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如何给女生起一个搞笑的外号
在日常生活中我们一般都会给亲密的朋友或家人取一个外号，这个外号可以反映起名的人对被起名的人的特殊情感。因此我们若想给身边的女生朋友起一个搞笑微信女生外号，那么如何给女生起一个搞笑的外号呢？不妨参考下趣名网小编为大家整理的起外号的方法吧。
女生起外号注意事项
1. 给家人起外号。
若这位女生是家人，那么就可以给她取一个更亲昵的外号。比如傻猪猪、大头等，这些都听起来都比较搞笑的，也很适合充当微信外号。除了能反映女生的一些个人特征，还突显了家人的特别地位。
2 给同学起外号。
同学间起外号的情况就更为常见了，不管对方是否愿意，都已经给对方“强加”上去了，当然这个外号不能带有恶意，女生也乐意接受的才算是比较合理的取外号。比如为了表达同学间的亲密关系，可以利用一些种类比较广泛的词语，如动物，家禽等，阿鸡、阿鸭、阿鹅、有的能从同学本身的名字谐音得出来，有的为了这个小团体更完整而添加的名字。听起来既搞笑，也不伤大雅。
3. 给合作伙伴外号。
合作伙伴通常在职场中建立联系，因此在给合作伙伴的女生取搞笑微信外号时要注意不能过于夸张或标新立异，以免过火了给对方留下不好的印象。所以在给合作伙伴起外号的时候，应当注意对方的性格，还有你们双方所处的工作环境，再根据某一事件来取外号。
取外号的方法
1、用字不要太低俗
有的朋友过分追求外号的好玩，不惜选用一些恶俗的名字，也许一时可以哗众取宠，但是长远看来对个人的影响并不好，难以收到好的结果。所以在给女生起搞笑微信外号时，应该注意在选字用词上不能过于低俗。
2、要符合女生的形象定位要求
网名是自己形象综合、直接的表达，如果自己都不喜欢的外号，怎么能算得上是好外号呢？你想给别人什么印象，就用一个贴切的外号来为你塑造吧。
3、避开那些寓意不吉、谐音不好外号
微信外号是虚构的，但是在网络世界中人们长时间用外号称呼一个人，外号代表的信息也会潜移默化的影响这个人。所以取网名的时候要避开那些寓意不吉、谐音不好的字词，以免给自己带来不利的影响。
4、要能吸引别人的注意力
人的潜意识里其实都有要成为视线焦点的渴望，而在网上要想吸引众多的眼球，一个易读易记含义特别、用字不俗的外号是必须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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揭秘：恭亲王奕訢外号&鬼子六&是怎么来的？
　　导读：奕訢与倭仁争论过后，一些人仍在背后攻击奕訢“以夷变夏”(夏即华夏、中国)，骂他是“鬼子”、“鬼子六”、“六洋鬼子”(奕訢在兄弟中排行第六)，骂他主管的总理各国事务衙门为“鬼使”。　　奕訢是皇帝的第六个儿子，皇帝的异母弟弟，受封。1860年英法联军攻陷北京后，咸丰任命他为与英、法议和的全权大臣。1861年咸丰帝去世，他与密谋，发动政变，受命为议政王，掌管军机处与总理各国事务衙门(又称总理衙门)。1865年因受慈禧猜忌，被罢去议政王等一切职务。旋在许多大臣请求下，复任军机大臣、总理衙门大臣等职。　　奕訢在奉命议和，办理外交时，即深感要办理好外交，必须先了解外国情况，而要了解外国情况，必须先熟悉其语言文字，1862年奏请在北京创立京师同文馆，招收15岁以下的八旗子弟学习西方语言文字。这虽是一所新式学校，由于只学习外国语言文字，学生限于八旗子弟，并未遇到阻力。奕訢还主张自强，学习西方，大力支持等人办理洋务，赶上或超过洋人，最后达到雪耻的目的。　　商办开设天文、算学馆　　看到洋人制造机器、枪械、轮船、行军等，无一不与天文、算学有关，上海、浙江等地也在讲求仿造洋人的轮船等事，若是不从根本上下工夫，即使学些皮毛，也无益于实用。