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奇平视点：技术推动个性化
以互联网、云计算、物联网去支持个性化制造，发挥所长，将先进科技与生产方式变革结合起来，应该是一种被倡导的选择。日，国家领导人在两院院士大会上指出：“互联网、云计算、物联网、知识服务、智能服务的快速发展为个性化制造和服务创新提供了有力工具和环境”。在听惯用新技术推动大规模制造的陈辞后，这种提法令我耳目一新。作为《后现代经济——网络时代的个性化与多元化》的作者，我对“个性化”得到每个新的认同都很敏感。国家领导人的这个认识，标志着对个性化评价的一个具有深远意义的提高。我们当然不必迷信权威讲话，但在中国，一个概念从“在野”话语变成“在朝”话语，往往是与社会共识形成联系在一起的。与生产方式联系在一起的“个性化”，从一个非主流的、前卫的概念，到形成现在的共识，不是偶然的。其主流化过程，可以说从三年前就开始了。在三年前的同一天，也就是日，被称为国务院智库首席“提琴手”的国务院发展研究中心原主任王梦奎，在谈到互联网技术时，就深入地指出：“在当今世界急剧变化的浪潮中，共同性的扩大和差异性的张扬是并行不悖的两种趋势”；“不仅固有的差异性依然顽强地存在着，在新的条件下还生发着新的差异性”。放在云计算的条件下，这个判断仍然是适用的。云计算就是兼具共同性和差异性这两面性的典型技术。以互联网、云计算、物联网为代表的技术变革，正在推动生产方式的变革。对此，人们的认识有待提高。技术推动生产方式变革新解发展语境中的发展方式转变，从某种意义上说，可以理解为生产方式转变。以往提发展方式转变，较多从生产方式转变中人与自然关系角度着眼，如虚拟经济与实体经济中，哪个更加节省物质消耗、能耗、更加低碳等等，这是生产力视角；但生产方式还有另一种观察视角，就是人与人关系的视角，例如是大规模制造还是个性化制造，这是生产关系视角。引人注目的是，国家领导人这次提出：“科学技术迅猛发展正在引发社会生产方式的深刻变革。信息网络技术的广泛应用不断推动生产方式发生变化，柔性制造、网络制造、绿色制造、智能制造、全球制造日益成为生产方式变革的方向，互联网、云计算、物联网、知识服务、智能服务的快速发展为个性化制造和服务创新提供了有力工具和环境，人依靠机器生产产品变成机器围绕人生产产品成为可能，个性化制造和规模化协同创新有机结合将成为重要的生产方式。”显示了后一种视角的重要性。生产方式变革，意味着生产方式的质变。科学技术作为第一生产力，带来了生产方式的变革。从生产关系特征而非低碳、低能耗等生产力特征看，这种生产方式变革，更多表现为从大规模制造为代表的规模经济，向个性化制造为代表的范围经济的变革；从成本领先为代表的竞争战略，向差异化为代表的竞争战略的变革。这种变革的意义在于，使中国从低附加值的中国制造，向高附加值的中国创造的方向转变。但长期以来，受限于传统思维，人们忽视科学发展中所包含的——有人称之为模式创新的——生产方式变革这层含义，而固守“科技加规模经济”这种思维定式，以致形成“技术是新的，而生产关系是旧的”这样一种生产方式组合，并以为这就是科学发展，这是错觉。在技术可以支持新旧两种不同生产方式的情况下，理解以生产方式变革为内涵的发展方式转变，具有重大意义。技术如何推动生产方式变革以互联网、云计算、物联网三种技术推动个性化制造为例，这三种技术可以不可以推动相反的生产方式——大规模制造——呢？当然可以，这好比说，冰箱可以当鞋柜使用。但冰箱所长不是当鞋柜；同样，拿互联网、云计算、物联网去支持大规模制造，不是不可以，也不是没有意义，但并没有发挥这些技术所长；相反，以互联网、云计算、物联网去支持个性化制造，发挥所长，将先进科技与生产方式变革结合起来，这绝不应该是一种被排斥的选择。对此我们需要加深认识。1、互联网技术如何推动个性化生产方式的变革互联网技术这种生产力与个性化制造这种生产方式的内在联系，产生于互联网的分布式计算特征。