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主题：陕籍作家安黎----父亲是一座桥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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陕籍作家安黎----父亲是一座桥梁
父亲是一座桥梁□安黎&&　　1　　我父亲乳名叫安庚时，学名叫安富家，他若健在，今年应该八十八岁了。年少时我对父亲是忽略的，轻视的，可当我自己做了父亲，才忽然懂得了“父亲”两个字泰山般的分量。然而此时的父亲早已撒手人寰，留给我的是无尽的遗憾和伤感。　　我降生人世后，当明白谁是我的父亲时，说实话，我隐隐有些失望。是的，我的父亲与别人的父亲有好大的不同：一是他身体残疾，弯腰驼背；二是在那个“以阶级斗争为纲”的年月里，他时不时地被人押解着游街，或者戴着白牌子在批斗会上垂手站立。他的这种情状对一个少年敏感而脆弱的心灵，自然有一种毁灭性的打击。我从记事起就有那么一种抬不起头来的压抑，我甚至抱怨上苍的不公：为什么要让我出生在这样的家庭？　　现在细细思量自己的父亲，一种想哭的冲动时时席卷而来。我苦命的父亲，是如此的善良，如此的宽厚，如此的勤劳，如此的多才多艺，但却要承受命运残酷的惩罚和践踏；他没有任何过错，没有做过一件对不住天地良心之事；一只蚂蚁，他绝对不会随便用脚踩死；一棵正在成长的禾苗，他从其身旁经过时也总是那么的小心翼翼。　　抛开弯驼的腰背，父亲的长相其实是挺英俊的。一张清秀的脸庞，五官异常端正和精致；更重要的是，他的脑子极其清晰和聪颖，说话尽管声调不高，但若仔细听，会发现他的语言很有逻辑和条理，而且总是能抓住问题的核心；父亲在村子里低头活着，没有任何地位，但村里一些人家闹了矛盾，却跑来让父亲评理，而父亲讲出的话，总能让他们心悦诚服。　　父亲是方圆很有名的鞋匠。他做鞋钉鞋修鞋的手艺为众多的人所称道，以至于他的名字渐渐从人们的嘴里消失，大家叫他也好，谈论他也好，都以“鞋匠”相称。他有一个木筐，里面盛着满满的做鞋工具，有木楦、木楔、钉锤、麻绳等。父亲偶尔走巷串户，挣一些零碎的小钱。更多的时候则是足不出户，等待着客人上门。但在我的记忆里，凡是找上家门的人，或是村民，或是亲戚，不知道是出于不好意思还是别的原因，他从不收取人家的费用。那个年代，似乎没有人能买得起鞋，鞋全部都是手工制作；但鞋并不是一做即好，立刻能穿，而是得经过木楦的夯撑。一个村子百余户人家，唯独我们家有木楦。于是村民们不论什么时候做好鞋，或拎着一双鞋，或积攒了许久，抱来一摞鞋，前赴后继地来我家，让我父亲夯撑他们的新鞋。不论白天，还是黑夜；不论父亲在忙碌，还是在吃饭，他都会放下手中的饭碗或活计，为来人帮忙。他态度极其谦和，也很有耐心，从没有表现出些许的不耐烦。替村民撑好鞋，村民们一句谢谢也不会对父亲说，就带着满足离去。当然，父亲也不需要他们的“谢谢”二字。　　父亲没有学过建筑技术，但凭借着悟性、观摩，就会砌墙盖房。生产队碾麦场里的庵房、村里的粮仓，甚至电磨房等，这些在村庄里显得高大雄伟的土坯建筑，无一不是出自父亲之手。生产队请外村的匠人盖房，需要支付一笔在当时来说不菲的费用，而叫我父亲盖房，却只是给他记一点工分。工分根本不值钱，一个劳动日一毛多钱，可悲的是，父亲苦干一天却并不值一个劳动日，而仅仅是八分工。也就是说，父亲以一个匠人的身份为生产队砌房子，其价值充其量只有几分钱。　　给队里盖房子，好赖一天还值几分钱，可给村民们修门楼，那才是真正的白干。在我们村，祖祖辈辈延续的传统是，不论家里多么贫穷、多么糟烂，门楼却一定要修得冠冕堂皇。门楼仿佛一家人的脸面，脖子以下哪怕污迹斑斑，但脸面绝对要光彩亮丽。修门楼是要钱的，但因为父亲的存在，村民们就节省了这笔花费。父亲一年四季没有闲着的时候，不是这户人家叫，就是那户人家喊，这家修完，那家已经等不及了。春天完了是夏天，夏天过后是冬天，一年又一年，父亲总是忙碌着、辛劳着，硬是把全村的门楼一次又一次地进行着整修。父亲是很有艺术细胞的，他不识字，却很崇尚美。他像一个雕刻艺术家，一丝不苟而又别出心裁地打造着一个个门楼：这家的门楼的屋檐宛若雁翅一般微微翘起，那家的门楼的屋脊上干脆站立几只栩栩如生的飞鸟，另一户人家的门楼的墙面上呢，镂刻着各式各样的植物或动物的图案。　　父亲会编织，藤条也好，竹条也罢，只要到了他的手里，你想要筐他就能编成筐，你想要笼他就能编成笼，你想要盛装粮食的大囤，他就能编织成大囤。他先是给我们家编，因为手艺好，免不了有邻居找上门来找他编。他不推辞，有求必应。在改革开放的初期，生产队成立了编织工厂，十几个人，父亲不但是厂里的绝对主力，而且是所有人的师傅。可惜的是，工厂仅仅存在了一年多，就关门大吉。　　父亲还有一个手艺，就是砌炉灶。其他人砌的炉灶，烟直冒，火却死气沉沉，可父亲盘的炉灶，火苗旺盛，且很节省燃料。久而久之，村里所有的炉灶都被父亲义务承包。父亲更拿手的绝活是捞桶。