冷战秘闻：俄克格勃和美国中情局的秘密联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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苏联克格勃和美国中央情报局曾通过电话热线安排秘密会谈，从而缓和了冷战紧张局势。
中国网讯 日，德国柏林市卡尔霍斯特区平静的街道上落叶飞舞，空气中洋溢着希望。这一天是德国在二战结束后首次实现统一的前一天。和整个德国一样，卡尔霍斯特区正准备迎接这一盛事的到来。
然而，在卡尔霍斯特区一幢不为外人所知的房子里，美国中央情报局（下面简称中情局）和克格勃的重要人物正秘密举行高层会议。中情局苏联处处长米尔顿o比尔登和反情报活动负责人休o普赖斯受苏联同行、克格勃反情报活动负责人列姆o克拉西尔尼科夫和列昂尼德o尼基坚科之邀，来到克格勃设在卡尔霍斯特区的一个秘密活动场所。
从苏联的角度来说，这次会谈的主要话题是：为什么有那么多克格勃特工叛逃到西方？
虽然他们的会谈非同寻常，但安排会谈的方式已在不知不觉中成为两个超级大国间谍机构的通常做法。克格勃召集中情局官员到那里去的方法是，动用苏联人所称的“加夫里洛夫渠道”——克格勃和中情局之间的秘密联络线，在这之前，从未向世人公开过。
“加夫里洛夫渠道”是以一位俄国作家的名字命名的，它是冷战初期建立的一条绝密电话热线，用于安排紧急举行的秘密会谈。这条热线通过一条安全的电话线路，将莫斯科克格勃总部与位于美国弗吉尼亚州兰利市的中情局总部比尔登办公室的一部专用电话相联。
“加夫里洛夫渠道”使中情局和克格勃得以讨论共同面临的问题，而暂不理会在会议室外进行着的间谍战。这个想法起因于双方有人提出，“我们沟通沟通吧，我们来谈谈安全威胁、恐怖主义等问题吧。”
信任的程度非常有限，双方都从不允许其官员单独出席会议，担心“加夫里洛夫渠道”成为双重间谍与联络人见面的捷径。不仅如此，美国和苏联情报人员会面时总是小心翼翼，一步一步地相互试探，就像对立的黑手党头目一样，一只手藏在衣袋里，一只眼睛盯着出口。
然而，随着时间的推移，“加夫里洛夫渠道”无形中帮助缓解了冷战紧张局势，就像多年前克里姆林宫和白宫之间更著名的总统热线所起过的作用一样。最后，“加夫里洛夫渠道”为中情局和苏联对外情报局（前身是克格勃对外情报部门）在冷战结束后建立联系铺平了道路。
实际上，通过“加夫里洛夫渠道”，克格勃和中情局官员是在打击毒品走私和恐怖活动以及最令人尴尬的叛逃者处理问题上首次找到共同基础的。
当时的克格勃第一总局（负责对外情报）局长列昂尼德o舍巴尔申说：“我们两个机构通过一条保密但正式的渠道进行接触。有时，在最高层之间交换情报，尤其是有关可能出现的恐怖威胁的情报，这条渠道很有用。”
中情局在20世纪80年代初就为开通这样一条渠道采取了试探性步骤。据几位中情局官员说，就在里根总统称苏联是“邪恶帝国”时，中情局和克格勃高级官员在奥地利维也纳等中立城市举行了最初几次非正式会议。
第一批参与会谈的中情局官员是当时的苏联处处长伯顿o格伯和反情报活动负责人戴维o布利。由于最初的加夫里洛夫会议与里根的公开立场太不相称，只有少数几个中情局官员知道建立了这样一条渠道。
美国人通过“加夫里洛夫渠道”提出的首批重要请求之一是，要求克格勃协助查清威廉o巴克利的下落。巴克利是中情局贝鲁特分局负责人，1984年被伊朗支持下的伊斯兰圣战组织恐怖分子绑架。
但是巴克利的事对于苏联来说非常尴尬，因为克格勃曾在70年代末策划绑架中情局驻贝鲁特的另一名特工，本打算利用当地的伊斯兰激进分子来干这件肮脏勾当。克格勃负责人尤里o安德罗波夫在最后时刻取消了克格勃支持下的这个绑架阴谋，他担心这样做会导致与中情局发生消耗战。
克格勃与巴克利被绑架一事并无牵连。不过，前克格勃少将奥列格o卡卢金在回忆起克格勃70年代末未付诸实施的绑架计划时说，他确信伊斯兰圣战组织对巴克利严刑审讯的笔录副本曾卖给苏联情报机构。假如真是这样，那就是说，克格勃掌握的关于巴克利的情况远远超过它愿意告诉中情局的内容。巴克利最终死在监狱中。
实际上，在巴克利这件事上，克格勃根本没有帮中情局多大的忙，“加夫里洛夫渠道”似乎因此沉寂了好几年。比尔登回忆说：“我们想和他们谈谈巴克利的事，但很长时间都没有什么结果。”
1988年，苏联人重新尝试建立一条秘密渠道。当时担任克格勃第二总局（负责反情报活动）美国处处长的克拉西尔尼科夫向中情局莫斯科分局负责人杰克o唐宁提起这件事。
唐宁曾担任中情局秘密间谍活动负责人。克拉西尔尼科夫记得，唐宁当时很警惕，没有作出答复。克拉西尔尼科夫说：“我想他是怕我，以为我在耍花招。”
直到1989年，东欧的共产党开始垮台，“加夫里洛夫渠道”才重新开通。第二轮加夫里洛夫会谈的第一次会议在苏联驻赫尔辛基大使馆举行。那次会议结束时发生了一个令美国人难为情的小插曲：中情局反情报活动负责人格斯o哈撒韦的钱包遗失在了会场，于是，满载克格勃特工的汽车飞速驶过赫尔辛基市区，把钱包还给涨红了脸的美国间谍哈撒韦。
随着苏联进入即将解体的痛苦时期，“加夫里洛夫渠道”的开通次数更加频繁。由于克格勃孤注一掷地想继续存在下去，双方加强了合作。
最值得注意的是，1990年8月美国建立国际联盟来反对伊拉克入侵科威特时，中情局曾向克格勃寻求合作。克格勃则要求中情局协助查清在印度神秘失踪的一名苏联外交官的下落。
冷战末期，克格勃特工叛逃到西方的事件不断发生，加夫里洛夫会谈的主要内容逐渐变成莫斯科气急败坏地查问究竟。
诚然，中情局内部的双重间谍奥尔德里奇o埃姆斯向克格勃提供了大量有关被中情局弄到美国的叛逃者的消息。克格勃通过“加夫里洛夫渠道”得到的情报可以有助于确定埃姆斯的话是否可靠。
于是，加夫里洛夫会谈中经常会上演一场温文尔雅的经过精心编排的剧目。克格勃官员会口气友好地问中情局官员是否知道某个突然失踪的克格勃军官的去向，中情局官员则会同样以外交辞令给予答复。一位中情局官员回忆说：“我们总是会说，此人安然无恙，有活动自由，住在另一个国家等等。实际上就是说，这个人在我们手里，他在美国。”
1990年和1991年由于叛逃活动给克格勃造成的损失加重，出席加夫里洛夫会议的克格勃官员越来越掩饰不住地表现出沮丧。在1990年10月德国统一前夕的卡尔霍斯特会议上，克格勃官员列昂尼德o尼基坚科焦躁不安地转向中情局官员比尔登，问为什么有那么多克格勃最出色的特工突然投靠他人。
尼基坚科的伤感话语似乎是克格勃已摇摇欲坠的明确征兆，比尔登脱口而出说了一句俏皮话：“狗儿不喜欢喂给它们的食物。”但他意识到，这个晦涩的比喻使尼基坚科完全摸不着头脑。
最后，正是围绕尼基坚科本人之死的疑团似乎最终巩固了参与“加夫里洛夫渠道”的中情局和克格勃官员之间的相互信任。1991年，尼基坚科在巴西旅行期间暴死，克格勃不能断定是不是谋杀，就请中情局帮助调查。中情局通过它在巴西的内线，断定尼基坚科不过是因为突发心脏病而死亡。
前克格勃情报头目舍巴尔申回忆说：“当我们怀疑有谋杀行为时，就会与中央情报局联系，共同澄清事实。尼基坚科在国外呆了没有多久就死了，我们必须查明这是由于健康原因还是被谋杀。美国同行发给我们的情报说，他们并不认为是谋杀，而且这件事与他们绝对毫不相干。我相信这份情报属实，感到如释重负。”
1991年发生苏共强硬派未遂政变之后，“加夫里洛夫渠道”由秘密转为公开，成为在华盛顿和莫斯科之间建立新的情报联络的基础。
加夫里洛夫的小范围绝密最高层会议不复存在，中情局和克格勃开始派专家组举行会议，与国际毒品走私和大规模杀伤性武器扩散等共同敌人作斗争。
富有改革精神的克格勃新任负责人巴卡京迅速抓住与中情局之间开始出现的联系，想借此帮助俄罗斯情报机构重新获得在其领导人参与未遂政变之后失去的合法地位。
巴卡京急于与中情局建立正式联系，很快就引起老资格特工们的反感，他们认为巴卡京是在出卖克格勃手里的存货。
巴卡京为了向美国人证明他是真心想要改善关系，答应交出克格勃关于美国驻莫斯科大使馆新大楼的秘密计划，这些计划指明了俄罗斯人在建设新大楼时在哪些地方安装了窃听器。
比尔登通过“加夫里洛夫渠道”与克格勃高层人物的接触对他个人的前程产生了始料未及的影响。早在中情局其他高级官员之前，比尔登就确信，克格勃已溃不成军，不再对美国构成威胁。于是，他向中情局各个分局发话：中情局苏联处没有什么兴趣再招募克格勃特工。中情局每招募一名叛逃者就要花费至少100万美元，比尔登认为，中情局招募的叛逃者已经绰绰有余。
这项指示使非洲和其它第三世界国家的中情局特工瞠目结舌，这些人长期以来一直认为，他们的主要任务就是从苏联驻当地的大使馆策反苏联官员。由于失去了这个目标，他们很快发现自己的工作越来越没有价值。
编译自俄罗斯《历史问题》杂志 （俄）弗拉基米尔o伊格纳托夫 李有观编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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版权与免责声明揭秘苏联克格勃的变态审讯：克格勃态酷刑揭秘
揭秘苏联克格勃的变态审讯：克格勃态酷刑揭秘
