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制度经济学案例
新制度经济学案例
（一）案例名称：养蚝的经验
案例适用：第二章之产权理论
案例来源：张五常《卖桔者言》（1984.11）
http://blog.sina.com.cn/s/blog_45mu.html1.
（二）案例内容
任何经济理论，若含义着产权对人类的行为没有决定性的影响，都是谬论。我为甚么这样肯定呢？单举养蚝的例子就够了。
　　蚝是在海滩上繁殖的。要繁殖得好，每天要有过半的时间浸在海水之下。蚝是不会走动的；若海滩是公用的，任何人都可随意拾蚝，而这海滩又是在容易到的地方，那就算是小孩也知道蚝的数量一定不会多。若海滩是私有，投资养蚝的机会必定较大。同样的人，同样的海滩，同样的天气，同样的蚝，不同的产权制度有肯定不同的行为。
　　当然，养蚝是可以国营的。政府养蚝，以法例或甚至武力惩罚拾蚝的人，又是另一种制度。国营蚝场既非公用地，也非私产，它有着不同的困难，不同的经济效果。养蚝若是国营，投资多少由谁决定？用甚么准则决定？蚝类的选择由谁决定？用甚么准则决定？蚝的收成时间由谁决定？又用甚么准则决定？决定错了谁负责？而惩罚多少又以甚么准则来决定的？
　　在私有产权的制度下，这些问题都有肯定的答案、作决定的人是蚝的拥有者，或是租用蚝场而养蚝的人。投资的多少，蚝类的选择，收成的时间，都是以蚝的市价及利率作指引而决定。不按市价，不计成本，不顾利率，养蚝者是会亏本的。作了错误的判断，市场的反应就是惩罚。亏蚀的大小是惩罚的量度准则。我们怎能相信政府是万能的，怎能相信官员的判断力会在“不能私下获利”或“不需私人负责”的情况下较为准确，怎能相信他们错误的判断会一定受到适当的惩罚？
美国西岸的华盛顿州，是一个养蚝的胜地。这可不是因为天气适宜养蚝的。正相反，这地区在美国西北，天气较冷，对养蚝是不适合的。冬天若结冰过久，蚝会受伤害；夏天不够热，蚝的成长速度会减慢。为甚么华盛顿州是养蚝的胜地呢？主要的原因，是这个州不单准许私人拥有海滩，就连被海水浸着的地也可界定为私产。所以这地区虽然海水奇寒，不适宜养蚝，但在那些海水较暖的海湾，养蚝者比比皆是。
华盛顿州的胡德海峡（Hood Canal——原字是Channel，但最初发表时拼错了字），长而狭窄，两岸有山，海峡有尽头，所以海水较暖。海滩既是私有，养蚝是海边房子拥有者的‘例行私事’。在同一海峡，公众可用的海滩，蚝就很难找到了。
私人的海滩一看便知。除了蚝多以外，我们还可看见开了的蚝壳被有计划地放回滩上（让小蚝附壳而生）；取蚝的人多在蚝床开蚝、（让蚝中液体的营养留在原地）；蚝与蚝之间有空隙（让蚝多食料而增肥），海星被人拿到岸上（海星是会吃蚝的）。这些小心翼翼的行为，没有私产保障，怎能办到？
商业化的蚝场，蚝床面积以亩计。被选用的海滩都是极平坦、海水浅而风浪不大的地方。商业养蚝的品种，都是长大较快的。养蚝者用竹枝插在浅水的蚝床上，作为产权的界定，也用以作为收获分布的记号。有不少商业蚝场的海滩是租用的；也有些海边住户将蚝滩卖掉。
若你要在华盛顿州的海边买房子，你要问海滩谁属？海滩的私地是用那个潮水位量度？若你见海滩有蚝，你也要问，蚝是否跟房子一起出售？假若蚝滩是租了出去的，你应再问，租蚝滩的合约中有没有容许业主采食少量的蚝？养蚝者有没有权走过跟房子一起出售的岸上地？在私产制度下这些问题都是黑白分明的。
（三）案例评析
在不同的产权制度下，人的行为是不同的，这是因为不同的产权结构下，收益—成本体系对组织中雇员和所有者的冲击是不一样的。
在私有产权制度下，报酬和费用更直接地集中在对它们承担责任的每个人身上；报酬和费用的更高集中明显地意味着每个人的财富更加依赖于自己的活动。设想在一个社区里有100人，掌管10个独立的企业。设想每个人把十分之一的时间用于作为所有者的某个企业，就能创造1000元的报酬或利润。因为每个人只是所有者的1/100，他将获得到10美元。再假设在他占有1/100财产的10个企业的每个企业里，他都如此办理。那么他的财富收益金额将是100美元。其余的9900美元分给另外的99个人。如果另外的99人也按同样的方式工作，他将因此而得到增加的财富9900美元。（=9900）。这样他得到的收益总数为10000美元。这与他的产品价值其中绝大多数分给别的所有者）是完全相等的。
然而，如果个人只拥有一个企业的1/10（这意味所有权已重新分配）即从将所有企业按比例分成等份，10个人掌管一个企业，每个人只掌管一个企业。企业总数依然相等）。可以假定他把一年中的全部时间投入一个企业，这样他又生产出10000美元。由此他得到1000美元。其余的9000美元由其他9/10的股分所有者得到。像他们那样，他也得到其他所有者生产的相应部分，他从自己企业的另外9个联合的有者那里得到9000美元（=9000），总计10000美元，这同上面的例子完全相同的。区别在于：现在这1000美元是由他自己的活动得来的，而以前由此得到的只是100美元，或者说更恰当些，取决于其他人活动的收入总数从9900美元减到9000美元。
如果最后，这10个企业被分成100个，每个人都是一个企业的惟一所有者，那么他一年的财富总量中增加10000美元都将取决于自己的活动。第一个例子是同公有制相符合的，第二个例子适合于联合的私有制（或合伙制），第三个例子适合于一人的业主制（私有制）。
