俄罗斯中国的教育体制制是怎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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俄罗斯教育体制简介:中小学都学什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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内容提要:目前,俄罗斯政府还在中小学推广精密科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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京ICP备号-1李莉:俄罗斯高等教育体制变革: “自由主义”与“保守主义”的融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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李莉:俄罗斯高等教育体制变革: “自由主义”与“保守主义”的融合
俄罗斯高等教育体制变革:“自由主义”与“保守主义”的融合李莉【内容提要】俄罗斯独立后,开始了经济、政治、社会转型,其高等教育为适应市场经济、应对全球化挑战,进行了一系列面向市场的、带有“自由主义”倾向的变革。然而这种变革并没有带来预想中教育的自由和繁荣,反而因政府财政拨款不足、监督管理不力导致教育质量下降,高校过度受制于市场而陷入新的“不自主”。经过短暂的振荡后又出现一定程度“国家化”的回归趋势。这一方面是政治体制变革和社会思潮路标转换在教育领域的投射,同时体现了作为文化载体和文明传承的高等教育所独有的精神特质。无论在办学主体、管理体制、财政拨款,还是在招生考试及国际合作等领域,俄罗斯高等教育都体现出了“自由主义”与“保守主义”的兼收与融合,在保守中前进成为高等教育改革的风向标。【关键词】俄罗斯 高等教育 自由主义 保守主义【作者简介】李莉,博士,中国社会科学院俄罗斯东欧中亚研究所助理研究员。20世纪90年代,俄罗斯开始了经济、政治、社会转型,制度和意识形态的根本变化使俄罗斯社会的方方面面都在发生急剧变化,国家、社会及个人对高等教育的认识、定位也发生了转变。高等教育为国家发展提供科研、管理和技术人才,与国民经济生产的各个领域、部门都有直接的联系,高等教育发展得好与坏,与国家经济、科研、综合国力及国际地位有直接关系。毫无疑问,作为国家经济和社会前进的发动机,高等教育决定了国家发展的潜力,也决定了国家在世界格局中的地位和综合竞争力。能否适应转型后的政治、经济体制环境,能否面向市场培养出满足国家、社会和个人需求的人才,成为教育改革成败的关键。俄罗斯独立之初,高等教育体制改革的战略方向以“自由主义”为导向,面向市场、“解国家化”。然而,高校由于缺乏市场传统,一时间难以适应市场经济体制的变化,面临着经费缺乏的困境。放弃传统、全盘西化并没有为高等教育带来繁荣与发展,反而由于缺乏国家财政支持、过度受制于市场而陷入新的“不自主”,国家管理和监督的缺失导致教育质量下降。90年代中期以后,特别是进入21世纪,俄罗斯在教育领域内实施了一系列令人瞩目的工程,先后出台了一系列的法律、法规,明确了教育优先发展的战略地位,并提出新的现代化改革措施。这一时期高等教育改革已经由“财政松绑式”的“自由主义”模式中走出来,转而面向“民族国家”,其特点就是国家权力重新涉入。