　　克格勃组织徽章，苏联解体后改制为俄罗斯联邦安全局，与与英国军情六处、美国中央情报局和摩萨德并称为“世界四大情报组织”。　　最近的文件披露了美国中央情报局曾经打着反恐的名义，对疑似恐怖分子采取了大量的逼供行为，楼主大致看了看CIA的刑讯逼供手法，虽然不乏劲爆的方式，但是相比较“红色利刃”前苏联克格勃(KGB)的刑讯逼供方式，总是觉得欠缺点血腥。　　俄罗斯现任总统普京，曾经是克格勃成员之一，现有78的俄国政客都是克格勃的前成员。　　“克格勃”这三个字在我国乃至全世界可以说是妇孺皆知。在人们的认识中，“克格勃” 代表着神秘、阴险、狡诈，它似乎是神通广大、无所不能的代名词。这个正式成立于1954年，终结于苏联解体的谍报组织，成为了苏共时期红色恐怖的代名词，其逼供的刑罚更是无人可以企及的。，那么这期的铁血春秋，不妨领教一下红色特工们的刑讯逼供方式。　　从用户体验来看：分分钟“拿下”　　立陶宛首都维尔纽斯附近地堡内的克格勃主题公园内部　　08年时，立陶宛首都维尔纽斯附近地堡被改为克格勃主题公园。顾名思义，公园主题也是以克格勃的“红色恐怖”为卖点。里面的刑讯“体验”就是克格勃时期的很好体现：游客们一来到这里，就会被地分成若干小组，走进散发着异味的漆黑地堡，游客们首先被喝令面向墙壁接受搜身，然后在“特工”的指引下，步入一个迷宫内转上几圈，直到晕头转向找不到北为止。　　接下来的节目是所有游客被强迫观看一些苏联宣传片。一般正式开审之前，先要尝试一道“点心”。游客被命令躺在一张牙科躺椅上，一名“牙医”随即将一团药棉塞入他的口腔，一边用强光灯照射他的双眼，一边威胁道，“讲真话，还是拔牙?!”当瑟瑟发抖的游客过了这一关后，一名“审讯官”一边挥舞着一支TT33托卡列夫手枪。　　当游客们一个个如实“招供”之后，他们被命令在一张“悔过书”上签字。一名男子交待称，他偷窃厂里东西的行为是一种“反苏联阴谋破坏”。当一名强忍泪水的女教师拒绝签名时，“审讯官”威胁道，如果拒不合作，她的孩子将被抓来，然后当着她的面倒吊起来拷打。最终，游客们纷纷在一份宣誓效忠苏联的“保证书”上乖乖地签下大名。——于是非常无辜的平民，就在短短的几十分钟里被判“反苏”“阴谋颠覆”罪，要是在苏联时期，很可能就发配劳改营中度过漫长的劳工岁月。　　克格勃常用刑讯逼供方法　　好，前面的开胃菜过后，接下来进入正文，楼主暂且以由轻及重的方式描写，看看铁友们在第几关“降不住”。　　电影《窃听风暴》中讲述的东德特务人员剥夺睡眠审讯平民的剧照。　　睡眠是人体正常的生理所需，苏联时期种类繁多的刑讯逼供中，剥夺睡眠也是最常见的刑讯方式。犯人会被一连多天不许睡觉，白天劳动，晚上生物钟最脆弱的时候展开车轮审讯。　　电影《契卡》剧照　　更高阶的技巧包括同时饿饭，并在嫌疑人最半死不活的时候给他喝酒。不少人就在这种半昏迷状态中签下了株连甚广的供述书。　　撒谎诱供。这是最简单的也最常用的逼供方式。比如在隔壁房间播放女性遭受暴力对待所发出的呻吟和惨叫录音带，然后告诉嫌疑人那正是他的妻女(其实是预先定制好的专用录音带)。但接着已经不是弄虚作假，而让你通过玻璃门看到，她悲伤地低着头默不作声地走着，你的妻子!你的顽固不化毁了她!她已经被捕了!而她只不过是用传票传来办理某项微不足道的手续，在约定的时刻放她通过走廊，但吩咐她，头不要抬起来，否则别想从这里出去!　　罚站与罚坐。可以在审讯时罚站，这也能消耗他的体力。摧折地的精神。也可以让他在审讯时坐着但在两次审讯之间站着设置岗哨，看守盯着不许靠墙，如果睡着了倒下来就踢，就拽。除了罚站，更难受的还有罚坐。要叫一个人变软，要他供什么就供什么，有时只要罚站一昼夜，就已经足够了。可以让犯人坐在像化验室椅子那样的高椅上，使他脚不着地，这样，脚很快就麻木起来。让他坐上八至十小时。　　尽量找点强光的模拟感。　　强光。防空部队专用的探照灯24小时摆在囚室窗外，整个房间全部粉刷成反射效果一流的白色，让人避无可避。不久眼皮发炎感染，，便是失明。类似的还有大喇叭音波饱和压制，专门对付高血压患者。　　暴打。会留下明显痕迹的刑讯逼供，但是这在苏联也是不值得提倡的做法——比如一本纪实类书籍中曾经提到，“被告席上那家伙才22岁，嘴里就只剩下8颗牙(兜里揣着一张没收金牙三颗的收据)，手上只有三片手指甲，谁都猜得出是怎么回事啦。”　　臭虫隔离室。在漆黑的木板钉的匣子里，繁殖了成百只、也许是成千只臭虫。关进去的人身上的外衣或军便服要扒掉，顿时间饥饿的臭虫从墙上爬下来。从天花板上掉下来，纷纷落到他的身上。起初，他还猛烈同它们进行战斗，在自己身上、在墙板上掐死它们，被臭味熏得出不了气，但过了几小时后他就精疲力尽了，就乖乖地让它们吸血了。　　禁闭室。监室不管怎样不好，但禁闭室总要比它更坏，从那里看，监室永远是天堂。在禁闭室里，人受到饥饿和一般是寒冷的折磨。在禁闭室里，人受到饥饿和一般是寒冷的折磨，例如在寒冷的囚室里，囚犯被扒掉衣服，只剩内衣，有时只剩一条衬裤，他必须一动不动地，在最初时刻你心里想，恐怕连一小时也受不住。但某种奇迹使人挨过了五昼夜，也许从此落下一辈子的病根。　　燕子飞。这是苏哈诺夫卡监狱的方法，但阿尔汉格尔斯克监狱也使用它(侦查员伊夫科夫，一九四0年)。用一条粗布长巾勒住你的嘴(上勒口)，再从背后把两端系在脚后跟上。就这样像个轮子似地，脊背咯吱作响，没有水喝，没有东西吃，让你肚子贴地趴上两昼夜。　　莫斯科著名的俄罗斯饭店改造时，工人们在饭店东楼与北楼夹角处的地基上施工时，发现一个大概可容纳4000余人的巨大地宫，还有若干条密道延伸向外，其中一条通向克里姆林宫。这一发现被媒体热炒，称为“克格勃秘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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间谍通常被称为“全世界第二古老的行业”，早在2000多年前，中国的《孙子兵法》第十三章“用间”就是专门讲如何使用间谍的。人类进入20世纪，间谍活动更是成为获取军事、政治、经济及其他机密信息的重要手段，间谍活动几乎渗透到所有部门。各式各样的“间谍战”进行得如火如荼、愈演愈烈。
前苏联情报机构克格勃（KGB）被称为“世界上最大的搜集秘密情报的间谍机构”，与美国的中情局、以色列的摩萨德、英国的军情六处并称为世界四大间谍组织。克格勃的影子像幽灵一样随处可见，渗透到世界各个角落，从事各种秘密活动。创造了许多间谍史上的奇迹，造就了一大批优秀的情报人员，为捍卫国家利益做出了巨大的贡献。
克格勃从早年的“契卡”开始在国内就享有至高的特权，经历了几次名称变更，其特权得到不断的巩固，影响力日益上升。在一般人的眼里克格勃几乎无所不能，可以在任何领域采取行动。在苏联时期，克格勃名义上归属苏共政治局领导，事实上直接听命于苏共总书记。克格勃主席在苏联是个非常重要的人物，安德罗波夫就是由克格勃头目升任苏共总书记的。
克格勃在世界各地拥有庞大的情报网络，唯有美国的中央情报局才可与之相比。可以毫不夸张地说，哪里有可取的“情报”，哪里就有克格勃出现，其触角遍布政治、军事、经济、文化等各个领域。克格勃机构庞大，资金充足，收买间谍时往往也出手大方。苏联时期资金再困难，也不会穷到克格勃。克格勃巅峰时期，人员曾达到80多万人。
克格勃不仅花了大笔金钱，经过几十年的努力，建立了世界上最庞大、最完整的人名档案资料库系统，还有一大批高科技专业人才为克格勃服务。古今中外的间谍窃取情报所运用的方法都差不多，无非是使用偷听、偷看等手段，但间谍武器却变化无穷，花样不断翻新。这些专家们不断开发研制出新颖别致的高端间谍工具，往往使克格勃情报人员能出奇制胜，战胜对手，取得成功。以窃取情报为目的的间谍战，随着电脑时代的来临发生了巨大的变化，利用电脑直接进入对方核心部门的计算机系统获取机密情报，这种更加便利、隐蔽、有效的方法又成为俄罗斯情报部门最重要的间谍活动之一。
此外，在间谍的招募、培训以及间谍武器的开发使用上，克格勃都具有世界超一流水平。无论是前苏联克格勃还是如今的俄罗斯对外情报局，都有一处与众不同的特点，就是都注意训练“特色间谍”，重视使用性间谍来招募情报人员，如早年闻名于世的“燕子”(女色情间谍)和“乌鸦”(男色情间谍)，此外还有同性恋间谍。克格勃的女间谍“燕子”利用自己的胴体诱捕猎物，曾多次成功地获取到秘密情报。
俄罗斯人对特工这个职业一直怀有景仰之情，他们认为从事情报工作要拥有国际象棋大师的智能和宇航员的坚韧。苏联解体前后，克格勃系统遭到前所未有的攻击与非议，一度声名狼藉。民主派蓄意攻击克格勃过去胡作非为，“残酷镇压”群众，使克格勃在人们心目中成为“恐怖”的象征。
俄罗斯前总统、现任总理普京曾是一名克格勃官员，在他身上具有浓厚的“克格勃情结”，他始终以克格勃的经历为荣。普京高度赞扬俄安全人员坚定地捍卫国家利益，充分显示了“爱国主义、竞争能力、高度的人格和职业准则”，并希望重振俄安全机构的雄风。普京说：“在俄罗斯国家安全机构的历史上，有许许多多光辉的时刻，展现了真正的英雄主义和勇气。” 经过普京一系列的努力，现在俄罗斯民众心目中的克格勃形象已经大为改善，成为无所不能的“英雄”的象征，而特工们也再次昂起了头。
