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Matters）裁定“圣城支持者”为“恐怖组织”。成立之初，“圣城支持者”主要破坏西奈半岛地区的输油管道和交通设施。2013年埃及军方罢黜穆尔西总统职务后，“圣城支持者”开始大肆袭击西奈半岛地区的埃及军事和政治目标。2014年初，不少“圣城支持者”的成员开始前往叙利亚寻求“伊斯兰国”组织的资金支持。同年10月“圣城支持者”宣布效忠“伊斯兰国”组织，并更名为“西奈省”。2014年10月，“伊斯兰国”组织头目巴格达迪在一次讲话中号召西奈地区的极端分子“加入就近的组织之中”，并且扬言要“向埃及独裁者发动袭击，让犹太人恐惧地颤抖。”随着时间的演进，“西奈分支”的袭击目标发生了重大变化。“圣城支持者”成立之初，主要袭击西奈本地通往以色列和约旦的油气管道，并向以色列境内发射火箭弹。事实上，从2011年到2013年，“圣城支持者”并不是西奈半岛地区极端组织的“主力军”。当时，西奈半岛还活跃着其他极端组织，它们的人员规模和影响力都远超过“圣城支持者”。例如，2012年11月底西奈地区的极端组织向以色列发射99枚火箭弹，其中“圣城地区圣战者协调委员会（Majlis Shura al-Mujahidin fi Aknaf Bayt al-Maqdis）”发射了72枚，而“圣城支持者”仅仅发射了一枚针对埃拉特的火箭弹。在组织架构上，“圣城地区圣战者协调委员会”早在2012年末就建立了“加沙分支”，他们开展秘密活动，并且在加沙地区策划了数起暗杀和爆炸事件，直至2013年被哈马斯下属的安全机构摧毁。包括“西奈分支”在内的西奈极端组织“本土性”和“内生性”特征明显。2005年，“认主独一与圣战组织（Al-Tawhid wa al-Jihad）”制造的沙姆沙伊赫爆炸案，开启了西奈地区的极端主义泛滥时代。该组织创始人哈立德·穆萨德（Khaled Musaed）出生于北西奈地区的萨瓦拉卡（al-Swaraka），其本人深受伊拉克“认主独一与圣战组织”头目扎卡维的影响，因此，由他领导的极端组织也与扎卡维的组织名称相同。哈立德在领导“认主独一与圣战组织”期间，多次表明要追随扎卡维，并视其为组织的榜样。2005年9月，埃及军方击毙哈立德。哈立德死后，“认主独一与圣战组织”趋于瓦解，成员逃往西奈阿里什、拉法、伊斯梅里亚（al-Isma’iliya）、哈拉勒山（Halal Mountain）和纳赫拉（Nakhla）等地藏匿。之后，有些极端分子通过联络当地的宗教和社会人士，伪装成社会慈善人员，并成立了若干伊斯兰慈善团体，如“北西奈冲突协调委员会（Legitimate Committee for Conflict Resolution in North Sinai）”等组织，帮助当地部落和村镇居民进行军事训练，建立地方武装以对抗政府。有些极端分子则重新招募当地人，组成新的极端组织，袭击埃及政府和以色列目标。其中，2012年6月在西奈地区成立的“圣城地区圣战者协调委员会”最具代表性。“圣城地区圣战者协调委员会”以“基地”组织伊拉克分支（“伊拉克伊斯兰国”，即后来的“伊斯兰国”）为模板，赞扬他们在伊拉克的英勇战斗，称颂本·拉登的功勋，表达出对“基地”组织的忠诚。“圣城地区圣战者协调委员会”还曾经在2013年提到要鼓动加沙地区的极端分子推翻“腐败的哈马斯”，进而直接向以色列发起战斗。