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重新安装浏览器，或使用别的浏览器北外、上外等英语专业学生都是怎么学习才能做到在短短四年之间水平大幅提高的？ - 知乎<strong class="NumberBoard-itemValue" title="1被浏览<strong class="NumberBoard-itemValue" title=",090,725分享邀请回答3.6K369 条评论分享收藏感谢收起1K91 条评论分享收藏感谢收起这不是序　　　《英华沉浮录》转眼竟是第三卷了。　　　　要说的都在文章里说了，不想写序。　　　　我的老朋友刘绍铭在《信报》评《英华沉浮录》第一卷，说「字虱还是要捉的。这种工作今天还有人做，成果还受到大家注意和尊重，可见社会有心人不少，没白费气力」。绍铭肯评，我放心了。　　　　第二卷「字虱」已经捉得不多。第三卷好像更少了。我颇感忐忑，彷彿偷懒失职。案头正好堆了一堆等着处理的信件、账单，有个回邮信封画了个贴邮票的小框框，框内写着：「No postage stamp necessary if posted in Hong Kong。如在本港投寄，毋须贴上邮票」。我相当不喜欢这样的中文，也相当不喜欢这样的翻译，一时技痒，改为「香港投寄，免贴邮票」。　　　　算是捉了一只「字虱」凑数。　　　　这不是序。　　　　　　　　　董桥　　　　　　　一九九六年十月一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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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生命不是一盒巧克力糖 　　　　　　你讲个笑话给英国人听，他会笑三次：你讲的时候他笑一次──那是礼貌；你解释那个笑话的时候他第二次笑──那也是礼貌；最后，他半夜三更醒来突然大笑起来，因为他终於懂了笑话的意思。你把同样一个笑话讲给德国人听，他会笑两次：你讲的时候他笑一次──那是礼貌；你解释那个笑话的时候他第二次笑──那也是礼貌。他不会笑第三次，因为他永远弄不懂笑话的意思。你把同样一个笑话讲给美国人听，他会笑一次──你一讲他就笑了，因为他一听就懂了。可是，你把笑话讲给犹太人听，他根本不笑。他会说：「那是老掉牙的笑话了，再说，你都讲错了。」（&It 's an old joke, and besides, you tell it all wrong.&）　　　　英国人拘谨，脑筋动得不快，却肯下功夫去想问题。德国人死板，毫无情趣。美国人是白种人之中最灵活的人，也不懒。犹太人最聪明最世故，天生是揹着历史包袱的悲剧民族，轻易学有所成。中国人颇像犹太人，谦恭有余，激昂不足；苦中幽默，笑里常见绉纹，该是国运使然。唐诗有「不才明主弃，多病故人疏」一句，有人颠倒窜换一二字为联，送给庸医：「不明财主弃，多故病人疏」，大妙！这是黄苗子先生说的。黄先生的《门联》一文还说：四川军阀盘踞时代，川中当局有所谓「善后会议」者，商讨内战后安靖之策，请诗家书家赵尧生参加。尧老开会见拥兵者各为私谋，纷纷不决，戏书一联贴在门外，拂袖而去。联里镶了「善后会议」四个字：　　　　「善」无如之何，「会」放狗屁；　　　　「后」来更不了，「议」个鸡巴。　　证诸今日中方港方议会委会一大堆，不知在议什么鸟，不禁莞尔。世事往往教人笑不出来。笔底妙语连珠的老舍，文 革时期还是投湖自尽了。又渊博又有文采的沈从文一度给揪到天安门城楼上洗男女厕所。苗子先生说：沈先生认认真真天天去打扫，像摩挲一件青铜器那样摩挲每一座马桶，将来有人写「天安门史」，应该补这一笔。「忍」功真是中国的国粹了：忍着哭，忍着笑，忍着所有逆来的横祸。沈先生揹着三十万字的《中国服装史》初稿到咸 宁干 校，结果被扣下来，丢了。老人家居然有勇气重新写出一本来。《阿甘正传》里说：生命像一盒巧克力糖，你永远不知道盒里乾坤（&Life is like a box of chocolates... You never know what you're gonna get&）。不是每一个民族的生命都像一盒漂亮的巧克力糖。幸好沈从文会说：「中国的刺绣，美呀！汉代漆器纹样，美呀！…」　　
　　「雪还没有化哩」 　　　　　　上海郑逸梅先生生前擅写掌故，出版的几十种书我断断续续搜罗了十多年，始终不齐，却也收了不少，其中有他签名送给我的，当然弥足珍贵。老先生谢世的时候该九十几快百岁了，真是海上一宝。他的文字文白夹杂，都堪回味。一生在各报副刊写文章，随想随写，随要随有，得「补白大王」之誉，永远知道读者喜欢看什么，笔下绝不沉闷。都说报屁股消闲文章不登大雅之堂，实在大谬。「闲」是学问。闲而无趣，那是糟蹋情致；闲而空疏，不啻亵渎性灵。逸梅先生的文章是典型的消闲之作，信手拈来，蔚为大观；阅历不深、学问不博、性情不雅根本办不到。　　　　前夜灯下翻读他的《萧派山水画继承者施南池》一文，末段说：「听说他在长江口的横沙岛筑室曰：『江海草堂』，为夏日逭暑之所，届时当一访故人於草堂，披襟濯足，沉李浮瓜，藉江上清风，一涤炎氛与溽暑哩」。郑老先生文章处处可见这样发人遐想的句子，谈古今掌故尽量把自己牵涉进去，制造亲切效果。明清笔记多用此法。至於老先生的文言，也是纪晓岚那一路典丽风格，不是沈曾植沉郁的笔调。说「逭暑」不说「避暑」；「炎氛」对「溽暑」；都见巧思。「披襟濯足」不难懂；「沉李浮瓜」则典出曹丕《与朝歌令吴质书》里的「浮甘瓜於清泉，沉朱李於寒水」，引申为消夏乐事。我不甚理解的是最后那个「哩」字，总觉得是败笔，破了文句的风姿。这个助词不知是不是沪上方言；《现代汉语词典》上说是跟普通话的「呢」相同，但只用於非疑问句：「山上的雪还没有化哩」；用於列举，跟普通话的「啦」相同：「碗哩，筷子哩，都摆好了」。我用普通话念这两句话，始终觉得彆扭；等於用国语加粤语说：「不是呱！」香港报上不少记者、作者偶然也用这个「哩」字，怎么摆都念不顺口。　　　　中文里有些助词要用得准确并不容易。「嘛」字表示道理显而易见：「有意见就提嘛！」；「这也不能怪他，头一回做嘛！」。「吗」字用在句中停顿处以便点出话题：「这件事吗，其实也不能怪他。」「煤吗，能省点就省点。」这类助词既是只能用普通话念才像话，我写文章能避则避；写对白则也许可用，看说话人的性情而定。法国作家Comte de Buffon说过一句隽语，译成英文是&Those who write as they speak, even though they speak well, write badly&：「我手写我口，口虽善言，手必不佳」。慎之慎之。　　
　　读。喜欢。
　　孟浪的男生，孟浪的椽笔 　　　　　　十九岁男学生犯性暴力罪判处徒刑四年半。这位学生平素学业优良，是老师同学眼中的模范学生，竟然屡次闯进梦中情人家里侵犯她，终於犯案。《明报》社评认为这个案子暴露了香港教育和社会价值观问题，学校偏重学生的智力发展，忽视了德育，并说这位学生是色情刊物的受害人，也是香港教育偏差的受害人。　　　　香港教育政策确有不少值得商兑之处，《明报》匡正文教歪风不遗余力，自是对的。可是，举出这样一宗个案以全盘否定香港教育政策的德育环节，铺陈论点难免颇费思量。我很关心这位学生的遭遇，对香港教育政策的趋势也有兴趣，因此仔细读了这篇社评。社评题目很好，是《有才缺德，锒铛入狱；汲取教训，加强德育》。按「缺德」指人做坏事、恶作剧、开玩笑、使人为难等，普通话说缺德，一般形容比侵犯蹂躏为轻的坏事。社评既谈学校的德育问题，那位男学生犯的案子又属严重的性暴力罪，说「有才无德」似更贴切。　　　　社评指这位模范学生「竟是一个对社会极具危险的『变态色魔』」。杨浩东容或「变态」，却远远没有屯门之魔那样到处奸杀妇女；「色魔」云云，未免过毁。说他「对社会极具危险」，似也过虑。文字上说，「危险」而无「性」，前头不宜用「极具」。美女可以极具媚力；变态色魔对社会只能说「非常危险」，或者勉强说「极具危险性」。我跟主笔先生一样，也不喜欢用这个「性」字，什么「可读性」、「可塑性」，都是英文说法，可避则避。社评这句话不如改说「老师同学眼中的这位模范学生，竟是变态色魔，危险得很」。另一句英文说法是：「讽刺的是，在学校师生以及家长眼中，他却是一个『模范学生』，即使明知其触犯了法网，依然对他充满同情」。&Ironical&确是很好用的字，却不容易说得像中文。字典上说是具讽刺意味的；出乎意料的；令人啼笑皆非的。这几种译法都比「讽刺的是」强得多。再说，杨浩东平日既是好学生，这次冲动犯法系狱，老师同学都替他难过，那也是人之常情，何「讽刺」之有？　　我完全同意社评藉杨浩东案件提醒教育界注意才德并重的教学方法，提醒传媒界不要滥制色情刊物。我担心的是评论文章的遣词用字失之孟浪，上纲上线，终致削弱了评论的用意。慢慢想，慢慢写，不要急；前两天才判的案子不会那么快变成「历史」，不必那么快就说「为了避免历史重演」。　　
　　心口上那颗朱砂痣　　　　　　史密斯先生杀死了老婆。他在法庭上自辩的唯一理由是一时精神错乱（temporary insanity）。法官要他清清楚楚讲述犯案的经过。史密斯先生说：「法官大人，我是个沉默、温和的人，做人做事从来井井有条，绝不跟人结怨。我每天早上七点钟起床，七点半吃早饭，九点到办公室，五点钟下班，六点钟到家，晚饭摆在饭桌上了，吃完看报纸，看电视，上床睡觉。天天如此，从来不变。一直到事发那天──」史密斯先生说到这里停下来喘气，情绪很激动。法官请他慢慢说下去。「事发那天，」史密斯先生说，「我七点钟起床，七点半吃早饭，九点上班，五点下班，六点到家。饭桌上没有晚饭，我老婆不见了。我满屋子找她，最后发现她跟一个陌生男人睡在卧房的床上。我把她杀了。」这是关键之处，法官说：「你杀她的时候情绪怎么样？」史密斯先生说：「我实在火了，简直疯了，完全控制不住自己。」他说到这里回头对着陪审团，一面搥打疑犯椅子的扶手，一面大声叫道：「诸位先生，我六点钟回到家里的时候，晚饭一定要摆在饭桌上啊！」（&Gentlemen, when I come home at six o'clock, supper has to be on the table&）。说这个笑话的是Isaac Asimov，他认为整段笑话要有史密斯先生纯正的英语（impeccable English）去衬映才更好笑。主角换个意大利丈夫，满口意大利腔的英语，动作夸张，妒火中烧，结局自然变成平平凡凡的情杀案件了。史密斯先生的故事从老婆红杏出墙（adultery），峰回路转变成厨房管理不善（kitchen mismanagement），完全出人意表，所以格外好笑。　　　　写文章为了不落俗套，偶然营造出人意表之结语，这样的章法称为「翻叠」。黄永武谈「翻叠」，举了阎应元《题七里庙壁》诗为例：「露胔白骨满疆场，万死孤忠未肯降；寄语行人休掩鼻，活人不及死人香」。翻叠造句关键在作者的逻辑思维要缜密，加上文字蕴藉，自然令人神志摇曳。中国现代作家之中，张爱玲饶有此技。《金锁记》里有这样的一句：「言语究竟没有用。久久的握手，就是妥协的安慰，因为会说话的人很少，真正有话说的人还要少。」《红玫瑰与白玫瑰》里有一处点睛之笔，既有「翻叠」之神韵，又得「取譬」之妙谛：「也许每一个男子全都有过这样两个女子，至少两个。娶了红玫瑰，久而久之，红的变成了墙上的一抹蚊子血，白的还是『床前明月光』；娶了白玫瑰，白的便是衣服上沾的一粒饭黏子，红的却是心口上一颗朱砂痣。」张爱玲的文字最会烘托深刻的人情世故：她的心细腻像花瓣，她的笔丰盈如荷梗，笔下终於散发着晚唐诗风。她才是中国现代文学心口上一颗朱砂痣。　　
