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报保险肯定会影响下一年的保险费用，如果不大还是自己掏腰包处理算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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原文地址：
我已经有了一些对待疾病的经验，还体验到生命的重建和精神的升华。我明白距离真正的康复还很遥远，但我相信自己走在正确的道路上。
当时我一点也没有想到，一个新的危险正潜伏在我的胸腔。
第一次让我意识到新一轮威胁已经降临的人，是肿瘤医院的石木兰大夫。在她看来，我的左肺上叶的病灶，正在发生细微变化，并且已经侵蚀肺膜。她断定，它是恶性肿瘤的概率在90%以上，所以建议我尽快请胸外科专家实施手术。
这一天是日。
耐心排队等待两小时之后，终于轮到我们进入石木兰大夫的诊室，上距我颅内病发并且查出肺部病变，已经一年有余。
我们柔声向她问好，她只不过“哼”了一声作为回应，头也不抬，只是自顾自地琢磨眼前那些胶片。
在一番仔细对比之后，她在病历上写道：“左上肺结节，与一年前比较略有增大”，“轮廓欠清楚”。她说，这些都不是好兆头。但她仍然认定，仅凭这些就把开胸这样一个大手术搬上来，还是“证据不足”。
她说我们带来的胶片拍得不好，要求我们重拍一回，而且是“立即”。她甚至苛刻地指令我们把门诊医生开具的CT扫描检查单拿回来，经她过目才算数。
&&&我心中有几分疑惑，但还是老老实实地把那张检查单带回来给她看。她果然不满意，又在上面写了几行字。我看看，不懂，估计那是给CT检验医生提出的一些特殊要求。
我隐约感到她在心里已经有了倾向性意见，而且凶多吉少，只是在找到确凿证据之前，不能断言。
于是我们拿着她“批准”的检查单匆匆去CT室拍片。如此在医院大楼上下奔波往复，不厌其烦，再也不敢自作聪明地把她的怪异要求不当一回事。
几天后，我们带着新片以及最后一点侥幸心理，再次来到石木兰大夫的诊室。就在胶片挂上灯箱的一刹那，我明白了她为什么会那么苛刻地要求按她那个“三维成像”再拍一次：我的左肺病灶正在以更加巨大更加清晰更加细腻的形态呈现在我们面前。
我第一次发现，原来同样都是CT扫描胶片，影像效果真的会有天壤之别。
“还是应该动手术！”她只看了一眼就脱口而出。
仍然没有寒暄，也不再费口舌斥责我的漫不经心。她全神贯注在影像的黑白世界中，用红铅笔在胶片表面笔圈出可疑之处，借助于放大镜和卡尺比较其中每一个细节。当我们忍不住要问一句话时，她就摇头，以这种不容置疑的方式制止我们打断她的工作。
然后，她开始在影像会诊记录单上描述她看到的东西。清晰精确，没有任何模棱两可：
“左肺尖可见一不规则的结节。可见毛刺”
“可见胸膜凹陷，周围有磨剥离密度。”
“与2007年3月CT片比较有增大，毛刺增多，形态不规则。”
“首先考虑肺癌。”
我问她，“恶性的可能性有多大？”
她很干脆地说：“90%以上。”
我对这样的判决已有预感。这是个坏消息，不是我想要的。
但是，我千辛万苦东奔西走，并不是想要得到好听的结果，而是想要寻找值得信任的医生。
尽管我曾对那么多医生提出过质疑，却已经在内心聚集起对她的信任。
&同时还强烈地意识到，自己犯了一个严重错误……是的。我意识到自己犯了一个明显错误。这是生病以来第一次，也是最严重的一次。
我们不是第一次看石木兰大夫的门诊。好几个月之前，晓东就曾请她会诊。那时候我对她的态度是怀疑，还夹杂着一点漫不经心。
那一天，也是在这间屋子里，她把“不排除肺癌”几个字给了我们。当时她认为，“是与不是的可能性各占50%。”
当晓东提到要不要做手术时，她立即表示反对。她说：“现在就下决心动那么大的手术，为时过早。”
她显然感到，这个模棱两可的“诊断”并不能让我们满意。实际上她自己也不满意。
她批评北京医院做的CT扫描胶片质量不好，所以没有办法做出准确的诊断。然后，她要求我们三个月后再来，重做胸部CT扫描，而且必须在肿瘤医院做，还必须照她指定的方法拍片。她还说了一个奇怪的名词，叫做什么“结节三维成像”。
我从晓东嘴里听到这一过程，并没有领会其中意味，对这位医生贬低其他医院的胶片也有些不以为然，觉得那不过是她在为自己医院兜揽生意，就像很多医生都在做的事一样。
我仔细阅读石木兰大夫在病历上留下的文字，除了留下一个印象――“这老太太是我迄今看过的大夫中写病历最认真详细的”，也没有感到她有什么与众不同的高明之处。
我甚至没有把这次诊断放在心上。那些天，“脑瘤”的死亡威胁似乎正在离我远去。我沉浸在乐观的情绪中，还为“拒绝开颅手术”添了几分盲目的自信。
&&&&“他们不给我来一刀是不罢休啊。”那个晚上我对晓东笑道：“看看锯开我的脑袋没指望了，就惦记着扒开我的胸。”
癌症这种疾病，不仅是在摧残病人的肉体，而且对于病人的智慧、修养、品格和心理来说，也是一场真正的挑战。
发病的最初几个月，应该说是最危险、也是精神上最紧张绝望的阶段，很多人在这里便崩溃了。即使度过这段时间，病人的情绪还是会在不知不觉中发生变化。病情平稳的患者会沾沾自喜起来，放松警惕；病情恶化的人会更加绝望，对很多信息的反应变得麻木和迟钝。
我也是如此。全身的状况已经渐渐好转，一次又一次的核磁共振和CT扫描复查全都证明，头部病灶正在缩小，左肺上叶的阴影没有给我带来任何不适。这叫我的潜意识里多了一些乐观的情绪，以为危机正在离我而去。
所以，当石木兰大夫第一次向我发出警告时，我很轻易地把她的建议弃之一旁，没有按照她的嘱咐及时去做“三维成像”。
这让我错失了在第一时间确诊肺癌的机会。换句话说，我也许应当在好几个月前就走上手术台的！
当我们再次走进她的诊室时，经过过去了差不多一年。我们手上提着的还是在北京医院做的普通的CT平扫胶片，而不是她指定的“结节三维成像”。
她抬头看我一眼，冷冷地说：“你终于又来啦。”
很显然。我的怠慢让这老太太不满，不过她却没有像我担心的那样草率地敷衍我们。她一如既往地专注于她认为拍得很糟的那些胶片，然后指导我们重新得到更清晰的胶片。
现在，石木兰大夫以不容置疑的方式描述了它“增大”、“形态不规则”、“毛刺增多”。这都是恶性肿瘤的典型表现，也在根本上颠覆了所有乐观主义的诊断基础。
我第一次切切实实地感到，我的左肺正潜伏着更大的威胁。在石木兰大夫之前，我们也曾历过一连串同样的“影像学诊断”，而大多数专家却抱着完全不同的看法。他们追随观察我的肺部病灶，诊断结果全都倾向于“良性病变”，比如是个结核，或者是炎症之类的东西。
所谓“影像学诊断”，就是仅仅凭借胶片影像鉴别病人到底得了什么病。在获得活体组织进行病理检验之前，这通常是医生看病下药的重要依据。
不过，我在求医问诊的过程中总有一种感觉：医生们辨别胶片时，难免会被胶片之外的因素干扰。
比如，他们诊断我的肺部病灶时，如果知道我的脑袋里有个“肿瘤”，就会把心里的天平向“恶性”一边倾斜过去。
反过来，他们在看我的脑片时，如果知道我的肺上还有一处病灶，又会坚决地认定“脑瘤”是由肺上转移过来，因而便倾向于做出“肺癌晚期”的诊断。
一旦他们发现颅内“肿瘤”没有继续长大，甚至还在缩小，就会认为那东西原本不属于“恶性”，当然也就不会是从肺上转移来的，进而又会乐观地认定肺部阴影也只是个良性病变。
这中间的逻辑，自有其通行的医学理论加以支撑。
“人体是一元化的。”一位医生曾对我这样解释，“各部分有机地联系在一起。所以，当医生在一个人身内的不同部位同时发现病灶时，我们首先必须考虑，它们是有关联的。”
晓东一直把我肺上的阴影看得很重，耿耿于怀，寝食难安。她的逻辑与医生的逻辑正相反：如果那是恶性肿瘤，那么脑子里的东西也就更加凶多吉少。反之，如果肺癌能被排除，脑子里的所谓“转移瘤”之说也就不攻自破。
这推理我当时也很赞成，却不料其中隐含着一个错误，那就是，所有人――包括医生和病人――都认定脑袋和肺的两处病灶紧密相联。
可是事情完全有可能是另一个样子：即使颅内病变痊愈，肺部病灶仍有可能为“恶性肿瘤”。也就是说，这两者是没有关联的。
我们固守着一个不一定正确的逻辑。好在我们能够追随观察肺部病灶，每隔几个月，我便做一回胸部CT扫描。
晓东拎着这些胶片在这个城市里东奔西跑，寻求“专家会诊”，迫切希望能够得到一个确切诊断，可是很快就发现，无论多么权威多么精妙的专家，也会意见不一。
众说纷纭、莫衷一是的情形，我在“脑瘤”的诊断过程中已着实领教了一回，如今在肺癌的诊断中又不能避免地再现。结核病专家信誓旦旦地说那是肺结核，肿瘤专家则认定“不能排除”恶性肿瘤，既非结核也非肿瘤的专家则认为它还有可能是肺炎，或者其他什么稀奇古怪的东西。
实际上，“诊断”在医生那里是个极富弹性的概念。它完全不像我们外行人想象的那样，具有非此即彼的含义。如果你在自己的病历上看到“不排除肺癌”几个字，那是指你的肺部病灶可能是恶性肿瘤，但也可能意味着那东西什么也不是。如果你看到的是“结核可能性大”，那也并不意味就不是恶性肿瘤。
所以我们必须学会听懂医生的言外之意，同时也能看懂他们的肢体语言。当一个内科医生避开你的目光，同时建议你去看外科时，就意味着他的心里已经在设想你患了恶性肿瘤。如果一个外科医生大笔一挥，在你的病历上写下“开胸探查”。那就表明他知道的一点也不比你多。因为除了把你开膛破肚、撕心裂肺之外，他也不会知道那是个什么东西。他手上的动作很重要，通常能够传达出更准确的信息。若是缓慢、收敛、从容，那么他就有可能已经成竹在胸。若是迅速、张扬、摆动幅度很大，那就表明他的内心其实是在犹豫不定，只是在掩饰什么，或者急切地想要打发你走人。
有时候在身体语言之外还会增加一些奇妙的专业术语，比如“诊断性治疗”。这在医生口中应用得极为频繁。那是说，医生其实并不知道你得了什么病，却可以在你身上施展任何法术。在肿瘤治疗领域里，这好像成了应对疑难问题的相当普遍的妙方，而我却对这个词产生了无限疑惑。