于是在1866年12月，奕訢又以总理衙门的名义奏请在同文馆内另设一馆，专门学习天文、算学，招生的对象也由八旗子弟扩大到了20岁以上的满汉举人、五贡(恩贡、拔贡、副贡、岁贡、优贡，都算正途出身资格)、秀才，以及正途出身的五品以下年少聪慧的官员，聘请洋人教习。朝廷批准照办。　　不料这件事却在一些士大夫中间引起了很大反响。有人指出，以堂堂天朝竟要拜夷人(即洋人)为师，实乃中国人的奇耻大辱。　　奕訢没有退缩，1867年1月又上一折，进一步说明开设天文、算学馆的必要性和急迫性，还提出将招生对象再扩大到翰林院编修、进士等人。朝廷又予批准。　　这一来，可极大地刺激了道学先生们的敏感神经，引起京师内外的一场轩然大波。　　3月5日，山东道监察御史张盛藻首先发难，上折说：若以自强而论，则朝廷之强，莫如整纪纲，明政刑，严赏罚，求贤养民，练兵筹饷诸大端;臣民之强，则惟气节一端。臣民有了气节，“以之御灾而灾可平，以之御寇而寇可灭”。令正途科甲人员学习“机巧之事”，又借升官、银两以诱之，“是重名利而轻气节，无气节安望其有事功哉?”这无异于是说奕訢犯了“方向性”的错误，把国家引向歧途。此折虽“为一时推重”，不过他人微言轻，朝廷没有理会。　　倭仁披挂上阵　　过了半个月，大人物倭仁亲自披挂上阵了。倭仁字艮峰，蒙古正红旗人。道光九年进士，历任侍读、侍讲学士、侍读学士等官，是著名的理学大师。咸丰皇帝在世时，因其只会说教，不会办事，把他视为“迂儒”，令其出任叶尔羌帮办大臣，故意用违其才，将其投置闲散之地。慈禧执政以后，才把他召回北京，授为都察院左都御史，后任工部尚书、协办大学士，命其教授皇帝读书，并兼翰林院掌院学士。不久，他在慈禧与奕訢争夺权势的斗争中坚决地站在慈禧一边，又被授为文渊阁大学士。　　他上奏说：“立国之道，尚礼义不尚权谋;根本之图，在人心不在技艺。”今学技艺，“又奉夷人为师”，即使学成，也不能起衰振弱。何况“天下之大，不患无才。如以天文、算学必须讲习，博采旁求，必有精其术者，何必夷人?何必师事夷人?”而且夷人是我们的仇敌，咸丰十年(1860)，他们称兵犯顺，侵犯我京师，震惊我宗社，焚毁，杀害我臣民，这是“我朝二百年来未有之辱，学士大夫无不痛心疾首，饮恨至今，朝廷亦不得已而与之和耳，能一日忘此仇耻哉?”科举出身的人都是国家培养的有用人才，若使他们“变而从夷”，正气为之不伸，邪气因而更盛，数年以后，就要把中国人都驱赶到夷人那边去了。　　倭仁的地位远远高于张盛藻，其奏折的影响力也远远超过了张盛藻。他不仅地大讲“尚礼义”、“在人心”一类治国的大话、空话，拿不出一点民富国强的实际有效措施，上纲上线，给对方扣上一顶忘记帝国主义侵略“仇耻”的政治大帽子，将奕訢的招生方案彻底推翻，奏请停议。　　奕訢将了倭仁一军　　慈禧见倭仁出面反对，把他与张盛藻的奏折批交总理衙门，让奕訢作出答复。奕訢没有被倭仁的危言耸听所吓倒，又针对他所言上了一个奏折，指出：正因科甲正途人员存心正大，不会被洋人诱入歧途，才让他们学习。倭仁主张的那一套，虽然“陈义甚高，持论甚正”，其实不过是空言，而空言不能雪耻，只会误国。如欲救国，就要正视现实，了解外国，向外国学习。最后又以攻为守，将了倭仁一军，说：该大学士既然以此举为窒碍，自必别有良图，如果实有妙策，可以制服外国而不为外国所制，臣等自当追随在该大学士之后，悉心商办，用示和衷共济。“如别无良策，仅以忠为甲胄(古时战士用的铠甲和头盔)，礼义为干橹(盾牌，指兵器)等词，谓可(指外交谈判)，足以制敌之命，臣等实未敢信。”　　倭仁仍不罢休，4月12日再次上折，争辩说：今阅总理衙门所奏，大致谓忠信礼义之空言，不能收到制胜自强之实效，奴才以为不然。欲求制胜，必求之忠信之人;欲求自强，必谋之礼义之士。