　　说文解字日志四帖 　　　　　　星期五：中国人有小病是福之说。今日见Harold Nicolson五○年代接受《观察家报》访问曾云：&One of the minor pleasures of life is to be slightly ill&，足见此公颇有生活情趣。小病是福的「福」字并非福气之意，而是说小小不舒服可以趁机避一避原来要应付的事情，殊非坏事。英文可说：A slight indisposition may not be a bad thing ；甚至说：Count it a blessing if you never suffer anything worse than minor ailment。Harold Nicolson是英国外交官，仕途并不如意，转写评论、传记、游记，晚年封爵士。娶着名女诗人、小说家Vita Sackville West为妻。Vita工园艺，在肯特郡筑名园，著作比其夫可观。半生与著名女作家Virginia Woolf深交，吴尔芙的Orlando一书即由两人交情得灵感而成。　　　　星期六：读《谈艺录》引随园语云：「学问之道；四子书如户牖，九经如厅堂，十七史如正寝，杂史如东西两厢，类书如厨柜，说部如庖湢井匽，诸子百家诗文词如书舍花园，皆不可偏废」。然则香港地狭楼小，民居小过厨柜，类书如《太平御览》、《古今图书集成》都摆不下，只得偏废矣！日前读杂书，说随园老人一日宴会，家人上羊肉，客人有不食者，他说：「此物是味中最美，诸公何以不食耶？试看古人造字之由，美字从羊，鲜字从羊，善字从羊，羹字从羊，即吉祥字亦从羊，羊即祥也。」满座大笑。说文解字如此发人深思，可喜。　　　　星期日：台湾齐骋邨先生说报章常见错别字，触目惊心。「心悦诚服」成了「心悦臣服」；「以偏概全」成了「以偏盖全」；「可望而不可即」成了「可望而不可及」；「有鉴於此」成了「有见於此」；「西装笔挺」成了「西装毕挺」；「唾手可得」成了「垂手可得」等等。齐先生说必恭必敬不可写作毕恭毕敬；查大陆《现代汉语词典》，却在「必恭必敬」条内说「也作毕恭毕敬」。齐先生说「完满」应是「圆满」，我也一向这样想，但《现代汉语词典》又有「完满」条，解释为没有缺欠；圆满。既有「完美」，想来「完满」也不错了。　　星期一：《明报》刊黄文放先生动身访台照片，说明谓「黄文放昨日终於完了多年来的心愿──访问台湾」；总觉得「完了心愿」不甚妥贴。求神明保佑的人实践对神明许下的报酬，是为「还愿」；「还愿」亦比喻实践诺言；说「还了心愿」似更好。不然就说「终於圆了多年来踏足台湾的心愿」，如何？　　
　　性感的品味 　　　　　　一位名作家发现他最近出版的几部小说销路都不行了，不禁忧心忡忡。他去请教他的经理人。经理人说：「不瞒你说，你跟不上时代了。现在的小说都很性感，你懂我的意思吗？必须要有一大堆露骨的性爱描述，不然你就完蛋了。我们得承认，你的小说不够髒（&Your novels are not cruddy enough&）。」小说家回到家里马上伏案工作：读者要性，那就给他们性吧！脱稿之后，他又去找那位经理人：「你看看这一部怎么样？」经理人嘴里叨着雪茄匆匆翻看原稿，接着说：「对不起，宝贝，我会尽力推出去，可是我觉得这一部还是不行。不够性感。」「你说什么？不够性感？」小说家喊道：「你看看，就在第一页里，女主角赤条条跑出房间冲过大门奔到大街上去，紧跟在她后面的是赤条条的男主角，我还清清楚楚描写了他的冲动状态。这还嫌不够吗？」经理人说：「当然，当然。可是，你自己看看，那是在第一页好后好后的尾部了（&Yes, yes, but look how far down the first page&）。」　　　　「跟不上时代」的作家确是不少，中外皆然。性感的文字多人看，此点也毋庸讳言；难是难在写得性感而不髒。所谓「髒」，说的是李日华《味水轩日记》里批评的那些「大抵市诨之极秽者」；唐代传奇小说中的奇诡妖艳之事，只要笔墨可观，顶多是浮薄轻佻，算不上琐语淫词。到了《灯草和尚》、《肉蒲团》之类的书，当然是恣肆了些，却又说不上有什么高妙的文采。《僧尼孽海》中收的那一堆短篇，随便浏览，也只有《沙门昙献》和《麻姑庵尼》颇见技巧。文字性感而又有内涵的说部并不太多，这跟作者的品味大有关系。才子佳人吟诗作对已经够闷了，就算两个人躲在后花园石洞曲径消耗半天，毕竟也难生回肠荡气的景象，空有酸气没有媚味。潘金莲去偷一百零八条好汉之中的任何一条，相信都会比偷那个靠春药逞雄的阔大爷西门庆好看。冲破阶级樊篱的爱欲容易制造戏剧高潮。查泰莱夫人爱的要不是猎场看守人，劳伦斯那部小说的文学价值必然极低。Fanny Hill一书最旖旎是老爷的情妇勾到少年信差的段落；作者几乎不必用到什么髒字，半明半暗之间居然昵到毫颠。　　　　造意遣词确有寒酸鄙俗之一路。《青箱杂记》说：「山林草野之文，其气枯碎；朝廷台阁之文，其气温缛。晏元献诗但说梨花院落、柳絮池塘，自有富贵气象；李庆孙等每言金玉锦绣，仍乞儿相。」此中当可见出品味高低。坊间通俗报章上的肉欲小说其实连金玉锦绣的俗气都够不到，只剩一副色中乞儿相。要肃清的，是这样髒兮兮的笔。　　
　　虽然董的书读多略闲烦.多少有些卖弄.但还是喜欢,文字雅致,干干净净.但话说回来有才的有几个不卖弄的呢.
　　银行家的党爸爸 　　　　　　戴晴在香港飞纽约的飞机上结识了一位河北商人。商人说：「所有烂事都是北京打头，下边的人刚在心里打小鼓，北京人都干顺了手了。」商人为工厂跑贷款，专跟北京的银行家打交道，送小轿车，一切好商量。戴晴说：「肃贪这事有何难哉？就从北京那些开地方高级轿车银行家之流入手，一抓一个准！」　　　　张伯驹在《北方四银行》里说，清末山西大德通票号经营范围自京都遍及黄河流域各省。庆亲王奕劻当国，公然卖官纳贿，大德通正是过手人。各外省候补官一经挂牌任知州县，票号立刻送去折子，可在票号支钱，到任后所刮地皮的钱，当然也就存在其号了。民国后成立中国银行及交通银行，还有外国银行，大德通才渐渐衰替，终於收庄。当时所谓商业银行，南方有了浙江兴业银行，北方没有。张伯驹的父亲建议袁世凯总统创办官商合办银行，名叫盐业银行，由银行经营盐税，供盐商存款，自有固定来源去路。袁世凯答应，财政总长不答应，认为盐税为财政部主要收入，归银行经营，则不能独自掌握矣！张老先生后来自组盐业银行，成了北京商业银行之创始，跟后来成立的淮安周作民的金城银行、江苏胡笔江的中南银行、淮安谭丹崖的大陆银行在北京各设总行，称为北方四银行。黎元洪、徐世昌先后任总统期间政局大变，张老先生被押，由吴鼎昌接任盐业银行总理。吴鼎昌后来办《大公报》，说是独资经营，实乃盐业银行之款也。国民党南京政府时期，吴以四川人与张群契合，又与浙江财阀联系。《大公报》社论由张季鸾执笔，风行社会，对南京政府用小骂大帮忙的手法，深受南京重视，吴鼎昌於是成了蒋介石之幕中人，任实业部长，中国银行总裁张家璈则任交通部长，蒋介石的内阁遂有名流内阁之称，即加入两家银行也。　　　　十九世纪欧洲著名银行世家Rothschild家族是犹太人，第三公子Nathan Rothschild 有一天在伦敦坐出租汽车，小费给得很少，司机告诉他说：「罗先生，贵千金茱丽小姐给我的小费比这些还多得多呢。」老先生咆哮道：「她当然没问题，她有个阔爸爸」（&That's all right for her. She's got a rich father&）。北京那些开地方高级轿车的银行家似乎也没问题：他们有个阔气的党爸爸。　　戴晴笔下的商人「微微闭上眼睛，像是不愿再答理我。我也把毛毯拉到颔下」。　　　　
　　“That's too good!” 　　　　　　有三朝元老大门楹联云：「一二三四五六七，孝弟忠信礼义廉」，以此讥讽清初的贰臣。上联漏了「八」，是忘八；下联缺了「耻」，是无耻。骂人骂到此等地步，实在甚绝。宦海政坛乌烟瘴气，骂人的真多，挨骂的也不少，要看的是骂得有学问还是骂得没有学问。John Wilkes是当年坚决反对英王乔治三世的政客，大敢抱持自由主义原则浮沉政海，私生活放荡不羁，风流出名。有一次，他的政敌跟他激辩，气得咬牙切齿，终於忍不住说：「先生，我预测你不是死於绞刑架上，就是死於梅毒花柳。」Wilkes闻言慢条斯理回答说：「亲爱的先生，我死於前者还是后者，那完全要看我抱的是你的信念还是你的情妇（&Which it will be, my dear sir, will depend entirely on whether I embrace your principles or your mistress&）。　　　　京剧《打渔杀家》里萧恩三招两式就打得教师爷跪在地下磕头，有一段「摇板」唱的是：「江湖上叫萧恩不才是我，大战场，小战场，会过许多。我本是出山虎独自一个，尔好比看家犬一群一窝，你本是奴下奴，敢来欺我？」萧恩当年金戈铁马出入沙场，交手的尽是英雄好汉；如今虽说落魄了，决计不把教师爷这种狗腿子放在眼里。古来英雄爱说当年勇，受人欺负总是忍不住缅怀昔日风光。这样的做法十之八九不甚管用，幸好萧恩拳头还亮得出来，先把那个奴下奴打倒在地才骂人。《红楼梦》里的焦大酒后骂主子一家「爬灰的爬灰，养小叔子的养小叔子」，虽是痛快，毕竟扭转不了自家的命运。知识分子愤世嫉俗，多有焦大的满腔激情，却没有萧恩的拳脚本事，对剑侠小说不免格外喜爱；刀枪之外要有柔情的渲染，则加倍神往了。