘汉语拼音之父’几个字务必去掉”，父亲“最反感别人这样叫他。他常说，汉语拼音搞了一百年，自己只是参与方案最终制定的几个人之一，不能叫‘汉语拼音之父’”。
这既是周有光的谦虚，也是一种事实——现行《汉语拼音方案》，是在很多前人成果的基础上，修订而成的。
晚清时期，已有影响很大的“威妥玛拼音”
明清时期，来华传教士最早尝试用拉丁字母为汉字注音。意大利人利玛窦和罗明坚编的《葡汉辞典》中，率先使用拉丁字母为汉字注音；其后，利玛窦又同另一位耶稣会会士郭居静合作，于1605年发明了第一套汉字拼音方案《西字奇迹》；1626年法国传教士金尼阁、1847年英国驻中国外交官密迪乐等也先后编制了汉字拼音方案，各具特色。其中大多数拼写的都是南京官话，而在清朝中期后，北京话成为官话，这些方案也即失去作用。
在以上成果，尤其是密迪乐方案的基础上，英国人威妥玛在1886年创制了较为完备的“威氏拼音”，准确记录了北京官话口语。此后在邮政电信、海外图书馆中文藏书编目、外交护照上的中文人名等处，都长期使用“威氏拼音”，成为汉字的统一标注方案。很多“威氏拼音”的拼法沿用至今，如清华大学Tsinghua University，茅台Moutai等；之前有学者把“Chiang Kai-shek”（蒋介石）译为“常凯申”，闹出笑话，即是由于不懂“威氏拼音”。
利玛窦所写的注音文章
章太炎创制的方案，曾被北洋政府确立为法定“国语注音字母”
晚清知识分子为“教育救国”，开启了一场“切音字运动”，希望通过简化汉字、推广拼音文字，实现“言文一致”，以普及文化。曾参与戊戌变法的王照，在1900年创制了包括50个“字母”（声母）和12个“喉音”（韵母）的《官话合声字母》，先被袁世凯列为直隶省师范和小学课程，随后流行全国。劳乃宣为之增加南方话的声韵母，又创制了宁音谱（南京话合声简字）和吴音谱（苏州话合声简字），通行江浙两省。
在晚清20多年的时间里，至少产生了27个拼音方案，其中多数受日本假名的影响，使用汉字笔画或独体古文做字母，只有朱文熊认为“与其造世界未有之新字，不如采用世界所通行之字母”，故其《江苏新字母》完全使用拉丁字母。
作为“切音字运动”的成果，民国建立后，北洋政府修订章太炎“取古文篆籀径省之形”创制的58个注音符号，确定为法定“国语注音字母”。这套字母使用声母、介母和韵母“三拼法”，非常符合汉语读音规律，如“中国”两个字拼为“ㄓㄨㄥ ㄍㄨㄛˊ”。台湾至今在教学中沿用这一注音方案。
赵元任主持编订“国语罗马字”，首次完全使用26个字母为汉字注音
赵元任、钱玄同、黎锦熙、林语堂等人认为，注音字母“形式不甚简便，也不大美观，印刷和书写都不如罗马字母”，因此以赵元任为中心，他们共同创制了更加国际化的“国语罗马字”。1928年，国民政府大学院（相当于教育部）向社会公布了这一方案。和之前所有拉丁字母注音方案不同，“国语罗马字”完全使用26个拉丁字母，没有添加符号，也没有改变字母形式。按照语言学家罗常培的说法，“若以美观、便用、合理三点衡论中西各式之得失，则国语罗马字迥非其他所能及矣”。
由于“国语罗马字”设计复杂，兼之政局动荡，当时没能在国内推广。1940年，“国语罗马字”改称“译音符号”，在台湾沿用至今。1984年，台湾对其做了一些修订，如“采用注音符号之四声调号，而不采用原设计之以字母变化来表示四声之拼法”，使用起来更加简便，也同大陆现行的《汉语拼音方案》更为接近。
瞿秋白等在苏联汉学家帮助下，发明拉丁化新文字以取代汉字，但在推广过程中，不受民众欢迎
民国时期，受苏联影响，左翼人士还发起过一场“拉丁化新文字”运动。苏联建立后，在少数民族中推行文字拉丁化，被列宁称为是“东方伟大的革命”。瞿秋白1929年在苏联汉学家郭质生的帮助下，制定了一个汉字拉丁化方案，后经在苏联的吴玉章、林伯渠修订，成为《中国北方拉丁化新文字方案》。1931年，在海参崴召开的“中国文字拉丁化第一次代表大会”上，这个方案获得通过。随后，开始在旅苏的10余万中国工人中推行。拉丁化新文字最大问题是不标声调，如“shiou”能同时表示“时候”和“事后”，极易混淆。
1940年，十月革命23周年时，陕甘宁边区成立了新文字协会，同时将十月革命纪念日定为中国文字革命节。不久， 边区政府发布《关于推行新文字的决定》，规定新文字同汉字有相同法律地位。拉丁化新文字的推广，曾起到一定扫盲作用，如延安县试办新文字冬学，经过50天学习，1927人中有860人学会了新文字，扫盲率达45%。
但是边区老百姓一方面将学习新文字视为一种摊派的负担，另一方面对新文字的作用表示怀疑，“老百姓对新文字的态度更坏一些，都认为学了以后也不可能使用。他们都愿意新文字冬学中间也教汉字”“是胡闹呢，不是中国文字是外国文字，学不会”“学汉字有用处，学新文字没有用”，因此新文字的推广1943年即宣告结束。
拉丁化新文字课本