除了该组织外，2011年之后西奈地区还出现了多个极端武装团体，包括“乌玛军（Jaysh al-Ummah）”、“伊斯兰军（Jasay al-Islam）”和“圣城支持者”。总体来看，在2012年之前，“圣城地区圣战者协调委员会”的活动更频繁，其作用更大。2011年埃及政局动荡后，西奈半岛的安全形势再度恶化。2011年8月，在征得以色列政府同意之后，埃及军队发起“猎鹰行动”，调集2,500余名军人部署西奈半岛，展开大规模的搜捕行动，击毙和抓捕了大批可疑分子，但西奈的安全局势并未明显好转。2012年7月，美国国务院反恐协调办公室发布报告认为，“贯通西奈、以色列和加沙的武器、人员、现金和其他违禁品的非法走私网络，可能与当地的恐怖组织存在关联。此外，利比亚卡扎菲政府倒台后，由利比亚过境西奈走私到加沙的武器数量也大大增加”。从2011年下半年到2012年，不断有武装分子由西奈地区向以色列境内发射火箭弹，并且通过西奈半岛潜入以色列境内向以色列军民目标发动袭击，造成重大人员伤亡。鉴于此，2012年8月埃及政府再次动用陆海空三军力量，在西奈地区发起了规模更大的名为“西奈行动”的军事行动，打击藏匿在西奈地区的极端分子。在为期近一个月的行动中，埃及军队拘捕了约2,000名极端分子嫌疑人，缴获了大量的武器弹药，捣毁了数十条连接西奈—加沙地区的地下通道。埃及军方还十分注重同当地贝都因人相配合，在行动中组织当地贝都因部落长老参与会谈，指认极端分子嫌疑人。然而，埃及的军事行动不仅没能根除西奈当地的极端组织，当地驻军反而屡遭暴力袭击，“圣城支持者”也逐渐成为西奈地区最强大的极端组织。原因有三：第一，西奈当地适合极端组织生存的土壤仍然存在，埃及军队的强力打击难以持续；第二，逃亡叙利亚和伊拉克的极端分子同当地的“伊斯兰国”组织和“基地”组织下属的“支持阵线”取得联系，一些拥有实战经验的武装人员秘密地潜回西奈地区；第三，埃及军队在西奈半岛地区的军事行动在打击极端组织的同时，客观上打破了各个极端组织在西奈地区的力量平衡。事实上，“圣城支持者”、“圣城地区圣战者协调委员会”、“乌玛军”和“伊斯兰军”等极端组织有着相似的意识形态，但成员间部落和家庭矛盾、组织结构和境外支持背景的差异，使不同组织在西奈地区相互倾扎。年埃及政府实施强力打击，重创其他极端组织，却为“圣城支持者”的扩张带来良机。自2011年以来，“圣城支持者”（“西奈分支”）无论在袭击目标和活动区，还是袭击烈度和宣传方式上都发生了变化。在袭击目标上，“圣城支持者”由袭击油气管线和军事目标，扩展到政府官员和普通游客。如2013年12月，“圣城支持者”将参与推翻穆尔西政府的情报官员穆罕默德·马布鲁克（Mohamed Mabrouk）在开罗的家门口打死。2014年2月，“圣城支持者”在西奈塔巴的一辆旅游车上引爆了炸弹，炸死多名韩国游客，袭击者还威胁外国游客迅速离开埃及。在活动地域上，“圣城支持者”由成立之初在西奈地区扩展到上埃及、开罗甚至加沙地区。如2014年1月，埃及内政部长技术办公室主任穆罕默德·赛义德（Mohammad Said）在开罗家中被刺身亡。2014年10月，加沙地区出现一伙自称“伊斯兰国”组织人员的极端分子，袭击了加沙城内的法国文化中心。在恐袭规模上，“圣城支持者”（“西奈分支”）策划的袭击频次和规模不断扩大，由过去单纯的袭击和破坏，发展到同埃及军队大规模的直接对抗和交火，显示出武器装备和组织规模的全面提升。2015年1月，西奈半岛北部和苏伊士运河附近多处军警检查站，几乎同时遭到了武装分子的自杀式袭击以及迫击炮和汽车炸弹袭击，造成数十人伤亡。