最具象征意义的事件是，坐落在莫斯科市中心卢比扬卡广场的克格勃鼻祖捷尔任斯基的雕像，1991年被民主派推倒，2004年9月经普京批准重新恢复，并举行了隆重的雕像安放仪式。
本书描写了克格勃百年历史中的经典案例。这些一流间谍的经历充满着惊险、神秘、悬念和刺激，无需加工雕琢，本身就是一篇篇真实而精彩的故事。
十月革命后的激情岁月
从暗探局到“契卡”，十月革命后苏维埃政权为了镇压国内外反对势力扬眉剑出鞘，谍报人员遍及全世界，捷报频传；然而，情报组织的几任负责人却境遇凄惨——捷尔任斯基的肖像越挂越少，越挂越小；贝利亚惨遭处决；托洛茨基更是受到“国家追杀”，亡命他乡，喋血墨西哥。
第一章 “契卡”之父 ：克格勃的缔造者
在世界情报组织中声名赫赫的克格勃前身是全俄肃反委员会，简称“契卡”，它是苏维埃政权独特制度的独特产物。“契卡”曾多次改名，最后以苏联国家安全委员会即克格勃（KGB）而闻名于世。
有“铁腕费利克斯”绰号之称的费利克斯·捷尔任斯基是“契卡”的创始人，他的雕像矗立在苏联克格勃大楼前。他也是克格勃系统领导人中唯一死后在苏联各地有塑像的人。
他用那双冰冷的眼睛忠诚地为苏联各地站了70多年岗。
一个职业的革命家
费利克斯·捷尔任斯基的故乡属于现在的白俄罗斯明斯克州斯托耳勃齐区，当年是俄属波兰维尔诺省奥希米扬内县。日，捷尔任斯基出生于该县捷尔任诺沃庄园一个有点文化的小地主家庭，父母是犹太人。小时候，他立志要当一名大主教。
1887年8月，捷尔任斯基进入维尔诺第一中学学习。读中学时他迷上了马克思主义。1894年秋，他加入维尔诺社会民主主义小组。一年后，他放弃了学业，从维尔诺中学自愿退学，他认为这样能广泛地接触社会，从而更好地“向人民学习，和他们更接近”。从此，他走上了职业革命家的道路，并很快成了一个“能接近普通大众的成功的宣传家”。他经常出现在群众集会上，晚上在小客栈里和其他一些有工人聚集的地方做宣传活动。捷尔任斯基称自己是“民族主义者的死敌”。
1897年3月，捷尔任斯基从维尔诺转移到科夫诺从事革命工作。7月，他第一次被捕，被流放到维亚特省，为期3年。但1年以后他就逃跑了，回到了维尔诺，从那儿又去了华沙，鼓动工人参加社会民主党人的活动。
1900年他再次被捕，在华沙城堡和谢德列茨基监狱服刑。1902年他被流放西伯利亚，为期5年。在路上他就跑了，跑到了国外，在那个时候这并不困难。然而很快他又回来了。1905年7月又被捕入狱，但此时发生了第一次俄国革命。秋天，他遇上了“10月大赦”。1906年底他又被捕了，其后被保释。
1908年他又一次被捕、受审、流放西伯利亚，这一次是去叶尼塞省。然而捷尔任斯基很快又逃跑了，其后就在波兰工作。
1912年他又被逮捕，这回他被判处3年苦役，在奥廖尔服刑。服刑期满后被带回莫斯科。1916年又因过去的事受审，再次被判6年苦役。但是这次他没有服满刑期：二月革命把他和所有的政治犯都解放了。
在捷尔任斯基的整个革命生涯中，有11年在监狱中度过。1917年二月革命后，捷尔任斯基加入了布尔什维克，不久由于工作出色，被选为中央书记处书记，负责处理党的全部组织工作。
捷尔任斯基是十月革命重要的组织者之一。十月革命前被选入了彼得格勒军事革命委员会和领导十月武装起义的军事革命党中央。10月24日，他受命领导占领邮局和电报局的行动。临时政府未做抵抗，政权落入布尔什维克手中。
十月革命胜利后，他被选为全俄中央执行委员会委员、全俄中央执行委员会主席团委员。
“枪决的权力对‘契卡’无比重要”
从日开始，捷尔任斯基的主要工作转移到创建并领导全俄肃反委员会上。12月20日，根据列宁的指示，成立了苏维埃俄国的国家安全保卫机构“全俄肃反委员会”，“契卡”是该委员会俄文缩写的音译，各级地方苏维埃相继成立了肃反委员会。1918年苏维埃政府在运输部门、军队和边境地区成立专门的肃反机构。它拥有很大权力 ，可以逮捕一切***分子。根据列宁提议，捷尔任斯基担任了“全俄肃反委员会”主席。同月，在彼得格勒的豌豆街２号挂牌办公。
“契卡”就是后来令世人闻之胆寒、感觉神秘莫测的克格勃（KGB）前身。“契卡”成立之初，由于他们刚好搞到一大堆皮衣，“契卡”的工作人员都穿上了皮衣。因此，皮衣就成了“契卡”的身份标志。 “契卡” 的工作人员们喜欢这些皮制服，并不是因为他们预感到了皮制服装将会摩登走俏，而是因为皮制服里不会长虱子。在那些年头里，这一点是非常重要的，虱子会传播伤寒，而伤寒使人大批大批地死亡，在前线和后方都是一样。
但是不久以后，全国都以极为恐惧的心情开始谈论起“穿皮外衣的人们”来了。
1918年1月，著名的女作家季娜伊达·吉皮乌斯在她的日记中写道：“位于豌豆街上的这个‘肃清***和怠工特设委员会’非常奇怪和可疑。主要的暴行都是从那儿发生的……左翼社会革命党人在私下谈话里说：豌豆街2号是他们的‘保卫科’。那儿当然有经验丰富的密探，都是些老的。天天他们都能揭发出某些‘密谋’来。”
“契卡”直属于苏维埃人民委员会，1918年苏俄政府迁都莫斯科，“契卡”总部也于1920年搬到莫斯科市中心的卢比扬卡广场11号，即现在俄罗斯联邦安全局总部大楼内。克格勃一直把宝剑和盾牌作为自己的象征：盾牌保卫革命，宝剑打击敌人。在克格勃的训练手册中一直引用捷尔任斯基的一句名言：一个“契卡”主义者应该心地善良、沉着冷静、清正廉洁，为捍卫革命成果作殊死斗争。
“契卡”最早的工作手册是《情报工作的基本原则》和《“契卡”情报工作方法简介》。这些手册在撰写时借鉴了不少沙皇保安队的谍报技术。尽管“契卡”是为建立无产阶级专政服务的机构，但是“契卡”还必须不断地向资产阶级情报机构学习，学习他们的经验和技术手段。“契卡”早期的任务主要是对内的“一个用革命的手段来对付***的机构”，所谓***就是指布尔什维克的所有反对派和阶级敌人。
“契卡”在国内外的间谍行动不仅深受沙皇保安队的传统影响，还吸收了布尔什维克在地下活动时期所取得的经验。很多布尔什维克在1917年以前都能非常巧妙地隐瞒自己的真实身份，开展地下工作，以至于十月革命后他们仍然保留着化名。比如，我们熟悉的列宁，他的真名是弗拉基米尔·伊里奇·乌里扬诺夫；还有斯大林也是化名，他真名叫格奥尔基·约瑟夫·维萨里奥诺维奇·朱加什维利。
“契卡”的首任领导人捷尔任斯基身材挺拔修长，留着山羊胡子，面容清癯消瘦，戴一副夹鼻眼镜，彬彬有礼，一副标准贵族知识分子形象。害怕他的人叫他“身穿骑兵大衣的山羊胡子刽子手”，有人叫他“吸血鬼”，有人叫他“躁狂疯人”，有人叫他“暴虐狂”。那么，他到底是个怎样的人呢？制造了著名的“洛卡特事件”的英国外交官洛卡特曾这样描述他：“捷尔任斯基的举止无懈可击，言谈也很得体，只是没有丝毫的幽默感。最奇妙的是他的眼睛，那双深陷的眼睛闪烁着狂热信仰的冰冷光芒。他从来都不眨眼，似乎他的眼皮是瘫痪的。” 他的那双眼睛最能说明他的职业。
十月革命后，新生政权苏维埃面临着复杂的国内外形势，正需要捷尔任斯基这样的坚强战士。捷尔任斯基与他的部下一昼夜工作18个小时，他们身上有一种类似清教徒的自我牺牲和禁欲主义的精神。那时，有些人开始追求奢华的物质生活，而捷尔任斯基生活下去只需要三样东西：面包、清水和工作。他只有办公室没有家，工作、吃、住全部在卢比扬卡的办公室。捷尔任斯基担任肃反委员会主席后整整一年的时间终日埋头工作，没有休息日，也没有任何业余活动，从不看戏也不看电影。因其坚韧顽强的意志和严于律己的作风，他得到了“铁腕费利克斯”的绰号。
捷尔任斯基拒绝享受任何其他人没有的特权，从来不吃小灶。一个老兵负责在肃反委员会工作人员就餐的普通食堂为他打饭，如果老兵给他拿来什么好吃的东西，捷尔任斯基就会用审视的目光打量着老兵，问道：“今天其他人吃的也是这些吗？” 老兵赶紧回答：“是的，是的，大家吃的都一样，捷尔任斯基同志。”
捷尔任斯基和他领导的肃反委员会，打击***的主要手段有没收财产，迁移、吊销供应证，公布人民敌人的名单等等，而采取恐怖手段则成了肃反委员会的主要武器。最初，列宁没有想到革命成功后他所面对的反对势力规模会如此之大。渐渐地他意识到，为了实现无产阶级专政，必须建立一个“有组织的专门暴力体系”。列宁认为，1871年巴黎公社之所以失败，其主要原因在于起义者将过多的希望寄托在和解上，而使用暴力太少，不善于用暴力镇压资产阶级，结果是埋葬了自己。
苏维埃政权成立后，布尔什维克与其唯一的政治盟友——代表农民利益的社会革命党，很快在一系列重大问题上产生激烈冲突。电影《列宁在1918》里有一组典型的画面，形象地诠释了双方严重的对立：一位衣着破旧的富农想和列宁辩论，说到一半，列宁打断对方的话激动地说：“你们富农存在一天，就得给我们粮食。如果你们用武力对付，我们就消灭你们。这就是我们工人和农民的真理！”而社会革命党人放话：“我们要把你们派去的征粮队和贫农委员会揪着后脖领子从农村扔出去！”
捷尔任斯基领导的“契卡”组织具有高度神秘性，是一个行动和手段不受司法机关约束、无任何规则和底线的机构。“契卡”也不隶属任何地方党政机关。它无所不管，从消灭反动派到抓怠工、投机倒把、小偷小摸等等。而最令人恐惧的是“契卡”杀人无须请示批准，说谁是***谁就是***，并可以随意枪决。捷尔任斯基说：“对‘契卡’来说，有枪决犯人的权力是无比重要的。”捷尔任斯基是个仁慈而善良的人，但他必须执行列宁的指示—— 一切都是因为巩固红色政权的需要。
