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有谁考虑过清华受处分学生的隐私权吗
作者：之家哥
摘要：网贷之家小编根据舆情频道的相关数据，精心整理的关于《有谁考虑过清华受处分学生的隐私权吗》的精选文章10篇，希望对您的投资理财能有帮助。
《有谁考虑过清华受处分学生的隐私权吗》 精选一提到“婚内出轨”“偷窥女厕”，这类社会花边新闻很容易吸引眼球。然而，花边新闻要是和“清华大学”联系起来，那就更容易引爆舆论了。毕竟，公众一向对清华寄予了厚望。不妨谈一谈网上流出的那一份处理公告吧。这份公告其实并无特别之处，国内凡是接受过十几年教育的，对此都已经司空见惯。公告中有11名研究生受到处分，其姓氏被保留，名字则隐去，性别、民族、年龄、学院、年级、就读的研究生类别，以及犯规的相关细节一览无余。外人当然不知道这些研究生具体是谁，但是，当事人所在院系的研究生同学、朋友、老师，总能对上号，猜得到是谁。俗话说，家丑不可外扬。笔者倒以为，那些为清华点赞、夸清华信息公开透明并借此呼吁大学宽进严出的，可不可以先暂停下来，换位思考一下？作为大学管理者，自己学生中间发生的“婚外情”“偷窥女厕”之类的“丑事”，你会愿意如此开诚布公地向社会详细地披露吗？再从那些被处分的学生的角度来想想，明明已经受到了学校的处分，为什么还要被张榜公布，放到网上去接受全国人民的“道德审判”？清华之所以把公告只是发在内网，就是不愿向社会完全公开，因为处分学生是家务事，更何况也没什么值得骄傲的地方。但是，偏偏在手机可以随意截屏的时代，内网和外网之间的界限很容易消弭，而且之前已经有了这样的先例――有些单位不适合公开的内部信息流出，所引起的社会舆论让人始料未及。况且，总有好事者看热闹的不嫌事儿大，随随便便就把内部信息放到外网。笔者不禁想起国外两所大学对学生作出处分决定的案例。8月末，世界最著名大学之一哈佛大学曝出学术诚信丑闻，在该校的一门春季课程中，近一半上课学生涉嫌期末考试作弊。哈佛发布公告确认该项学术作弊事故，但拒绝透露相关课程名称与学生情况，称“联邦隐私权法禁止学校公布相关学生姓名”。10月，新加坡国立大学对30名在当年迎新活动做出不当行为的学生施以停学、罚款等一系列处分。副校长兼教务长陈永财教授在给全体学生发的一封邮件中说，为保护学生隐私，无论受处分或协助调查的学生，校方一概不透露他们的细节。一个不透露课程名称和学生姓名，一个不透露任何细节，其出发点均是保护学生的“隐私权”。再对比一下清华大学流出的这个公告，当我们还津津乐道于这些学生的道德水准，过度阐释学历和人品之间的关系时，我们是不是都忘记了一个最起码的“隐私权”问题？的确，用白纸黑字或电子大屏直接张榜公布学生作弊的行为，这是不少高校的做法，在这种氛围的耳濡目染下，清华处分学生的公告模式，也没什么不同的地方，大家早已见怪不怪了。只是，这11名研究生真的必须要陷于舆论所带来的嘲讽、品评和批判的狂欢之中吗？对当事人来说，面对“隐私”被泄露，谁又该为此负起责任，难道只是他人一句“咎由自取”就可以应付了事吗？对学生作出处分，只要依据校规，公正、严肃处理，均不为过。但，处理的方式很重要，警醒他人的同时，也有必要适当地尊重个人隐私权，避免对当事人造成“二次伤害”。写在最后：给大家推荐一家3年老平台立即理财拿→(年化收益10%)转载本文请注明来源于安全110：http://www.p2b110.com/news/238041.html分享到：QQ空间新浪微博腾讯微博微信百度贴吧QQ好友window._bd_share_config={"common":{"bdSnsKey":{},"bdText":"我在【网贷安全110】看到这篇经典的文章，有趣-有料-有内涵！你们看看觉得如何？","bdMini":"2","bdMiniList":false,"bdPic":"http://www.p2b110.com/","bdStyle":"1","bdSize":"16"},"share":{"bdSize":16},"image":{"viewList":["qzone","tsina","tqq","wei**n","tieba","sqq"],"viewText":"分享到：","viewSize":"24"},"selectShare":{"bdContainerClass":null,"bdSelectMiniList":["qzone","tsina","tqq","wei**n","tieba","sqq"]}};with(document)0[(getElementsByTagName('head')[0]||body).appendChild(createElement('script')).src='http://bdimg.share.baidu.com/static/api/js/share.js?v=.js?cdnversion='+~(-new Date()/36e5)];《有谁考虑过清华受处分学生的隐私权吗》 精选二-----------·扶持小微-----------有两件事再次引发了我对中国教育的担忧。一个是，跟一位美国名牌大学教授谈博士研究生招生政策时，他说他们今后可能不再招收中国博士研究生了。这不是种族歧视问题，他自己也是中国人，而是因为过去多年的中国学生，开始学习成绩都好，后来做博士论文研究时虽然未必突出，但还可以，可是等到毕业上学术市场找教职岗位时，表现都不好，没办法找到一流大学教职。所以，他们不想再浪费时间培养中国学生了。实际上，不只是他们大学有这个打算，我所在的耶鲁和其他大学，也讨论过同样的问题。虽然我们没有决定完全停招中国学生，但有意识地少招或者偶尔不招。以2015年为例，美国的前30名金融系毕业的博士中，来自中国的不少，但找教职岗位最成功的是去了加州理工学院，那个大学当然不错，可是，这么多中国博士生中没有一个被前10名或前15名金融系。由于这些博士都毕业于顶尖金融院系，这一结果很让人失望，各学校投入的资源和教授精力那么多，并没有得到相应的回报。第二是，在美国金融和硅谷高科技行业中，印度裔高管远超华裔。大家熟悉的谷歌、微软、Adobe、软银、花旗集团等公司的CEO都是印度人，在这种级别的美国公司中似乎想不起一个中国人CEO。公司副总裁一级的印度人就更多了。而且，不只是美国企业界里中国人和印度人的反差这么大，在大学里也如此。比如，几年前美国主要商学院中，有12个在选拔招聘商学院院长，其中有10个给了印度裔聘书，没有一个给中国裔。尽管后来一些印度裔谢绝了，但这本身也反映出中国和印度之间在教育、文化上的差距。中国人天赋好，又聪明勤奋，但为什么结果会如此令人失望，跟美国、印度和其他国家的人差别那么大呢？答案主要在两方面：一是教育理念、教育方法，包括中国父母对子女的养育方式；另一方面是与中国文化鼓励“听话”“顺从”紧密相关，这些文化烙印实际上是中国人一辈子的包袱，走到哪里都无法丢掉，到哪里都吃亏。先谈教育张三（匿名）出生于国内某大城市，高中毕业轻松考上北大清华这样的国内顶尖名校，等他到耶鲁读博士时，哪怕再难的数理经济模型对他来说都太容易。在我的博士生课堂上，他毫无疑问一直是最优秀的，即使在耶鲁这样的世界各地天才汇聚的地方，他的聪明才华照样遥遥领先。可两年后的一天，正当他全力以赴深入做研究而且已经有出色成果的时候，张三找我私聊，说他在考虑是否退学回国去做PE，因为他父母好友愿意出资由他去负责管理，机会难得。我问他：“你的天赋如此出色，我一直认为你最有希望出类拔萃，出一流学术成就。告诉我，你是否真的对学术研究、学术生涯有兴趣、有激情？”多年的经历让我清楚，一个人如果对他从事的工作没兴趣、无激情，尤其当他做的是学术研究时，那么，要他做好、要他做出别人想不到的创造性成绩，那等于是赶鸭子上架，难！每天做自己没兴趣的事情，只会是应付，不会钻进去的，那样他自己也会痛苦、很累。张三回答说：“对学术研究谈不上有兴趣。我可以做，也可以写学术论文，但这不是我的兴趣与激情所在。”这下好了，我跟同事原来期许厚望的博士生，对我们的专业也就是如此。我接着问他：“那你为什么要申请金融博士研究生呢？”他的回答不奇怪：“因为父母要我这样做，而且看到其他同学都这样做。”很多年来教过的中国学生中，真正因为自己喜欢而研读***、金融学的是极少数，绝大多数是因为父母的压力和安排。既然他们都不是因为自己真实的兴趣而为，出现上面我们谈到的，那么多读金融博士、***博士的中国学生最后在职场上表现一般甚至较差，就不足为奇。赶鸭子也许可以上架，但上不了高架的。我见过的很多父母可能从来没有问过，更没有想过“什么是最好的学校”“什么是最好的教育”。学过优化理论的人都知道，“好”“不好”“较好”“最好”这些价值判断都只能是相对的，必须首先搞清楚的是“相对于谁”“相对于什么”，因为不存在没有度量指标、没有参照系的“好”和“最好”。很多人往往是根据父母自己认为“好”的标准去选择“最好”的学校和专业，等于让子女去过一种父母认为好但子女自己未必认为好的职业和生活。有时候，这实际上是迫使子女去实现父母自己没有能实现的专业梦。有得人是随大流，去追求大家都认为最好的哈佛、耶鲁或者北大、清华。如果你问他们“为什么哈佛耶鲁好、北大清华好”时，他们也说不上来。好与不好，只有基于子女的个人兴趣、偏好、个性和天赋才有意义。否则，不仅没有意义，而且很容易造成天赋与人才的浪费，结果只会是子女学习、工作没有热情，无精打采，每天因为在做自己没有感觉的学习或工作而特别累，而且会时常抱怨，对生活、工作失去兴趣。在任何社会中，人才资源是各项资源中最为重要的，因此，把每个人的兴趣和天赋跟其专业尽量配置得一致，是整个经济中最为关键的一部分，也是决定一个国家整体资源配置效率的最关键因素。我们想象一下：一个社会中，每个人都在做自己并没有兴趣但为了养家糊口又不得不做的事，而且每件工作都是由那些并没有兴趣的人在做；在另一个社会里，每个人都选择做自己有激情的事情，而且每份工作都是由对其有兴趣的人在做。