1949年后，中国希望用拉丁字母取代汉字，周有光等奉命编制过渡性质的《汉语拼音方案》
1949年后，中国继承陕甘宁边区时期的文字政策，认为“文字必须改革，要走世界文字共同的拼音方向”。但使用拼音文字代替汉字，一时间难以实现，于是暂时研究用拉丁字母为汉字注音问题。起初有三套方案，第一个是斯大林的建议，“中国是一个大国，可以有自己的字母”，中国随即设计了5套民族形式的拼音草案，所需字母在40—60个，使用起来并不理想，只能作罢。第二个是使用斯拉夫字母，同苏联结为“文字同盟”，如周有光回忆的那样，“斯大林掌权以后，否定拉丁化，把所有拉丁化的新文字，有好几十种，都改成俄文字母一样，所谓‘斯拉夫字母化’”。
不过，一方面斯大林于1953年死去，另一方面考虑到“拉丁字母在世界上更流行一些”“利用拉丁字母设计一种拼音方案，在中国也有相当长的历史”，中国最终选择了第三套方案——使用拉丁字母为汉字注音。周有光去北京参加的“全国文字改革会议”上，苏联顾问推荐使用拉丁字母为基础的拼音方案，确定了汉语拼音的设计方向。会后，周有光被留在“中国文字改革委员会”下的“拼音方案委员会”工作，主任吴玉章、副主任胡愈之，委员还有丁西林、罗常培、黎锦熙、王力、吕叔湘等。
不久，叶籁士、陆志韦、周有光受命一同起草拼音方案初稿。周有光回忆，他们“共同提出要用26个拉丁字母，没有新字母。看法基本一致，没有什么不同的对立思想，只有一些技术性的不同”，他们“三人夜以继日拟成一个‘汉语拼音文字方案初稿’。初稿的主要特点是：一、完全用现成的拉丁字母；二、用几个双字母，但是尽量少用；三、标调用注音字母的调号，调号之外没有其他附加符号；四、“基欺希”由“格克赫”(g、k、h)变读”。
这时，中国依旧将拼音文字作为汉字改革的最终目标。如1961年，周有光在《汉字改革概论》中说：
“我们已经有了文字幼苗的汉语拼音，但是还没有枝高叶茂的汉语拼音文字。汉语拼音已经开始并且正在成长为汉语拼音文字，但是在还不等于文字”“汉字是几千年来我们事实上唯一的法定文字。汉语拼音要想取得跟汉字可以比拟的法定文字地位，首先必须扩大它的实际应用范围，用事实来证明它是真正有效的文字工具。只有具备了充分的流动性和规范性以后，合法地位才会水到渠成”。
编制《汉语拼音方案》过程中，参考了众多前人的成果，因此周有光不承认自己是“汉语拼音之父”
如上文所说，在1949年前，已有“威氏拼音”“国语罗马字”等多套成熟的拉丁字母注音法可供借鉴。周有光说，“300多年来外国人的拉丁字母汉语译音，50多年来中国人自己对拉丁字母汉语拼音的研究和实践，解放后群众的许多建议，给新的《汉语拼音方案》的拟定打下了良好基础。有些问题过去已经很好地解决了，新的拟订工作只要进一步解决那些被认为还不够满意的字母配合问题”。1958年公布的《汉语拼音方案》在很多地方，确实继承了已有经验，如用z、c、s和zh、ch、sh分别表示舌尖前音、舌尖后音；同时更有很多创新之处，如全部声母都是专用字母，以免给使用者带来混淆。
当然，现行汉语拼音也存在很多不足，比如字母“ü”一是不容易在计算机输入，二是在和字母n和l外的声母一起时，省去上面两点的规定, 容易给学习者带来困难。在周有光看来，“汉语拼音方案不是没有缺点的，但是改掉一个缺点往往会产生另一个缺点。缺点和优点是共生的。只能两利相权取其重，两弊相权取其轻。”他相信“汉语拼音方案是一座现代化的文化桥梁。它一方面方面人民大众走向文化，另一方面方便中国文化走向世界”。
不过，汉语拼音现在的作用，仅仅是标注汉字的工具，不再是由汉字向拼音文字的过渡。现实表明，文字从表意向表音发展，并不是一个普遍规律。
1986年，语言界学者聚会，左起：季羡林、吕叔湘、许国璋、周有光、马学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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制订经过/《汉语拼音方案》
1582年﹝明神宗万历十年﹞，天主教耶稣会传教士利玛窦来华，作“泰西字母”，以罗马字母为汉字注音。这之后，有出于各种动机的多次化努力。1582年﹝明神宗万历十年﹞，耶稣会传教士利玛窦来华，作“泰西字母”，以罗马字母为汉字注音。1859年，英国驻清国公使威妥玛﹝SirThomasWade，参与过镇压义和团﹞为著作之便制订了中文的罗马字译音，称为威妥玛﹝Wade﹞拼音法。1892年，Giles氏采用威妥玛﹝Wade﹞拼音法编成“华英辞典”，被电信机构用来翻译中国人名语地名等。故此拼法又称Wade-Giles拼法。年间，、卢戆章、、卢乃宣等人为了普及教育提倡切音字。1918年，中华民国国民政府首次公布39个国音字母﹝ㄅㄆㄇㄈ...﹞，作为汉字注音用的字母。