互联网可以用来搞集中，但所长却在分散。当年美国人发明互联网的初衷，就是希望分散指挥中心，避免遭到集中式的核打击。互联网转用于经济目的后，它固然可以用于支持集中化的大规模制造，但这并非互联网所长。互联网真正的所长，在于降低分散的、个性化的生产和服务的成本，提高分散的、个性化的创造活动的价值。这就给产品的差异化、服务的差异化、个性化定制，提供了生产力一级的支持。互联网多年来发展经验表明，通过服务创新，让“机器围绕人生产产品”，提供差异化、个性化的服务，是互联网增值服务商的普遍选择。而照搬网下大规模制造模式，则鲜有成功。2、云计算技术如何推动个性化生产方式的变革云计算本身是一种技术，它一旦与生产关系改变联系在一起，也会产生生产方式变革的效应，推动个性化制造和服务创新。云计算本身兼具集中化与分散化两种相反特征，二者相反相成。集中化一般是在基础平台，如基础设施（I）、平台（P）、软件（S）一级；分散化则在增值应用级。有的人不能全面认识云计算的技术特性，误以为具有规模化协同特征的云计算主要是用来搞集中计算，降低成本，忽略了“个性化制造和规模化协同创新有机结合”的可能，因此错失生产方式变革的机遇。善用云计算所长者，显然应向大规模定制的方向获取变革效应；如果只是把它导入大规模集中制造模式，没有个性化增值反哺配合，就可能浪费机会成本。这方面，要吸取网格计算商业化方面的教训。例如对于中央企业来说，我个人研究认为，以大集中的思路搞云计算，拿冰箱当鞋柜使，可能在节约几亿资金的同时，错失拿冰箱当冰箱使可能创造几百亿资金的机会。国外当前兴起的众包模式，就是善用云计算的例子，公司等深受其益。3、物联网技术如何推动个性化生产方式的变革维基百科对物联网的定义在我看来OUT（过时）了。一是它重传感，而轻智能化；二是强调“集中管理、控制”，而忽略了个性化。物联网的实际方向不会是这样的。IBM的定义更好一些，强调了“更深入的智能化”，这就包括了“将特定的知识应用到特定行业、场景和解决方案”，这就与个性化联系起来了。物联网现在还没发展起来，对它的前景众说纷纭。我预言，物联网一旦实现，不会是“推”模式，而应是“拉”模式。“拉”模式用非技术的语言说就是“机器围绕人生产产品”。也是要通向个性化的。个性化制造目前还有经济学上的障碍需要克服。主要是，经济学家要对品种概念进行重新审视。品种就是个性化的衡量单位。经济学不内生品种，就无法精确研究个性化。一旦研究透了，个性化制造就会从乌托邦变为科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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Copyright & 1998 - 2018 Tencent. All Rights Reserved奇平视点：后现代管理与中国传统的关系奇平视点：后现代管理与中国传统的关系张羿百家号在后现代管理理论研究方面有一定研究的张羿先生，在《后现代背景下的中国商业精神建设——兼评姜奇平的〈领潮后现代的中国商业精神〉》一文中，以近二万字的篇幅，对我在《互联网周刊》上一篇不到两千字的随笔进行了激烈的批判，令我颇感意外。最初读张羿先生的东西，觉得彼此观点“大同小异”：难得在“后现代”这个大方向上一致，不同的只是一些细节问题上的误会；后来从张羿先生的过度反应中，我隐隐意识到，我们之间存在大前提一致下的某种实质性分歧。把张羿先生写的东西从头看到尾，终于发现了问题所在。张羿先生主张中国的后现代化，就是全面西方化；为此，他对中国传统采取了比较彻底的虚无态度，甚至主张“抵制‘中国式管理’”。而我认为，中国后现代化是东方理念在接受西方现代化洗礼后，在更高层面上复归人本的过程。我想，这可能是围绕“中国后现代化发展到底采取西方取向还是东方取向”的第一次思想碰撞，“管理”这个话题只不过是偶然撞上的“战场”。我认为张羿先生的后现代管理主张，存在系统性的误导，有必要向他指出来。