京戏名演员盖叫天擅演武松，田汉送他一首诗说：「争看江南活武松，鬚眉如雪气犹龙，鸳鸯楼上横刀立，不许人间有大虫」，写尽他演活了武二的威风气概和豪侠心肠。　　人间向来如戏台，忠奸角色都有。政治舞台上尤其五彩缤纷，什么样子的表演都值得看。听说当年张伯扬演《武十回》，先唱老不正经的张大户狎戏丫环潘金莲，把她配给五短身材的武大郎，「要问这武大郎是什么样，我下场他准上场…」悠然下场。再上场的竟是个一米七五的马三立，观众大笑！临近九七，公务员走本地化路线，快上任的个人资料私隐专员刘嘉敏日前招待记者，居然满口只说英语，反而首席助理政务司麦敬时这位洋人用粤语说开场白。这正应了刘专员答应接受电台英语访问时说的一句话：That's too good。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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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潘金莲孝服底下的红裳 　　　　　　「急锣紧鼓声中，幕里大叫一声：『好酒！』一个神态豪迈、气宇轩昂的豪傑跌跌撞撞的大踏步出台，袍袖一挥，四句西皮散板，只听见：『有酒不知天地小，任他肉眼看英豪』，台下采声春雷轰动。啊哈，真乃绝妙好辞，绝妙好戏也！」　　　　这是查先生以林欢笔名写的《中国民间艺术漫谈》中评《除三害》一文的开笔第一段。书是一九五六年长城画报社出版发行的，订价一元四角。这本小册子的「后记」说，一九五六年六七月间，「中国民间艺术团」在香港演出，成为香港艺术史上一件空前未有的轰动大事，这些谈歌舞、京剧的杂文，正是作者当时发表在报纸上的急就之作，目的是向海外观众们解释艺术团演出节目的内容。书中的电影部分则写於五四到五六年之间，为了配合演出和电影，文章都是当晚看戏、当晚就写的，「所以事后校阅，颇觉文字粗率，更加缺乏学术上的深度」。查先生当时还没有创办自己的报纸，大概还在主编《长城画报》，兼编左派报纸，写些电影剧本，这些短文只能算是业余之作，「採用的是一种个人漫谈、随意抒发己见的形式」。　　　　查先生写的考证袁崇焕生平之类的重头文章固然气象万千；他笔下的一些「个人漫谈、随意抒发己见」的文字却最为引人入胜。他当年写的社评不闷，主要正是因为文中穿插不少「笔者」个人的经历和随意的己见。当今香港报纸的社论大都沉闷，说穿了是主笔阅历不深，读书不博，文笔不行。评《除三害》一文开头写的一段，十足章回小说的笔调。这样的文章，就算「缺乏学术上的深度」也不要紧；裹脚布似的学术论文到底是写来拿学位混饭吃的。学问要能随意化为漫谈方才可观。交代《狮子楼》的故事，从西门庆串通王婆勾引潘金莲害死武大郎，一直讲到武松杀嫂杀奸夫；那是学术。只让潘金莲外穿孝服露出里面的红衣以点出奸情；那是学问。　　林欢评《狮子楼》有这样一段话：「在戏里，我们看到武松回家，发现哥哥已死，悲痛之中，见嫂嫂外穿孝服，里面却穿红衣。在原作中并不是这样写的，因为施耐庵有充裕的篇幅来写潘金莲怎么洗去了脂粉，拔去首饰钗环，脱去红裙绣袄，换上孝裙孝衫，假哭下楼。但京戏只用外白内红的衣饰，立刻鲜明而迅捷的表明内中必有奸情。事实上，潘金莲恐怕不会傻得在孝衣之中穿着红裳，但京戏用了这夸张手法，很简捷的表现了整个故事的关键所在。」天下写文章的人须谙「外白内红」的笔法；写政论的人更须懂得识破潘金莲孝服底下有红裳。　　
　　过一个文化的夏季 　　　　　　星期天的英文报纸细数本地名流过暑假的计划：曾荫权会到伦敦去探望小孩、看书；陈方安生到伦敦去看书、买东西；杨孝华到牛津去探望孩子，到伦敦玩；周梁淑怡到马来西亚，到伦敦；彭定康到法国西南部打网球，还要看书、种花。端午一过，香港暑气扰人心绪，要盼好几个月才盼到秋凉时节。英国的夏天却又短又甜，每一个英国人都有一段难忘的仲夏夜之梦。George Orwell格外怀念布尔战争前的英国：一年到头是夏季（&Before the war, and especially before the Boer War, it was summer all the year round&）。英国天气变幻莫测，太阳真是黄金那么贵重的礼物。记得一九七五年伦敦飘起六月雪，板球比赛都取消了。翌年夏天，气温升到华氏一百一十度，温布尔顿的网球赛有四百名观众中暑晕倒。虽然是这样冷暖无常的暑期，英国人还是迷恋夏天，一年之中的缤纷盛事都排在六月到八月之间，有的时候碰上迷濛的季风季雨，有的时候邂逅明媚的夏日骄阳。英国人一辈子在回忆夏天、盼望夏天：耀眼的热浪，鲜红的草莓，洁白的奶油，翠绿的树荫。「夏天的下午」，Henry James说，那是英文里最漂亮的一串字（&Summer afternoon--summer afternoon, to me those have always been the most beautiful words in the English language&）。　　　　星期天下午（Sunday afternoon）也是非常「英国」的时光。Alan Bennett在Forty Years On里说，星期天下午是洗汽车的下午、罐头蜜桃的下午、三花淡奶的下午。一些工人阶级星期天下午把孩子都送到星期天学堂去，为的是躲在家里静静传宗接代多生几个。接着是时代变了，社会渐渐富裕了。星期天可以读到全世界最好的星期天报纸。星期天还可以吃牛扒、吃约克郡布丁、喝啤酒、看闲书。这是英国夏季里的星期天：文化的夏季里的文化的星期天。Aldous Huxley一九三九年写的一部小说就叫After Many A Summer ：夏去夏来。小说说美国一位富翁追求长生不老的灵丹，出钱支助科学界研究长寿秘诀，结果竟在英国发现十八世纪一位贵族的日记，说是生吃鲤鱼（carp）的内脏可以长寿，这位贵族从十八世纪活到二十世纪的三十年代还不死。可是，想活几百年的人必须付出代价：变成人猿。富翁觉得人猿性生活非常愉快，变成人猿也不错：&They seem to be having a pretty good time&。小说的书名於是套了田尼森的诗句「夏去夏来天鹅死」（&after many a summer dies the swan&）。　　
　　善待母语，维系尊严 　　　　　 台湾的何凡先生说：我们提倡白话文已近一个世纪，利用白话文传授现代的声光电化之学，国家因此步上现代化之路，功劳极大。但是现代台湾学童爱看漫画和电视，再加上电玩、KTV等消磨宝贵光阴，以致疏离国文，厌弃写作，未免得不偿失。他还说：笔下能通畅的表达情意是国民应有的基本能力之一，台湾的教育普及已是世界第一流，但是国民写作能力却日见衰退，如果不能从小扎根，怎么能培植成文化之树。这是台湾今日应当力谋改善的一个课题。　　　　北京的《光明日报》载文呼籲善待母语，说是传媒广告中故意践踏母语的现象姑且不说；去年秋季，某大学对三千五百一十一名新生进行语文水平测试，测试以中学语文及高考语文试题为基础，难度不算高，但结果总平均分为六十三点九分，七十五分以上者仅佔百分之一点八，特别是硕士和博士研究生，平均得分都不及格。文章还说：我们有些人怠慢、冷落母语而热衷於外语由来已久，中学阶段外语与母语教育平起平坐；到了高校则不开《大学语文》之类的课程，外语倒不断强化。硕士、博士研究生阶段基本上是没有母语市场了，考研、出国都只顾外语了。　　　　香港理工大学中文及双语学系助理教授陈瑞端研究公众对中文错别字态度及容忍程度，分析香港学生错别字的情况。她的研究显示大一学生错别字为每一千字有五点六个；预科生有五个，中三学生有六点七个；小四学生有十二点四个。社会人士平均可以接受的错别字数量是初中程度为一千字中有十一点三个；高中程度为六点六个；大学程度则三点五个。　　何凡先生对自己国家语文的敬重之情教人感动；那等於英国人认定英文是英国最伟大的国宝（&our greatest single national asset&）。这是国民尊严的基石。据我个人粗浅的观察，台湾国民的普遍写作能力并不太弱；台湾书报杂志的表达情意的基本能力一般都算达到「通畅」的水平，甚至文笔可观的为数实在也不少。大陆上的有心人不断呼籲汉语规范的问题，无奈各种政治运动困扰民心，粉碎传统，打击国民尊严；经济一旦起飞，崇洋意识油然而生，菲薄母语的现象难免也应运而起了。香港的中文问题与殖民地历史分不开；错别字的情况固然值得注意，何凡先生所谓培植中国文化之树的意识似也不容忽视。　　
　　到外国去读几本书吧 　　　　　　武汉的朋友送我一本湖北人民出版社新出的《中国近代十大怪杰》，作者是马克锋。「十大怪杰」者，是辜鸿铭、苏曼殊、李叔同、章太炎、林琴南、叶德辉、黄侃、王湘绮、黄人和刘师培。书中还有「附录」，写吴稚晖、陈寅恪和张之洞。近日刚读完《陈寅恪的最后二十年》，对关於陈寅恪的故事很感兴趣，於是先看了附录中的《教授之教授》。陈先生一九二一年离开美国再赴德国入柏林大学研究院之际，正值国内时局动荡，江西教育厅官费时停时寄，没有保证，生活极为艰苦。当时在德国留学的还有毛子水，傅斯年和俞大维等人。有一次，赵元任夫妇到柏林，陈先生和俞大维请他们去看德国歌剧。他们两人把赵先生夫妇送到戏院门口就要走了，赵元任问：你们不看吗？俞大维笑笑；陈寅恪说，「我们两个人只有这点钱，不够再买自己的票了，若要自己也去看，就要好几天吃乾麵包了」。赵元任和杨步伟夫妇心里又感激又难过。　　　　人生有机缘到外国的大学去念几年书最有意思；穷得过着吃马铃薯的日子也值得。要念书，每天抛开所有杂事专心躲在图书馆里念七八个钟头的书，三五年下来必然开窍：看穿自己肚子里多么单薄。从此，看书的收穫才慢慢大起来，读三四页书得到的启示会比过去看完整本书要大得多得多。陈寅恪海外留学十八年，足迹遍欧美，哪里有好大学，哪里藏书丰富，他就去哪里拜师，对学位一概不感兴趣。他一生在二十多所大学读过书，却从来没有得过「博士」、「硕士」学位，「连大学的文凭也没听说他拿过」。梁启超向清华大学校长曹云祥推荐陈先生的时候，校长就因为陈先生没有学位、没有著作而觉得「这就难了」。梁启超生气说：「我梁某也没有博士学位，著作算是等身了，但总共还不如陈先生寥寥数百字有价值。」梁启超又讲了柏林大学、巴黎大学几位名教授对陈先生的推崇和讚赏，清华最后才聘陈先生任导师。陈寅恪后来所写的著作果然都精绝得惊人。　　　　学术界「学位势利」成风，中外皆然，甚是有趣。牛津当年有一位名教授（Dr Jenkyns）不慎在校园里跌了一跤，两位大学生急忙上前要扶他起来，教授趴在地上居然一眼看到远远有个硕士正向他这边走来，教授对大学生大叫道：「停一停，我看到街上有一位文学硕士走过来」（&Stop, I see a Master of Arts coming down the street&）。硕士扶教授起来，教授谢过那两位大学生，随即把他们打发掉。　　