在我们那一带的村庄，村民饮用的都是窖水——在场边打一个土窖，天下雨时，场里的水顺着水眼流入窖中，以备日后使用——村民打水，时不时就有水桶脱离绳索，掉入水中。水桶一旦落水，就得用绳捆住一个人，把他放入窖中，让他挥舞着长长的铁钩打捞。奇怪的是，所有的人似乎都不谙打捞的窍门，把他们放入水中，即使折腾几个小时，多数人也是无功而返。但父亲却不同，人们只要把他捆住放入窖中，短短三两分钟，他就能胜利而归。　　我离开村庄许久了。但我知道，在农村，人与人之间的相互帮忙已经很稀少了。现在即使在亲朋之间，帮忙都是有偿的。但父亲所干的一切，都是无偿的，而且是无怨无悔的。他从来没有拒绝过任何人，甚至连一丝一毫的犹豫也没有过。村里每一户人家都得到过他的帮助。父亲即使偶尔得到人家一包烟的回报，都显得那么诚惶诚恐。　　2　　父亲的童年是悲惨的。应该说，他出生于一户豪门人家，他的祖父——也就是我的曾祖父——是清末举人，戴着标志着官位的顶珠。曾祖父拥有良田四百多亩，居住在高大雄伟的木质高楼里，雇工众多，骡马成群。曾祖父是几品官现在无法考证，村里的老人们描述他“出入县衙，两边的侍卫都要向他脱帽鞠躬”。父亲是曾祖父的掌上明珠，他一出生就掉进了蜜罐里。但美好的时光总是那么短暂，父亲六七岁时，曾祖父就撒手人寰。　　我的祖父是个纨绔子弟，他在我们村里人的眼中无疑是个典型的“败家子”。祖父未品尝过奋斗的艰难，因此不知道“粒粒皆辛苦”。祖父最早在乡村当教师，命运似乎也不很顺当：年轻的祖母病故，年迈的曾祖父和曾祖母相继离开人世。六神无主的祖父下定决心要离开村庄，到县城安家。　　祖父离开村庄时的情景成为村里人久久的谈资，他对财物的随意抛弃和处置让人瞠目结舌：给他一碗小米，他就送人家一个大立柜；给他一升绿豆，他就送人家一个八仙桌……而这些家具都是用名贵木材打造的，做工极其考究和精美，雕刻着各种各样的图案。不可思议的是，祖父摘掉了家里的锁子，敞开大门，谁想在里面干什么都可以。于是，那么富丽堂皇的建筑里，有人占了一间两间居住，有人占了一间两间作为粮仓，还有人把它当成了饲养室，在里面养羊或喂猪。　　祖父在县衙里当“代书”——为打官司的人写状子——他很快又新婚成家。我的后奶奶其实还是个孩子，她是东街一个食品商的女儿，嫁给我祖父时芳龄才十二岁。一个完整的家终于成形了，幸福似乎在向他们招手。但人生的破碎总是在刹那间发生，命运再一次挥舞起了它那只蛮横的手，将这一家人的希望打得七零八落。祖父在三年以后突然病故，留下一个年幼的遗孀和四个孤苦无助的孩子。其时，我大姑十二岁，父亲十岁，小姑八岁，叔叔才五岁。　　没有了经济来源，城里的生活难以为继。十五岁的后奶奶在无奈之际，率领一帮年幼的孤儿回到村庄。然而，这个时候的村庄已经没有了故乡特有的温馨，呈现出了狰狞的面目。在几个孩子的啼哭和目睹之下，老家的木质高楼被众人拆除，人们为瓜分它而争执不休。当所有的一切被掠夺完毕，剩下的只有两孔没有门窗的窑洞。这两孔窑洞原是我家的粮仓，宽敞、幽深，它成为了五个孩子临时的庇护所。　　在窑洞里安身之后，萦绕这个家庭的风雨并没有平息：叔叔高烧不退，最终夭亡；一户人家从懵懂的后奶奶手里骗走了土地契约，四百多亩良田全部被人霸占耕种。再后来，后奶奶回城里改嫁，我父亲和两个姑姑被寄养在亲戚家。大姑姑被寄养在我大姨婆家，父亲和小姑姑则寄养在小姨婆家。　　大姑姑不久就成了一户人家的童养媳。小姨婆的脾气特别坏，动不动就厉声呵斥甚至打骂父亲。父亲与其说是在她家寄养，毋宁说是她家的雇工。小小年纪，什么重体力活都干。最终，父亲离开了小姨婆家，致他离开的导火索，则是小姑姑的婚事。　　和父亲一起在小姨婆家干活的还有我的一位表叔。表叔是我父亲伯叔舅舅家的孩子，也就是说，他是小姨婆娘家的侄子。表叔的父亲和小姨婆是堂兄堂妹关系，从血缘上讲，表叔与小姨婆中间隔了一层，显然没有父亲和姨婆亲近。但应验了这样一句民间熟语：亲姑姑，假姨姨。小姨婆是一个旧观念旧意识很浓重的人，她固执地认为表叔是她娘家唯一的根，因此她对表叔的关爱远远超过了父亲，对表叔偏吃偏喝到了让人不能容忍的程度。　　表叔年少失去双亲，和我父亲同病相怜。在小姨婆家的日子，他和父亲同睡一张床，两人的关系和感情都很不错。但小姨婆的偏心眼，还是让父亲能够时时感觉得到。同样是干活，重活总是让父亲干，轻活则留给表叔；表叔干活慢了小姨婆不吭气，而父亲稍有迟缓，就会遭到她的责骂甚至毒打。同样是吃饭，小姨婆给表叔盛的饭总是比父亲要多，质量要好。　　所有这些，父亲都忍了。我深谙我的父亲，他算得上这个世界上最能忍辱负重的人了。但他还是和小姨婆决裂了，决裂的原因则是小姑姑的婚姻。小姑姑也寄宿在小姨婆家，小姨婆自作主张，要让小姑姑为表叔换一个媳妇，而父亲的婚事，她却置之不理。在小姨婆的张罗下，小姑姑与一户张姓人家定了亲，小姑姑张姓丈夫的妹妹，则与表叔结成良缘。为此事，从没有和小姨婆顶过嘴的父亲，再也压抑不住心中的愤懑，和小姨婆狠狠地吵了一架。小姨婆提着烧火棍，把父亲赶出了她的家门。　　父亲从此就成了流浪儿，靠给人扛长工打短工维持生计。好在大姨婆对他不错，他经常在大姨婆那里能感受到些许的温暖。　　