今以诵习诗书者而奉夷人为师，其志行已可概见，且不说其所学必不能精，即使能精，又安望其存心正大，尽力报国?恐怕不为夷人所用的很少。而且夷人机心最重，狡诈多端，今欲学习其秘术以制其死命，他们纵然表面上指授，安知不另有诡谋?奴才所虑堕其术中者，实非过计。他仍旧坚持忠信礼义能够“制胜自强”，并在跟着洋人学习的人身上大做文章，说他们一经跟着洋人学习，就会变成洋人的走狗，不可能再报效国家。　　倭仁败下阵来　　奕訢见其如此，非常气愤，又上奏折，指责他聚党私议，煽惑大众，阻拦招生。并果断地抓住他前次奏折中所说的“天下之大，不患无才”一句话，请朝廷命他保荐几名精通天文、算学的中国教师，另开一馆，进行教学，以观其成。目的在于发起反击，使其知难而退，不要作梗，同时也有故意戏弄，使其难堪之意，近乎。朝廷当即依议，命倭仁督饬办理。　　果然，这一奇招击中了对方的软肋。倭仁赶紧上折申明，以前所说的“天下之大，不患无才”，不过是“以理度之”，并不是实指其人，请不必另行设馆，由奴才督饬办理。奴才并无精于天文、算学之人，也不敢妄保。这就等于宣告竖了白旗，败下阵来。　　奕訢实在气不过，乘势进逼，再次奏请命倭仁在总理衙门行走，让他在对外交涉中凭借忠信礼义去制胜洋人。此举显然有意报复，但对倭仁这种人来说，也不算过分。朝廷又予批准。　　倭仁既然“存心正大”，脑袋里充满了忠信礼义，而这又是制胜洋人的法宝，理应乐于接受，尽力报国，在与洋人的交涉中大展身手，制敌于死命。可是，他却豪气丧尽，当了缩头乌龟，屡次上折恳请辞职，连对朝廷也不讲忠信礼义了。朝廷不允。他不能再辞，装作高兴的样子骑马莅任，走到中途，故意坠下马来，遂以足疾乞求开缺休养。朝廷也不勉强，解去他的兼职，只保留了一个大学士职位。　　倭仁与奕訢的争论结束后，又有候选直隶知州杨廷熙上折，借口“天象示警，人言浮动”，力言同文馆之失，请予撤销。据说这是倭仁授意的。慈禧根本不相信“天象示警”，指斥杨廷熙荒谬，并警告倭仁开“党援门户之风”，但未予深究。　　争论到此结束，奕訢取得了胜利。　　谁报考就与他绝交　　但是，绝大多数士大夫的头脑中仍是陈腐观念，只知以讲些“尊王攘夷”的套语，一听有人谈外交，就斥之为汉奸大佞，痛诋不遗余力，绝不思取人之长，补己之短。即使到1875年与外国建交时，情况也没有改变多少。有一位公使的随员向礼部尚书祁寯藻辞行，祁寯藻叹道：“你好好一个世家子弟，为何也入洋务?甚不可解。”郭嵩焘出使英国时，竟然无人应选随员。三年任满回国后，他请假回湖南原籍，乘坐小轮船，其时湖南内河尚无轮船运行，湖南人见了大哗，说他沾染洋人习气，大集明伦堂，，并焚毁了轮船，郭嵩焘吓得不敢过问。　　当时的风气就是这样。因此同文馆刚开始招生时，某位翰林对人说：“你如赴考，便非我辈，将与你绝交。”这次招生时，湖南、湖北的京官首先发出通知说：“凡我同乡，如有报考同文馆者，薪水较优，此后可以不分印结(清制，凡外省人在京考试及捐官，皆须在京同乡京官为具保结，上盖六部印。保证文书叫结，盖印的结叫印结)，公事较繁，庆吊可以不相闻问。”表示谁报考就与谁绝交。　　奕訢与倭仁争论过后，一些人仍在背后攻击奕訢“以夷变夏”(夏即华夏、中国)，骂他是“鬼子”、“鬼子六”、“六洋鬼子”(奕訢在兄弟中排行第六)，骂他主管的总理各国事务衙门为“鬼使”。还有一些人撰写了这样的对联：“诡计本多端，使小朝廷设同文之馆;军机无远略，诱佳弟子拜异类为师”，予以。更有人散布流言飞语，说什么“胡闹!胡闹!教人都从了天主教。”李慈铭也在日记中极其不满地写道：今年开同文馆，“选翰林及部员之科甲出身、年三十以下者学习行走，则以中华之儒臣，而为丑夷之学子，稍有人心，宜不肯就，而又群焉趋之。盖学术不明，礼义尽丧，士习卑污，遂至于此。驯将夷夏不别，人道沦胥，家国之忧，非可言究。