&&&&&&&中国商业精神与东西方距离在接触实质问题之前，先摘开一些没有太大实质意义的分歧，或者说不是分歧的分歧。主要是一些张羿先生产生了误会的观点。第一点，张羿先生误解了我对于中国商业精神发展阶段的判断。张羿先生说“像姜奇平先生一样说中国商业精神已经‘领潮后现代“ ，实在还为时过早”，这里的“已经”本身用得就不严谨。张羿先生认为“后现代背景下中国商业精神还远未形成”，这一点我与他看法完全一致，对中国商业精神都只是非系统地举例说明一些可能的元素；在《领潮后现代的中国商业精神：中国新经济的商业精神》这个标题中，我所说的“领潮”这个判断，字面上并不涉及中国商业精神“已经”形成或“还未”形成，我的实际意思是“中国商业精神有待总结，一旦形成将领潮后现代”，是想通过对领先者的观察，预言未来。这种将来时语气，在文中也体现得十分清楚，如文章的第一句话用的就是将来时态：“中国新经济的商业精神，到底将给世界带来什么？”“国际管理界很快就会想到……”，“我预言，未来取代日式管理，在国际管理界执掌牛耳的……”，我在文中并没有省略“将来时”。第二点，张羿先生误会了我对西方现代文化和中国传统文化的看法。他说：“按照姜奇平先生的逻辑，面对全球管理革命浪潮，中国学者应该置之不理。最先进的管理模式，西方人自然会总结好。而中国学者的使命就是钻进传统文化的故纸堆，去总结那些‘独一无二’的成功秘诀与所谓的‘商业精神’”。 我认为后现代是一种否定之否定（“螺旋式上升”）。张先生把这个说法理解成了单纯的肯定或单纯的否定，即对中国传统不加批判全盘照收，对西方管理，不加肯定全盘否定。事实上，对西方科学管理，我认为，“我们不否认，中国商业社会正在大量用西方科学管理思想来武装自己，但中国还远没有学好”，这里的意思是中国要继续学习西方科学管理思想中值得肯定的方面，补工业化的课。对中国传统管理，我的观点是：“‘关系’，看起来充满自然经济中未开化的血缘气，但出乎意料，它在螺旋式上升中，竟与最先锋的后现代商业精神不期而遇”；“中国人不可能光靠农业社会的传统，就跑到世界上去托大”，“中国的关系，必须去掉自然血缘色彩，改造为公共关系，才能适应互联网时代”，这些观点已经指明了，在后现代中吸收的中国传统并不是原封不动的农业社会的传统，“螺旋式上升”就是说这个传统要否定两次，既要经过工业社会的批判性改造，还要经过信息社会的再造。互联网上的公共关系也是关系，但它并不是张先生所认为的“裙带关系”或“为本来应该通过正常渠道就可以解决的问题提供保障”，事实上，现在早就不存在农业社会那些落后面了。其实，在上述这两个方面，对问题本身的看法，我与张羿先生没有太多实质性分歧。中国传统在后现代化中的作用&我与张羿先生在管理理念上的实质性分歧，集中在一点上：对中国传统在后现代化中的作用，我们的看法截然相反。而这种相反的看法，更深的根源还在于对后现代本身的深层认识上的不同。&后现代不同于后工业&我认为，张羿先生的观点属于机械的后工业化观点，而非真正、完全的后现代观。从张羿先生以往的后现代管理著述看，他对二元论、人本主义和个人主义的看法，都是表层化的。例如，他把劳资二元对立也当作二元论问题，认为人本主义完全与后现代对立，这说明他还没有完全理解后现代的精髓，就陷入到一些有特定背景的观点中去了。对后现代经济理论的理解基本偏离了正轨，这直接影响到了张羿先生对后现代问题的把握。相应的，在他表述的后现代管理理念中，对企业、组织、产权、知识四个方面的理解，如果以真正的后现代观点看，也存在一些误导。我以为，准确地定位张羿先生的研究对象，是后工业而非后现代。他的现象描述部分，比较接近后现代；但在理论概括方面，基本上是工业化思想向后工业阶段的延伸，仍带有浓厚的现代性色彩。有时间，我可以一一指出。如果真正理解后现代，就会注意到东方性与现代性的关系。“东方”这个代用符号，在逻辑上，常用来指代前现代现象（中国传统可以归为“东方”这个范畴）；而后现代现象，也具有某种意义上的东方性，例如东方主流价值观（如儒道释）中不存在笛卡尔式的二元论，这与后现代一元论的方向是一致的。