　　荡漾着优越感的语文 　　　　　　民族偏见带出势利心理。阶级观念更是古老英国的瘟疫。一八四五年伦敦贵族夫人Lady Holland劝告狄更斯不要到美国去旅游，说是随便就近到英格兰西南部港市Bristol去看看那些三四等的老百姓就够了，跟美国没什么分别（&Go down to Bristol and see some of the third or fourth class people, and they'll do just as well&）。劳伦斯经常破口大骂英国和英国人，一到了澳洲竟说那儿到处是伦敦却没有一处像伦敦，没有伦敦那份风华，是五分钟造出来的假伦敦，就像人造黄油（margarin）是假牛油。澳洲一向倒霉，总是成了西方人的笑柄，说什么美国像少女，青春活泼；法国是少妇，淡扫娥眉；英国如贵妇，仪态万千；澳洲则十足老媪，人人知道她在什么地方却没有人想去亲近她。Rudyard Kipling一八八九年到广州，坐在邮轮上还没有上岸就说不知道怎么形容这地方，又说反正他讨厌中国人（&I can't describe this place, and besides, I hate Chinamen）。Charles Kingsley一八七一年说：中国人为什么都不笑？为什么他们的样子就像一生下来就有人坐在他们的鼻子上，从此他们就惨得哭个不停？（&Why do Chinese never smile? Why do they look as if someone had sat upon their noses as soon as they were born, and they had been weeping bitterly over the calamity ever since?&）这是笑中国人塌鼻子眯眼睛。　　日前《明报》的「华人联网」版谈到英语优越感，提到大英帝国已经灰飞烟灭了，但「英国还有一样东西令他们当自己是世界中心，就是英语」。尊重自己国家的语文是维护自己民族的尊严。我跟英国人交往已经看不出他们觉得英语是维持自己成为世界中心的基石，也看不出他们有什么的语言优越感，但他们肯定都很尊重自己国家的语文。这些人大半是三四十岁以上的人；年轻一代也许没有这样的情操。Godfrey Smith歌颂英文的话我至今印象深刻。他说英文是世界第一种语文；英文是商业和外交的用语；英文蕴藏着最丰饶的文学，是小说、诗歌、戏剧的宝库；英文有容乃大，新词语、新文化兼收并蓄（It is vastly hospitable to new words and fresh cultures）；英文既典雅又入世，一丝不苟之余终归难禁荡漾的春心（&It is as earthly as it is elegant, as randy as it is fastidious&）。他还说：英国和美国的作家笔下文字有现成的六亿读者等着看，这是运气。Godfrey Smith似乎有点得意忘形了。讲读者人数多，中文肯定胜过英文，两岸三地加上东南亚及世界各地华侨，识字爱看中文书的人当超过六亿。除非碰到北大旧学名家黄侃，那就什么书都不必写不必读了：他说「八部书外皆狗屁」！　　
　　不皱眉头的哲学家 　　　　　　刘绍铭的《轻薄文学》一文引诗人疸弦检讨近十年台湾受欢迎的文类和坊间畅销书籍特色的总结：　　　　˙短短的篇章　　　　˙甜甜的语言　　　　˙淡淡的哀愁　　　　˙浅浅的哲学　　　　刘绍铭认为这样的「轻文学」又轻又薄又短又小，以斤两计，是名副其实的「轻薄文学」，特色是「轻轻的哲理像海中的枯木」；「淡淡的智慧像小河淌水」；「少少的短句像火炼金丹」；「薄薄的卷册像迷你宠物」。　　　　短文章向来比长文章难写，那是因为文章不可言之无物；又要短又要有物，当然格外费神。我心目中上佳的短文并不是「人生小语」、「一页一小品」、「十句话」或者「八百字小语」之类的励志哲理小品。这种玩意儿不难搞；破碎的小智慧人人都有，一百句里面难得碰上一两句真知灼见，大半是肉麻兮兮的风花雪月。我想看的是短文章里的「事」、「识」、「情」。「事」是「实例」、「故事」；「识」是「观点」、「看法」；「情」是文笔的「情趣」、「风采」。语言太甜则失真、虚假。沉郁的悲情比淡淡的哀愁耐人寻味；哀愁而淡淡不如火辣的愤怒。哲学写得浅浅的很难算是哲理；浅浅的文笔露出发人深思的哲理才好。哲学家Ludwig Wittgenstein给Norman Malcolm的信上说：「乖乖的，想些得体、聪明的念头。别老是逻辑、哲学什么的」（&Be good! think decent intelligent thoughts. And not just about logic philosophy, etc.!&）维根斯坦喜欢看侦探小说，说那是思想的维他命和卡路里。这样的大思想家并不整天向高深的哲学打主意，反而注重生活上的情趣，从「趣」里去求「理」。作家一旦苦苦想在笔下把自己装扮成皱眉头的哲学家，八九是无足观了。　　　　刘绍铭在文末说：「我近年写中文稿件，尽量避免『诉诸西方权威』。但有时为了相对论事，偶一为之。」这是悟道之言。文章不能无「事」，於是要「相对论事」，否则文章就空疏了。「诉诸权威」则不仅不必找西方权威，东方权威也不必。说「找」，是刻意去寻觅权威的学说，这会杀死自己文章的「趣」。要找的是权威学说之外的生活以及生活里的文化。维根斯坦的书信都比他的《逻辑形式琐语》（Some Remarks on Logical Form ）好看：短短的，甜甜的，淡淡的，浅浅的，不是「人生小语」，是有实学的维根斯坦。　　
　　虽然董的书读多略闲烦.多少有些卖弄.但还是喜欢,文字雅致,干干净净.但话说回来有才的有几个不卖弄的呢　　---------------------------------------------------　　　　董桥先生写的东西多以掌故为材料，古今中外，信笔漫衍，有摇曳跌宕之姿，也不失有趣，说他卖弄自是实话，惟其读的书多，不敢随便伸脚；但说到“文字雅致,干干净净”，则不敢苟同。
　　虽然董的书读多略闲烦.多少有些卖弄.但还是喜欢,文字雅致,干干净净.但话说回来有才的有几个不卖弄的呢　　　　---------------------------------------------------　　　　　　　　董桥先生写的东西多以掌故为材料，古今中外，信笔漫衍，有摇曳跌宕之姿，也不失有趣，说他卖弄自是实话，惟其读的书多，不敢随便伸脚；但说到“文字雅致,干干净净”，则不敢苟同。　　-----------------------------------------------------　　呵,“文字雅致,干干净净”纯属个人认为而已.
　　「各苦生民数十年」 　　　　　　黄苗子先生和郁风大姐留京半年，这几天路过香港准备回澳洲去。我和黄俊东到酒店里去看他们，天南地北谈得很高兴。后来大家还到我家看几块端砚和竹刻木雕的文房杂项，谈兴更浓。黄先生当年在北京写过一部论伊秉绶书法的专着，图文并茂，原交人民美术出版社出版，全书都排好了，已故的总编辑邵宇半途下禁令，整套心血就此不见天日。事隔多年，黄先生此行竟带来了清样和照片，大概准备在港台出版了。伊秉绶书法佈局严谨如几何，分毫不苟，但每一幅字营造出来的气象竟变幻无穷，永远在他自创的方程式中勾勒出千遍千律的答案，令观者惊喜。苗子先生是大书法家，篆书隶书都得伊书的神髓；他又是美术史专家，收藏历代与美术相关的线装书上万种，自己读书做学问所记的笔记和索引都数十万字。黄先生写伊秉绶书艺，自然大大可观，不出版就糟踏了。　　　　十 年浩 劫糟踏了太多太多的生灵，也糟踏了太多太多的国粹，更糟踏了太多太多的心血心志，这是数十寒暑都未必弥补得了的损伤。每次看到历经磨难的前辈文人学者劫后新生，人健笔健，我都会感动欣慰，加倍相信文化中国的精神永远不朽。我们细看几件雕工甚细的砚石竹器，苗子先生联想到是康乾盛世的作品，我则无端联想到清史中所载乾隆总结前朝统治经验的故事。他认为治国之道，康熙宽纵，雍正严刻，都是弊端；他要的施政方针是宽严相济，标榜「中」字：「朕恶刻薄之有害於民生，亦恶纵弛之有妨於国事」，「天下之理，惟有一中」。乾隆於是继续严禁朋党，加强思想文化钳制，屡兴文字大狱，同时又运用怀柔手段笼络汉族官僚之士，安抚百姓，缓和矛盾。中国老百姓大都很善良，一朝一朝的雄才各苦生民数十年，遥无了期，思之泫然。　　　　执笔之际，传来消息说反对临时立法会大联盟的八位代表闯京请愿失败，原机遣返，採访的记者被公安扣查，要写悔过书才能了事。闯关请愿之举与中国应付之策，香港人看在眼里，启示不小；採访这场政治表演的新闻记者是在执行职务，何罪之有？何过之有？为什么要这样对待他们？政治智慧真的是绝版绝响了；政治舞台上的人果然毫无修炼了。前几天市政局议员买股票的丑闻刚落幕，竟又上演这样一齣河井相沖的新戏。厕所里常见有市政局标志的小告示说：「随即沖厕，洗手莫迟」（&Flush the toilet and wash your hands please&）其文虽怪，其意甚善。愿与天下笨政客共勉之。　　董按：本文刊出时题为《各苦生灵数百年》，罗孚先生在《岛居新文》中指我记错了，应是「各苦生民数十年」，出自于右任的一首七绝：「风虎云龙事偶然，欺人青史话连篇，中原代有英雄出，各苦生民数十年」。特此更正，并谢谢罗先生。　　