朝廷老成凋谢，仅存倭公(倭仁)，然谋钝势孤，无能匡正，而尚见嫉于执政，龃龉于宫廷。”　　旧势力占了上风　　在这种情形之下，只要有人前去投考，便会遭到士大夫的鄙视。故在半年之中，报考同文馆的共有98人，无一是科举正途出身。考试时又有一些人放弃，仅有72人参考，勉强录取了30名。后因程度太差，又有20名退学，最后仅剩10名，只好并入先前的英、法、俄三馆。因此，也可以说在招生问题上还是旧势力占了上风。　　奕訢与倭仁等人的争论只不过是一件小事，但却反映出在传统理学的熏陶下，顽固守旧的观念是何等的。正是在这些只会吹牛，反复弹奏早已过了时的陈词滥调，而又标榜爱国的腐儒极力阻挠之下，一切有益于国家民族的先进新生事物，都不能得到顺利地成长，使国家民族丧失了一个又一个改革发展的良机，这就是近代中国总受列强侵略，愈贫愈弱的根本原因所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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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国民间有一个传统就是正月里不理发，所以大部分人在年三十之前理发，过了一个正月之
春节是我国最为传统盛大的节日，从初一到十五，每天都是各种活动庆祝节日。那么正月十周有光百岁口述：沈从文给我起外号
　　1947年，周有光在纽约住处 　　周有光，1906年生，经历中国百年之变迁，是真正从&传统&过渡到&现代&的知识人。 　　在《周有光百岁口述》一书中，他从童年生活开始，忆及上海圣约翰大学与光华大学，结爱张允和，留学东洋，游历欧美，归国，任教复旦大学，又奉调北京，参与起草《汉语拼音方案》，遭下放宁夏，至逐步恢复工作，成为《简明不列颠百科全书》中文版的三编委之一的百岁人生。 　　&借当&就读圣约翰 　　去圣约翰大学报名要照片，我的同学关照我：&你最好拍一张西装照片。&照相馆的人不知道怎么样打领带、领结，结果闹了一个笑话：他给我戴了一个领带，再戴一个领结。照片寄到上海，我的同学大笑，赶快寄回来，要求重拍。 　　我考大学很有趣。我报考了两个大学，都考取了。一个是上海圣约翰大学，一个是南京东南高等师范学校，后来改成东南大学，再以后又改成中央大学，今天是南京大学。 　　为什么考两个大学呢？有几个高年级同学劝我去考圣约翰大学，我到上海去考圣约翰大学，考取了。可是圣约翰大学学费贵得不得了，一个学期就要两百多块银元。我家里到我读大学是最穷的时候，没有钱。那时候每个大学考试的时间不一样，我就再到南京去考，也考取了。南京东南高等师范学校不交学费，那么，我就准备去南京。我的姐姐在上海教书，她的同事朱毓君听说我考进了圣约翰大学不想读，她对我姐姐说：&考圣约翰大学比考状元还难，你弟弟考进圣约翰大学又不读，太可惜了。我也没有钱，我去问我妈妈借，让他去上学，上了学以后再想办法。&她的妈妈说：&我现在也没有钱，但是有皮箱，里面放了很多嫁妆，拿一个皮箱去当，就可以当两百多块钱。&她们家也在苏州，她妈妈很喜欢我，老太太待我很好，她的箱子放在后房，多少年也没有去开。有出戏叫《借当》，就是借东西来当。这样我终于上了圣约翰大学。 　　考大学很有意思，我们那时候考大学要考六天，考试当天8点钟到，真正考试是上午9点到12点，三个钟头不能停，下午1点到4点，一天六个小时，笔不停挥。考试的范围早已告诉你了，学校招考的小本子写明要考什么书。考试时可以说没有舞弊，为什么呢？题目多得不得了，六天当中只有一天用中文，其他都用英文，题目多得做不过来。你想打稿子，不行，一打稿子，题目就做不完，舞弊是不大可能的。已经告诉你材料都在这里面，不要叫你猜，不捉迷藏，现在考试是捉迷藏。