经常喝黄酒对身体好吗？_百度知道
经常喝黄酒对身体好吗？
经常喝黄酒对身体好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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喝黄酒可以驱寒暖身，我用沙记老黄酒煮的鸡汤比用水煮的香好多，提高免疫力.用少许老黄酒、老抽，减少冬季感冒机率。男女都可以喝，盐2茶匙（10g）。3，香菇切一个十字花在上边，沙记老黄酒一大碗（约500ml)，老抽1汤匙（15ml），香菇3朵，油适量
做法1.大蒜去皮切碎，胡椒粉，而且剥皮容易，所以懒人要多准备独头蒜。2.喜欢喝鸡汤的朋友可以适量多放些老黄酒经常喝些黄酒对身体是有好处的。2，再煮10分钟后起锅。对于不喜欢喝酒的朋友可以用黄酒做菜：　　材料主料：鸡翅6只.独头蒜做此菜最合适。用黄酒煮鸡蛋，味道也不错，每天早上吃一个很有营养。还有黄酒焖大虾、黄酒焗蟹都是美味啊！我常做老黄酒菇香鸡翅，比方说用黄酒煮鸡，味道很香，加盖煮约10分钟。5.揭盖搅匀：1，喜欢的话撒点葱花在上面，用的是淘宝买的沙记老黄酒，有股米香味，很好喝，用它来煮的肉和海鲜，都很香。　　下面给大家介绍一下我的老黄酒菇香鸡翅。小贴士，大蒜5瓣，葱花少许，加剩余老黄酒，放入香菇、胡椒粉和盐腌制鸡翅20分钟.锅中倒入适量的油，中火热锅，油快冒烟时放蒜碎，爆至金黄色。4.倒入鸡翅翻炒几下，尤其是在比较寒冷的冬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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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小时候在家种田感觉有马黄进到身体里请问能检查出来吗？
问：我小时候在家种田感觉有马黄进到身体里请问能检查出来吗？
病情描述：
我小时候在家种田，感觉有马黄进到身体里，请问能检查出来吗？十多年了，身体没什么不舒服我在百度上看，有的，说可以活下来最近准备生小孩，想确诊下假如有B超能看出来吗那要做什么检查我月经推迟快二十天了，买验孕棒显示没怀孕，没敢去医院这个也能看出有没有虫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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医生擅长：
本人擅长腹腔镜、宫腔镜等技术，在妇科肿瘤、子宫内膜异位、生殖器官的畸型诊治及损伤器官修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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不用的，没事
我在百度上看，有的，说可以活下来
最近准备生小孩，想确诊下
能帮忙问问吗
没有的，活不了这么长时间的
假如有B超能看出来吗
那要做什么检查
我月经推迟快二十天了，买验孕棒显示没怀孕，没敢去医院
去医院测？
什么名称呢
就是这个，到医院妇科去就行
怀孕检测吗
这个也能看出有没有虫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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从底层滚出来&br&文盲周立太何以名值千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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虽然真实并不都是美好的，但是直面真实可能是我们这个社会最需要的一种品质了，这可能也是本书最大意义所在。相比之下，周立太从一个文盲奋斗起家，一次就通过律师考试，直至成为社会名人，倒更像是一条副线，虽然这同样是社会所缺失的东西。
当一个律师辛苦帮打工者讨回工钱和赔偿，却发现自己出钱帮助过的这些民工却从人间消失、拒不支付代理费。此时，我们希望这位律师怎么做呢？
按我们习惯的套路，应该是这位律师讲述了自己的辛酸以后，对打工者表示理解，甚至要祝福他们有幸福的生活。
偏偏周立太没有这样做，他跑到博客上去破口大骂，而且又把一些当年的委托人告上了法庭。
看了文定笔下的周立太，立刻想起了当年打假的王海。某种意义上来说，周立太和王海都是同一种人物，他们通过自己成本高昂的举动，弥补了我们这个社会中某种政府职责的缺位，让社会受益匪浅。但是他们的举动又都有明显的追求商业利益的成分，所以被我们这个喜欢用黑白两分法看人、喜欢让他人舍生取义的社会所不容。
许多不喜欢周立太的人，大概是出于以下这种逻辑：所有公益举动，应该是动机纯正的。周立太既然要求了高额的律师费，就说明他动机不纯，既然动机不纯，那说明他的举动不可能是公益的，一定是自私的，就是有害的。
在一个推崇无私奉献的雷锋精神的社会里，这种逻辑是如此深入人心，以至于作者也不得不在书中拿出一些篇幅，来为周立太辩护。其实按我非常浅的经济和社会学知识来看，辩护完全没有必要。经济学的一个常识是，风险与收益成正比，风险越大，收益越大，胜诉后那么多逃之夭夭的委托人，已经证明周立太打的这种官司风险有多大。
书中地方官员以周立太所打的劳动维权官司是简单重复，不应收高额律师费的观点当然也是荒唐的。如果周所在的领域，收益真的非常高，那肯定会有更多的律师介入，竞争发生了，周立太自然就很难再收到很高的律师费。而现在愿意代理这些官司的律师这么少，恐怕已经说明周立太并非只是在简单重复。
更何况，在中国这样一个法治环境还说不上健全的国度，打维权官司在很大程度上会被看成与政府作对。而与对社会有强大控制能力的政府不一致，已经很难说到底成本会高到什么程度。
作为一个曾经在一线采访多年的记者来说，我非常不喜欢以动机揣测人的文化。人有私心是很正常的事情，就像雷锋，我们认为他是无私的，就算我们假定关于他的报道全是真实可信的，他是一个异于常人的人物（对他大肆报道传播本身就说明了雷锋是社会所稀缺的）。但是，难道雷锋没有从好人好事中获得愉悦吗？这种愉悦发自内心，他人很难获得，从某种意义上讲，这也是一种“私”吧。
那为什么非得要去区分这种“私”到底是属于精神还是属于物质呢？只要这种“私”是以一种有利于社会、有利于公益的方式而获得的，为什么不承认和赞赏它呢？雷锋毕竟只是极少数“典型”，而这个社会的多数人，都只是普通人，他们要谋生，要养活家人孩子，与别人一样希望过上更好的生活。有什么理由，非得要求他们损己利人呢？
伤害自己的利他行为，毕竟是长久不了的。如果我们不希望公益和利他行为绝种的话，还是少宣传“无私”为好。从这个角度上来说，收律师费的周立太，要比“雷锋”更有现实意义。
说这么多，当然不是为周立太唱赞歌。事实上，我相信本书作者陈文定，作为一个优秀的媒体人，目的也是讲述一个真实的周立太。对周立太的非议，很大程度上，也正是出在这个真实上。我们的文化，还深受“高大全”的影响，并不乐意看到周立太这样的人存在。
我与陈文定，共事多年，算是名副其实的搭档。作为记者，文定有一种特质，就是非常擅长与社会中的各种人物打交道，三教九流，从高官显贵，到街头流民，都能搭得上话。
与很多记者不同，文定很少有那种精英意识，不知这是因为他的职业态度还是不平坦的人生经历。我没有见过他轻浮地给采访对象定性为“好人”还是“坏人”，在他眼中，每一个采访对象，都是活生生的人，而非一种类型。他从未以高高在上的姿态，去审视采访对象，或者像救世主一样，视自己为解救他人苦难的英雄。
说实话，如果不是因为文定的这本新书，我对周立太这个人物可能不会有太多关注，毕竟已离开新闻圈很久了，这样一位扎根在南国、专为民工打官司的新闻人物，离我的生活似乎已经很遥远。
但是阅读了文定传来的书稿，还是感慨很多，甚至勾起了自己当年做记者时的很多感悟。不身处其中，是很难品到其中三昧的，更难了解，身为记者冷静报道事实、直面真实世界的难度。
真实世界之复杂可能是超出我们想象之外的。就拿书中周立太曾大骂过的那些拒付代理费的打工者来说，我们天真地以为中国人应该是知恩图报的，所以这样的事情根本不应该发生。但是当一个收入微薄的打工者终于得到大笔赔款时，你很难想象他内心的活动有多剧烈，特别是他曾经对生活已经绝望过。
此时，在社会信用普遍缺乏、监督普遍缺位的社会背景下，不少人选择一溜了之，拒付代理费，其实并不是件难于理解的事情。因为他们每天目击的、耳闻的许多来自社会各方面的信息，给他们树立的榜样并不都是正面的。
说穿了，在一个公开、公平、公正还没有取得主流位置的社会时，一些为我们所认可的社会良知，不足以真正扎根在每一个人心里。
虽然真实并不都是美好的，但是直面真实可能是我们这个社会最需要的一种品质了，这可能也是本书最大意义所在。相比之下，周立太从一个文盲奋斗起家，一次就通过律师考试，直至成为社会名人，倒更像是一条副线，虽然这同样是社会所缺失的东西。
一个多元的社会，不可能用某种原则去概括和定性。让领袖走下神坛固然重要，让公众能够直面真实的人性和真实的事件，也是美好社会的前提。否则，当人性被扭曲，不管是通过拔高还是贬低，不管是官方强制还是民众自愿，都只会让真实被过滤，从而使丑恶假以各种名目横行。
谨以这些啰唆的文字，来向大家推荐陈文定这位媒体人的新书——《从底层滚出来：文盲周立太何以名值千万》，并且真心地希望，我们这个社会能有越来越多的周立太。
酷六网副总裁兼总编辑
首届中国风云记者之一
2009年10月
周立太的故事，是一个文盲律师如何打造个人品牌的故事。但如果没有十足的同情心、精明的头脑、跟政府公权力纠缠的坚韧，这条路还是不走为好。
我经常惊叹朋友陈文定对底层社会的熟稔和亲热。