2015年7月，西奈城镇谢赫祖韦德（Sheikh Zuwayed）遭到袭击，造成数十人伤亡。在此次袭击事件中，“西奈分支”选择同埃及军方直接对抗。袭击者不仅多达300余人，而且拥有迫击炮、火箭炮甚至导弹等重武器，同埃及军警交火长达十多个小时，袭击者还在多个地点升起了“伊斯兰国”组织的旗帜，最终埃及军队在出动武装直升机等重型武器之后才将此事平息。在宣传方面，“圣城支持者”（“西奈分支”）的宣传方式更加专业。在袭击发生之后，“西奈分支”往往能够在第一时间通过社交平台“认领”事件，而且能够通过视频来记录袭击过程。2015年7月，埃及一艘巡逻艇遭到导弹袭击，随后“西奈分支”认领了此事件，并且配有视频资料大肆渲染。日，一架载有逾200人的俄罗斯客机在埃及西奈半岛坠毁，“西奈分支”宣布对此次袭击事件负责，并配上疑似袭击过程的视频，表示袭击是对俄罗斯打击“伊斯兰国”组织的报复。2016年以来，“西奈分支”的袭击活动仍然持续不断。2016年3月，北西奈省首府阿里什附近的一处哨站遭到“西奈分支”武装分子的袭击，造成十多人死亡。4月，“西奈分支”在北西奈省的阿里什和谢赫祖韦德附近实施多起袭击，造成数十人伤亡。8月，北西奈省阿里什一辆警方的装甲车在市中心广场附近例行巡逻时，遭遇“西奈分支”埋设的路边炸弹袭击，造成多人死伤。此外，“西奈分支”也将袭击目标对准了西奈半岛以外的埃及其他地区。日，一伙“西奈分支”分子袭击了开罗南部赫尔万区（Helwan）的一处检查站，杀死了8名警察。除了袭击军事目标和警察，“西奈分支”还将袭击目标对准埃及的基督徒。2016年12月，开罗一处基督教堂遭到“西奈分支”极端分子的炸弹袭击，造成数十人死亡。2017年1月，西奈阿里什的一埃及警察岗哨遭到“西奈分支”极端分子袭击，造成5名警察死亡。由于西奈安全局势日益严峻，埃及政府发动了针对“西奈分支”的打击行动。早在2014年1月，埃及军队就击毙了“圣城支持者”的一名高级指挥官阿布·马里阿姆（Abu Mariam）。2016年5月初，埃及军队根据情报，对谢赫祖韦德郊外的一处“西奈分支”聚集点发动突袭，打死打伤数十名“西奈分支”武装分子。2016年8月，埃及军队在一次战斗中击毙“西奈分支”的领导人阿布·杜阿·安萨里（Abu Doaa al-Ansari）。2016年11月，埃及检方将292名“西奈分支”嫌疑人送交军事法庭审判。与此同时，“伊斯兰国”组织在叙利亚和伊拉克战场上的败退，也使得“西奈分支”外来援助减少。然而，“西奈分支”仍然不断发动针对埃及军事和警察目标的袭击，有学者指出，断定“西奈分支”已经走向穷途末路还“为时尚早”。二、“伊斯兰国”组织西奈分支发展的主要原因“伊斯兰国”组织西奈分支能够迅速发展，除了受到“伊斯兰国”组织的资金、武器和人员上的支持外，还有以下几个重要原因。首先，埃及始终存在伊斯兰极端主义思潮的暗流，每逢政局动荡之时，伊斯兰极端组织便乘势滋生。埃及是穆斯林兄弟会的源起之地，受到了伊斯兰政治力量的重要影响。有学者曾经指出：“伊斯兰教是广大阿拉伯国家中唯一强大的政治反对派，当政府对于经济和社会问题束手无策之时，伊斯兰教便会势力大增。”在埃及历史上，伊斯兰极端主义往往滋长于国内矛盾激增、经济社会发展乏力的动荡之时。埃及的极端主义思想可以追溯到20世纪50年代穆斯林兄弟会重要领导人赛义德·库特布（Sayyid Qutb）。