题目很多，就是叫你秉笔直书，写不快，就不行，怎么考，都公开的。而且很奇怪，今年招考多少人是没有数目的，七十分及格，及格的都收，哪年没有及格的，一个也不收。所以跟今天的考试方法完全不一样，没有名额，我们那一年，凡是及格的都收，宿舍不够，就把另外一些房子临时改成宿舍，跟今天完全不一样。我觉得考上不难，只要把指定的那些书搞清楚就行了。　 　　还有一个笑话，去圣约翰大学报名要照片，我的同学关照我：&你最好拍一张西装照片。&因为我在常州不穿西装，土得很，也不知道西装怎么穿的。到照相馆去拍照，照相馆有西装准备拍照用的，照相馆的人也不知道怎么样打领带、领结。结果闹了一个笑话：他给我戴了一个领带，再戴一个领结。照片寄到上海，我的同学大笑，赶快寄回来，要求重拍。 　　1923年，我从苏州坐火车到上海。从火车站下来，坐电车到静安寺，静安寺再往西，就是田野了。租了独轮车到圣约翰大学，圣约翰在上海梵王渡，今天就是中山公园那边。 　　独轮车是什么时候有的？大概已有九百年历史，所以坐独轮车上圣约翰大学在文化上跨过九百年。 　　有趣的事情是，进大学第一次去报到，给我一个卡片，把我的名字打在卡片上。上面有中文，也有拉丁字母，我一看，是用上海话拼的罗马字，这是学校规定的标准，在学校每一个地方签名，都要按照这个标准。学校的管理就按照罗马字来管。我一进学校就懂得什么是罗马字管理法，这是科学管理，到今天中国人都不懂，圣约翰的总务部是没有几个人的，管理起来好得不得了。我对这件事情印象很深，这就是外国文化跟中国文化不同的地方。 　　后来第二次世界大战以后，我到美国去工作，可以说，我在工作当中学到更多的东西，每一个环节都是高效率。人家问：&为什么美国人比别的国家富？&一个美国人一天的工作量要相当于好几个他国人，财富是这样来的。 　　我到美国才知道，日本有一个调查团，调查美国人的办公效率，调查了几个月，写成一个报告，结论说：一个美国人可以抵十五个日本人。真是不一样，那时候电话当然还没有今天好，我才知道用电话的方法跟中国人不一样。由此我训练到这个习惯：做事情一定要讲效率。 　　圣约翰大学的专业跟今天不一样，现在进大学就要分专业，圣约翰大学一年级不分专业，都是基础课，专业分得粗得不得了。圣约翰大学本部只分文科、理科，医科在另外一个地方，我们不大碰头。一年级不分文理，二年级才分文理。我一年级进圣约翰大学，学基础课，三面墙上都是黑板，黑板可以拉上拉下的，好多学生可以在上面做题目，数学的水平比较高。 　　我的数学很好，一个外国数学老师就劝我：&你就学理科吧。&可是，我的同学都跟我讲：&你不要学理科，要学文科。&为什么呢？圣约翰大学有名的是文科，不是理科，到了圣约翰大学不读有名的文科，而读理科，吃亏了。我就学了文科。实际上，我当时偏重经济学方面。 　　我那时候学经济，主要是学经济的技术，中国是一个大国，要做国际贸易，要办银行，要有一套学问。国际贸易要有一套技术，我主要是学这方面的东西。 　　可以说，大学里所有的功课都很有意义，是英美的做法。比如大学里有一本小书，客人来了可以看，这本小书讲：我们这个大学不是培养专家的，是培养完美人格，在这个基础上，可以发展成为专家。一到圣约翰大学，每一课都有课外阅读材料，常常要看百科全书。学会了自学，学会了独立思考。这种教育方法从教师来讲，并不费事，可是可以给我们一个方向。 　　那时候鼓励学生自学，上课的时间并不多。有的时候，老师的几句话，会给学生一生带来很大影响。那时候的教育跟解放后沿用的苏联教育不一样，苏联教育是强迫性的&填鸭式&教育，效果不好。 　　在圣约翰大学，我印象很深刻的是看报，主要看英文报。一个英国教师问：&你们天天看报，是怎么看的？&我们说：&看报就看报，没有什么。&他说：&看报有看报的方法，每天看报要问自己：&今天消息哪一条最重要？