他面皮白净，气质雅皮，看上去是个十足的文化人或高级白领，是《南方都市报》深圳记者站站长。而他在一线做记者时，打交道的不是山村里的老妻少夫（重庆某农村老妻少夫赵见菊和杨正秋），就是闹市里的搞怪奇人（作秀大王比特）。响彻一时的舆论监督报道，偏偏跟性病有关（深圳南山区计生中心涉嫌故意将数百人误诊为性病骗取钱财）。专访受贿被捕的湖北枣阳市原市长尹冬桂总是严肃时政新闻吧，可他是为这位被传为“女张二江”的市长“正名”。这次，陈文定的采访对象——本书主角周立太，职业是律师，听上去很高雅，却是跟底层民工打交道的“文盲律师”。
如果不是真的熟悉他们，并热爱这种工作，很难将他们的特色捕捉并刻画出来。文质彬彬的陈文定，一旦进入报道状态，比底层社会还底层社会。
我个人就总进不去这个状态。我所知道的底层社会的环境，也就是贾樟柯的电影《小武》或鲁迅的小说《阿Q正传》所展现出来的。一个作者要想真正刻画好它，首先必须接近它，认同它，按照它的规矩办事，就如电影《泰坦尼克号》里露丝下到杰克所在的穷人悍妇的船舱，跟他们一起跳舞，一起说脏话，一起吐口水。
我从陈文定写作的人物和故事中，鲜明地感受到他做到了这一点，并且为之感到艳羡。
看他采访老妻少夫时津津有味地问对方性生活如何，我不由得忍俊不禁。想想他当年以身试医独闯南山区计生中心，简直乐得前仰后合。正因为这种永远扎根，永远沉淀，才使得他仿佛是底层社会一个充满同情心的代言人，见证底层社会的种种和南中国社会的即时行进。
律师周立太的故事，给我印象最深的还不是他为民工维权与随之而来的遭遇，而是陈文定叙述的周立太和他母亲的故事。这简直是一桩令人忍俊不禁的喜剧——周立太一本正经地诉说他母亲斤斤计较，动不动耍赖躺在地上要钱。这种画面很真实。这就是生存的现实，贫贱夫妻百事哀，母子何尝不是如此。所谓尴尬人做尴尬事，律师周立太给民工维权打官司、民工赢了官司不给律师费的故事，满是生活给人的荒谬感和喜剧色彩，尤其是周立太无奈时的骂：“狗日的（民工）又跑了。”陈文定的这种叙述一点一点吸引读者关注故事背后的社会现实。周立太帮民工打赢官司，却有一部分民工拿到钱转头就跑了，不给律师费。我的第一反应，当然是底层民众的可怜又可鄙。贫穷和对生活的恐慌，使得一些人没有人格和道德可言。然而深想，这是加强社会主义道德教育就可解决的问题吗？这很显然又是一个当下中国权力道德、法律道德和民众道德集体堕落、相互牵扯的一个典型例证而已，以至于你都不知道究竟是先有鸡还是先有蛋。于是苦了中间的律师周立太。
所幸，虽然他总是喋喋不休地诉苦，说多少民工欠他的律师费，但他生活看上去不错，房子买了不少，生意越做越大。虽然他被很多人尤其是司法部门批为收费过高，但好像找他的民工越来越多。这说明什么呢？显然，就算他有贪婪之嫌，可这个国家各行业制造断胳膊断腿民工的黑心商人和企业太多，这个国家的人民，在司法面前，能维护自己权利的力量仍旧太小，所以需要周立太。
周立太的故事，是一个文盲律师如何打造个人品牌的故事。但如果没有十足的同情心、精明的头脑、跟政府公权力纠缠的坚韧，这条路还是不走为好。一如陈文定，如果不是天生对底层社会有着认同和执著，也绝对成不了底层社会的代言人。
《东方企业家》执行主编
2009年10月
01饥饿喂大的孩子，也许格外凶猛
总是吃不饱的孩子，长大了会怎样？这也许是一个时代留下的共同印记。树皮、糠饼、一家八口一天只有一斤米……活着，成了一个无比迫切的难题。
谁趴在地图上不用放大镜就能找到，那是天才。
这个远离重庆，地处长江三峡水库小江支流回水末端的偏远地方，虽然不能用“弹丸之地”来形容，却也实在是一个没什么特色的所在。
直到今天，就是当地人，除了“这是刘伯承元帅的故乡”之外，再也不觉得有什么值得一提的地方。
不过，也有人戏称“凡商埠码头，无不有开县人”。奇怪的是，没有多少开县人提及故乡的名字，而更愿意宣称来自重庆——那是一个生机勃勃的美丽山城，一个热情而充满前途的城市。
事隔多年，从开县走出来，已成为著名律师的周立太，仍对自己的家乡没有一点好感。在许多适合怀旧的场合，也不愿意多谈生养了自己多年的家乡。
周立太说，家乡留给他的只是贫困和饥饿的回忆。他总是用“穷山恶水”来形容自己的故土。
他并不牵挂家乡。
贫穷而倔强的父亲?六兄妹?贫困偏远的家乡?饥饿的童年
尽管周立太不太愿意谈论童年、谈论故乡，但他的故事，还得从这里说起。
1956年，周立太出生于开县五通乡高桥村二组。
上世纪五六十年代，开县还隶属于四川，是川东北出了名的贫困偏远山乡。那个年代的开县地少人多，饥寒交迫中，很多人正当盛年，生命就走到了尽头。更有一些人干脆背井离乡，到外面闯世界，有的从此一去不回。
周立太的父亲周信佑却是一个特例。
周信佑1925年8月出生在开县五通乡新田村偏岩，幼时失去双亲，孤苦伶仃。6岁开始给地主做长工，从未上学读书。1946年国民党为了剿灭共产党，横征暴敛，将这位给别人家做长工的15岁少年拉去当壮丁。在旧军队中煎熬了三年后，蒋家王朝崩溃，周信佑投入人民军队温暖的大家庭里，随军转战川、赣、桂、黔、滇、粤等地追剿国民党残匪。1952年，他解甲归田，复员回到开县，之后不久被政府安排到开县一个单位上班。
对一个世代为农的家庭来说，这无疑是让四邻都羡慕的事情。
但是，性格执拗的周信佑最终选择回乡务农。周信佑说，他文化不高，除了会打算盘外，只会写自己的名字，这样的文化水平在外面的世界不会有什么大的发展。再说，自己多年在外奔波流离，想回家乡。
因为他的军人身份，回乡后，当地政府把他分到一个庙宇里居住。他没有二话，提着行李就到小庙里去了。
这个庙宇坐落在开县五通乡高桥村二组，地名回龙庵，与新田村一组交界。这座不知建于何年、供奉何神的小庙，孤零零地立于村外的浦里河边，庙宇方圆几公里荒无人烟，日落之后更是一片死寂。庙瓦残缺，庙壁斑驳，就一间空屋，用竹子搭架子、泥巴糊起来的。院内杂草丛生，神台坍塌，当年雕塑的不知是土地爷，还是山神爷，还是老龙王，早已没了踪影。
唯一的景致是庙背后长的一棵古老的黄桷树。黄桷树的树籽撒落在房顶上，生根发芽，长出一棵棵小小的黄桷树。门前有一条小河，从开县善字乡寨子村顺下而流；庙的左前方有一条大河——浦里河，从梁平至五通，途经南门、陈家、赵家，蜿蜒而下，自小江注入长江。庙后有一条从岳溪通往梁平的人行路，是两县间古老的交通纽带。庙是一进四合院，石头做的大门面向对面的庙梁村，进门后有个空坝，再上五步石梯便是庙的正殿。
周信佑认真地清理了庙内的垃圾，整整顶瓦，扫扫庙壁，垒起床铺，就住进去了。
和尚庙虽然地理位置优越，当地人却普遍认为这是一个凶宅。当地人都相信，在这里居住，人的运气是不会好的，不仅以后小孩不好带、命薄，就是种地和养牲畜也不吉利，不可能五谷丰登。
同族的长辈和一些年长的乡亲们看他真的住进庙里，不无担心地劝他说，千万别在庙里住，庙是神住的，不是人住的，人住进去会不吉利的，你快去找工作队，让他们分一间别的什么房都行。
秉性耿直、不愿和领导讨价还价的周信佑回答说，我是一个穷人，有个能遮风挡雨的地方就满足了，何必再去麻烦工作队；再说，地主家的房子都分完了，我也分不到了，我不住庙，别人就要住庙，谁住不是住？话说回来，庙神如果有灵，他也应该保佑我，我又没有做过恶，你们说是不是？
长辈们见他是个认死理儿的人，说不通也就作罢。
当时和周信佑一起住在庙里的，还有四家人，他们一家家先后找机会搬走了，仅留下周信佑一人居住。
就是在这座孤庙，周信佑在里面娶妻、生子，直到1989年埔里河发大洪水，冲毁那座庙为止，他共住了37年之久。
周信佑住在这里按说是讨不到女人的，没有一个女人愿意在和尚庙里过日子。
但命运似乎垂青他。
1952年，周信佑与家住开县高桥村四组的陈世玉结婚了。
陈世玉6岁时，母亲因病去世，父亲再婚。陈世玉的婚事遭到许多娘家人的反对，他们认为一个本可以吃上国家粮的人，反而愿意回到村里务农，又住到风水极坏的破庙里，一定是神经有问题。
陈世玉却有自己的看法。她认为这个男人不简单，一个人出去当兵，走南闯北一定会有见识，而且勇敢。一个人能在破庙安居下来，肯定也非同寻常。从未读过书的陈世玉凭着女人的直觉，决定和这个一无所有的男人来往。
周信佑与陈世玉结婚后，1953年生了一个女儿，取名周立琼，乳名叫捡青。
1956年。相比旧世界，这个年份有些太安静了。但对周父来说，却是个喧闹的年份。这一年的6月4日，周立太来到了这个世界。
伴着几声清脆而有力的啼哭声，周父看见了这个鼻直嘴阔、眼睛不大却富有神采的婴儿。接生婆告诉周信佑：“你得了一个不错的娃儿。”
周信佑很高兴家里添了一个男丁。那年，中国共产党召开“八大”，周父取其方言谐音，给儿子取名“立太”。在周氏家族中，立是这一辈的字。
1962年，第三个孩子周立英出生了，乳名捡银。
1964年生下了第四个孩子周立梅，乳名捡梅。
1966年又一个女儿周立青降生于世。
1970年最后一个孩子，又一个男孩降生了，取名周胜利。这个名字的来历，是因为当时周父天天读“毛主席语录”，里面有一句“团结起来，争取更大胜利”，于是取了这条语录的末尾一词给孩子命名。
周信佑家，齐了。
为了这个渐渐庞大的家庭，周信佑和那个年代的所有男人一样，想尽办法养家糊口。
周信佑是一个耿直开朗、乐意助人、有雄辩口才的人。虽然没有上过学，文化水平很低，但天资聪明，秉性善良。加上革命军队对他的教育，思想觉悟很高，他把部队首长和教员讲的“吃苦在前，享受在后”、“干革命不能讲条件”、“严于律己，宽以待人”、“不拿群众一针一线”等纪律牢牢记在心上。复员归田，在乡里赢得了很好的口碑，受到了乡亲们广泛的尊重。
1958年大跃进时，周信佑对大食堂吃不饱饭的现象大发牢骚。牢骚给他带来了厄运，他被当地的“积极分子”给弄去批斗了。批斗中，他的手被打断了。断手后，“积极分子”还要他从高桥村四组背砖到高桥村二组。
那时候周立太才两岁。在一个孩童单纯的眼睛里，总是有个弯着腰，一手护着砖、一手晃荡着的身影，走在长长的弯曲的山路上。
周立太记得父亲也是这样背着他的。那时候的他，还不知道断手的父亲和没有断手的父亲，有什么区别。对于这种区别的意识，幼年周立太的肚子首先觉察到了。父亲断手后，日子更加艰难。一家老小常年没吃过饱饭，饥饿缠身。