张羿先生承认要从现代性二元论，转向后现代一元论，但却不认同东方一元论，这是他深层思想的一个特点。原因在于，张先生不接受历史发展的否定之否定的规律，因此，他认为那个曾构成现代性对立面的前现代性，不会转而在后现代中具有对前面现代性的再一次否定，因此也无法获得人们有选择的肯定。这是他否定中国传统的深层根源。但是显然，后工业与后现代不是一回事，后工业可以不经过西方文化的自我否定，直接从工业社会向后延伸；而后现代则是对工业化的彻底扬弃，是全球化东西方融合的现代化。张羿先生把儒家归结为权威主义，认为“儒家文化的基础是权威主义”，因此把中国管理传统一棍子打死。我认为这个看法是极为肤浅的。后现代学者研究的孔子对于生活世界的实学理解与胡塞尔对生活世界的现象学理解是相通的，它与权威主义并不相关。张羿先生主张的后现代“最高境界”中的“人与人之间的对等的爱”，与墨家主张的“爱无等差”的兼爱，有什么区别？与权威主义不沾边的东方管理传统有许多，张羿先生在尚未全面把握东方精神实质以及尚未与后现代性进行沟通比较的情况下，就将后现代与中国传统对立起来，这个立论恐怕还缺乏严密性。&后现代化不等于西方化在后现代根本问题上的认识缺陷，与张羿先生对中国传统的偏见结合起来，就导致了他将东方性与现代性完全对立的立场，从而造成他主张将后现代引向全面西化的误导。一般来说，理论上接受后现代的人，对东方性容易产生亲近感，如胡塞尔、海德格尔、普利高津等；理论上越接受现代性的人，对东方性越容易产生反感。张羿先生却相反，主张后现代，却排斥中国传统。我对中国传统管理理念的态度是，否定不符合现代性的一半（否定自然性、非社会性），肯定符合后现代性的一半（天人合一，人人同一）。张羿先生把我肯定一半的态度，误解为“钻进传统文化的故纸堆”，误解为了全盘肯定。这或许跟张羿先生对中国传统的态度是全盘否定有关系。不过，不说别的，就从后现代的文化多元性、差异性的立场来看，这一态度是不符合后现代标准的。实际上，我认为这是张羿先生的潜意识中，残存的现代性意识在作祟。事实上，我并不反对在现代化过程中，也就是以现代性的工业化为主题的社会变迁中，要以现代性意识驱除前现代意识为主，后现代化或者说信息化，只是起带动作用的因素；但我觉得，在信息化带动工业化、工业化促进信息化之外，我们还有一个任务，那就是批判地继承民族文化传统，也就是继承农业社会留下来的那些与学习型社会、循环经济、以人为本可以兼容的东西，否则中国就会给这个世界帮忙过头反而添乱。我特别注意到，在张羿先生的《后现代企业与管理革命》一书中，主要参考文献的100%属于西方体系思想（其中80%汉译；20%是转述），几乎没有与东方传统有关的书。有趣的是，他的另一本书《儒家文化与现代经济管理》，主要参考文献中的100%属于东方体系思想，完全没有与西方传统有关的书。我认为，后现代不能这样研究，即使不能各取所需，也不能采用这样的研究方法。这样的知识结构，无法真正地将东西方结合，因此难免会偏向一边，我们还是要兼收并蓄才能获得全面的认识。总的来看，提后现代还是后工业，步子快点还是慢点，方向都是正确的，问题不大；但提“抵制‘中国式管理’”的口号，我认为似乎有欠考虑。我承认张羿先生向我提出的一个毛病，那是上回我在网上聊天时说的“下一代管理，是后现代管理与东方管理的统一”，这里我做一个更正，应为“西方后现代管理与东方管理的统一”。不过张先生所批评的这个观点——“从独一无二的成功中，总结出独一无二的商业精神，可以反过来推动国际管理思想的进步，而才是这个世界需要我们做的工作”，我仍然坚持。作者：姜奇平 　来源：&《互联网周刊》本文由百家号作者上传并发布，百家号仅提供信息发布平台。文章仅代表作者个人观点，不代表百度立场。未经作者许可，不得转载。张羿百家号最近更新：简介:管理学家、企业家，著《中国式管理批判》等作者最新文章相关文章奇平视点：关于信息化效益的制度分析
　　作者： 姜奇平