虽然常常模棱两可，医生却本能地让病人感到他们无所不能。
我们总是不会把心中的失望――不是对绝症的失望，而是对医生的失望――持续太久，因为他们是那么神圣，满脸洋溢着威严，说出话来头头是道。而且，说老实话，你病了，病入膏肓，不听医生的话又听谁的呢？
所以，我还是把期望倾注在医生身上，并且努力学会使用医生的行为方式。我告诉自己，不要苛求医生句句是真理，只要能从每次会诊中得到一星半点有用的信息，就该知足。
每次会诊之后，我们总是把各路意见加以归纳，认真对照，结果发现医生们尽管结论不同，但在一个问题上是不约而同的。在将近一年的观察中，每一次影像学检查报告单上也都写着“基本同前”。就算那些最为缜密慎言的医生，也承认“基本没有变化”。
鉴于癌细胞的新陈代谢和生长速度远远超过正常细胞，所以通过影像来诊断恶性肿瘤的一个重要依据，就是观察病灶在一段时间内是否会发生变化。所谓“基本同前”，也就是说，它几乎没有长大和蔓延。
事实上，大多数医生就是凭借这个理由，才会得出和石木兰大夫完全不用的意见。
如今回看康复之路上的每一个脚印，我意识到，我当时犯了一个严重错误。脑瘤的危机很长时间里吸引了我的所有注意力，对于左肺上叶的那片阴影，完全没有放在心上。当初医生正是因为在我颅内和肺叶同时发现肿物，才会有“肺癌脑转移”之说，这一点也被我们忽略了。最重要的是，我的身体的所有难以忍受的症状，都是来自脑子病变，而肺部病灶没有给我带来任何不适。老实说，我甚至感觉不到它的存在。我从来就不曾想到，最危险的“敌人”，其实是藏在自己感觉不到的地方。当天晚上，我和晓东开始讨论石木兰大夫的诊断。我告诉她，我打算尽快手术。
这话题让她焦躁不已，茶饭不思。因为她知道这条路的前边有什么在等着我们。
对于把自己丈夫送到手术台上这件事，她在内心深处始终抱着强烈的抵触。这让我们在拒绝“开颅手术”时有一种很自然的默契。现在，我那么快的改变了对手术的态度，她有一种强烈不安。
“这件事说到底是你自己决定。”她不断地重复，“说到底是你自己决定。不过，你可要想好了。你别忘了大多数专家都说你肺上的东西不是恶性肿瘤，至少还可以再观察。”
“医生都会犯错误。”我说。
“那些人也都是权威啊！”晓东说。
“就算是最好的专家也免不了。”我说。
“你能肯定石大夫就不会误诊吗？”晓东问。
“不能。”我回答，“但我能肯定，她犯错误的概率一定比那些医生低。”&
的确，在我看过的所有医生中，石木兰大夫是“少数派”。事实上，她是唯一的持有悲观结论并且提出确凿根据的医生，但我却相信她的意见比我见过的所有医学专家都更具可信度。
这个70多岁已经退休的老医生，是我见过的最杰出的胸科影像学诊断专家。她拥有极强的专业精神和独立品格，以毕生所学专攻肺癌的影像鉴别和诊断。靠着这套独门功夫，她帮助了无数病人。她的故事在中科院肿瘤医院诊断大楼里是个小小的传奇。所有人都知道，这位影像诊断科的老主任仅仅通过CT胶片，成功地捕捉到自己体内的早期肺癌，然后又给自己选择了一位主刀医生，干脆利落地完成肿瘤全切除手术。直到这时候，她甚至没有把自己的病情告诉丈夫和女儿。她独自承受了这一切。出院之后没过多久，她就跑到西藏，在那个海拔几千米的高原上转了一大圈，然后回到自己的诊室，在伴随了大半生的读片灯箱前，重新启动自己的工作。预约她的门诊病人立即在门外排成长龙。
她的古怪脾气和她的专业水平一样有名。这一点我们甚至还没有见到她时已有所闻。
我们是通过一个共同的熟人牵桥搭线，才知道她的。我们被告知，这老太太的禀性异于常人，脾气不好，说话很冲，所以我们在走进她的诊室之前已经做好思想准备。
尽管如此，她的“怪癖”还是让我感到意外。
我原本以为，她会按照约定时间安排我们看病，还会提一提我们共同的熟人，不料她对“谁谁谁介绍我们来的”这样的话没有一点反应。我们必须排队挂号，然后坐在候诊走廊里，耐心等待护士依次叫号，就像所有病人一样。
整个过程中她不苟言笑，把全副精力专注在胶片上，耗费了好多时间，脸上却一直挂着拒人千里之外的神情。
直到一年以后，我们第四次去看她的门诊，她忽然谈到她正在读的一本新书，我才知道她喜欢读书，而她却早已知道这是我们共同的爱好。
她用一种不经意的口气提到，“我知道你是记者”、“我看过你的书”、“我还买过你的书”。这是她第一次在看病之余说起题外话，也是第一次在话语中流露出一种亲切和悠闲。
我有些意外，于是提议送给她一本我的再版书，却被她当即拒绝。
“我自己买了。”她说，脸上的笑容在一瞬间便无影无踪。
在我求医问诊的经验中，很多医生不是这样的。如果他们不认识你，他们会用几分钟就打发了你。如果你有熟人牵桥搭线，他们就会对你格外热情。他们关心你的来头，在乎你的身份，在乎你的影响力。在你叙述病情时，他们会不失时机地插几句问话，不是问你的病，而是问你的来历。你是做什么的，你是怎么认识谁谁谁的，直到婉转地打听你的财力和头衔。他们会用很多话来谈论病情之外的事，包括他们自己的履历、或者他们的医术如何高明、治愈了多少病人、还曾未卜先知地做出多少英明的诊断。
可是眼前这老太太身上，居然看不到一点社会流行风气扫过的迹象。我猜想，此人一定是不食人间烟火的，我们自然也不能指望从她那里得到哪怕一丁点的特殊照顾。
我已好几次目睹她的工作和她的为人。她在工作时的那种专注和执著让我钦佩。然而还有更重要的，她的古怪的和不近人情的禀性，更加叫我放心。因为她未被窗户外面正在流行的那些乱七八糟的风气污染。
她从来不管对面的病人是什么来头，不问贵贱，不问贫富，也不问亲疏。没有人可以从她那里得到一点特殊照顾，也没有人会真的被她怠慢。在对眼前的肺部影像做出描述时，她不会让病人其他方面的症状――比如脑瘤――干扰了自己的判断，而且她从不使用“基本上”、“待确定”、“待除外”一类含糊不清的词汇，也不会用个问号来搪塞病人和规避责任。她从不标榜自己解决了多少疑难病例，也不贬低自己的同行。她不会对一件自己没有把握的事情装作很有把握，也不会被任何权威的意见牵着走。在我接触的所有医生中，她几乎是唯一的不会受到外来因素干扰、只是就影像论影像的医生。
我意识到自己的幸运。我找到了一个真正的医生、一个可以将性命相托的医生。决定去做开胸手术后，我们面临的第一个问题就是选择手术医生。
像所有病人一样，我们在这种时候，也免不了受到医生名望、地位和资历的诱惑。几个月来我借助各种渠道到处打听，手上早就有了一个长长的名单。可是对我来说，这些名字个个都很陌生，更别提还要鉴别其中优劣贤愚。
我决定把对石木兰大夫的信任进行到底，于是请她推荐一位手术医生。
“刘向阳。”她没有任何犹豫地说出一个名字。
我在心里急速搜索，竟是没有此人。
看我一脸茫然，她又告诉我，刘是肿瘤医院胸外科的医生，手术很扎实，而且细致入微。她提议我去看一次刘的门诊，讨论一下手术的可行性。
我嘴上答应，脑袋里还在我那专家名单上飞快旋转。其中有一位，名气更大，又有很高职位。
也许我能听听她对这件事的看法呢！
没想到她哼了一声：“别人我不评价。你让我推荐，我就推荐刘向阳。”
停了一会儿，她把眼睛从胶片上转过来，盯着我又说：“不要被那些表面的光环蒙蔽了。”
这话不太好听，却与我的阅历不谋而合。于是，我们用最快的速度去约刘向阳大夫的门诊。
见到刘向阳还不到一分钟，我就想到“物以类聚，人以群分”的古训，不禁在心里笑出声来。
这个宽肩圆脸、慈眉善目的中年男人，却有着一副相当怪异的脾气，不通人情，不问世故，说话就像吃了枪药似的。简直和石木兰大夫如出一辙！
他的冷漠的脸色令人生畏，然而却没有一点矫揉造作的姿态。面对这样一个人，你的第一感觉不是亲切，不是热情，甚至也没有丝毫客套，但却很真实。真实得让人觉得牢靠。等到我有更多的时间了解他之后，就进一步发现，他为病人做的一切，都是出于职业的操行和为人处事的本性，而不是夹着什么别的动机。
我们对他的了解是从一个冷冰冰的声音开始的。
“怎么回事？”他问。同时用一只手把胶片举在眼前，像一堵墙把他的脸隔在我们的视线之外。
我们说了石木兰大夫的诊断意见，大概是提到了“恶性肿瘤”，他冒出第二个冷冰冰的问号：“那你们找我来做什么？”
“想做手术。”
“手术？”他把胶片放下，说出的话越来越呛人，“那就说手术。不要说什么恶性的良性的。”
我们不明白他是什么意思，或者是在和谁赌气，只好说是石木兰大夫建议我们做手术。
没想到他的话头儿更硬：“不要说别人说什么，做不做手术是你们自己决定的事。”
看我们张嘴结舌的样子，他开始解释他的看法，语气也缓和了一些：“一般手术的术前鉴别是准确的。”他说，“你这个，不能百分之百肯定，只是有倾向性。”
显然，他尊重石木兰，但并不认为石木兰的话就一定正确。
也许是为了让我们更慎重地考虑自己的决定，他接着告诉我一个“误诊”的病例：他曾经有一个病人，手术前大家都认定是恶性肿瘤，他自己也这样以为。于是打开胸腔，先切下一小块去做病理检验，结果还真的就不是恶性肿瘤。“你看看，百分之百认定是恶性的，结果打开一看还真不是。你怎么就说自己是恶性的呢？”
他的口气很冲，脸上冷冰冰的，好像挂着霜。可是不知怎么回事，我却在心里感觉到踏实。
我懂了，他是在和我沟通，对我解释。他是在用自己的方式表达对病人的关切和耐心，甚至不惜用他自己误诊的病例，让我这个外行人了解这种疾病的复杂性和不确定性。
我还能指望什么呢？在那种情形下，难道我还在指望有位高人“排除”我的肿瘤嫌疑么？或者能够妙手回春，能够一劳永逸地扫除我的肿瘤之患？不是的。我没有那种奢望！
我只不过是在期待一个能够对病人多些耐心、理解和善意的医生，一个能够真诚坦率地和病人对话的医生。
我告诉他，医生们的确有不同意见，针锋相对。大多数人都认为那是良性的，但是我对石木兰大夫有一种特别的信任。我还是相信她的判断。我甚至担心肺上的癌细胞正在急速扩张，就要突破胸膜的束缚伸展到胸腔里面，所以才急着做手术。