周信佑早上出去背砖，刚出村口，腹中就开始晃荡了。背着走一半，就需要意志力去支撑着走完下一半。直到他回到家，打开门，看着门里凑过来的那些个小小的脑袋，他咬咬牙，喝满肚子水，再次踏上那条山路。
周信佑每到一个土坡，就想停下来歇歇。刚蹲下，他犹豫了：万一起不来怎么办？抖了抖身子，周信佑再次站起来。
日复一日，周信佑不知道什么时候能够不再走这条路。就像那时候的周立太一样，他不知道什么时候能吃一顿饱饭。
10年后，周立太13岁生日那天，周母为了祝福他生日，煮了一斤六两面条。周立太忘记了那面条的滋味，但记得把满满的一盆面条吃下去后那种溢出来的满足感，那感觉一直留存在他的记忆里。
周立太说：“我对几岁时的事情几乎没有什么印象，但懂事后，只知道饿，家里老是青黄不接。1959年到1961年，老百姓的日子过得更苦，食堂的饭从稠到稀，从稀变汤，最后连能当镜子照的汤饭都没有了，只有到处挖野菜吃，村里经常有饿死的。我那时候，真是什么都吃过，什么野菜、榆叶、榆皮、槐花等，只要能吃的，一点都不放过。”
那情景现在想起来，依然令周立太心酸。
如果不偷吃，或许他已经饿死了
记忆里的五通乡，一年四季，除了在容易发生洪灾的田地里劳作，就是用闲聊打发暗淡的时光。那里离县城一百多里远，就是到了现在也还没有一条像样的公路通往外面的世界，到隶属的万县市（现万州区），也得走上好几个小时的险恶山道。
小时候，方圆几里的乡村就是周立太的全部世界。
童年的立太，是一个调皮的孩子。
母亲将生产队分下来的花生藏在衣柜里，想等到过年的时候用。立太发现了，每天抓几颗吃。到了年三十的晚上，母亲炒花生时发现一颗花生都没有了，大发脾气。
立太少不了要挨打，母亲打了，父亲接着打。年三十的晚上立太在下跪挨打中度过。
周立太说，太饿了，实在没有办法。
在他那个小小的年龄里，理性不敌饥饿。
周立太家房子后面有一块玉米地，五六月间的午后，他就到地里偷几个玉米，烤着吃掉。很快地，玉米地的主人发觉了，告到他父亲那里，又是一顿好打。
可是，打又能怎样？是饥饿把一个小孩逼成这样。
少年周立太看见可以吃的东西，总是两眼放光。到今天，周立太并不感到愧疚：“不清楚小时候到底偷吃了人家多少东西，但可以肯定的是，如果不偷吃东西，或许我已经饿死了。”
那个年代，偷吃不关人品。
爱偷东西吃的小立太名声不咋的。但小伙伴们都愿意追随他——在他们眼里，立太是一个能干的人，敢作敢当。
有一次，几个小伙伴一起放牛。一个男孩发现了一块之前他们没有涉足过的玉米地，地里正长着诱人的玉米。他把这个消息告诉了周立太。周立太立即召集大家商议，很快一致通过决议，分配好任务。有人看牛，有人放哨，有人采摘，有人生火烤玉米。然而在他们正美美饱餐的时候，被主人发现了。小伙伴们四下逃跑——但周立太被抓住了。
他不愿意揭发其他的伙伴，所有的责任都自己扛。他又被带到严厉的父亲那里一顿好打。
和伙伴们在一起偷吃的经历，是周立太难得的温馨回忆之一。他们在一起总是很快活，喂饱肚子的那一刻，他们欢蹦乱跳，全然忘记了回家之后会遭打。
这群经常出没在人家果园与庄稼地，在丘陵和浦里大河边光着脚板奔跑的少年，这个时候，才真正显出了少年的天性与刺激来，仿佛吴承恩笔下还没有被驯服的孙悟空。
在周立太的记忆里，在“文革”结束前这十数年时间里，他就没有吃过几顿饱饭，一直处于饥饿与半饥饿状态中。
饥饿是周立太童年的母题。
周立太的姐姐，多年担任五通乡高桥村妇女主任的周立琼，对那段苦难生活也是记忆犹新。她说：“我们家底子薄，只能靠父母劳动来谋生，立太衣服裤子都没有穿的，羞都遮不住，我们四个女孩子还好点，勉强把羞遮住。在那些年里吃饱饭真难，能一天吃上二三两红苕就是好日子，能喝上玉米面糊糊可以说比过年都高兴，平常吃的是野菜、榆叶和草根等，再就是玉米糊糊和红苕一起煮汤。我们吃红苕，爸爸妈妈就喝汤……”
全家人吃了上顿顾不到下顿，饿急了，就扯坡地上的草来吃。每次父母出去，孩子们就急着问多久回来，生怕他们不回来了。
用糠做的饼，吃了就屙不出来。屙不出来的周立太大声叫唤：“屎硬屙不出来，妈啊娘啊……”这种惨叫就像是家里的音乐一样，放个不停。糠吃多了导致脱肛，立太的病就是这样得上的。
脱肛病初期还轻，脱下来还能上去。随着饥饿的加重，脱肛症越来越重，虽然父母亲经常用土方、偏方医治，却没有效果。脱下的肛门像绵羊的尾巴一样拖着，路都走不稳，年幼的周立太只好翘起屁股来走路。
那时候天天的食物就是野菜、稀饭，没有营养，周立太把肚子越喝越大，肚皮泛出了浅浅的野菜绿。走起路来，前边肚子翘，后面屁股翘，村里人就讥笑他，在背后叫他“两头翘”。自尊的周立太听了当然很生气，但又有什么办法呢？
这毛病一直到生活好转后才慢慢康复了，“羊尾巴”让周立太拖了将近四年的工夫。这件事，是周立太少年时期留下来的最深刻也最悲惨的记忆。
先后三次进校门，四年读到二年级
到了读书的年纪，由于家里孩子多，7岁的周立太每天还要背着妹妹去学校。
因为家里穷，买不起背孩子的背条，母亲就找来些旧布条把妹妹绑在立太的背上。妹妹饿了要哭，尿了要哭，屙了更要哭，那哭声让立太心烦意乱。在安静的课堂上，突然窜出啼哭声，还怎么上课呢？课堂上同学们经常拿白眼看他。
为了让妹妹安静下来，立太从课堂上离开，站起来抖动妹妹，让她别哭。可越是这样，她越是大哭不止。哭声干扰了课堂，老师只好让他带妹妹离开教室，等妹妹不哭后再进来。
就这样，一学期下来，周立太没听成几节课，考试当然过不了关。看到留级的通知书，周立太一怒之下就不再去上学了，专门在家放牛带妹妹。
后来，老师又来动员周立太去上学。他又从一年级开始读起，仍然是背着大妹妹去学校。然而，上一年的情况重演了。
他又辍学了。
1965年周立太再次被动员去上学，这次因年龄大了上二年级。这时姐姐因家庭经济困难，上到小学五年级后就辍学在家带大妹妹周立英，并肩负全家的做饭任务。这次再就读，周立太仍要背着小妹妹周立梅上学。小立梅仍然和她的二姐立英一样，在课堂上哭时多，睡时少，搅得老师上不成课。周立太对频频传来的白眼忍无可忍。
就这样，周立太先后三次进校门，四年中只读到小学二年级。
在牛背上晃悠的日子中，周立太长大了
没有书读的立太，开始随父亲一起干农活挣工分。大人在庄稼地里劳动，他则在刚刚收割完的田地里和路上捡掉下来的粮食。一斤粮食能挣一分钱。当时生产队每十个工分才能获得八分钱的劳动报酬。能给家里减轻一些负担，周立太觉得自己是一个小小的大人了。
捡粮食之外，他还要煮饭。煮饭时，他和姐姐分工，每天早上一个负责烧火，一个负责做饭。立太常常负责烧火。他们在家里与其说是煮饭，不如说是煮开水，因这水里面放的米粒很少，一家八口人一天只有一斤米，他们吃的稀饭在碗里能清楚地照见人影。
立太无数次望着碗里的自己，一张没有血色的苍白的少年的脸。
更多的时候，小立太是到山坡上放牛，独自牵着一头牛静静地走过一个又一个有青草的山谷和田埂。这是一个瘦弱的少年，身材矮小，穿一身破旧的衣服，又常常光着上身，赤着双脚。从五六岁的时候开始，他就是放牛的一把好手了，知道水牛爱吃什么青草，哪里长着牛儿爱吃的青草。他牵着他家的那头大水牛走遍了方圆几里的村里村外，和这头水牛相比，立太显得过小。在路上，他总爱偷懒骑到水牛背上。
在牛背上晃悠的日子中，在没有休止的劳作当中，周立太长大了。
声音有了男人的粗犷，嘴唇上开始长出了胡须，但身高还不足1?郾5米，体重也不到40公斤。
没有经过那个年代的人，难以想象那种环境和种种困苦细节。周立太的整个童年记忆长河里，以饥饿为主题。他曾在日记中写道：
我的童年没有安心坐过一天窗明几净的教室，也没有学过一首天真烂漫的歌曲；没有去过村外的世界领略祖国的大好河山，也没有什么远大恢宏的梦想。我的童年，有的只是饥饿时在小河里抓住螃蟹的惬意，在人家房屋顶上悄悄摘取树枝上果实的刺激，在河边和伙伴分享偷来食物的舒畅！……
周立太最不喜欢的人，是自己的母亲
关于童年，周立太最不喜欢提起的一个人，是自己的母亲。
世间，男人对母亲的亲近、爱慕、仰望，在周立太这里全部没有。
日晚上，在重庆立太律师事务所里，周立太光着肥胖的上半身，陷在他宽大的软皮沙发里，一边无心地看着窗外山城的夜景，一边隔着布满尘埃的时光，用浓厚的四川乡音数落和抱怨母亲的不是。
他对母亲没有好感：她不是一个合格的好母亲，甚至不配做一个母亲。
不知道是不是菩萨牵的线，父亲周信佑住进庙里不久，母亲陈世玉不顾家人反对，与父亲结了婚，而且多年不回娘家，直到女儿出生后，相互才有了来往。
这段姻缘看起来像梁祝那么美妙，但生活起来就费劲了。
据周立太讲，母亲并不是个勤劳的女人，当初看上父亲估计也是鬼使神差。
周母擅长手工缝衣做鞋，空闲时还常帮他人做鞋。但在周立太眼中，这并不能说明母亲勤劳，因为他的母亲从来都不愿做家务。周立太的衣服从小都是父亲洗补。因无鞋穿，到了冬天，小立太双脚裂口，没有钱医治，父亲就用烧熟的洋芋为他补脚上的裂口。周立太脚上的裂口每年复发，一直到当兵——周立太说，那不是一种病，而是因没有鞋袜穿受冻造成的。
周立太说，他的母亲不仅不关心家里的人，而且不关心家里的牲灵。他举例说，他们家的猪，貌似老鼠。而当初猪生下来的时候，跟别人家的猪是没什么区别的，但经过母亲喂养后，家猪跟家鼠就基本分不清了。因为母亲懒，猪草没洗淘干净，有很多沙子，猪不爱吃。
尽管猪如鼠样，过年时，也要剩余一点肉，留到种玉米的时候吃。平常很难吃上一顿肉。那时候家在大路边，母亲一看到有乡干部从家门口路过，就喊他们吃饭，这个时候就会煮肉吃。对此周立太很不满，母亲此时对人的热情，周立太的解释是“势利”。
周立太说，母亲天生喜欢有钱人。比如，最初喜欢大女儿，就因为大女婿是“吃国家粮”的——在五通乡政府当炊事员，这在当年可是个肥差。后来，改革开放当中，小女婿在湖南承包砖厂，发了大财，母亲马上就喜欢上了小女儿周立英。
母亲的喜好，于是就这么成了兄弟姐妹几个的财产晴雨表。周母从来就没有在这方面给过周立太晴朗的好脸色。这从一个侧面可以得出这样的结论：周立太当时没出息。
不光是周立太，父亲在母亲的眼里，跟儿子差不到哪里去。
结婚后，母亲嫌弃父亲贫穷，所以，他们的关系一直不好，经常吵架。周立太认为，父亲不是个该穷的人，那个年代，贫穷是个时代问题，不是个人问题。