　　【eNet硅谷动力专稿】决策成本之于信息化，相当于交易成本之于工业化，是当代制度设计的核心问题。
　　当前信息化的制度分析，一般还在把传统工业化的交易成本理论作为基础，信息化
的日益制度化，要求摸索自己相对独立的制度分析基础。
　　在这个背景下，讨论决策成本问题，对于从制度层面认识信息化的效益，对于企业信息化和政府信息化的制度建设，具有紧迫现实意义。
　　“新古典的”信息化和“制度的”信息化
　　决策成本，属于信息的成本，即信息的摩擦力。以信息为中心的制度安排，作用就在于减少这种摩擦力。以往说的交易成本，也可能包括信息成本，但更主要是指物质的或社会的成本，制度在那里表现为对物质摩擦力和社会摩擦力的克服。
　　将信息摩擦力从物质的和社会的摩擦力中独立出来，对于第三次浪潮中形成的信息社会来说，具有特殊重要性。至少我们可以克服这样一种说法的模糊性——认为信息化主要是为了降低交易费用。信息化当然可以降低交易的物质摩擦力与社会摩擦力，但更主要的特点表现在，它可以降低信息的摩擦力，是一个有利于更好决策的制度安排。
　　同是信息的成本，决策成本又与信息成本不同。信息成本涉及的是信息商品，决策成本涉及的是信息资本。信息成本是指信息的市场成本、市场摩擦力，决策成本是指信息的组织成本、组织摩擦力。它们分别相当于科恩利斯克(JohnConlisk,1996)说的深思熟虑的成本，或思考成本(deliberationcost)和信息成本。
　　前一个阶段，人们谈信息化的效益，从市场层面谈得较多，从制度层面谈得较少。对于制度分析来说，仅有信息成本分析，是远远不够的，要有决策成本分析。
　　人们对工业化经济规律的认识，有一个从新古典主义的市场分析，深化到制度学派的制度分析的过程。人们对信息化经济规律的认识，除了从实物运动、货币运动分析，转向信息运动分析外，也要从市场分析，深化到制度分析。
　　降低个人决策成本的信息微观机制
　　我们首先讨论一个初级的问题，节省个人决策成本的机制设计问题。也就是说，把组织想象成一个“人”，把组织内部问题“封装”起来不加以考虑，看看这个“人”的决策成本，在工业化和信息化不同条件下，有何不同制度特点。
　　工业化条件下的决策，是理性选择。进行选择的个人，称为理性经济人。理性选择，还有另一个名字，叫做教条主义。教条主义的第一个特点，就是总想按最佳原则，找出一个“最大化”的最佳方案，然后不分时间地点场合，瞎套乱套。教条主义的第二个特点，是不承认决策成本的存在，它假设每个人决策时拥有完全的信息，而且总是能做出正确的决策，至少是艾智仁说的“似乎有理性”(as if rationality)。
　　信息化条件下的决策，是感性选择。进行选择的个人，是行为人，即真实世界中有血有肉的人。感性选择不同于经验主义。经验主义是一种农业化决策方式，它只相信经验和感觉，不相信理性。感性选择，是“感觉+框架”的选择方式。即每次决策时，将感觉与经历积淀形成的“框框”(frame，相当于理性认识或编码的元数据结构)反复比较形成简化的决策。也叫“摸着石头过河”。
　　有人认为中国改革的特点是经验主义，其实不是。摸着石头过河，是一种简化决策的制度设计，是当下体验与一些原则框框(框架，frame)汇合进行的简化决策。它既不是经验主义，更不是教条主义。这种制度设计，其实正符合信息化的制度特点，即降低决策成本，有效简化决策。工业化的特点是把简单把复杂，好比用机械相机照相；信息化的特点是把复杂再变回简单，好比用智能相机照相。
　　针对工业化经济学的教条主义缺陷，威廉姆森在西蒙观点基础上认为，如果脑力是一项稀缺资源，那么很自然地，人们会节约脑力。这就把决策成本问题，象交易费用问题那样提了出来。卡尼曼的行为主义决策理论，提出了一套系统的简化决策的感性选择理论。这种决策理论，被有的学者称为注意力理论。