看到他在认真倾听，脸色也越来越温和，我的胆子大起来，进一步表达我的急切心情：“实在没有普通病床，VIP病房也行！”
这句话刚出口我就后悔不迭，因为我猜想他这样的人大概不喜欢VIP病房里的那些人。
“VIP？”他那怪脾气果然再次冒出来，“你是来治病的还是来享福的？”那口气让我感到他岂止是“不喜欢”，简直就是“讨厌”。
“不是，不是，我只是想尽快手术？”我赶忙解释，又虔诚地问他什么时候才能入住普通病房。
他蹦出几个字来：“要等。排队。”
我在脑子里急速盘算这种局面：该不该请这个人个给我做手术呢？
他不是一个容易相处的人，但我已经有了一种预感：他是个值得信任的人。
我决定等！不管多少天都等！就等刘向阳！
1,不自吹自擂。
我们总会遇到一些医生。他们没完没了地告诉你，哪一个病人如何无可救药，遇到他便如何起死回生。他们从来不会提到自己没有治好、甚至误诊了的那些病人。可是我很明白，没有一个医生能够百分之百地治好他的病人，尤其是肿瘤病人。所以，如果有哪一位医生坦率地告诉我，他有哪一次错误地估计了病人的病情，或者告诉我，他没有治好的病人占有多大比例，那么我对他的信任就会大大增加。
2,不贬低同行。
我一直认为这一点是做人的本分。可惜医疗领域里的确存在明显的互相贬损之风，如同我在前面已经描述过的。当我对面的医生在说同行怎么怎么不行的时候，事实上我已经在心里降低了对他的评价。
3,不仅关注仪器检验结果，而且关注病人。
一个好医生每天都会被无数病人包围着。每个病人都会表现出孱弱、无知、琐碎和喋喋不休。医生每天面对同样的面孔，回答同样的问题，经年累月，一成不变。你可以想象，只有那些最具慈悲心肠的人，才能始终不变地保持对病人的耐心和热情。
4,只关心你的病，不关心你是多大的官，不问你有没有名、有没有钱。
当一个医生直接或者间接地打探我的职业和我的支付能力时，我通常都选择转身走开。
5,对求医者一视同仁。
记住，你依靠熟人关系，依靠权势名望，或者依靠塞红包寻找到的医生，并不一定是值得信赖的。一个真正可以信赖的医生，不会怠慢一个普通病人，也不会厚待一个有权有势有钱有名的病人。就算知道你有些来头，也不会给你特殊照顾，比如让你加塞儿，或者在你身上花费更多时间，而不管别的病人正在门外等待。
6,不自以为是，坦率地承认自己也有不懂的地方。
你有时候会感到，医生在用一些模棱两可的词汇，绕着圈子回答你的问题。这时候，你从他（她）的犹豫闪烁和含糊不清之中，从他（她）的肢体动作的细节，比如眼睛的转动和嘴巴的蠕动，能够很容易地分辨出他（她）是在谈论一个自己并不真有把握的问题。所以，如果一个医生对我说，“很抱歉这个问题我不太了解。我可以给你介绍一个这方面的专家。”我不会认为他（她）无能――因为没有一个医生能够精通所有的问题。正相反，我会认为他（她）是一个诚实可信的人。
7,不模棱两可。
不能确诊时，不会在病历上写个“问号”打发患者走人，也不会用“要么手术，要么观察”这样的方式把难题交给病人，而是提出办法，搜寻那些有助于确诊的依据。
8,言之有据。
能够确诊时，不仅告诉病人结论，而且告诉病人做出这个结论的根据。
9,即使已经做出结论，也会特别注意那些不支持自己结论的证据，并且根据新的证据迅速校正自己的诊断。
如果一个特别有名望的专家能做到这一点，比如周良辅大夫和石木兰大夫，我就会特别相信他们。这两位大夫，一位在上海，一位在北京，一个是神经科，一个是胸科，差别何其大！可他们却有一个共同特点：不仅不回避不忽视那些不利于自己的证据，甚至还能主动地利用最新医学技术去搜寻它们。由于新证据的出现，前者立即改变了自己的结论，后者当即把一个模棱两可的诊断变得确凿无疑。我们终于接到医院通知，来不及吃早饭，便带上住院用品，匆匆赶到医院办入院手续。
隔着一面高高的柜台，把住院单递进去。一个护士坐在里面，头也不抬，只把她的年轻却毫无生气的声音抛出来。于是我们知道，那位出院病人还在病床上躺着呢，要到下午才能离开，我们此番赶个大早，只为填表签名、预付押金之类，然后还要再等上几个小时。
这让我有点心里不快：既然如此，为什么不能让我们下午再来呢？
不料护士还没说话，旁边一人已经对我表示不屑。“别不知足啦。”他说，“我还不知道什么时候才能住进来呢？”
这时候我才发现，周围有不少病人也在排队办理入院手续。大家都是接到紧急通知匆匆赶来，数一数共有8人，可是当天出院的病人只有4个。
我忍不住向那护士打听，多出来的4位怎么办。
“挂床。”她从嘴里蹦出两个字。
我一下子没弄明白，心里琢磨：莫非要搭上下铺么？
那护士抬起头来，看我一脸茫然，撇嘴一乐，开始用一种“你就知足吧”的口吻给我解释“挂床”的来龙去脉。
“挂床”者属于住院病人，却又没有病床，只是按照住院的时间表，先完成手术前的各项检查。他们每天早晨6点以前赶到医院，完成当日检查之后便回家去，直到有病人出院腾出床位，才能住进来。由于病人的术前体检通常要用好几天，所以这办法既能提高医院的病床周转率，又能让病人更快完成手术。
我费了好大劲儿，终于弄清“挂床”的妙处，心中不快顿时烟消云散，同时还为自己没有被“挂”起来感到庆幸不已。
我们离开医院，到市中心的一座公园里去消磨时间。临近中午，饥肠辘辘，在公园门口找个饭馆坐下。
晓东问：“说吧。想吃什么？”
“涮羊肉。”我不假思索递回答。
她一听这话，笑了。二话不说点来一大盘羊肉。
老实说，这东西并不适合我。医生们无论中西，大都认为羊肉属于“发物”，对肿瘤病人不利。所以，这一年来，晓东始终禁止我吃羊肉。
可现在我们彼此心照不宣：这是我住院前的最后一顿饭。当然是想吃什么就吃什么。
我埋头碗里，狼吞虎咽，眼也不抬，全然一副慷慨就义之前最后一顿的样子。晓东看着我，自己却不动筷子。
她的情绪始终纠结着即将到来的手术，终于忍不住问：“你说，到底是不是恶性的？”
我说：“不管‘是’还是‘不是’，我都会很高兴。”
“为什么？”
“如果不是，我会为我逃过一劫而高兴。如果是，我会为我做出一个正确决定而高兴。”
我的病房在医院外科大楼二层东侧。这是一座崭新的建筑，拥有高大的前厅和宽敞的走廊。我在这家医院里往来奔波已有数月，满眼都是混乱、污秽和垃圾，充斥在院子内外各个角落。可这大楼里却是光线充足，干净整洁，也没有一般医院里那种叫人恶心的污浊气味。医生大都拥有宽敞的办公室，与病人的居住区比邻而处。墙上挂着医护人员的工作守则，上面记载了不许接受病人红包之类的规定。
我住在一间带卫生间的双人病房，房门对着一扇巨大的玻璃窗。靠窗的床上有个病人，躺在那里，浑身上下缠着粗一根细一根的胶皮管子。管子的一头分别插在他身体的不通部位，另一头不是连在形形色色的机器上，就是吊着个大塑料瓶，一股暗红色的血水顺管子淌下来，滴滴答答的，没完没了。床边那个呼吸机显示，他的危险期还没过去。
他看上去和我年纪相仿，脸色惨白，挂满痛楚，嘴唇紧闭，气若游丝。看得出来，他正强忍着撕心裂肺般的疼痛，只是在实在忍不住的时候，才把嘴唇松开一下，吐出一声轻轻的呻吟。他的家人团团围在病床边，满脸的焦虑和无奈。
我在自己的床边坐下来，小心问候他的家人，很快就知道他和我有着同样遭遇！他患的是肺癌，刚刚完成切除手术。我们之间也许只有一个区别：他的肿瘤在“右肺上叶”，我的“肿瘤”在“左肺上叶”。
我当即想到，这就是我的一个活生生的榜样――他所经历的一切我都将经历。
肿瘤医院的病房有一种奇异的气氛，阴郁，孤寂，加上绝望，难免造就一种虚幻无助的心境，让你从心底里体会着人类的渺小和脆弱。
我在这病房里静静地度过了4天，每天除了遵照医生吩咐完成一两项例行检查，其余时间就是躺在病床上冥想静思，看着窗前云聚云散，目睹身边的病友在垂死中挣扎，一分一秒地争夺生命的活力，默想自己也将经历完全同样的过程，忐忑不安而又满怀期待。整个天地仿佛与世隔绝，又好像把灵魂抛在地狱中修炼，对于穿门而入的嘈杂、叫嚷和呻吟，充耳不闻。
这天下午，我的寂静突然被打破。医生护士接踵而至，唤醒了我的胡思乱想。
麻醉医师杨萍站在病床前问东问西的时候，我意识到手术如期而至。接着，一位年轻医生跟着进来，要“病人家属”去完成手术前的签字手续。
我说，我自己签好了。起身跟着他来到医生办公室。
他先向我申明，这次手术只管肺，不管脑，接着就列举种种可能出现的危险情形，总之是叫我授权医生采取任何他们认为必要的办法去应付意外，而所有的结果必须由我自己承担。说得明白一点，就是有可能让我死在手术台上――可他就是不肯把这句话说出来。
我知道这是所有外科医生在手术前的必经步骤，也不多问，当即签名了事。
然后，真正的主角来了，是刘向阳大夫。让我意外的是，他不再像我们第一次见面那样满脸冰霜，说话时也不是一个字一个字地往外蹦了。
他告诉我，手术时间已经确定，又对我详细描述了手术方案。
也许是考虑到我就要上手术台了，不想让我过分紧张，所以他的态度友善，语调和缓。他再次提醒我，我的病不是百分之百地确诊，所以他不会把整个肺叶一刀切去了事。他计划把手术分成两步，先取局部组织做病理化验，再来决定是否实行根治术。
我说，我明白这个办法很周全，但是如果真的证明石木兰大夫的判断是对的，请选择一种最彻底的手术方案。
“我不担心你多切，”我说，“就担心切不干净。”
他笑了，叫我放心。这是我第一次看到他的笑脸。大约是我对石木兰大夫的执著的信任让他有些感动，这铁面医生的口气愈发温和起来。他告诉我，可以放我一天假，“回家好好过个周末”。
回到病房倒在床上，我让自己从这一连串的医生会面中摆脱出来，重新检讨自己在这整个的选择过程中是否犯了错误。还好，没有发现什么疏漏。
于是我打道回府，一边在心里暗自庆幸：不管下周一发生什么，我至少暂时地摆脱了医院里的紧张压抑的气氛。手术前的这个周末，我从刘向阳大夫那里获准一天假期回家，不免喜出望外。
我很希望抛开所有的紧张、焦虑和恐惧，从容不迫地走上手术台，就如同电影里英雄豪杰的慷慨就义。可是在手术单上签名时，那位年轻医生描述的可能发生的种种可怕后果，在我脑子里留下一幅幅恐怖画面。