　　在中国情怀下亲一亲脸 　　　　　　教育署课程发展处总监梁一鸣出席中文科课程研讨会说，小一至中五九八年推出的普通话课程会成为核心课程，到公元两千年香港中学会考中变成独立科目。他认为语文是交际、交流的工具，但同时也有其思想和文化内容，因此语文同时可以兼顾品德培养和文化认同。梁一鸣因此希望学生在学习普通话的过程中，能同时认识祖国的文化；相关科目委员会将来会决定课程内容要不要介绍内地民生和各地区的文化特色。《大公报》报道这则消息的标题说，普通话成为核心课程「有助提高对中国文化认识及品德培养」。　　　　一九八九年夏天，我为《明报月刊》组织了一个「中国情怀」的专页，请了好几位文人学者写文章。余英时先生当时就写了一篇《常侨居是山，不忍见耳》的文章谈他的中国情怀。这篇文章后来收在余先生的《文化评论与中国情怀》一书中作为附录。余先生在自序中说，全书涉及「中国情怀」的仅此一篇，这四个字之所以成为书名的一部分，是因为全书所收的文化评论的文字，都是在「中国情怀」之下写成的；如果不是他的「中国情怀」在作祟，就不会写出这部书了。余先生说，「所谓『中国情怀』其实便是一种中国文化的情结。此情古人已有之。《李陵答苏武书》所谓『远託异国，昔人所悲；望风怀想，能不依依』便已道出此中症结。李书虽伪，其情则绝不能伪。」　　　　课程发展处设计普通话新课程希望学生可以从中认识祖国的文化，用意当然也在於唤起学生的「中国情怀」。梁一鸣说得对，语文有其思想和文化内容，因此语文同时可以兼顾品德培养和文化认同。这里的语文是指语言文字，包括用方言发音的语言和用方言写出的文字。香港既有的中、小学中文课程，当然也已经照顾到这个层面而且也发挥了这个层面上的功能，不必等到九八年普通话新课程推出才会提高香港学生的中国文化认识和品德。易言之，不是学会了普通话才有中国情怀，也不是学会了普通话才能培养出品德。　　　　我常常提醒自己要从文化的层次去探讨语文的问题，不要过分拘泥於语法的欧化或者方言化，除非「欧化」到不通或者「方言」到难懂。「我中国一次也没去过」当然错了；「如果你不介意，可不可以告诉我你那本书是在哪里买的？」这当然是外国话的结构，但绝对是可以接受的中文。现代中国男女在皇后大道上碰面互相搂抱一下亲一亲脸，也绝对是可以接受的举止。道理一样。　　
　　《文字是肉做的》，董桥的这本书，咋一看，还以为是鬼故事的合集体。其实掉书袋这种事，文人都挺喜欢的，我也喜欢掉几个书袋，刚才就掉了一个。　　不过总还是觉得董桥掉得太狠了点。
　　叶道人挥剑砍蕉 　　　　　　荆园居士《挑灯新录》里有一则故事说有个少年锺情酒色，书斋外有芭蕉一本，少年每在其下解手，口中戏呼为蕉美人。有一天，少年忽闻叩门声，启户视之，竟是一位丽姝，衣裾皆绿，自称姓蕉，愿修燕好，遂携手上床，鸡鸣始去。如是三月，无夜不会，少年日渐困惫，找来一位叶道人，认定是蕉美人吸乾少年精血，遂挥剑砍蕉，让少年服药三月，始复元形。作者收笔处加案语云：昔有士人买画一幅，内描桃花仙女，容貌美绝；归挂斋房，朝夕对视，遂涉邪念，频呼仙人见怜。一夜，仙女自画而下，笑曰：「感君情重，偶落尘缘；然须缜密，飞短流长，所不堪受耳。」士人喜诺，遂相燕好。久而瘠甚，泄於友人，友人说是图画作怪，令投於火，其怪竟绝，然士人惫甚而死。荆园居士叹道：「夫纸墨之事，一经心注，即能为患，况芭蕉受天地精华而生，日夕淋以便溺，阳气所融，焉得不为祸害？」　　　　日前报上说，中共十四届六中全会今秋举行，中宣部最近提出正确判断当前精神文明建设形势的四个观点：一、苏联解体，欧共倒台，国际社会运动处於低潮，对中共意识形态带来猛烈冲击；二、市场经济给精神文明建设带来大量新困难、新问题；三、世界高新技术突飞猛进，既有利於中国共享人类科技文化成果，也引起敌对势力对中国发动「西化」、「分化」战略，对中国民众进行思想文化渗透；四、邓小平理论已经确立，相信能为精神文明建设提供思想保证。中宣部要求为六中全会营造相称的「文化环境」，不仅要注意管制国际电脑互联网（Internet），还要停止进口美国影片云云。　　「恐外症」（xenophobia）向来是人类文明的绊脚石。大英帝国虽然老早就把四分之一地球划为英国的殖民地，英国人却甩不掉恐外心理。战后世界政治格局大变，经济形势逆转，英国人亦不得不强迫自己变成比较成熟的世界公民（citizen of the world）：服侍美国老闆，开日本汽车，用德国相机，听香港晶体管收音机；儿子到沙特阿拉伯淘金，女儿到马赛当「互裨」姑娘（au pair）；中午吃意大利薄饼，夏天到希腊旅行。The English Companion酸溜溜的承认这些剧变。国际电脑互联网是人类精神文明的註解；西方影片是了解西方意识形态的教材。这些不过是书斋外的一本芭蕉，书斋里的一幅桃花仙子，只要自己不去淋尿，不动邪念，自然不会产生幻象，夜夜梦遗，日渐困惫，更不必把邓小平化装成叶道士去挥剑砍蕉驱魔了。　　
　　梁铭彦爱读武侠小说 　　　　　　人民入境事务处处长梁铭彦突然以私人理由申请卸任，港府照准，破例不必十二个月前通知，让他马上离职休假然后退休。梁铭彦风度翩翩，衣着讲究，待人接物温文尔雅，是港府高官中摆得出去（presentable）的人物。他有一次跟我谈起最喜欢看金庸的武侠小说，问我究竟有几种新版本，改动多不多；我说台湾远流那个版本很精緻，他想收藏一套闲中重读。我於是代他向金庸的办公室买了一套。他今后该有更多的时间重读这些小说了。《明报》说梁铭彦九三年接受访问的时候说是没有想过九七退休，也坚称没有外国护照。这次他突然挂冠求去，外界难免想到他自知不能依法过渡九七而引退。此中或有其他因由，政府在适当时刻最好交代一下。　　　　我常常在想，像梁铭彦这样的港府高官，教育背景和生活经历都很单纯，受西方思想的洗礼多过中国文化的薰陶，要他们适应北京或者台北的宦海气候，恐怕不容易。他们看到或者经历过的政治倾轧，大概只限於语言文字的交锋，顶多拌点英式的刻薄幽默。邱吉尔公开挖苦政敌Clement Attlee说：一部空计程车开进唐宁街十号，车门一开，下车的是艾德礼（&An empty taxi arrived at 10 Downing Street, and when the door opened Attlee got out&）。这算是够绝了。中国的共产党和国民党的政治文化不是这样。台北政要公馆里的白兰地矮脚玻璃杯盛的是金门高粱；北京领导人始终不脱打天下岁月的精神，继承的是《水浒传》里的大块肉、大碗酒。　　　　四川军人陈继安写的《邓小平谈邓小平》里说，一九七六年北京政治舞台上乌云笼罩，四人帮肆意横行。那年春天，一位省委领导同志参加中共中央召开的「批邓」打招呼会议后去看邓小平。这位同志向邓小平说：这次打招呼会议把批邓运动升了温，张春桥在会上明确说明可以在内部点名批判邓小平，看来他们这次是不达目的绝不罢休了。邓小平听了淡然一笑说：「那就点名好了，我早就说过，我是聋子不怕响雷打，死猪不怕滚水烫！」邓小平的政治生涯经历了三下三上，死里翻生，正像邱吉尔说的：政治壮烈近似战争，战火中一死就了，政坛上则一死再死（&Politics are almost as exciting as war and quite as dangerous. In war you can only be killed once, but in politics many times&）可是邱翁没有坐过江西牛棚。谨祝梁铭彦读武侠小说愉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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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Dong Qiao went to UCL(University College London), I think.　　　　These articles are the best ones I've read since last term, thanks for sharing with us.　　
　　Sorry, I was wrong. Dong Qiao was in SOAS. :)
　　黄色藏书资本家 　　　　　　十几年前，偶在坊间购得大藏书家叶德辉斗方大小的遗墨，录了几首诗，开头绝句是：「佣书卖字总酸寒，太息沿门托钵难；散尽千金仍作客，更无书札到长安…」。收尾处是「奉题江郑堂先生募梓图即呈建霞先生郢政甲午小除夕长沙叶德辉」。通篇楷书，有板有眼，甚是工整；诗句的註文以两行更小的字录出，也见典雅。我早年读叶氏的名着《藏书十约》和《书林清话》，非常喜欢。那时我正在伦敦醉心搜罗西方关於藏书的书（books about books），连带留意了中国历代藏书家的轶事，看到叶德辉谈购置、谈装潢、谈抄补、谈题跋、谈收藏，难免格外动心。　　　　叶氏藏书二十多万卷，学问甚大，财力极厚，怪癖好色，满口髒话，人称文化流氓。前夜读马克锋写他的生平，更觉离奇。近代湖南人才辈出，名气大的王湘绮、齐白石都在本行里独立门户，连毛泽东这位中国头号人物也是湖南人，一生不脱叛逆才子的脾性。叶德辉家里做茶叶生意致富，中了进士之后嫌京官薪水少，请假回家享名利之福。他一生为富不仁，全省粮荒之时，家中积米万余担都不肯减价出售，一心勾结地主奸商谋取暴利，终致丢了功名，为千夫所指。叶德辉经历了戊戌维新、辛亥革命、国民革命等巨大变革，竟坚持顽固到底，跟梁启超者流不共戴天，竭力反对民主以维护既得利益，说什么「中国自古为君主之国，其权不可下移」。北伐后得蒋介石垂青，继续周旋在官、绅、商的複杂圈子之中，欺压工农群众，到了一九二七年湖南各界掀起的反蒋示威中，公审大会把叶德辉押赴刑场枪决。那年他六十三岁。　　　　叶德辉一生沉溺声色，妻妾成群还不够，长年带领门生嫖娼，又好男色，光绪末年看上湘剧小生言道南，小生不甘受辱，用镪水自杀以示抗议。叶德辉藏书之外还藏春宫画，又汇编刊印了中国古代房中术名著如《玉房祕诀》、《天地阴阳交欢大乐赋》等去抗衡市面上西书笔调的《交合新论》、《男女交合无上之快乐》等新学。他的老师王湘绮说他「躁妄殊甚，湘潭派无此村野童生派」。　　听说叶德辉清臞近视，脸上长满了麻子，只凭其家财霸尽天下好书和艳妇。他的买书诗说：「买书如买妾，美色看不够」，惹得多少仇者眼红。恃财侮辱女性的淫棍意识古今中外都有，Modern Manners里说平治380SL折篷轿车足以撩起欲火云云即是（&There are a number of mechanical device which increase sexual arousal, particularly in women. Chief among these is the Mercedes-Benz 380SL covertible&）。这么一位学问好、词章好的藏书家人品竟那么低俗，真可惜。　　