得出以下结论：较之在私人产权制度下，在公有制下的任何决定或选择的费用较少地由选择者全部承担。换句话说，这种成本——收益激励体制是朝着较高费用方向变化的。这个结论的逆命题是：对任何所有者来说，从任何成本—节约活动中得到的利益也不是完全有效的。这并不意味着真实成本有所减少。这意味着，在由任何选择者承担的费用与做出某项特定选择的费用之间的相互关系更松散了。类似地，进行这些行动的所有者捕捉利益的能力也降低了。
如果在公有产权制度下，采取同样的行动，所有者要比本来的情况更少地承担成本。根据这个原理，为了抵消或平衡这些减少的成本负担，人们可以期望公共机构将把特殊的额外费用或限制强加到公有企业的雇员或代理人身上。这些被授权花费公有资金的公共代理人应该受到用额外限制形成的更严格的制约，这恰是因为他们行动的成本并不能非常有效地强加在他们头上。由于这些额外约束，或由于这些约束的费用，与私有财产机构相比，公有安排的费用将变得更高（意味着较低效率）。
在私有产权制度下，报酬和费用更直接地集中在对它们承担责任的每个人身上；报酬和费用的更高集中明显地意味着每个人的财富更加依赖于自己的活动。所以私有产权会激励人们的行为，使他们的行为朝着成本最小，收益最大的方向努力，使资源得到更优的配置。
（四）案例讨论
1、我国的国有企业和私有企业相比，哪种产权制度下资源配置效率高？
2、股权分置改革对国有企业的产权制度有什么影响？
（一）案例名称：跟高手学垂钓
案例适用：第二章之合约理论
案例来源：朱锡庆博客：《跟高手学垂钓——新现象解释之三》
http://blog.sina.com.cn/s/blog_49664bc5010003f4.html
（二）案例内容
两个钓鱼高手一起到鱼池垂钓，都大有收获。忽然间，又有十多个人来鱼池垂钓，这些人是新手，钓不到鱼。两个高手中的一个看到他们钓不到鱼，就对一个新手说：“这样吧，我来教你钓鱼，如果你学会了我传授的诀窍，钓到很多鱼，每十尾分给我一尾，不满十尾就不必给我。”双方一拍即合。新手经高手调教，鱼儿就上了钩。于是其他新手纷纷要求高手向他们传授诀窍，也承诺每十尾分给他一尾，高手同意了。他把时间都用来指导新手，一天下来获得一大筐鱼。另一个高手，独自闷钓一整天，收获却少得多。
（三）案例评析
教授垂钓的高手收入比另一个高手的收入高，这部分多出来的收入是因为效率的提高，而不是发生了收入的转移（对新手的剥削），那么效率是如何提高的？
这是一个创新性的分成合约安排，是一个关于知识的交易，通过这个分成合约安排，关于垂钓的知识很快普及了，由于知识的普及，在同样的劳动和资本投入下，产出的效率得以提高，这是知识普及的结果。
而知识的普及并不是自发实现的，而是通过创新性的分成合约安排才实现的。而不是通过像买卖衣服那样的直接定价合约安排实现的，因为直接定价合约安排是一个关于知识的交易，而知识的交易是很复杂的，有赖于双方的努力程度，而双方的努力程度很难衡量，所以直接定价合约进行有关垂钓知识的交易会带来很大的交易费用，而分成合约安排则可以降低交易费用，同时提高双方的努力程度，带来效率的提高。所以合约安排不同，制度不同，人们的行为不同，资源配置的效率也不同。
（四）案例讨论
中国经济的高速发展是人类200多年所积累的工业技术知识和制度知识普及的结果吗？高手的存在并不是知识在中国普及的充分条件。知识的普及还有赖于找到恰当的知识交易合约。以汽车业的发展为例说明不同的合约对经济效率的影响是不一样。
（一）案例名称：鲁能事件与安然事件
案例适用：企业理论之委托—代理合约
案例来源：根据网络资料编写整理
（二）案例内容
1、鲁能事件
《财经》杂志2007年初曝光的&山东第一大企业鲁能集团悄然改制，由两家民营企业受让91.6%股权&一事引发轩然大波。上海东方早报记者昨天从一位接近国务院国资委的人士处获悉，有关方面已在考虑成立专案组彻查鲁能改制事宜。同时，一份规范员工持股的管理文件也在紧锣密鼓地制订过程中。
据《财经》报道，在内部人严密运筹之下，作为全国电力系统最大职工持股企业---鲁能集团的职工退股已经基本完成，两家位于北京的企业---北京首大能源集团有限公司(下称&首大能源&)和北京国源联合有限公司(下称&国源联合&)---已获得鲁能集团91.6%的股份。鲁能集团股权的作价依据，为鲁能集团截至2005年底的账面净值，并且减去了鲁能集团向股东支付的2005年度现金红利。以此计算，两家公司收购总价格约为37.3亿元。
报道称，长期以来，在鲁能集团内部除了少数人外，无人知晓是哪两家公司，更不清楚是用什么价格、什么方式转让股权。由于鲁能集团总资产高达738.05亿元，这一不清不楚的股权转让行为被疑为内部人操作，涉嫌国有资产流失。
鲁能案是里应外合？
《财经》所报道的内容，说明由三年前中央清理电力行业职工持股所引发的这场改制行动至少在过程中有不透明、不公平的地方，意味着少数人在操纵改制，借国家清理整顿电力行业职工持股的名义，行损害鲁能国有资产、职工权益之实。甚至不排除有人在以鲁能自己的钱来收购鲁能股权的可能。
鲁能拥有700多亿的总资产，而按照《财经》的报道，收购价格只有30多亿，这意味着鲁能旗下任何一点小资产拿出来都可能作为收购成本。
此案凸显了我国国资委托代理体制的弊端。由于大部分股权所有者都不会真正关心企业的经营，因此在改制的大背景下，股权转让行为很容易被少数人控制。
鲁能案与当初的“金元帝国案”都发生在电力领域，这又是一个值得深思的巧合。由于电力行业拥有超额垄断利润，但公司治理也非常欠缺，导致职工持股具备非常好的效益，却乏人监管。
山东鲁能集团股权“变形记”