这个道理母亲不明白，她劲头十足地跟父亲吵架，出演了一场又一场的自杀喜剧。每次吵架，母亲就闹着要跳河、上吊。从周立太记事起，母亲就在河边跳腾了几十年，但从来没有一次真的跳下去过。
闹得周立太也烦死了。长大成人的周立太，看着母亲故伎重演时，总是回应：“你跳啊，你跳啊！”
母亲当然依旧是生龙活虎的。
周立太认为他了解母亲，自私的人怎么会舍得放弃活着的机会？
之所谓君子爱财，取之有道。周母爱财，也取之有道。她要钱的方式很特别。
有一次，母亲到重庆来找周立太，周立太给了她500元，她马上开口再要500。周立太不喜欢她这么要钱，拒绝了。母亲立马就闭着眼睛，“唉哟唉哟”地叫唤，紧接着就倒在地上哼哼起来。
周立太吓了一跳，赶紧蹲下去看她。这个时候，周立太听见母亲说：“不行了不行了，快给我钱，我要进医院了……”
周立太一听这“钱”字，立马就知道怎么回事了。他站起来，看着自己的母亲——这个年迈还是爱钱如命的母亲，无可奈何地说：“起来吧，我给你500块。”
母亲对钱的敏感让人吃惊，她像弹簧一样从地上弹起来，一边拍着身上的土，一边说：“我要回家去了……”
拿到钱，还没有来得及跟儿子好好说说话，母亲就走了。
看着母亲的背影，周立太很惆怅。
立太律师事务所的律师们都习惯了这种情形，已是见怪不怪了。
两次失败的婚姻
周立太不愿意说母亲，还有个更重要的原因。
周立太当初退伍复员回家后，周父张罗给他找个对象。但方圆几里的姑娘们，都看不上周家，一是嫌周家穷，二是嫌周立太没有本事。谁都知道，从部队回家的人，如果地方不给安排工作，那肯定是没有啥背景。第三点，在这附近，谁都知道周母的厉害，嫁到周家，婆媳关系极难相处。
找不到媳妇，又没有正经的工作，周立太决定远走湖南打工。他在湖南安乡县安猷砖瓦厂找了一份工作。临走时，在他心里，甚至盘算过年的时候找一个湖南女人带回家，给那些瞧不上自己的女人看看。但湖南的女人更是世故得很，她们更是瞧不上四川这些来做苦力的民工。周立太曾经看上了砖瓦厂一个湖南管理员的表妹，但人家对他毫不动心。
周立太的自尊心受到了极大的伤害。从此，在劳动之外，他把心思都用到了读书上，他意识到只有知识能够改变自己的命运。
1983年1月，周立太从湖南回家。他已经不小了，父亲也很着急，决定这次无论如何也得给这个儿子成个家了。
经人介绍，周立太与开县岳溪镇玉皇村五组李贤慈认识了。此时已27岁的周立太，青春只剩下尾巴，已然没有什么可以挑剔女人的资本。他同意了，女人也同意了。他们很快订立了婚约。
半年后，也即1983年12月，按照乡俗他们结婚了。新婚之夜，周立太生平第一次尝到了初吻的滋味……
1984年3月，父母决定和周立太分家。此时周立太一贫如洗，大女儿周亚萍刚出生，一家三口的日子过得很紧巴。加上母亲不会处事，婆媳经常吵架，日子过得极不和谐。吵吵闹闹中，他们的婚姻终于走到了尽头。1986年1月，经开县人民法院岳溪法庭调解离婚，周亚萍由母亲李贤慈抚养。
母亲和媳妇的不合，是很多男人都曾经遇到过的。周立太不知道这两个跟自己生命休戚相关的人，为什么就这么水火不容。
母亲难相处，自然是周立太的第一个判断。但作为儿子，他不愿意太批评她。批评母亲，在周立太心里是很痛的。
男人的悲哀，莫过于母亲和妻子的煎熬。那是相煎何太急的苦况。
这种婚姻和家庭的印象，直接导致了他对爱情、婚姻等问题的看法。从旁人的角度说，周立太已经有了心理疾病。
离婚不久，热心人又给周立太介绍了一个女人。对于这个叫赵小灵的女人，周立太还是喜欢的，她高中毕业，还差一点就考取了大学，算是有文化的。
赵小灵觉得周立太有上进心，也有一个男人的责任感，很乐意嫁给他，并不在意他是一个离过婚的男人。相比上一次婚姻，这一次，周立太感觉到了一丝花前月下的甜蜜。
1986年8月，他们在开县长沙镇登记结婚。因为当时经济很困难，也没有举行婚礼。看到女儿生活困难，岳父母给了他们6000元作为嫁妆。在20世纪80年代，6000元是一笔巨款。夫妻俩就用这笔钱修建了位于开县长沙镇山花街74号的房屋，有了一个像样的家。
此时，他们的生活依然没有很好的物质基础，但两个人却也恩爱有加。
婚后，周立太继续做着一月30多元钱的法律工作，妻子则在自家房屋门前摆了个副食品摊。她是一个会过日子的人，多年来一直坚持写日记，对经营的副食品每天都有详尽的进、出账，月月有小记，年年有总记。周立太字写得不好，很多字也不会写，所以代理案件写诉状的时候，经常是自己念给妻子写。周立太觉得，有了这个贤内助，以后自己就可以安心法律工作了。
在周立太律师生涯起步的人生阶段，赵小灵给了他很大的支持。
1987年11月，他们的儿子出生了，取名周威，后改名为周羿旭。三口之家本应更幸福，但因家庭琐事，夫妻之间出现了一系列的矛盾，关系不知不觉进入冷战状态。这是尚处在事业上升期的周立太不愿看到的，然而，两人竟终于到了无法挽回的地步。
不久，赵小灵起诉到陈家法庭，两人经法院调解离婚。
第三次结婚
离婚后，周立太一个人过。后来，又一个人来到了深圳。
繁忙的工作，让他没有时间和心思成家。但身边朋友有点看不下去了，觉得他需要一个女人来照顾。
1996年2月，一位朋友介绍了在深圳龙岗区南澳镇工厂打工的付美英给他认识。这是一个年龄才刚刚20岁的姑娘，家住重庆市万州区，中等身材，瓜子脸。
见了一面，周立太就很满意。只是担心两人年龄差距大太，彼此也没有相似的经历和共同的语言，对方不会同意。
经过几次官司，周立太的大名已开始在深圳民工中间，特别是在四川同乡之间流传开来。之前付美英也听说过周立太，知道他是一个好打不平、性格直率的律师。见了几次面，付美英越来越觉得，面前的这个男人，虽然年龄上差不多可以做自己的父亲，但他疾恶如仇，性格开朗豪爽，谈话有自己的主见，又不乏幽默。这正是她心目中理想的男人形象。
然而，找一个相差20多岁的老男人结婚，付美英的家人没有不反对的。他们认为周立太经历了几次婚姻，结果都以失败告终，女儿和他在一起以后也一定是同样的结局。父母一度要求付美英回家。家人反对，朋友也劝阻。付美英陷入了艰难的抉择中。
但最终他们还是结婚了，付美英成了周立太的第三任妻子。
日，他们生下了一个孩子。周立太又有了一个完整的家。
这个家又很特殊，因为和他们生活在一起的还有来自五湖四海的民工。周立太要管所有人的生活，经济十分困难。付美英生孩子的时候，因没钱到医院生产，周立太只好带她到一家私人的小医院接生，才花了三四百元钱。
幸好付美英理解周立太，并没有因此而埋怨他。周立太觉得和付美英在一起，算是真正找到了理解自己的另一半。
在周立太的日记中，他不愿意谈论自己青春里的爱情与性事。在他看来，爱情本来是一种最令人心颤神动的情感，也是人生旅途中一道最美丽的景致。但在他的青春岁月里，他从来没有享受过爱情的欢乐。结婚后也依然平淡得很，不过是男女结伴过日子，无非是柴米油盐和经常吵架的庸常人的日常生活。
这种日子，根本没有诗意和激情。
02喂饱脑子，才能保证吃饱肚子
刚开始人生之路的周立太，不过是万千普通农民中不起眼的一名。在成功后再回顾，当然不难找出当初就已显现的一些异禀。其实，任何人都有成功的可能，但又有多少人走到了最后呢？
周立太骨子里是一个向往自由的人。但在家里，他得不到一丝自由。
在他看来，周而复始的农业劳作是没有任何价值的，务农是一个乏味的、也实现不了美好生活的生存手段。更无法忍受的是，父亲始终把他当成是没长大的小孩，丝毫不放松对他的管制。
这样的日子该到头了。
可周立太又看不到自己的出路。他希望有朝一日去村子以外的世界看看。
当兵为了吃饱饭
上大学依然是改变农民身份的唯一办法。这条路显然与周立太无缘，他只有小学二年级文化，认识几个字而已。上大学，此路不通。
参军是周立太唯一的出路。在他看来，在部队里不仅可以免费坐公家的车，而且衣食住行还不用花自己一分钱，寄信随你写几页信纸，也不要钱。如果运气好的话，最后还可以“提干”，成为一个吃国家粮的人。
1974年11月，冬季征兵开始了。周立太17周岁，到了当兵的年龄，他欣然报名应征。周立太知道家里劳力缺乏，他一走，父亲会受更多的苦。但他已经无力也无心抵抗饥饿的折磨，他想有一碗饱饭吃。何况当兵有津贴，也可以贴补家用。于是千方百计费尽口舌，说服父母和已经出嫁的姐姐同意自己去当兵。
而对于周父来说，能有这么一个机会让儿子去混上饱饭，是求之不得的。再说，这山区穷地方，青年人被推荐当干部，或是去当工人的机会很少，出去当兵成了山区青年可能走出山区的唯一的路。所以无论从哪个角度，都不可能阻拦儿子去当兵。更何况那是个“一人参军，全家光荣”的时代。
在“部队是毛泽东思想大学校”的潮流里，周父带着儿子到所在的公社报名参军。
有一个小插曲值得一提，在岳溪医院做体检，医生检查出周立太是色盲。这个事情比较幽默。其实周立太不是色盲，而是他根本就叫不出颜色的名称来。只大概认得红、黑、白三种颜色，他知道那是一种和小草一样的颜色，就告诉医生那是青草的“青色”，知道那是晴朗天空的颜色，却不知道名称是“蓝色”。所幸医生也见识过类似的情况，在色盲上还了他一个“清白”。
外科检查时就更可乐。医生要求脱掉衣服，周立太长裤一脱，竟是全裸。医生很惊诧，问他为什么不穿内裤？他被问得一头雾水。这时他才知道人原来是要穿内裤的。
体检让周立太明白了两件很重要的事情：要穿内裤；内裤也分颜色。
经过严格的政治审查和身体健康检查后，周立太被批准入伍。
当他从县武装部一身戎装回到五通向亲友们道别时，像换了一个人似的。土头土脸的农家子变成了一名英姿飒爽的解放军战士，一米七左右的个子，已显得英俊挺拔。
看到儿子的理想实现了，父母高兴地合不拢嘴，一个劲儿地嘱咐他到部队要好好干，不要丢人。周立太对父母说：“相信你们的儿子，只要吃饱了肚子，什么困难都不怕。”
日，周立太等来了离开家乡的神圣时刻。
这一天，他穿着草绿色军装，胸戴一朵大红花，在五通乡集中。
路过当地的高桥小学时，学校组织了很多小学生在路边夹道欢送。走在整齐的队伍中间，周立太感受到了一种从未有过的骄傲。之前，没有人专注过他这个其貌不扬的大男孩。现在，许多人都在看着他，有长得不错的女孩，有满脑子知识的教师，有他的父母和乡亲……他激动地预感到自己迈开了人生的全新一页。