那么，这两个社会中，哪个社会的整体幸福感更高、效率和创造力也更高呢？不同文化背景导致了中国人和印度人的不同表现“耶鲁校长理查德·莱文也曾提出学习的用途，并不是为了自己的职业，而是追寻自己的价值。理查德·莱文（Richard Charles Levin）是享誉全球的教育家，曾在年任耶鲁大学校长，上一位任满20年耶鲁校长的还是1899年就任的亚瑟·哈德利（Arthur Twining Hadley）。理查德·莱文曾说过：如果一个学生从耶鲁大学毕业后，居然拥有了某种很专业的知识和技能，这是耶鲁教育最大的失败。因为，他认为，专业的知识和技能，是学生们根据自己的意愿，在大学毕业后才需要去学习和掌握的东西，那不是耶鲁大学教育的任务。那大学教育有什么用呢？理查德·莱文在他的演讲集《大学的工作》（《The Work of the University》）中这样提到，耶鲁致力于领袖人物的培养。在莱文看来，本科教育的核心是通识，是培养学生批判性独立思考的能力，并为终身学习打下基础。通识教育的英文是，liberal education，即自由教育，是对心灵的自由滋养，其核心是——自由的精神、公民的责任、远大的志向。自由地发挥个人潜质，自由地选择学习方向，不为功利所累，为生命的成长确定方向，为社会、为人类的进步做出贡献。这，才是莱文心目中耶鲁教育的目的。正如《大学的观念》（《The Idea of a University》）的作者约翰·纽曼（John Henry Newman）所说：“只有教育，才能使一个人对自己的观点和判断有清醒和自觉的认识，只有教育，才能令他阐明观点时有道理，表达时有说服力，鼓动时有力量。教育令他看世界的本来面目，切中要害，解开思绪的乱麻，识破似是而非的诡辩，撇开无关的细节。教育能让人信服地胜任任何职位，驾轻就熟地精通任何学科。”职业和做人下面这个故事很流行：一家硅谷公司招来三个实习生，分别是中国人、印度人和美国人。美国实习生只求把事情做完就好，一到下班立马走人。他对一些问题尽管一知半解但也能侃侃而谈，一分钟可以讲完的问题，能讲五分钟。中国实习生很努力，活干得最多最好，但不爱多说话。印度实习生工作做得没有中国实习生精细，但也不差。虽然讲话带有口音，但最爱发问，擅长表达自己。在实习期间，学到东西最多的是中国实习生，但是，最后人们最能记住的是那位印度学生。这个故事当然是中国人喜欢讲的，因为中国人看重“硬本事”、看轻“软本事”；按照这种我们熟悉的价值观，这个故事实际是想抬高中国人、贬低印度人，也包括贬低美国人，很符合中国人的口味。但问题也恰恰出在这里，因为我们这种看重“硬本事”的文化取向造就了中国人只能干苦力活、不能像印度人那样在硅谷和美国大学等领域成为领袖人物；也正因为美国和印度社会既看重“硬本事”也看重“软本事”，所以，反馈到文化和教育领域，就变成了不只是要强调数理化，也要强调人文社会科学，在判断人才时不只是看他的硬技能，也看他的表达能力、沟通能力，看他是否是一个风趣的人。比较极端的是，不少中国父母在子女好不容易到美国大学读书后，又偏偏要他们花大学四年学会计，这的确是“硬技术”，对找工作最便利。但是，他们没有想到，实际上中国会计规则跟美国不完全相同，学完美国会计规则，到了国内还要补课才能做会计。而且像会计这种职业性这么强的专业，根本不需要到美国大学去花钱学四年，在国内的技校就可以学到，然后在国内考会计资格，那样既省钱又更实用。这些朋友说，他们担心子女毕业后不好找工作，会计好找工作。如果是这样，国内技校不是更好吗？而且，退一步讲，如果只是为了找工作，麦当劳不是有很多工作机会吗？实际上，这里关键还是在于对“教育”的理解和认识问题。教育有两项主要功能：一是为了职业，一是为了做人，尤其是为了做一个有意思、有趣味、有意义的人。职业培养是为了饭碗，而“做人”的教育是为了让人不只是职业工具，而更重要的是做人。许多朋友一听到自己子女想学历史、文学、艺术，或者心理学、**学、社会学，就很生气，认为这些“软本事”没任何用，不便于找工作，等等。但是，他们不知道，这些“软本事”恰恰是使一个人更加有意思、有趣味的基础。世界需要有“硬本事”的人，但世界是由那些能说会道、知识渊博的人领导的。即使我们走出企业领导、**领导阶层，在社会生活中，那些除了职业以外还了解我们历史、社会、**和经济是怎么来的人也是更加有趣的人，同时更可能是社会中的成功人士。随着互联网资源的丰富膨胀，各类专业技术通过谷歌随时随地可以查到，获得“硬本事”的方式可以是技校、大学，也可以是通过上网就行。所以，“硬本事”的相对价值在降低。但，全球一体化的社会对于软知识、软本事的需求比以前大增。在这样的背景下，如果中国人不在“软本事”方面追赶美国和印度，我们可能只能继续以苦力活、以低利润活为主，而高利润、高收入的工作则继续由美国和印度人控制。就每个人的生活而言，从幼儿园到小学、中学和大学都应该强化通识教育，也是为了让自己能一辈子活到老幸福到老。通识教育不仅能让一个人增加“软本事”，而且还会让你接触了解各种不同学科领域的知识与研究，激发你方方面面的好奇心和兴趣。一旦你对许多东西有好奇和兴趣后，一辈子中的不同时段总会有让你感兴趣、让你激动的追求和话题，不会过得枯燥，而会充实生命中每个阶段的生活内容，最大化一辈子的幸福感。中国文化鼓励“听话”和“顺从”之所以中国人跟美国人、印度人的差别这么大，也当然跟中国文化鼓励“听话”“顺从”紧密相关。在中国长大的过程中，父母等周边的人都教你“乖乖听话”、听长辈的话。不管走到哪里，只要见到比自己年长的，都要小声讲话，要顺从听话，不能挑战长者和权威的言论。正因为从出生开始，二三十年之内，周边大多数人都比自己年长，都是自己必须要顺从听话的对象，所以，每个人在成长的二三十年里都会被驯化得乖乖的，没机会锻炼讲话辩论。长大后即使想学习辩论、学习作报告演讲技巧，也很难改变从小被迫养成的“听话不作声”习惯。在中国，别人说“你的孩子好听话”是对你子女的表扬，父母也会因此而欣慰。而我在美国生活的30年里，从来没有听到美国人以这种话去夸奖人家孩子的，因为美国人会认为“听话”“顺从”是贬义，是没有个性的表现，因此，没有人愿意被这样评价的。美国学校更注重学生思辨能力的培养看，正因为这种思辨能力的培养，现在我跟女儿讨论问题时，她们一听到任何话，很自然地就会去怀疑、审视，然后就看能否找到证据来证明这个话逻辑上或者事实上、数据上站不住脚。这种习惯看起来简单，但是对于培养独立的思辨能力，让学生毕业以后，特别是大学毕业以后，不只是简单地听领导的话的机器，这些是非常重要的自然的开端。当然，思辨对于美国教育体系培养出来的人是很自然的，有时候我也想，美国这个社会真的蛮有意思，不管是聪明的、还是笨的人，不管是有能力的、还是没有能力的人，每个人都觉得自己很厉害，每个人都觉得自己是个人物，对什么事都会有一番高论。来源：新华每日电讯···推荐阅读···这个家族，兴旺2000余年，出过59位宰相，59位大将军，名垂青史600余人，秘诀只有两个字！《射雕英雄传》竟是一部失传已久的教育真经！万万没想到，比跑步和游泳更健康的方法竟然是…“”是由大型综合性担保集团三峡担保集团控股设立的在线平台，预计年化率5.0%-6.5%，扶助小微，稳健。点击阅读原文立即赚钱！《有谁考虑过清华受处分学生的隐私权吗》 精选三又是一年毕业季。清华大学毕业生同学即将在这个如火的七月告别生活数载的清华园，奔向梦想。“青春不想走”，毕业生同学们用最传统的运动方式、最熟悉的体育活动——长跑，来告别自己在校园中奋斗的青春。作为清华大学校友代表，也受邀参加了此次长跑活动。图注：CEO申磊活获得清华大学“行健筑梦·人生启航——2015清华大学毕业长跑”认证书2010年，申磊保送至清华大学精仪系攻读博士，期间正是有感于清华人“自强不息，厚德载物”的奋斗精神，在学习之余不忘积极投身服务事业，立足广大学子的需求，创立了“师兄帮帮忙”这个广为流传的产品。其后，申磊依然坚持这种服务奉献精神，从服务学子的师兄帮帮忙，到服务老百姓普惠金融需求的理财范，申磊在创业路上的长跑一直在坚持。图注：“行健筑梦·人生启航——2015清华大学毕业长跑”起点据悉，毕业长跑在清华园举行，校党委副书记史宗恺、“良师益友”获得者、研究生导师、各院系部处的负责老师、本科生辅导员以及包括申磊在内的数十位校友一起与近2000余名毕业生共同参加了此次毕业长跑。图注：2000余名师生参与2015清华大学毕业长跑活动申磊此次再回清华校园，一方面是有感于母校培育之恩，另一方面也是想向学弟学妹们传递“行健筑梦·人生启航”的正能量。图注：2015清华大学毕业长跑活动小活动“毕业不是终点，而是起点。走出象牙塔意味着成熟，意味着要回报国家和社会的培育。将来不管是工作还是创业，都要牢记‘自强不息，厚德载物’的校训，激励自己去奋斗。”面对学弟学妹的追问，申磊讲述了近五年来的创业经历，也介绍了理财范的发展情况。据申磊介绍，理财范上线近一年半，目前已有40多万的用户，为上百家企业和上千个个人提供金融服务，截至2015年6月底，累积撮合金额已超过16亿元，已跻身一线平台。图注：理财范2.1亿元B轮融资发布会就在刚刚过去的6月24日，也是在清华大学蒙明伟音乐厅，理财范刚刚获得和玉另类、熙金资本以及林广茂共2.1亿元的B轮融资，并发布了令人瞩目的“深蓝”体系，为的资金安全保驾护航。图注：理财范“深蓝”生态防御体系未来，理财范将以对接央行数据的神州融为依，以的低风险业务为方向，以业内最大的一亿元回购金为保障，深耕汽车金融，切实为满足普通大众的普惠金融需求努力。《有谁考虑过清华受处分学生的隐私权吗》 精选四点击题目下方蓝字关注本文已获授权来源：拾遗（ID：shiyi201633）作者：拾遗拾遗物语很多专家都说过这样一句话：西南联大是世界教育史上的奇迹！这所只存在了8年的“最穷大学”，却被誉为“中国教育史上的珠穆朗玛峰”。8年时间，西南联大虽然只毕业了3882名学生，但走出了2位诺贝尔奖获得者、4位国家最高科学技术奖获得者、8位两弹一星功勋奖章获得者、171位两院院士及100多位人文大师。