lang=EN-US style='font-size:12.0font-family:楷体_GB年，鲁能集团总公司成立---国有控股。
lang=EN-US style='font-size:12.0font-family:楷体_GB年6月，更名为鲁能发展集团公司---职工持股、国有参股。
lang=EN-US style='font-size:12.0font-family:楷体_GB年5月，山东电力集团向鲁能控股增资，鲁能控股的注册资本达14.8亿元，随后对鲁能集团资产展开收购---100%国有控股。
lang=EN-US style='font-size:12.0font-family:楷体_GB年11月，鲁能有限公司成立，后改名为鲁能集团有限责任公司。
lang=EN-US style='font-size:12.0font-family:楷体_GB年1月，山东电力职工集资入股鲁能有限，鲁能有限股权变为电力工会持股31.52%；鲁能物业持股2.42%；此外48家小股东，持股比例均在0.02%到4%之间。这48家小股东是在2002年底的职工持股行动中被改造为职工持股的原三产多经企业，或是为代表职工持股而成立的新公司。随后鲁能有限开始收购鲁能系资产---职工持股企业。
lang=EN-US style='font-size:12.0font-family:楷体_GB年5月，山东省电力工会委员会将鲁能集团31.52%的股份转让给首大能源，其余的46家股东所持有的鲁能集团公司共计60.09%的股份转让给北京国源联合，转让价以2005年底的净资产计算。——私人企业。
2、安然事件
安然作为世界最大的能源交易商，在2000年的总收入高达1010亿美元，名列《财富》杂志“美国500强”的第七名；掌控着美国20％的电能和天然气交易，是华尔街竞相追捧的宠儿；安然股票是所有的证券评级机构都强力推荐的绩优股，股价高达70多美元并且仍然呈上升之势。直到破产前，公司营运业务覆盖全球40个国家和地区，共有雇员2．1万人，资产额高达620亿美元；安然一直鼓吹自己是“全球领先企业”，业务包括能源批发与零售、宽带、能源运输以及金融交易，连续4年获得“美国最具创新精神的公司”称号。……
lang=EN-US style='font-size:12.0font-family:楷体_GB年年初，一家有着良好声誉的短期投资机构老板吉姆·切欧斯公开对安然的盈利模式表示了怀疑。他指出，虽然安然的业务看起来很辉煌，但实际上赚不到什么钱，也没有人能够说清安然是怎么赚钱的。据他分析，安然的盈利率在2000年为5％，到了2001年初就降到2％以下，对于投资者来说，投资回报率仅有7％左右。
切欧斯还注意到有些文件涉及了安然背后的合伙公司，这些公司和安然有着说不清的幕后交易，作为安然的首席执行官，斯基林一直在抛出手中的安然股票———而他不断宣称安然的股票会从当时的70美元左右升至126美元。而且按照美国法律规定，公司董事会成员如果没有离开董事会，就不能抛出手中持有的公司股票。
也许正是这一点引发了人们对安然的怀疑，并开始真正追究安然的盈利情况和现金流向。到了8月中旬，人们对于安然的疑问越来越多，并最终导致了股价下跌。8月9日，安然股价已经从年初的80美元左右跌到了42美元。
10月16日，安然发表2001年第二季度财报，宣布公司亏损总计达到6．18亿美元，即每股亏损1．11美元。同时首次透露因首席财务官安德鲁·法斯托与合伙公司经营不当，公司股东资产缩水12亿美元。
10月22日，美国证券交易委员会瞄上安然，要求公司自动提交某些交易的细节内容。并最终于10月31日开始对安然及其合伙公司进行正式调查。
11月8日，安然被迫承认做了假账，虚报数字让人瞠目结舌：自1997年以来，安然虚报盈利共计近6亿美元。
11月9日，迪诺基公司宣布准备用80亿美元收购安然，并承担130亿美元的债务。当天午盘安然股价下挫0．16美元。
11月28日，标准普尔将安然债务评级调低至“垃圾债券”级。
11月30日，安然股价跌至0．26美元，市值由峰值时的800亿美元跌至2亿美元。
12月2日，安然正式向破产法院申请破产保护，破产清单中所列资产高达498亿美元，成为美国历史上最大的破产企业。当天，安然还向法院提出诉讼，声称迪诺基中止对其合并不合规定，要求赔偿。
首先遭到质疑的是安然公司的管理层，包括董事会、监事会和公司高级管理人员。他们面临的指控包括疏于职守、虚报账目、误导投资人以及牟取私利等。
在10月16日安然公布第二季度财报以前，安然公司的财务报告是所有投资者都乐于见到的。看看安然过去的财务报告：2000年第四季度，“公司天然气业务成长翻升3倍，公司能源服务公司零售业务翻升5倍”；2001年第一季度，“季营收成长4倍，是连续21个盈余成长的财季”……在安然，衡量业务成长的单位不是百分比，而是倍数，这让所有投资者都笑逐颜开。到了2001年第二季度，公司突然亏损了，而且亏损额还高达6．18亿美元！
然后，一直隐藏在安然背后的合伙公司开始露出水面。经过调查，这些合伙公司大多被安然高层官员所控制，安然对外的巨额贷款经常被列入这些公司，而不出现在安然的资产负债表上。这样，安然高达130亿美元的巨额债务就不会为投资人所知，而安然的一些官员也从这些合伙公司中牟取私利。
更让投资者气愤的是，显然安然的高层对于公司运营中出现的问题非常了解，但长期以来熟视无睹甚至有意隐瞒。包括首席执行官斯基林在内的许多董事会成员一方面鼓吹股价还将继续上升，一方面却在秘密抛售公司股票。而公司的14名监事会成员有7名与安然关系特殊，要么正在与安然进行交易，要么供职于安然支持的非盈利机构，对安然的种种劣迹睁一只眼闭一只眼。