父亲的苦命真是没有边际，就在他打工期间，命运再次给予他致命一击：十四岁那年，他给一户人家放羊，突然天降暴雨，慌乱之中他跑到一个瓜棚里避雨，没有料到的是，瓜棚瞬间倒塌，他被压断了脊梁。如果有好的治疗手段，他本可以恢复健康的。但不幸的是，那个时期医疗技术的落后，加之无钱医治，无人照料，父亲从此再也没有机会挺直腰杆，他成了驼背。　　3　　父亲再一次回村庄已经十六岁了。在他渐渐长大之后，他意识到自己应该出面维护自己家族的权益了。父亲住进那孔满目疮痍的窑洞里，为打官司作着相应的准备。他向法庭递交了诉状，状告夺走我家土地的那户人家，希冀讨回被他们霸占的土地。法庭受理了父亲的案件，于是父亲就进入了一个漫长的煎熬时期。　　父亲每年打工的收入是六石麦子，除了维持自己简单生计，几乎把它全部交给了法庭。法庭审理案件是马拉松式的，一审就是六年。期间，无数次地开庭，无数次地辩论，好在后奶奶相当配合，她一次次在法庭上跪地作证，终于换来了法庭的判决。但法庭并没有满足父亲的全部请求，它只是判决对方归还我家一百二十亩地。　　父亲先是接受了这样的结果，但接着又向法庭递交了新的诉状，希望余下的近三百亩地物归原主。此时已经是中国社会风云变幻的一九四八年，父亲完全没有意识到他流血流汗打官司讨回来的土地会给他带来什么。仅仅在那一百二十亩地上耕种了一年，“城头变幻大王旗”，天气突变，江山易主，他差一点被定为地主成分。按土地面积，父亲足以被划分为地主，好在工作组看到父亲的一贫如洗，手下留情，父亲才被划成了富农。但富农已经不属于人民的范畴了，而是被打倒的对象。五类分子“地富反坏右”中，富农位列第二。　　我出生在一九六二年，能够留存记忆大概都到了六八年或六九年。从我记事起，父亲就是被批斗的对象。也就是说，从解放到“文革”末期，数十年里，父亲都是在被批斗中度过的。父亲秉性很善良，长久地遭受命运的蹂躏，让他变得怯懦而胆小。他从不论长道短，说别人一句坏话；遇到利益冲突，总是节节退让。　　至今都不能忘怀的是，我大概六七岁的时候，村里突然响起了喧闹声——敲击的锣鼓和呼喊的口号交织在一起——我和所有的小朋友一样，从家里跑出去看热闹。远远的，我就看见一队人在押着几个人游街。被押者戴着又圆又尖的纸帽，胸挂白牌子，弯腰驼背，头低得快要挨着地面。我往前跑了几步，仔细一瞧，一下子愣住了：妈呀，被押在最前面的竟然是我的父亲！我扭身而逃，战栗着、哭号着，像一个无助的孤儿，不知道把自己藏在哪里才有安全感。　　这个情节对一个小小的少年而言，自然有着致命的刺激。曾经以为世界色彩斑斓的我，从此以后眼睛里就多了几分灰色，心灵里也增添了几分忧郁。　　随着渐渐长大，我知道同在一个山村里的人，每个人的身上都背负着一个标签，而这个标签，把人划分成了若干类型和等级。父亲被打入阶级敌人的阵营，低头认罪是他活着的唯一形态，也是他活着的全部内容。村里那个时候特别爱开会，十之八九是批斗会。每次开会，父亲等人都要被押解到台上，在一阵阵咆哮的口号声中，瑟瑟发抖。有那么几回，因为临村的阶级敌人数量不够，父亲宛若一个道具被借去。经过一整天的折磨，迎着暮色，父亲蹒跚归来。也许因为挨了打，也许因为饥饿，他脚跟踉跄，面色苍白，嘴唇青紫，显得是那么虚弱，那么气息奄奄。　　父亲本来就身体残疾，胃又极其不好，经历了一次次的身体摧残和精神羞辱，他几乎到了难以支撑的地步。我清晰地记得，有一回父亲遭到批斗回来后就咳血，一口一口红色的痰液从他的嘴里喷了出来，让人感到恐惧。父亲睡觉时常常蜷缩成一团呻吟，尽管他极力克制着自己，但那微弱的呻吟声在深夜里扩散，还是时时把我从睡梦中惊醒。　　父亲从来不向我吐露他内心的痛楚，甚至没有显现出抱怨的神情。倒是偶尔还能听见他几句自我安慰的话——他庆幸我爷爷去世得早，若不然，爷爷就会被枪毙——我追问爷爷做过什么恶事吗？父亲摇头，说爷爷其实也很善良，不但不伤害别人，而且资助过很多人。我问爷爷为什么会被枪毙呢？父亲说我家有那么多的土地，爷爷若活着，我家百分之百是地主成分，有几个地主得到了宽恕？即便不被枪毙，也会被人活活打死。　　4　　一般人难以想象的磨难，没有让父亲的性格变得孤僻怪异，相反，他似乎有了一种常人不具备的韧劲和平和。能够活下来，而且有了一大群孩子，这是他人生最大的安慰了。我兄弟姐妹一共八个，缺吃少穿，简单的生计常常让父母紧锁眉头。我有时候免不了抱怨父亲，为什么要那么多的孩子，负担多重啊？父亲总是用“你不懂”三个字来搪塞我，当然有时候在无意当中，他也流露出自己的心声。他说他吃了人少的亏了——在他的人生里，因为没有更多的亲人提携和帮助，不但精神感到孤单，而且经常遭受人的欺侮——父亲说他最痛心的是叔叔的病故，甚至爷爷和奶奶的去世，也没有叔叔的亡故让他难过。叔叔如果活着，兄弟俩相互有个照应，他的人生就不至于如此凄凉了。　　在我母亲之前，父亲成过一次家的。父亲的前妻和父亲没有生活多久，就因病去世。父亲从来没有向我讲述过他与前妻的点点滴滴，我只是从他的行动中看出了某种端倪。清明时节，父亲领着我去给先祖上坟。给爷爷奶奶的坟茔挂一串长钱，又给外公（外公的坟墓也在我们村的田野里）烧一叠黄纸，然后，父亲总要绕道去他前妻的墓茔，祭奠他的前妻。从我记事起，父亲年年如此，从未中断。