2016年，中国启动了大学“双一流”建设：到本世纪中叶，一流大学和一流学科的数量和实力，双双进入世界前列。实现“双一流”目标，很难，不妨向西南联大取取经。联大长征日，本是个平常日子，但因为一封公函而成了中国教育史上的一个特别日子。这一天，北大、清华、南开三校校长，接到了来自国民**教育部的公函。公函要求：三校南迁长沙，联合组建长沙临时大学。一个多月前，“七七事变”爆发，硝烟弥漫的北方，已容不下一静的课桌。长沙临时大学旧址11月1日，长沙临时大学开学。但课桌未稳，部分教授和学生还没到来，长沙的天空就响起了空袭警报。淞沪会战失败，上海沦陷，1937年12月，南京又陷落。日军进逼武汉，长沙立成危卵。“国家亡了可以复兴，文化亡了就全亡了。”为了保住文化血脉，临时大学决定西迁。“兵分三路，水陆兼进前往昆明。”其中一路，完全徒步，得翻山越岭3600里才能抵达昆明。“中国教育史上最伟大的长征”就这样开始了。“长征”路上的西南联大师生清华泰斗陈寅恪的父亲，乃著名爱国诗人陈三立。日军打进北平后，陈三立绝食而亡。陈寅恪正忙着为父亲办丧事，日本宪兵队却送来了请柬，邀请陈寅恪到宪兵司令部做客。陈寅恪知道，若拒绝去日伪大学任教，肯定会遭到日本宪兵的迫害。于是，父亲丧事还没有办完，他就含着悲愤悄然离开了北平，汇集到“联大长征”的南迁队伍之中。中国现代最负盛名的历史学家陈寅恪学者闻一多拿着几本书，带着孩子就加入了长征。当时，日本人公开承诺：“留下来教学，照样保证丰厚年金。”作为教授，像闻一多，可以有保姆、有厨师、有车夫，还可配两个文书，生活舒适又体面，但他一声“呸”就拂袖而去。教授赵忠尧，为把50毫克镭带到昆明，冒着杀头危险，化装成难民，“天涯孤旅，千里走单骑。”把装镭的铅筒，贴身紧抱在怀里，坐火车时，数天数夜不敢合眼。抵达昆明时，胸膛已烙上两道血印，但赵忠尧却为此雀跃不已，因为他保全了中国高能物理的全部家当。闻一多1937年，北平沦陷时，北大教授邓一哲的儿子邓稼先正读高三。在一次日本人召集的聚会上，邓稼先怒不可遏，撕掉了日本国旗。当晚，志成中学校长赶到邓一哲家，“开始追查了，赶快把孩子送走。”临别之际，邓一哲对邓稼先说：“儿啊，你要学科学，学科学为国家。”邓稼先逃出北平，辗转跋涉来到昆明。“我随后考入了西南联大物理系。”后来，邓稼先成为“两弹一星”元勋。李政道几乎和邓稼先有着相同经历：高中一毕业就遇上日军入侵，经历九死一生，才从沦陷区逃到云南，进入西南联大物理系，师从吴大猷，1957年，他获得了诺贝尔物理学奖。1938年2月，“联大长征”队伍抵达常德县。日，经过数月跋涉，“联大长征”队伍终于抵达昆明。这段艰苦卓绝的长途迁徙，在中国教育史上绝无仅有，后人将其称为“中国教育史上最伟大的长征”。这一场旷世的文人长征，不仅保存了中国文化的精英血脉，更开启了中国教育史上的“壮丽探险”。六天后，国立西南联合大学成立，“西南联大”这个熠熠生辉的名字由此诞生。刚毅坚卓到昆明后，西南联大没有校舍，主要租借民房、中学、会馆上课。为了恢复正常的教学功能，学校把大部分经费用来购买了图书和设备。梁思成、林徽因夫妇来到昆明后，校长梅贻琦请两人为西南联大设计校舍。两人欣然受命，一个月后，一个一流的现代化大学跃然纸上。但这个一流设计方案立马被否，因为学校拿不出这么多经费。此后两月，梁思成把设计方案改了一稿又一稿：高楼变成矮楼，矮楼变成平房，砖墙变成土墙。1938年，西南联大教授合影，左起周培源、梁思成、陈岱孙、林徽因、金岳霖、吴有训当梁思成夫妇交出最后一稿时，联大建设长黄钰生满脸无奈地说：“除了图书馆屋顶可以使用青瓦，教室、实验室可以使用铁皮之外，其他建筑的屋顶一律覆盖茅草，砖头木料再减一半，麻烦您再作一次调整。”梁思成忍无可忍，冲进校长办公室，把设计图狠狠砸在梅贻琦办公桌上。“改！改！改！你还要我怎么改？茅草房？每个农民都会盖，要我梁思成干什么？”梅贻琦把图纸一张张收好，歉疚地说：“思成，以你的大度，请再谅解我们一次。”梁思成接过图纸，喉咙哽咽住了：“你知不知道农民盖一幢茅草房要多少木料？你给的木料连盖一幢标准的茅草房都不够！”梅贻琦喉结上下滚动，声音颤抖：“思成，等抗战胜利后回到北平，我一定请你来建世界一流的清华园，算是我还给你的……行吗？”半年后，一幢幢茅草房铺满了西南联大校园。梁思成、林徽因设计的西南联大校舍梅贻琦职位在**可与**平级，但他卖掉了汽车，辞退了司机，为了组建承揽工程与项目的学生服务社，以赚取外快贴补教师们的困苦生活，他几乎卖光了自己所有值钱的东西。1940年后，梅家常连青菜汤都喝不起了，偶尔吃一顿菠菜豆腐汤就是过节。为了回请云南省**夫人，梅夫人韩咏华变卖了自己所有的首饰。为维持一家生计，她只好上街摆摊卖米糕。有次大雨，卖糕的梅太太被淋成了落汤鸡。梅贻琦接过篮子，把泡烂了的糕舀到碗里，一边吃，一边抹泪：“咏华，我对不起你。”梅贻琦物理系教授吴大猷为给病妻治病，每天不得不化装成乞丐，到菜市场捡剩骨头为妻子熬汤。后来，夫妇俩小茅屋遭日机轰炸，瓦缸里的面粉掺满了碎瓦片和泥沙，吴大猷只好把碎缸里的面粉捧起来，用洗面筋的方法把泥沙与淀粉洗掉，把仅剩的面筋留下来作为半月口粮。费孝通的女儿是在凌晨寒风中出生的，那一夜，日寇飞机埋葬了他所有的家产。身无分文的他，用唯一的西装裹着孩子，从农民家里乞来了一件件小破衣褂。“孩子是穿百家衣长大的。”后来，费孝通女儿读大学时选择了农业，费孝通自己也成了中国农民的代言人。西南联大遭日机轰炸数学大师华罗庚的屋子被炸后，只好到西郊普吉附近找了个牛圈，把牛圈上头堆草的楼棚租下来。牛住下头，华罗庚一家住上头。每天很早，华罗庚就拖着瘸腿，步行十几里路去联大上课。晚上，又伏案于牛棚潜心研究学术。老牛常借柱子擦痒，搞得楼棚地动山摇，人坐楼棚上，就像喝醉了酒一般。棚里更是蚊虱成群，咬华罗庚充饥。但就是在这样的牛棚里，华罗庚攻克了十多个世界级数学难题，为世界数学史开创了一门新学科——矩阵几何学。华罗庚一家“君子喻于义，小人喻于利。”中国知识分子素来清高，以谈钱财为耻。作为一个深受传统文化影响的知识分子，为维持一家生计，闻一多不得不挂牌治印，其内心之纠结和痛苦，可想而知。有一次，儿子闻立鹤不满父亲挂牌治印，怒气冲冲地责问：“这是不是发国难财？”闻一多听了，没有生气，沉思好半晌，末了说了一句：“立鹤，你这话我将一辈子记着。”淡淡一句话里，包含了多少辛酸啊！闻一多治印不少学生从沦陷区两手空空跑到昆明，失去了家庭支持，几乎一贫如洗，只靠学校发放的一二十元补助金维生。学生潘琰总是最后一个去食堂，因为可用饭费一半价格买到锅巴，那锅巴一半以上是砂子、老鼠屎，连倒泔水的农民都不要，猪都害怕。潘琰把锅巴买回去，用开水淘一遍，然后再用盐巴水泡着吃。那时候，联大师生就是这样清苦。有次朱自清上街，被乞丐追着乞讨，朱自清被纠缠得无可奈何，说了一句：“别跟我要钱，我是教授。”乞丐听到这句话，扭头便走。连乞丐都知道：“教授教授，越教越瘦。”西南联大校训：刚毅坚卓虽然清苦，但师生们一片刚毅坚卓。为躲避日机轰炸，教授们住得很分散。有的每天要步行几十里路来上课，但从不迟到。刘文典说：“我宁愿被日机炸死，也不能缺课。”孔祥熙拨十万大洋给学校改善条件，但联大师生全体投票，一致同意：“将这笔钱捐给昆明人民，以报收留之恩。”1942年，教育部决定给25位兼行政职务的名教授，每人发放一笔“特别办公费”，但25位名教授联名致函拒绝：“抗战以来，从事教育者无不艰苦备尝，十儒九丐，薪水尤低于舆台，故虽啼饥号寒，而不致因不均而滋怨。”这就是刚毅坚卓，这就是文人风骨。学生宿舍精诚合作战乱年代，执掌一所大学，都是一件非常令人头痛的事。要执掌三所名校组成的联合大学，更是难上加难。联合大学，究竟该怎么管？一开始，三校校长组成常务委员会，张伯苓、梅贻琦、蒋梦麟三人轮任**。但三个和尚挑水往往不如一个和尚。联大成立后，一系列矛盾开始显现。从左至右：张伯苓、梅贻琦、蒋梦麟最大的矛盾，就是职位配置。各校教授为此争得面红耳赤。情况严重时，甚至“群议分校，争主独立”。这时，北大历史系教授钱穆站出来，说了一句：“此乃何时？”一听这话，教授们立即安静下来。北大校长蒋梦麟接着站起来说：“今夕钱先生一番话已成定论，可弗在此题上争议，当另商他事。”从此，再没有教授出来争抢职位。西南联大校徽不久，南开校长张伯苓对蒋梦麟说：“我的表，你带（戴）着。”这是天津俗语“你做我的代表”的意思。然后，他去重庆开办了南开中学。不久，蒋梦麟对清华校长梅贻琦说：“联大校务还请月涵先生多负责。”然后，他也去重庆另兼他职。就这样，为了避免三校之矛盾，张蒋两人把权力“让”给了梅贻琦。后来，傅斯年责怪蒋梦麟不管联大事。蒋梦麟说：“不管者所以管也。一校三校长，好比一条裤子三人穿，如果三个人都去抢这条裤子，来回拉扯，什么都干不了，所以只能让一个人穿裤子。”二排左起：浦江清，朱自清，冯友兰，闻一多，唐兰，游国恩，罗庸，许骏斋，余冠英，王力，沈从文“蒋梦麟的不争，成就了西南联大。如果争的话，就成西北联大了。”抗战期间，国民**曾想组建东南、西北、西南三所联合大学，但东南联大胎死腹中，西北联大先合后分，只有西南联大成功坚持了下来，这既得益于蒋梦麟、张伯苓的让，也得益于梅贻琦的“公”。“自从联大成立，梅公心中就只有联大，没有清华。”清华有庚子赔款作后盾，设备经费远胜其它两校，但三校共用之。清华工学院建立了学生服务社，对外承包工程、建设房屋、开办工厂。当时三校在财务上各有各的“房头”，这笔钱本算是清华的“私房”收入，但梅贻琦却拿出来补贴其他两校。左起：朱自清、罗镛、罗常培、闻一多、王力在课程设计上，为了公平，联大开放性地放宽了口径，同一门课程，大家可以同时讲授，清华闻一多和北大罗庸都研究《楚辞》，观点截然不同，但两人都可讲《楚辞》。有一年，闻一多、游国恩和罗庸开讲《楚辞》，青年教师唐兰和彭忠铎也开了这门课，老师之间有如“摆擂台”一般，各自拿出绝活，吸引学生去听。这样的安排，不但体现了公平，而且促进了良性竞争，激发了学生的独立思考。不仅是课程设计开放，思想把关也开放，“校方从不干预教师和学生的**思想。”