在监狱中服刑11年之久的捷尔任斯基，比谁都更明白镇压机构是如何运作的。一方面，他厌恶并极不情愿降低到沙皇暗探局的水平，他憎恨奸细。另一方面，他清楚地记得自己和自己的同志们是怎样轻而易举地就蒙骗了沙皇的警察和狱卒的，他不愿重复敌人犯过的错误。
日，在“契卡”的负责人会议上通过了如下决议：“密探只用于投机倒把一类案件的侦破，对政治敌人不采用这种手段，对他们的斗争只用‘干净’的办法，通过苏维埃人员的思想促进来进行。”
整整一个月之后，在又一次领导人会议上通过了禁止“契卡”使用密探打入敌人内部探听情况的办法。然而，良好的愿望在与现实发生冲突时便逐渐消失了。
捷尔任斯基被认为是个外行，但正是他开始实行在囚室内“整治”犯人的办法：把密探装扮成犯人送入牢房从而探询出犯人在审讯时不肯招供的情况。这种被称为“放鸭入笼” 的办法直至今天还在被利用。
对政治案件的侦查从一开始就利用派秘密奸细潜入敌人内部“卧底”的方法来进行。侦查员只要能弄到犯人的口供就好。告密者、“线人”、密探——这些就被认为是侦查的主要工具。
捷尔任斯基并不认为“契卡”是秘密侦查机构、反间谍机关或政治警察机构，在他看来，“契卡”是有权独立消灭敌人的特殊部门。他写道：“契卡”工作人员是革命的士兵，他们不用去做什么侦查或暗探的工作，专门人才用不着去干这种事。不应把警察的工作交给“契卡”这样的战斗机构去做。
日，各地肃反委员会代表会议上的党团通过了以下决议：
1．可以利用秘密侦查人员；
2．排除保皇派——立宪民主党人以及右翼社会革命党人和孟什维克们的著名积极领导人；
3．注意并监视将军和军官们的行动，观察红军、指挥人员、俱乐部、各种小组以及学校等的动向；
4．枪决那些有名的、确已被揭发出来的***分子、投机倒把分子、抢劫犯和贪污犯；
5．在地方上禁止各种资产阶级的、妥协派的和庸俗低级的报刊出版发行；
6．建议中央解除乌里茨基同志在彼得格勒“契卡”中的职务，用一名更加坚定不移和雷厉风行的同志来代替他，以便坚决、不屈不挠地推行对那些要扼杀苏维埃政权与革命的敌对分子进行无情打击与斗争的策略……
日，彼得格勒的“契卡”领导人乌里茨基被社会革命党人枪杀。第二天，列宁在莫斯科米海尔松工厂演讲遇刺，女凶手卡普兰被抓获。与电影中的卡普兰的形象不同，此人实际上是个半瞎子，在昏暗中连开四枪，列宁身中三发子弹。枪响人散，只有她在原地不动。捷尔任斯基和“契卡”的同志们迅速反击。三天后，卡普兰被枪毙。
大规模逮捕开始了。一切受怀疑的人都被抓了起来。然而在那个时候，如果能找到有影响力的人物，或者遇上不很凶的侦查员，还有可能被释放。
沙皇时代著名的外交家弗拉基米尔·鲍里索维奇·洛普欣也被捕了，他被带到了豌豆街。“契卡” 的一个侦查员对他说：“请坐吧。您怎么回事，老爷子，跟投机倒把的搞在一起了？别干这些，干点儿别的事吧！”
洛普欣回答说，他跟那些人搞在了一块儿完全是偶然的。于是，侦查员说：“好吧，我可以放了您。不过我现在很累，也很饿了。咱们这么办行不行：我去吃晚饭，您坐到我的椅子上来，自己写一份审讯记录。您自己审问您自己——就照着这个样式写。”
洛普欣不仅为自己，还为自己的同伴们写了根本不曾进行过的审问记录。侦查员回来之后，把那几份记录看了一遍，就把所有的人都放了。
捷尔任斯基和“契卡”的工作卓有成效。彼得格勒抓了1000多个反动分子，一半被枪决，一半被扣为人质。《红色报》刊登了这500个人质的名单，并以《对白色恐怖的回答》为题，发出苏维埃的严厉警告：“要是我们的领袖们哪怕掉一根头发，我们就会把那些在我们手中的反动分子一个不留地都杀掉！”
莫斯科大学历史和哲学系教授、著名思想家别尔嘉耶夫在他的思想自传《自我认识》中记述了一段他与捷尔任斯基的交往。那是1920年，别尔嘉耶夫第一次被捕，审讯他的正是捷尔任斯基。别尔嘉耶夫回忆说：“在夜里12点我被带去审问。我被领着经过长长的阴森的走廊和楼梯，最后，我们经过比较洁净和光亮的走廊，进入很大的房间。这里异常光亮，地上却铺着白熊皮，在左边靠写字台的地方，站着我不认识的穿军装戴红军星的人。他让我坐下并对我说：‘我叫捷尔任斯基。’这是‘契卡’创始人的名字。我对捷尔任斯基说：‘我打算直接说出我想说的东西，这是符合我的思想家和作家身份的。’捷尔任斯基回答我：‘我们期待于你的正是这个。’那时我决定提前讲出要向我提出的问题。我讲了45分钟，作了整个的演讲，我所说的带有唯心主义性质，我努力讲清楚在怎样的宗教、道德、哲学的基础上我是布尔什维克的反对者。捷尔任斯基很注意听我讲，只是偶尔提出自己的意见。在我长篇发言后，捷尔任斯基表示喜欢我的直爽，但仍给我提出了某些问题。我坚决不谈别人的事。我已经有了受审的经验。在审讯结束时捷尔任斯基对我说：‘我现在放了您，但是您在问题没解决以前不能离开莫斯科。’以后他又转身对明仁斯基说：‘现在很晚了，我们这里盗匪活动猖獗，能否弄辆汽车送别尔嘉耶夫公民回家？’”
在别尔嘉耶夫的笔下，捷尔任斯基并非一个面目可憎的人。
他的雕像矗立在克格勃大楼前
1919年1月，捷尔任斯基奉列宁命令，作为斯大林的副手协助处理皮尔姆事件。此后，捷尔任斯基成为斯大林最重要的政治盟友。事件处理完毕后，经斯大林和捷尔任斯基联名建议，肃反委员会和内务人民委员部合并，新部门称内务人民委员部。1919年3月，捷尔任斯基任俄罗斯联邦内务人民委员。同年，他以俄共(布)代表身份参加共产国际第一次代表大会。8月，他被任命为全俄肃反委员会特别处主任。
1920年５月，西南军事委员会主席斯大林对委员会部分委员的表现强烈不满，警告中央委员会如不换上捷尔任斯基，那么对盘踞在乌克兰的波兰军的进攻将无法发动。于是在列宁建议下，捷尔任斯基担任西南军事委员会委员。5月，捷尔任斯基被任命为负责后勤的西南战线后方司令。6月，在捷尔任斯基的有力协助下，斯大林仅仅用了两个星期的时间就击溃了波兰第2集团军，粉碎了波兰第3集团军的进攻，彻底扭转了苏波战局。
列宁曾经高度评价肃反工作人员的工作，称他们是“反对来自那些比我们强大得多的敌人企图颠覆苏维埃政权的斗争中的有力武器”。列宁满怀激情地说：“俄国和国外的资本家先生们！我们知道，你们是不可能喜欢这个组织的。而确实也是不可能的。在你们扼杀我们、围困我们之时，在你们策动内部阴谋、为破坏我们的和平劳动而不惜犯下任何罪行的时候，它比任何人更能对付你们的阴谋和蓄意破坏。”
当时，在革命阵营里普遍的观点是，知识分子最不可靠。1922年，捷尔任斯基成立了一个“知识分子处”，负责系统地搜集和整理知识分子的材料，逐步建立起完备的知识分子档案，也由此开始形成了完整的情报体系。
从1917年到1921年期间，超过25万人成了肃反委员会的牺牲品。到1921年，布尔什维克在国内战争中已胜券在握，许多党员认为，肃反委员会的时代已经过去了。第九次全俄苏维埃代表大会指出：“苏维埃政权在国内和国外的巩固使得我们可以削减肃反委员会的职能及其机关了。”国内战争结束时，“契卡”裁减了一半人员，肃反委员会改组为国家政治保卫局（简称“格帕乌”），隶属内务人民委员部。列宁去世后，捷尔任斯基被任命为国家政治保卫总局主席。
同肃反委员会所拥有的权力相比，国家政治保卫局的权力已被官方削弱了很多。它的职权仅限于组织和实施打击破坏活动，而其他涉及刑事犯罪的问题都由法院或革命法庭来解决。国家政治保卫局只有调查权，它已不能取代法庭进行判决，也不能以行政手段将犯人关进集中营。
但是，尽管肃反委员会的发展有所停滞，其权力受到了某种限制，机构也进行了某些改组，但它从未停止过正常的运转。逐渐地，国家政治保卫局又重新拥有了肃反委员会的大部分权力。根据1922年颁布的法令，国家政治保卫局获得了驱逐、监禁等权力，而且在一定情况下，还可以枪决***分子、“暴徒”以及个别类型的刑事罪犯。
据说， 费利克斯·捷尔任斯基在生命的最后时刻的事迹十分感人。日，捷尔任斯基出席联共(布)中央全会。捷尔任斯基情绪激昂，像个不知疲倦、精神抖擞的战士，针对“反对党内反对派”的话题发表了言辞激烈的讲话，严厉批驳了那些背离列宁路线的人。捷尔任斯基也是头一次如此不留情面地批评了党的机构：“我一看到我们党的机构，看到我们的组织体系，看到我们不可置信的官僚现象、懈怠的工作效率，以及极端混乱的状态，我就感到恐惧。”
接着在讲话中，捷尔任斯基开始赞扬自己的工作精神，费奥多尔·福明是早期肃反工作人员，也是在斯大林清洗中幸存下来的职位最高的“契卡”，他回忆当时的情景时说：“捷尔任斯基理直气壮地问与会者：‘你们知道，什么是我的力量所在吗？那就是我从不顾惜自己。正因为如此，在座的各位才信任我、爱戴我。我从不反对理智的东西，但只要有混乱无序存在，我就会全力以赴同它们作斗争。’”当捷尔任斯基说到“我从不顾惜自己”时，大礼堂里的中央委员们大声应答：“对！”
捷尔任斯基说的话无疑是真的。为了革命理想，他既会牺牲自我也会牺牲他人。在当时的俄罗斯，新生的革命政权刚刚诞生，连年不断的战争破坏使得苏维埃许多地方“千里无鸡鸣”。在阴谋和***行动接连不断的艰难岁月里，当为自由而斗争的无产阶级遭到敌人的血腥包围时，捷尔任斯基表现出了超人的精力，以秘密警察的红色恐怖手段巩固了苏维埃政权。他大无畏的精神，敏锐、耿直和绝对的忠诚为他赢得了人们的尊敬。大会发言刚过去3个小时，捷尔任斯基便因心肌梗塞猝然离世，享年49岁。