　　啖几颗西园挂绿 　　　　　　报上说，广东又到了七月荔枝季节，不少果园商人趁机图利，两颗「外销挂绿」标价八十元。挂绿产於增城，是荔枝中之极品，母树只剩一株，即「西园挂绿」，有四百年历史，一度是清朝康熙皇帝的贡品。这株树目前是国家保护的古树名木，四周围了围墙，六七月蝉鸣荔熟时节聘请六名园丁分五班二十四小时轮流看守，还要园内专家天天点算国宝树上荔枝，每一班园丁都要汇报掉了几颗在地上。「西园挂绿」这个名字诗意盎然，当年虽是朝廷贡品，现在当已经不堪乱摘了，每年树上长的禁果，听说都送到中南海给领导人日啖数颗，过一过康熙的瘾。这株名木乍看与寻常老树无异，否则文 革期间可能早就毁了。　　　　人非树木，难成国宝；十年浩劫，不知多少「人中挂绿」连根都给整烂了，遑言其他。日前《大公报》的「大公园」版有李辉《逛旧书摊》一文，说到文 革期间「知识被贬，教授、学者被惩罚去打扫厕所，哪怕像冰心、俞平伯这样一些已逾古稀之年的文人，也只能被迫在水稻田里弯腰插秧，或者饲养小鸡。历史上恐怕很难找到一个同样的将知识毁於一旦、将知识分子尊严彻底贬斥的时刻」。陈寅恪先生也算是中国学术界的「西园挂绿」了，他不但精治文史之学，而且常怀遗少之情，难怪红 卫 兵要罚他跪，要他背毛 语 录，背不上来就打他。　　　　最近国内那本《陈寅恪的最后二十年》深受知识界注意，「陈寅恪」三字走红，连商务印书馆也摆出了一九七八年台湾传记文学出版社出的《谈陈寅恪》。这本小书收了当代十几位文人学者回忆陈先生的文章；他们都是陈先生的朋友门生，笔下感情真挚，谈的都是一九四九年之前的陈先生，文字清淡而隽永，教人心暖鼻酸。有一篇文章说，陈先生讲授佛经文学、禅宗文学的时候一定用一块黄布包了许多那堂课要用的参考书，而讲其他课程则用黑布包参考书。陈先生很吃力的抱那包书进教室，绝不假手助教帮他；下课同学们想替他抱回教员休息室，他也不肯。陈先生常把资料抄满整个黑板，擦掉再抄；学生担心粉笔灰有碍陈先生的健康，於是一看到他快写满就自动上前替他擦黑板。陈寅恪身体孱弱，却从来不请假，讲课内容每次不同，创见（discovery）极多，全非複本（reproduction）。另一篇文章还说，陈先生律己严而给学生分数宽，每以高分给同学。这当是为了鼓励后进了。Henny Youngman开玩笑说，真想走进古董铺去问一声：「有新货吗？」（&Walk into an antique shop and say, What's new?&）陈寅恪这爿古董铺年年有新货，像「西园挂绿」那样稀世。　　
　　天要下雨？娘要嫁人？ 　　　　　　港府公务员事务司林焕光为梁铭彦突然退休一事答记者问。他说记者习惯了兜三十个圈来来去去问同样的问题，他也学会了用二十种不同的方法答同样的问题，他说他是「勇战多方」了。林焕光照片中一脸稚气，孟浪得很。他的答问中有两段话颇有意思。记者说社会上议论纷纷，能不能满足公众的知情权公开梁氏退休的原因？林焕光说：「公众知情权一定要建立在公众利益之上；梁先生是公务员，有权选择退休，公务员并没有签生死约。『天要下雨，娘要嫁人』，公务员有权选择这样做。」林焕光想摆出事实：那姓梁的有权不干，他不想干谁都没他办法！妙的是他用了天下雨、娘嫁人这样乡土的概念。这在港府官员政治文化中是比较罕见的婉语（euphemism），是很「中国」的意念。林焕光反驳记者所谓公众关心就是公众利益的时候说：「公众关心并不等於公共利益。我也关心很多事情，关心林青霞嫁给谁，关心为什么上海有人说香港小姐李珊珊长得丑。这并不等於我要李珊珊告诉我为什么明明长得漂亮人家还说她丑。」梁铭彦是公仆，他个人和香港政府的行为都要向香港社会负责，林青霞、李珊珊要嫁人就嫁人，香港人管不着。林焕光说得虽然生动，到底是强辩，再这样兜下去恐怕会出事。　　　　Jessica Mitford谈接受访问的经验，说是最倒霉是碰到记者来电话问一些民意调查式的问题：甘乃迪遇刺的时候你在哪里？人类第一次登陆月球的一刻你在做什么？你今年读过的书哪一本最好？有一次，一位记者打电话问她丈夫Robert Treuhaft说：「你心目中的地狱到底是怎么样？」（&What's your idea of hell?&）她丈夫毫不客气说：「接受你访问」（&Being interviewed by you&）。Mitford说，有一位记者甚至开门见山对她说：我没有拜读过大作，但是我想替某某杂志给您做个人物专访。　　梁铭彦事件彷彿雾里看花，不知道是百合还是玉兰。林焕光虽然坚持雾中无花，记者更应该注一意念观察到底。做新闻要客观，然而碰到这样扑朔迷离的事件，不禁想到Ira Bruce Nadel的话：「传记而不偏不倚殊难合理亦难合度」（&Objective biography is logically and artistically impossible&），此所以Karl Popper认为「观察必有取舍」（&Observation is always selective&），每一种观察必须「选一目标，执一任务，注一兴味，持一观点，存一疑团」（&a chosen object, a definite task, an interest, a point of view, a problem&），否则毫无价值矣。　　
　　意识形态大联网 　　　　　　我最喜欢看《明报》的「中国风采」版。前几天在那个版上读到邵石的《文坛联网》，说是《现代汉语词典》经过了两年多的修订，增订的新版最近在大陆面市了。新增版的词语都是反映时代生活面貌的新事物、新思想、新观念、新科技，比如歌星、倒爷、大款、保鲜、减肥、硬件、软件、传媒、黑马、精品、公关、环保、巴士、的士、热狗、桑那浴、卡拉OK、T恤衫等等。此中不少是香港先用了，显得贴切，终於规范成现代汉语了。这篇报道的栏名《文坛联网》也很有新意。世界已经进入了「联网」的时代，狭隘的地域观念渐渐消除了，闭塞的政治意识迟早会变成天大的笑话。光明正大的资讯交流才能表现「意识形态健全」（ideological soundness）。回归前夕，中港之间的争执十之八九都围绕在政治问题上，民间的来往，文化的沟通，只要衙门不插手，反而流畅自然。　　　　五月十二日的《北京青年报》有一段特写谈到电视连续剧四大古典名著的收山之作《水浒传》投拍之初，大家都担心「武戏」向来是内地影视作品的弱项：粗犷的李逵、精壮的武松、硕大的鲁智深、标緻的燕青，没有一身好「块儿」实在不行。为了表现水军的健美、步将的强壮、武林的矫捷、草莽的剽悍，「中国电视剧制作中心这次走出了明智的一步，取人之长补我之短，请来香港著名武戏导演袁和平及其属下的袁家班，用他们的经验、技术、手段和器材去解决《水浒传》的武戏问题」。据说，扮演黑旋风李逵的内地演员赵小锐叫苦不迭，说是一个镜头拍二十多条是常有的事，真打真摔，身上大小伤痕纍纍，「拍戏二十年，不如这一年」，可是又得意得很：「嘿嘿，过瘾！」所有看过制作样片的演员都为之振奋，认为《水浒传》的武戏无疑是国产古典题材大戏中的佼佼者。　　　　《北京青年报》还有一段消息说国内演员陈红和香港演员吕良伟到温哥华去拍电视连续剧《纽约风暴》，她说剧组里演员来自各方，为拍戏方便都讲自己最流利的语言，於是同一场戏国语、粤语、英语同时出现，演员看了剧本会明白彼此在讲什么。可是，陈红对吕良伟说：「我不管你跟别人配戏怎么样，跟我配戏你要说国语。」她认为吕良伟说流畅的粤语容易显得角色很油滑，不够实在；说国语则语言有障碍，说话显得吃力，就把人物那种不善言词的憨劲儿演出来了。从《现代汉语词典》的增订到《水浒传》、《纽约风暴》的中港「联网」，都这样圆满愉快，这是中港政治交手中从来少有的局面。　　
　　不可一日无此君 　　　　　　上海的朋友陆灏来信说，《英汉大词典》的主编陆谷孙先生最近出任上海复旦大学外语系主任，很希望我能抽空到复旦去作一次演讲。《英汉大词典》是当今最好的一部辞书，我真是晨昏与之相对，随时翻查斟酌。陆先生学问渊博，慕名久矣；秋凉时节能到复旦去拜会他，当是缘分：不是去演讲，是去向他请教。跟学问好的人聊天是人生难得的乐事。　　　　《英汉大词典》的编委是复旦大学、上海外国语学院、上海译文出版社、上海师范大学、华东师范大学、华东化工学院、同济大学、上海教育学院等多所高等院校和文化单位派出来的学者，大家潜心编纂了十几年。《词典》的上卷一九八九年八月由上海译文出版社出版，下卷到一九九一年九月才问世，收词共二十万条，约两千万字。隐约记得当年陈之藩先生对我说：没有诗的国家是个哑巴的国家；其实编不出上好辞书的国家也是。《英汉大词典》的「前言」说，「我们深知外汉双语辞书编纂乃是一项重要的文化基本建设，从一个侧面反映我国的文化实力，断不容草率敷衍」；此所以十二卷本的《牛津英语词典》花了七十多个寒暑才编成；到了人类进入电脑时代，英、美、加三国学者借助电脑花了二十九年的光阴编成《牛津英语词典》第二版二十卷。那是一九八九年春天的盛事，跟第一版出齐的年代相隔六十一年。「前言」引了十八世纪英国文豪Samuel Johnson的话说：《词典》编纂是「无偿劳作，虽成无荣」（&success without applause, diligence without reward&），收尾处还引了Alexander Pope的英雄体偶句籲请读者指正：「To err is human/ To forgive divine.（凡人多舛误，唯神能见宥。）」这句英文的forgive和divine之间漏了逗号。偶句的中译跟《词典》正文err条所译也不同，后者译为：「＜谚＞犯错人皆难免；宽恕则属超凡。」我偏爱这部《词典》到了偏袒的地步，明知蒲柏之句的中译能统一则更理想，竟觉得这样一诗两译也很不错。这几年来我常常劝人案头长备这部《词典》；从事翻译工作的人更是不可一日无此君。　　「前言」最后「向关怀并提携《英汉大词典》编写组后学的老一辈专家钱锺书、吕叔湘、许国璋、陈原、葛传槼、王佐良、杨周翰、李赋宁等先生表示由衷的敬意」。这句话教我十分感动：一炷心香，扬芬百代；这些名字正是中国文化实力的符号，薪尽火传，一代一代的人遨游在语言的海洋之中、逍遥於文字的天地之间，心中永远点着前辈智慧的烛光，洞见知识的沧桑和文明的辛酸。　　