不管是进步的、保守的，还是中间的，不管是国民党、**党，还是无党派，虽各有所执，但都能以大局为重，互相包容。孔子说：“君子和而不同，小人同而不和。”联大师生间真正做到了“君子和而不同”，正因为“兼容”，各方大师才纷纷投奔联大。因为她“合作无间，同无妨异，异不害同，五色交辉，相得益彰”。西南联大的教授夫人们教授治校日，文学院教授闻一多，为研究生王瑶毕业事宜致函梅贻琦（字月涵）——“月涵校长、光旦教务长先生大鉴：中国文学部研究生王瑶申请举行毕业初试。兹定于二月十五日下午三时起在办事处举行该项初试。谨将有关事项开陈于后，即乞核定。嘱文书科办通知，并乞嘱事务组届时照例预备茶点。至纫公谊，敬颂，道安。”这封短笺，让厦门大学教授谢泳如今感慨万端：“从‘乞嘱事务组届时照例预备茶点’一语，可以想见当时教授的气派。”梅贻琦接到公函，批示：照办，琦。“照办两字，可见教授地位之高。”谢泳说。这地位，就是联大倡导的“教授治校”。西南联大部分教授1952年，艾森豪威尔出任哥伦比亚大学校长，他在致词中称教授们为“雇员”，后来的诺奖得主物理学教授拉比说了一句名言：“教授不是哥伦比亚的雇员，教授就是哥伦比亚大学。”但梅贻琦有句名言，比拉比说得更经典：“所谓大学者，非谓有大楼之谓也，有大师之谓也。”“一个大学之所以为大学，全在于有没有好教授。”梅贻琦说。那时大学教授可以自由流动，只要有才有实力，不必害怕校长，觉得这所学校不爽，换一所同样教。梅贻琦很清楚：“是因为有了教授才有大学，而不是有了大学才有教授。”所以，他极其推崇教授治校。张狂不羁的刘文典尊重教授，是办好大学的第一要事。所以西南联大成立了教授会。教授会是联大最高学术机构，由教授和副教授选举产生，处理学术事务。教授会每年选出11名代表，参加校务委员会。校务委员会还包括校长、学院院长、教务长、训导长和总务长，大家一起商讨学校大事，制定各项规章。校委会秘书长是中国文学教授杨振声，教务长是社会学教授潘光旦，建设长是教育学教授黄钰生。“校务委员会中绝对没有非教闲杂人，所以也就没有外行领导内行的问题。当年联大每决定大事，都要先考虑教授们的反应，看看能不能过了他们这一关。”谢泳说。教授治校，不仅体现了对高级知识分子的尊重，也最大程度地激发了他们对教育事业的参与。吴宓联大学校里流传着一首诗：“大概或者也许是，不过我们不敢说。可是学校总认为，恐怕仿佛不见得。”这首诗说的就是校长梅贻琦。梅贻琦在种种事情上从不断然决定，而喜欢用这些词语来谨慎表达意见。教授们提出管理学校的策略，梅贻琦发表意见通常只说三个字：“吾从众。”但每一个“吾从众”后，处事却极其坚定。所以梅贻琦便有了“寡言君子”的雅号。正因为梅贻琦的无为而治，教授治校才得以成为西南联大的标志。陈寅恪说：“假使一个**的法令，可以和梅先生说话那样谨严，那样少，那个**就是最理想的。”沈从文1938年11月，西南联大作了一个震惊全国的决定：聘请“乡下人”沈从文为教授。当时，西南联大的教员，大多都是留学欧美名校归来的名师，再差也是北大、清华等国内顶级学府毕业，并已在学术界取得显赫成就的人。而这位沈从文，论学历，小学没毕业；论学术研究，他是作家，没任何学术著作。但梅贻琦根本不看重这些，“我看的是才华”。唯才是举——这就是西南联大的用人标准。“1939年，我在西南联大入学那年，学校又干了一件震动全国的大事，聘请钱锺书、华罗庚、许宝騄当了正教授。那一年，这三位先生都只有28岁。”“翻译文化终身成就奖”得主何兆武说。年轻教授里的“人之龙”钱钟书就因为唯才是举和尊重教授，西南联大才成为大师们的“向往之所”。北大哲学系教授黄枬森，曾撰文回忆他在联大读书期间的课表，“国文老师是沈从文，英语老师是李赋宁，物理老师是吴有训，中国通史老师是吴晗，公共伦理学老师是冯友兰。我还选修了数论和《庄子》，老师分别是华罗庚和闻一多。”这阵容，简直太豪华太奢侈了。西南联**师云集，从文学院教师名单便可窥斑见豹“教授中的教授”陈寅恪，能用13种文字阅读，学问之博大精深，被傅斯年誉为“近三百年来一人而已”。陈寅恪教历史，上课第一天就说，“前人讲过的，我不讲；近人讲过的，我不讲；外国人讲过的，我不讲；我自己过去讲过的，我不讲。现在只讲未曾有人讲过的。”陈寅恪的课，旁征博引，指点中西，内容涉及历史、宗教、语言等多方面，能完全听懂他的课的学生凤毛麟角，但却吸引了冯友兰、吴宓等教授去旁听。著名学者许渊冲说：“哈佛大学也找不到陈寅恪这样的‘四不讲’教授。”大师们极重创新，素以照本宣科为耻。正因如此，才创建了一系列奠基性著作。陈寅恪写下《隋唐制度渊源略论稿》汤用彤写下《中国佛教史》钱穆写下《国史大纲》冯友兰写下《贞元六书》金岳霖写下《知识论》《论道》陈序经写下《文化学系统》潘光旦写下《优生原理》《性心理学》王力写下《中国现代语法》《中国语法理论》华罗庚写下《堆垒素数论》吴大猷写下《多原子分子的机构及其振动光谱》周培源写下《湍流理论》赵九章写下《大气之涡旋运动》孙云铸写下《中国古生代地层之划分》…………这些论著，后都成为各学科的奠基之作。大师们完成了一大批奠基性论著唱京戏，“王帽”不是主角，大学，亦同此理，校长不是主角，主角是教师。“校长不过是率领职工给教授搬椅子凳子的。”这是梅贻琦说的另一句名言。他不仅是这样说的，也是这样做的。正因如此，这所很穷很破的大学，汇聚了300多位中国最负盛名的老师。学生们正在上课思想独立1939年，陈立夫做教育部长后，以战争为由，要管制西南联大，“做院长的人，一定要加入国民党。”对此，西南联大不以为然。法商学院院长陈序经公然抵制：“如果让我加入国民党，我就不做这个院长。”教育部对梅贻琦一再示意，“要开除闻一多等进步教授。”但是梅校长一直拖延不理。联大教授会因此撰文说：“对于大学，国家社会要持不干涉的态度，要予他们研究的自由、选择人才的自由。”下课了哲学家、黑格尔研究专家贺麟，当年在联大写过一篇《学术与**》：“学术在本质上必然是独立自由的，不能独立自由的学术，根本上不能算是学术。学术是一个自主的王国，她有她的大经大法，她有她神圣的使命，她有她特殊的范围和领域，别人不能侵犯。”针对当时把宣传灌输与教育混为一谈的情况，社会学系教授潘光旦批评说：“教育者的职责是指导学生如何思考，而不是思考什么。”没有拒绝与权势苟合的信念，就没有学术与思想的独立与进步。所以西南联大始终坚守“思想之独立”。西南联大图书馆1941年，教育部强制要求：“西南联大必须开设三民主义课。”此举遭到联大师生的强烈抵制。学生马灿华撰文说：“即便三民主义是正确无误的思想，它也得在思想的市场上自我证明。”1942年，陈立夫三度训令西南联大，要求联大务必遵守其核定的应设课程，统一全国院校教材，统一考试等新规定。联大教授会对其规定逐条予以批驳：“盖本校承北大、清华，南开三校之旧，一切设施均有成规，行之多年，从不敢谓为极有成绩，亦可谓为尚无流弊，似不必轻易更张。”最终，联大没有采用统一教材，保住了教育的独立、自主与尊严。化学系在做实验蒋介石想拉拢傅斯年做国府委员，但被傅斯年断然拒绝。于是，蒋介石转而想拉胡适。傅斯年便写信给胡适，劝其保持名节：“借重先生，全为大粪堆上插一朵花。”西南联大教员不做官，但不表示不议政。蒋介石“最害怕起立质询的参政员”有4位：张奚若、罗隆基、周炳琳、钱端升。而这四位，都是西南联大的教员。张奚若常常当着蒋介石的面，发言批评国民党的腐败和独裁，一次，蒋坐不住了，插了一句：“欢迎提意见，但别太刻薄。”张奚若一怒之下，拂袖而去。第二年，当局寄来路费，邀他再去重庆，他当即回电一封：“无政可参，路费退回。”西南联大**会会议记录北大老校长蔡元培有一个著名主张：“教育事业当完全交与教育家，保有独立的资格，毫不受各派政党或各派教会的影响。”这个主张在西南联大得到很好继承。后来，不少专家这样总结：“西南联大学术之所以能彪炳史册，就在于很大程度上摆脱了外界的干预和控制，保证了思想之独立、学术之自由。”云南师范大学教授、西南联大研究者杨立德，写过一本《西南联大的斯芬克斯之谜》。他在解谜时这样说：“联大成功的原因很多，其中一点是她就是大学本来的样子，而不是衙门。”西南联大地质系学生在考察中学术自由1980年代，沈从文出国访问，研究联大的外国汉学家问他：“抗战条件那么苦，为何西南联大八年培养的人才，超过了战前北大、清华、南开30年人才的总和？”沈从文回答了两个字：自由。1940年就读联大的学生心田这样说：“你想知道什么是联大吗？这里没有升旗早操，更没有纪念周训话，也不像别的大学，进去有一个月新生训练，灌输你什么校史和总裁言论。”西南联大学生，著名诗人穆旦西南联大做学术有多自由？教师在讲授内容、教学方法和学业考评方面，几乎拥有全部的主动权和决定权。联大学生、小说家汪曾祺回忆说：“老师讲课绝对自由，讲什么、怎么讲，全由自己掌握。”正因自由，教授们极重创新，“都以开创性见解为荣，以照本宣科为耻。”教授之间，观点争奇斗绝，蔚成风气。如贺麟欣赏王阳明“心外无理”说，反对理在心外，而冯友兰的思想观点则正好相反。但不管是贺先生还是冯先生，都很受学生尊重。旁听，更是在联大蔚然成风，不仅学生可随意旁听老师的课，老师之间也互相旁听。闻一多与沈有鼎，两人同开“易经”课，经常互相旁听。旁听意味着自由选择，意味着开阔视野，意味着学术对话。部分教师及家属联大学生、诗人郑敏后来回忆说：“我觉得西南联大教育一个最大的特点，就是教授所教的东西跟他所学的东西是融为一体的。所有教授跟自己思考的问题合成一身，好像他的生命就是这个问题的化身，他们的生活就是他们的思想，无论什么时候都在思考，这对我熏陶极深，这种无形的感染比具体知识的传授要大得多，像是注入了一种什么东西到我的心灵里面，以后我对艺术的尊敬、对思考的坚持，都是从这里来的。”吴晗在学校演讲联大学生、后成为清华教授的何兆武，这样评说联大“学术自由”对他的影响，“学术的生命力就在于它的自由，不然每人发本标准教科书，自己看就行了。老师照本宣读成了播音员，学生也不会得到真正的启发。比如学习历史，孔子哪一年生哪一年死、怎么周游列国等，教科书上都有，根本用不着老师讲。