他死后被葬于莫斯科红场。他的画像、死后拓的石膏面模、拓的手纹以及他的军装都装进玻璃柜中，摆放在克格勃军官俱乐部的会议厅***人们瞻仰。但是，随着苏联国内对斯大林的个人崇拜日益膨胀，人们淡化了对捷尔任斯基的敬仰，他的肖像不仅越挂越少，而且越挂越小。二战后，他的石膏像和手纹干脆被从克格勃军官俱乐部中拿走。
20世纪50年代末，在克格勃中央大楼对面的捷尔任斯基广场上竖起了一座捷尔任斯基的塑像。塑像大理石底座旁边总是摆放着鲜花。克格勃第一总局的军官们早晚都要进行一次献花的仪式。1991年“8·19”事件后，民主派推倒了捷尔任斯基雕像。捷尔任斯基广场被更名为卢比扬卡广场。
日，俄罗斯首都莫斯科市中心的卢比扬卡广场上举行了一场不同寻常的雕像安放仪式，被推翻的捷尔任斯基雕像又重新竖立在广场中央。莫斯科市长卢日科夫说：“重新竖立捷尔任斯基的雕像并不意味着要回到过去的时代，但历史是不能割断的，我们应该尊重历史。”卢日科夫的讲话立刻在社会上引起巨大反响和争论。俄罗斯右翼势力认为，竖立捷尔任斯基的雕像不是建筑学上的问题，因为捷尔任斯基雕像是残酷镇压和恐怖制度的象征；而左翼力量则认为，捷尔任斯基是秩序和公正的象征。
　　第二章 佐尔格：来自东京的神秘电波
举止高雅、气度潇洒的理查德·佐尔格是二战中最富有传奇色彩的人物。这位毕业于柏林大学和基尔大学的博士，在东京德国使馆内有单独办公室的著名记者竟是为莫斯科工作的。他就德国要发动对苏战争提出的警告和日本不会在西伯利亚采取行动作出的准确判断，已作为谍报活动的典范载入史册，被誉为“最有胆识的间谍”。他的信条是：不撬保险柜，但文件却主动送上门来；不持枪闯入密室，但门却自动为他打开。
一个加入苏联共产党的德国青年
1926年捷尔任斯基病逝后，国家政治保卫总局由维亚切斯拉夫·鲁道夫维奇·明仁斯基领导。日，苏维埃国家政治保卫总局改组为国家安全局，其职责包括对内进行政治监督、对外进行反间谍渗透和情报侦查，这个秘密警察组织再次归属于最高苏维埃内务人民委员会的领导。亨里希·格里戈里耶维奇·雅戈达被任命为内务人民委员会主席。1936年，雅戈达被斯大林免去了内务人民委员会主席的职务。不久，被指控为***杀人犯和外国资产阶级的间谍，经过司法公开审判后被他当初的下属枪决了。
尼古拉·伊万诺维奇·叶若夫继任内务人民委员会委员职务职务。他运用斯大林赋予的几乎是至高无上的权力，通过庞大而高效的组织体系，对苏联的党和国家机关进行整肃，开展揭发党和革命的敌人的告密运动，弄得整个苏联几乎人人自危。
1938年，拉夫连季·巴甫洛维奇·贝利亚接任内务人民委员会领导。1941年德国进攻苏联，卫国战争爆发。苏联内务人民委员会的国家安全总局和总参谋部的情报总局联手，继续加紧向苏联境外派遣和发展情报人员，编织跨国间谍网。
1943年4月，国家安全总局由内务人民委员会中再次分离出来，名称是国家安全人民委员会。1946年，内务人民委员会和国家安全人民委员会正式成为两个苏联国家部一级的政府机构，名称也从此改为苏联内务部和苏联国家安全部。1953年3月，斯大林去世，国家安全部被撤销，其工作被并入贝利亚兼任部长的内务部。
苏联历史上最著名的间谍佐尔格取得的杰出成就，就是这一时期苏联情报部门工作成就的直接反映。
1895年10月，理查德·佐尔格出生在高加索地区的一个小镇上。父亲是位工程师，为附近一家瑞典投资的石油公司工作，后来成了银行家。母亲是俄国人，比父亲年轻得多。佐尔格3岁时，全家迁往德国柏林，在郊区利奇特费尔德居住下来。
佐尔格小时候敏感而胆小，非常害怕黑暗，卧室里必须通宵达旦地点着灯。但他热爱体育，经常运动使他体格健康。佐尔格读高中时，正值第一次世界大战，他自愿报名参了军，被分配到第三野战炮兵团学生旅，先是在西线同法军，后是在东线同俄国人作战。
一次战斗中他的右腿被弹片击伤，被送往柏林陆军医院治疗。伤愈后，回到母校参加了高中毕业考试，拿到毕业证书后，他又返回原来的部队。三周后他再次负伤，两条腿都被弹片打折，被送到哥尼斯堡大学医院。
治伤期间，他的思想陷入极度的混乱之中。两次在战壕中作战，冥思苦想，却不了解战争的真正目的。像同时代的许多人一样，佐尔格精神上感到十分困惑，不知道人类社会发展的深远意义。他开始如饥似渴地阅读德国和俄国有关社会主义和共产主义的经典著作，广泛涉猎古希腊哲学家和黑格尔的作品。他的思想逐渐明朗，觉得眼前的道路越来越宽广了。此后，他决心成为一个自觉的共产主义战士。
1916年10月，佐尔格就读于柏林大学经济系。1918年元月，佐尔格正式退伍后进入基尔大学学习，攻读国家法和社会学博士。不久，佐尔格加入了新成立的德国共产党。同时，他从基尔搬到汉堡，积极参与建立青年人马克思主义学习小组，并花大量时间培训德共地方组织的干部。当时，他的公开职务是大学助教、报纸编辑和记者等。他还作为地区代表出席了德国共产党第七次代表大会。
1923年下半年，莫斯科马克思主义学院院长来到德国，佐尔格在柏林和法兰克福两次与他见面，从此，佐尔格开始接触苏联共产党。1924年4月，德共第九次代表大会在法兰克福召开，苏联派了一个由6人组成的代表团参加，其中有苏联情报部门的官员。佐尔格作为与会代表有机会与苏联人深入接触，由此也彻底改变了佐尔格的人生轨迹。1924年10月，经过德国共产党的精心安排，佐尔格持德国学生旅行护照，偕妻子途经柏林前往莫斯科。
佐尔格在莫斯科受到上等的礼遇。很快，他加入了苏联共产党，正式成为一名苏联国家安全总局的情报人员，专门负责收集有关各国工人运动、政治、经济等方面的资料，处理和联系各国共产党的党务问题。此后的几年，佐尔格受命频频穿梭于柏林、哥本哈根、斯德哥尔摩、斯堪的纳维亚、伦敦和莫斯科之间。
德国共产党组织的武装暴动失败后，莫斯科开始把情报和宣传的工作重点从欧洲转移到亚洲。为此，苏联以共产国际的名义派遣许多间谍小组来到中国，这里面有苏联人，也有德国人。这些小组除与中国共产党进行党务联系外，主要任务是收集有关中国的政治、军事和外交方面的情报。
1929年，莫斯科派佐尔格前往中国。他原本就喜欢中国文化，因此愉快地接受了这项任务。经过一番乔装打扮后，办理了填有他真实姓名的合法旅行护照，然后又在柏林签订了两项合同，一个是与一家社会学杂志社签订的，一个是与《农业报》签订的。佐尔格对《农业报》的经理说，他打算研究中国的农业状况，并为该报撰稿。他认为中国的根本问题是农民问题，研究中国农业状况对了解整个中国具有极其重要的意义。报社经理对他的见解大加赞赏，并表示积极支持，他还通过一位朋友为佐尔格搞到一张由德国外交部宣传处写给上海德国总领事馆总领事的介绍信。
1929年11月，佐尔格离开柏林，于1930年元月到达上海。与他一起到达的还有一位报务员。不久，苏联派来协助工作的无线电技术专家马克斯·克劳森也到达上海。佐尔格立刻着手建立情报组织网。他持德国外交部的介绍信拜访了德国驻上海总领事，通过领事馆结识了许多在上海的德国商人和德国外交官。
佐尔格以德国记者的身份先后到广州、汉口、南京等地搜集中国的情报，了解中国从城市到乡村的基本情况。一次偶然的机会，佐尔格结识了《法兰克福日报》驻远东记者、著名美国左翼人士艾格妮丝·史沫特莱女士，通过她结识了日本大阪《朝日新闻》驻华记者大崎保积。大崎曾是东京帝国大学马克思主义学习小组的成员，对中国共产党持同情态度。
佐尔格作为一位记者，周旋于德国总领事馆的社交圈子和记者联谊会之中。他从南京的德国军事顾问那里了解到中国军队的武器装备、部队编制、指挥官与蒋介石的关系等情报；依靠德国教官搜集到了南京军火仓库的平面图。佐尔格所搜集到的情报大部分通过哈尔滨取道海参崴，或经广州取道香港转送莫斯科。
1932年下半年，佐尔格被召回莫斯科，提前结束了他的中国之行。在上海进行谍报活动的三年经历，大大丰富了佐尔格的谍报经验。他的勇气也经受住了考验。
东京的辉煌
回到莫斯科后，佐尔格本想休整一下，利用空闲时间，根据自己搜集采访到的一手材料，写一部有关中国农业方面的书。不料，三天后总部找他谈话，将他派往日本建立秘密情报小组。当时苏联当局觉得，日本和德国的合作严重威胁到苏联远东的安全。佐尔格前往日本的主要任务是，摸清日本对德国的政策以及日本是否进攻苏联等问题。总部给他指派了两名助手：无线电技术专家克劳森和日本人大崎。按事先计划，佐尔格先行到达日本后，这两人会相继与他联系。
接受了任务的佐尔格，像上次去中国一样，先到柏林寻找合适的掩护身份。自然最合适的身份还是记者，他在中国做记者时在《社会学》杂志和《农业报》上发表的文章产生很大影响，已赢得“熟悉远东事务”记者的声誉。他这次回到柏林，好几家报纸和杂志慕名而来，主动聘请佐尔格担任特约记者。最后，他选定影响颇大的《柏林交易所报》、《每日展望》、《地理政治》和荷兰的《商业评论》。
1933年7月，一切准备就绪。佐尔格怀揣德国护照踏上了旅途，他先到法国港口瑟堡，从那里乘船经纽约到横滨，于1933年秋天抵达东京。