1928年，国民政府大学院公布了由、等专家学者组成之国语统一会所制定的“国语罗马字”，作为中文译音标准；亦即，用罗马字母abcd...作为汉字注音字母。1930年，将39个国音字母增删为37个，改称为“国语注音符号”，即今所称之“国语注音符号第一式”。1940年，国民政府教育部国语推行委员会决议将“国语罗马字”名称改为“译音符号”。1949年10月，中国文字改革协会在北京一经成立，便立即着手进行汉语拼音方案的研究。从此时起到1958年方案正式公布，其间围绕方案的功用、方案制定的原则及其一些细节问题展开过一系列的讨论，经过反复论证，几易设计方案，广大语文工作者和各个有关部门为此付出了大量的辛勤劳动，经历了一个极其认真而严肃的探索过程。1957年，中国人民共和国国务院制定了汉语拼音方案。1958年，中国全国人民代表大会通过汉语拼音方案。1979年，联合国决议以中国的汉语拼音作为中文译音标准。1982年，中国汉语拼音通过ISO国际标准组织认定，成为汉语拼音的世界标准，但实际上WG拼法与汉语拼音同时使用。由于汉语拼音在文化社会各方面使用更为广泛，对懂得英语的人群来说，发音也和汉语普通话发音更为相近，世界各国纷纷放弃wade-giles拼法，使用汉语拼音，美国国家图书馆与各大学图书馆等主要研究机构都已经改用拼音。这篇文章讲述了50年代汉语拼音方案的制订过程，其核心问题是关于民族形式的讨论。
研讨阶段/《汉语拼音方案》
1.汉字笔画式方案的探讨。汉语拼音一九四九年末，长期致力于文字改革的活动家们就开始酝酿制定一个统一的拼音方案。一九五二年二月，中国文字改革研究委员会成立后，制定拼音方案的工作正式排上日程。在中国文字改革研究委员会内，设立了拼音方案组，成员有韦悫、、、胡乔木、罗常培、黎锦熙、丁西林、陆志韦、魏建功、陈家康、吴晓铃、林汉达十二人。在中国文字改革研究委员会成立大会上，马叙伦传达了毛泽东主席的指示。于是会上决议制定民族形式的拼音文字方案。然而对民族形式的理解，当时尚未形成统一认识。一九五二年三月，拼音方案组召开第一次会议，讨论什么是民族形式。经过争论，大多数人认为所谓民族形式，主要是指文字如何确切地表现本民族的语言。新方案应以汉语为基础，并照顾到语言。对于字母形式，多数人倾向于力求美观、容易辨认，便于从左至右书写，不受汉字束缚。具体意见有三种：黎锦熙主张就注音字母略加修改；丁西林、陈家康等主张新创一种字母；吴玉章、韦泰、林汉达等主张打破界限，不限于注音字母，可采用现行汉字和一部分外文字母。此后拼音方案组多次召开会议，讨论了制定拼音字母的几个原则问题，如:在拼音字母民族化的原则下，是否就注音字母略作必要修改;拼音字母是否要音素化，这种音素化又如何实现;是否标调，标在什么地方等。同时开始了设计方案的工作。一九五二年八月，召开第二次全体委员会议。马叙伦传达了毛主席关于拼音方案的新意见。十月，拼音方案组提出一套汉字笔画式的汉语拼音字母表，其中声母24个，韵母37个。一九五三年初，毛主席审阅了拼音方案组拟定的汉语拼音字母表。他认为这套拼音字母在拼音的方法上虽然简单了，但笔画还是太繁，有些比注音字母更难写。拼音文字不必搞成复杂的方块形式，那样的体势不便于书写，尤其不便于连写。汉字就是因为笔画方向乱，所以产生了草肃。草书就是打破方块体势的。拼音文字无论如何要简单，要利用原有汉字的简单笔画和草体，笔势基本上尽量向着一个方向(一边倒)，不要复杂，方案要多征求意见，必须真正做到简单容易，才能推行。①根据毛主席的指示，拼音方案组开会决定分人、分组进行拼音字母方案的拟定，在十月一日以前拟出一个或更多的草案，进行筛选。在会上，委员们对于民族形式的见解仍然存在分歧:一种意见认为，凡是用一套字母能把汉语的特点拼写出来的，就是民族形式;另一种意见认为应该根据汉字的笔画，字母形式必须接近汉字，方可称为民族形式。会上还对方案要求音素化还是音节化进行了讨论。经过两个月的努力，吴玉章、丁西林、韦悫、林汉达及秘书处各拟出一个拼音字母方案。六月，拼音方案组召开第八次会议对五个方案进行审议，决定以吴玉章的方案为基础，深入研究。在十月召开的第九次会议上，拼音方案组基本上同意吴玉章方案的音素化三拼制原则，并提出修改意见，由吴玉章根据讨论意见对其方案作进一步修订。同时还决定再拟一个双拼方案，以便同三拼方案比较并作出最后选定。一九五四年上半年，中国文字改革研究委员会将吴玉章修订后的方案印发有关部门，征求意见。一九五四年七月十五日，中国文字改革研究委员会召开第四次全体委员会议时，拼音方案组提出了五个民族形式的拼音方案草案。其中四个是双拼制的，一个是三拼制的，供会议讨论。会议上决定由各委员于会后分别研究，再行开会讨论。但会后始终确定不出一个令人满意的方案，因为这些“方案草案”所需要的字母都在40-60个之间。在学习上使用上都很不方便。