库特布要求穆斯林放弃消极思想，用所谓“行动计划”武装自己。他为“圣战”和“圣战分子”辩护，主张用《古兰经》的法律条规来严格管理社会。20世纪70年代，埃及社会进入剧烈动荡期，包括“伊斯兰团（Al-Gama’a al-Islamiyya）”、“伊斯兰圣战者（Tanzim al-Jihad）”、“穆斯林教团（Jamaat al-Muslimin）”、“地狱拯救（Al Najun Min Al Nar）”在内的伊斯兰极端组织相继涌现。20世纪80年代以后，尽管穆巴拉克政府强力打击境内的恐怖组织，但始终无法根除。埃及伊斯兰极端组织最初主要在开罗和上埃及萌芽和发展，如“伊斯兰圣战者”。进入20世纪90年代，开罗和上埃及地区不断爆发政治暴力，安全形势急剧恶化。据统计，年，死于政治暴力的人数逐年攀升，1991年约30人死于政治暴力，1992年死亡人数激增至92人，年的死亡人数分别为266人、304人和415人。从1996年起，埃及政府加大了对极端组织的打击力度，政治暴力事件造成的死亡人数随之下降，1996年～1998年的死亡人数分别为174人、193人和39人。20世纪90年代后期，伴随着埃及政府的强力打压，埃及境内的极端组织活动逐渐销声匿迹，“伊斯兰团”和“伊斯兰圣战者”等组织的大多数成员放弃了极端主义思想，转而投身于政治活动和社会教育。然而，一些顽固不化的极端分子同“基地”组织合并，在埃及继续活动。2011年后，埃及政局持续动荡，原有的政治和军事高压态势不复存在，埃及境内的极端组织迅速抬头。其次，埃及军队在西奈地区无法有效控制局势，且在军事行动中处置失当，不仅在西奈当地民众中留下了消极印象，而且造成极端分子“越打越多”的困局。由于受到《埃及—以色列和平协定》的制约，埃及部队进驻西奈的人数仍然受到一定的限制，加上西奈地域广大，地形复杂，埃及军队难以对西奈地区进行全面的管控。正如一位驻防军官所言：“我们不可能监管所有的道路，不可能预防所有的炸弹袭击，我们可以通过屏蔽电信讯号来阻碍恐怖分子的通讯，但他们可以依赖网络交流。新技术也使恐怖分子可以在数公里之外引爆炸弹。”埃及军队往往分散部署在相互孤立的军营和检查哨卡之间，各个部队之间依靠巡逻队和装甲车机动联络，因此，相对孤立的军警基地和小规模的巡逻小队极易遭到极端分子的袭击。在反恐处置方面，整个穆巴拉克时期，埃及军队和警察在西奈当地的管理较为粗放，主要依靠武力震慑和笼络当地部落酋长来完成对西奈的监管。2005年沙姆沙伊赫惨案发生后，埃及政府在西奈大肆抓捕极端分子、嫌疑极端分子及其朋友、亲属甚至邻居，并在审讯中动用私刑。“许多被抓的人对意识形态、伊斯兰极端主义和司法程序一无所知，他们有的甚至是文盲。”2011年以后，埃及政府并未改变行动方式，导致无法有效掌握极端组织的内部情况，军事行动的效果不佳。如2014年5月埃及军队声称击毙了“圣城支持者”领导人易卜拉欣·穆罕默德·法里格（Ibrahim Mohamed Freg），但很快“圣城支持者”就发布视频，回击埃及军队“易卜拉欣不是我们的领导人”，并嘲笑“埃及军队连我们的领导人是谁都不知道”。因此在每次大规模军事行动中，埃及军队往往对可疑分子不加区分地予以逮捕，以求“不让一个漏网”。如在2012年8月开始的“西奈行动”中，埃及军队在谢赫祖韦德就摧毁了超过2,000间民居。此外，埃及军队在行动中，由于军纪涣散导致的负面效应屡屡出现，正如一位曾经的“统一圣战组织”成员所说：“埃及军队的行动夹杂着‘公报私仇’，以暴制暴的手段增加了部落和当地居民对政府的仇恨。”