然而这次转换,既非回到苏联时期的政府全盘控制,也非照搬照抄西方,而是在立足于苏联遗留下来的历史成果基础上,充分借鉴吸取国际经验的一次本土化改革。俄罗斯教育,特别是高等教育更多地选择了保留自身民族文化传统,在保守中前进。纵观后苏联二十年高等教育变革,经历了由解体初期的“解国家化”到“国家化”的变革趋势,无论是高等教育办学主体、管理体制、财政拨款、招生考试,还是国际交流合作都体现了“自由主义”与“保守主义”思潮的兼收和融合。一、办学体制的市场取向在俄罗斯社会转型初期,高等教育面向市场经济的一项最为重要的变革就是开放办学体制,即办学主体的多元化。除军事院校外,当前俄罗斯高校均实行多元办学体制。早在1991年1月,俄罗斯联邦颁布《企业与企业活动法》规定,开办公司、股份公司和私营企业的任务之一是为满足社会需要。教育活动是为国民服务的一种形式,这一法律对其也适用。自此办学体制国家垄断的局面被打破,第一批非国立教育机构应需而生。随后的1992年《俄罗斯联邦教育法》明确规定,教育机构的创办者可以是国家政权机构、地方自治机构、本国和国外各种所有制形式的组织及其联合体、本国和国外的民间和私人基金会、俄罗斯联邦境内注册登记的社会和宗教组织团体、俄罗斯联邦公民及外国公民,该法还允许联合创办教育机构。该条款在1996年《俄罗斯联邦教育法》的修改方案中再次得到确认。根据法令,俄罗斯的任何社会组织与个人只要按《俄罗斯联邦教育法》规定的程序呈送报批手续,并通过国家鉴定批准,便都可以获得办学许可证并创办高校。这种开放式办学体制反映了高等教育办学体制“解国家化”的趋势,高校由单纯国家型向国家—社会型、社会—国家型和社会型转变。非国立高等教育机构如雨后春笋般迅猛发展,数量几乎与国立高校各占半边天。毫无疑问,多方式办学、联合办学的大力发展是对高等教育的促进,私立教育的广泛开展可以解决国家教育经费不足、教育资源匮乏等问题。这类学校课程设置灵活,及时反映市场需要,更好地实现与市场的对接。同时学生人数较少,更有利于促进学生个性化教育,提高教育质量。关键问题在于追求教育多样化的同时必须保障教育公平和机会均等。尽管办学体制呈现多元化趋势,但俄罗斯高等教育仍然保留了国家作为办学主体的历史传统。首先《俄罗斯联邦教育法》和《俄罗斯联邦高等和大学后职业教育法》中明确规定,国家为高校的办学主体,以法律形式确立了在办学机构中国家仍处于首要地位。其次,就学校规模和就读学生数量甚至教育质量来看,私立高校也难以望其项背。近年数据统计显示:2009—2010年俄高校总计1 114所,其中国立高校662所,学生613.6万人;非国立高校452所,学生128.3万人。2010—2011年高校总计1 115所,其中国立653所,学生584.9万人,非国立462所,学生120.1万人。2011—2012年高校总计1 080所,其中国立634所,学生545.4万人,非国立446所,学生103.6万人。一方面,非国立高等教育机构的数量由1991年的45所增至2012年的446所,增速确实较快,体现了高等教育办学体制面向市场的取向和趋势,国家和政府鼓励大力发展私立教育,这是教育面向教育主体、面向社会、适应市场的必然。另一方面,办学主体的开放性和多元化并没有影响和撼动国家办学的主体地位。高校总体上还是国家属性的,从规模和教育质量进行比较,国立高校都占有绝对优势,约80%以上的学生就读于国立高等教育机构便是一个较好的注解。同时法律明确规定,不允许将国立和市立高等教育机构私有化。总之,在办学体制方面,俄罗斯高等教育变革采取的是“保守主义”策略,部分地面向市场。二、管理体制的分层化办学体制的市场化导致管理体制的相应转变,办学主体的差异影响到管理高校的主体地位差异。随着苏联高度集中计划经济的瓦解,教育管理体制随之发生变革。