新构造出来的汉字笔画式字母，与汉字有一定的差别，群众也不是那么容易接受。借助草书后，虽相应地便于横写、连写了，可是却难以做到简明易认。尤其是拼写出来的文字不能保持方块汉字的特点，也就失去了所谓“民族形式”的意义。从一九五二年初到一九五四年底，中国文字改革研究委员会主持试制民族形式即汉字笔画式拼音文字方案的工作，一直没能取得圆满的结果。人们在实践中逐渐感到:通过采用汉字笔画拼音字母来显示民族性的作法是不甚理想的，很难符合现代社会发展的需要。1954年12月中国文字改革委员会成立后，1955年2月成立拼音方案委员会，由吴玉章、胡愈之为正副主任，委员有：韦悫、丁西林、林汉达、罗常培、陆志韦、黎锦熙、王力、倪海曙、叶籁士、周有光。2.群众提出的各种拼音方案的探讨。在中国文字改革研究委员会着手研制汉语拼音方案的同时，社会上不少热心文字改革的人也在潜心探索研究，试图通过自己的努力，拟制出一套更完善的汉语拼音方案。到一九五五年为止，中国文字改革委员会及其前身中国文字改革研究委员会共收|到各界633人提交的汉语拼音方案655种。
中国文字改革委员会从655种方案中选择了264种，编印成《各地人士寄来汉语拼音文字方案汇编》两册，作为制定汉语拼音;方案的重要参考资料。因此可以说进行拟定汉语拼音方案的并非仅仅一个国家机关的研制小组，而是全国各界广大文字改革热心者都参与了方案制定工作。一九五三年十一月号《中国语文》上发表了中国文字改革研究委员会秘书处署名的《各地寄来拼音方案整理报告》。报告将所收集的各种方案依字母形式划分为七类：
(1)来自汉字的：这又可以分为两类，一类采用汉字偏旁或者笔画少的汉字：一类采用汉字基本笔画。
(2)采用外文字母的：主要采用拉丁字母，大多数兼借用斯拉夫字母，也有夹杂注音字母和汉字笔画的，以及修改或者把汉字或注音字母变得像拉丁字母或斯拉夫字母的。
(3)注音字母：其中有些是把注音字母加以草化的。
(4)速记式的：用速记符号作字母。
(5)方位字母：由字母的位置决定它的音值，比方AAA可以是ㄣ∣ㄢ。
(6)数码式的：用阿拉伯数字代字母，如“中华人民共和国”写作“429-129-324-124”。
(7)图案式的：用几种基本线条构造字母。
从音节结构看，又可分为四种主要方式：
(1)音素化的：即以音素为单位。
(2)半音素化的：仿照注音字母(三拼制)。
(3)双拼的：这一类又分为两种，一种是声介合母；一种是介韵合母。
(4)音节字母：用一个字母代表一个音节。
这些方案从各个不同的角度考虑问题，各有独特的见地，对汉语拼音文字究竟应当造成什么样子这个问题，可以说是摸到了各个角落，对拼音方案的最后成型，实际上是进行了全面探索和试验，做了最广泛的比较、筛选。
在中国文字改革研究委员会拼音方案组对民族形式问题进行讨论的同时，社会上也在就汉语拼音方案究竟采用什么字母形式，“国际化”的，还是“民族形式”的问题展开着争论，很多直接从事文字改革的工作者都加入了这一讨论。有一部分人认为:民族形式就是要根据汉字形式创造的、与汉字有一定联系的拼音字母。并指出人们在感情上更容易接受这种形式的字母，因而可望在群众中迅速推广。但是绝大部分人主张采用拉丁字母作汉语拼音字母。他们认为民族形式主要表现在语言上，文字形式是另一回事。改革文字并非改革语言，如果新的书写符号体系能更好地服务于汉语，那只会巩固民族形式，而无损于民族形式。在这方面周有光写有《什么是民族形式》的文章，他认为，广义的文字民族形式包括符号形式和语言形式两方面。语言形式是民族的主要特征乏一，它比较不容易变化，变化起来也是一点一滴地渐进的。符号形式则不同，它比较容易改变，有时可在短时间内全盘变更。民族形式的形成，往往经过一个习惯培养时期。所谓约定俗成，就是习惯的培养。经过培养，胡琴可以变为国乐，旗袍可以变为汉服，外来字母可以变为民族字母。形成以后，民族形式就进入固定时期。这时候，人们便把民族形式视为“不可移易”的东西。可是或暂或久以后，旧形式变成不合时宜，同时新的形式又培养成熟了，于是民族形式就发生改变。周有光认为永久性的民族形式是不存在的。他指出，历史上比较重要的文字，都有或广或狭的国际流传。国际流传使原来一个民族独用的文字符号成为若干民族公用的文字符号，这样就产生了文字符号的国际形式。文字(符号)的民族形式和国际形式是相生相存、相互转化的。民族文字(符号)经过国际流传，成为国际文字(符号)，国际文字(符号)适应民族语言特点，又成为民族文字(符号)。现代各国的民族字母，除了少数例外，都是适应了自己语言特点的国际形式字母。几种国际形式字母中，尤其以最为通用。拼音字母的可贵，不在它的珍奇，而在它的实用；不在它有独特的传统形式，而在它有便于文化交流的共同形式。汉字形式不适合于现代字母的要求，任意创造又不能算是传统形式，世界上最通用的拉丁字母，是三千年来几十个民族逐步在实用中共同改进的国际集体创作，其另起炉灶，不如采用它。