当时的东京政治气氛十分沉闷，暴力事件时有发生，人人自危。一年前，首相犬养毅在官邸遭一伙年轻军官枪击。就在佐尔格到达东京前两个月，发生了一起企图刺杀全体内阁成员的阴谋事件。日本名义上是由一位神化的天皇统治，但天皇并不能直接行使权力。因此，这个国家实际上由军人和官僚机构控制着。由于日本陆海空三军存在嫌隙，尤其是陆军内部存在着尖锐的矛盾，因而日本的政策和目标往往摇摆不定，在急功近利的浮躁心理驱动下，日本政府甚至会采取轻举妄动的路线。日本人表面上守规矩重礼节，表现得笑容可掬、彬彬有礼，往往叫人看不清他们的本来面目。刚到东京的佐尔格，对日本人保持着高度警惕，但他很快熟悉了环境，对付日本人繁复的礼节也感到游刃有余了。
到达东京的当天佐尔格就拜访了德国大使馆。新任大使还没上任，佐尔格受到使馆人员的热情接待，他们一见如故，谈得非常投机。此时，希特勒刚当上德国总理，大家都急切地想了解国内的情况，得知他刚从德国来，立刻围上来向他提出种种问题。举止高雅、气度雍容的佐尔格博士从容不迫地回答他们的提问，显示出他是个有地位的消息灵通人士。初次见面，佐尔格便给使馆官员们留下深刻印象。通过特殊关系，佐尔格搞到了日本驻华盛顿使馆给日本外务省情报司司长天羽荣二的介绍信。
第二天，佐尔格登门拜访天羽，此人也是日本外务省重要的新闻发言人，红极一时。他每周主持一次记者招待会，只有各国驻东京的大牌记者才有资格被邀请参加。经天羽荣二介绍，佐尔格结识了许多知名的日本记者和驻东京的外国记者。
不久，佐尔格东京间谍小组的核心成员克劳森和大崎陆续来到。他们开始了有组织的情报搜集活动，不定期地交换和分析情报。大崎当时已是日本的名人，而他的一位老同学是近卫的私人秘书，近卫在日本内阁中属强力派，他后来出任首相，两次组阁。
不久，佐尔格东京间谍小组发展了第四名成员宫木佑德，宫木十分善于搜集各种有价值的情报，佐尔格称赞他为搜集情报的“艺术家”。
到东京后，佐尔格开始申请加入德国纳粹党，一年后得到批准。之后，他又提出申请，要求加入德国记者协会。在佐尔格看来，要获取有价值的情报，必须从德国大使馆入手，而要获得大使馆保险柜里的绝密材料，必须博得大使的绝对信任。他有一句话成为著名的间谍名言，流传很广，那就是：不要把手伸向保险柜，而要让保险柜自动打开，让机密材料自动来到自己的办公桌上。
1933年底，德国新任助理武官奥特到东京上任。佐尔格拿着奥特在《每日展望》做编辑的一位密友的信拜访奥特。这位朋友在信上不仅对佐尔格的能力大加赞赏，而且说他在人品和政治上完全可信，作为朋友佐尔格是个不可多得的人。奥特武官在柏林曾阅读过佐尔格给《每日展望》撰写的有关日本的文章，对博学多才的佐尔格印象深刻。当年奥特上校40岁刚出头，佐尔格刚满39岁，年龄相仿的人也容易沟通，加之在一战中，他们都曾经是德国军人，打过仗负过伤，共同的经历使他俩一见如故。
奥特一心想着好好表现自己的才能，有朝一日飞黄腾达。当时，他正因为自己送给柏林的报告由于内容空洞、言之无物，没受到柏林的重视而发愁。佐尔格的光临自然受到奥特的欢迎。从此，奥特在起草致柏林的报告前，总是先同深知日本国情的佐尔格交换意见。佐尔格给奥特提供关于日本军事方面的情报，或者提出关于日本形势的精辟见解，充实了奥特所写报告的内容和分量。报告送上去后，奥特经常受到柏林的表扬。由于佐尔格的帮助，奥特由助理武官升为武官。佐尔格更成了奥特家里的常客。
佐尔格与使馆人员的关系本来就搞得不错，大家看到奥特武官与佐尔格称兄道弟，关系密切，对佐尔格越发另眼看待，因此他在使馆的地位非同一般。
1936年初，佐尔格发现日本的政局正面临严重的危机：日本军部中的青年军官势力越来越大，他们要求有权控制财政收支和干预政治事务，并要求把日本的人力和资源用于战争。他们提出口号：“让那些无能的政客们滚下台去。”这是一群狂热的军国主义分子，法西斯式的好战狂。为达到目的，他们可以不惜一切，甚至采取恐怖手段。佐尔格一直密切注视着这一集团的行动，根据对大崎和宫木搜集到的情报的分析，他得出结论：日本青年军官团正准备发动武力政变。
事发前，佐尔格写了一份相关的分析报告。报告送往莫斯科之前，他决定向德国大使、武官和助理武官通报此事。但他们三人谁都不相信这件事，对佐尔格提供的情报未予重视。
日清晨，东京1400多名士兵在青年军官的指挥下迅速占领了日本政府所属的几幢大楼，包括陆军省城市警察局和国会。同时还袭击了首相官邸和几位显贵的公馆。首相死里逃生，而两名前首相则死于非命。
武装叛乱事件果真爆发，德国大使馆这才想起佐尔格提供的情报，佐尔格的威望陡然大增。
苏联情报机构对佐尔格下达了新的任务：调查德日两国关系的发展状况以及日本对苏联的真实意图。
佐尔格从奥特和德国大使那里获悉：迄今为止，德日之间的秘密谈判尚未取得任何结果，而且谈判一度终止。一天，喝得酩酊大醉的奥特无意中漏出了这样一句话：德日之间的谈判又重新开始了。佐尔格警觉地等着他说下去，奥特武官却不再提这件事。同一天晚上，大崎报告佐尔格：英国和法国大使馆里也流传着同样的消息。1936年4月，日本驻德国大使同德国外交部就签订同盟条约一事举行过多次谈判，因日方不愿意立即同德国签订军事同盟，所以谈判难以深入。此外，宫木从日方那里也了解到同样的情报。
佐尔格要求大崎找朋友摸清这些传闻的真实性，自己则从德国使馆方面入手，尽力搜集更多的情报。但是无论从奥特武官还是从大使那里，佐尔格都捕捉不到一点有关谈判的消息。由此推测，很可能谈判对大使馆也是保密的。
正当佐尔格心急如焚的时候，机会来了。一天，奥特把佐尔格叫到自己的办公室，告诉他从日本陆军总参谋部获知，德日谈判正在柏林进行。德国外交部根本没有参加谈判，负责谈判的人，日方是日本驻柏林使馆武官小岛，德方是德国情报局局长卡纳里斯海军上将。奥特让佐尔格帮忙拟一份密码电报给柏林德军司令部，要求提供有关谈判的情况。他还让佐尔格发誓，决不把这件事告诉任何人。佐尔格当然立刻答应保密，很快一封用军用密码写成的电报发往柏林。柏林一时没有答复，奥特又让佐尔格再发一封电报给柏林。德军司令部终于复电了。回电中说，谈判仍在进行当中，结果还没出来。此外佐尔格还了解到许多谈判细节。
柏林派来一位特别信使哈克，他是代表德国外交部和卡纳里斯秘密访问东京的。佐尔格在奥特的办公室里遇到哈克。一看到佐尔格，哈克顿时容光焕发、异常兴奋，张开双臂奔向佐尔格，亲热地说：“你好，佐尔格，还记得吗？当年我和你是同坐一架飞机飞抵日本的。”佐尔格也喜出望外，紧紧握住哈克的手：“当然！见到你很高兴。”他们3人去东京一家著名的大饭店，要了一个单间喝酒叙旧，为哈克来到东京接风。几杯酒下肚，彼此的话就越来越多了，哈克告诉佐尔格，他深受卡纳里斯的信任，曾参与德日谈判，并告诉佐尔格这次东京之行的使命是给大使带来一个秘密指令，要他们在日本制造气氛，以利于达成德日同盟。哈克说，德日谈判的障碍来自日本方面，因为日本人不想过早地同苏联人打仗。但德国希望与日本签订军事同盟条约，造成苏联腹背受敌，减轻德军的压力。为了早日签订军事同盟条约，希特勒甚至同意不再提及原来属于德国，现在被日本人占领的太平洋中一些岛屿的归属问题。为了达成协议，希特勒给军事同盟披上“防共协定”的外衣，即所谓的“同世界共产主义作斗争”，说到底就是为了对付苏联。哈克还说，德国方面相信谈判不会半途而废，他们还会给协定加上一些秘密条文。
这次偶然的相遇帮了佐尔格的大忙。这些重要情报，佐尔格都迅速地报告给莫斯科，经苏联国家安全总局汇报给苏联政府。因此，德日两国签订“防共协定”之前，苏联政府早已掌握情况。
1937年近卫出任日本首相，这对佐尔格的情报小组极为有利。大崎利用同学的关系早已结识近卫。大崎是一位具有敏锐观察力和分析能力的中国问题专家，正是新首相需要的人才。近卫上台后组织了一个“科学协会”作为他的智囊团，他不仅邀请大崎参加，还要他担任中国部的负责人。这样，大崎得以直接参与日本国家政治事务，并很快成了近卫首相的密友和谋士，可对首相直接施加影响。而佐尔格也因此能获得更多的重要机密情报。佐尔格从大崎那里获得了诸如日本内阁同军部政策的统一问题，军需物资生产计划和对华行动计划等。根据对所获情报的分析，佐尔格得出结论：近期内日本不会对苏作战，但它正准备全面进攻中国。
日，卢沟桥事件爆发，中国全面抗战开始。7月10日，日本首相近卫、陆相杉山和外相一起举行记者招待会，佐尔格作为外国记者参加了招待会。
佐尔格想知道德国人对这场战争的态度，他问大使：“我们德国记者是否应该支持近卫？”大使把刚从柏林发来的电报给他看。电文中提到，由于日本对中国的战争牵制了日本的大部分力量，因而日军进攻苏联的可能性就小了。由于日本下不了决心进攻苏联，德国人非常恼怒，对德日签订同盟条约也冷淡了。德国外交部宣称，他们不打算没有报偿而白白奉送礼品（太平洋中一些岛屿）。由于两国各有各的打算，一时无法结成同盟。
第二天，佐尔格从大使那里知道，日本外相要求德国政府停止向蒋介石政府提供武器，并坚持要求德国从南京召回他们的军事参谋人员。
综合上述种种情况，佐尔格向莫斯科汇报：日本人企图在其他一些大国中制造假象，似乎他们打算对苏作战。但实际上近期内日本不可能大规模进攻苏联。
当时在欧洲战争一触即发，斯大林十分担心苏联陷入两线作战的境地，他指示苏联情报部门千方百计弄到日本近期会不会对苏开战的情报。佐尔格的这份情报很快传到斯大林那里，令他一颗悬着的心暂时放松下来。