老师的作用在于提出自己的见解启发学生。联大老师各讲各的见解，对于学生来讲，比死盯一个角度好得多。我的思路因此而开阔，逐渐形成自己的判断。”西南联大部分教师合影联大对学生的管理也很自由。在联大，学生转系相当容易，“我从外语系转到哲学系就填了一张表格，其他什么要求都没有。好多人入学后发现不喜欢原来所报考的专业，于是纷纷转入自己喜欢的专业。”诗人郑敏说。在课程设计上，联大也放得很宽，让每个学生都能自由选择。“但学校也有一项硬性规定，文法学院学生至少必修一门自然科学，可以在数学、物理学、化学、生物学、生理学、地质学中任选。而不论文理工，所有学生都必修中国通史、西洋通史、大一国文和大一英文。”郑敏说。为何强调自由选择又作出硬性规定？因为西南联大提倡“通才教育”。梅贻琦说：“通才为大，而专家次之。”著名翻译家赵瑞蕻先生回忆——1939年的一天，我在教室静静看书，忽然有七八个人嚷着推门进来，一看，竟是华罗庚先生和几位学生。他们在黑板前的椅子上坐了下来，一个人拿起粉笔就在黑板上验算起来，写了许多方程式，边写边喊：“你们看，是不是这样？……”又一个人站起来大叫：“你错了，看我的！”他走上前去，在黑板上飞快书写。跟着，华先生一瘸一瘸地走过去说：“诸位，这不行，不是这样的……”后来，几个人越争越烈、越吵越有劲，大约吵了半个多时辰，听见华先生说：“十二点了，先去吃点东西，我请客！”这样的“师生争论与打擂”在联大随处可见。数理逻辑学家王浩回忆当年读书时说：“教师之间，学生之间，师生之间，不论年资和地位，可以说谁也不怕谁。课堂上，学生可以直言指出教师的错误，而教师不会生气，反而对学生更加欣赏。那时，做学问的风气就是这般纯良。”西南联大操场在西南联大，最可贵的就是师生之间，存在一种平等诚挚的教学相长的风气。平时学生考试，不必按教师讲义来答卷，意见与教师相左，只要有根据，也可拿高分。曾经有个同学不同意讲课教授的观点，宁可放弃学分，也不再听这位教授的课。但教授很大度，同意该生不听课，“学期结束时交一份合格的课程论文就行。”后来，这位同学交了篇反对老师观点的论文，因质量较好，竟得到教授高分。“现在大学有标准教科书，考试还必须弄个标准答案，我不认为学问需要一个标准，如果大家都按一个思路去想，科学怎么进步？包括爱因斯坦的理论也不应该成为标准，否则永不可能超越，学术的生命力就在于它的自由。”邹承鲁院士曾是西南联大的学生，他非常喜欢联大的学术自由氛围，60年代，他搞出了轰动全球的胰岛素。杨振宁当年准考证1943年，课堂休息期间，曾发生过这样一段对话。一个年轻人问另外一个：“爱因斯坦最近发表的文章，看了没有？”对面答道：“看了，你觉得怎么样？”问者很不屑地摇摇头：“毫无创新。”这样的对话，无疑是狂妄而自负的，但当时周围的学生听了，毫不觉得刺耳。这两位年轻人，后来一个获得了诺贝尔物理学奖，另一个成为中国半导体物理的开拓者。他们就是杨振宁和黄昆。“学术的生命力就在于它的自由。”联大学生就这般养成了“自由”的习惯，独立思考在学校蔚然成风，熏陶滋养着联大学子。“一个好的体制应该最大限度允许人的自由。没有求知的自由，没有思想的自由，没有个性的发展，就没有个人的创造力。西南联大为我们提供了这一切。”杨振宁说。清华教授郑林庆，当年在联大读书时的笔记但自由，并不意味着散漫。自由只是联大精神的一个方面，与之对应的是考试制度的严格，学校、教师一点都不会容情。联大学生张凤鸣回忆说：“1941年我入学时，班里有40多名同学，毕业时仅有20多人。每学期应修学分中，1/3不及格就要留级，1/2不及格就要退学。”一个学生考了59.5分，去跟教务长求情。被教务长拒绝，学生愤愤地说：“59.5分跟60分有什么区别？”教务长回答：“如果没有区别，59.5分和59分也就没有区别，以此类推，60分和0分又有什么区别？”联大办学8年，8000余名学生通过入学考试，但最后只有3882人毕业，可见考试之严格。育才育人日，日本无条件投降。日，西南联大举行**会。梅贻琦宣布：“西南联合大学到此结束。”随后，三校回迁，各自复员。在西南联大存在的8年多时间里，毕业的本科生和研究生共计3882名。这些学生，后来几乎都成了各自领域的大师。西南联大之奇迹，不在于他拥有大师，更在于他培养了许许多多的大师。西南联大原教室联大之所以能培养这么多大师，不仅仅在于教授治校与学术自由，更在于他“育才先育人”的理念。西南联大旧址，如今还竖着几块石碑，其中一块写着：育才先育人。“教授责任不尽在指导学生如何读书，如何研究学问。凡能领学生做学问的教授，必能指导学生如何做人。”梅贻琦说。这个做人就是：违千夫之诺诺，作一士之谔谔。做人，在于教授的言传身教。当年联大后面文林街的茶馆里，经常可看到哲学心理系教授沈有鼎的身影。点杯茶，然后坐下来看书。有时，也会点一碟瓜子或花生，那是他奖励品学兼优的学生的时候。他喜欢说一句话：“你们在联大这几年，不要只知道闷头读书，也要抬头学做人。”而那些得不到他青睐的学生想吃瓜子时，他就伸出手紧紧护住碟子：“不给你吃。”那神情，就像咸亨酒店里的孔乙己。联大老师，就这样从小事中将“士”之精神传递给学生。西南联大校歌1946年，有三个女孩报考清华落榜。她们叫梁再冰、冯钟璞、梅祖芬。梁再冰父亲是梁思成，清华建筑系主任；冯钟璞父亲是冯友兰，清华文学院院长；梅祖芬父亲是梅贻琦，清华校长。这样的事，在握有大把机动名额的今天看来，简直就是天方夜谭：校长、院长、系主任的女儿，报考本校竟得不到丝毫照顾。当时，梅祖芬距离清华分数线只差了2分，同学们都叫梅祖芬去找父亲帮忙。梅祖芬说：“正因为我父亲是校长，所以决无可能。”身教胜于言教，这些先贤令后来者汗颜。在校长官员化、行政官僚化、扩张盲目化、文凭贬值化、授课形式化、学术边缘化、科研虚伪化、设科短视化、学者江湖化的今天中国要实现大学的“双一流”目标，很多方面，真不妨向西南联大取取经。为什么要取经于西南联大？1946年，冯友兰撰写了《国立西南联合大学纪念碑》。碑文上有一句广为流传的话：“以其兼容并包之精神，转移社会一时之风气，内树学术自由之规模，外获民主堡垒之称号，违千夫之诺诺，作一士之谔谔。”美国弗尼吉亚大学教授伊瑟尔说：“这所大学的遗产属于全人类。”欢迎关注稳健投资人信任的互联网金融平台【遇财网】，100元就可以投资获取8%~18%年化收益，登陆网站（www.iyucai.cn)开始您的惊喜之旅吧！往期精彩文章：1.令人震撼的32张照片，你见过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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精选五刘效仁触目惊心！学生控诉广州内幕：洗脑利诱学生渗透校园！日前，多名学生向南都报料，指路人公司涉嫌以“拉人头”的方式招收校园大使，支付报酬以进一步向校园渗透。数百大学生陷于“培训贷”困局。业内人士认为，这是一场彻头彻尾有组织的诈骗。广州市天河区法院定于7月27日公开审理指路人公司案。这些大学生被贷款的基本路径是，由学长推荐参与指路人公司“一对一”的免费职业测评。先问卷测评，后被邀到公司总部参加测评。测评后被推销“蓝海计划”。该计划有给予兼职机会、包就业保障等内容。接下来，签订书面协议。直到不久收到第三方贷款公司的还款提醒短信，一些学生才知道已经贷款。被利诱已“入局”的学生，经“小规模”招收，接受课程再培训，才能成为“校园大使”。一则“校园大使可以锻炼表达能力和感召能力”。二则“拉人头”可享受奖励。多名学生证实感召成功一个人会得到300元或400元的奖励。有学生直言，“他们说很多师兄师姐都参与了，我就安心了”。广州互联网金融协会会长方颂就认为，“（指路人公司）利用学生的社会经验不足，比较容易轻信人的弱点，拿学生当替罪羊，骗取贷款，极其恶劣”，是一场彻头彻尾有组织的诈骗。事实上，贷款公司、指路人公司、校园大使已结成了可耻的利益链条，链条的末端，即是数以百计莫名其妙被贷款的大学生。近年来，公民的海量信息被公开盗卖，已成社会公害。一个根本的原因正在于掌握公民征信系统的**职能部门、金融机构等有许多内鬼出没。而“校园大使”正是一群有着熟络学生资源的内鬼。为了每个人头三四百元的蝇头小利，将师弟师妹带进了被贷款的陷阱，进而沦落为无良商家的可耻帮凶。若不是他们，“培训贷”或许就成不了气候，更不可能长驱直入大学校园。大学生作为成年人，在刚需的前提下通过金融机构进行合法贷款本是正常的社会行为，但如今各种非法、暴利的机构之所以能突破校园这个关卡，并堂而皇之地实施诈骗，有评论认为监管方的失治难辞其咎。近日，银监会印发的指导意见，其重点要防控的十大类型风险，就包括。意见规定不得将不具备还款能力的纳入营销范围,禁止向未满18岁的在校大学生提供网贷服务,不得进行虚假欺诈宣传和销售,不得通过各种方式变相发放。当然，数百学生之所以跌入“培训贷”的陷阱，除了当事人本身金融合同知识等教育缺失，自我防范和保护意识差，社会经验严重不足，以至于“别人说什么就做什么，一味轻信别人”，被人牵着鼻子走。更重要的是身边的一些师姐师兄，早已变成了杀熟的“灰太狼”。对此高校除了加强对学生的财商教育以及法治教育，让更多学生抵制不良诱惑，远离校园贷。对于“校园大使”等内鬼有必要公开纳入，给予严肃处分。若涉嫌犯罪当依法追究，决不能任其逍遥法外。只要金融机构规范信贷业务，制定更为严格的把关程序和连带责任；司法机构主动出击，加大对培训贷等非法行为的惩处力度；高校强化法治风险教育的同时，加强对校园网贷的监管，各方联手齐心携力，方能消除校园贷非法模式的生存土壤，避免更多的大学生误入歧途。《有谁考虑过清华受处分学生的隐私权吗》 精选六中国人有天赋，又勤奋可是为什么世界一流大学开始不爱招中国学生了?这些年可以看到部分从国内培养出来的杰出高材生，他们在专业上这么突出，但思维方式那么僵化、偏执，社会交往能力又那么差，除了自己狭窄的专业就不知道怎么跟人打交道、表达自己。这些问题的根子都出在教育上，包括学校教育、家教和社会文化教育。