父亲晚年瘫痪在床，不能下炕行走，但他不忘交代我们，一定要给他前妻的坟墓去烧纸。　　父亲承受了太多的痛苦，但他呈现给我的并不是愤怒，也不是忧郁，更不是抱怨，而是一种在沉默之中的平静和平和。能跌跌撞撞地活下来，对他而言，就是一种幸运。结了婚，成了家，又有了一群孩子，他已经相当地满足。父亲的脾气特别好，不管干什么，都极其有耐心。我从来没有见过父亲发过火，更没有见过他动怒。和邻居有一点小磨擦，他都是以退让的方式息事宁人。他很少以教训的口吻和我们兄弟姐妹说话，我们做了什么错事，他表现出的仅仅是偶尔的不悦而已。　　从小长到大，我只记得父亲教训过我两次。第一次是我已经长到八岁了，早已超过了入学年龄，却坚决不去学校报名。老师出于好心，派来了一群学生强行抬我去学校。我耍了一个小诡计，挣脱了他们，如野兔一般撒腿而逃，把自己藏在一个隐秘的地方。为寻找我，父母折腾了大半天。太阳落山时，他们终于在半沟废弃的烂窑洞里发现了我的踪迹。我被他们召唤了回来，父亲扬言要惩罚我。他这次确实有点生气，但却是雷声大，雨点小，所谓的惩罚，只是手持玉米秸，在空中舞动而已。　　第二次惩罚我和第一次有点相像，刑具也不过是塑料一般轻飘的玉米秸。我大概上小学三年级，交不起学费。那时候的学费才一元钱，在现在的人看来是不值一提。可就是这一元钱，却让我的父母紧锁眉头。父亲去给学校的老师说情，得到了可以缓交学费的恩准。但一个学期即将结束，我的学费依然没有交给学校。老师为了督促学费，罚我站在教室外面的窗下听课。我当然想到的是去和家长要学费。就在别人还在教室里学习的时候，我跑到田野里，把正在生产队的地里劳作的父亲叫了回来。我感觉自己颇为委屈，于是对父亲发了脾气，大概也说了一些非常刺耳的话。父亲依旧是没有钱，束手无策的他，挥动着玉米秸，吓唬吓唬了我。我躺在地上哭了一场，爬起来，抹着眼泪，两手空空地又返回了学校。　　其实，现在想想，父亲何尝不想交学费呢？看到自己的儿子因为拖欠学费而遭受歧视，他心里好受吗？但他也难啊！没有钱，就是没有钱！区区的一元钱，足以成为压在他身上的一座泰山。　　父亲的爱常常是无声的。他不会直接表达他的爱意，却可以让人感觉得到。小时候，父亲不止一次地领着我去西瓜地里，或者用有限的粮食，或者用毛糙的零票，或者采用赊账的方式，换回一个或两个西瓜。父亲若去了一次县城，回来见到我们，第一个动作就是手在他的衣袋里掏，掏出糖果或别的吃的东西，分发给我们。他去田野里干活或者去坡地里割草，遇到能吃的野果，也不忘采摘一些回家，让我们分享。　　我记忆里最深的有两件事情。大概十二三岁那年，我上初一，班主任对我极其不好，甚至有故意欺负故意刁难的意图。经历了几次全班同学“文革”式的集体批斗，我那颗小小的心灵，已经是遍体鳞伤。如果我有错而遭受羞辱，我认了；问题是我没有任何过错，就是因为家庭成分不好，或者因为家庭贫困，就莫名其妙地被老师拎出来，让全班学生朝我身上吐痰，我当然很不服气。我的性格原来也不是特别内向，但经历了一次次的风霜肆虐，我的内心世界彻底被阴霾笼罩。　　那年刚过春节，学校组织学生去距离我家十五华里的地方挖树坑——冬天挖好树坑，春天再植树——正值白雪皑皑，寒风凛冽，土地冻得宛若生铁一般。计划一周的劳作量，延期至十天后才能完成。我从没有出过远门，因出于对神经质老师的恐惧，我一刻也不敢喘息，身单力薄，但却拼死出力，汗湿衣衫，体力透支相当严重。大概到了第七天吧，收工后，大伙儿都扛着铁铲铁锨往宿营地走。我落在一群人的后面，却发现那群人纷纷掉头瞥我，神情各异。等我回过神来，才发现路边的土畔上蹲着一个人。仔细一瞧，那个人不是别人，而是我的父亲。　　父亲面色灰暗，嘴唇青紫，手里拽着一个馍袋。他看见我，努力了几次，才很吃力地站了起来。父亲冲着我笑，然后就把馍袋交到我手里。我打开馍袋看，里面全是“油股旋”饼子。这种饼子是当时农村人最好的食物，味道可口，我从小就喜欢吃它。父亲说，母亲和他天天晚上坐在家里的炕上掐算，他们计算着我背的馒头应该快吃完了，于是母亲就打发父亲来给我送馍。母亲半夜起来烙饼子，父亲天不亮就动身往工地赶。父亲一大早就到了这里，可是千亩林地，人海茫茫，父亲找到我并非易事。于是他就蹲在路边守候，相信我会从这里经过。　　看到父亲面色不好，我问他怎么了？父亲说没什么，没什么。他尽管说着没什么，但面部的肌肉却抖颤不已。我追问了好多遍，才从他含糊其辞的回答里，知道他饿了，饿得几乎要昏过去了。我责怪他，守着满满的一袋馍，怎么还能挨饿呢？我从馍袋里掏出一个饼子给父亲，可他推脱着，说什么都不要，强行又把饼子塞回了馍袋。父亲安慰我，说他没事，还是老毛病，胃病经常犯，但忍一忍就过去了。又叮咛了我几句，然后就转身蹒跚而去，消失在了苍茫的暮色里。　　我知道，我家里没有面粉给我烙饼子，面粉肯定是借的。饼子烙出来，母亲舍不得咬一口，父亲也舍不得咬一口，他们节省着每一口粮食，目的只有一个，就是不让自己的儿女挨饿。　　我们的高一生活是在一个荒凉的农场里度过的。尽管恢复了高考，但“文革”的余风还未刮尽。农场是“学工学农”的产物，到我们上高中时，它依然存在着。我们的宿舍是一孔土窑洞，没有门窗。