政府不再单独管理、掌控高校,社会其他组织团体的意志、高校自身的声音更多地表现到传统的二维权力模式当中,政府强力控制的局面被打破,出现了政府、市场和高校等多维权力组合管理模式。改革始于1992年实行的《俄罗斯联邦教育法》,其规定了高校的分层教育管理机构和各自管辖范围和权限,将中央集中统一和部门条块分割的垂直行政管理模式变为三级(即联邦、联邦主体和地方自治机构)管理模式。就联邦中央来看,它对教育从以往事无巨细的管理向宏观管理过渡,由直接管理向间接管理过渡,由过去的行政命令向依靠经济、政策、法律和市场信息手段的调控过渡。在保证俄罗斯教育政策统一性的前提下,赋予地方很大的自主权,充分考虑和尊重民族、地区文化经济发展的差异性,适当划分教育管理权限,调动地方积极性。该法也明确了高校的权力和责任,学校自治作为国家的一项基本政治原则被置于重要位置。由于市场经济体制的作用、社会力量的引入,削弱了国家的垄断地位,在管理高校事务方面社会力量和高校自身拥有更多的话语权。因此说在总体框架上,俄罗斯高等教育管理体制沿着民主化道路的改革不断深入,体现了“自由主义”的原则和精神理念,随着公民社会的发展,社会对教育事务的参与程度会愈发提高。然而管理体制改革也经历了一个由“自由主义”向“保守主义”回归的路标转换。转型初期社会急剧变化,政局不稳,经济状况持续恶化,国家无暇顾及教育,将教育完全推向社会。“自由主义”取向的变革将高校放置于市场竞争中,强调市场的主导与控制,习惯于国家控制的教育系统一时间很难适应市场经济的冲击,陷入失序。看似获得更多的自治,实则此时的自治不是源于“内发型”而是“外生型”,更主要表现为“解国家化”的运动。国家放权同时也意味着在财政拨款方面的松绑和自我解放,高校过分受制于市场而陷入新的“不自主”。一些学校迫于生计不得不调整教育内容、课程设置等以迎合市场需求,忽略了教育培养的长期性和连续性。同时由于相应法律制度的不完善和执行不力,更是造成高校的空前混乱。在经济转轨不断遭到挫折和国际地位明显下降的形势下,政府逐渐认识到国家和社会发展需要教育,俄罗斯要想保持强国地位,国家政策必须向教育领域倾斜,而俄罗斯民众同样也希望教育不仅能保持原有的世界性声誉,同时热切盼望教育系统能够进行有序的改革。从1996年开始俄罗斯连续出台了一系列教育政策、法规,旨在强化在教育领域中国家的作用,以法律形式明确教育居于国家优先发展方向,并在法律上对联邦文化与教育空间的统一予以承认。教育是国家面向全体公民提供的公共产品,高等教育政策的优先方面包括教育入学的普及性、提高教育质量和效率,由此指明了高校的国家地位,《俄罗斯2020年前发展战略》同样将教育问题摆在相当重要的位置,强调发展国民教育体系正在成为全球竞争的关键要素,是极其重要的价值观之一。普京在其第三任总统竞选纲领中多次强调教育的重要作用。在创新经济、促进民族关系和谐、统一思想、社会公平等问题上都强调了教育的作用。因此,尽管高校管理出现分层管理和去“中央化”的趋势,但社会转型阶段高等教育的地位和作用决定了国家对高校拥有较高的管理权限。三、资金来源的多元化1992年《俄罗斯联邦教育法》中明确规定把单一的国家财政拨款体制转变为经费多元投入体制,同时还鼓励社会组织、机构、企业和个人对教育投资。现行法律给高等学校吸收预算外资金用于学校建设提供了更多机会。高校教育经费的筹集有以下渠道:1.国家教育拨款是学校办学经费来源的主渠道。2.国家鼓励社会组织、机构、企业及个人对教育投资,并对其实行税收优惠政策,鼓励社会和公民个人直接办学。3.允许教育机构从事商业性经济活动,将其收入主要用于教育再投入。4.