安然假账问题也让其审计公司安达信面临着被诉讼的危险。位列世界第五的会计师事务所安达信作为安然公司财务报告的审计者，既没审计出安然虚报利润，也没发现其巨额债务。6月，安达信曾因审计工作中出现欺诈行为被美国证券交易委员会罚了700万美元。
（三）案例评析
1、“鲁能”让我们再次看到，国资是很容易被攫取的。最根本的原因，是过去国企国资名义上的主人——“国家”或“全民”——并没有作为所有者的具体行为能力。因为“全民”是由一个个具体的自然人集合而成的概念，自然人都有行为能力，“全民”怎么就没有行为能力呢？
国企在原来的计划经济体制下产生，计划经济体制下任何自然人都不能合法拥有生产资料所有权”。公民作为个人不能合法拥有生产资料，集合到一起的“全民”，又从哪里获得作为所有者的行为能力呢？此种体制下的国企“主人”，常常连“自己拥有”多少资产也搞不清楚，不可能明白每项资产的具体状况，至于稳妥的经营、严格的管理、精明的转让定价以及负有远见的投资，当然更无从谈起。（产权只有界定为私产的时候才界定清楚了。）
全民是巨量资产的“主人”，本身却没有所有者的行为能力，就等于鼓励天下“英雄豪杰”群起参与攫取？！“国资流失”（委托代理费用），客观地看，早就开始了。改革前，一个全民制工人出工不出力、却照样领取固定薪水和享受国有福利；一家全民工厂日复一日生产不对路的产品；一家管理不善，经营亏损的国有公司靠财政补贴或国有银行贷款维持不关门；令人瞠目结舌的国家项目的严重投资失误——凡此种种，都是攫取。
国有资产的“转让权”得到落实前，被暂时掌握的仅仅是“使用权”和“收入支配权”，这样，国有资产就难免遭到“滥用”。俯拾皆是的现象，是种草代替了种树，豆腐渣工程代替了优质工程，任人唯亲代替了建章立制，铺张浪费代替了开源节流。一般地，资源不会用到带来最大长远利益的用途上，而是用到了带来最大当前利益的用途上。
2、国资转让时有代理费用，转让之前国企委托代理费用依然很高，损失很大。财经报道的重点是有关电力资源的实际控制人，怎样把“国有资产”转为“职工持股”、怎样使这部分由“内部人”控制的资产迅速“做大”、然后又怎样以离谱的低价转给了神秘的“外部人”。这是最明显的的攫取。在鲁能或类似鲁能的那些公司，其资产尚没有完成所有权“私有化”之前，那名义上国有的资产，事实上并不真的是归国家或全体人民控制和享有。
lang=EN-US style='font-size:12.0font-family:楷体_GB年震惊全国的原国电老总高严的贪腐案（也发生在电力行业），高严是担任过省长、省委书记的正部级高官，从1997年后掌控原国家电力总公司——是网电分离之前的垄断全国所有电力资产80％以上的超级巨头公司。可是这么一个电力系统的大人物，2002年9月突然神秘失踪。一个月后，高严之子高新元（也是电力系统一家公司的老总）被纪律检查部门双规，于一年后被移交司法处理。2004年6月，国家总审计长李金华发布审计报告，披露在高严主政原国电期间，该公司“损益不实情况比较严重，累计少计利润78亿元。更为严重的是，因为决策失误该公司国有资产遭受重大损失，涉及金额78.4亿元，其中因个别领导人违反决策程序或擅自决策造成的损失或潜在损失32.8亿元，占42％”。高严本人人间蒸发、没有下落。
高严并没有把他掌控的原国有电力资产，在法律上划归他本人、他儿子或任何由他控制的私人拥有。但是，控制在高严之手的“国有资产”并不归人民所有。审计报告发现被隐瞒了的巨额利润，干吗用了？而在利润发生之前更为数目巨大的“成本”之中，又有多少开销是为了满足管事人的私欲而发生的呢？
一份报道披露了高严用公司资源为自己埋单的细节：“1999年至2001年，高严多次去上海‘治病’，为追求享受和私自活动方便，他要求下属公司为其在高级宾馆包租房间，每天食宿费高达1万元，共花费84万余元。2001年起，高严还在上海占用下属公司花费300多万元装修的一栋占地558平方米、价值650万元的高级别墅，并由该公司承担管理费用。”
尽管资产的法律所有权并没有归于高严的名下。但是资产的作用在于可提供收入。收入的作用在于购买享受。高严既然已经从他主管的国企国资中获得了超值的私人享受，有没有法律上的私有化，没有多大的差别。这种“高严式的攫取”，到底发生了多少，被发现了多少、公布出来多少、处理了多少，国资的名义主人们，常常无从知道。
3、许多人疑惑，美国安然公司的高管不照样攫取了股东——公司资产的法定主人——的钱财吗？只要存在所谓“委托－代理”的构造，攫取行为就不可能完全幸免。区别就在于，如果公司资产的主人拥有清楚的法律所有权，他们总可以合法地履行自己的权利，总拥有挑选更优秀代理人并加以监督的动力；一旦出错，他们也总可以或用手投票撤换管理者、或用脚投票退出、或依法起诉不良管理者，或者亡羊补牢、改进公司合约和相关立法。“攫取”纵然不会完全杜绝，也能够收敛在一个可接受的水平之下——要是攫取活动太离谱，私人的资源再不拿进“公司”就是了。但是，当公司资产的“主人”只是一个抽象的“全民”时，情况就截然不同了。像高严们的攫取行径，若不是纪检和审计部门按政治程序“出手”，你我作为“主人”的普通一份子，从哪里知道？就算知道了，又凭什么去“多管闲事”？