壹前不久跟一位美国名牌大学金融教授谈博士研究生招生政策，他说他们今后可能不再招收中国学生了。这不是种族歧视问题，他自己也是中国人，而是因为过去多年的中国学生，开始学习成绩都好，后来做博士论文研究时虽然未必突出，但还行，可是，等到毕业上学术市场找教职岗位时，都表现不好，没办法找到一流大学教职。所以，他们不想再浪费时间培养中国学生了。实际上，不只是他们大学有这个打算，即使我所在的耶鲁和其它大学，也讨论过同样的问题，虽然我们没有决定完全停招中国学生，但从那以后，就有意识地少招或者偶尔不招。以2015年为例，美国的前三十金融系毕业的博士中，来自中国的不少，但找教职岗位最成功的是去了加州理工学院，那个大学当然不错，可是，这么多中国博士生中没有一个被前10名或前15金融系招聘。由于这些博士都毕业于顶尖金融院系，这一结果很让人失望，各学校投入的资源和教授精力那么多，并没有得到相应的回报。贰为什么会这样呢？我在大学教书至今26年，见过的学生也算不少，其中两个故事让我难以忘记。张三（不是真名）出生于国内大城市，高中毕业轻易考上北大清华，等他到耶鲁读博士时，那怕再难的数理经济模型对他来说都太容易。在我的博士生课堂上他毫无疑问一直最优秀，即使在耶鲁这样的世界各地天才会聚的地方，他的聪明才华照样遥遥领先！可是，两年后的一天，正当他全力以赴深入做研究而且已经有出色成果的时候，张三找我私聊，说他在考虑是否退学回国去做PE投资，因为他父母好友愿意出资5000由他去负责管理，机会难得！震惊之余，我问他：“你的天赋如此出色，我一直认为你最有希望出类拔萃，出一流学术成就。告诉我，你是否真的对学术研究、学术生涯有兴趣、有激情？”多年的经历让我清楚，一个人如果对他从事的工作没兴趣、无激情，尤其当他做的是学术研究时，那么，要他做好、要他做出别人想不到的创造性成绩，那等于是赶鸭子上架，难！每天做自己没兴趣的事情，只会是应付，不会钻进去的，那样他自己也会痛苦、很累。张三回答说：“对学术研究谈不上有兴趣。我可以做，也可以写学术论文，但这不是我的兴趣与激情所在”。这下好了，我跟同事原来基于厚望的博士生，对我们的专业也就是如此。我接着问他：“那你为什么要申请金融博士研究生呢？”他的回答不奇怪：“因为父母要我这样做，而且看到其他同学都这样做。”第二个故事更具戏剧性。这回是国内顶尖大学的经济史博士生，到耶鲁来访问一年。我原以为他对经济史这么投入，正好也可以协助我收集史料、研究一些经济史话题。到耶鲁后，他无比兴奋：要选修15门耶鲁戏剧学院的表演课程！耶鲁戏剧学院是世界一流，机会难得可以理解，只是我们没有学生会一个学期选5、6门以上课程。看到他对表演这么有激情，知道他实际上对经济史和***没太多热情，所以，我没有阻止他去戏剧学院上课。他那一年把耶鲁戏剧学院的所有表演课都上完，很是兴奋，那些表演系老师对他评价也非常高，觉得他真有表演天赋和激情。后来，我问：“很显然，你的激情在戏剧和表演。你在国内上大学、读研究生怎么没有申请艺术学院呢？”答：“我父母不让呀。他们要我学***，好找工作！”这么多年教过的中国学生中，真正因为自己喜欢而研读***、金融学的是极少数，绝大多数是因为父母的压力和安排。既然他们都不是因为自己真实的兴趣而为，出现上面我们谈到的，那么多读金融博士、***博士的中国学生最后在职场上表现一般甚至更差，就不足为奇。赶鸭子也许可以上架，但上不了高架的！叁中国父母都关心子女教育，即使没有百分之百的“望子成龙”，也想儿女去尽可能好的学校，将来有一份好的职业与收入，能够一辈子过上幸福的生活。所以，就有了众多中国父母起早摸黑，不分周中周末，一年到头为了子女上学的事情奔波，甚至常年离开丈夫、家人和朋友到外地或国外陪子女上学。也为了让子女上“最好”的学校，经常想尽办法找关系，开后门，使用所有能想到的招法，就是为了子女能得到“最好的教育”，为了不让子女“输在起跑线上”！在专业方面，都倾向于要求甚至不惜逼迫子女学金融这样光鲜的专业，或者学会计这样容易找工作的实用专业！可是，很多父母可能从来没有问过，更没有想过“什么是最好的学校？”“什么是最好的教育？”。学过优化理论的人都知道，“好”、“不好”、“较好”、“最好”这些价值判断都只能是相对的，必须首先搞清楚是“相对于谁”、“相对于什么”，因为不存在没有度量指标、没有参照系的“好”和“最好”。于是，在不问不想的情况下，往往是根据父母自己认为“好”的标准去选择“最好”的学校和专业，等于让子女去过一种父母认为好但子女自己未必认为好的职业和生活。有时候，这实际上是迫使子女去实现父母自己没有能实现的专业梦。或者，就是一窝蜂随大流，去追求大家都认为最好的哈佛、耶鲁或者北大、清华。如果你问他们“为什么哈佛耶鲁好、北大清华好”时，他们也说不上。好与不好，只有基于子女的个人兴趣、偏好、个性和天赋才有意义。否则，不仅没有意义，而且很容易造成天赋与人才的浪费，结果只会是子女学习、工作没有热情，无精打采，每天因为在做自己没有感觉的学习或工作而特别累，而且会时常抱怨，对生活、工作失去兴趣。父母也会觉得难受，因为他们尽了那么大的力，陪读那么多年，花了那么多钱，找了那么多人情关系，到最好也没有见到子女有出息！而对于社会，这同样是最糟糕的局面，因为如果多数甚至所有家庭都这样不顾子女兴趣去选择学校和职业，结果会是，社会中的各项工作都是那些对此并没有兴趣、更谈不上热情的人在做，这不仅导致人力资源的整体浪费，而且各项事业都无法做好，更不会有突出的创新。在任何社会中，人才资源是各项资源中最为重要的，因此，把每个人的兴趣和天赋跟其专业尽量配置得一致，是整个经济中最为关键的一部，也是决定一个国家整体资源配置效率的最关键因素。我们想象一下：一个社会中，每个人在做自己并没有兴趣但为了养家糊口又不得不做的事，而且每件工作都是由那些并没有兴趣的人在做；在另一个社会里，每个人都选择做自己有激情的事情，而且每份工作都是由对其有兴趣的人在做。那么，这两个社会中，哪个社会的整体幸福感更高、效率和创造力也更高呢？答案显然是后者。这就是中国社会和美国社会的差别，这些差别表现在子女的学校选择、专业选择、职业选择、工作选择和婚姻对象选择上。肆经常有朋友咨询子女教育的事情，一个普遍的说法是：“我就想女儿读完大学，立即读研究生，拿到硕士博士学位、完成学习任务后，再去工作、结婚成家”。我就问：“为什么非要有读硕士、博士的任务呢？为什么不能大学毕业后先工作几年，让她比较一下工作和读书的差别，感受一下自己到底喜欢工作还是学习，喜欢什么专业、什么工作呢？”他们当然没有想过“为什么要读硕士博士”的问题，因为他们觉得反正大家都要子女读研究生，所以理所当然自己的也要读。他们没想到也许自己的子女根本就不适合读研究生，也可能对学术和读书没任何兴趣，在这种情况下，如果还要他们去读书，对子女是痨命，对父母是伤财，对社会是浪费资源！这些朋友就说：“万一她去工作后不再想回学校读书了，那不就不好了吗？”我说：“如果是那样，那就更说明大学毕业后先工作是对的！否则，他们会浪费那么多青春在自己不喜欢的事情上！”在物质产能过剩、物质这么丰富的今天，温饱不再是个问题。父母可以给子女最重要的礼物是给他们提供经济条件，让他们追求自己的兴趣、选自己有激情的事业。把自己的喜好强加给子女的父母显得太自私、太不尊重子女，这包括学校、专业、工作和婚姻恋爱。来源:网络【更多资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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精选七点击标题下「星无限区」可快速关注来源：甲子光年本文转载自：甲子光年(ID:jazzyear)星无限经授权转载，如需转载请与原作者联系“这不是清华。”一位清华4字班毕业生看完《无问西东》后评论。他说，胸怀天下、投笔从戎，是优秀人才的共性（包括北大），但不是清华人特有的。的确，《无问西东》在追问“灵魂如何安放”，而这却不是清华人脑袋里最爱琢磨的命题。清华人特有的是什么？「甲子光年」拿着这个问题问了几代清华人，他们给出了一些重合度极高的自我评价：严谨求实、行胜于言、守时、爱运动、甚至还有“迟钝”、“木讷”和“无聊”。这些共性曾让他们在商界不够讨喜。在始于20年前、延宕至今的互联网创业大潮中，很多清华人从技术拓荒的高点起飞，却无力走完商业闭环。和任何一个学校一样，人们毕业后的选择是存在“鄙视链”的。在清华，盘踞“鄙视链”最上游的是技术边界突破者，创业显得不那么务正业，何况第一波互联网浪潮中清华人也不够幸运：张朝阳高开低走、王兴屡败屡战、许朝军沦为阶下囚，还有以清华96级计算机系为代表的大批量在游戏、社交、电商、搜索几个圈子打转多年的清华人，“起了大早，赶了晚集”，从未出现于互联网第一梯队中。如今不一样了。2018年，是清华4字班（清华的说法，指04级）本科毕业10周年。这一届阵容虽然还没长大，但已势头颇猛。楼天城、何涛、曹旭东、单羿、李一帆、张天雷……如果你研究一下时下AI创业人脉圈，每个明星公司，多少和这一届有点关系。很难讲变化具体发生在哪一年：，还是被称为“元年”的2017？但站在此刻回望，趋势足够明显：新一代清华力量在崛起，撑起了如今AI创业大潮的半壁江山。而一个影响更加深远的事实是：工程师，这个五千年来从未取得足够话语权的群体，在中国商圈的地位正变得越来越重要。1末世狂欢2003年，素以严谨著称的清华园曾经历过一小段“末世狂欢”。3月，非典肆掠，三分之二外地人陆续离开北京。4月中旬，清华封锁校园，还未来得及离校的学生被“圈养”在校园内。在很多清华人的回忆中，那年春天，反倒阳光出奇好。课不用上了，代码不用写了，实验不用做了。同学们聚集在草地上打牌、看书，桃园餐厅仿若party场。学校一切都变了样，但情人坡比任何时候都更情人坡恐惧、颓废、兴奋、及时行乐的快感在过氧乙酸的酸味里交织，比病毒扩散得更快的是荷尔蒙。据说，2003年成就的清华情侣数量超过以往4年总和。而这可能是15年来，清华最像隔壁的时刻。同一时间，1200公里外的杭州，一位少年正在读高三。