学校从事非商业性的经济活动所得收入,具体包括:学校有偿向居民、企业、机关或组织提供教育服务;招收自费生;高校参与企业产品开发或有偿转让技术成果而获得收入等用于对教育的再投入。在高等教育领域,俄罗斯政府实行有条件的国家义务拨款。原则上国立和私立高校都可以得到国家对按计划内名额招收的学生下拨的经费,此举的目的是为了改善高校的财政状况。也就是说,俄罗斯政府遵循的是人均拨款原则,高校计划内招收了多少学生,就得到多少人头的国家义务拨款,即从联邦预算中得到相应经费,但拨款的比例是按学生的高考分数来划分的。从教育经费资源配置的角度看,俄罗斯的高等教育经费主要还是依靠政府的财政拨款,而政府预算外的教育基金、世界银行教育贷款、企业资助与投资、向学生收费以及与国外联合办学获得的学费处于补充地位。其原因有三:第一,高校办学体制具有国家属性,代表着国家利益;第二,俄罗斯高校自筹资金的能力十分有限,缺乏面向市场的经验,必须依靠国家的支持才能获得办学资源;第三,俄罗斯高校在更多意义上被理解为一项政府公共产品,政府拨款能够有效保证教育机会均等和教育公平。国家在拨款时通常遵循以下原则:1.保障高等教育“所需要的”资金,并使高校资金使用达到最高效率;2.按照国家利益、大学生和雇主的需求,在高校之间对财政资金进行再分配,国家利用资金调节促进高校的平衡发展;3.国家拨款保障高等教育的公平性,也就是受教育机会的均等化。2008年2月,普京总统提出了“国家创新发展战略”。该战略更加重视教育,提出加大对教育和科研的投入,把俄罗斯教育办成“世界上最好的教育”。俄罗斯教育部政策与法规署牵头出台了《2020年前的俄罗斯教育——服务于知识经济的教育模式》报告,计划在2020年以前选拔40—50所联邦级研究型大学,对保证其资金的获得进行长期规划。俄罗斯高等教育财政预算额定增速快,2010年增至3 755亿卢布,该数额是2004年财政预算的4.5倍。从2004年开始,高校生均教育支出持续增长,2010年生均费用为13.48万卢布(2009年12.90万卢布),函授生18.47万卢布(2009年17.67万卢布)。俄罗斯独立初期,由于“自由主义”倾向的变革及宏观经济环境的原因,高校预算内财政拨款水平很低,高校的生存依赖于自费生数量的快速增长。2000年预算内财政拨款数额与付费生学费收入持平,而到了2008年付费生的学费已不及高校财政预算拨款的50%。目前联邦和民族—研究型大学的发展主要依靠国家财政预算的支持予以保障。但高等教育财政在保有公共产品的国家属性的同时,面向市场的转变也清晰可见:根据《俄罗斯联邦教育法》国家保障每万居民中应有170人享有竞争基础上的免费高等教育。从实际数量来看,目前俄罗斯每万名居民中大学生数量已经超过500人,有相当一部分学生是国家财政预算外的学生。统计显示,2008—2009年财政预算招生(公费生)名额56.13万人,自费生名额80.14万人。2009年高等教育机构中38%学生是公费生,62%的学生属于自费生;2010年39%的学生是公费生,61%的学生属于自费生。从自费生所占比例来看,市场取向的步伐是大大加快了。四、招生考试的国家统考趋势由于社会转型带来的诸多问题及自身矛盾的积累,大学传统意义上的自主招生考试面临挑战,国家统一考试(ЕГЭ)提上日程。俄罗斯独立初期教育经费不足,很多教师甚至拿不到维系生活的工资,经济的原因致使很多腐败事件发生,高考辅导、托关系和暗箱操作等违反公平原则之事时有发生。俄罗斯教育领域出现体制性矛盾:一方面从中学至大学的过渡体制应该缩小中学培养和高校入学考试需求之间的断裂;另一方面保持这个断裂对于教师们维持自身生存又意义重大。如果不改革自主招生考试制度,任上述情况发展下去的话,边远和贫困地区、弱势群体家庭学生接受高等教育的机会必将减少,教育资源向中心城市和权力精英集中。