所以，国企国资的流失也好，被攫取也好，变化的只是形式，不变的则是其制度性的内生逻辑。正因为如此，国企才需要改革。但是，一个深刻的悖论自国企改革伊始就结伴而来：在制度上很容易被攫取的资产，在现实的世界里根本找不到一个能够全部免除攫取活动的改制平台！所以，合适的政策目标只能是尽可能缩减改制中的攫取空间，并坚定不移地推进国企产权改革。道理清楚，即使全盘叫停了国企改制，那无须变更所有权的“高严式攫取活动”，还是无日无之。
怎样缩减改制过程中的攫取活动的空间，不容易有一致意见。所以，国企改革屡改屡停，屡停屡改。不容易相信有谁可以设计出“最优”改革方案，也不容易相信下发几个文件，就能解决实际问题实践倒是逼出了另外一条路，那就是把国企先推入市场再说其他。基本思路是先“放”一个竞争性的市场出来——乡镇企业、私人企业、港台资企业、外资企业一起开放——然后把国企推入其中，产品市场竞争，要素市场竞争，两头夹攻，改变国企营运的指令计划环境，逼迫国企在市场中竞争图存。特别是财政和银行再不给特别优待和补贴之后，一律适者生存，不适者淘汰、破产或重组。政府对存活的国企实行“利改税”，即以税收形式抽走本来作为资产所有者应得的权益。国企交纳了“利润税”，等于交付了国资使用费，而在“利润税”之外再创造出来的“利润”，则大体可以看作是经营管理公司的管理者和工人人力资本的回报。这就为划清国家的财务资本与一个个具体国企里的企业家和工人的人力资本之间的界限，提供了基础。
这套改革路数在竞争性行业里可用，但对依然维系行政垄断的行业就不合用了。因为
“利润税”远远不能把垄断国资的“超额利润”抽干净。允许垄断公司以竞争行业国企改制一样的办法来处理改制问题，等于开启“任由少数人攫取行政垄断利润”的大门。基于这一点，建议，“那些行政性垄断公司的主要任务是放开市场管制，首先引进竞争。那些坐拥行政性垄断特权的公司如果先搞产权改革，把垄断利润资本化为那些无需竞争就当上经理们的股权，那不是产权改革，而是‘攫取权’的资本化。这会激化转型时期的社会矛盾。”
可是，2004年以来对国企改制的旋风式攻击和批评，几乎叫停了竞争性行业的国企改制进程。同时，又在绝不加快垄断行业市场开放的倾向下，出现了诸如“鲁能”这样把行政垄断权加速私有化的案例。这是非常不妙的组合，因为无论叫停本应加加速的改制，还是推进不应推进的改制，都增加了国资被攫取的机会，违背了国企改革的正确方向。
（四）案例讨论
1、为什么国有企业里的国有资产很容易被攫取？
2、中国的国企易产生高昂的代理费用，但西方以私有产权为基础的完善的现代企业制度也会产生代理费用，两者有什么区别？
（一）案例名称：面食的考核费用
案例适用：市场制度理论
案例来源：朱锡庆博客《布丁效应——有场景的知识之十八》
http://blog.sina.com.cn/s/blog_43er.html
（二）案例内容
《生意经》2002年第6期有一篇署名布丁的文章《小店里的生意经》，讲了这样一个故事：布丁先生发现，他家附近一条街上有几家面食屋生意红火，于是他也在那个地段开了家面馆。始料未及的是，他的店和其他面馆价格相当，但却无人问津。布丁先生是个有心人，边观察边琢磨，终于明白，原来那些生意红火的面食屋与顾客已形成了相对固定的惠顾关系，其顾客都是回头客，光顾面食屋的食客大多是三轮车夫。在这种局面下，布丁先生使出了出奇制胜的一招：他增加了面食的分量，把小号碗换成大号碗，但价格不变。一招既出，便产生了立竿见影的效果，仅一个月下来，相对固定的顾客就达到50多个。
受到激励的布丁先生再接再厉，改变了面馆的采购时间，尽量避开早上和中午的高峰期(此时价格高)，并将采购节省下来的开支用来改善面食的质量，在面食中加入更多的西红柿、鸡蛋和蘑菇，而价格依然不变。不难想像接下来的情形：面馆顾客盈门，以至于布丁先生要大谈“小店里的生意经”。
（三）案例评析
这个故事引出了两个值得思考的问题：第一，布丁先生新开张的面馆，价格与其他面馆相当，为什么其他面馆生意红火而他的面馆却无人问津？第二，布丁先生为招揽生意使出的招数是，面食的价格不变，但增加分量(小号碗换成大号碗)。他为什么要这么做？换言之，如果一份面食的分量不变，但降低价格，有相同的效果吗？
价格是黏性的，它和标的物的数量和品质粘连在一起。比如说，甲面馆一碗面食的价格为5元，乙面馆一碗面食的价格为6元，不能简单地认定甲面馆的面食比乙面馆便宜，还得比较两家面馆一份面食的分量和品质后才能确认。在这里，“一碗”并不表明分量是确定的，因为碗有大小之别。即使是同样大小的碗，一碗面食的分量也存在差别，比如说是满满的一碗还是半碗？两个同样大的碗都装得满满的，分量也可能有差别，比如说其中一碗面食比另一碗加进了更多的水分。即使分量相同的面食也会存在质量上的差别，原料、配方和厨师手艺的差别导致了面食味道和营养的差别。
正因为看似明确的价格背后隐匿着分量和质量的不确定性，所以需要对分量和质量进行考核。考核要付出代价，即巴泽尔所称的考核费用。更为关键的是，分量和质量不易观察，凭肉眼很难判断，也就是说，考核费用高昂。正是因为存在高昂的考核费用，使布丁先生新开张的面馆无人问津，尽管他的店面的价格与其他面馆相当。对于老面馆的面的分量和质量，顾客在此前的消费过程中已经考核和比较过了(消费是最准确的考核)，并为此付出了代价。一个食客如果对这个地段上的所有面馆都很陌生，那么在开始的时候他对面馆的选择就带有随机性。经过一段尝试性消费后，他一般会稳定地选择其中的一家。这个尝试性消费阶段同时也是顾客对面食分量和质量的考核期。