第二天一早，周立太和新兵们一起坐车到万县。第一次走出故乡，站在码头上，母亲河长江的威仪——宽阔的水面，滚滚的波涛，以及波涛之上就要起航的轮船和她发出的高昂汽笛声，还有人头攒动的情景……一切都令他觉得新奇。
从万县沿长江航道溯江而上，到达重庆朝天门码头后，他们又坐上火车前往成都，从成都乘汽车到四川彭山县青龙场（即现在的青龙区）新兵训练营。在新兵训练营里，吃饭时，从乡下来的新兵们争着抢饭吃，军棉帽子掉到饭碗里，一边抓起来戴着，一边还目不转睛地盯着饭。
让周立太万万没想到的是，这里也吃不饱，还得忆苦思甜。
1974年，全国号召忆苦思甜。
有一次，全体新兵都被集中到大操场上，几百人席地而坐，聆听当地老贫下中农的忆苦思甜报告。
政治教育课过后，部队首长要求新兵们吃粗糠粑饭。
黑乎乎、硬邦邦的粗糠粑饭，吃起来简直就像是在啃石头。大家你看看我，我看看你，苦着脸往下咽，但谁也不敢吱声。
吃了粗糠粑饭的新兵们，一连几天都拉不出屎来，痛苦至极。
传说中部队这个最能锻炼人的大熔炉，给周立太的第一印象仍是饥饿。
进军青藏高原：吃苦是最好的磨炼
1975年3月，新兵训练完毕，他们被分配到世界屋脊青藏高原。
从成都到西藏是一次漫长的旅行。本来对坐车心存好感的周立太，这回也觉得受罪。从成都火车站出发到青海的西宁，坐的是拉煤炭的闷罐车，车上没有厕所，解便时要战友用手拉着，以防掉下去。
四天四夜后，筋疲力尽的新兵们才到了西宁。当时西宁到格尔木还不通火车，他们只能坐解放牌汽车。又是一个四天四夜，他们才抵达青海的格尔木。
他们走的是唐蕃古道，这条道是历史上中原通往西藏的重要通道，也是汉藏民族交流的重要纽带。一路上在平均海拔4000米以上的青藏高原上穿行，过江源，越昆仑，跨唐古山，可以饱赏青藏高原的雪山冰峰、草原牧场、盐湖公路，以及众多的高原湖泊，欣赏藏族人民安静恬美的游牧生活。
这样一条高海拔的路，对每一位战士的毅力和体能都是一次考验。还好周立太此时年轻力壮，没觉得有什么不适。
连队驻地在西藏林芝的八一镇。
那时的八一镇虽然只是林芝县的一个小镇，但随着驻藏部队在此地的中转站不断扩大，影响不断上升，再加上拉萨至林芝高等级公路的通车，使八一镇成了林芝地区行署及林芝县的实际驻地，交通发达，商业兴旺。
新兵们很快接到一份政治任务——建设“五三○工程”。工程是日，由周恩来总理亲自批准建设的，旨在从格尔木至拉萨修建一条输油管线工程（即如今的青藏铁路沿线）。
周立太所在的连队，承担了青藏高原数百公里长的管道地沟的开挖和回填任务。虽然只是土建任务，但海拔大多在4000米以上的这个地方，多的是“千年永冻地带”。遇上林地，树木盘根错节，挖掘极属不易；遇到草场荒滩，那里又是岩石冻土，更是坚硬无比。当时没有机械，只能靠指战员们的双手，挥镐头舞铁锨，一镐一镐地刨，一锨一锨地铲，实在不行用炸药炸，施工非常艰难。
高原缺氧，强紫外线，以及艰苦的施工生活，使周立太变得脸膛黑红，十个指头的指甲，深深地陷进了肉里。
周立太的战友，现任重庆市开县农业银行保卫科科长的安社长回忆，他和周立太在这个工程上干了两年之久，虽然历经磨难，但大家有喜有泪，就是没有抱怨。
这里冬长夏短，施工从每年4月开始到8月底，其余几个月在海拔低一些的地方进行军训。施工期他们每天至少挖20多米，施工要求地沟1?郾3米深，底宽0?郾5米，上宽0?郾8米。
安社长说，当时战士们主要吃压缩蔬菜和猪肉罐头，新鲜蔬菜特别少，有时拉来一车蒜薹，一吃好多天，吃得战士们直放屁。那时，两三个月能看一次露天电影。当地人烟稀少，很难见到熟人，唯一的熟人就是开汽车的驾驶员。特别难见到女性，偶尔看到汽车里坐着个女的，或者碰上放牛的藏族女儿，总想多看一眼，好像心里就有一种满足感。
当地气候干燥、缺氧、紫外线强，能适应的人都是心脏功能好、身体特别棒的人。但即使身体棒，时间长了也会因为缺乏维生素而指甲卷了，嘴唇裂了。当地部队发给大豆和维生素药品，但效果不大，只有回家休息两三个月才能恢复过来。
林芝地区冬天雪特别多，早上起来，雪把帐篷都堵上了。有人穿着棉大衣，盖了三层被子，都快压得喘不过气了，半夜还是被冻醒，第二天，才发现被子上结了一层冰。
单薄的被褥抵御不了酷寒，繁重的施工累得有的战士偷偷地哭，有的身体单薄的累吐了血。甚至在6月的天气里，手背和耳朵还被冻裂。但战士们荣誉感特别强，他们不想拖累集体，不想拖累工程进度，发扬了不怕苦、不怕死的精神。
遭遇潜规则：下定决心学文化
因为输油管线工程准备向国庆30周年献礼，所以工期要求很紧，每班每天都必须完成相应的任务安排。每天部队用车将他们拉到工地后，班长就给每人分任务。一连数日，周立太都是早下沟，晚上沟，加班加点，连续作战。
星期天，所有新兵还要外出捡牦牛粪生火，否则晚上要被老兵及班长教训，运气不好的话，挨打也是家常便饭。周立太每天早上要给班长及老兵打水洗脸，并烤好馒头。而班长、副班长分配完任务后，就上山打兔子。
周立太年轻气盛，私下和一些新兵们议论，有时也学着自己的父亲那样，发几句牢骚。几个累得腰酸腿疼的年轻人一起开玩笑，有人让周立太说笑话，周立太说：“鸡巴都累蔫了，哪还有啥子精气神讲笑话？”
当时正是“批林批孔”的年代，周立太有一个同乡战友，他们一起劳动，一同生活，吃住在一起。然而因为这位同乡爱学习，平时总是把“批林批孔”挂在嘴边，很快就被评为“批林批孔”积极分子，第二年又被提升为司务长。
自在宝鸡的运兵列车上，周立太下决心学文化后，他珍藏着战友看完的报纸，每天都读一小篇或一段落，从火车上直到青藏、川藏公路沿线的兵站里，他都坚持不懈。原来许多的生字生词现在都成了他熟悉的朋友，他每天见到这些熟悉了的朋友，总会产生一些亲切感，越亲切越想见。到了驻地，只要有空，他总会拿出旧报纸读一读，始终和这些朋友保持亲密接触。
他的这个习惯被班长发现了，班长为这位爱看报纸的新战友而高兴。可是当班长拿过这张磨得皱巴巴的旧报纸一看，竟是1973年末出版的，百思不得其解。这里地处偏僻，距拉萨遥远，虽然不能及时看到最新的报纸，但也能看到一周前的，连部文化室里就有啊。
看到班长关心的样子，周立太才道出原委。班长听了很高兴，急忙从自己铺位的枕下抽出一本书来递给周立太，说道：“你要学文化我支持，这是一本毛主席著作选读，它的内容丰富、文笔精彩，可以说是中国传统文化和革命文化的浓缩，用它来学文化是会收获不浅的。过去林彪一伙把学习毛主席著作教条化，把他的作用神化，严重破坏了战士们学习的风气。我们要从中吸取教训，但是也不能因噎废食。我看，用毛主席著作当学文化的课本，是会有多方面的收获的，我希望你能成功。”
周立太接过了班长的礼物。
此时周立太学习文化是看。他把看到的生字生词求教于战友们，然后记在心里，不断重温，记忆愈深。坚持下来，常用字他大多都能认识了，读起报纸和书籍也能朗朗上口，很少磕巴。
可是他只会看而不会写，一些熟悉的常用字写起来又成了陌生朋友。这些熟悉又陌生的朋友不给他面子，让他写起来经常抓耳挠腮地非常困难。
这个毛病困扰了他很久，直到复员回家、从事律师工作之后，周立太才慢慢成为一个能读会写的人。
“批林批孔”不是周立太的专长，但他有别的优势。
周立太从来没有想过，过去他所不齿的无聊劳动，居然在这里派上了用场。小时候放牛，牛跑了追牛，追不上，就拿石头砸。到了连队，这两项奇迹般地成就了他的特长，在手榴弹、长跑项目上，周立太曾经多次代表连队参加比赛，给连队赢得多面红旗。
但他却没有因此得到过一次嘉奖，甚至连加入共青团都没有他的份。就连新衣服他都没有资格穿上。部队规定只有当了四年兵才能换一次新的棉被、棉衣。在部队四年，周立太始终都是那一套脏旧的棉被、棉衣，也没能回家探过一次亲。
周立太把原因归结为不愿拍马屁。这个性格源于他的父亲。
周父一辈子坚持做人要讲良心，他身经百战，立过战功，从不做违背良心的事。从小周立太就对父亲很敬重，父亲虽然没有什么文化，是一个普通的农民，但他朴素、善良而又刚直不阿的性格，就像一粒种子，播种在周立太的血管里，根植在他的心田上，伴着他一起成长。
在连队四年，周立太没有得到过任何政治荣誉。他除了和大家一样，每月挣得比内地当兵津贴高出几块钱的10元钱津贴外，一无所有。
只是他从一个瘦弱男孩，变成了一个结实男子汉。
复员回乡又成农民：出路在哪里
1979年2月，周立太退伍复员了。
回到家乡，失落感窜上周立太的心头。
当年应征入伍，乡亲们为他披红戴花，敲锣打鼓地欢送他。可如今，孤零零地行走在山间乡道上，本来行人就少的弯弯曲曲的乡路，显得更加寂寞，也令人更感孤独。
穿过一个又一个熟悉的村落，住宅依然是从前的青瓦土墙，临道的墙上写满了标语：“学习大寨精神，三年普及大寨县！”“学习大寨精神，为把我县建成大寨县而奋斗！”“学大寨精神，走大寨之路！”……
他真希望墙上写的不仅仅是宣传标语，还有公社领导带领乡亲们脱贫致富的工作目标。可回到家里一看，面貌如旧、生活如旧的老屋让他一盆凉水浇上头，从外到里凉透了。老百姓日子都过成这个样子，这吹牛的毛病为什么还是不改呢？
在他不多的日记里，他写道：“当兵一朵花，回家一坨烂油渣。初生的梦想，就像一朵昙花，看起来非常美丽，想起来色彩斑斓，等你去抓，一夜之间凋谢了，留下苍凉而又凄清的泡影！”
五年前周立太是怎样的，五年后周立太还是怎样。他回到了原籍开县五通乡高桥村二组。他又变回了一个农民，一个种田的农民。家乡贫困如昨，农民依然饭都吃不饱。
自己的出路在哪里？20多岁的周立太犯愁了。
其时，乡里有许多年轻人去参加修建开县至城口县的公路，无所事事的周立太也报名参加了。然而，这只是一个短工，不给工资，只给家里记工分。半年后工程结束了，周立太又重新回到老家五通。在老家，唯一的事情就是种地。周立太不喜欢种地，当时他觉得没有比种地更没有意义的事了。
地是种了，可家里老是吃了上顿没下顿，穷得揭不开锅。周立太千方百计通过关系，到处找事情做，靠出卖力气挣些钱贴补家用。
有一段时间，他找了一份挑食盐的活计。从岳溪至五通乡45华里，每天他挑上100斤食盐，换回1?郾8元钱。这45里路又不好走，全是那种坑坑洼洼的土路。但好在经过了青藏高原的艰苦磨炼，这也能坚持下来。算起来，那几个月时间，他先后给家里挣了好几十块钱。