某个晚上，我们睡在窑洞里潮湿的麦草铺上，却谈论起了鬼，说被枪毙的某某犯人的尸体，曾经就在这孔窑洞里停放过云云。说来挺奇怪，就在第二天早上，不知是我因前天晚上受到了惊吓，还是鬼魂果然纠缠上了我，总之，我全身瘫软，虚汗直流，上吐下泻，显然得了病。请了假，边走边歇，步行近二十华里，挣挣扎扎地回到家里。父母叫来村里的医生，医生建议我赶快去住院。　　二姐用架子车拉着我，父亲从后面推着车，把我送到了乡政府所在地医院住院。经过检查，我得了中毒性痢疾。头重脚轻，头晕目眩，我只能躺在床上，接受着父亲的伺候。整个住院期间，父亲始终陪护在我身边，给我打饭，搀扶着我上厕所，等等。　　5　　为了一家人的生计，父亲拖着他瘦弱而残疾的身体，没少奔波。　　在生产队劳动，父亲和别人干一样的活，甚至他干的活比一般人更有技术含量，但他的工分却总是比别人少。男人全劳是十分工，半劳是八分工，父亲因为身体的原因，从天亮干到天黑，也只能挣八分工。劳动力根本不值钱，十分工换算成金钱，只有一毛多，何况八分工呢？但父亲从不懈怠，从不偷懒，身体不适也不会请假。　　父亲喂过羊，去邻村卖过杏，却总是偷偷摸摸的，唯恐自己被人扣上“投机倒把”的大帽子。戴上那个帽子，轻则游街示众，重则被拘押判刑。我很清楚地记得，在某一个春天，家里断了炊，靠野菜维系，几乎要饿死人。没有办法，父亲就去舅舅家背粮食。舅舅的小儿子四十天后就丧母，一直在我家生活，被我的父母当作自己的孩子抚养。舅舅家远在三十里开外，父亲天黑时出发，天边泛起曙光时，才背着一斗粮食，跌跌撞撞地回到了家里。白天不敢走，一旦被人瞧见并告发，那就有“侮辱社会主义”之嫌。　　从我家到舅舅家，需要翻越两条深沟。为了一斗粮食，父亲从去到回，六十多里山路，竟然走了整整一个夜晚。山里的路弯弯曲曲，人烟稀少，又没有光亮，背着粮食孤独地行走，我不知道他在路上恐惧吗？摔倒没有？　　吃饭是父母最为头疼的事。父母拼命劳作，身体都因为高强度的体力活而扭曲变形，但我家年年都是“超支户”。也就是说，劳动一年，不但不能从生产队里分到分文，还要倒找人家钱。无数次，村里喊分粮，父亲夹着空口袋去，又夹着空口袋回来——或者是超支户不给分粮，或者是我家提前借的粮食经过扣除，已经无粮可分——每到这个时候，父亲的眼睛里仿佛蒙上一层灰尘，显得那么绝望而无助。　　我不知道，父亲多少次去队长家里求情，请求队长开恩，把生产队的粮食先行借给我们家。队长哪有好脸色给父亲看？队长哪有好言语给父亲听？哪怕队长的目光是刀刃，哪怕队长的话语是玻璃碴，父亲都要佯装一张笑脸，对队长极尽巴结和讨好。我听我母亲说过，似乎有几次，父亲给队长还下了跪——父亲虽然身体残疾，但并不是没有尊严的人；他极其讲道理，也极其讲信用；我无法体察他下跪时的感受，但我相信当他膝盖弯曲的那一刻，他一定会有那种心如刀戳的难受——有时候，队长给了面子，答应借一些粮食给我们家；有时候，队长脸色如铁心如铁，父亲无论如何都无法打动他，只好扫兴而归。　　无知的人总爱怀念过去，认为过去没有贪污，没有特权，人与人一律平等。其实那都是虚幻的想象而已，事实根本不是那个样子。那个时候物质远没有现在这么丰富，权力的拥有者远远没有现在的掌权者这么肆无忌惮，但特权始终存在着，只是比现在隐蔽罢了。就拿我们村来说，就在全村人普遍没有饭吃，用各种野菜甚至野草充饥的时候，支书、队长、保管、会计等等稍稍有点权力的家庭，却从来不愁吃饭问题。当一般人家连玉米面也要断炊的时候，这类家庭一年四季却全部吃的是白面。我们村有一户人家，十一个孩子，经常是吃了上顿没下顿，孩子们常常饿得哇哇大哭。有一年过年，我家没面粉包饺子，母亲想了各种办法，才借来了一升荞麦。把荞麦连夜磨成面粉，大年初一，母亲就用荞面给我们包饺子。荞面饺子非常生硬，嚼到嘴里像泥片一般。而那户人家呢？比我们家更惨。就在人家欢天喜地过春节的时候，他们全家人却躺在炕上，蒙被而睡，以此来抵御饥饿。母亲心软，知道他们家的境遇后，特意打发我端一碗荞面饺子给他们送去。　　就是这户人家，后来男主人当上了村里的贫协主席，生活一下子就发生了翻天覆地的变化。贫协主席对村里的事务有监督职责，村里粮仓有好几把锁子，好几把钥匙；钥匙由好几个人保管，这几个人共同开启，才能打开粮库的大门。那几把钥匙，其中有一把就掌握在贫协主席的手中。自从贫协主席拥有了那把钥匙，他家就再也没有缺过吃的，而且吃的全是让人眼馋的白面。他那些曾经饿得奄奄一息的孩子，个个变得活蹦乱跳，还时不时举着白面馒头向我炫耀。　　6　　父亲的宽容大度世之罕见。我母亲是一个极其仁慈的人，外在特征就是碰到谁就拽住给谁吃饭，谁有困难她就千方百计地去帮谁。我家里尽管粮食极其短缺，但每天都有外人在我家免费就餐，还常常不止一个，有时候多达五六个人。　　父亲对母亲的行为采取了默认的态度，他从来没有为此与母亲吵嘴。我的父母很少相互生气，在我的记忆里，他们一辈子总共就发生过两三次口角，而且父亲后退一步，风波就平息了。每年中都有一个日子——恕我粗心，竟然没有留意它具体的日期——母亲总是把父亲叫到灶前，闭了灶房门，让父亲独自一人吃那个鸡蛋夹馍。