　　卡尼曼和特韦尔斯基的研究显示，人们在决策时往往依赖直观推断法(Heuristics，直觉)来简化风险判断和决策。与贝叶斯法则相比，直觉决策由于在思维过程中“走捷径”，实际上形成了对理性的简化。在不确定性和复杂环境中，当理性计算的成本很高或理性不及时时，运用非理性(习俗、习惯、惯例、情感、经验和直觉等)就具有节约决策成本的作用。信息化条件下，商场如战场，情况千变万化。瞬间洞察市场迷雾，成为一种普遍需求。
　　感性选择作为一种节省决策成本的微观信息机制，具有自己的规律。卡尼曼和特韦尔斯基总结了感性选择的三种类型：代表性 (representativeness)直觉，易得性 (availability)直觉和锚定(anchoring)。
　　行为经济学的研究表明，真实世界的决策行为，是当下直觉与记忆框架相综合的过程。卡尼曼和特韦尔斯基普及了框架(Frame)这一概念，从而超越了一般的经验决策论。在企业管理决策中，充分发挥感性选择的优势，又不陷入经验论，关键在于做出更优决策的框架。
　　在企业信息化中，有一种误区，以为决策信息化，就是给领导提供更大量更全面的信息，结果使领导被大量无用信息淹没，反而提高了决策成本。实际上，在这里，节省交易费用，不是问题的本质；为领导提供大量的信息，也不是；真正的要点，在于节省决策成本，提高决策质量。
　　我们不妨大胆设想，如果信息化可以将数据化繁为简，使组织的领导者，把一尺高的报告简化为一张纸的信息，甚至看着动漫或企业“小儿书”就可以进行决策，信息化的最大效益，不就发挥出来了吗？
　　降低组织决策成本的制度设计
　　沿着科斯当年思考问题的出发点，来想一个纯粹信息化的问题，问题就应该是：人们为什么需要扁平化网络。
　　提出决策成本与交易成本问题，要解决的历史任务不同。交易费用问题针对的是工业化问题：当扁平市场失灵时，需要分层组织降低交易费用，回答的是“为什么要有企业”；决策费用问题针对的是信息化问题：当分层组织失灵时，需要扁平网络降低决策费用，回答“为什么要有网络”。
　　如果回答需要网络是为了节省交易费用，这只能算是一个工业化的答案。对于发展新型工业化来说，这样的答案当然也是需要的。但如果从制度设计的更长远观点看，这个答案没有把信息的特殊性突出出来。当价值创造的核心问题不再是社会化，而是不确定条件下个性化信息决策时，交易费用就不再是制度的核心了。必须考虑以信息为中心的基础制度设计问题。
　　实际上，围绕组织决策成本的制度设计，与行为经济学的感性决策机制一样，都是基于“简化”。简化是资本化的一个反向工程。顾客总是感性的，什么时候决策机制可以与顾客体验直接对接上，理性选择所一直不能实现的完全信息假设，才有条件通过信息化、个性化的方式得以实现。
　　在这里，未来组织的决策，将象个人认知那样，由“体验+框架”的直觉模式实现。分层组织将不再适合这种信息决策机制的实现。正如感性选择不同于经验一样，企业的扁平化，也并不意味着倒退回集贸市场。集贸市场是原子的、非结构化的扁平结构。而未来组织是具有编码解码功能和结构的扁平结构。这种由网络构成的结构，保证了网络对企业理性功能的继承。而决策成本的节省将通过组织框架的编码解码功能实现。通过这样一种制度安排，组织变成对顾客和公民富于直觉的感性动物。在更高的阶段上，企业将转化为企业公民，具有公民的全部感性的、利他的性质。普拉哈拉德在《消费者王朝》中，就描绘了一幅与顾客共同创造价值的新型组织制度的乌托邦图景。
　　把制度理解为对决策成本的节省，最终将使制度经济学面对组织感性化等一系列新的难题。科斯在建立新制度经济学时，是想把权力更多地交到企业家手中，或者说交到工具理性的人格化代表手中；在政治经济学中，这通常是与资本权力的上升联系在一起的。但在信息化中，权力将更多交到消费者手中。由于消费者的感性特质，组织也将越来越多具有感性的特征。那时，也许，我们需要一个感性选择的制度经济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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