2012年“猎鹰行动”开始之后，一位西奈当地居民抱怨说：“政府不加区分地胡乱抓人，只要见到拿枪的和留胡子的都抓走……我们的部落领导人阿布·塔尔哈（Sheikh Amin Abu Talha）在动荡时期，拿枪保卫当地的基督教堂，结果也被军队抓走了……官方媒体还将塔尔哈定性为‘恐怖分子’大肆宣传……媒体为什么这样对待我们？”最后，西奈地区长期发展滞后，落后和贫困为极端组织在西奈的扩张提供了可乘之机。自20世纪40年代以来，西奈长期处在埃及政府的有效管辖之外。以色列在第二次和第三次中东战争期间曾经长期占领西奈，根据1979年埃及和以色列签订的和平条约，以色列在1983年才正式将西奈移交埃及管理。2013年，西奈尽管约有人口140万，但除去苏伊士运河沿岸的伊斯梅里亚和赛义德港等大城市，南西奈和北西奈的人口只有约59万人。在西奈地区只有伊斯梅里亚、沙姆沙伊赫和塔巴等地基础设施较为完善，其他地区的发展十分落后，西奈本土的贝都因人的生活仍然贫困。长期以来，西奈地区的发展被忽视，包括贝都因部落在内的西奈居民被边缘化，文盲、失业率在全埃及是最高的地区之一，这一切都为极端组织和恐怖分子的滋生提供了土壤。许多当地青年为了生存，受到来自极端组织的蛊惑并最终加入其中。尽管埃及军队已经加强了埃及—以色列的边境管控，但是由于边境线漫长且地形复杂，难以严格管理，不少西奈当地的年轻人穿越埃及—以色列边境，进而通过约旦前往叙利亚和伊拉克参加当地的极端组织。西奈东部地区尤其是靠近西奈—加沙边境和西奈—以色列边境地区的贝都因人，许多都依靠走私货物和武器为生，更有不少年轻人，组织偷渡团伙，运送武器、人员和资金。因此，尽管埃及军队在边境地区多次开展行动打击非法越境行为，尤其是在2014年底，将边境地区的一些贝都因人村庄进行了整体搬迁，但仍然无法斩断西奈极端组织同外界的联系。此外，极端组织也在当地进行金钱引诱，往往向那些以自己名义发动袭击的武装团体发放资金，以此鼓励当地的极端分子发动更多的袭击。三、“伊斯兰国”组织西奈分支的影响“伊斯兰国”组织西奈分支的影响主要体现在埃及国内安全和国际反恐两个层面。在国内层面，“西奈分支”严重威胁埃及的政治稳定。2013年6月底，埃及军方推翻穆尔西政府之后，埃及伊斯兰政治势力受到极大的削弱，尤其在塞西领导的埃及政府将众多伊斯兰政党和团体定义为“恐怖组织”之后，伊斯兰极端主义思想受到了一些埃及青年人的热捧。2013年8月，埃及军方在阿达维亚广场（Rabia al-Adawiya）的“清场事件”导致了巨大的人员伤亡，尽管大多数穆斯林兄弟会支持者仍然呼吁以和平手段反抗埃及政府，但也有不少支持穆斯林兄弟会的青年人转而倾向于通过暴力手段反抗埃及新政府，尤其是通过支持“伊斯兰国”组织来实现自己的目标。2014年，随着埃及法院宣布穆巴拉克及其两个儿子无罪，埃及民众对政府的不满日益上升。不少埃及青年在网络社交平台上发布口号，高呼穆巴拉克时期穆斯林兄弟会的标志性口号：“伊斯兰教是唯一出路。”2011年之后埃及街头政治长期盛行，封锁道路、静坐示威、游行冲突已经成为埃及政坛的常态。在此背景下，任何埃及政治力量都不可能完全排除暴力干扰，这也为“伊斯兰国”这类极端组织在埃及的扩张提供了良好的政治土壤。2014年11月，埃及一些宗教政党组成了“穆斯林青年起义（Muslim Youth Uprising）”，在开罗举行游行集会期间，有游行人员甚至高举“伊斯兰国”组织的旗帜。