非典并未破坏他对北京的向往，他心态轻松，跟其他匍匐桌前日夜刷题的同学不同，他已凭借IOI（国际信息学奥赛）金牌拿到了保送清华的通知书。可惜，等这位如今被广大程序员尊称为“教主”的大神在2004年入学时，清华又恢复了不那么放飞自我的原貌：严谨、务实、强行规定3000米长跑、本科生第一年不能用电脑这是后来教主楼天城没参加2004年ACM（国际大学生程序设计竞赛）的原因之一。楼教主刚入学的时候，大概率是没想过创业的。毕竟，创业，一直不是清华优等生最光鲜的选择。在清华，盘踞“鄙视链”最上游的是技术边界突破者，创业显得不那么务正业，何况第一波互联网浪潮中清华人也不够幸运：张朝阳高开低走、王兴屡败屡战、许朝军沦为阶下囚，还有以清华96级计算机系为代表的大批量在游戏、社交、电商、搜索几个圈子打转多年的清华人，“起了大早，赶了晚集”，从未出现于互联网第一梯队中。所以启迪张金生说的好，“十个清华人创业八个能成功”，但他没说出口的是，八个加起来也比不上一个北大李彦宏。“迟钝”，是王小川的自我评价，也许代表了大部分清华人，“当别人看到机会兴奋时，我的兴奋点要迟一些，而且我也不喜欢变化。”不善变化，就在流量之战的快准狠面前有心无力，意味着在过去二十年互联网长袖善舞的世界里，清华人是不占优的。好在三十年河东、三十年河西。如今互联网浪潮已是“强弩之末”，模式创新进入苦熬战，机会越来越少。从一年就眼见高楼起落的，到4天堆出一个风口的“撒币狂欢”，无非是在为一件事声嘶力竭：流量已很难获取，手段只好无所不用其极。所以你看这几波用尽力气的互联网风口，怎么看怎么像“回光返照”气氛正如2003年非典时期的清华校园：忧心忡忡、及时行乐。于是，在那个2004年的开学季，楼天城和他的同学们不会意识到，在这个劫难之后重归平静的校园里，一个趋势正在酝酿，并将引发新一波属于清华的浪潮。一个属于中国科技发展历程的特殊时刻，为清华4字班推开了一道命运之门：姚班成立了。2天才江湖姚班，一个极致浓缩版的清华，学术至上，技术封神。姚期智，目前唯一一位获计算机科学最高奖项图灵奖的华人。早年在普林斯顿任教期间，姚期智感受到中国计算机本科教育水平与MIT、普林斯顿等国外一流大学有差距，于是57岁的他于2004年归国，2005年主导建立了“清华大学计算机科学实验班”，人称“姚班”。4字班入学时，是个什么年代？81级清华物理系校友张朝阳创办的搜狐已在2000年登录纳斯达克；同为81级的电子系校友、在校期间就号称“清华首富”的邓峰创立的NetScreen公司也在第二年于美国上市；4字班入学那年，NetScreen以42亿美元的高溢价出售；4字班入学3个月后，以携程为先头炮，TOM、盛大、灵通相继赴美上市，掀起中国互联网第二次赴美上市热潮。但在清华的象牙塔里，大家并不怎么关心这些新闻，甚至很多人不知上市为何物。他们心里有一个简单的技术江湖：谁技术牛逼，谁就获得最多尊重。他们心目中的侠客是，手扶键盘，傲视群雄，十步杀一人，75字符解决“八皇后”问题（一个回溯算法的经典问题)。而姚班对这群极客来讲，简直是天堂。24名清华4字班学生在大二那年成了首届姚班成员。如今，姚班已代替当年的计算机系和中间崛起过一阵的经管学院，成了清华分数线最高的方向，也是各路竞赛冠军的首选。姚班的开设，像是激活了一座小火山：2004年，清华未获任何ACM分区赛冠军，而在姚班开设的2005年，清华三支不同队伍一下子分别夺得成都、北京、杭州分赛区的冠军其中之一，就是教主的队伍。楼天城，4字班代表人物，现任知名自动驾驶公司Pony.ai联合创始人。“教主”两个字，程序员圈子如雷贯耳。毕业时，楼天城就同时接到Facebook、微软和苹果的offer，他想了想，傲娇地去了Google，但后来又被百度挖走了。2016年4月，在楼天城前往百度美研办公室的当天，时为百度首席科学家的吴恩达激动地专门发推，放出合照：“他是最好的黑客，是过去10年全球前三的程序员。他今天加入我们的办公室了！”于是，30岁的楼天城，成了百度史上最年轻的T10工程师。不过仅仅8个月后，他还是选择了离开，自立，创立了Pony.ai。这些在姚班不算什么，连IOI(国际信息学奥林匹克竞赛)金牌在姚班也很普通，楼天城的牛在于，他是“中国大学生计算机编程第一人”，经常以一人单挑一个队，打遍CEOI、ACM等顶级赛事键盘上对决，所向披靡。在楼天城的封神之路上，2005年值得记上浓墨重彩的一笔。大二的他感到多喜临门，一是终于能在宿舍用电脑了，二是顺利入选首届姚班，三是他终于可以奔赴心心念念的ACM。他和同班同学贝小辉、张宁组队，队名随便找了个字典里靠前的“bomber”。后来bomber的表现确实“炸天”，一路披荆斩棘夺得北京分赛区冠军，一战成名。在第一次用“ACRush”这个ID参加2005年ACM分赛区比赛时，第一道题，楼天城和贝小辉、张宁组成的战队只花了5分钟就1y（第一次提交就正确）。普遍被选手认为很难的一道最优比例生成树问题，花了25分钟就成功1y这道题当场被提交了200多次，但最后只有8个团队测试通过。一年后，楼天城又参加TCO（Topcoder Open）中国区线下公开赛，夺得第一。在TopCoder排行榜上，分数超过3000分的人被称为“target”，中国仅7人，而楼天城最高分曾达到3902分。“教主”之名由此诞生。大学期间，楼天城和家里有个约定，当且仅当每周五晚上八点，和家人通个电话。母亲李秀玲说，每次打电话，从没碰到儿子在玩不是准备去教室看书，就是刚从实验室出来。教主从不认为自己是天才，他觉得自己还未达到“真正的高度”。2011年，浙大首次夺得ACM全球总冠军，并成功拦截从美国归来的楼天城前来做演讲，一众浙大计算机系学生更是逃了课跨校区来围观加。甚至连冠军团队成员莫璐刚参加完毕业典礼，也急忙穿着学士服赶来，合照时难掩内心激动。当年，热衷于参加ACM的，不仅有教主战队，还有后来联合创办了旷视科技的唐文斌。谁能料到，十多年后，这群曾在比赛中厮杀的技术极客，将相逢在一个更惊心动魄的赛道之中：创业。3“祝你融不到资，来我的公司”张朝阳，你可能都忘了他是清华人。他有个和楼天城相似的外号，“教父”“中国互联网教父”。在清华读本科期间，来自西安工厂大院的张朝阳还“十分清华”，他在冬天洗冷水澡锻炼毅力，围着圆明园长跑。1986年，他成为改革开放后最早一批留学生，来到麻省理工。在美国，这位清华人的天性似乎得到了解放，张朝阳摇身一变成了Charles，开跑车，戴墨镜，喜欢派对，穿着出位。2003年春，3年前登陆纳斯达克的搜狐股价在经过跌破后，暴涨80倍。搜狐光华长安大厦的办公楼里，一派美元味的兴奋。也是那一年，搜狐收购了游戏门户17173.com。游戏确实是个大生意，但门户几年后就没戏了，搜狐没抓到最后的转型机会。这也使得张朝阳这位教父没法像马云这位爸爸有足够的气力扶持后备力量，清华人终究没能主宰互联网。AI带来了新的希望。AI世界，花拳绣腿水袖功夫是不管用的，比吆喝没用，真得有踏踏实实夯实技术的功夫从这个维度看，清华的优势来了。学校里盛行的“大牛光环效应”，一路从象牙塔延伸到了真金白银的商界。旷视科技创始人之一唐文斌是楼天城姚班6字班（06级）的师弟，与他一样和楼天城关系亲密的朋友习惯喊楼天城“楼爷”而不是“楼教主”。他和楼爷一起参加过各种编程竞赛，是topcoder上中国第5位target。楼天城，唐文斌一起参加比赛当高中的唐文斌在2004年斩获信息学奥赛国家赛银牌时，旷视的另一位创始人印奇正在安徽芜湖一中钻研物理奥赛。这所中学走出过严复、陈独秀、清华校长顾秉林，人杰地灵，印奇也顺利保送清华自动化系。清华人“不善交际”的特点，在这两位后来的和间表现得尤其明显在那一届总共只有27人的姚班，印奇和唐文斌一直交往并不是很多。唐文斌告诉「甲子光年」，他们那会儿只是“远远地相互欣赏”。直到09年，大三的唐文斌进入微软亚洲研究院实习，比他早加入一年的印奇和他相约吃饭，才算熟了起来。之后他们一起做了一款用到技术的手机游戏“乌鸦来了”，一度达到App Store 总榜第三名。在2011年，他们一起创立了计算机视觉公司旷视科技。“乌鸦来了”另一对出身于清华的合伙人，是后来一起创办了小鹏汽车的夏珩和何涛。2003年，何涛曾失落地坐在武汉大学经管学院内啃CFA课本。他去武大读金融，纯粹是为了高中女友，没想到大一没读完就分了手。他思来想去，8个月后还是从武大退了学他真正的志向是清华汽车系。他回到湖北省荆州市的公安一中，复读一年，终于成了清华4字班的一员。和他的一时落魄形成鲜明对比的，是那时已经成为清华风云人物的02级汽车系的夏珩。2005年，第十五届校园歌手大赛在清华大礼堂举行。临近决赛，全校都在发传单、贴海报，食堂、宿舍、图书馆满眼满地都是。夏珩以一首《八号楼下》夺得最佳原创歌曲奖，台下的女生们贡献了远超男女比例的尖叫而何涛却没等演完就离了席，曾经的情伤让他小心翼翼，“我当时正在泡妞，他唱太好了，我得赶紧把妞喊走了，免得被撬。”好在这一次，何涛的爱情故事不再忧伤。那个和他一起听夏珩唱歌的妞，如今成了他夫人。现在他们还有机会一起再听夏珩唱歌。2017年8月底，何涛的湖北老乡、UC创始人何小鹏也离开阿里，加入这家以自己名字命名的公司，宣布“All in AI”；一个多月后，清华计算机系03级、前特斯拉技术专家谷俊丽也加入小鹏汽车。本以为会成为新一代清华歌坛偶像的夏珩，就这样成为了这家新兴造车公司的董事长兼CEO，红出另一番境界。另一位“网红”，是清华精密仪器系4字班的李一帆。他的成名得感谢他的师兄王兴发明了校内网（后更名为人人网）在美留学期间，他把自己在美游山玩水的经历做成人人相册，点击过亿，疯传一时。如今夏珩不做歌坛偶像了，李一帆也无心当网红了。2016年，已创立禾赛科技的李一帆为寻求转型去德国招人，认识了在慕尼黑大学深造的08级电子系师弟邵天兰。李一帆想拉他入伙，后者却想自己创业。李一帆只好“曲线救国”帮师弟做了第一版BP，但留下一句半开玩笑的话：“祝你融不到资，来我的公司。”对于顶级聪明的大脑来说，他们总需要更刺激的挑战来满足自己的智力追求。