经过这个尝试性消费阶段以后，出于节约考核费用的考虑，就会形成稳定的惠顾关系。一旦形成了稳定的惠顾关系，新面馆就将面对进入壁垒。比如，对一个顾客来说，相对于选择布丁先生新开的面馆，选择经常光顾的那一家面馆可以节约考核费用，而选择布丁先生的面馆则意味着要重新考核。这里的启发是，即使在一个彼此陌生、随机选择的匿名市场，也会因为高昂的考核成本的沉淀而逐步形成稳定的惠顾关系。后来者要想进入一个已经形成了稳定惠顾关系的市场，必须支付此前由顾客支付的考核费用，否则就会无人问津。因此，我们就可以理解，为什么饭馆和商铺新开张的时候，会推出五花八门的优惠措施。
布丁先生开始并不明白，经过事实的教育以后才懂得这个道理。不过值得称道的是，他推出的优惠很特别。他可以不改变面食的分量而降低面食的价格，也可以不改变面食的价格而增加面食的分量，他选择后者而不是前者。为什么？无论布丁先生采用哪一种优惠方式，比如降价或增加分量，其实质是承担顾客对他的面食的考核费用。但是在不同的优惠方式下，考核费用是不同的。如果采用降价这种优惠方式，顾客要同时考核和比较面食的分量和质量，而采用小号碗换大号碗(增加分量)的方式，顾客可以免去对分量的考核和比较，更何况其顾客是三轮车夫，填饱肚子比味道更重要，也就是说，他们考核的重点是分量。
（四）案例讨论
论述你在现实生活中看到某种降低交易费用的市场制度安排，并进行解释？
（一）案例名称：间接定价合约降低考核费用
案例适用：市场制度理论
案例来源：朱锡庆博客《房价不仅仅是房子的价格》及张五常《经济解释三卷本》整理而成。
http://blog.sina.com.cn/s/blog_473f.html
http://blog.sina.com.cn/s/blog_4627.html
（二）案例内容
马路两边的房子面积相当，质量相近，价格悬殊，只在于在房子的位置是否可以看到湖景。原来湖景有价，而且很贵，只不过湖景之价隐含于房价之中，换言之，房价不仅仅是房屋本身的价格。长沙住宅的平均价格不到每平方米三千元，而湘江大道楼盘的售价却在六千元以上，这些房子有什么不同呢?不同之处是，可以透过自家的窗户，看万山红遍，层林尽染；漫江碧透，百舸争流;鹰击长空，鱼翔浅底，万类霜天竞自由。一平方米贵了几千元，是隐含于房价中的江景之价。由此看来，房价不仅仅是房屋本身的价格，天下没有两样。其实不仅景色入房价,房价中包含的他物之价(房外之价)有多种,其中最重要一种的房外之价是位置之价。同样的房子,在穷乡偏壤,其房价只有交通便利的城市之地的一个零头;在一城之中,同样大小的商铺,位于中心广场与背街小巷,其房价或租金有天壤之别。位置的实质意义有二,第一,中心位置,往来便利,可以节约出行或通勤成本。比如要去美国，济南要绕道北京，而住在北京则可以节约一部分交通费用，有人就愿意为节约的交通费用付费。.其二,中心位置,资讯密集,可以节约行动或选择的信息费用。在北京、上海汇集了海量资讯。北京、上海和其它地方房子的价差,在很大程度上是这种资讯差距的体现.,同一个博客的文章,标题是否出现在网站首页,点击量有百倍之差.这就象学者要呆在北京,别人容易找.结构中的不同位置有信息费用的巨大差别.,景色与位置之价为什么寄生在房价之中呢?景色可以有独立之价,但这类景色的交易就碰到一个问题,谁消费了景色,怎么确定呢?消费了多少,怎么量度呢?消费了景色可以说没有消费（考核是否消费，谁消费的费用太高）。同样的困难,因位置而节约的出行成本和信息费用是谁获益了呢?把房屋和景色及位置捆绑销售,房屋成为景色消费和位置使用的替代量度,这是一种节约交易费用的合约安排。
同时这也是一种有效率的合约安排。把房屋和景色及位置捆绑销售产生的一种后果是,既然景色是可以交易的,就有人去生产景色,小区绿化的好就能卖好价钱，就有人在小区绿化方面下大力气。既然位置有价,就有人去改善交通,从而改善位置。景色白看,位置白用,当然好,只可惜这样的制度安排既使天赋,也会消失。
张五常教授在《经济解释》中讲了一件这样的事。“最重要的例子,是一件打了20年官司的反托拉斯大案。主角是万国商业机器（IBM）。重点是这家公司发明而又持有专利权的电脑。起于 20世纪 30年代，当时的电脑巨大如房子。这电脑要用一种纸卡，大约三寸乘六寸。资料打穿在纸卡不同的位置，其长方小孔是让电流通过的。万国也不卖电脑，只租出去，同时规定租客一定要买万国供应的纸卡。电脑的租金以每月算，同型号的不同顾客付同样的租金。纸卡之价以每张算，不同顾客之价一样，但有些顾客多用多买，有些少用少买。纸卡是差不多所有纸商都可以供应的，但万国规定必须买他们供应的，依照估计，万国当时的纸卡价高出其他纸商的大约10％。这是最有名的tie-in sales的例子，有垄断权的电脑是tying product,没有垄断权的纸卡是tied product。”
对于这种捆绑销售，美国政府以反托拉斯法例控告IBM，说它把电脑的垄断权延伸到了纸卡上。法院判IBM败诉。美国政府的控告及法院的裁决（依据），隐含一种对IBM捆绑销售的解释，这就是专利权（一种垄断权）的延伸。但是一些深刻的经济学家，比如戴维德教授和张五常教授，不同意这种解释。他们的问题是，有垄断权的物品不可能经由捆绑销售这种办法把垄断权延伸到没有垄断权的其他物品上去。道理很简单：与电脑使用相关的产品并非只有纸卡，如果电脑的垄断权可以通过捆绑销售延伸到纸卡上，那么对其他相关产品也可以如此这般来延伸垄断权，从而出现“一捆多”的情况，即有垄断权的产品捆绑多种相关产品。同时，并非只有IBM的电脑有专利权，其他有专利权的产品也可以通过“一捆多”把垄断权延伸到相关产品上去。如此一来，在市场里出售的商品几乎不是捆绑物就是被绑物，都是有垄断权的产品，我们就看不到没有垄断权的竞争物品了。张正常教授因此发问：如果垄断权可以用捆绑伸展，市场怎么会有那么多竞争物品呢？美国有反托拉斯法例，香港没有这种法例，任何捆绑可自由使用，如果垄断权可以用捆绑伸展，香港的捆绑销售一定比美国普遍，可张五常教授观察到：香港捆绑销售的现象并不比美国多。