此次游行后不久，“伊斯兰国”组织西奈分支就在开罗策划了数起爆炸事件，以示对此次游行的呼应。当埃及法院判定前总统穆巴拉克和他的两个儿子以及前内政部长哈比卜·阿德利（Habib al-Adly）无罪释放后，埃及国内反响强烈，除了一些示威者公开集会谴责法院的判决之外，更有不少极端分子和穆斯林兄弟会的支持者在“脸书”和“推特”上发表过激言论，标榜“建立伊斯兰国家才是埃及唯一出路”。这种表述同2011年埃及动荡时穆斯林兄弟会的网络流行语“伊斯兰教是唯一出路”相类似。应当指出的是，尽管穆斯林兄弟会多次公开表示不支持伊斯兰极端主义行为，但在2011年后的数次政治运动中，埃及穆斯林兄弟会支持者往往通过占领街道、阻塞交通、攻占政府机构和群体争斗等“街头政治”手段实现政治目的，这在客观上助长了伊斯兰极端思想在埃及的蔓延。因此，“伊斯兰国”组织西奈分支不仅发迹于埃及政治动荡之中，其所秉持的伊斯兰极端主义思想更是对埃及政治稳定造成了巨大威胁。与此同时，“西奈分支”的发展还极大地损害了埃及国内旅游产业的形象。2015年10月，“西奈分支”炸毁了一架俄罗斯航空公司的客机，造成227名游客和机组人员死亡，震惊了整个世界。日，3名在红海东海岸赫尔格达（Hurghada）旅游的欧洲游客被两名“西奈分支”极端分子杀害。尽管埃及安全部队迅速反应，活捉一名袭击者，击毙另一名袭击者，但正如埃及旅游部长希沙姆·扎阿佐（Hisham Zaazou）所言：“此次袭击事件极大地打击了旅游部门近来所做的吸引外国游客的努力。”根据埃及旅游部门的估计，2015年前往埃及旅游的外国游客人数大约为930万人次，旅游收益为61亿美元，与2014年同期相比下降15%。埃及安全局势的持续恶化，使埃及的旅游业受到严重打击。在国际层面，一方面，“西奈分支”的扩张使国际和地区反恐形势进一步恶化。2011年中东变局发生后，利比亚、突尼斯、埃及和叙利亚等国的恐怖活动骤然增加。传统上，西奈半岛就是连接埃及和加沙地区的重要通道。2011年埃及局势动荡以来，西奈半岛地区成为极端分子从北非通往伊拉克、叙利亚“伊斯兰国”组织的重要通道。随着北非利比亚和突尼斯政治局势的不断动荡，极端分子在利比亚中部和东部快速扩张，利比亚的“伊斯兰国”组织甚至宣称要和西奈半岛的“伊斯兰国”组织分支共同作战，“利比亚的地理位置极其重要……我们要像德尔纳的兄弟们那样开辟新的阵线……最终同‘圣城支持者’的兄弟们胜利会师。”另一方面，“西奈分支”的不断壮大，使埃及与以色列的双边关系面临严峻考验。1979年埃及和以色列签订《埃以和平协定》，标志着两国双边关系实现历史性突破。但随着包括“西奈分支”在内的极端组织在西奈半岛日益猖獗，埃及和以色列在如何应对西奈半岛极端组织扩张的问题上产生了分歧。根据《埃以和平协定》，西奈半岛上的埃及驻军人数、装备和驻扎范围受到了严格的限制。因此，一些埃及媒体认为《埃以和平协定》侵犯了埃及国家主权，应当予以废除；而以色列则由于无法越境进入西奈开展军事行动，对于埃及军方在西奈打击极端组织的行动效果并不满意。此外，“西奈分支”的出现和发展，使得哈马斯与以色列的关系以及哈马斯和其他伊斯兰极端组织之间的关系进一步复杂化。一方面，哈马斯多次否认同“西奈分支”存在合作关系，哈马斯领导人哈立德·迈沙阿勒（Khaled Meshaal）曾在2014年8月表示，哈马斯与“伊斯兰国”组织并无关联：“哈马斯从不在自己的土地之外发动袭击，我们同‘伊斯兰国’并无关系。