然而，即便这样的苦力活，也时有时无。
在没有文化生活的偏远乡下，无事可做的时节，村民大都是在扑克中打发无聊的时光。周立太不喜欢把时间用在这上面，无事可做的他喜欢听广播。
那时村口大树上有一个大喇叭，每天固定的时间都会播放一些节目。周立太喜欢到村口听广播。广播里女播音员的声音很动听，说的都是国家政策和人物故事。
广播对他来说，是另一个世界。因为大喇叭里讲的是普通话，听得多了，慢慢他就能听懂了。
离家：赴湖南首尝被骗滋味
有远见的父亲周信佑不希望儿子再这样下去，周立太更是渴望尽早改变自己。他不希望自己一天的辛苦劳动换来十个工分，此时值一毛二分钱。姐姐16岁就已嫁到别人家，如今一家的生计都落在了周立太的头上。
1980年1月，周立太背着从部队带回来的一床破棉被，和妹夫前往湖南打工。路费是家里东拼西凑来的150元。
背井离乡远走湖南，虽然辛酸，但这也是周立太的意愿。
周立太在家里和母亲的关系越来越糟糕。他还在连队时，母亲就经常托人写信要他寄钱。每月部队里发了津贴，周立太都很快一分不剩地邮给了家里。可母亲就是不相信自己的儿子，一直以为儿子藏了私房钱没有交出来。复员回家后，打短工的所得，周立太也都贴补了家用。
周立太想不通，为什么母亲总是不喜欢自己，还爱和他吵架，动不动就让他滚，甚至还说滚得远远的，死了才清静。
“滚就滚，家里有什么好的，我就不相信我在外面不能生存，你等着瞧！”他决定随妹夫唐开文一起，去湖南省常德市安乡县安猷砖瓦厂做转运工。就在出发前几天，这对母子还吵了一架。
这是周立太第二次出远门，和第一次比，周立太没有太多的激动。这一次主要是为挣钱去的。他是家里最后的希望，当时最小的弟弟正在上学，也急需要钱。
在万县码头买好船票后，周立太在码头闲逛。
这时，一个卖手表的人走到他的跟前。此人说没有钱坐船，想将这块品牌手表低价卖给他。卖表人说：“这块手表原价200多元，现在只要60元就可以成交，这次卖表实在迫不得已，算你捡了一个天大的便宜。”
手表是那个时代的三大件之一（另两件是自行车和缝纫机），戴上它是一种身份的象征。从没有戴过手表的周立太动心了。他想了想，除了路费，身边还有些结余……
尽管对手表一无所知，周立太还是装模作样地看了看。然后，爽快地给了对方钱。他拿手表给妹夫唐开文看，希望博得妹夫的赞许。妹夫在外打工多年，见多识广，他摸了摸，又听了听，然后断言说：“这只是一块塑料表，不比孩子的玩具好多少。”
周立太不信，又仔细查看了一番。然而，不知什么时候，时针竟然不走了，果然是一块冒牌手表。一气之下，周立太站在码头上，将手表掷入了长江中。
汽笛一声长鸣，轮船划开一道巨大的波浪。一身破旧衣裳的周立太站在甲板上，三个月没有理的长发迎风飞扬。此时他想的不是即将到来的新工作，他心疼自己60元的大投资，算是打了水漂，如果给家里，那可是全家两个月的口粮。
想到这里，周立太觉得风像是刀，割着肉。
03等着天上掉馅饼的，并不都是傻子
大多数埋头苦干却忙无所得的人，最后都成了不折不扣的傻子。这是命运的结果。只有那么一类人，既不等待天上掉馅饼，且劳有所得，就成了命运的幸运儿。周立太就是这么一个人：当兵、在青藏高原挖冻土的经历，夯实了他的人生底色。这样的苦都吃了，还有什么关过不去？
几经辗转，周立太终于抵达了目的地——1000多公里之外的湖南安乡。
安乡地处洞庭湖边，凹陷在洞庭盆地北部，左挹洞庭，右接长江，南倚长沙，北连武汉，这里还是一方英雄的热土，曾哺育过“先天下之忧而忧，后天下之乐而乐”的范仲淹，少年立志“举萤夜读”的车胤，毛泽东、彭德怀、贺龙曾在这里留下英雄的足迹。
不过，英雄跟我们的主角周立太没有丝毫关系。
初入工厂，四川人受歧视
周立太落脚在离安乡县城不远的安猷乡砖瓦厂。
安猷是地地道道的水乡，有宽阔的水面、长长的大堤，水稻、棉花和蔬菜等分布其间。
安顿下来后，周立太一个人跑到砖瓦厂后面的小山坡上，新奇地打量这个将要朝夕相处的陌生世界。他疲倦的脸上有了笑容，这处地方很有些“绿树村边合，青山郭外斜，开轩面场圃，把酒话桑麻”的感觉，不知道是什么时候读到的诗，留在他的记忆中。
砖瓦厂厂长魏孝富，见周立太身体结实、口齿伶俐，对他颇有些好感。
这是一家小有规模的砖瓦厂。一排依山而筑的轮窑，窑顶上冒着轻烟。离窑不远是两座制坯车间，一个生产砖坯，一个生产瓦坯。工人们忙忙碌碌，紧张而有序。院中宽阔的场上码着砖瓦坯和已经烧好的砖瓦。窑附近的山坡上一台推土机正轰隆隆地推土。
周立太内心涌出一阵兴奋：这像是一家不错的工厂，这次一定好好干，多为家里挣点钱。
就这样，周立太开始了他全新的工作。
他被分配在机瓦车间，主要任务是把技工生产出来的瓦坯，用板车拉到车间外面的晾晒场地上摆好，等晾晒一周后运往砖窑里烧制，24小时后烧制完成窑熄火后，再把成品瓦拉运到成品场地。
这是一种繁重的体力活。特别在夏天，夏天是砖瓦厂生产的黄金季节，工人们挑砖、挑煤、拉板车，每天工作时间都在12个小时以上，有时甚至是24小时。夏天的太阳像个大火球，照在光秃秃没有一丝荫凉的工地上，热得周立太浑身冒汗，湿透了衣衫。
热浪滚滚的窑洞中，周立太将一车车的砖坯艰难地拉进拉出。从早忙到晚，一趟又一趟。
这样辛苦，挣得却不多。周立太回忆，在砖瓦厂三年，他一个月最多拉一万块砖瓦坯，能挣40元钱，而自己的饭量很大，一顿饭少不了一斤六两米。饭钱无法节省，否则没有力气干活，只能省菜钱、省零用钱，他从不在衣服和烟酒上乱花钱。这样一月下来，还是所剩无多，只能两三个月去一回邮局，把不多的钱寄回开县老家。
砖瓦厂四川人多。由于个别四川籍民工在当地偷盗、抢劫、打架斗殴，引起当地人的不满，对四川人怀有歧视，称他们为四川佬。砖厂的一些领导和本地职工也对四川籍民工不怀好意，瞧不起四川人，甚至故意安排四川籍工人干最苦最累的活，却给他们最低的工资待遇。
这些现象虽非普遍，却严重影响到工厂的稳定，破坏了厂里职工的团结，甚至加速了职工和厂方之间矛盾的激化。
矛盾终因一起“拖欠工资”事件而爆发。
几个四川籍工人因工资被拖欠几个月，找到厂子负责人，要求厂方立即补发工资。他们有理却不懂法，态度粗野、狂妄。厂里接待的人本来就对这些四川人不屑一顾，一样态度蛮横。
在一番针尖对麦芒的斗嘴后，他们打了起来。
事情后来虽经调解解决，但吃亏的还是外地民工，他们拿上了工资却不得不背上行李回家或另走他乡。厂方依然如故，职工工资依然不能按时发放。
意外事件在周立太心里引起了很大震动。他想，这本是一件不难解决的事，彼此不至于大动干戈，可为什么偏偏发展成了斗殴事件呢？
当时的周立太当然不可能意识到，发生此类事件的深刻原因和如何采取法律行动。但他已有了疑问。有此一问，才会进一步寻找解决之道。
受电影主角影响，学法念头初萌
在砖瓦厂的艰难生活，周立太说他要感谢钟建新。
钟建新，安乡县安猷乡新开口村人，1982年从部队复员后被安排在乡砖厂开推土机。由于两人同是复转军人，又都爱学习，很快就成了好朋友，无话不说。
钟建新对周立太说：“你孤身在外也不容易，以后我的家就是你的家。”他家里做了好吃的，就拉上周立太去改善伙食。钟建新知道周立太家里粮不够吃之后，还经常把家里的稻谷兑换成全国粮票，邮寄给周家，让他们买些米吃。
钟建新的热情，让周立太有了回到家的感觉，劳累的疲乏和绕肠的乡思被一扫而光。
无休止的劳动是艰辛的，一些人吃不消，先后回家了。
周立太不是没想过离开，但除了这里，他实在找不到其他的出路。他不希望回到贫困的故乡，也不希望见到多事的母亲。
只有下雨了，工人们才能得到一丝喘息的机会。
每次下雨的时候，工人们大多躺在牛毛毡的房子里呼呼大睡。这种一排排的简易工棚宿舍高五尺多，房顶上铺着石棉瓦，土泥巴地，一间屋子有15平方米，住四个人，潮湿又闷热。
周立太很不习惯这样的生活环境，总是睡不着。他望着被雨幕遮蔽的天空，想着乱七八糟的往事。
小时候，在老家生产队的打谷场上，周立太曾看过一部名叫《风暴》的电影。这是一部让周立太激动的电影。影片主角施洋大律师——他身形清瘦，颈上飘动着灰色的围巾；为了维护工人阶级的利益，单枪匹马，手无寸铁，凭一张嘴，挑战强大的持枪暴徒；他真挚、朴素、博识、机敏而有时不免激动、急躁——所有这些，让一个心细的少年，内心第一次有了激烈的波涛。从那时起，施洋律师便成为周立太的偶像。
由施洋大律师，周立太又想到了小时候在村里见过的一个人。
有一天，他在家门前的一条小河边发现了一群鸭子，而赶鸭子的人，在周立太看来行止怪异。他从来没有见到过这样的人，乡亲中没有这样的气质和穿戴。他好奇地追过去，跟他一起放鸭子。
原来，这个人是当时万县地区法院的一个法官，“文革”时被赶出了法院的大门，做了“鸭官”。
一部电影，一个人，两个深刻的印象极大地刺激了周立太的想象力。望着大雨下朦胧的砖瓦厂，他觉得和他们比起来，自己做苦力的生命实在毫无价值。
周立太突然觉得，如果自己要改变生存现状，要成为施洋大律师，只有自学法律。
穷途末路之际的周立太清楚地意识到自己的命运。如果继续这样凭体力煎熬下去，他没有出头之日。
然而，自学的难度，难于上青天。
要改变命运，就立刻从现在做起
和周立太睡在一起的一个工友知道他想学习法律，便好心地介绍他认识了一个也在自学法律的人周蜀曦。终于又盼来了一个雨天，周立太请求工友陪他去安乡县城找那个也有志于做律师的人。
两个年轻人一见如故，很投机地聊起了各自的梦想。在周蜀曦家里，周立太第一次见到了有关法律的专业杂志——《民主与法制》，他被其中的案例故事吸引了，视若珍宝地借回来细细阅读。
《民主与法制》是20世纪80年代初在上海创刊的一份通俗性的法制类期刊，以个案说法和法律新案探析、社会问题透视、公民权益维护的报道见长，由于敢于揭露贪官和社会的阴暗面，主持公道伸张正义，加上语言大众化，通俗易懂，拥有较广泛的读者群。以至于在偏远的乡下，都有着良好的口碑。
周立太虽然勉强看得懂《民主与法制》，可是在一篇文章中会遇到不少生字。开始他会问认字多的工友。但问多了，工友很不耐烦，干脆一句：“不知道，自己查字典去!”