另外与苏联时期不同的是俄罗斯没有全国统一的教材和教学大纲,无法保证教育质量,令多民族国家的教育空间统一和文化安全存在隐患。同时,加快与欧洲一体化进程、共享欧洲统一的教育空间也迫使俄罗斯将国家统一考试付诸实施。2000年7月26日俄罗斯联邦政府通过的1072号令《2000—2001年俄联邦政府社会政策和经济现代化的行动纲要》中关于教育现代化基本方针中首次提到“实施国家统一考试”。2001年2月16日第119号决议通过了《关于组织举行统一国家考试的实验》,采纳俄联邦教育部关于对举行统一国家考试问题进行实验的建议,自此国家统考登上俄罗斯教育改革的舞台。由于俄罗斯没有公民社会基础,“第三方”监督力量和机构并不完善,社会力量尚难与国家力量对抗,且长期具有国家管理的传统,实行全国统一考试实验既符合俄罗斯文化传统,也满足当前的社会需要。“大部分从事创造性工作的教师,特别是外省教师,其所在学校与高校没有紧密的联系,边远地区的学生家长们与高校也没有联系,他们更拥护实施国家统考,因为这是一种相对公平的升学方式。”但反对的声音也很强烈,认为实行统一考试使俄罗斯教育失去地方和民族特色,标准化的考试模式不利于学生积极思维和创造力开发,试题的科学性和保密也成问题等。反对统考的声音有很多来自于“既得利益”者,统考动了他们的“奶酪”。实行全国统一考试可以认为是国家意图加强监督和控制教育质量的有力证据。虽然国家统一考试自身也存在着一些弊病,但是目前大多数国家的教育体系仍选择其作为最重要的竞争和选拔制度,可见它还是有一定合理性的。因此,尽管存在着一些反对声音和部分学者的质疑,俄罗斯政府还是于2009年1月1日正式在全国范围内实行国家统一考试。俄高等教育招生体制改革过程最深刻地体现了国家、高校和社会各方力量的博弈,一方要求保留俄罗斯传统,一方要求变革传统。国家统考提出的最初即遭受到传统保守势力的强烈反对,高校自主招生体制在俄罗斯历史悠久,统考作为新事物的认可度较低。博弈的最终结果是达成妥协,政府采取“折中主义”做法,即时间和空间上实行渐进方式逐步开展,国家统考和自主招考相结合。2001年首次在个别地区实验到各联邦主体逐渐参与至2009年全国推广实行历时9年,联邦主体参加数量由5个扩展到全国范围。全国统考的同时,也对自主原则、历史传统、学科和专业的差异性等问题予以充分考虑。2009年俄罗斯国家统一考试在全国范围内正式实施,不允许高校自行设立入学考试。但同年莫斯科高校和圣彼得堡高校获得特殊地位,不参加统一国家考试,仍然由高校自主招生。除此之外,根据法令规定每年允许一定数量特许高校,有权根据学科和专业的不同需求和方向自行设置2—3门的补充考试。2009年全国只有24所高校有权根据部分专业进行侧重专业方向的附加入学考试;2010年减至11所;2011年,按照时任总理普京签署的决议,该类高校由11所减至8所;2013年此类高校减至5所。招生体制方面,深刻地体现了保守和变革势力的冲突和妥协,在保持教育的传统性和继承性的基础上分阶段、分地区实施变革,既充分吸收外来经验,也立足于自身民族文化。五、交流合作的国际化经济全球化要求各国进行教育相互协作,在年轻人之间加强交流和沟通。普京曾指出,我们有权认为自己是欧洲的一员,俄罗斯文化及其传统是在欧洲文化基础上形成的,因此我们的政策首先应该指向与欧洲国家的合作,形成统一的欧洲空间。在教育领域,俄罗斯积极采取各项政策和措施,促进与欧洲教育一体化的进程。2003年9月俄罗斯正式签署了《博洛尼亚宣言》,加入欧洲高等教育共同进程。国际化表现了俄罗斯教育发展的一个趋势,具有划时代意义。