　　陈若曦论方言写作 　　　　　 《文汇报》上「香港人学普通话」栏里录出普通话照用的粤语新词，说是随着粤语区的经济强劲发展，越来越多的粤语为普通话接受，科技用语尤甚。根据大陆学者的统计，十多年来，普通话吸收了几百个粤语词语，但没有详列所有词语和出处。作者曾子凡於是根据国内出版的《现代汉语词典及补编》、《现代汉语新词词典》等几本比较权威的辞书，挑出好几个粤语词语，比如过瘾、撞见、强人、跳槽、阔佬、抢手、洗手间、爆冷门、货柜、热身赛、左近、空中小姐、私家车、传媒、促销、个唱、个展、白领、公关、打工仔、断市、二手烟、发廊、炒股、代沟、竞投、反思、宠物等等。　　　　文章在适当的地方夹带适当的方言绝无问题；新趋势新发明用方言创出新词语，往往都会融入主流。通篇文章都用方言写，甚至完全用方言创作文学作品，却肯定会造成其他省份的人的阅读障碍，绝了文字的出路。陈若曦上个月在台湾报上发表的《台语写作要不得》一文谈这个问题谈得太好了。她最近去参加了中央图书馆召开的「百年来中国文学研讨会」，看到一篇检讨台湾文学的论文，想到三十年代台湾作家鼓吹用台湾方言来表现台湾人民的生活和文物，藉此流露反日本殖民主义的心态，凸显本土意义，但当时的方言着作流传下来的篇章并不多。陈若曦认为作家在语言上求新求变，是权利也是义务，文字因而得保鲜活的生命力，黄春明早期的小说以及王文兴的长篇《家变》都做过这样的尝试。王祯和六十年代的《嫁妆一牛车》大量採用台语，不懂台语的读者大感拗口，个别词彙甚至莫名其妙；到了七十年代的《小林来台北》起，方言少了，最后一篇作品《人生歌王》则是相当标准的国语写作了。陈若曦自己是台湾人，又是作家，她的观点格外值得参考。　　　　过去国民政府强制台湾人学国语，违者罚站打手心；外省人则照说各种方言，甚至会说蒋介石奉化腔的浙江话是「高人一等」，那显然是政府带头歧视台湾方言。陈若曦认为目前台湾人人会说国语，大家更应该利用这项便利，藉全省统一的语言文字去推动族群和谐。这是从政治和社会角度看问题。至於从写作的观点而论，陈若曦觉得那不是要方言还是要读者的两难的抉择，而是作家的文学生命要不要「自杀」的决定。相信九七后中 共不会强制香港人学国语，也不会罚站打手心，江 泽 民的扬州官话更不会变得高人一等，但是，陈若曦对方言写作的体会，还是值得香港人深思。　　
　　婉儿退到屏风外念经 　　　　　　刘晓庆演武则天大见功力；她的扮相艳媚当然是关键。历史故事连续剧迎合通俗品味，不必要求情节与史实吻合；演员顺眼，演技不俗，自有苗头。武媚娘大概没有刘晓庆漂亮；观众宁愿看刘小姐也不愿意看长相可能像慈禧太后的武则天。电视剧里的上官婉儿也俏丽得很，可惜化妆太艳。婉儿总是淡扫蛾眉为宜。读史书，人人对书中人物的样子都有不同的构想，文字描写之空间辽阔，由此可见一斑。正史读多了嫌闷，我年少就喜读野史，连南宫搏先生的历史小说我也看得很仔细，文字真好。他在《武则天》里写婉儿秀外慧中：「她能写一笔秀丽整齐的字，她博识，文学底、政治底、全部通晓大略，前皇遗训《贞观政要》，她能一字不漏地背诵。还有，更重要的是：她知道人事关系；对朝臣的派系，有一个概念。」於是，婉儿入宫一个月，武则天就派给她正五品尚官职位，协助处理文书的分类和编引摘要。　　　　南宫搏先生写正谏大夫明崇俨替武曌按摩，婉儿悄悄退到屏风之外念经；写武曌跟薛怀义幽会，要婉儿在薛怀义手中喝一口酒；写婉儿跟张易之在罗帐里温存，都比写武媚娘细腻动人。六十年代我来香港不久就认识了南宫搏先生，后来他还替我主编的《明报月刊》写过不少政论。闲谈中，我曾经告诉他说我几乎想追求他笔下的婉儿了。南宫搏腼腆一笑──后来我发现人家一提到他的历史小说，他总是这个表情：有点腼腆。Philip Guedalla说：历史不断重演；历史家互拾牙慧（His historians repeat each other）。南宫搏深明此理；他不断在重组历史、创造历史，当然自知一切尽在不言中了。　　壶公当年为文悼念陈寅恪，说陈先生曾在香港大学用英语作学术演讲，谈武则天与佛教，讲到武曌多面首，是因为佛经上说女人不可能成佛，除非广蓄面首利用採补之术方可成事。劳榦后来写文章指出此说不确：陈寅恪有《武曌与佛教》一文说之甚详，提到大家以为佛经说女人不可当国王，其实《大云经》里有女人称王之事，武则天於是提倡《大云经》。陈先生并无採补成佛之说。历代野史说部爱写武媚娘秽事，《旧唐书》之后的《如意君传》，美国国会图书馆藏明刊本，台湾书商出「中国历代禁毁小说海内外珍藏秘本集粹」收为第一辑。这本书主要写武则天七十高龄而齿发不衰，丰肌艳态，宛若少年；颐养之余，欲心转炽，乃召伟岸雄健的薛敖曹入宫宠幸。此书附《阃娱情奇传》，竟写到婉儿，说她治笔砚之余旁观天后与张昌宗狎昵，又在外舍招少年吏部侍郎宣淫云云，简直诬蔑这位文静娟秀的才女。还是南宫搏写得公道。　　
　　文学是这样进步的 　　　　　　上海《文汇报》主张批评五种文学：一、游戏文学，逃避意义；二、遁入历史，逃离现实；三、零度情感，远离激情；四、张扬物欲，刺激感官；五、躲避崇高，消解价值。何义在《明报》「中国风采」版上说：「评者曰，以上几种表现，一言以蔽之，就是作家良知和社会责任感的失落。他们只需『为自己写作』，这决不是文学的进步。」　　　　现实变了。文学为工农兵服务的工农兵价值观也不同了。现实主义文艺的「现实」不可能凭空塑造。这是英雄死了的年代。制造过量的英雄，结局是没有英雄：「共产主义彷彿一场竞赛，所有参赛者都第一，可是没有奖品」（&Communism might be likened to a race in which all competitors come in first with no prizes&）。　Lord Inchcape一九二四年下过这样的断语。到了今天，人人要的是奖品，包括「为自己写作」这样的奖品。文学的进步也正是这样来的。游戏文学当然有意义；遁入历史是为了看清现实；零度情感求的是无言的激情；张扬物欲也可以净化感官；躲避崇高正是为了建立价值。文学永远是一束矛盾的演绎。没有《红灯记》就显不出高高悬挂的大红灯笼有多亮。没有《金光大道》就显不出《小巷名流》里的小巷有多静。　　　　「一班人叫中国要亡了，为什么不去打仗；一班人叫闭门读书就是爱国。倘若这两种人知道我画了菊花甚且愿消费时间做无聊的笔记，必定要大加训斥的。我很知道中国近来病急乱投药的情形，他们是无足怪的。其实在用武之地的非英雄的悲哀远比英雄无用武之地者为甚。」这是二三十年代孙福熙《清华园之菊》里的一段话。只要孙福熙觉得他想画菊花写笔记，孙福熙应该可以去画菊花写笔记。「余家深山之中，每春夏之交，苔藓盈阶，落花满径，门无剥啄，花影参差，禽声上下。午睡初足，旋汲山泉，拾松枝，煮苦茗啜之…」南宋的罗大经喜欢这样写他的《鹤林玉露》。老舍也爱养花：「送牛奶的同志，进门就夸『好香』！这使我们全家都感到骄傲。赶到昙花开放的时候，约几位朋友来看看，更有秉烛夜游的神气──昙花总在夜里放蕊。」到了台湾的台静老是这样写张雪老的：「庭院不大，颇植花木，雪老曾言：本想退休后，种花作诗，以乐晚年，没想到身体如此。早年我常去看他，每次总要我到院中走走，看看花木…」这些上好的作品都是「为自己写作」的，无意中竟带着文学走上进步的道路。　　
　　很少读董的文字，没想到在hhwwyzhw兄的帖子里读了这么多：）　　　　谢谢hhwwyzhw兄！
　　锻句炼字是礼貌 　　　　　　英国名门贵族小姐Jessica Mitford思想进步，行为叛逆，一度信仰共产主义，离开英国嫁给美国犹太裔律师Robert Treuhaft。一九四九年，美国加州奥克兰市一名十八岁擦鞋黑人被警察诬告谋杀一名白人药剂师。那批白种警察施毒计罗织被告罪状，审讯期间陪审团是清一色的白种人，被告罪成判处死刑几成定局。Treuhaft自愿替黑人上庭辩护，Mitford负责搜集证据证明案发之时黑人青年不在现场，结果胜诉，无罪释放，夫妇俩扬名遐迩。这是黑白名片To Kill A Mockingbird的情节，很是动人。Jessica后来成了名作家，The American Way of Death瞬间畅销。她接受记者访问时说，她的原稿多经丈夫修饰，说他文法与造句都比她强。Treuhaft则说这种差事不做也罢，改文章惹得他们吵了好几次架；拿文章请人大力斧正，其实口是心非（&People who say be unsparing in your criticism usually don't mean it!&）。　　　　写作用心者大都字字如琢如磨，岂容他人随便润色。「善为文者，富於万篇，贫於一字」，万一真碰到高手救此一字，那是没话说了，只得拜服。写作确要自爱，率尔操觚之作拿出去见人终归要后悔的。袁枚《小仓山房诗集》有《遣兴》诗说写诗推敲的景况：「爱好由来落笔难，一诗千改始心安；阿婆还是初笄女，头未梳成不许看」。文坛老手也不可不锻句炼字，恰似白发阿婆不减少女心态，非修饰乾净不肯见人。琢磨文字是对拜读大作的人应有的礼貌；在吴明林所谓「新闻变作文，作文变默书」的社会里，这种公德心更应该慢慢培养起来才是。Vladimir Nabokov慨呼言之：有勇无艺之庸才独爱炫耀文章初稿，此举不啻逼人传观浓痰（&Only ambitious nonentities and hearty mediocrities exhibit their rough drafts. It's like passing round samples of one's sputum&）。　　写作的确是要从小处着手。中文的虚字、英文的介词，都是关键。最近读柳存仁先生的一篇文章，说到五十多年前北平清华大学出过一次入学考试的英文试题，只要考生填写几十条语句里的介词，结果英语不及格的人很多。柳先生这篇文章谈的是一部九十年前香港出版的英汉辞典，是莫文畅编着的《达辞英汉字典》，光绪二十四年一八九八年出版。所谓「英汉」其实是「英粤」，柳先生举出好多句子都很有趣，其中教人拍案叫绝者是英文的by hook or by crook，莫文畅译为「扭足六壬，用尽八宝」！足见此公炼字之精。　　
　　作者：ernie　回复日期：　20:47:25　
　　　　by hook or by crook　　　　By whatever means possible, fair or unfair.　　　　 不择手段采用任何正当或不正当的手段　　　　　　　　“扭足六壬，用尽八宝”就是“使尽浑身解数”。六壬，应该就是八卦术数，扭足六壬，即是费尽心机，绞尽脑汁。用尽八宝，就是所有法宝都抛将出来。　　