周立太：“可我不会查字典呢！”
工友：“笨蛋，什么东西不是学的呀？”
周立太再也不好意思麻烦别人了。遇到不认识的字，自己慢慢琢磨。好在他的记性好，凡是学过的，虽然不能完全过目不忘，也大都印象深刻。
《民主与法制》杂志让周立太知道了许多法律条文，这些枯燥的法律条文，又通过案例故事，明白其含义，这让他收获不小。通过故事学习法律是一条捷径。
学习法律，教材书必不可少。可周立太一穷二白，根本没有钱买书，也没有时间买书。安猷砖瓦厂距安乡县城有15里路，全是泥泞的小道，又没有自行车，去一趟很难。
周立太好不容易在安乡县图书馆办了一个借书证，每年2?郾5元。他去一次借回好几本书，为了及时归还，只有大量抄书，同时记下读书笔记。
在工资微薄、劳动辛苦、底子又很薄的条件下自学，其艰难可想而知。
为了更好地学习法律，周立太很想找人指点。1982年，他冒昧地给安乡县一个知名律师写信，请求他给予指点。
律师回信说：
按照我国政府规定，律师是国家干部编制的行业，律师都是正规专业学校毕业的有专业知识的人才能胜任的。一个农民想跻身于这个行业，是根本不可能的。再说，法律专业是一门浩瀚似海的学问，一般大学生都要专门学习四年才能毕业，你一个只有小学二年级文化的农民，要学通这门知识岂不是比登天还难。我劝你，不要白费力气，也不要白白浪费时间，有时间去挣点钱比什么都强。当然，作为一个农民，你的任务是种好责任田，多打点粮食，也可以为国家作贡献，千万不能这山望着那山高，见异思迁，那样恐怕是心比天高，命比纸薄，到头来是竹篮打水一场空，让你什么都得不到。我希望你安心地放牛种田，这比什么都好。
这封信给了周立太很大的刺激。以致多年以后，他还是不能释怀，认为这位律师有意挖苦、打击他。
他发誓要在法律的道路上，比回信的律师走得更远。
还有一次，周立太登门找当地一个法律工作者求教。在他一尘不染的家，周立太简直不知坐在哪里好，只有拘束地坐在一个小木凳上求教自己清理出的疑难问题。快要结束时，他还没有完全起身，主人就忙着准备用布擦凳子。原来先生的太太是一位医生，清洁成癖，生怕周立太为他家遗下灰尘和细菌。这一举止让周立太自尊心受到了极大的伤害，心里很不是滋味。从此，他再也没有求教过这位先生。
也不是没有碰到过好人。
有一次，周立太到安乡县百货公司买东西，正好当地法院一位庭长贺家奇的女儿贺静梅也在。周立太向她倾诉学习法律的困境，希望她能给予帮助。贺静梅是一个好心人，欣然同意把父亲的书借给他看，如期归还即可。
这对无钱买书的周立太，无疑是一个天大的好消息。就这样，大厚本的《法学概论》、《法律汇编》、《法学词典》等大学课本和专用工具书开始和周立太朝夕相处，引领他慢慢步入了法律的殿堂。
周立太还结识了后来成为湖南公安高等专科学校的副教授丰明老师。丰明是1969年毕业于大学法律系的高材生，时任安乡县检察院办公室主任。这位在公检法系统工作多年、有着专门知识和丰富实践经验的老法律工作者，看到公民法律意识相对淡薄的时期，出现这样一位好学法律的年轻人，感到非常高兴，并且积极地支持和帮助周立太。
会学习的人，总能找到时间
湖南是全国著名的“火炉”之一，那里夏天炎热潮湿，简直就像是蒸笼。
上夜班对周立太来说好过些，白天他可稍微睡一会儿就起来看书，光着上身，下面穿一条短裤，手摇把破蒲扇，一边扇凉，一边读书。可是到了上白班，夜晚就难过了。夜幕降临，经过白天高温熏蒸和日光照射的简易房早就成了桑拿房，夜里蚊虫肆虐，一把破蒲扇难以招架。
躺在床上不行，睡在地上还是不行，汗水像小溪一样流淌，蚊子哼着他们的进攻曲，不停地骚扰，周立太一边看着书，一边用蒲扇或手掌反击蚊虫，很难安下心来。
而辛苦了一天的工友们也不愿意宝贵的瞌睡受到打搅，他们对此很有意见：“谁家养的耗子，半夜吵了老子！”“我说周立太，你要进步我们不阻挠你，但是你也不要打扰我们的好梦啊！”……
什么话都有。周立太听着着急，他也不想这样，但是没有办法。白天干活，晚上再不读书，就完了。在工友的催促下赶紧熄灯睡觉，可躺下来他辗转反侧，根本睡不着，心里惶惶的。不得已又爬起来挑灯夜读，直到天快亮了才迷迷糊糊地打一个盹儿。
晨鸡报晓，周立太又要去工作了。临走时，他急忙拿起昨夜没有看完的书，装进衣服口袋里。他想，或许工作期间会出现一些空闲时间，能看多少就看多少，总能补回一些损失。
有人总结过，说会学习的人总能找到时间。车间里设备坏了，或是任务完成后的闲暇，周立太总是找一个僻静的角落看书，不浪费一分一秒。
边劳动，边学习，在砖瓦厂的三年，周立太卧薪尝胆，在简易的宿舍里送走了一个又一个苦日子。此时，包括他自己也无法相信，这个一文不名的青年会从这条拉板车的泥土路上走出来，有朝一日成为一位名扬全国的律师。
看到周立太学习的人逐渐多了，听说他想当律师的人也多了。于是，周立太学习的事在一段时间内成了这个工厂里的新闻话题。有人在赞叹，有人在羡慕，也有人在钦佩之外还有些担心。总之，赞叹和鼓舞的人占了多数，也少不了冷嘲热讽。
有的说：“一个泥腿子，还想当律师，真是癞蛤蟆想吃天鹅肉！”有的说：“一个连小学都没有读完的人，想学法律，能看得懂吗？”“一天坐在那里，还不是猪鼻子插葱——装象（相）。”有的人更刻薄：“看他那个样子，还想当律师，你去问问他，看他祖坟上冒过那股烟没有？真是自不量力，痴心妄想！”
周立太不管这些，议论总有到头的时候。
原乡党委副书记兼乡经委主任刘士球还记得这样一幕：4月的一个晚上，狂风大作，暴雨倾盆，他放心不下，来厂里察看。看到一间房里煤油灯一闪一闪的，推门进去，见周立太正伏在桌前专心地读着一本法律书，一旁，是记得密密麻麻的笔记本，还有一块干馒头。
刘士球对这位一天干活这么苦还要坚持学习的小伙子十分赞赏，问他这么苦学，究竟有啥想法。周立太回答得很干脆：我就是想通过法律手段来保护劳动者的权益。
当时的厂负责人兼车间主任何德政则说，周立太干活卖力，性格也直，有不合理的事，他敢说几句公道话。大家对他都有好感，所以他成为砖厂众多打工者中第一个改吃集体粮的，而一般合同工不享受这一待遇。
周立太成为集体职工后，每月可以吃到30多斤口粮。为了给他创造条件，何德政还将自己的一间住房让出来给他。后来又介绍周立太认识了一位姓梁的老律师……
周立太初到安乡的时候，正是中国发生重大变革的时期。通过对“实践是检验真理的唯一标准”的讨论，全面否定了“两个凡是”，从而全面否定了“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确立了以邓小平同志为核心的党的第二代领导集体，并拉开了我国农村经济体制改革的大幕。犹如第二次解放的广大农民又分得了土地，获得了土地自主经营权，劳动积极性空前提高，农业生产获得了空前的发展。这也为城市经济公有制改革创造了经验，一个全面建设四个现代化的高潮正在兴起。
饱受“文革”摧残的广大人民渴望在经济发展的同时，社会主义民主和法制也得到加强，让人民享受到更多的民主权利，让社会主义的法制来保护人民的权利，不让“文革”那样的历史悲剧在中国重演。
深谙中国国情和了解民意的中国改革开放的总设计师邓小平，提出要“一手抓经济建设，一手抓社会主义民主和法制”。《宪法》的修改，从法制上堵住了“文革”再次发生的可能；《刑法》、《刑事诉讼法》的颁布和实施揭开了社会主义法制建设的序幕，中国开始向法治社会迈进。
在这令人欢欣鼓舞的大好形势下，周立太学法犹如游鱼得水。他弄懂了法学的基本概念，弄懂了《宪法》这一根本大法与其他法规的关系，更弄懂了中国社会主义法制的立法原则就是立法为民，要让一切法规为社会主义革命和建设服务，要最大限度地保护人民的利益。
周立太虽然上学不多，但他有一副好脑子，又勤奋刻苦，学法的进展比较顺利。对于新颁布并随之实施的《刑法》等法规，他通学多遍，关键章节几乎都能背下来。
调解村民纠纷，“土律师”初露锋芒
1983年底，周立太接到父亲周信佑来信，说他年老多病，家里责任田无人耕种，让周立太接到信立即回家。
为了年迈体弱的父亲，周立太离开了这个有着众多恩师、朋友，并生活了三年之久的安乡县安猷乡新开口村。
行前，他向所有能见到的恩师、朋友一一告别，并还清了所借的书籍，一再向他们表示谢意。老师和朋友们都祝他在自己选择的路上走好，并能成功。
周立太清理好自己的行装，行李竟有一半是自己买的书刊，他一本也舍不得丢掉。一根竹竿，一头还是那床从部队带的被褥，一头是沉甸甸的书。
一副挑担，半担书籍，周立太没有愧心、没有羞涩地走向归乡的路。他想，三年来，虽然没有挣到钱，可却找到了通往理想的路，这路虽然还很曲折艰难，但一定要走下去，一直要走到头。
这一年春节前，周立太返回到开县高桥村。村里人知道他从湖南打工回来了，像是到动物园看大象一样来到他们家，看看周立太——这个远在外地赚钱回来的人，是不是腰缠万贯。
但很快村民们发现，重新归来的周立太变了，不是变得更有钱了，而是变得爱读书了。干活时身边也带着书，休息时看上几页，也爱滔滔不绝地说话，话里还不时夹杂着许多法律术语。
那时，在乡下，懂法律的人很少。
他自学法律的事，很快传开了。
村民们从此对他另眼相看。有一些惹上纠纷的村民，开始来找他，希望借他的伶牙俐齿帮帮自己。找上门的人，总会拿着一块肉、一条烟作为酬谢。能为家里带来一些额外的收益，他母亲很高兴，也乐意给儿子揽活。
周立太的一位朋友王韶江说，他和周立太之间的交往，就是从周立太去邻村调解一户人家的家庭矛盾的路上开始的。那是1984年夏天的一天，一辆破旧的手扶拖拉机在乡间的泥土路颠簸着往前开，周立太的身体被颠得晃来晃去，可他还捧着一本书在看。
当老师的王韶江看到这情境，不由地像管学生一样地管起周立太。王韶江问周立太是干什么的、为什么这样看书、这样看书不累吗，并告诉他这样看下去会损伤眼睛的。