垄断权不可能经捆绑伸展，那怎么解释这种捆绑销售呢？戴维德教授的解释是，IBM之所以要电脑捆绑纸卡一起销售，是用纸卡的购买量来间接量度租用电脑的人使用电脑的频率。当时只有一种简单的计量器，用户可以调节，把数字减低，因而用这种计量器直接量度租客使用电脑的频率不可靠，IBM就想出了这种替代量度。因纸卡的使用量与电脑的使用频率有很高的统计相关性，故可以通过租客的纸卡购买量来量度租客使用电脑的频率。IBM为什么要知道租客使用电脑的频率呢？它出租的电脑，租金分为两部分，除了每月固定的月租外，另一部分为依使用频率而定的变动租金，IBM所售纸卡售价高出其他纸商10％的部分乘以纸卡购买量，即为这一部分变动租金，它以变体形式隐含在纸卡的售价中。
张五常教授对此也给出了一个解释。IBM所售纸卡高出其他纸商10％的部分，他认为是租客付给IBM的维修费。他说,“当时电脑问世不久，有关电脑的知识并未普及。因此，一方面在市场上找不到专业维修人员，另一方面电脑中的一些秘密不想让外人知道。所以，IBM不准租客聘请外人维修，维修由IBM的员工主理，而且只租不卖。如果采用每个客户支付固定的租金，如果有问题再签订维修合约，即支付维修费用这样一种合约安排的话，（如果信息是对称的这是一种最公平最有效率的合约安排，可以鼓励用户小心使用机器，否则将为自己的不当使用付出代价）。但是，维修的保证合约要怎样写，维修费用要怎么支付是一件头痛的事。以维修工人花去的时间算，客户不容易相信时间没有被夸大，或者是不需要维修也来修理一下赚点钱。假如出售一张维修保证书（把维修费用加入固定租金里去，采用间接定价的方法，可以节省考核费用，但这种方法不公平，因为它没有衡量顾客对电脑的使用频率及使用时的谨慎程度），使用电脑频率高的客户当然乐意接受，但较少使用的就等于津贴多用而需要多维修的客户。（有没有一种办法既可以节省直接定价的考核费用，又能通过度量客户的使用频率而体现公平性呢？）IBM明智的选择，是免费担保维修，把纸卡捆绑电脑的租用（这是一种间接定价合约，为了节约考核费用，不直接对维修进行定价，即维修费用通过纸卡来体现，为什么维修费用不直接加进固定租金里呢，原因是既想节省考核费用，又要让多使用的多付维修费用以体现公平和效率。）纸卡的售价比成本高出的少许，是维修保养的费用。多用电脑的多买纸卡，等于多付维修费。”
如果一个租客租用两部同型号的电脑，按同样的方法使用了相同的次数后，一部电脑产生了故障，另一部正常，这种维修是因电脑的质量差异导致的，维修责任由IBM承担，如果不这样处理，租客在租用时要考核电脑的质量，并对电脑进行挑选，会增加交易费用。如果两部质量相同的电脑分别租给两个客户使用，使用了一段时间后，一部产生故障，一部正常，这种维修是因客户原因而起，维修责任由客户承担。否则会激励客户的不当操作和过度使用。问题是，这两类维修事实上是难以区分的，因而由客户承担责任的那个维修量不知道，也就没有由这个维修量来表达的维修费。不过，由客户承担责任的维修量可由纸卡购买量来间接表达，维修费以纸卡购买量乘售价高出的10％这样一种变体形式存在，而且隐含在纸卡的售价中。
戴维德教授的解释有一个明显的问题，因为月租和以变体形式存在于纸卡售价中的那一部分租金不能并存，二者只能存其一（月租本身就是可变租金）。
（三）案例评析
价格制度原来以各种变体形式存在，除了我们经常看到的那种直接定价合约，还有间接定价合约，即一种商品或服务的价格隐含在其他商品价格中的捆绑定价合约。而这种间接定价合约的存在目的是为了降低另一种难以衡量的商品或服务的定价费用（也是交易费用）。不管价格制度有多少种变体形式，它们都是价格制度。在给定的约束条件下，价格制度各种变体形式的交易费用是不同的，这就产生了合约选择。我们所观察到的各种价格安排都是选择的结果。如果不明白价格制度存在多种变体形式，以为价格制度只有直接定价合约这一种形式，一旦出现在给定的约束条件下直接定价合约的交易费用大于分工经济，就会说这是“市场失败”。殊不知“在直接定价合约之外”还有价格制度的其他变体形式可供选择。
（四）案例讨论
为什么质量相同的马路两边的房子靠湖一边的房价是另一边的两倍？为什么景色不分开来定价？
（一）案例名称：专业化降低考核费用
案例适用：市场制度安排
案例来源：根据网络资源整理
（二）案例内容
以前，苏州有一个古画鉴赏大师,名叫古雨亭。据传，古先生可以一眼识破赝品，盖了他印章的画，绝不会有假。但本文要讨论的故事,却是一个致命的例外。
一年腊月三十,一个叫陈三道的青年来到古雨亭家的客厅,扑通一声跪下,求古先生救命。他说,他的母亲被土匪绑架了,土匪要他大年三十天黑之前带五百两银子去赎人,过期撕票。他从怀里掏出一幅古画,告诉古雨亭,这是他父亲当年在京城做官买下的,是唐伯虎的&&红梅傲雪图&&。有一位收藏家愿出五百两银子买走,但他有个条件,必须有古雨亭的盖印,以证明是唐伯虎的真迹。古雨亭展开那幅画,仔细看了半天,叹息道:”年轻人,这是一幅赝品啊”。陈三道苦苦哀求,说是救他娘的唯一办法了,一定请古老爷帮这个忙。古雨亭踌躇再三,最终还是将那方”古雨亭鉴画”的青田印盖在画上,边盖边念叨:”下不为例!”