突然间，我仿佛又有了死到临头的感觉。既然医生说了什么事情都有可能发生，那么这也许真的就是我今生的最后一天！
该如何度过这“最后一天”呢？
我当即想起有一次朋友聚会。席间一人提出一个问题：假如明天就把你拉出去毙了，那你今天最想做什么？当时这不过是个佐餐的玩笑，为了调动众人情绪，所以大家只是哈哈一笑了事。
没想到现在竟真的轮到我来回答这个问题。
我最想做什么？
“扛上相机！”，我对自己说，“去拍片子！。”
我差不多整个下午都待在都市中心的一个公园里。
这是六月的第一天。老天有眼，天气真是不错。夕阳徐徐落下，在整个城市洒上一片金色的辉煌。只有最干净通透的大气层，才能把阳光渲染成这种色调。
柳枝已经浓绿，马尾松也抽出翠绿色的长丝，一场夏雨洗去了春天的风尘，空气里飘散着野草的味道。我让自己的双脚自由自在地朝前迈去，只管欣赏湖畔风光。
水面苍茫柔顺，有如一块硕大的翡翠，从脚下伸展出去，铺向天边。一群野鸭掠过树梢，翅膀拍打着金色的阳光，发出呼呼声响，引导我在一丛丛的芦苇中穿过。
这比医院的病房更幽静，更有趣，也比盘算手术的成败更愉快。
傍晚我坐在湖畔，享受着“最后一天”的慵懒和疲倦，同时把相机架好，打开镜头，对着湖心岛上郁郁葱葱的芦苇荡。那是野鸭、鹭鸶和天鹅的栖息地。每逢夕阳西下，它们就会出来嬉戏觅食。这是野禽世界中最为灵动的瞬间，也是湖面上最灿烂的时刻。
在落日的最后一缕辉煌中，湖心岛忽然动起来。禽声大作，野鸟纷纷涌出，像是田径场上发令枪响，热血男儿奔腾向前。动物世界的狩猎时刻开始了。
接着，我看到了一个大家庭，由一只母鸭和至少15只刚出生不久的小鸭组成。母鸭率先扑入水中，她显然是想跨越整个湖面，把她的孩子们带到对岸的荷塘深处。那里食物充足，又很安全。
孩子们争先恐后，紧随其后，渐渐组成一字纵队。母与子相依相随，缓慢但却坚决地移动着它们的亲情和渴望，在这片如画的水面上组成一道风景。视野中由近而远，全部由不同层次的绿色统帅着，干净而不单调，宁静而又跳跃着生机。野鸭的队列与荷叶的背景交相辉映，是线条与色块的组合。线条构成的轮郭为高调的亮光，色块为低调的暗影。明暗分布恰到好处，时空浑然天成，恰如大自然的淡笔浓墨，挥洒出一幅以生灵为主题的田园诗。
我不禁惊呆了，由衷感谢上帝赐予我这幅充满圣灵的图画。
天边的彩霞由橘红而橙黄，转瞬又变成浓郁的蓝灰。暮色苍茫，万物悠悠。这漫长的夏日终于落下帷幕。
我回到家里，由于猎取到大自然的精彩瞬间，内心充满阳光，耳边一个声音忽然想起：“叫清晨的日光从高天临到我们，要照亮坐在黑暗中死荫的人。把我们的脚引到平安的路上。”（《圣经路加福音》）
即使这真的就是今生最后一日，我也已经感到心满意足！
我怀着这种满足和感恩之情回到医院。
护士小姐尾随而来，先是令我不得吃晚饭，然后又给我一瓶“开塞露”，叫我清晨起床后自己塞进肛门，排空大小便，因为人在麻醉状态中将会出现大小便失禁。最后，她安慰我不必紧张，夜里如果睡不着觉可去护士办公室领取安眠药一片。我想到有可能把人家手术台弄的一派肮脏，不免有点紧张，就说：“安眠药不必了，‘开塞露’倒是必须的。”
我躺在床上胡思乱想了好一会儿，最后决定什么也不想了。不过还有一事，委实放心不下，不得不做，于是拿出手机给儿子发出短信一则：
“我相信明天手术会成功。但万一发生意外，你一定要照顾好妈妈！你和王恬搬回家住一段时间。有你们在她身边，她会好过些。——爸。”
今生今世真的可以无牵无挂了！
我在心里默默想象另一个世界的模样，不知不觉竟又编出一首打油诗来：
他乡寻故友
迷途拜大师
梦里携天使
世外遇相知
了犹未了日
不了也了之
念着念着睡了过去，醒来天已大亮――果然不需安眠药。
打起精神，滴水不进，一丝不苟地执行了护士昨晚的命令，然后仰面躺到手术推车上。护士准时来到，一袭淡蓝色的工作服，一望而知来自手术室。
我被推将出去，穿越长长的走廊，家人全被挡在身后。视线中除了护士的毫无表情的脸之外，别无他物。
忽然间，载着我的推车停下来，眼前豁然开朗，原来已经进入一个长条形状的大厅。
我微微抬头，左右一看，不禁一乐。我看到手术推车正依次开进来，靠墙一字排列，应该有十几台吧。每台车上都有一人横卧，身上盖着一样的墨绿色的被单，十几个脑袋一起伸在外面左右张望。看来这些人都面临着和我同样的命运。不知怎么，我忽然想起有一次采访屠宰场时看到的那一排排待宰的猪。
经过一番等待之后，推车再次启程。我猜测这是到达手术台的最后一段旅程。心底一片宁静安详，口中再次吟出那几句打油诗……
我躺在手术台上，仰面朝天，正对着一盏硕大的无影灯。在眼角的余光里，麻醉师杨萍出现了。紧接着，一个罩子从脑袋的右上方伸过来，停在脸前。罩子形状如碗，由一根管子连接着我看不见的地方。
我心里一紧：这是麻醉剂！只要往我嘴鼻一扣，我便立时人事不醒。等到再醒过来时，也许只不过经历一场虚惊；当然更可能是石木兰大夫的预料成真，我的左肺已经不知去向，胸腔里面空空荡荡如同一间闲置房；或者还有第三种可能，眼下就是我今生今世的最后一刻――我永远醒不过来了。
这么一想，耳边隐约响起“这是最后的时刻”的歌声，不由地问杨大夫：“什么时候我能醒过来啊？”
她笑了：“你想什么时候醒，我就让你什么时候醒。”
我也笑了，本想让自己看上去大无畏一点，却不料问出一个最傻的问题。
也许是感觉到我的紧张，杨大夫停下手里的工作和我搭讪：“石木兰就是在这里做的手术，也是我们这帮子人。”
她的口气似乎很是以此为荣。最妙的是，我现在正躺在那同一间手术室里。
我点点头，心里感激杨大夫用这种方式舒缓我的情绪。一不留神，罩子已经落在脸上，覆盖了嘴巴和鼻子。我使劲睁了一下眼睛，想要再看一眼这个世界。
就在这时，我看到了刘向阳。他穿着墨绿色的手术服，一个硕大的口罩遮盖着整个脸，露在外面的一对眼睛看着我，无话，可我似乎感觉到有一种力量源源而来，注入我的身体。
我昏睡过去。失去知觉前脑子里的最后一个画面，竟又是昨日傍晚那个金光四射充满灵性的瞬间。
醒来时我已经躺在自己的病床上，不知道什么时候离开了手术室，那些身穿手术服的医生护士也都踪影全无。视线里面模模糊糊的一片人影，像是亲人和朋友，又像陌生人。我试图动一动胳膊，可是麻醉药的作用仍然强大。
我周身麻木，动弹不得，脑子里面一片空白，没有任何意识能够进入。这种感觉好像曾经在睡梦中出现过。
我又睡过去。
阳光从窗户那边照过来，有点晃眼，让我再次醒过来。接着我看了晓东。她的脸离我很近，几乎贴到了我的脸上。我隐约觉得自己又回到人间。是的。我又看到她了。我使劲动了动嘴。我后来始终不记得当时说了什么。下面的话是她在我完全清醒之后告诉我的：
我问：“那是什么？”
她俯身在我耳边：“是恶性的。已经全切除了。”手术留存“左肺上叶等五个标本”的检验结果――正规说法叫“病理诊断报告”，很快送到我们手里。它确凿无疑地证实了石木兰大夫的诊断：腺癌。肿瘤侵及脏层胸膜。
我很庆幸做了一个正确的决定――立即手术，同时庆幸手术过程没有出现意外。然而尽管我已做好充分的心理准备，自以为拥有足够的乐观豁达，可是手术带来的痛苦还是大大超出我的想象。
临床那位病人的景象，现在在我身上如出一辙地重现。我的周身上下插满胶皮管子，连连扯扯，头顶上的血压仪嗡嗡作响，供氧器丝丝吐泡，呼吸机的荧光屏上跳跃着绿色的荧光，叫这间已经充满紧张气氛的病房更加紧张。
麻醉剂的作用迅速消失，痛苦每一分钟都在加剧，还伴随着高烧带来的昏沉。强烈的创痛并不是发生在沿肋骨切开的那条30厘米长的刀口，而是在胸腔里面，及至撕扯全身的神经。
最要命的是，我必须按医生的要求不间断地大声咳嗽，让气流冲进胸腔深处，再爆发出来。
医生告诉我，这是每一个完成胸科手术的病人必经的步骤。人体原本拥有五个肺叶，左二右三。肺叶本来是个充满气泡的膨胀体，在经过这样一次手术后，我的左肺已被切除一叶，另一叶的空气也全被挤压出来，偏平如纸。所以只有拼命咳嗽，强令气流进出，将保留下来的肺叶充气膨胀，填补空洞的胸腔，如此才能最大限度地补偿已经失去的呼吸功能。
咳嗽本来不是难事，但现在，由于胸腔内部那些新鲜未愈的创伤，这轻而易举的过程变成反复施加的酷刑。
我可以听到呼吸里带着沉重的挤压声，每次吸气都要使足全身力气，而每一次咳嗽都好像有无数尖刀从里到外撕开我的胸膛，又好像有一块灼热的顽石在五脏六腑肆意碾压。我想今后我再也不会随便使用“撕心裂肺”这个词了――要不是经历眼前这一切，我怎么也不会懂得什么叫做“撕心裂肺”。
我已经连续48小时不能入睡。楼里楼外的所有声音，都在我的听觉中被无限放大，汇聚成一股搅扰人的噪音。走廊里的消毒水味顺着门缝钻将进来，变得更加难以忍受。
到了第三天夜里，疼痛终于击垮了我的意志。我不得不要求医生给我注射一支吗啡。一针下去，果然疼痛大缓，浑身舒适，居然能够小睡一会儿。
醒来后第一个念头就是担心“吸毒成瘾”，所以再也不敢索要吗啡，宁可睁着眼睛，忍着剧痛，挨过慢慢长夜。
晓东昼夜守候在我身边，悉心伺候。儿子也是寸步不离，表现出从未有过的耐心和体贴。有一阵子我觉得自己实在是脆弱不堪。幸好有他们在！否则我恐怕真的熬不过去了。这也许是京城规模最大的肿瘤专科医院，医疗技术和设备全都令我放心，尽管十分陌生，但却非常容易适应。可惜与陌生人之间的相处就不是那么容易。医生和病人彼此彬彬有礼，按部就班，护士们也能做到召之即来，有求必应，但却总像隔着一层纸，永远不能形成默契和共鸣，也不夹带任何情感。
其实情感这东西不仅难以言传，就连意会也很不容易。
每天查房时间，医生都会鱼贯而入，依次站在你的病床前，问寒问暖。可是你会觉得这一切都是在完成既定程式，就像数学家在解开一道数学难题，一个步骤接着一个步骤，精准无误而又冷漠无情。没有人会琢磨你的心情好坏。他们关注的只是你的呼吸和脉搏。
&&医院通常要为这种手术的病人安排“特级护理”，我也不能例外。这在医院的护理级别中算是最高等级。不过，我很快就发现，所谓“特级护理”并不意味无微不至。