哈马斯不是一个崇尚暴力的宗教团体，我们谴责‘伊斯兰国’组织杀戮平民和记者的行径。”2014年11月，“西奈分支”的一名领导人也发表言论，谴责哈马斯“劫掠我们的武器装备”，认为哈马斯“不是真正的‘圣战’组织，而是对加沙人民和穆斯林的背叛。”但另一方面，埃及和以色列则不断指责哈马斯暗中同“西奈分支”保持暧昧关系，藉此打破埃及和以色列对加沙地区的封锁。2014年9月，以色列总理内塔尼亚胡在联合国大会的演讲中，更是将哈马斯和“伊斯兰国”组织共同比喻为“一棵毒树上的枝杈”。因此，“西奈分支”的出现和发展，导致西奈—加沙—以色列地区格局进一步复杂化。四、埃及政府的应对措施2011年中东剧变后，西奈半岛的安全局势迅速陷入动荡。2011年初，埃及军方曾信誓旦旦地表示，西奈半岛的军事局势百分百可控。而在2015年7月，埃及军方对于西奈半岛局势的表态则转变为“百分百控制西奈北部地区”。面对严峻形势，塞西政府不断采取措施，以确保西奈地区的安全。埃及军队在临近加沙的拉法地区设立检查站，从下午5点到早上7点实施宵禁。塞西总统对西奈事务十分关心，他在担任国防部长时就曾经视察西奈半岛的局势。在担任总统后，塞西在2015年2月和7月两次视察西奈，显示出埃及政府对于西奈安全形势的重视。2016年6月以来，埃及军队在西奈地区打击恐怖组织的军事行动取得进展，击毙了包括“西奈分支”领导人安萨里在内的多名“西奈分支”极端分子。除军事打击外，埃及政府还鼓励埃及宗教界与伊斯兰极端思想做斗争。2015年新年，塞西在爱资哈尔大学的讲话中指出：“如果说我们信奉的宗教和思想将导致世界其他地方的毁灭和杀戮，那么这种思想是不可思议的……我再次重复，我们需要进行宗教改革，爱资哈尔的教士们，你们对真主负责，全世界都在盼望着你们的言论，因为伊斯兰世界正在被割裂和毁灭。”2016年12月，埃及议会宗教委员会出台了关于规范宗教教令的法案，该法案规定，只有爱资哈尔和埃及教法判令委员会（Dar al-Ifta）有权发布宗教法令（fatwa），除这两个机构之外，其他宗教机构发布的宗教法令均属非法；如果没有爱资哈尔和埃及教法判令委员会的授权，擅自发布宗教法令的宗教机构负责人将会被埃及政府处以六个月以上监禁或者罚款。“该法令的出台，将会把发布宗教法令的权力集中到爱资哈尔和埃及教法判令委员会的少数高级教士手中，而这些高级教士则受政府监督。”埃及政府还积极同地区国家和国际社会展开各类合作，打击极端组织。塞西政府已经与沙特共同谋划组建“反恐部队”，积极利用阿拉伯国家联盟的平台，深化阿拉伯国家的反恐合作。与此同时，埃及也与以色列在增兵西奈、协调打击极端组织等敏感问题上进行了密切的沟通。根据《埃以和平协定》的规定，西奈半岛依据允许驻扎埃及部队数量的多少，被分成由A到D四个区域。其中A区包括西奈半岛的西部，B区囊括西奈半岛中部，C区是西奈与加沙边界以西部分，D区则包含亚喀巴湾以西以及西奈半岛东北角。《埃以和平协定》规定，埃及在A区可以驻扎机械化部队，B区可以驻扎至多两个边防营，C区只能驻扎警察机构，而D区属于非军事区，埃及空军的飞机和侦察机不允许从B区和C区上空飞越。由于《埃以和平协定》的限制，埃及政府无法在西奈半岛全境部署足够的军队，因此无法对西奈半岛的“伊斯兰国”组织进行有效打击。在2011年穆尔西执政时期，埃及与以色列的关系出现危机，以色列曾经反对埃及在西奈半岛增兵；而在2013年6月埃及军方控制最高权力后，埃及和以色列之间的政治互信增强，以色列也和埃及进行了协调，“从2015年7月之后，以色列已经默认了埃及在西奈半岛的一切军事部署行动”，允许埃及陆军和空军在西奈半岛中部和东部执行任务。