&第二个问题：&为什么这条消息最重要？&第三个问题：&这条消息的背景你知道不知道？&不知道就赶快去查书，查书首先要查百科全书。&我们按照他这个方法来看报，兴趣果然大大提高。 　　圣约翰大学重视基础的教育，我读基础的文学、世界史，这很有用处。我进的中学是中国人办的，可是中学的世界史是英文的，世界地理、化学、物理是英文的。我们能够用英文。今天的中学生、小学生，应当学的东西学不到，人又苦得要命。学生累得要死，搞得父母也累，睡觉时间很少，结果学问学不好。 　　英文很容易学好，你重视它就能学得好。我们的英文教师都是教会学校毕业的，中学生能用英文演讲比赛，英文不过关不能毕业。实际上是中文、英文、数学三门课花了功夫，旁的都不花功夫，好多课不用考的。那时候比较轻松而学得好。还有一个关键，那时候中学都是住读的，没有走读生的，一走读，走来走去，把精力都走光了。 　　圣约翰大学特别注重外交，从清朝末年到民国时代，外交界很多人都是我的同学，顾维钧是比我们早的最有名的同学。我毕业以后，人家好多次请我到外交界去做事。张允和是断然反对我参加政治，我想是对的。
　　1948年，周有光在美国 　　&几个字母搞了三年& 　　我说：&我搞语言是业余搞着玩的，是外行。&领导说：&这是一件新的工作，大家都是外行。&研究汉语拼音方案花费了三年功夫，人家跟我开玩笑说：&你们几个字母搞了三年。& 　　我是1955年10月离开上海，从此就没有回去了。到北京来开全国文字改革会议，开完会，领导就把我留下来，在新成立的中国文字改革委员会工作。 　　委员会下面有两个研究室，第一研究室是拼音化研究室，我当主任，招牌上只有第一研究室，因为拼音化之外，还有旁的事情要管。第二研究室是汉字简化研究室，主任是曹伯韩。 　　我在1920年代初进大学，就对文字工作感兴趣。那时在圣约翰大学，都是用英文，用打字机，太方便了，这给我印象太深刻了。我也学了一点语言课程，后来在外国，特别到英国，我买到许多字母学的书。字母学在中国没有人研究的，我看了觉得很有趣味。那时候我在美国的银行工作，经常跟英国联络，因为业务的关系，我要到英国去，那时候，学字母学是业余的爱好，想不到后来会用上。20年代，上海语文左翼运动主要的人物是叶籁士，他办了《语文》杂志，我给他们写文章。后来上海变成拉丁化运动的中心，我参加上海的拉丁化新文字运动。所以到了1955年10月北京开全国文字改革会议，要我来开会。 　　我说：&我搞语言是业余搞着玩的，是外行。&领导说：&这是一件新的工作，大家都是外行。&那时候我们的确是精力充沛，做事情服从国家需要。吴玉章是文字改革委员会的主任，当时级别很高，主任就是部长级，副主任是胡愈之，真正做事是他。吴玉章年纪太大了。胡愈之了不起，能写文章，见解真正有世界眼光，他同我很谈得来。那时胡愈之是领导人，待人好得不得了，没有什么官架子。常常在晚上9点钟，我要睡觉了，他们来了，一谈谈到12点，像朋友一样，所以工作很愉快。周总理经常请我们到中南海讨论问题，到了吃饭时间就留我们吃饭，的确是政府和人民团结很好。 　　当时研究拼音方案是一件大事情。&文改会&下面成立一个拼音方案委员会，小委员会有十五个人，实际上开会来一来，平时他们各有各的工作。真正工作是我们研究室做的。后来要起草一个草案，推三个人：叶籁士、陆志韦、周有光。许多资料都是我搞的，因为我是主持这个研究室的。 　　这件事情应当说很复杂，搞了三年才成功。人家跟我开玩笑说：&你们几个字母搞了三年。&现在想起来，花了三年功夫很值得，把所有的问题彻底解决，一点不马虎，今天人家提出的任何问题，都是过去研究过的。这个地方就用到字母，没想到我在伦敦买的字母学的书发挥作用了。世界上有那么巧的事情。 　　拼音方案这个工作不是普通人想象的那么简单，要用到字母学，凑巧我对这一门学问很感兴趣，是业余搞的。