当时还有一部分人主张仿照汉字中形声字的构造模式，设计一种意符(形旁)加拼音的“拼音形声字”。围绕这个问题也展开过讨论。参加讨论的大多数人认为意符(形旁)是无力为纷繁复杂的世间万物归类标意的，特别是文字在实际应用中时常突破意符的规范，所以难以达到预期的效果。大量来自民间的拼音方案和社会上有关拼音文字的讨论，对汉语拼音方案的研制起了积极的推动作用。3.全国文字改革会议讨论文改会提出的各种拼音方案。在一九五五年十月召开的全国文字改革会议上，中国文改会秘书长汇报了几年来研制汉语拼音方案的工作情况，同时提出六种汉语拼音方案的初稿，征求到会代表的意见。此时提出的方案已经不单是汉字笔画式方案了，而是在汉字笔画式方案之外，还有一种斯拉夫字母式方案和一种拉丁字母式方案。当时提交会议讨论的拉丁字母式方案称为《汉语拼音文字(拉丁字母式)草案初稿》，在此之前所制定的所有拼音方案，都是作为拼音文字的方案来研制的。“初稿”内容包括：(1)字母；(2)声:母；(3)韵母；(4)声调；(5)音节和词儿五个部分。这套方案除了采用国际通用的26字母以外，还选用了5个加符字母。基本上做到一音一母(即一个字母只读一种音)，但仍有少数字母依一定的规律读两种音。在会议上代表们继续就拼音字母的形式问题进行了讨论。参加讨论的代表认为汉字笔画式和国际通用的拉丁字母式各有利弊。采用汉字笔画式字母的好处是：(1)接近或比较接近汉字；(2)便于给汉字注音并和汉字夹用；(3)便于表达汉语音韵的特点；(4)不受现成字母数目的拘束，字形简短。缺点是：(1)必须新创字母，不容易为大多数人一致接受；(2)不便横写、连写，连写之后不像汉字，民族形式的特征又没有了；(3)字母笔画不容易十分简单明确；(4)字母数目过多，不很适应打字、排字、电报等机器的要求。采用通用拉丁字母的优点是：(1)简单明确，便于横写、连写；(2)这些字母本来就非学不可，数学、化学、物理都得用它；(3)便于拼写方言和国内其他民族的语言；(4)便于国际交流；5)能适应打字、排字、电报等机器的需要。缺点是：(1)有些人认为这是外来的字母，思想上有抵触；(2)字母数目受限制；(3)字母发音不能过分违反国际习惯；(4)音节较长。这次讨论仍未得出采用何种字母形式的定论，然而对于汉语拼音拼音方案的其他问题的讨论则取得了一些一致的意见。如音节问题，讨论者们全都同意汉语拼音文字的结构要音素化，以四拼为基本形式(即一个音节最多是四拼)，必要时可以把某些字母合写，使它可以成为三拼。对标调问题，大多数人认为可依不同的情况决定是否标调:标调的位置在主要元音字母的上面。
制订阶段/《汉语拼音方案》
1.中央决定采用拉丁字母。《汉语拼音方案》一九五六年一月二十日，中央召开知识分子问题会议。在会上，中国文字改革委员会主任吴玉章作了关于文字改革工作的发言。汉字是‘世界万国'最好的一种文字，改革不得。假使拉丁字母是中国人发明的，大概就没有问题了。问题就出在外国人发明，中国人学习，但是外国人发明，中国人学习的事情是早已有之的。例如，拉丁字母出在罗马那个地方，为世界大多数国家所采用。凡是外国的好东西，就是要统统拿过来，并且加以消化，变成自己的东西。中国历史上汉朝就是这么做的，唐朝也是这么做的。汉朝和唐朝，都是中国历史上很有名、很强盛的朝代。他们不怕吸收外国的东西，有好东西就欢迎。只要态度和方法正确，学习外国的好东西，对自己是大有好处的。”毛泽东主席的这番话，生动而深刻，使得在几年中反复争论而举棋不定的字母形式问题终于有了结论。周恩来总理在会议总结发言中，代表中共中央表明：“拼音方案采用拉丁字母。”一月二十七日，中共中央批转了一九五五年十一月二十三日中国文字改革委员会党组和教育部党组共拟的《关于全国文字改革会议的情况和文字改革工作的请示报告》。在同时发出的中共中央《关于文字改革工作问题的指示》中，再一次表明了“中央认为，汉语拼音方案采用拉丁字母比较适宜”的态度。从此，汉语拼音方案的研制从以汉字笔画式字母为主，到各种形式方案的全面摸索，最后转向采用拉丁字母阶段，加快了制定、公布方案的步伐。2.《汉语拼音方案(草案)》的制订和讨论。在一九五六年一二月间，中国文字改革委员会的全体会议经过讨论，一致通过了拼音方案委员会提出的拉丁字母式的《汉语拼音方案草案》。一九五六年二月十二日，中国文字改革委员会发表了《汉语拼音方案(草案)》，即《汉语拼音方案》的第一个草案(后来人们把这个草案称为“原草案”)；同时还发表了《关于拟订〈汉语拼音方案(草案)〉的几点说明》。“说明”中包括六个部分:(1)为什么要拟订汉语拼音方案；(2)汉语拼音方案是根据什么原则拟订的；(3)为什么要采用拉丁字母；(4)为什么不用注音字母或者另外创造一套汉字笔画式的字母；（5）《汉语拼音方案(草案)》的拟订过程是怎样的；(6)拟订过程中有哪些重要的不同意见。