护士们个个年轻漂亮，衣着光鲜。无论高矮胖瘦，脸上表情都是一样的庄重，声音也是一样的干燥平稳，回答你的问题时脚下不会停步，头也不会抬。她们通常坐在被叫做“护士站”的高高的柜台后面，或者是在其他什么病人看不到的地方，和病人的联系纽带，是一个对讲机和高音喇叭。喇叭悬在我的脑袋上面，所以，我总是在昏睡中被里面突然爆出的女高音惊醒――不是呼叫病人的去护士站“取药”，就是催促病人家属去“缴费”。
在接受了连续几天的“特别护理”之后，我惊讶地发现：这里的护士全都不会笑。值班护士每日例行的工作就是两次测量体温，另有若干次扎针输液。不过，她们永远不会在病床边坐下来。当她们出现在我眼前时，总是匆匆忙忙，同时还会伴随一声高叫。要么是一声“量体温”，伸手递过一支体温计，转身便走，剩下的事情就全是我自己的了。要么是一声“输液”，然后抬起一只纤纤玉指，在我的苍白松弛的皮肤上摸索一番，于是便有一阵针刺的疼痛从我手背传导过来。接下来，我就只能自己盯着吊瓶里的药水滴滴答答，随时准备冲着对讲机呼唤一声“药没了”。护士倒是闻之即来，也不废话，刷的一下拔出针头，飘然而去。
我对护士的职责完全不懂，只不过在30年前曾有一次住院经历。记忆中的护士不是这样的。那时候医院相当陈旧，墙上斑驳陆离，地下裸着水泥，没有落地窗，也没有电视机。病房很大，里面放着8张病床，却没个卫生间。护士们没有那么玲珑娇俏，可是个个亲切可人，说话细声软语，笑容总在脸上，从早到晚围着病人转，送药送饭，问暖问寒，教给轻病人做康复锻炼，又为重病人洗脸擦身，把尿接屎。我还记得临床一位病人便秘，好几天不能正常大便，那个小护士急得下手去扣……
现在，这种种画面不知怎么竟又全都回到眼前。30年来这世道变化不小，我曾写过一本书描述这种种变化，所以对于变化早有刻骨体会，可是我却怎么也不会想到，这世道变来变去，怎么把个护士变得不会笑了呢！
其实会不会笑并不重要。护士不论多么和蔼可亲，毕竟不是亲人，不能指望太多。想来医院也知道自己的护士不能满足护理需求，所以弄了个服务公司，为病人提供临床护理的专门服务，叫做“护工”，说是替代家属照顾病人。
我请来的这位“护工”，是个来自安徽乡下的中年妇女。短发，圆脸，身强体壮，殷勤周到，又能吃苦耐劳，笑脸迎接年轻护士们居高临下的眼光和喝斥。她每天工作24小时，白天守着我的病床，寸步不离，夜里就在床脚下铺块纸板，合身而卧。我这里一翻身一咳嗽，她便立刻跳起来，问我有何需要。最难得是她虽无大学文凭，也没读过护校，却能懂得护士的全套功夫。吃药、喂饭、翻身、擦澡、接屎尿、吸氧气、读体温、观察血压高低和脉搏快慢，教给我怎样呼吸、怎样咳痰、怎样恢复胸肺活力、怎样在床上舒展四肢，还能精确预测什么时候我的疼痛可以缓解，什么时候可以下床走动。等到我如期下床后，又能指导我做一些简单的康复锻炼。
比照自己30年前那次住院经验，我想来想去，觉得除了打针输液，那些本该是护士做的工作，几乎全由我的家人和这位护工做了。所以，尽管我已支付给医院若干“特级护理费”，还是心甘情愿每天另付一笔钱给她。可惜这钱必须交给居中推介的“服务公司”，至于这位可敬可叹的护工能够从中得到多少，我竟不知。
但是，对我这个病人来说，只是因为有了这位护工，如今的医院才有所谓“特级护理”。对一个癌症病人来说，仅仅依靠现代医疗设备、技术和药物，是件非常愚蠢的事。就算你很幸运地遇到一个妙手回春的医生，也不能代替一切。这是因为，治疗的过程既是物质的，也是情感的。医学说到底不光是科学，还是一份爱；不光是器物，还是心。
&&&&我是迫不及待地离开医院回到家里的，甚至没有等到拆去缝合伤口的那一排金属钉。
说老实话，我不喜欢医院。医院是救命的地方，却不是个养病的地方。病房是个公共场所，不是私宅。医生护士不论多么和蔼可亲，也不是亲人。所以我在医生护士面前多少需要注意一点礼仪，也难免会有男女有别的顾虑。一想到薄薄被单下面自己的赤身裸体，就会心跳加快，完全不像在家里时可以随心所欲。
空调要不要使用？窗户要不要打开？房门要不要关上，以便把噪音和消毒水的味道隔在外面？被子要不要掀开，以便让自己透透新鲜空气……诸如此类的问题有很多很多。我要是在自己家里，这些事全都可以由着性子来，完全不是问题。可惜这里不是我的家！
电视就挂在头顶上，屏幕里的光芒永无休止地跳动，似乎是这间屋子里唯一能让我转移注意力和放松情绪的东西了。可我要是真的想看，就只能扭着脖子，斜着眼睛，让身体保持一种极不舒服的姿势。如果我不喜欢，也不能关闭电视，不能更换频道，不能调节音量，因为旁边那位病友正目不转睛地盯着屏幕呢，我无法判定他是不是有着和我一样的好恶。
邻床病友好几天来总是苦着个脸，一言不发，有一度我甚至怀疑他是哑巴。有一天他忽然冲我开了口。我猜想一定是同病相怜的缘故，所以他开门见山，直抒心意。
他告诉我，他很郁闷。不是因为得了这种病，也不是因为手术后的身体疼痛，而是因为“这地方太没人情味。住了这么多天，还处处陌生。”
手术后的第九天终于传来好消息。医生拔去我身上所有的管子和瓶子，还告诉我伤口愈合得不错，我可以等到拆线后出院，也可以现在就走。我毫不犹豫地选择后者，在与医生约好回来拆线时间后，迅速逃离。
一路上，汽车每一次轻微颠簸都会牵拉胸腔深处一阵疼痛，我却义无反顾，头也不回，心里念叨脱离病房有如脱离苦海。一会儿又觉得自己有点儿过河拆桥，进而想到医院里的种种好处，不禁骂自己比医生护士还要无情无义。
说到底，人家除了没有冲你微笑之外，也实在挑不出什么别的毛病。
但不知为什么，总还是觉得有什么地方不对头：我做了一个正确的决定，却一点也不觉得自己正确；经历了一次成功的手术，却感觉自己更像是一个被现代医学的冷漠包围着的孤独无助的人。这好像一点也不合逻辑。
一进家门我才明白，我是在为失去家里那种温馨、纯粹、从容不迫和自由自在的感觉而不安。
对一个癌症病人来说，仅仅依靠现代医疗设备、技术和药物，是件非常愚蠢的事。就算你很幸运地遇到一个妙手回春的医生，也不能代替一切。这是因为，治疗的过程既是物质的，也是情感的。医学说到底不光是科学，还是一份爱；不光是器物，还是心。
所以，没有哪个病房能比一个家更适于我们的康复。
我的家坐落在京城一条交通干线的北侧。门前一条双向十车道的马路，连接着东西两边最繁荣的商务区。确切地说，这只是一栋普通的居民楼，是这座城市里最常见的那种钢筋混凝土结构的建筑。由于2008年北京奥运会就要召开，而这条路又是民众去往奥体中心的必经之路，所以楼房外墙刚刚被涂上新鲜涂料，整个墙体都被染成淡黄色调，亮丽可人。
8年前我们把家搬进来时，对它做了一番装修。每个细节都十分精心，还刻意强化了木材纹理的本色，为的是避免华丽浮躁之气，保持天然和内敛的风格，也在不经意间渲染着一种温馨和柔情。我和晓东都非常喜欢这房间的品味，它融合了我们共同的喜好和默契，也符合我的本性。但是从那以后，我因为在上海工作的缘故，很少在这里住，只有妻子和儿子在这里朝夕共处，相依为命。如今，我终于可以栖息在自己的小屋里了。
儿子把自己的房间腾出来，成了我的临时病房。
事实上，除了床头那台制氧机显示出主人是个病人，这里更像一间书房。这是一间朝南的房间，拥有充足的阳光和一个男孩子的杂乱无章的堆积物品。我刻意要求屋内一切东西全都按照原样摆设，因为这房间带着我对儿子成长过程的全部记忆。我的一生中值得珍惜的东西并不太多，而这些记忆便是其中最动人的部分。它将帮助我度过生命中最困难的时光。
感谢上帝赐予我这“康复病房”。虽然没有了跑前跑后的医生，没有了那种被称作“特级护理”的医疗服务，没有了细心周到的护工，没有了救死扶伤气氛十足的呼吸机、氧气瓶，和输液吊针，这个“病房”却丝毫也不缺少助我战胜疾病的力量。我对化疗没有先入为主的成见，只是因为与癌症结缘，才留了一点心。结果发现，迄今为止，还没有哪一种医术能像化疗一样如此声名狼藉，却又如此广泛地被使用在病人身上。
我已经知道，癌症治疗有它自己独特的困难之处。你如果得了别的什么病，手术的成功就意味着已经治愈。你如果得了癌症，手术的成功仅仅意味着治疗的开始。此后化疗、放疗，或者别的什么“疗”，轮番上马，都是正常的程序。
所以，我在忍受着术后创痛的同时，也被纠缠在一个问题中：到底要不要做化疗？
&&&&为了找到答案，我决定去看肿瘤医院冯奉仪大夫的门诊。
我对这次门诊有一种特别的期待，就像几周前对刘向阳大夫的期待一样。就诊之前我特别做了一番功课，把自己对化疗的了解细细梳理一遍，做好与专家对话的准备。
对于化疗的种种批评之声，多少年来一直没有停止过，而且越来越强烈。比如有的中医就坚定地认为，“化疗是把杀人刀”。这话的意思是化疗无异于医生在谋杀病人。
我想，这种评价过于极端，对化疗来说也不公平。的确有很多癌症病人在化疗之后迅速衰竭乃至死亡，令人对化疗生疑。但是，也确实有很多经过化疗的病人延续了生命，甚至痊愈，让人相信是化疗之功。我的母亲就是一个例证。她77岁那年得了胃癌，在实施胃切除手术之后辅之以化疗药物。手术大夫当时对我说，她活不过一年了，可是到现在已经10多年了，她仍好好地活着。
目前全世界至少有三分之一的肿瘤患者使用了化疗。毫无疑问，化疗有很多成功的案例。同样没有疑问的是，化疗也有很多失败的案例。它的弊端和它的优点一样令人印象深刻。
过去几年全世界有很多研究者发现，用化疗对付肿瘤收效甚微，而它的副作用却大大超过人们的想象。一些正在用于临床的化疗药物，杀死的正常细胞远远超过它们杀死的癌细胞，结果导致病人普遍地出现感染、发烧、脱水、呕吐、厌食和全身衰竭。
一项研究令人信服地证明了，化疗副作用的实际发生率要比临床试验预测的水平高３至４倍，而没有化疗的患者，接受急救和入院治疗的比例反而较低。这一结论是在调查了至少3.5万名经过化疗的癌症患者后得出的，所以应当具有相当大的参考价值。（详见《研究显示：乳腺癌化疗副作用严重程度超出预想》，日搜狐网）。另外一项研究则发现，化疗或者放疗甚至还在导致癌细胞的加速扩散转移。（详见日，《深圳特区报》A14版。）