1938年3月柏林来电，授予奥特武官少将军衔，并任命他为德国驻东京大使。奥特终于如愿以偿。得知这个消息后，他紧紧握住佐尔格的手，表示能有今天的荣誉，与这些年来佐尔格无私的帮助分不开，为此他表示深深的感谢。
1939年，第二次世界大战爆发后，佐尔格已经在德国大使馆有了自己单独的办公室。他负责把柏林发来的官方电讯稿分门别类地加以整理，编成新闻简报，挑选较重要的新闻给使馆高级人员阅读。然后着手编新闻摘要，发给侨居日本的德国人。此外，他还编辑新闻通报，分发给日本的报刊。他的办公室设在使馆的二楼，紧挨着德国新闻社的监听室。佐尔格干这份工作定期从使馆获取报酬，但他不愿进入使馆的正式编制内，这样可以免掉许多不必要的审查。此时，因与奥特大使的特殊关系，德国驻东京大使的保险箱终于向佐尔格敞开了，他可以一连几小时地研究德国第三帝国的绝密材料，有时干脆把材料带回办公室拍照，然后收藏在自己的保险箱里。
1940年，佐尔格以著名作家和记者的身份加入了纳粹党记者协会。之前，德国《法兰克福日报》正式聘请他担任该报驻东京的特派记者。接着，他还被任命为纳粹党日本地区的负责人。佐尔格成了纳粹党的大红人。
向莫斯科发出警报
1940年，德、意、日三国军事同盟条约经多次谈判终于在东京签署，日本成为缔约国成员，苏联处于腹背受敌之中。那时，纳粹德国的铁蹄已经已占领了波兰和法国，又虎视眈眈地瞄准了苏联。苏联一时还没有做好战争的准备。德国究竟什么时候会进攻苏联，成了苏联情报部门迫切需要掌握的消息。
由于佐尔格在德国中特殊的地位，他搜集这个情报是最有优势的。那些日子里，佐尔格抓住一切机会了解德国国内的动态。恰好这时从柏林来了一位信使，他是途经莫斯科到达日本的。佐尔格故意问他：“苏联人对德国向西扩张有什么反应？”信使耸了耸肩说：“管他们有什么反应呢，反正元首已在7月会议上确定了消灭苏联有生力量的计划。”
佐尔格大吃一惊，感到强烈的震动，这是佐尔格第一次获得可靠情报。1940 年11月18日，佐尔格首次向莫斯科发出警报：希特勒准备发动对苏战争！莫斯科马上回电，要他提供确凿的证据，仅根据信使的话是不足信的。于是，佐尔格充分利用与德国大使馆的密切关系，仔细阅读使馆收到的从柏林发来的大量电文。经反复分析比较，佐尔格终于发现，德国预定进攻英国的师团都是虚假的，而且3个月前希特勒已把德军第4和第12集团军秘密调到东线苏联边境上。
日，佐尔格再次向苏联情报部门发出密电：“在苏联边境地区，德军已集结了80个师。德国打算沿哈尔科夫—莫斯科—列宁格勒一线挺进，企图占领苏联。”
日，莫斯科又收到佐尔格的密电：“德国已集中了9个集团军共150个师，准备进攻苏联。”
接下来的两个月时间，佐尔格在德国使馆经常见到来东京出差的德国信使或德国国防部工作人员，他们都谈到德国部队从西线向苏联边境移动，还说德国东线防御工事已经完成等等。佐尔格煞费苦心地捕捉德国可能入侵苏联的任何一点迹象，通过克劳森的秘密电台接二连三地向莫斯科报告。
有一次在与大崎的讨论中，佐尔格指出存在突然爆发苏德战争的极大可能性。大崎说：“如果德国需要苏联高加索的石油、乌克兰的粮食，那么苏联可能会作出经济上的让步，以求免于一战。”佐尔格说：“如果德国提出这种要求，苏联当然会屈服。但我所担心的是德国根本不提这类要求，而是进行突然袭击。”
5月下旬，德国国防部特使抵达东京。在大使馆与特使聊天中，佐尔格发现德国对苏战争已成定局。德国决心占领乌克兰粮仓，利用一二百万苏联战俘弥补德国劳动力的短缺。希特勒确信，袭击苏联现在恰是时候，只有进攻苏联才能消除德国东线的威胁。
几天后，德国总参谋部派了一位军官来到东京，带来了给德国驻东京大使的绝密指示：有关德苏战争应采取的必要措施已完全确定，一切已准备就绪。德国将在6月下旬发起进攻。德军170~190个师已聚集在东线。一旦进攻开始，苏联红军将彻底崩溃，苏维埃政权在两个月内完全瓦解。
5月30日，佐尔格再次向莫斯科情报部门发出如下电报：“德国将于6月下旬进攻苏联，这是确凿无疑的。所有驻日德国空军技术人员已奉命飞返德国。”
清晨，发完电报回到自己的住所时，佐尔格在门口突然看到了大崎。大崎直接来寓所找他是违反秘密工作规定的，他一定是有什么紧急情况。果然，大崎脸色苍白地告诉佐尔格：希特勒亲自接见了日本驻德大使，正式通知日本，6月22日德国将不宣而战进攻苏联。希特勒要求日本于同一天在远东地区向苏联发起进攻。对此日本大使宣称，在请示本国政府之前，他不能作出任何允诺。
佐尔格听到这番话， 连寓所的门都没进，立即跳上车，掉头驶向克劳森的寓所，拉起克劳森十分急促地说：“发报，立刻向莫斯科发报，战争将于日爆发。”急电发出后，佐尔格心急如焚地等待指示。奇怪的是，莫斯科一直保持沉默，不作任何答复。
佐尔格按捺不住焦急的心情，再次口授电文，命令克劳森立即发出：“再次重复：170个师组成的德国9个集团军将于6月22日不宣而战，向苏联边境发动进攻。”
莫斯科终于给他们拍来电报表示感谢，但电文中没有提及苏联政府的反应，这令佐尔格感到非常费解。
日，星期日。德国法西斯背信弃义，撕毁《苏德互不侵犯条约》，不宣而战，悍然发动对苏战争，全世界陷于震惊之中。
本来佐尔格的情报可以挽救整个苏联的命运，遗憾的是，苏联政府没有对佐尔格的情报予以重视，战争准备不充分，所以战争初期一溃千里，付出了巨大的代价。但不管怎么说，佐尔格对德国袭击苏联事先作出了最精确的预告，在世界谍报史上留下一则堪称完美的情报杰作。
最后的使命
战争爆发后，苏联陷于两难处境，一方面他们要抵御德国法西斯的疯狂进攻，另一方面又担心日本在远东地区发动进攻，陷入腹背受敌的境地。德国入侵苏联的第二天，德国使馆高级官员举行会议，奥特将军指示在日本的全体德国军官集中力量向日本当局施加压力，促使日本进攻苏联。德国武官甚至制定了日本进军西伯利亚和海参崴的作战计划。尽管日本外相松冈4月份访问莫斯科时与苏联签署了日苏中立协定，但他不止一次地向德国保证，一旦德苏开战，日本不会信守中立，仍将袭击苏联。
莫斯科陷入极度的惶恐中。6月26日苏联情报部门指示佐尔格：“告知日本政府作出的有关苏德战争的决定，日本军方因苏德战争进行了何种新动员，部队调遣到中国作战的资料，以及有关日本军队向苏联远东边界移动的情况。”佐尔格围绕这些问题开始搜集情报。
事实上，早在3个月前，佐尔格和大崎就已着手研究日本在北方的军事部署，并收集到日本军队的作战状态、军队的数目、驻扎的地点，师团长等主要军官的姓名等。根据已掌握的情报，以及对近来形势的分析，佐尔格间谍小组得出结论：日本军队已进入完全作战状态，但向北方进攻的意图不明显。
7月2日，日本内阁和军方举行御前会议，陆海军制定了新的作战计划，重新部署了中国北方前线和西伯利亚边境等地的兵力，拟定了中国华南前线和太平洋地区的作战方案。会议通过决议：日本将争取中国的战事圆满解决，同时准备一旦北方或南方发生紧急情况将进行普遍动员，以便无论向哪个方向都能迅速派遣军队。
会议一周后，奥特大使收到日本政府有关会议决策的通告。
奥特大使把日本的声明单方面解释为，日本的真实意图是在北方进行动员，准备进攻西伯利亚，而在南方持守势。大崎则告诉佐尔格：日本近卫首相的看法是，日本为中国的事情已忙得不可开交。加上他对正在进行的日美谈判究竟会产生什么结果毫无把握，摸不到底，因此不愿与苏联交战。综合各方面的情况，佐尔格推理出初步的结论：日本将采取措施稳住北方局势，而不是真想向苏联开战，但在南方向印度诸国发动进攻则是无疑的。佐尔格将此情报电告了莫斯科。
为弄清日军的最新动向，佐尔格小组开始紧张的工作。大崎制作出一张详细的图表，设法摸清调往中国东北日军部队的数量，以及日本为进攻苏联在中国东北进行准备的情况。至于日本进行战事动员的详细计划由宫木搞定，佐尔格则负责从德国使馆搞情报。
大崎对情报进行分析发现，日本应征入伍的新兵，有的发冬装，有的则发夏装。因此一时无法搞清楚日军去南北方向的比例。大崎决定亲自前往中国东北实地调查。
佐尔格则勾画出日本大规模战事动员的整体趋势。动员大致分三个阶段进行，总共为两个月的时间，第一阶段为15天，计划7月8日前完成，征兵共130万人，7月底以前军队征用100万吨商船作为战时运输。佐尔格还注意到，战事动员进展缓慢，根本不能按计划完成。
8月20~23日，日本最高统帅部在东京召开会议，讨论对苏作战问题。会议决定当年不向苏联宣战，但有所保留，陆军在下面两个条件得到满足时可以开始作战：第一，关东军力量超过红军三倍；第二，有明显迹象说明苏联西伯利亚军队内部瓦解。大崎把这个情况向佐尔格作了汇报。
佐尔格根据日本春秋两次战事动员的情况，在大崎对日军调查报告的基础上，结合日本的资源、生产、经济结构、国家财政收支和军事力量等大量数据和材料分析，得出结论：日本无力进行长期的战争，不可能同时多面出击。9月6日，他致电莫斯科：“只要远东红军保持一定的战斗力，日本就不会发动进攻。”
日，佐尔格向莫斯科发出最后一封电报，也许是最重要的一封：“苏联的远东地区可以认为是安全的，来自日本方面的威胁已排除。日本不可能发动对苏战争。相反，日本将在下几周内向美国开战。”
接到佐尔格的情报，苏联立刻调整了战略部署，苏联最高统帅部从东部转移11个步兵师和坦克师，共25万人。苏联的军用列车满载着这些步兵和坦克部队，一列接着一列，日夜不停地调往西线，去参加保卫莫斯科的战斗。佐尔格提供的准确情报，让这些部队大胆增援莫斯科，最终使苏联取得卫国战争的彻底胜利。