《汉语拼音方案(草案)》有子音(辅音)字母24个，母音(元音)字母6个。这个方案原称《汉语拼音文字方案(草案)》，在正式发表时，已经没有“文字”二字。《草案说明》指出：“拟订汉语拼音方案的目的，是要设计一套拼音字母和写法规则，来拼写以语音为标准音的普通话，也就是汉民族共同语。”它的用处是：“(1)可以用来给汉字注音，在字典上用，在教科书上用，在通俗读物上用，在需要注音的生僻字上用，在路牌上用，等等。”“(2)可以用来作为普通话的教学工具。”“(3)可以用来作为科学上和技术上的符号。”“(4)可以用来试验汉语拼音文字，使拼音字母拼写的普通话逐步发展成为完善的拼音文字。”“(5)可以用来作为少数民族制定拼音文字的字母基础。”《说明》的第四部分对汉字笔画式的方案的研究制定，作了评价和总结，认为注音字母对于统一汉字的读音有过不小的贡献，其历史功绩是不可磨灭的；但是注音字母也有许多缺点和不足，所以要另订拉丁字母式的拼音方案。并针对“为什么不创造一套更好的汉字笔画式的字母”问题，作了明确的阐述:“创造一套汉字笔画式的字母并不难，可是要造得好，使大家满意，那就很难。”“新字母的图形，可能性可以无穷。哪一个图形好，哪一个不好，各人有各人看法。一套新创的字母，要得到相当大多数的同意就更不容易，要得到广大群众的一致同意，更加困难。字母是有习惯性的符号，没有历史基础的字母很难得到群众的拥护。”“过去六十年来有很多人创造过汉字笔画式的字母。注音字母是其中比较成熟的例子之一。解放以来，各地热心文字改革的同志们创造了好多套脱胎于汉字笔画的字母。从一九五二年到一九五四年，中国文字改革研究委员会集中群众的创造，拟定了几套汉字笔画式的字母。所有这些，从整个来看，都还不如国际通用的字母比较使人满意。经过五六年的尝试和探索，中国文字改革委员会得到领导上的同意，放弃了创造汉字笔画式字母的企图。当然，这一时期的尝试和摸索也不是白费的，因为如果不走过这一段路口，也就无从提出这个汉语拼音方案草案来。”在这个说明中，又一次肯定了向国家职能部门提交拼音方案的作者，指出提交655种方案的633位创制人，“是跟中国文字改革委员会及其拼音方案委员会的工作人员在一起进行了工作的。他们虽然不是直接地，但是间接地参加了现在提出的这个《汉语拼音方案(草案)》的拟订工作。”一九五六年三月，吴玉章在政协全国委员会常务委员会第十八次会议上作了《关于汉语拼音方案草案》的报告。报告针对一些人对拉丁字母的担心，报告中还谈到汉字的前途，即汉字将永远存在，永远有人使用。也谈到文字拼音化过渡时期的设想，即两种文字体制并存，而过渡将是一个相当长的时期。吴玉章的这个报告，阐述了一九五五年以后中国文字改革委员会拼音方案委员会研制的汉语拼音方案的性质和作用。这次会后还举行了分组座谈会，参加座谈会的有在京政协全国委员会委员、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委员和文化部、教育部、高等教育部、等单位的代表共162人。从三月到四月，全国各地政协中组织了《汉语拼音方案(草案)》讨论的有22个省、3个市、2个自治区、26个省辖市、4个县和1个自治州，参加讨论的人数在1万以上。同汉语拼音关系比较密切的邮电、铁道、海军、盲聋哑教育等部门都组织了专门讨论。此外，从一九五六年二月到九月，中国文字改革委员会收到全国各地各方面人士以及海外的书面意见4300多件。根据各界的意见，中国文字改革委员会拼音方案委员会在一九五六年四月到一九五七年十月期间召开了十次会议，讨论和修订《汉语拼音方案(草案)》。组成了由王力、陆志韦、黎锦熙参加的三人小组，由他们起草对“草案”的修正要点，并拟出一个“修正草案”。一九五六年六月二十九日，拼音方案委员会召开修订座谈会，陈毅、胡乔木出席了会议。在这次座谈会上讨论的修正草案，有王力、陆志韦、黎锦熙三人小组的一种，以及丁西林、林汉达、韦悫、黎锦熙等人的个人修正草案数种。经过讨论，决定以三人小组的草案作为修正第一式，林汉达的草案作为修正第二式。一九五六年八月，拼音方案委员会发表了《关于修正汉语拼音方案(草案)的初步意见》⑤。在意见说明中，概括地叙述了修订《汉语拼音方案(草案)》过程中的各种问题和不同意见，并对有关问题进行了解释。“说明”中写道:“采用拉丁字母作为汉语拼音的工具，在这个原则问题上绝大多数人意见一致，但是在方案的技术问题上，在少数拉丁字母的具体运用上存在不同的意见，这种情形是并不奇怪的。拉丁字母为世界各民族长期广泛应用，已经获得了对各种语言的较长适应能力。拉丁字母的这种特点，一方面使它的确能够适应汉语的需要而为汉语拼音服务;另一方面，拉丁字母为了适应汉语，也就可以有不止一种安排”。“字母的具体安排上意见所以分歧的另外一个原因，就是各人对于方案的要求重点有所不同。