母亲再为难，哪怕是借一个白面馒头，都要把这个鸡蛋夹馍递到父亲的手里。从来都是让着我们的父亲，在这一天却并不谦让，令我颇为费解。我问母亲为什么要炒一个鸡蛋给父亲吃？母亲回答因为这一天是父亲的生日。　　父亲比母亲大十二岁。他对母亲的态度更像一个兄长对妹妹的态度，谦让着，呵护着。父亲不止一次地提醒我，将来等我有能力了，一定要善待母亲，孝敬母亲。父亲说母亲跟上他，没过过一天宽松的日子，受了不少的罪，他心里一直愧疚。　　我舅母年轻病故，扔下三个年幼的孩子。最大的孩子五岁，最小的才刚刚满月。舅母去世时，外公还在我家生活。外祖母去世很早，若干年前，形单影只的外公就被我母亲接来，住进我的家里。母亲对外公好那是自然的，因为她是他亲生的女儿。父亲对我外公的孝敬，也让村里人无话可说。外公晚年眼睛失明，行走不便，经常是父亲牵引着他走路。我家里没吃的，到处借，但绝对不会让外公饿肚子。母亲再怎么对外公偏吃偏喝，父亲都没有任何怨言。　　舅母去世后，母亲含着泪抱回了不足四十天的小表弟，却把舅母撒手人寰的消息，对外公进行了封锁。半年后，外公还是没有被哄瞒住，他知道了舅舅家发生的变故，精神遭受了沉重打击，自此患上了食道癌，几个月后病逝。外公就埋在我们村子的一块田地里，他的丧事都是我父母操办的。我家里异常困难，但还是请了出殡乐队。　　小表弟归我父母抚养。小表弟比我妹妹小几个月，被抱来时，母亲还处于哺乳期。我记得很清晰，要给小表弟喂奶，又要给我妹妹喂奶，母亲的奶汁远远不够。经常出现的情景是，母亲的这个乳房上吊着小表弟，另一个乳头上挂着妹妹。孩子一饿就哭，搞得父母心慌意乱，彻夜难眠。母亲看在小表弟可怜的份上，宁愿让自己的女儿挨饿，也不亏待小表弟，因此她有限的奶汁总是向小表弟倾斜。妹妹没奶吃怎么办？父亲就四处奔波，到各村去购买柿子。有时候购买一筐两筐，有时候看中某一棵树，就把那棵树上的柿子全部收购。　　小表弟在我家渐渐长大，父母待他如同亲生的一般。父亲从街上回来，不论怎样都要买一点吃的东西满足我们。他从口袋里掏出来的东西，总是平均分配，我们多少，小表弟就是多少。甚至父亲从坡地里回来，带回野果，也是一视同仁，给小表弟一份，没有因为抚养表弟发过一句牢骚。　　其实，除了小表弟在我家成长，舅舅一家人的生活也归我家照料。那个时候并不重视教育，孩子很容易被放牧。一到放假或其他原因不上学，表妹和大表弟就会来我家，经常是从放假住到收假，一年到头，他们总有三四个月在我家度过。我家的粮食，是经不住这么多张口狼吞虎咽的。舅舅一家人的衣着，也来自于母亲和姐姐之手。那个年代谁买衣服穿呀？全是靠纺线织布，缝衣纳鞋。没有棉花，母亲去拣，甚至半夜三更跟人去偷。把棉花脱籽，一夜一夜不睡觉纺成线，又经过了若干繁琐的程序，最后坐在织布机前织布。生产队的劳动很辛苦，为了少超支，母亲半天也不敢短缺，织布都是加班加点完成的。好不容易织成十丈布，有八丈被裁剪下来，给舅舅一家人做衣裳。舅舅家里的人一年四季穿的都是新衣裳，而我们穿的，则是他们退下的旧衣裳。这些旧衣裳经过母亲的捶洗浆染改造，就变成了我们的新衣裳。　　姐姐们除了给我们做鞋，还要用很大的精力，给舅舅一家人纳鞋底，上鞋帮。每次去舅舅家，姐姐总是背着一大串做好的新鞋。　　母亲的所作所为，父亲从来都是支持的，他没有为此说过一句。　　7　　父亲言语不多，但因为我是家中长子的缘故吧，他还是喜欢把一些话说给我听。比如他给我讲我们的家史，讲自己一生的坎坷，甚至给我讲各种各样的故事。父亲曾经叹息某户人家的大立柜是我们家的，某户人家的八仙桌是我们家的，某户人家在瓜分我家高楼时拿走了某件宝物。并反复询问我能不能把它们索要回来，而我的答复是，年代久远且没有字据，要回来的可能性极其渺茫。　　父亲在我的心里是胆小而软弱的，对于他这样的处事方式，我年轻气盛，有点儿不屑一顾。我家门外是一个碾场，碾场之外就是一道沟壑。碾场的边上，有几棵大树，其中有三棵杏树，两棵杜梨树。树很粗很高，看起来有一把年纪了。我问过父亲，这些树是何人栽植？父亲很肯定地告诉我，树全是我祖父或曾祖父栽的。父亲的回答让我疑惑不解，因为从我记事之日起，我就知道这些树归队上所有。　　在碾场的北端，有一个小涝池；涝池的北边，是一个不大的园子。园子里原来长着很多树，棵棵粗壮，枝叶繁茂。可惜的是，生产队里今日砍一棵，明日伐一株，已经让园子里的树消失殆尽。砍一棵桐树的时候我在现场。那棵桐树不是一般的粗壮，两个人伸开手臂，都未必能将它搂抱严实。生产队的几个壮劳力，拎着锯子，整整锯了一天，傍晚时分它才轰然倒地。　　我对这些树的命运颇为纳闷。这些树有的被砍伐为生产队盖了房子，有的抬进了村支书或队长的家里，怎么就成为了支书或村长家的私有财产？更让我纳闷的是，村里每户人家的门前都生长着树，为什么人家门前的树归人家自己所有，而我家门前的树却成了队里的集体财产？我家门前的树，最近的距家门口不过十米远，最远的也超不过五十米。再看看其他人家，有的树距离他们家门口二三百米远，却无人认为那些树应该归队里所有。　　当我懵懂渐开之后，我认定我家遭到了欺负。软处好取土，正是我父母的本分老实，才导致了本该属于我家的树，成了待宰的羔羊。