在高等教育国际化进程中,政治及意识形态取向越来越弱了,文化方面的融合越来越强了。为了加强与欧洲乃至世界高等教育的合作与交流,推进博洛尼亚进程,俄罗斯采取了一些措施:变革高等教育学制,设立学士和硕士两个层次,一些重点高校已经实行多层次高等教育体系;实行学分制以适应与欧洲高校交流与互换学生;建立独立监督体制和机构,推进高校自治;增加与欧洲高校的合作项目等。然而面向欧洲一体化的变革同样也遭到保守派的反对,理由是俄罗斯传统的专家、副博士和博士学制历史悠久,具有民族特色。另外认为5年制专家培养教育质量较好,拥有社会较强的认可度。改革最终的结果是面向欧洲一体化变革学制的同时传统学制仍然保留。国际化表现了俄罗斯教育发展的一个趋势,其主要目的是为了加强国际教育交流与合作,共享欧洲人才市场和劳动力市场。俄罗斯希望加入欧洲教育一体化进程还有经济方面的考虑,希望从国际教育市场获得丰厚利润。因为留学生学费是高等教育收入的来源之一,可以部分解决高校资金缺乏的问题。据统计,“当前世界教育市场(包括学习的间接支出费用)约为1 000亿美元,这个数字相当于每年世界的黄金、未加工润色的金刚石、珠宝钻石市场(包括租赁)的数额。每年外国留学生为美国经济带来约130亿美元的收入,在美国出口商品类别排列第5位”。俄罗斯留学市场的收入10亿多美元,仅仅是美国的十几分之一,全球市场的百分之一。巨大的经济利益,对俄罗斯产生了一定吸引力。同时文化“软实力”的输出和话语权的争夺也迫使俄罗斯教育实行国际化,此举可提高俄罗斯教育质量和信誉,提高俄罗斯国家的综合实力,重返教育输出大国的历史舞台,进而帮助“强国之梦”的实现。因此加强国际合作与交流是一种变革手段,其最终目的指向民族国家的振兴。据统计,2011—2012 学年度,在俄罗斯就读的外国大学生数量总计84 707人,占俄罗斯在校生数量的3.2%。应该说,俄罗斯留学教育还是有相当大的前景和潜力的。结语:在保守中前进众所周知,苏联解体后的一段时期,“休克疗法”令俄罗斯经济陷入崩溃的边缘,国家影响力急剧下降,西方承诺的经济援助口惠而实不至、北约东扩、与西方在反导方面的争执等因素令民众普遍对西方模式的“自由主义”感到失望,同时担心极端“民族主义”可能带来的风险,俄罗斯在失望和迷茫中反思,最后选择走一条将西方的价值观与俄传统观念相互融合的道路,即强调实用主义和保守主义的中派道路。民众需要实实在在的利益和实惠,他们最关心的是有效的治理,而不是治理的形式。而对利益阶层而言,他们关注的重点自然是如何维护自己的既有利益。所以在某种意义上来说,维持社会稳定,先保住“存量”的利益,然后伺机获得“增量”利益,已成为俄罗斯社会的一种共识。同理,这种社会思潮的转向也表现在高等教育体制的变革当中。当自由主义思潮蔓延、极端理想主义涤荡社会各领域时,高等教育也掀起了“解国家化”热潮,无论是办学体制、财政拨款还是招生模式都加快走向社会和市场的步伐。国家放权更意味着在财政方面为自己松绑,而高校并没有获得预想中的“大学自治”,却因缺乏资金运作经验过分受制于市场重新陷入“不自主”,教育质量、教育公平都受到损害。由于俄罗斯缺乏公民社会基础,很难建立起一种有效的各方合作机制,高校因缺乏政府强力支持而根基不稳。现在国家重新回到教育当中,承担更多的责任和义务,担负起监督和管理教育质量和人才培养的重任。在立足于民族传统文化的基础上面向市场、借鉴西方经验成为共识,“自由主义”和“保守主义”的兼收和融合是变革的主要取向,在保守中前进成为改革的风向标。首先,由于俄罗斯长期以来形成的思维定式及制度惯性,使得高等教育的国家属性具有先天的合法性。高校的产生、发展甚至生存严格遵循政治体制的逻辑。高校办学体制是国家性的,管理主要归口于中央政府,代表着国家利益。