佐尔格东京小组的活动其实早就引起了日本军方的注意，日本情报部门越来越频繁地截获到一个身份不明的秘密电台发出的电文，但一时无法破译出来。安装着无线电测向仪的汽车到处巡回搜索，东京反间谍机关也全力投入了行动。
日本反间谍机关头子曾到德国使馆拜访过奥特大使，佐尔格从奥特那里知道，日本人因为东京有一个外国间谍网而惶惶不安。佐尔格知道自己的处境非常危险，因为如此频繁地向莫斯科发报，迟早会暴露自己的小组。但是他认为，个人的生命同千百万人的生命、同世界上第一个工农国家的安全相比，又算得了什么呢？
日清晨，身穿着睡衣拖鞋的佐尔格在自己的寓所被埋伏着的一群日本特高课特工逮捕。第二天，克劳森也遭到了同样的厄运。
佐尔格东京小组间谍案，逮捕的有关人员共35人。
日清晨，德国驻东京大使尤金·奥特少将向柏林发出绝密电报：德国《法兰克福日报》驻东京特派记者理查德·佐尔格和另一名德国人马克斯·克劳森被捕。两人因“叛国通敌”罪被日本警察局拘留。电文进一步解释说：“经与日方再三协调，日本外务省才答复说，怀疑佐尔格和克劳森通过日本中间人进行间谍活动。我已提出要知道目前的审讯结果以便通报国内，但日方说，由于调查还在进行中，此事应予保密，一时无从了解。”
佐尔格被捕的消息在东京传开了，人们莫不目瞪口呆。德国记者同行立即联名写信给大使，表示支持佐尔格，认为日本人对他提出的指控有问题。他们前往监狱给佐尔格送东西，并要求去探望他。
奥特从1934年担任驻东京助理武官时起就与佐尔格认识，并一直把佐尔格看做交往很深的私人朋友，是他最可信赖的同胞。因而奥特大使跟在东京的其他德国人一样，无论如何也接受不了日本官方的说法。
奥特将军认为佐尔格绝不会有叛国的嫌疑，这是有人故意栽赃陷害，不幸的佐尔格成了日本上层人物反德阴谋的牺牲品。奥特在给德国外交部的电文中说：“使馆人员和当地德国人普遍认为日本警方怀疑错人了。据我了解，佐尔格与一名近卫首相的秘书保持联系。”当时，近卫内阁刚倒台不久。1941年10月，正是日美谈判的关键时刻。因此奥特在电文中接着说：“关于日美谈判进展的情况，据说已落入佐尔格手中，因而佐尔格可能成为某种政治报复或政治阴谋的牺牲品，我们不能排除控告佐尔格一案背后存在着反德势力的可能性。当前东条英机首相直接掌管警察。我已向东条首相提出要求，尽快了结此事。”
德国外交部收到东京发来的电报后，先去试探日本驻柏林大使小岛将军。
“这纯粹是司法部门和警察的事。”小岛说，“根据日本惯例，他们不受任何政治势力的影响。如果没有确切的理由怀疑他，警察决不会决定逮捕他。”
经再三追问，小岛才含糊其辞地透露：佐尔格很可能被指控支持了国际共产主义运动。
奥特大使得知此消息，依然为佐尔格辩护说：“在他身上根本看不出有什么共产主义倾向。”
几天后，日本检察署根据对案件的初步调查结果向德国使馆提交了一份简短的照会，照会说：“经我方调查核实，佐尔格本人已供认，长期以来他一直在为共产国际工作。有关案件的进一步调查正在着手进行。”
听到此消息，奥特大使简直如五雷轰顶。心情复杂的奥特大使最后一次去看望了他。奥特大使只被允许提三个问题：
“你的身体怎么样？”
“我很好，谢谢你。”
“伙食怎么样？”
“还好，谢谢。”
“我能为你做点什么吗，佐尔格？”
“谢谢，我什么都不需要。”
这是他们之间的最后一次见面。不久奥特就被撤销了大使职位，被遣送回柏林。
日本警察局对佐尔格进行法西斯式的审讯，佐尔格遭到了残酷的折磨和严刑拷打。
日，十月革命纪念日。这一天苏联已经收复了所有国土，大军直指柏林。也是这一天，日本东京巢鸭监狱里，佐尔格与大崎一起以叛国罪被处以绞刑，终年49岁。
佐尔格死后，他的恋人为他在日本东京的多摩公墓建了墓地，每年都要来这里纪念他。
佐尔格死了，可是直到死他都不知道，在苏联内务部和总参四局的档案里，他已经成了一个“完全投靠了日本和德国的间谍”。此后多年，苏联情报部门一直没有承认佐尔格的身份。
一直到了20年后的1964年，赫鲁晓夫偶然看到了一部外国电影《佐尔格博士你是谁》，有人告诉他这是一件真事，赫鲁晓夫非常震惊，随后下令授予佐尔格苏联英雄称号，苏联因此开始全面纪念英雄佐尔格，为他发行了一枚面值为4戈比的纪念邮票，莫斯科和他的家乡巴库都为他建立了纪念雕塑，出版了大批相关书籍。莫斯科的一条大街、苏联的一艘油轮分别以佐尔格的名字命名。
著名记者、德国大使馆资料分析员、德国纳粹党员、德国共产党员、苏联共产党员、德国博士、苏联间谍，可以毫不夸张地说，佐尔格是20世纪苏联乃至世界情报史上最伟大的间谍明星。
　　第三章 国家追杀令：托洛茨基暗杀事件
苏联时期，克格勃在世界范围内影响最大的追杀事件就是刺杀托洛茨基。托洛茨基曾是苏联党和国家第二号领导人，是苏联早期政坛上的重要人物，与陈独秀和李大钊在中国的地位相当。列宁逝世后，托洛茨基成了斯大林的政敌，他的党内外一切职务均被解除。苏联最高法院缺席判决其死刑， 克格勃派出暗杀小组，在墨西哥成功暗杀了托洛茨基。
被驱逐出境的领袖
苏联情报部门是组织海外追杀行动的高手，其中三次最成功的追杀行动曾轰动整个世界：美国中央情报局间谍列夫·利比特在德国慕尼黑被枪杀；保加利亚作家马尔科夫在英国被克格勃毒死；托洛茨基喋血墨西哥城震惊了整个世界。
日，托洛茨基出生于乌克兰的一个富农家庭，原名列昂·达维多维奇·布隆斯坦。1896年他参加了地下社会主义小组，开始接受马克思主义。1898年托洛茨基因参加工人运动遭到逮捕，被流放到西伯利亚。4年后，他逃离西伯利亚，用“托洛茨基”名字的假护照逃到伦敦，从此“托洛茨基”这个名字比他的真名更出名。
在伦敦他参加了社会民主党，与列宁、普列汉诺夫等人创办了《火星报》。不久，托洛茨基与列宁发生论战，成为孟什维克中的一员，反对以列宁为首的布尔什维克。1905年，俄国革命爆发，26岁的托洛茨基回到祖国，被工人群众推举为彼得堡苏维埃主席。1906年他再次被捕，12月被判处终身流放西伯利亚。次年2月在押解流放地途中逃脱，流亡国外。此后，托洛茨基大部分时间都在国外活动。
1917年俄国发生二月革命，托洛茨基当时主张采取激进的不断革命立场，反对资产阶级临时政府，把革命推向建立无产阶级专政。他由美国返回俄国，于5月17日抵达彼得格勒，当即发表演说，鼓吹革命应立即向社会主义方向发展，被推选为彼得格勒苏维埃执行委员会委员。7月，革命失败，托洛茨基被俄国临时政府逮捕。在狱中，托洛茨基加入了布尔什维克，受到列宁的热烈欢迎，在牢房中当选为俄共（布）中央委员。9月初，托洛茨基被临时政府释放出狱。
当时，以列宁为首的布尔什维克正在全力准备武装起义。托洛茨基出狱后就当选为彼得格勒苏维埃主席，从而成为十月革命领导人之一。10月10日，在列宁主持下，布尔什维克举行了具有历史意义的中央会议，通过了关于武装起义的决议。在这次会议上，俄共（布）中央委员会决定成立政治局，共推选出7名政治局委员，托洛茨基成为其中之一。
斯大林在一篇文章中曾写道：“起义（十月革命）的一切实际组织工作是在彼得格勒苏维埃主席托洛茨基同志直接指挥之下完成的。我们可以确切地说，卫戍部队之所以迅速站到苏维埃方面来，革命军事委员会的工作之所以搞得这样好，党认为这首先要归功于托洛茨基同志。” 托洛茨基甚至坐装甲列车冒着枪林弹雨亲临战场指挥作战，差点被炸死。列宁曾对朋友、著名作家高尔基说：“除了托洛茨基，谁还能给我迅速地组织起一支上百万人的强大军队？”
十月革命胜利后，被列宁称为“红军的缔造者”的托洛茨基担任革命军事委员会主席。无论在政府还是在党内，托洛茨基都被授予仅次于列宁的领导职务。在年中央全会的会议记录本上，托洛茨基的名字总是跟在列宁后面，排在第二位。托洛茨基与列宁的画像时常并列挂在一起；十月革命之后到列宁病逝之前，布尔什维克历次全国代表大会上，代表大会发言结束均高呼口号：“我们的领袖列宁和托洛茨基万岁！”在欧美共产主义运动中托洛茨基的威望非常高。当时西方各国普遍认为，党和国家的接班人非托洛茨基莫属。
列宁病重期间，斯大林和季诺维也夫、加米涅夫携手联合，结盟为“三驾马车”，为攫取最高领导权紧锣密鼓地行动起来。列宁弥留之际，对党内的团结和稳定十分关注，担心党内出现分裂，对自己的接班人问题提出了看法。当时，苏共正在召开“十二大”。列宁担心自己无法出席这次代表大会，便口授了一封《致代表大会的信》，后来这封信被称为列宁的“政治遗嘱”。在信中，列宁口述了这样的内容：斯大林同志当了总书记，掌握了无限的权力，他能不能永远十分谨慎地使用这一权力，我没有把握。斯大林太粗暴，这个缺点在我们中间，在我们共产党人相互交往中是完全可以容忍的，但是在总书记的职位上就成为不可容忍的了。因此，我建议同志们仔细想个办法把斯大林从这个职位上调开，任命另一个人担任总书记这一职位。
无论列宁说得多么委婉，要把斯大林从总书记这一位置上拿掉的意图是十分明显的。托洛茨基手握“圣旨”，在夺取最高领导权的斗争中是有优势的，但他干了一件对政治家来说非常幼稚的事，结果事情发生了变化。当时，他出版《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