在国内，不少医学专家表达了几乎同样的观点，他们认为，化疗在治癌的同时可能导致新的癌症。（详见《业内人士披露：化疗可能诱发新的癌症》，日搜狐网，据《金陵晚报》记者陈艳萍报道）
很难在临床病例中找到直接证据支持这一观点，但是我却发现，类似的现象已经出现在汤钊猷教授的实验室中。
汤是复旦大学附属中山医院肝癌研究所所长，同时还是中国工程院院士。过去几十年，他以外科手术加上化疗放疗的方式治疗肝癌，功高望重。可是他却发现，尽管他的肝癌研究所完成的小肝癌切除病例增加了至少10倍，患者的“五年存活率”却没有明显提高。于是，他开始检讨自己的治疗方法是否有弊端。2009年10月，汤钊猷教授在医学前沿论坛上提醒他的同行，手术、化疗和放疗这一类传统疗法潜伏着巨大的危险，因为它们在“治癌”的同时“也可能致癌”。
在人的各种特质中，我最佩服的就是自我反省的精神，尤其那些功成名就、资深位重之人，还能从容平和地检讨自己的得失，就更加叫我敬重。
汤钊猷教授在中国肝癌治疗领域里享有极高声誉，兼有医生和科学家的双重身份，所以他的“反省”对我来说分量格外重。他的连续15年的研究令人惊讶地证实，某些手术，尤其是那些已经错过根治最佳时期、只是勉强完成的“姑息性切除”，可能促发残癌细胞的侵袭转移。在另一项动物模型研究中，他还发现，肝癌小鼠接受放疗的2天内，癌细胞停止生长，可是等到30天后，癌细胞迅速显示出肺转移倾向，居然比那些未经放疗休养生息的肝癌小鼠更高、更活跃。（详见日《健康报》，记者胡德荣报道）。
这是小鼠，人会怎样呢？汤钊猷教授没有断言，只是用了“也可能”三个字。我以自己见到的癌症患者来度量，其中很多人的情形，和汤钊猷教授实验室里小鼠的情形竟是如出一辙。
也许正是由于有了这些研究结果，美国临床肿瘤学协会才会在2006年洛杉矶年会上指出，肿瘤患者根本就无需采用化疗。（详见日《科技日报》，记者倪永华据《德国世界报》报道）
在临床治疗的领域里，即使是化疗的最坚定的维护者，也不得不承认，这是一种不分青红皂白的治疗手段。它能杀死癌细胞，同时也在肆意摧残病人的健康细胞。
但是在我看来，问题的关键还不在这里，而在于，化疗的结局不论成败顺逆，其潜在逻辑都是一样的。那就是，认定癌细胞是我们不共戴天的敌人，必须将其彻底剿灭。
据说当年蒋介石当初肃清共产党时有个口号：“宁可错杀一千，决不放过一个”。“化疗”也是这个逻辑。为了杀死一个癌细胞，甚至可以把病人杀得吃了就吐，滴水难入，全身衰竭，赢弱不堪。
这不符合我刚刚建立起来的理念：癌症不是绝症，只不过是个慢性病（关于这一点，我在后面还有详细谈到）。我需要的是“论持久战”，甚至是“与癌细胞和平共处”。任何速战速决、你死我活的想法，只是一种奢望，其结果很有可能适得其反。
见到冯奉仪大夫时，我的脑子里全是这些想法，既坚定又模糊。冯奉仪是肿瘤医院胸内科的资深医生。在肿瘤治疗的领域里，如果说外科医生“就知道动刀子”，那么内科医生就是对“化疗”情有独钟了，所以，我做好准备听她大讲一番化疗的好处。
可是我很快就发现，冯奉仪大夫不是这种有偏向的人。她在对病人叙述化疗的好处时，不会回避那些不利于化疗的事实，同时还能以相当专业的立场，把一些模糊不清的事实表述得异常清晰。这一切对我做出正确决定至关重要。
她先是阅读我的肺癌切除手术病历，然后听我叙述发病的全过程。没想到，这位胸科专家被我的脑片吸引了全部注意力。她把眼睛盯着那个乒乓球似的阴影，好一会儿，又抬头把我打量一番，眼里满是疑惑，似乎不相信这个病人现在还能如此这般坐在这里，还能这么清晰地陈述病情。
在把注意力重新转到那堆胶片之后，她很快发现我的颅内病灶已经明显缩小，忍不住连声说：“有意思。有意思。”同时把胶片一一摊开，招呼她的几位学生过来：“你们看。你们看。”
“多长时间了？”她再次印证我的病史。
“一年半。”我回答。
“用过什么治疗吗？”她又问。
“你是说在开胸手术前？”我反问。
“没有。”
“就是说你没有对脑子病灶采取任何治疗？”她将信将疑。
“喝牛筋汤算吗？”我说。
她笑了，不置可否。
我也笑了。我想这是用不着回答的问题。让一个西医专家说，牛筋汤能杀肿瘤，那就好比让一个天文学家说，蚂蚁能让太阳消失。
冯奉仪大夫的专长并非神经科，可是，我的“脑瘤”的如此乐观的表现，已经足以让她认定，这是一个孤立现象，不是“转移瘤”。进而断定，我的肺部肿瘤尚未转移，因而属于“早期”。
一个胸内科专家如此明确把我的肺癌和脑瘤分别对待，这是第一次。
我觉得松了一大口气：看来我基本上可以摆脱“晚期”的困扰了。
我试探地提出那个最急切的问题：“还需要做化疗吗？”
她回答得很干脆：“可做可不做。”
“化疗的副作用我知道一些。”我问，“我现在想知道，它有多大的好处？”
“像你这种情况，可以把治愈率从60%提高到62%。”
这答案既清晰又精确。然而她还是担心我不明白，接着解释，医生所说“治愈率”，更专业的说法叫“临床治愈率”。癌症患者经过治疗后，在五年之内没有再发现可见的转移或复发病灶，叫“五年存活”，在医学上就叫“治愈”。早期肺癌患者手术后的“五年存活率”为60%。而手术之后再做化疗的病人，可以把这个数字提高到62%。
“提高两个百分点。这是一个平均统计数。”她尽可能客观地向我表述化疗的作用。然后，用征询的眼光看着我，等待我的决定。
“那我还是不做了吧。”我说，“冒那么大风险，只为两个百分点，好像不值。”冯奉仪大夫所说“60%的5年存活率”，我不是第一次听到。可以说，这是一部早期肺癌患者的“生死薄”。
我还听说，这个数据涵盖了全世界迄今为止全部的治疗成果。所以也可以说，这是现代医学的“生死薄”，而非阎王老爷的“生死薄”。
一种药物的疗效如果真正科学可信，它就应该具有足够多的临床病例统计，并且加以对照。比如说，我们在一项临床试验中，将20000个完成全切除手术的肺癌患者分为两组，每组10000人。其中一组采用化疗，而另一组不化疗。最后我们可以在“化疗组”中得到6200个存活5年以上的病人，而“非化疗组”里只有6000人。如此，我们就可以说，“治愈率从60%提高到62%”。
然而如果认为这场试验的结论可以到此为止，那就是只知其一，未知其二。
从理论上说，“62%的五年存活率”，同时意味着还有“38%的五年死亡率”。
可是，既然这是一个“平均数”，那么实际进程也就很自然地具有差异性。具体到“化疗组”的每个病人，都有更多的生的希望，也有更多的死的危险。医学所谓把“5年存活期”提高两个百分点，是在表明它增加了“生的希望”。
现在需要追究的是，“化疗组”中那“未能存活5年以上”的3800人，如果没有采用化疗手段，是否有人能“存活5年以上”呢？
换句话说，化疗在延长了一些人的生命的同时，是否也缩短了另一些人的生命呢？
这个问题的重要性在于，如果答案是“肯定”的，那么，“从60%提高到62%”这个数字虽然在统计上没有错误，却有极大可能掩盖了另外一个事实：化疗也增加了死亡的危险。
我曾把这个问题问过很多医生，可惜没有人能够给我一个答案。
&&我对医学完全是个外行，要想为这样的疑问找到答案，也只能依靠逻辑和常识。
现在，我们可以对前述那次临床试验做一个假设：“10000人的化疗组”中有200个人原本是可以存活5年以上的，却因为化疗摧毁了体内的免疫系统，导致并发症，或者是全身衰竭之类的问题――这是我们在癌症患者临死之前常见的现象――更快的死亡了，同时还有另外200人经过化疗把生存期延长到五年以上，那么，最终结果还是“”。
“治愈率从60%到62%”的结论没有改变。可是具体到每个病人，“化疗”的结果就不会是一个，而可能是三个：
&1,延长了存活期――你花钱受罪得到了回报。只不过概率很低，你只有2%的机会。
2,没有延长也没有缩短存活期――你除了花钱和受罪之外，一无所获。根据统计，这种可能性很大，达到98％，也即本来就该活的60％，再加上本来就该死的那38％。
3,缩短了存活期――你花钱受罪的结果是更快更痛苦地死亡。这种结果，迄今为止没有人能给我们确切的统计，所以我们只能借用医生诊断疾病时常用的那个词：“不排除”。
从统计学的角度来看，第三种结果和第一种结果的概率应当是正相关的――在平均数“62%”不变的情况下，“延长存活期”的人数增加或者减少，也就意味着“缩短存活期”的人数会相应地增加和减少。
我猜想，冯奉仪大夫应当是考虑过这些可能性的，不然她就不会对我说“可做可不做”。
可惜大多数医生不是这样。他们的问题在于，当他们把化疗这种治疗手段摆在病人面前时，只不过描述了“生的希望”，却不能表述“死的危险”，也不能让病人清晰地意识到多种可能性。
换句话说，如果我选择成为“化疗组”中的一员，我就有2%的可能性成为幸运的人――原本活不过五年，结果是延长生命到五年以上；有98%的可能性是花钱受罪，却根本不会改变本来的结果――该活还是活，该死还是死；当然还有可能成为更倒霉的人――原本还能多活几天，结果却弄巧成拙，花钱受罪还找死。
我有时候会恍惚出来一种感觉：癌症患者的治疗如同博彩。你想想，当赢的概率只有2％，而输的概率高达98%的时候，你会下注吗？
更何况现在我们不是博彩，而是在选择拯救生命的道路。
所以，当医生们信誓旦旦地描述某些治疗方法的效果时，我们必须彻底弄清他们的话到底意味着什么。
16个月前，医生们告诉我必须实施开颅手术。那时候他们认定，我的脑袋里长了肿瘤。“恶性”的可能性在98%以上。“良性”的可能性不能说没有，即使有，也不超过2%。我还记得医生们当时坚决主张立即手术的理由：“作为医生，我们不可能考虑一个2%的可能性，而放弃98%的可能性。”
现在，在谈论化疗的时候，医生告诉我，它可以使“五年存活期”的概率提高2％。我理解这结论的潜在含义是，它有98%的可能性是完全无用的、甚至是有害的。