此事过去一年,古雨亭去湖州看望一个叫梅花石的古画收藏家,途中遇雨,就来到了一个叫文香阁的画店躲雨,意外地发现,那幅盖有他印章的&&红梅傲雪图&&挂在画店显眼的位置。古雨亭问店老板关于画的来历。店老板告诉他,湖州城里有一个叫陈三道的浪荡公子,从十五岁开始就和地痞流氓在一起鬼混,祖辈留下的家产很快被他挥霍一空,最后只剩下一样值钱的东西,是他父亲做京官时买下的一张唐伯虎的画。这张画一直被他母亲藏着,直到临咽气之前才拿出来,嘱咐他把画卖了,为她买口棺材,剩余的钱留着好生过日子。陈三道没等她娘断气,拿了 画直奔文香阁而来。店老板的父亲拿不准是不是唐伯虎的真迹,要他找鉴画大师古雨亭盖印才肯买下。陈三道于是去了一趟苏州,找古雨亭盖了印。文香阁将画买下,陈三道拿了卖画的五百两银子,迳直去了妓院,没几天便花个精光。银子花完后,他又打起了这画的主意,夜里到文香阁来偷,被店老板的父亲发现,陈三道把他活活勒死(店老板在他父亲被勒死后接替他父亲做了店老板)，拿着画逃了。案子最终还是破了,陈三道被正了法,画还给了文香阁。
店老板还告诉古雨亭,他父亲当时见了这幅画特别喜欢,买下来后不打算卖出去,自己收藏。可打那以后,家道一直不顺,风水先生说,画上有凶兆。于是他打算把画卖了。古雨亭问他价钱多少,他说,五百两买进,还是五百两卖出。并说一个叫梅花石的收藏家己交了定金。古雨亭说,他愿加一百两银子买下。店老板当然高兴。古雨亭与店老板交割时,梅花石到,见此场面,大笑而去。古雨亭回家后,就把这幅画烧了。
（三）案例评析
这是&&故事会&&2004年笫8期的一个故事。故事结尾处,古雨亭分明知道是一幅赝品, 还花六百两银子买下,而且回家就把画烧了。这是为什么呢?
（1）在商品或服务的交易过程中,存在着一个难题,获取有关标的物的数量和品质信息存在高昂的费用。有时候,人们不知道怎么计量;更多的时候,人们不知道如何对标的物的品质进行考核。所谓交易费用其实主要是获取这类信息的费用(无知的代价)。分工交换的经济相比老死不相往来的自给自足有一种好处,专业化可以加速知识的积累,从而大幅度提高活动的效率,这就是所谓的分工经济。但是分工交换相比自给自足也存在一种坏处,这就是交易费用。当交易费用大于分工经济,这个种类的经济活动就处在自给自足的状态。当交易费用小于分工经济,这个种类的经济活动就进入分工交换状态,并随着交易费用的下降,分工深化。
（2）交易费用是如何下降的呢?有两类降低交易费用的方法:其一,存在多类组织分工交换的方式(或者说制度),这些方式或制度的交易费用是有差别的,因此制度的选择及新制度的发现是降低交易费用的一条途径；其二,一种组织分工交换的方式或制度本身,也会随着它的使用,人们累积了更多的经验而得到改进,从而降低交易费用。在长沙的多数饭馆,有跑前跑后向食客推销某个牌子酒类的推销女郎,其价格比通常的情况要贵一点。怎么解释这一现象呢?美色这样东西可否通过市场出售吗?如果采用直接定价合约,则难以计量。于是人们就发明了捆绑销售的办法,美色捆绑酒类一起销售(推销女郎的姿色一般高于平均水平),好色之徒消费了多少美色(看了几眼)可通过酒量间接表达,从而巧妙地解决了美色的计量问题,酒的价格比通常情况高出的部份就是隐含在酒的价格中的美色之价。这是通过制度（捆绑销售）选择降低交易费用的例子。关于第二类降低交易费用的途径,则有更多的例子。比如替代性考核,为了降低获取品质信息的费用,人们用观察苹果的颜色来代替考核不可观察的味道,用文凭来代替考核人看不见的本事,用观察人气来代替考核饭馆的价格质量比。此外,品牌,质量保证书,都是降低品质考核费用的办法。
然而,象画这类艺术品,有一个区别于一船商品或服务的特性,其价值在于个性。一幅画的好坏和真伪,一般人要自己直接掌握这类信息其代极其昂贵。上述捆绑定价或替代考核也不适用于画的交易。降低鉴画信息费用的办法是专门化。由专门的鉴画师来提供这类信息,专门化可以降低信息生产的费用。不过问题又来了,我们怎样知道鉴画师提供的信息质量呢?这时人们就可以用声誉(品牌)去考核了。声誉(或品牌)是一种累积性记录,它向人们传递了有关鉴画师所提供的信息质量的信号。鉴画师是一个第三方的信息系统,提供有关画的品质信息,而关于鉴画师鉴画信息的质量由其声誉来传递。如此一来,就把艺术品交易当事人所面临的鉴画问题转换为观察鉴画师的声誉来考核其鉴画信息质量的问题,从而降低了考核费用。既然鉴画师的声誉是传递他鉴画质量的信息系统,而且声誉是一种累积性记录,所以任何污点都会使声誉受损,相当于告诉人们其鉴画信息出现噪音(信息不可靠),从而使其提供的鉴画信息贬值。古雨亭轻信陈三道,在那幅赝品上盖印,是一个污点记录,传出去,将使他累积起来的声誉(传递他鉴画信息的质量)受损,从而使其鉴画信息贬值。所以,作为补救,在没有传出去以前,他用六百两银子买下那幅赝品,而且回家就烧了。
（四）案例讨论
根据以上故事进行分析，专业化是如何降低交易费用的？你还举出一到两例降低交易费用的市场制度安排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