以色列前驻埃及大使艾力·沙克德（Eli Shaked）表示：“我们十分期待埃及能够赢得战争胜利，他们必须要取胜，这事关以色列的利益。”随着埃及加大针对“西奈分支”的打击力度，有埃及学者表示，“西奈分支”已经逐渐走向消亡：“该组织藉以生存的五个因素逐渐消减……他们所依靠的组织结构和人口资源逐渐消失，其资金来源、武器储存逐渐消耗，其通讯网络逐渐被割裂，且无法从利比亚和加沙招募人员。该组织已经日薄西山……‘伊斯兰国’不仅在埃及衰落，在叙利亚和伊拉克也将走向终结。”五、结语作为“伊斯兰国”组织全球扩张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西奈分支”的源起和发展当然离不开外部因素的影响。美国“战略东移”和反恐战略收缩所导致的反恐力量下降、伊拉克和叙利亚乱局的持续以及“伊斯兰国”组织的发展和扩张，为西奈地区极端组织的发展创造了条件。与此同时，“伊斯兰国”组织在西奈的发展也离不开埃及国内特殊的极端主义历史背景，它不仅受到西奈地区社会贫困现状的刺激，更受到埃及军队在西奈地区反恐举措失当的影响。“伊斯兰国”组织西奈分支的源起和发展，构成了“伊斯兰国”组织在伊拉克和叙利亚以外扩张的例证。西奈半岛临近苏伊士运河，而“伊斯兰国”组织西奈分支的恐怖主义活动，则威胁着西奈半岛、苏伊士运河乃至埃及的安全与稳定，其危害性不言而喻。随着“一带一路”愿景下中埃关系的不断发展，以中国—埃及苏伊士运河经贸合作区为代表的两国经贸合作不断加强。对中国而言，埃及位于“一带一路”西端交汇地带，拥有独特的区位优势和枢纽地位，是推进“一带一路”建设的重要合作对象。对埃及而言，中国是发展中大国，拥有雄厚的产能、资本和技术优势，是参与“苏伊士运河走廊经济带”开发的优选合作伙伴。中埃在地理区位、资源禀赋、产业结构、技术资本等方面正不断呈现出互补优势，在贸易、投资、现代工业、现代农业、交通运输、电力能源、卫星科技等领域也蕴藏着巨大合作潜能。埃及提出的“苏伊士运河走廊经济带”，也正在成为中埃共建“一带一路”的重要合作领域。“一带一路”在此对接，为中埃发展战略对接迎来历史机遇，中埃苏伊士经贸合作区为中国企业提供了国际合作与发展的良好平台，更将进一步为中埃全方位合作打开广阔的前景。“伊斯兰国”组织在埃及的滋长与扩张所带来的地区安全隐患，不仅造成埃及国内安全局势的动荡，扰乱埃及的投资环境，也可能把中国在埃及人员和设施作为直接攻击目标，威胁中国在埃及的人员和财产安全，最终影响中埃双边关系和“一带一路”建设，因此值得中国持续关注和高度警惕。中国在密切关注埃及国内政治局势的同时，尤其要关注埃及国内恐怖主义动向，做好必要的情报和信息储备；当地中资企业也应加强中埃苏伊士经贸合作区的安保工作，做好和埃及情报和警察机构的交流和沟通，确保中国在埃及人员与设施的安全。此外，驻外领事馆也应当积极主动地做好协调和相关安全预案，以应对可能出现的安全威胁。本订阅号关注中东研究的重大理论与现实问题，发布上海外国语大学中东研究所的学术信息。微信ID：MESI_SISU长按二维码关注我们相关文章猜你喜欢顶尖汽车榜云康教育新学府医考中心莫小點茶汤阁plus直播圈大事件#统计代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