这前后两个2%，如果分开来看，医学的逻辑都不错，在病人听来也是理所当然。可是我们如果把它们合起来加以对照，就会发现，这里面有一种颇为奇特的反差：
同样是“2%”，在前一种情形中，医生“不可能考虑”；在后一种情形中，它却成了医生出手下药的理由。同样是“98%”，在前一种情形中，医生可以力主采取坚决措施，而在后一种情形中，却又可能完全被漠视。
所以，我决定不化疗。
我不是第一次“拒绝治疗”。就像此前提到的，我曾经拒绝了开颅手术，拒绝了脑瘤穿刺检验，拒绝了“控岩散”，拒绝了一些所谓“抗癌新药”。同时，我并没有拒绝所有的治疗，比如我接受了肺癌全切除手术。这样看来，我并不是“拒绝治疗”，而是“拒绝过度治疗”。癌症患者的治疗之路上有很多疑难。其中有一些可以不必认真，至少不用太过纠缠。不过，有一个问题千万要警惕，这就是“过度治疗”。
100年来人类用于癌症研究和治疗的花费，增加了几十倍甚至几百倍，可是中晚期癌症患者的平均治愈率几乎没有提高。（我们在治疗方面所取得的成果，实际上主要得益于检查手段日愈进步，从而使越来越多的早期发现成为可能）。
我们能说癌症治疗的所有成就和所有新药都是骗人的吗？能说病人的所有期待和所有花费全都白搭了吗？显然不能。
事实上，我们的确看到很多癌症病人经由现代医学的治疗长期存活。既然如此，为什么显示癌症患者总体治疗水准的“平均治愈率”却没有明显提高呢？
我猜只能有一个解释：那些最新最先进的治疗手段和药物所产生的疗效，几乎被它们给病人带来的摧残给对冲掉了。所以，在一些病人延长存活期的同时，另一些病人也因为“过度治疗”缩短了存活期。说白了，就是更快更痛苦地死去。
我遇到过很多满脸悲怆、眼里充满期待的人。这些人不是癌症患者就是他们的家人。他们在经历了最初的打击之后，能想到的唯一的事情，就是去找最好的医院、最好的医生、最好的医疗技术和最好的药。他们也许以为我能度过难关一定是受益于这些“最好的”，所以不断地问我：“哪里的医院最好？”、“你看的是哪个医生？”、“你采用了什么方法？”、“你吃了什么药？”……他们把所有精力都用来寻找所谓“治疗癌症的新技术”。有“手术”，有“化疗”和“多药联合化疗”，有“放疗”和“超大剂量放疗”，有“伽马刀”、“氩氦刀”、“质子刀”、“光子刀”、“R刀”、“中子刀”，有形形色色的中西医新药，甚至还有“烫死疗法”、“冻死疗法”、“饿死疗法”……
可是大多数患者都忽略了一个问题：这些所谓“癌症患者的福音”、或者所谓“攻克癌症的曙光”，其实潜伏着巨大危险。
对待癌症不应麻木不仁，不容讳疾忌医，医生主张“积极治疗”也是有根据的。尽管如此，我还是很坚定地认为，“积极治疗”不等于“过度治疗”。
“过度治疗”这个词，不是我的发明。医学行家们在描述肿瘤治疗现状时，早就频繁地使用这个概念。它意味着医生使用了超过疾病所需、或者超过患者肌体所能承受的治疗手段。
根据美国癌症协会2009年发布的一项报告，健康的免疫系统是预防癌症的最重要的部分。而过度治疗却会破坏了患者的正常器官、组织和机能，令病人增加不必要的痛苦，甚至不能正常新陈代谢。其结果是，患者迅速衰竭或者出现其它并发症，加快了死亡的进程。要想界定“过度治疗”与患者死亡之间是否存在直接的或间接的因果关系，并非没有可能。
2010年3月我在媒体上看到一则新闻，上海一个患者在发现癌症之后仅仅两个多月便去世了，家人以“过度放疗”为由提起民事诉讼。两位精明的律师居然在患者病历中找到了有利于原告的证据：医生为病人放疗13次。“在已引发极度‘低血小板血症’的情况下，仍持续不断地给患者进行致死性的放射治疗，导致患者全身弥漫性血管内凝血而发生死亡”，最后一次放疗距离病人去世仅仅11天。这一案件最后以病人家属获得9万元赔偿、“医院当庭承认错误”了结。（详见《过度放疗送了她的命》日新浪网，据《劳动报》报道）。
对逝者家属来说，意识到“过度治疗”的恶果为时已晚，然而诉讼结局毕竟可以算作不幸中的一个幸运，因为要想证明“过度治疗”与患者死亡之间的因果关系，并不是一件容易的事。
事实上，“过度治疗”在大多数情况下是很难被追究的。患者家属或者旁观者即使心存怀疑，也很难拿出确凿证据来指控医疗中的过失。
尽管如此，这一病例还是促使我去搜寻一些资料，结果让我着实吃了一惊。原来近几年有很多人指出“过度治疗”给癌症患者带来巨大伤害，而且，这种伤害相当普遍地存在着。
有一项统计称，由于过度和不合理的治疗，“致使至少15％的患者加速死亡”。另外有个说法，叫做“三个三分之一”：
死于癌症的人――
三分之一是吓死的；
三分之一是治死的；也就是“过度治疗”导致病人无法承受而死；
三分之一是病死的，也可以说是癌症本身造成的死亡。
还记得我刚刚发病不久，曾听到纪世瀛说过类似的话，当时以为这不过是外行人的愤世嫉俗，或者是给予我的好心安慰。
如今我却惊讶地发现，原来这“三个三分之一”竟是出自肿瘤医学界的内部，并且相当频繁地被一些医学专家阐述，包括陈焕朝和汤鹏。这两个人，前者是湖北省肿瘤医院院长，省抗癌协会理事长（详见《三分之一癌症患者是被吓死的》，日汉网，据《楚天都市报》报道）；后者是中华医学会肿瘤分会委员、海南省抗癌协会副理事长、省医学会肿瘤分会主任委员（详见日《海南特区报》）。另外还有几位，虽然没有直接说到“三个三分之一”，但也在异口同声地斥责“过度治疗”。其中包括中国人民解放军150医院院长高春芳（详见《道德缺失及经济利益导致过度治疗》，日,中国经济网），南方医科大学博士生导师、南方医院副院长、广州抗癌协会理事长罗荣城（详见《生命不息，化疗不止》，日《青岛晚报》），以及卫生部副部长黄洁夫。后者曾说，“很多药不是该吃的，却在吃，很多治疗是不需要的，却在做。”为了引起更多人的关注，他在全国政协会议上把这个问题提交给所有医药卫生界的委员，还向大家推荐德国人尤格·布莱克的著作《无效的医疗》。他说：“在美国，40%的医疗是无效的；在我国，这种现象也已经非常突出。”（详见日《当代健康报》）。2008年秋天，也即我决定不做“化疗”之后几个月，适逢上海癌症康复与姑息治疗专业委员会学术年会召开。由上海《新闻晚报》发表的一则消息说，“过度治疗”正在损害患者的肌体，“甚至危及了他们的生命”。这是与会的400位国内外专家对肿瘤的“过度治疗”达成的共识。
我很快就看到了这次会议提供的一些调查数据：
――“目前我国有80%的癌症晚期患者在有意或被迫接受着超过疾病治疗需要的‘过度治疗’。”
――“全球肿瘤患者有三分之一死于不合理治疗。”
――“因为‘过度治疗’盛行，癌症患者的死亡率上升了17个百分点。”
看到有这么多的“圈内人”痛斥“过度治疗”，并且使用一些相当具体的数字，我觉得很不寻常，所以想知道这些数据是否精确无误，以及是否有根据。
于是我开始到处搜寻，结果看到了一些叫我惊讶不已的事实。它们来自一个美国人的报告。
此人是美国哈佛大学医学院的肿瘤专家，名叫厄尔。在对1991年－2000年死亡的215488个癌症患者的最后治疗状况进行一番调查之后，厄尔提出，有超过10%的晚期癌症患者在临终前两周还在接受化疗。
根据患者临终前的一个时间段，厄尔界定了“过度治疗”的标准。
鉴于化疗这种医疗手段的性质，我猜想它不应当被用在一个垂死者的身上。所以，我一眼就看出“厄尔标准”在逻辑上的合理性――如果一个病人在化疗之后很快死亡，那么就只有两种可能：要么是医生根本没有意识到病人已经命在旦夕，因而使用了这种完全不该使用的手段；要么是化疗导致病人加速死亡。
厄尔在第42届美国临床肿瘤学年会上提出他的报告，时为2006年6月。这个会议在美国亚特兰大举行，世界各地的肿瘤专家参加，包括80多位中国肿瘤学专家。
根据厄尔的研究，实施在临终病人身上的化疗一直在增加着―&#年这个数字为10％，到1999年增加到近12%。调查还显示，临终前一个月在重症监护室里接受化疗的癌症患者比例从7.8%增加到了11%。（详见《专家称15%癌症患者被医死》，日“39健康网”）
尽管厄尔只是证实了“过度治疗”的普遍存在和日愈严重，我们还是能清晰地看到“实施在临终病人身上的化疗”与“死亡”之间的关系。
所有这些汇聚而成的一幅幅图画，着实令人震惊。
你可不要以为这只是美国癌症患者的危险。实际上，危险离我们很近很近。
根据中国抗癌协会肿瘤转移专业委员会在2009年提供的一项资料，目前，美国肿瘤病人五年生存率达81％，而我国肿瘤病人五年生存率仅10％。（详见日《法制晚报》，王敬霞报道）。
差距如此之大，也许能够间接地证明，中国人遭遇的“过度治疗”，比美国人更甚。癌症病人是否正在被治死？
严格说来，无论“15%”、“17%”，还是“三分之一”，都只是一种未经临床医学证明的“治死率”。但是，没有人能够否认“治死”的事实普遍存在。
所以，这个问题也许应当这样来问，究竟有多少癌症病人正在被治死？
你只要知道每年全世界有大约1000万癌症患者去世（其中有接近200万人是中国人），就可以很容易地估算出，在一连串艰难痛苦的治疗中，“被吓死”和“被治死”的人一定数量巨大。
可惜的是，我们这个世界每天投入无数人力物力，去证实形形色色的“治愈率”，这给病人带来巨大期待。同时却只有很少的人能够认真面对“治死率”的问题，其结果是误导不少病人走上“过度治疗”的歧途。
我见过不少苟延残喘的癌症患者：面无人色，口舌溃烂，头发脱落，四肢畏缩，把咽下的每一口饭每一滴水都吐出来，惨淡赢弱之状已无人形。如此大规模存在着的悲惨景象就像电影一样在眼前闪烁，让我备感失望，同时加深了我的疑虑，随之而来的想法也就更理智更现实。
癌细胞各色各样，病人的肌体更是千差万别。其治疗手段究竟是激进一些好还是保守一些好？每个医生都会有自己的观念，每个病人也都会有自己的体验。同一种治疗手段，用在这个人身上恰到好处，用在另一个人身上就可能是“过度治疗”。这中间包含了科学性和必然性，也充满玄机、侥幸和偶然性。即使一个医术精湛、一心向善、绝无私念的医生，也难以做到处处周全。