我决定索要回这些树的所有权，不仅仅是为了财产，更重要的是为了尊严。　　上高中的时候我开始了行动。我先夹一叠枣刺，架在杏树的枝杈上。那叠枣刺，其实就是向人们宣告这棵树是我家的，别人无权上树摘杏。正值五月份，绿色的小杏渐渐成长，已经有小拇指那么大了。按往年的惯例，杏花一落，就有孩子成群结队地攀爬杏树，豇豆般大的杏就开始被摘着吃。棒槌高的孩子，都知道这棵树是队上的。攀爬队上的树，他们当然理直气壮。　　枣刺架上树的这一年的某个中午，正是学校里学生的午眠时间。此时我恰好没去学校，在家里看书。我一抬头，从窗子往外望，发现树上有一群孩子正在摘杏吃。我走了出去，喝令他们从树上下来。没有人听我的，他们对我的话置若罔闻。我回家取了一把木杈，举起来，对着那些小孩乱戳。小孩们被我这个举动吓住了，纷纷从树上溜了下来。我喝令他们站成一排，然后一人给一巴掌。一伙孩子啼哭起来，声音或长或短。我为什么要故意打这些孩子，甚至故意让他们啼哭呢？其实是想一石双鸟：一则警告这些小孩，从此不要认为杏树是队上的；二则也为警示大人，从今以后，别再想当然地认为我家好欺负。我看到在不远处的饲养室粪场里，生产队里的男劳力正在那里打粪，孩子的哭声，肯定能唤来他们对这棵杏树的关注。果然，当这些孩子们哇哇哭叫的时候，队上劳动的那些大人，都放下了手里的活计，纷纷朝这里张望。奇怪的是，没有人前来和我论理。　　自此以后，杏树不再是队上的了。村里也没有人认为它是队上的了。杏树归属我家，当然还远远不够。于是我对父亲说，我要砍伐那两棵杜梨树。父亲听到我如此言论，神情颇为紧张，斥责我是“二杆子”。但我并没有就此止步，而是叫来了表哥，让他帮我一起砍树。　　我和表哥一人手持一把镢头，挖起了那棵杜梨树。父亲管束不了我，只好听之任之。我们挖了一会儿，预料中的情景出现了。队长站在一个高台上，“五伯”“五伯”地喊。队长已经易人，现任队长是我本家的堂兄，把我父亲叫“五伯”。父亲从院子里出来，队长就带着呵斥的口气，质问怎么能打那棵树呢？树是队上的，打了它违法！父亲听了队长的话，恐惧得全身发抖。父亲跑来制止我，抢夺我手中的镢头。我对父亲说，先打倒它再说，把打倒的树抬回家里，让队长来我们家说理。父亲不听我的，坚决夺走了镢头。无奈，只有先停止了挖掘。　　在家里呆了二十多分钟，发现队长已经不见踪影，父亲也已出外劳作，我又招呼表哥随我去挖树。那棵杜梨树很快被我们挖倒，分解，然后抬回家里。我其实一直等待着队长的出现，等着与他论理。我想询问他的是，为什么别人门前的树，哪怕距离很远，却是自己的；而我家门口的树，离大门几步之遥，且有足够的证据证明它为我的祖先栽植，却是队上的？但奇怪的是，队长始终没有出现，一切是那么风平浪静。　　第一棵杜梨树挖掉了。第二棵杜梨树也挖掉了。从此以后，再也没有人认为我家门口的树是队上的了。　　父亲性格最为明显的特征就是软弱，但他唯一的一次强硬，却被我拦腰砍断。一想起这件事，我就羞愧万分。　　那个事情发生在我上大学以后。读了几本书的我，似乎看透了世间的利益纠葛，对财产之类的东西忽然就变得轻视而又蔑视。那年放假，下午饭后我在家里闲坐，突然家里来了几个人。来人是我同村的邻居，弟兄两个，加上他们的父亲，从他们的表情和言语之中足以看出，他们是找事来了。　　他们喊父亲，看架势想要打架。我问怎么回事？他们说我家的地与他们家的地连畔耕种，父亲在修理地畔时，把他们家的一部分地拢走了，变成了我家的地。　　两家人连畔种地，地界纠纷最为常见。父亲多次给我絮叨过，说他们家人犁地时，总是往我家这边削刮，连地畔都削没了。我当然相信父亲的话，依我对自己父亲的了解，一则他不是一个爱占便宜的人，二则吃亏已经吃习惯了，不到万不得已，他绝对不会吱声的。　　父亲新修了地界，惹得那户人极为恼怒，他们气势汹汹地找上门来，显然是来者不善。我问清了事情的缘由，拎了一把镢头，跑到地里去，把父亲顶着烈日辛辛苦苦拍打的地畔挖掉。我甚至责怪父亲，他们即使多占了，又能多占多少呢？让一让又怎么啦？父亲沉默无言，但我从他的眼神里，看出了他内心的痛楚与难过。　　这件事情的平息，客观上是保护了父亲，避免了一场可能的肢体冲突。但我后来一直很自责，觉得深深地对不住父亲。是的，父亲终生怯弱，从没有高声和别人说过一句话；可当他真的想扬一回眉吐一回气的时候，我却无情地朝他泼了一盆冷水。我本应该站在他的身后，成为他精神的后盾，成为他力量的支撑点，但我却成了一个可耻的投降者，成了父亲的背叛者。　　一想起自己的行为，一想起父亲当时的眼神，我就心痛不已。父亲，我从没有当着您的面对您表示过歉意，而今几十年过去了，终于悔悟的儿子，要真诚地给您说一声：对不起！　　8　　1982年，我二十岁，从学校毕业，分配到耀县中学教书，那一年父亲已经六十三岁了。在此之前，父母经过多年的努力，几乎是拼了全身的力气，东家借三十，西家借四十，盖起了四间泥坯瓦房。我们一家人从此搬离岌岌可危的窑洞，住进了厦房里。　　我刚工作的第一年是实习期，工资是四十元零五毛。除了吃饭，节省下来的一点钱，基本上用于偿还盖房的欠账。在此期间，我没有意识到需要给父母买一些吃的穿的，表达自己的孝敬，也表达自己的感恩。