有的人重视教学的方便，有的人重视学会以后实际使用的方便。有的人从机械应用的效率出发，要求字母的总数少一些;有的人从语音的准确描写出发，认为字母总数最好多几个。有的人重视运用拉丁字母的国际习惯，有的人重视汉语语音系统的固有特点。有的人着重在为汉字注音，有的人着重在设计一种拼音文字。每一方面的要求都是有理由的，孤立地来看，每一个要求都是应该满足的。但是要在一个方案里头，使每一个要求都满足得一样好，事实上是办不到的。这些要求发生矛盾的时候，只能权衡轻重，统盘考虑。”3.《汉语拼音方案》正式诞生。中国文字改革委员会拼音方案委员会整理出《关于修正汉语拼音方案(草案)的初步意见》后，即送请国务院审议。为了把汉语拼音方案审核、修订好，一九五六年十月十日，国务院根据中国文字改革委员会的要求，设立了汉语拼音方案审订委员会，由郭沫若为审定委员会主任，张奚若、胡乔木为副主任。委员有、叶恭绰、朱学范、、邵力子、陆定一、周建人、罗隆基、胡绳、马叙伦、、陶孟和、黄绍竑、许德珩、舒舍予、钱俊瑞。审订委员会组建后，中国文字改革委员会拼音方案委员会将“修正草案”(包括三人小组的修正第一式，林汉达的修正第二式，以及丁西林、黎锦熙、韦悫等人各自拟定的草案)提交审订委员会审订。审订委员会召开了多次会议，就《汉语拼音方案(草案)》进行协商和座谈，但各方面的意见总是难以统一。周恩来总理为了使得中国文化生活中的这一重要工具尽早发挥作用，又专门指示审订委员会:汉语拼音方案还不是文字方案，它是给汉字注音，帮助扫盲，帮助推广普通话的，它还不能代替汉字，因此现在不能废除汉字。至于汉字将来是否要用拼音文字代替，这个问题需要从长计议，现在不作决定。根据周总理的指示，审订委员会委托中国文字改革委员会组织在京的各界人士进行座谈，还在北京和外地进行参考性的投票表决试验，并于一九五六年十一月十日，由中国文改会副主任胡愈之在审订委员会第三次会议上作情况汇报。审订委员会于十一月二十一日举行第四次会议，表决通过了“修正第一式”作为《汉语拼音方案(草案)》的修正方案。然而，在一部分委员和群众中，对“修正第一式”仍有一些不同意见。为此，一九五七年二月二十二日，中国文字改革委员会召开第五次全体会议，决定由拼音方案委员会对第一式进行进一步研究和讨论。拼音方案委员会又作了大量的工作，才逐渐使大家的意见统一了起来。一九五七年十月十六日，中国文字改革委员会举行第七次全体委员会议，会上一致通过了《汉语拼音方案修正草案》。汉语拼音方案就基本定下来了。接着在十月二十五日，政协全国常委会扩大会议讨论并同意了这个方案。十一月一日，国务院全体会议第六十次会议通过了《关于公布〈汉语拼音方案(草案)〉的决议》。“决议”指出，《汉语拼音方案(草案)》，经中国文字改革委员会提出后，两年来，由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全国委员会和各地方协商委员会组织了广泛的讨论，并且由国务院组织汉语拼音方案审订委员会加以审核修订，最后又由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全国委员会常务委员会召开扩大会议加以审议，由国务院全体会议通过，准备提交下次会议讨论和批准，并且决定登报公布，让全国人民知道。一九五七年十二月十一日，发表了《汉语拼音方案(草案)》。各地各界人士围绕这个方案草案展开了座谈讨论，绝大多数人表示拥护国务院公布的《汉语拼音方案(草案)》，希望在全国人民代表大会批准之后尽快在全国范围内推行。在一九五八年一二月间召开的第一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第五次会议上，正式批准了《汉语拼音方案》。从此，《汉语拼音方案》从研制时期走向推行、应用时期，并逐渐成为中国人民文化生活中必不可少的语文工具。这个方案是三百多年来拼音字母运动的结晶，是六十年来中国人民创造拼音方案的总结，它的诞生是中国文字改革史上的一个里程碑，是新中国文字改革的又一个重大成果。由此可以看出，《汉语拼音方案》的制定，经过了由下而上和由上而下多次反复推敲、审订的过程：先由文改会拼音方案委员会起草，再由文改会核定，再由全国各级政协讨论，再由国务院拼音方案审订委员会审订，再由国务院全体会议通过，最后由全国人民代表大会批准。制定步骤如此郑重，征求意见范围如此广泛，参加拟订的专家学者如此众多，参考了数量如此众多的各种方案，无怪乎大家一致认为《汉语拼音方案》是拼写汉语的最佳方案。
国际影响/《汉语拼音方案》