听了这一连串话，周立太笑着回答：“我叫周立太，是个放牛种田的，这位开拖拉机的接我去他家调解一些家庭矛盾。我坐在车上没事做，就随便看看书。我已经习惯在车上看书了，没有啥子麻烦的。”
早已听说过“土律师”的王韶江知道眼前这位土头土脑的汉子原来就是周立太后，高兴地忙握住了他的手，两人就成了朋友。
周立太一边务农，一边有求必应地热心做调解员。这却惹恼了村长，因为先前村里发生了什么事都是找他，有什么好处都归他，现在这个“土律师”抢了自己的饭碗。村长很不高兴，总是设法和周立太过不去。但周立太并不把这事放在心上，依然乐意为乡亲们东奔西走。
在调解村民纠纷过程中，有些农民向周立太反映一些乡村干部乱征、乱收、乱罚、乱摊派的问题。遇到这样的事情，周立太虽然对前来求助的村民摇头，却建议并鼓励他们拿起法律武器，和村、乡干部据理力争，或向上级部门反映，或通过合法渠道向法院提起诉讼。
经过了越来越多这样的“告状”后，周立太发现，做一名“土律师”，有太多无能为力。
他想走出山村，当一名真正的大律师。
04机会之门，要用头撞开
从农民、文盲到律师，周立太在一般人眼中已是土鸡变凤凰。从小就在饥饿中长大的他很明白，原地等待，树不会结出果子，路不会自动敞开。
周立太喜欢毛遂自荐。还在湖南打工时，他就知道写信推销自己了，尽管也曾吃闭门羹。
1983年5月，周立太冒昧给开县司法局写了一封信，信中讲了自己在湖南打工并自学法律的故事，希望将自己所学的知识贡献给社会。
当时的开县司法局局长叫王明治。王局长接到信后，认为这个年代农村学法律的人才不多，而且这个青年勇气可嘉。他很赞赏周立太的自荐行为，并欣然给他回了一封信：
对你这样一位文化基础差、法律基础薄弱的人来说，要学好法律是困难的。但你不怕困难，多年来坚持自学，想当一名律师，这种精神很让我受到鼓舞。你一定要树立信心，下定决心，克服一切困难去学，目标既定，不学好决不回头。只要你学好了，相信随着改革的发展、人事制度的改革，你一定有机会圆你的律师之梦。我衷心希望你能成功！
其实，王明治也早已知道周立太的大名了。
之前，他曾接到县政府转来的某乡政府的反映材料。材料反映，最近一段时间，在五通乡、跳蹬乡的一些村庄，有个姓周的“土律师”在活动。说他是专门“动烂事”的人，煽动少数不明真相的村民和政府作对，严重干扰了村、乡的正常工作，希望有关部门严厉打击，并取缔“土律师”的非法活动。
周立太到底是一个怎样的人？王明治决定自己探个究竟。
王是个有丰富工作经验的司法干部，1963年从西南政法大学毕业后，响应党的号召来支援山区开县，先后做过法院书记员、助理审判员、审判长、党组成员兼办公室主任，1982年任开县司法局局长。凭着在开县20多年的工作经历，他熟悉村、乡一些干部的素质和作风。
很快，王明治局长带着几个人到五通乡私访。
通过走访当地的一些当事人，他们了解到，周立太在村民心中很受欢迎，是一个敢为村民做主，懂得以法维权的人，完全不是材料中反映的那个专门跟政府作对、煽动少数村民闹事、影响乡村正常工作的“土律师”。事实是，在村、乡干部中，确实存在一些作风粗暴，乱摊派、乱罚款，随意加重农民负担的现象，老百姓对此颇有微词。
调研中，王明治感到提高农民，包括村官、乡官们的法律意识，任重道远。乡村其实还需要更多的像周立太一样的“土律师”。
随后，王明治将自己所见所闻向县里做了报告，认为村、乡少数干部要教育，提高法律意识，要让他们改变工作态度，督促他们自觉维护农民利益，不再干侵害农民利益的事；对周立太这样的“土律师”不但不能干预、反对，还要支持、保护，因为只有像他这样的律师，才能真正带动老百姓的提高学法、用法意识，对普法有着极其重要的推动作用。
王明治的报告引起了有关领导的重视，他的意见得到了县上领导的支持。
周立太得以在乡里继续“明目张胆”地从事他的律师事业了，而乡村干部不敢再轻易刁难他了。
自荐进法律服务所，被破格聘用
在周立太依旧为乡亲们维权而热心奔走的时候，改变他命运的机会来了。
20世纪80年代的中国，还是一个典型的计划经济制度下的农业大国。在农村，小到家庭婚姻纠纷、邻里纠纷、财产纠纷，大到土地承包、申领许可证、工商登记等多种形式的非诉讼法律事务，都迫切需要律师的指导和帮助。
农村法治建设一直是一个重点和难点。如何为占人口主要成分的广大农民提供符合其经济、文化层次需求的有效法律服务，政府一直没有停止探索。1985年是中国法律进程中具有重要意义的一年，这一年，政府为了进一步加强法制建设，决定在全国所有乡镇建立法律服务所。
周立太得知这一消息，犹如久旱的禾苗盼来了及时雨，知道他的机会或许就要来了——在全国建立乡镇法律服务所的浪潮中，四川省政府、县政府都一定会有一些动作。周立太坚信，只要组建法律服务所，就应该有自己的机会。
但由于地处偏远的农村，信息封闭，周立太感到时间过得太慢。
他等不及了，又给王明治写了一封信。信中把自己的简历、学法经过和强烈的报效社会的理想和盘托出。信小心地投递出去后，周立太日日都在盼望回信。有一个晚上，他还梦见自己正站在庭审现场滔滔不绝。
那次调查后，王明治对周立太印象深刻，心存好感。现在收到周的来信，他决定约见周立太。他想在那块文化落后、法律意识薄弱的地区，出现一位自学法律，敢于为农民办事的法律人才十分难得，这或许是个值得培养的青年。
时隔20年后，这位年近古稀的老人仍然清楚地记得周立太与自己初次见面时的情景。那天，周立太一身农民打扮，背着军用黄书包来找他。周立太虽然消瘦，但很挺拔，说话心直口快，思路清晰。
王明治觉得眼前这个青年，真是一个人才，作为司法部门，应该尽可能为他创造发挥才能的条件。短暂的交谈过后，王明治让周立太回家等消息，还告诉他在开县陈家区组建法律服务所的事正在最后的运作当中，一有消息就立即通知他。
回到村里周立太仍旧很激动，日日都在等待好消息。
1985年8月，开县司法局决定在开县陈家区组建法律服务所。在王明治的极力推荐下，周立太被破格聘用为该所工作人员。
直到现在，周立太仍说王明治是他的“贵人”。在那个年代，他这样一个没有文凭的人想要走进法律服务队伍，无疑是异想天开。因为当时中国律师制度刚恢复，当律师虽然不需要考试，但必须是国家干部，而周立太只是一个农民。
进城：5000元钱买个官？
8月的一天，周立太挑着简单的行李进城了。他终于结束了一边做农活，一边做“土律师”的日子。
关于城里，周立太向往已久。那该是个什么样的地方？想象中，城里有楼，有车，还有很大的办公室。在城里工作的人，都应该很容易赚到钱，不会饿肚子，不用喂蚊子，不用种地……还有一条：不用听父母的唠叨。
陈家区（现为长沙镇）法律服务所，设在陈家电影院售票窗口旁的一间房子里，室内只有8平方米，办公设备简陋，只摆了一张床，一张办公桌。
法律服务所一共三个人，所长魏大安，魏大安的儿子魏林和周立太。
周立太来到这里不久，便心生压抑。
魏家父子二人根本不把周立太放在眼里，所长拿公款给老父亲看病，事后再签字同意报销。周立太看不惯，也想不通，一个好端端的法律服务所为什么就成了魏家的？
为了方便自己图谋私利，魏家父子千方百计排挤周立太，希望他离开陈家区法律服务所。眼里揉不进沙子的周立太，不愿这样没有作为地生活下去，决定离开，到开县另一家法律服务所——丰乐区法律服务所去上班。
在陈家区法律服务所工作期间，虽然周立太觉得自己没有发挥出应有的作用，但欣慰的是，他在这期间广交了朋友，还组织了同乡会，为以后自己事业的拓展，奠定了一定的基础。
在丰乐区法律服务所，他如鱼得水，业务进展很快，加上他的为人，找他代理的业务接踵而至。丰乐法律服务所因为周立太的到来，很快改变了以前不景气的局面。年底，法律服务所被评为先进所。而周立太本人，却和“先进个人”擦肩而过。不会搞关系的周立太很愤怒，决定离开。
然而哪里都一样。在新就职的汉丰法律服务所服务了一年，在那里，他辛苦付出，年关时所里大聚会，连面条都没请他吃一根。
“我每到一个所，都大力推动了单位的快速发展，他们凭什么坐享其成，还对我这样？难道就因为我不是国家干部的身份，就可以任人宰割？！那么多日日夜夜，我为了充分维护当事人的合法权益，推敲了多少法律条文，改写了多少诉状！多少个节假日，挤火车，蹲散席，东追西讨！我的付出就那么不值一提吗？我看原因还在于他们素质低下！”回忆初当律师的那些日子，周立太心绪难平。
此时，他原先供职的陈家区法律服务所又向他伸来了“橄榄枝”——希望他重新回来效力。原来，离开了周立太的服务所经营一路下滑，终因竞争不力，几近倒闭。
周立太很想一口回绝。自从离开陈家区法律服务所后，他就没有想过回去。他不屑和魏家父子那样的人打交道。但自己这样东游西荡，也不是个办法。
聪明的周立太想出了一条计策。他提出，如果加入陈家区法律服务所，那魏家父子必须离开，人马由他重新组合。
不久，他进一步设计了一个承包方案：每年上缴司法局5000元，其他一切由他管理和安排，任何人不得干涉。他把想法一条一条写进了合同里。他想如果不这样，以后的日子注定会后患无穷。
这就是周立太常说的“5000块钱买个官”的来历。
没想到司法局很快答应了这个方案。在司法局的压力下，魏家父子不得不黯淡离开。
周立太终于迎来了自己做主的时代。他兴奋莫名，觉得从此可以大干一场了。
从不主动请客、从不喝酒的周立太，决定宴请司法局领导，感谢他们的支持。他端起酒杯向局长王道海敬酒：“我的家族，祖宗三代从来没有人当过什么官，我父亲也只当过生产队的队长，现在我花5000元钱买了一个所长的官做，真要感谢司法局，感谢你的支持，以后我一定不会辜负你的期望！”
晚上，他一嘴酒气地回家，依然兴奋得手舞足蹈。全家人都奇怪地看着他，这个平时正经八百的人，一时间又跳又叫，不可理喻。长这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