　　叫鲁迅太沉重 　　　　　　阅《大公报》见杨庆春《夏日断想》一文，说一位内地中学语文老师认为中学语文教材收鲁迅文章太多了。杨氏说：「时代在变化，教材内容要更新。我不否认鲁迅作品的意义。但我认为，无论对於教师备课还是学生接受而言，鲁迅都过於沉重。」所谓「过於沉重」，想来是指鲁迅作品所涵容的时代意义，包括他的杂文所宣示的斗争精神。纯粹从语文的观点看，鲁迅的作品肯定可以列为范本。他的长篇短篇小说尤其写得好；杂文里那股火辣刻薄的笔调倒未必适合选入课文，恐怕失之悖逆。当然，说鲁迅沉重未必完全出自鲁迅的文字，后人对他的作品的重视、吹捧、研究、诠释，在在增加了鲁迅文字的重量。四九年后中共对鲁迅作品的全力推广，不啻给鲁迅的一字一句进行了全盘政治洗礼。那是很沉重的使命。　　　　周作人给鲁迅手抄的《游仙窟》写过一段「跋」，说到「矛尘将往长沙，持豫才所写《游仙窟》全本来，命题数语。关於此书，旧有读《游仙窟》一文，在《看云集》中，今不复赘。豫才勤於抄书，其刻苦非寻常人所及，观此册可见一斑。唯此刻无间贤愚，多在膜拜文艺政策，矛尘独珍藏此一卷书，岂能免於宝康瓠之讥哉！」这篇跋文写於一九三七年十一月八日抗日战争初发期间，周作人因说大家都在服从文艺政策，而矛尘居然珍爱这样一本闲书，难免遭讥。「康瓠」是破裂了的空瓦壶，语出《史记&#183;屈原贾生列传》：「斡弃周鼎兮而宝康瓠」。鲁迅笔下文字向来「周鼎」，手抄的这部《游仙窟》竟成了「康瓠」，实在好玩。周作人说鲁迅抄书很勤，寻常人比不得他刻苦，这是鲁迅令人钦佩之处。他用功之深，涉猎之广，兴趣之杂，都超过常人；成绩比较弱的也许是他的翻译作品。　　　　《游仙窟》是唐人传奇小说；仙窟者，妓馆也，全书描述士大夫文人狎妓享乐的腐朽生活，其价值当在语言，採用的是通俗骈体，词藻浮艳，韵文散文夹杂。鲁迅其实不只是什么新文化斗士，他的传统文化修养深厚，手抄古籍，搜罗笺谱，推动美术，不一而足。张恨水《苔前偶忆》说年轻时雨后读《随园诗话》，见咏苔诗「连朝细雨刚三月，小院无人又一年」，吟哦再三。父亲骂他没出息，「读袁牧诗，闭院赏苔，尚有何胸襟乎？」说罢微笑而去。张恨水说，父亲精武尚侠，亦好文学，虽然极不愿意儿子沾斗方名士之习，但也不之禁。这是旧一辈文人的矛盾心理。手抄《游仙》，雨后赏苔，大概真的是练好文章的秘方。　　
　　像她这样的知识分子 　　　　　　Susan Sontag说：「我不知道大家怎么想像我的生活。其实我整天都坐在我那所闷热的公寓房子里写东西」。记者Helen Benedict说：她住的房子根本不热，典雅的露台不断吹来清凉的微风。「有些人对我不好。他们跑来对我说：我拜服你的作品，可是你把我吓坏了。我听了总觉得一巴掌打过来似的。太不友善了。」（&Some people are awkward with me. When they come up to me and say, 'I admire your work, but you intimidate me.' I feel as if I've been slapped in the face. It's such an act of hostility.&）苏珊&#183;桑达一边站在厨房里替你泡茶一边说。她以才华出众闻名；海伦说这样的人美国已经不多了。桑达不信任intellectual（知识分子）这个字。其实她正是知识分子。她是个体知识分子（freelance intellectual）。她是文化的解人（interpreter of culture ）。她的文章谈艺术、谈电影、谈作家、谈摄影、谈疾病、谈爱滋。她是纽约主流思潮的阐释人。　　苏珊&#183;桑达拒绝承认自己有名。想到自己的处境，她说她只看到一部打字机和打字机旁的一大叠纸张（&typerwriter with a lot of paper beside it&）。「我写一些还没有人写过的东西，大家於是都说我的东西赶时髦（trendy）。我很少写当代的东西了。我原先以为我是在为大众服务，跟大家分享发现新事物的乐趣；可是如果我这样做而惹来赶时髦的批评，那就去他的了。」她说她总是没钱。她出去开会演讲都是人家包旅费。她大病期间连医药保险都没有，几个老朋友凑钱给她医病。她说她没钱，因为她的书永远不会是畅销书；她又不愿意教书，不愿意写新闻分析稿。「我不愿意这样做，这样做我就没法集中精神，没法听到自己的声音。我需要天天关在家里胡思乱想」（&I don't because it makes it very hard for me to concentrate, to hear my own voice. I need to stay home all day and just let it all swim around in my head&）。她现在多写短文散稿，不再花两三年时间写一部书了；她很想这样做，可是办不到。「短文章──小说、散文──在杂志上一登出来我就有稿酬拿，可以交房租。」她说她不喜欢参加什么文人聚会、开幕典礼：「每一次我在跟人聊天总是有人来打断我们的话题。我非常渴望单对单的沟通。」她说「其实我不想写东西──我想的是握着人家的手」（&I didn't want to write--I wanted to hold hands&）。在买楼的年代里，在电脑的年代里，在快要没有人卖老式打字机的年代里，还有Susan Sontag这样的知识分子。我的同学殷允芃跟她很熟。我不认识她；读她的书读了好几年。她的英文好。　　
　　轮到我在春风里 　　　　　　胡适之先生於一九六二年在台北附近南港猝逝的时候我在台南念大二。一早起来，宿舍走廊墙上张贴的报纸整版整版的刊登胡先生的死讯。我们都很震惊，围在一起读报。胡先生是我们当年的偶像，从《四十自述》到《胡适文存》都熟读。我们学校中文系的老师苏雪林先生是胡先生的学生，她那天大概一早就赶到台北奔丧去了。后来文星书店出了她的《眼泪的海》。苏老师今年一百零一岁了，还住在大学宿舍里；我至今还记得她娇滴滴的声音在堂上讲《楚辞》。五四时期的名作家、名学者还健在的恐怕只剩苏老师了，她对她的胡老师的尊敬之情教人感动。写胡先生的书很多，写得最真挚的是《眼泪的海》，还有就是陈之藩先生的《在春风里》。　　　　十几年前，我一度跟陈之藩先生通信甚勤。他的信像聊天，每一句话都是学问，心情好会写得很长。那个时期正是轮到我「在春风里」了。前天晚上找资料，榉木箱子里翻到一大包陈先生给我的信，灯下逐一重读，几乎忘了夜已深沉。信堆中竟有胡适先生一封英文信的影印本，或许也是陈先生印给我看的。信是一九五四年五月二十五日在纽约写的，写给一位Mr. Vaill。胡先生的英文字跟他的中文字一样漂亮，似乎还要豪放一些。信上讲的是胡先生应邀到耶鲁大学参加庆典发表演讲的事。胡先生先说有一位Mr. James Yen不能赴会，深感可惜；接着是谢谢收信人给他延长演讲时间到三四十分钟。他说讲三十分钟比讲十五分钟容易。胡先生说他六月十一日要到康乃尔大学去参加他班上的第四十周年重聚联欢会；联欢会为期三天，到十三日结束，但他会赶在十三号那天回纽约转火车到纽海文去赴会。胡先生请收信人尽快通知时间、地点及其他安排。原信是这样写的：　　Dear Mr. Vaill,　　　　Hearty thanks for your letters.　　　　I am very sorry that Mr. James Yen cannot come for the celebration.　　　　I am grateful to you for giving me additional time so that I may &talk to 30 or 40 minutes&. It is easier to make a 30-minute speech than a 15-minute one.　　　　I am going to Cornell on June 11 for the 40th Reunion of my Class(1914). Although the Reunion is to last 3 days (June 11-13), I shall return to New York on the 13th to change train for New Haven for your meeting in the evening.　　　　Kindly inform me with the &details of time (8 pm?), place and arrangements& as soon as you can.　　Very sincerely yours,　　Hu Shih　　　　「文起八代之衰」的胡先生写白话文人人熟悉，英文倒少见，录此聊当史料。　　
　　饱读诗书太好了 　　　　　　古德明的文章终於辑成《以古非今集》分甲、乙两编出版了。我们相识好多年；论年纪，他比我年轻；论学问，我比他稚嫩。国文、英文根底都那么深厚的人不多了，古德明於是显得老成：他笔下的中文老成，英文也老成，加上他精通文法，文字的结构难免循规蹈矩，迹近范本了。我一度留意到他的文章?爱用北方人的「可」字代替「可是」，跟他的文字风格大不相称，忍不住告诉他，请他斟酌。文字自然闲散的文章偶有失黏不会太刺眼，锻字炼句之作一有不调之处就格外彰显了。古德明也写旧体诗，偶跟读者唱和，都见古奥妥贴，连短短几句覆信也文得谦卑。我很想当面笑他是今之古人，总是忘了。　　　　古德明的性格其实很僵，跟他文弱的身体又是大不相称了。他的政治信念不折不挠，死硬到底，断不手软。这样的书生本色，我有的时候会觉得「迂」得过火，却始终敬佩他那份固执。他在《以古非今集》的序里说：「九七就要来了。我不懂得只谈风月。然则我这第一辑文集，应该也是我最后的一辑了。」我倚老卖老，不得不骂他年纪轻轻说这种不祥的话。我这一代人家教甚严，小时候大人时时叮咛，吟诗做文不可以乱写不吉利的话，免成谶语，连写字都要练得方方圆圆饱饱满满才有福气，写得潦草一点都要挨骂，恐怕坏了清贵之格。我幼承这样的庭训，印象深刻，眼看古德明才情丰厚，身子单薄，倒宁愿他应了龚自珍那句「可能十万珍珠字，买尽千秋儿女心」，多谈风月，少动肝火。　　古今中外学人常以史论抒发自己的政见。中国历朝君权独断，言路闭塞，读书人更以故纸堆中讨生涯为善策。黄宗羲的《明史案》，顾炎武的《日知录》，王夫之的《谈通鉴论》，都在总结历史以服务政治，借古喻今。清初撰写明末农民起义史和南明史的热潮，也是政治剧变的产物。古德明耽怀典籍之余，大概也有历史癖，又逢香港政局易辙，中共新闻热闹，他的每篇文章几乎都引史事来骂时弊，不署名都猜得到是他写的。小说家Saul Bellow 笔下的Herzog学富五车，他哥哥羡慕不已，说是饱读诗书太好了（&How nice to be well-read&）。何索答曰：你是说会卖弄学问耶（pedantic）？也有人说古德明文章喜卖弄；我说腹里空空也就卖弄不出什么学问来了。文章最紧要是观点好。古德明年纪再大些、阅世再深些，观点一定更老辣，《以古非今集》的书名可以改为《古非今集》：「古」是古德明自己了。　　
　　玫瑰香