或许正因如此，当初积极竞赛的选手和如今创业奋斗的正是同一批人极致和艰苦，只有最渴望卓越的人才能坚持下来。4清华卡位不知近几年，清华校友的同学聚会多不多，总之，他们的命运又惊人地重逢在一起：楼天城创立了自动驾驶公司Pony.ai；他在姚班的师弟印奇、唐文斌、杨沐创立了计算机视觉公司旷视科技；高他们两级的电子工程系的衡量联合创办了Roadstar.ai并担任 CTO；电子系11级姚颂与他的老师、电子工程系副教授汪玉、4字班学长单羿和8字班学长韩松一起创立了专注AI芯片研发的深鉴科技。楼天城曾住在清华紫荆公寓2号楼。2号楼的隔壁是1号楼，1号楼的321室是另一个催生了大量技术创业者的宝地：清华电子系科协办公室。这是楼里唯一不熄灯的房间。不想睡的男生夜夜盘桓于此：自习、做项目、打比赛，疲倦了就相约去吃西门烤翅。每年科协举办的“挑战杯”都会吸引无数支队伍参赛即使决赛临近期末周，实验室里依然彻夜灯火，那是参赛者们在通宵熬夜焊电路板。对于讷于表达的清华人来说，组队比赛也是与异性相处的难得机会：比如邵天兰，每次组队都要拉上班里的“四朵金花”之一刘冰最终如愿抱得美人归。姚颂曾担任科协**，在他入学前一年，07级电子系的杨坤也曾坐在321，为研究生转到计算机系做准备。当时在这个屋子里的人中，邵天兰后来创办了梅卡曼德机器人；吴天际创办了幻腾智能家居；学霸杜子东去了中科院师从**霁，成为AI芯片研发公司寒武纪的科技骨干；09级的小学弟温子煜创办了owlii；而顺利转系后的杨坤也加入创业大潮，成为网络安全公司长亭科技的联合创始人。至此，领域几大热门赛道，清华人卡位完毕，占据中国AI创业半边天。一个属于清华的新时代到来了。我做自动驾驶、你做计算机视觉、他做芯片研发，我们都有光明的前途。甲子智库top100榜单里，清华人占据半边天5另一个群体在这一波新兴创业潮中，除了年少成名的一代，还有另一个清华群体，错过了互联网浪潮，在40岁左右中流击水，带着年轻的心态进场。2006年，宿华进入Google中国做程序员，他是01级清华软件学院的学生，彼时Google中国的技术总监是清华96级计算机系的周杰。宿华博士读到一半开始创业，先后折腾了33个项目都失败了。他当时肯定不敢奢望，日后自己创立的快手，会在2016年Google退华8年后，把橙色Logo挂在昔日Google中国总部所在地、清华科技园大厦的外墙上。而从Google离开的周杰自立门户，先后做了提高广告效率的淘金科技，和同样主打机器推送的“女性版今日头条”每日新款，然而却没能获得学弟宿华一样的成绩。快手也经历了一个标准的创业维艰的故事：2013年，宿华和程一笑在一家酒店长谈了7小时后，把办公室开到了一套和另一家公司共享的三室一厅房子，员工人均面积一平米。虽然快手的胜出怎么看都像是一个底层文化的突围，但快手对外总说，自己的核心是基于的智能推荐算法，毕竟这更符合“smart is the new sexy”的清华价值观。清华91级的唐锐，是个15岁就进入清华的天才少年。在那个“万元户”极少的年代，攒一台电脑要上万元，唐锐和室友们勤工俭学，卖光盘、写程序，居然攒出了一台。在唐锐的毕业季1996年（之前电子系本科是5年），清华水木BBS上线，清华学子成为中国最早一批互联网用户。唐锐的一位同学甚至借此跨过了浅浅的海峡，与一位台湾女生网恋，率先为祖国统一大业做了微小的贡献。在2013年唐锐回国创立自动驾驶公司纵目科技的两年后，99级清华电子系黄畅联合创办了AI芯片公司地平线，也盯着自动驾驶市场。黄畅是当年贵州省高考状元，所在高中刚好叫“清华中学”，是与《无问西东》中的西南联大同一时期的产物，由几位清华学子于1938年创建。学校的图书馆叫“奇梅”，为了纪念清华校长梅贻琦。初中就在386电脑上写程序的黄畅，进入大学后一心沉浸在他心爱的代码世界里。研一，他开发的人脸检测算法被佳能看中，推出世界上第一款具有人脸检测功能的数码相机。从那时起，黄畅感到自己的人生使命清晰了：相比学术，他更喜欢成果在工业界落地的感觉，让这个世界发生切切实实的改变。比黄畅高两级的毛一年、向奕裴，有个比他们出名的室友，王兴。虽然大家一样大，在创业上，王兴却是97级里的先行者。入学那年秋天，王兴床榻了，砸到了下铺的王慧文。后来两人一起在2005年创立了人人网。大学期间，当王兴和王惠文在学校里热火朝天地参加各种科创活动时，同宿舍的向奕裴和毛一年则一个专注于音乐，每两周跑一趟中央音乐学院学习，为老狼的《虎口脱险》编曲；一个热爱体育，校排球队、院排球队、篮球队，以身体动次打次。王兴、毛一年、向奕裴毕业照当年大二时，这个宿舍里的人曾合伙攒了一台电脑，那时候攒电脑，已经不像他们的师兄91级的唐锐那么贵了，但依然花了将近9000块。王惠文自此再也不睡，夜夜在宿舍打《星际争霸》；等他好不容易睡觉的时候，王兴就用这台电脑来编程只是他编程的功力并不如另一位室友邹舟。邹舟后来创办了杭州财人汇，并成功上市。那时候，还没有菠萝状的清华大礼堂，没有电脑的同学挤在有电脑的宿舍里一起看电影。《大话西游》是这一代清华人的集体记忆。夸张的弧形屏幕丝毫没有减损朱茵的美貌，当王兴、程杭（后来创办了虎扑）对着电脑被周星驰哈哈逗笑时，同年级的杨铭和倪凯也正在唏嘘着伤感的影片结尾。再后来，杨铭成为了地平线的另一位联合创始人，而倪凯先后经历了百度无人车、乐视汽车，后来自己创办了无人驾驶公司禾多科技。现在回头看，虽然这一波人年龄相似，却被时代之浪潮划成了两代创业者：互联网和人工智能。前者已经诞生了高企低回的传说，人人的王兴、豆瓣的阿北、虎扑的程杭；后者正在磨刀造炮，革命尚未成功。6来之不易虽然AI近来势头正猛，仅仅几年前，人工智能还是个不好找工作的领域。自动驾驶公司Momenta创始人、来自甘肃的4字班力学系曹旭东在2008年直博后，兴趣发生了变化。2010年，他找到当时的院长，希望转向人工智能专业出国读博。找了三次，院长还是劝：“这个方向还在实验室里，很多博士毕业之后就找不着工作了，但是你看我们航院，毕业后工作随便找。而且，你是博士，去了那边的话你可以排队领到房子。”那时，中关村的房价已经涨到三万一平。曹旭东心想：好歹能找到一个五千块钱的工作吧？他决定“裸退”。结果投出几十份简历，只有一个在上地的小公司要了他，月薪两千。最惨时租不起房子，只好在好友家客厅里打地铺。此后，他以三个月一换的周期在索尼研究院、雅虎研究院实习，最后落脚于微软亚洲研究院，地方终于对了，一待就是四年，和印奇一起在孙剑手下实习。另一个也曾经历迷茫的是1997级入学的黄飞跃。黄飞跃博士期间研究计算机视觉，一起直博的3个同学里，只有他1人读完：一个同学出了国，另一个转了硕，很快工作了。清华博士毕业要求很高，有相当长时间，黄飞跃也很郁闷，但所幸咬咬牙坚持下来找对了方法，最终顺利通过了考验。2008年，黄飞跃博士毕业，看了一圈发现找不到专业对口的工作。前一年，腾讯研究院刚建立，四处招兵买马。一听是研究院，还能接触工业界，擅长软件编程的他就去了。算下来，今年正好是黄飞跃在腾讯的十年整。2015年之后，行业势头明显上扬。当初没赶上互联网时代，后来有幸赶上人工智能应用潮的清华人，开始逐渐渗透至各大公司和创业团队中，形成了复杂的校友网络。就拿深鉴科技几个创始人来说：98级的汪玉一直在清华任教；04级的单羿曾任地平线FPGA技术负责人、百度研究院高级工程师；08级的韩松与创立了梅卡曼德机器人的邵天兰、Owlii CTO陆是同学。行业向好的另一个原因是，清华长出了一批优秀的投资人。电子工程系97级的毛一年创办二郎神科技，第一个，就是他的室友王兴；84级的英诺天使李竹投资了速感科技陈震；00级电子系的金沙江创投张予彤，投资了深鉴科技、地平线；深鉴的高榕资本有03级电子系辛旺；计算机系97级的IDG合伙人牛奎光投资了商汤科技等一众明星科技公司；清科集团创始人、力学系96级的倪正东在读书时，就组织过清华大学的创业计划大赛。1999年，他创立清科，正赶上互联网发展高潮，参与投资和帮助融资的企业超过五十家，而现在，清科也投资了一些科技创业项目。不知道王兴有没有想过，如果2006年，在面对陈一舟的强大攻势下，也能有个知根知底的VC挺自己一把，给些钱度过难关，校内和自己的命运会不会截然不同？如果也，也许包含了千万大学生青春回忆的相册和日志，也不会现在像尸体一样躺在人人坟场里了。终于，现在的时机，的确很像一个为清华人量身定制的时机。一方面，数据积累、算法算力进步，让人工智能、数据科技的一些前沿成果开始逐渐走向落地；另一方面，从中国市场大背景看，、互联网流量高昂、传统产业亟待升级、模式创新阵营疲软，科技创新开始背负着提质、控险、增效、降耗的历史使命，成为大势所趋。时机来之不易，陷阱却也星罗棋布。相比于互联网，AI公司要想走到最后，周期更长、风险更大、摩擦力更大。第一步，得在巨头嘴里抢肉吃。AI本就和巨头离得很近：搜索、电商、社交、内容推送，背后没有哪个不是巨头的重金布局。黄飞跃如今领衔腾讯优图，百度为了人工智能破釜沉舟，阿里成立“达摩院”计划投入千亿，互联网第二梯队TMD也紧追其后，比如滴滴刚刚建立了人工智能研究院。那么，这群清华系AI新贵，有机会从0到1长出巨头吗？至少新一代清华人是相信的。就拿自动驾驶来说，一批清华人近来从百度纷纷离职，先后成立了Pony.ai、Roadstar.ai等公司这是清华人撂了北大人的挑子，也是技术新锐对传统巨头的挑衅和切割。7“你忘了当初学校是怎么教育你的？”当王兴在互联网江湖奋力搏杀时，两位室友毛一年和向奕裴还在与北京相差16个小时的圣地亚哥，悠闲地享受着加州的空气阳光。尽管两人在高通做的产品可以进入数以亿计的设备，却没有太大成就感：自己彷如流水线上的一颗螺丝钉。可惜在互联网时代，机会更偏重于模式，他们只好一边默默积累经验，一边等待着一个时机。毛一年说：身为清华人，骨子里的使命感令他们渴望做出真真正正改变世界的事情。虽然比室友王兴晚了十年，毛一年和向奕裴终究先后迈出了创业的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