也许正是这个原因，迄今为止对于癌症的临床治疗模式，主要是由“试验”主导的，一种方法不行就再换另外一种。
然而生命是我们自己的，不容我们有一点闪失。
我们当然可以说，“我很坚强。无论多么痛苦的治疗我都能抗。”我敬佩和尊重那些用坚强意志与疾病做斗争的人。可是，我这样喋喋不休地对自己说个没完，主要的目的不是激励自己“坚强地面对死亡”，而是提醒自己赢得更多的活的机会。
我想说的是，假如我的“坚强意志”不仅不能遏制癌细胞的扩散，反而成了“过度治疗”的怂恿者，进而与癌细胞沆瀣一气，里应外合，让我的“赢弱身体”更加赢弱，又会怎样？
很明显，对于我们这些癌症患者来说，仅仅凭借“坚强”是不够的。我们应当是一个坚强的患者，同时我们也应当是一个聪明的患者。
在很多情况下，智慧比坚强更重要。
我会接受本该属于我的治疗，并且做好准备承担这种治疗带给我的所有痛楚。同时我也会尽可能为自己避免“过度治疗”。就算我的疾病已经不治，我也希望能够安静、从容地走完我生命的最后一段旅程。
说到眼前，仅仅是体内的癌细胞就已经够我应付的了，我可不希望再来一个雪上加霜！朋友带来一份礼物，令我又惊又喜。
它不是任何灵丹妙药，而是一个消息，或者可以说是一个信念。
“癌症是有可能自愈的。”这位朋友说。
他告诉我，这不是他在忽悠，而是美国癌症协会的研究结论。
这项研究结果在2006年年末公布，里面有个数据：平均每100位癌症患者中间，至少有10个人，在不接受任何治疗或者仅仅接受少量治疗便能够痊愈。
美国癌症协会把这种现象叫做“自愈”，或者“自然消退”。
在对众多癌症患者进行了长时间的追踪观察之后，他们捕捉到至少176人属于不治而愈，而且还发现，这些“自愈者”中只有2例转移、10例复发。由此便得出又一个结论：癌症一经“自然消退”，就很少复发。（详见详见《美国癌症协会称：最好的“抗癌药”是人体免疫力》日人民网）
美国人在癌症治疗的研究方面总会出现一些出人意料的结果。他们不仅令人信服地证明了“过度治疗”的普遍存在，现在又令人惊讶地证明了“不治而愈”的普遍存在。
我第一次听说这件事时，觉得真是一个不期而遇的惊喜，它可能会颠覆一直以来我们对癌症的了解。
可我却又不敢轻信。过去几年，我们看惯了国内形形色色的“研究成果”，打着冠冕堂皇的招牌“忽悠”患者，从中渔利。我担心，这帮子美国人会不会也是如此这般、背后有一群行业利益的谋取者呢？
于是我投入浩如烟海的资料中去查询此事，结果意外地发现，这“美国癌症协会”竟是世界上规模最大的研究癌症的组织，已经拥有超过100年的历史。1907年，这一机构由一群有志于攻克癌症的医生和科学家创办，到如今，其会员遍布世界各个国家。它在癌症研究方面范围广泛，成绩卓著。它每年举办的年会和专题会议，吸引全世界癌症研究领域上万人参加。它出版的五种科技期刊，代表了癌症研究和治疗领域公认的最高水准。
看起来它与某些代表行业利益的“协会”有些不同。这增加了它在我心中的可信度。
当然不能就此断言他们的“癌症可以自愈”的结论无懈可击，但我能够感觉到这项研究是严肃的，所凭据的临床检验样本数量（大约1760人）虽不够大，但也不能算小。
一旦确认这一点，我立即意识到它对所有癌症患者来说意义重大。
对于大多数癌症患者来说，“10%的自愈率”也许并不算高，可是我却觉得这个比例已经相当了不起。我们此前曾提到，中国抗癌协会肿瘤转移专业委员会的一项调查得出结论，“目前我国肿瘤病人五年生存率仅10％”。现在我们对比美国人的这项研究结果，也可以问一句，医学界花费了那么多的人力物力，发布了那么多的“新技术”和“特效药”，给病人带来那么多的“曙光”和“福音”，结果呢，所能获得的“五年存活率”――也即医生所谓“临床治愈率”，难道并不比“不治而愈”的比例更高?
这疑问一度在我头脑里占据了统治地位，久不能解。
我不是医生，对于癌症是个外行，只不过是作为病人看到了正在发生的一些事。有些癌症患者在不知不觉中自愈，从来没有经过临床诊断，所以就连他们自己也不知道自己体内曾经生出肿瘤。另外一种情况发生在那些“五年存活”的病人中间。癌症患者一经诊断，几乎全都急不可耐地求医问药。一旦真的好转甚至痊愈，他们就会说是什么方法或者什么特效药物挽救了他们的性命，医生也会把他们作为自己的成功病例到处宣扬。可是没有人会想到，他们中间有些人，本来是能够“不治而愈”的。
&&&&我能相当肯定地说，我们国家肿瘤治疗领域几乎没人相信“不治而愈”。医生们普遍信奉着一个逻辑：恶性肿瘤不经治疗不可能逆转，能够自愈的肿瘤就不是恶性肿瘤。
所以，如果真有哪一位肿瘤病人“不治而愈”，医生们八成会说，“那就不是恶性的”。你要是问他们当初为什么那么肯定地说人家是“恶性的”，他们就会说，那只是一次“误诊”。我们的最自然也最普遍的一种心理状态，就是过高地估计医生的力量和药物的作用，过低地估计自己身体的力量。
过去很长时间里，我对这条道路上的情形不能感同身受，尽管知道一些所谓“攻克癌症”的病例，也都是医生、专家以及江湖郎中们的叙述，再经媒体渲染以及口口相传，组成了我的看法。那时候，我无论如何也不能想象癌症患者的实际情形。
直到自己也成了他们当中的一员，站在治疗之路的十字路口，面临方向的选择，这才明白，原来还有另外许多事实是我从来不知道的。
肺癌切除手术令我元气大伤，可是这次经历却让我对人体的力量感到非常惊异。我惊异于它对生命的忠诚，更惊异于它对来自外部伤害的顽强的抵御能力和修复能力。
手术后的最初三天是一段难熬的时光。剧烈的疼痛，加上艰难的呼吸，还有持续高烧不退。每天大部分时间昏昏沉沉。在短暂的清醒之中，我感觉到生命的渺小和脆弱，不免想到自己就要完蛋了。但是从第四天开始，我不再发烧，所有那些难以忍受的疼痛也开始减轻，在随后的几周里，呼吸逐渐通畅，背上那道一尺长的伤口每天都在显现愈合的征兆。生命的活力回归我的体内，其经过有如死灰复燃，枯木回春。
这种感觉相当奇妙。我开始回味这次死去活来的体验，也越来越相信人体的力量。
这可不是痴人说梦。事实上，我们每个人都有一套自我修复系统，它是与生俱来的。大多数人在生理科学方面都是外行，并不了解自己体内的这套修复系统，但是许多研究证明，它的确存在。（详见《别让不懂营养学的医生害了你》，中国青年出版社，P40）
你的体内有大约100万亿个细胞――每个人都是如此，每个细胞的直径约为1毫米的5%。这些细胞共同组成了人的完整的肌体，但是，没有一个细胞能够永垂不朽。事实上，人体每分钟产生大约3亿个新细胞，同时又有差不多同样数量的细胞死去。所以，就单个细胞来说，我们体内每时每刻都在上演着死亡与新生的悲喜剧。它们总是不断地新生又不断地死去。这就是所谓“新陈代谢”。
遍布全身的血管――这些血管如果能够连接起来，长达99770公里，可以绕地球两圈半――把新鲜的营养输送到身体的每一个角落，又带走所有废料，因而推动着有机体的生生不息。
现代医学诞生之前，人类已经繁衍、进化、成长了几十万年。那时候人类依靠什么战胜疾病呢？
我们没有足够的根据解开远古之谜，但至少可以看看眼前。如果你的肌肤受伤――比如被刀子割破，皮开肉绽，血流如注。你在随后几天里可以很直观地观察到伤口生长愈合的过程。旧的，坏死的组织逐渐结痂脱落，新生的肌肤异常完美。我猜想，这就是你的自我修复系统在起作用。
然而人体的伟大之处，还不仅仅在于它有着一套自我修复系统。现在让我们回到美国癌症协会的那个调查结论上来。
为什么有一部分癌症患者能够不治而愈呢？医学科学家们针对这个问题展开了新一轮研究。
结果证明，人体免疫系统的和谐是促使癌细胞自然消退的主要原因。
人体内有一套完整的防卫机构——免疫系统。人体的免疫机能主要依靠白细胞。白细胞有很多种，其中T细胞、B细胞和K细胞具有一种特殊能力：杀灭自身的癌细胞。
正常人体内的细胞日夜不停地进行新陈代谢，每天新生的大量细胞中，可能会出现两三个异常细胞。这两三个“不良分子”如果不能被消灭，在外因和内因的配合下，就有可能发展为癌细胞。
在正常情况下，人体免疫系统随时都在监视这些“不良分子”，一旦发现被致癌物接触过的细胞要“投敌叛变”，成为癌细胞，就会立即动员“正规部队”将其歼灭。
这在医学上称为“免疫监视功能”。
这情形看来很像一场纳米世界里的战争。身体内部的免疫细胞能否协调一致的发挥作用，是制胜的关键。其对抗过程大致是，发现癌细胞的异常信息后，T细胞首先出击，与癌细胞接触并牢牢地将其粘住，用它的酶迫使癌细胞膜的通透性发生改变，于是癌细胞内部的钾离子大量流出，同时又有钠、钙离子及水分大量注入。如此一来，癌细胞便失去了渗透的平衡，很快呜呼哀哉。
B细胞仰仗着另一种能力投入这场战斗。它能立即合成特异的抗体——免疫球蛋白，分布到全身体液中，形成“体液免疫”的战场。B细胞杀灭癌细胞的威力甚大，可惜“寿命”不长，数天即会消失。同时它还能产生一种叫“细胞毒”的物质，也可起到破坏癌细胞的作用。另一方面，如果人体的免疫功能被抑制，甚至被破坏，以至免疫系统紊乱、懈怠、虚弱不堪，就会让癌细胞逃避免疫监视和免疫防御。
这场人体抗癌的战斗，不是我的凭空想象，而是医学专家们的研究结果（详见《6招教您提高免疫力》日新华网）。
由此看来，作为癌症患者，我们和健康人的最大区别，不是我们的身上有癌细胞而人家没有――事实上每个人都会产生癌细胞，而是我们的免疫系统不够强大不够活跃不够和谐，因而被癌细胞钻了空子。
抵御癌症的最好武器是我们自己的身体，而不是什么新奇的“特效药”。癌症患者的最重要的任务，应当是找到一条正确途径，促使自身的免疫系统恢复到正常状态。就像美国癌症协会的预言:人类最终消灭恶性肿瘤不是依赖化学药物和放射线，而是要依靠促使机体内的免疫和谐。
但是很可惜，迄今为止治疗癌症的许多手段和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