新世纪教育改革中,俄罗斯不断加强国家对高校的管理,无论是出台的政策法规还是在财政保障上,甚至在思想观念的取向上都旨在强化高校的“民族性”。另外,俄罗斯传统文化中的村社思想和集体主义更多地影响着教育公平的理念。高等教育更多意义上被理解为一项社会公共产品,由国家管理、政府拨款能够有效保证教育机会均等和教育公平,从而有利于社会的稳定与和谐。俄罗斯近年来的高等教育改革也更加立足于本国实践,考虑到了民族文化传统的影响,试图在传统和现实中寻找出路。利哈乔夫曾将俄罗斯的民族复兴归结为两个条件:在人民当中经过几个世纪形成的俄罗斯的传统;能够保持、加强和发展这种传统的人民。高校的传统在某种意义上说是高校的一种财富,是高校前进的基础和动力,忽视和否定传统的变革往往由于缺乏根基而失败。其次,由于转型时期高等教育对于国家来说意味着安全、稳定与希望,“就像战争的意义太重大,不能完全交给将军们决定一样,高等教育也相当重要,不能完全留给教授们决定”。教育也寄托着俄罗斯的“强国之梦”。普京和梅德韦杰夫等国家领导人多次在讲话中强调高等教育与“强国”、“复兴”的关系。俄罗斯学者指出,高校的“国家”性也是高校的使命,无论在数量还是质量上,高校的人才培养都要保障国家所需要的高水平专家。人才问题,也是民族安全问题。《2010年前俄罗斯教育现代化构想》明确将高校与现代化改革、国家强盛、国家安全利益紧密联系在一起。与科学有着紧密、本质关系的教育越来越成为经济增长、提高国民经济效率和竞争力的强大推动力量,成为民族安全、国家富强、公民富裕的关键因素之一。国民教育系统是保持俄罗斯的大国地位和维护其作为一个拥有高水平的文化、科学和教育国家的国际威信的重要因素。正因为高等教育对于国家、民族之重要意义,所以不能对其放任,交付社会和市场。最后,高等教育是文化继承和传播的载体,对之进行改革需要更多的理性思维,而不是急功近利;需要的是继承性发扬和适应性改进,而不是推翻重建。保守主义符合大学精神,英国著名高等教育学家阿什比说过,任何大学都是遗传和环境的产物,大学的重要使命就是储存、传递和创造人类文明。高校作为精神的守望者,其职责是遵照知识规律,追求真理,坚守社会精神文明。尽管俄罗斯政治、经济体制转型给教育带来了重大影响,影响既包括观念上的,也包括制度上的,但俄罗斯高校的传统和潜力使其挺过了20世纪90年代改革的困难时期,尽管危机依然存在,但保持了继续发展的可能性,转入构建现代化的阶段。俄罗斯社会转型时期,国家面临危机与挑战,民族精神重建已经成为俄罗斯国家、民族发展的前提条件。高等教育作为生产知识“软实力”的主要场所,是加强民族文化认同、促进国家强盛的重要手段,这在后发现代化国家中表现得尤为突出。普京在《2012年总统国情咨文》中强调了爱国主义教育、维护民族同一性和国家认同的意义。从这个层面上讲,俄罗斯今后将致力于运用俄语、历史、文学、世俗伦理、传统宗教等一些教育手段和方式加强社会政治稳定的精神—道德基础,用教育公平和社会阶层有序流动来弥消不断上扬的社会矛盾和冲突。正如莫斯科某高校校长萨多夫尼奇所言:大学始终有能力在传统与创新之间寻求平衡,并将这一平衡维系下去。无论在任何社会形态、任何发展阶段中,哪怕是处于革命的风口浪尖,大学都发挥着防止社会崩溃、化解纷争的作用,并能阻止对历史的歪曲。(责任编辑 靳会新)原文链接:http://elsxk.hlju.edu.cn/new/wfile/wfile_1_4.pdf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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