在耀中工作的这一年里，父亲到我这里来过一次。他到县城出售柿子，卖完柿子，他一根扁担，挑着两个藤条笼，来学校找我。其时正值午饭时间，我去饭堂打饭，饭堂出售的，恰好是父亲爱吃的羊肉饺子。我买了一份给父亲端回，他吃得津津有味——这大概是我唯一一次给父亲买吃的了。　　第二年的暑假，父亲就住进了医院。他得的是脑血栓，半个身子麻木，几乎要瘫痪。在县医院躺了二十多天，病情有所好转，尽管他行走依然趔趄，但生活基本能够自理。从那个时候起，我几乎每一次回家，都要给他买药。接着又张罗着给他买木料，做棺木。那个时候我手头极其拮据，总是在借债中度日。　　三年后的冬天，1985年的腊月，我从城里回家，路上碰到了表哥，他神情凝重地告诉我，父亲前些日子病情加重，怕影响我的工作，就没通知我，近些天好多了，但还需要严加防范，不可粗心大意。我的情绪马上变得低落，脚步也沉重了起来。可我回到村里，却发现父亲拄一根棍子——他拄棍子已经好几年了——站在村里的路上，身体看起来并不像表哥渲染得那么严重。父亲见了我，冲着我笑笑。我问他身体怎么样？父亲说不要紧。我问前些日子病倒了，为什么不告诉我？父亲说你忙，又没什么大事。　　回到家里的那个晚上，父亲的咳嗽声声不断，我在隔壁也听着揪心。真正折磨父亲的已经不是脑血栓，而是肺气肿。第二天避过父亲，我就和母亲商量给父亲买寿衣的事情。父亲不愿意让人提说给他买寿衣，他对死亡当然也很畏惧。我和母亲约定，我先去县城借钱，第二天她和姐姐到县城找我，我们一同去给父亲买寿衣。　　我回到学校，第一件事情就是借钱。在一个同事那里借到五十元钱，我就等候着母亲和姐姐第二天的到来。那个晚上，一个在外地上学的同学回来，和我挤在一张床上睡觉。天还没有彻底放亮，我就听到了咚咚的敲门声，一个熟悉的声音在急促地呼叫着我的名字。我惊惧地醒来，预感到事情的不妙。来人是我们村的村民，他起初只是说父亲病重，但很快就如实告知我，父亲已经病故。　　我匆忙往回赶，可见到的已经是父亲冰冷的遗体了。　　9　　想起我苦命的父亲，我的泪水就止不住地流淌。　　父亲出生于官宦之家，背后有殷实的家业作基础，但命运却出奇的悲惨。先是成了孤儿，后又被倒塌的房屋压成了驼背，再后来竟然又成了被批斗的对象。父亲一辈子弯着腰生活，只有不停歇地劳作，没有片刻的享受，他甚至没有伸直腰肢，在炕上平平展展地睡一个安稳觉。　　父亲的祖辈们都接受了良好的教育——曾祖父是清末举人，祖父先教书后又在衙门当代书——但父亲却几乎不识字。没读过几天书的父亲，却有着别样的聪颖与格调：他思维缜密，言语极富条理和逻辑；他心灵手巧，悟性极高，很多新生事物他稍加琢磨就知道了它们其中的原理；他心地善良，别说做什么对不起人的事了，哪怕危害别人的念头都不曾有过；他给数不清的人帮过忙，别人如何对待他，他却根本不在乎。　　有一句话叫“子欲养而亲不待”，随着年龄的增大，我对这句话的感受越来越刻骨铭心。是的，当我懂得感恩的时候，我生命中最重要的双亲早已远离我而去；当我知道孝敬父母的时候，我的父母早已成为梦中的幻影；当我有能力报答给我生命亦给我一切的父母的时候，他们却与我相隔在两个世界里，我的心里只有永恒的疼痛。　　我的父亲一辈子在贫穷中度日，一辈子在别人的歧视中活着。能够给他温暖的应该是他的儿女，但惭愧的是，作为长子的我，并没有把多少精力献给他。父亲身体的残疾，曾让我也感受到了被歧视的滋味，我没有体察他的苦难，倒有隐隐的抱怨埋藏在心底。　　曾祖父享尽荣华富贵，祖父虽然短命，但也不愁吃穿，唯独我父亲，承载了几辈人不曾拥有的苦难，这又是为什么呢？多少年里，我一直在寻找着答案，但却没有什么现成的定论。我曾把父亲的驼背理解为他在赎罪，然而，从没有做过伤天害理之事的父亲，善良得体无完肤的父亲，又有何罪可赎呢？　　一个朋友指点迷津，让我一下子豁然开朗。他说父亲之所以弯腰驼背，其实是为儿女搭建桥梁，他用自己的躯体，给儿女铺展了一条通往未来的道路。　　朋友的话没有错，父亲的驼背，正是我走向远方的桥梁，正是我站立的基石。　　完成于日四十六岁生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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引用 评分针对楼主商丹源人于 09:40发表的陕籍作家安黎----父亲是一座桥梁:父亲是一座桥梁□安黎&&[color=#ff0000 .. 学习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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引用 评分针对楼主商丹源人于 09:40发表的陕籍作家安黎----父亲是一座桥梁:父亲是一座桥梁□安黎&&[color=#ff0000 .. 助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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