汉语拼音方案公布后在国际上获得了广泛的认同和好评，同时更得到了广泛的应用。从1961年起，已经有十多个欧美国家在出版地图时采用汉语拼音，很多大学开始采用汉语拼音方案教学汉语，例如英国的、，美国的加州大学，的国立大学等等。中国对外报刊采用汉语拼音拼写的很多词语，如li（里）、mu（亩）、jin（斤）、fen（分）、yuan（元）、jiao（角）、renminbi（人民币）等，都进入了欧美国家的词书报刊，中国先后出版的一些用汉语拼音标注的地图集、航海图等，都得到了国外的普遍欢迎和应用。国外的一些出版社出版的图书，也采用汉语拼音拼写其中的人名和地名。比如英国企鹅丛书&公司1973年出版的《石头记》（），其中的人名完全采用汉语拼音，译者在序言中还把《红楼梦》的多种书名用汉语拼音写出来。1965年，北京语言学院英籍教授威尔金先生曾经作了一个试验，找了几个完全不懂中文的人用汉语拼音和威妥玛注音来拼读中国人名和地名，看哪一种方案更像中国人的发音，他试验的结论是应用汉语拼音拼写中国的人名和地名比较好，认为对于说英语的人来说，汉语拼音也要优于威妥玛方案。在汉语拼音方案公布以前，中国人名、地名的拼写都是以威妥玛方案作为标准的，但是写法相当混乱，比如“四川”，汉语拼音是Sichuan，但在当时的英语中写作Szechuan，在法文里写作Setochouan，在西班牙文中写作Sechuan，这样，同样的人名、地名，在不同的语言中各有各的写法，这种混乱现象对于国际经济、文化的交流是非常不利的，需要统一起来。而且威妥玛方案中使用了很多附加符号，其中声母和韵母有14个使用了附加符号，用来拼合出声韵结合的四百余个基本音节，据统计，其中有一百六十多个音节带有附加符号，比率高达38%，可见应用之不便，而在实际运用中，许多附加符号又不写出来，造成大量音节混乱。所以，很多国家的有识之士都撰文或提出建议，呼吁采用汉语拼音方案作为中国地名罗马字拼写的国际标准。关于汉语拼音的运用问题，中国各个政府部门先后发布了很多法规文件，这些文件，涉及到中国人名、地名、省市自治区名称缩写、中国各个民族的罗马字母拼写法和代码、拼音正词法问题、拼音字母名称读音问题、中文书刊名称拼写法、企业和商店牌匾后商品包装和广告使用拼音问题、各种体育活动使用拼音问题等等，无论你是做什么工作的，都回避不了汉语拼音的使用问题，需要你去了解它，熟悉它并正确运用它。在1977年联合国第三届地名标准化会议上，中国提出用汉语拼音拼写中国地名作为罗马字母拼写的国际标准的提案获得通过；联合国秘书处日发出关于采用汉语拼音的通知，要求从即日起采用汉语拼音作为各种拉丁字母文字转写中国人名和地名的标准；1982年国际标准化组织（ISO）决定采用拼音字母作为拼写汉语的国际标准，这就意味着《汉语拼音方案》是国际通行的汉语拼写标准。1986年国务院发布《地名管理条例》，规定“中国地名的罗马字母拼写，以国家公布的《汉语拼音方案》作为统一规范。”日，中国公布了《中华人民共和国通用语言文字法》，并于日起实施。《通用语言文字法》在第十八条规定：“国家通用语言文字以《汉语拼音方案》作为拼写和注音工具。《汉语拼音方案》是中国人名、地名和中文文献罗马字母拼写法的统一规范，并用于汉字不便或不能使用的领域。”这更以法律的形式对汉语拼音方案的使用作出了具体规定，使得汉语拼音的运用有了法的依据。用汉语拼音作为拼写中国的人名和地名的字标准，已经得到了国际公认，这是无可争议的事实，然而近年来，当局为了达到其不可告人的台独目的，抛出了所谓的自然通用拼音方案，大肆鼓噪，妄图取代大陆推行的属于全体中国人民的汉语拼音方案。台湾当局还一直在致力于推行台语，也就是闽南语，鼓吹语言本土化。台湾当局的这种作法，其意不在拼音方案或语言本身，而是把文化台独，作为台独的一部分，企图从文化上割裂台湾和大陆之间的亲情，企图通过文化达到政治台独的目的，所以，文化台独的实质就是政治台独的反映。要批驳台湾当局的作法，光有爱国热情和义愤还不够，还得说出他们推出的自然通用拼音行不通的道理来，说出大陆汉语拼音方案优越性的道理来，认识推广普通话的重要意义。这就需要对汉语拼音方案、对普通话进行研究。而教材第一章就用很大的篇幅介绍了汉语拼音方案的设计构成原理，介绍普通话的标准问题，了解《汉语拼音方案》的有关规定和在国际上的地位影响，有助于加深对汉语拼音的认识和重视，更好地学习、使用和宣传《汉语拼音方案》，这对于维护国家民族的团结统一还具有特殊的重要意义。汉语拼音方案，这个集历史与现实的群众智慧之大成的方案一公布，就以其简明、实用、精密、完备的特点而得到社会各界的欢迎，她的诞生，为中国普及教育、普及文化科学知识揭开了新的一页。四十五年的应用实践证明：《汉语拼音方案》是最佳方案，她不但在国内各个行业得到了广泛的运用，而且得到了国际社会的普遍认同与应用，因此，任何想撼动汉语拼音的企图，都是徒劳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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