当时缺少材料，我在国外有一些研究联络点，请他们想办法买材料寄来。因为语文研究方面的书，我的确也看了不少，不是像读书那种看，是比较轻松的浏览，可是要工作就要认真看。从&文改会&来讲，把我留下来，的确是找到一个合适的人，因为中国搞语文学、文字学的人多得很，可都是搞传统的语文学，现代的东西就搞得很少，几乎没有人搞字母学。 　　汉语拼音方案花了三年功夫，现在，全世界都在用这个方案。拼音方案首先在航空上帮了忙，因为要求地名标准化。欧洲也是这样子，欧洲一些国家的地名，单在欧洲就有几个拼法。航空要求一个地名只能一个写法，一个拼法，否则就会出问题。 　　在语文学界，吕叔湘、王力都是我的朋友。我在北大开汉字改革的课程就是王力介绍的，他当时是北大中文系的系主任。汉字改革课开了半年，很受欢迎。人民大学又请我去，在北京大学讲了三次。后来把讲课内容整理成一本书，就是《汉字改革概论》。这本书在国内多次再版，日本翻译成日文。 　　当时推广普通话，推广了多少年，许多人还是不会讲国语。中国人跟中国人在一起没有办法讲话，特别广东人到北京来，要找人翻译。建立国家的共同语言要有一些理论，普通话的第一本理论书是徐世荣写的。从前我们有好多语言学的书，一本也不管用，文字学都是用来看古书的，跟今天的生活完全没有关系，这是很不正常的。中国的传统是研究古代才有学问，研究现代的东西不是学问，这是错误，今天想办法在改。 　　我这本书可以说是&文改运动&跟文字学、语言学挂钩的第一本书。以前有几本小册子，也是没有理论的，苏联的拉丁化运动也缺少理论。这可以说是我到&文改会&做的第一件事情，要提高文字改革的学术水平。同时中国引进了西洋的语言学，可是还没有把语言学用之于生活。 　　中国讲文字是讲古代的，没有现代的，我要做的第一件事情是文字改革要变成一门学问。 　　大学里都有文字学，但是研究的都是古代文字，现代文字没有人研究的，这种现象不正常。我要提倡现代汉字学，这件事情成功了。现代汉字学的课本很多，苏培成的两本书在北京大学很受欢迎。现在几个重要大学都有了现代汉字学的课程。汉字重要，目前的问题是需要有人来研究。 　　我对比较文字学也很重视，出版过两本书：《比较文字学初探》和《世界文字发展史》。我提倡大学里要有这门课程，中国到今天大学里还缺少这门课程。
　　1992年，晚年周有光 　　沈从文给我起外号 　　我们亲戚的小孩小学毕业了，去告诉沈从文：&我小学毕业了。&他说：&真好，你小学毕业了，我小学还没有毕业。&我是《简明不列颠百科全书》中文版的三编委之一，沈从文拿我开玩笑，叫我&周百科&。 　　张家四姐妹的夫婿中，沈从文最有名气。 　　沈从文这个人了不起，连小学也没有毕业，我们亲戚的小孩小学毕业了，去告诉他：&我小学毕业了。&他说：&真好，你小学毕业了，我小学还没有毕业。&我们在上海，沈从文夫妇在北京，所以人家讲笑话，说沈从文是京派，我是海派。倒是解放后，我到北京来，这样就跟沈从文经常在一起了。 　　1955年我到了北京，沈从文也在北京，我们就经常来往。而解放前，因为我在国外，与他没有什么往来。 　　沈从文是一个很&奇怪&的人，他生于湘西凤凰，那儿今天都比较闭塞，更不用说当年。但是他家是书香门第，后来慢慢衰败。他小时候阅读了很多古书，但连小学都没有毕业，为找工作糊口，当了军队里的一个文书员。当时军队很穷，他就把箱子当桌子在上面写字。 　　在&五四&时代，北京、上海出版了很多译著，特别是外国小说，这些东西引起沈从文的很大兴趣，也使得他受到了新思想的影响。后来，他想办法进了北京，&乡下人进城了&。但是他了不起的是，什么都是靠自修成才。他没有进过新式学校，不懂英文、法文，但是他大量阅读了法国译著，自己写的小说很有法国小说的味道。 　　我想起爱因斯坦讲过一句话：一个人活到六七十岁，大概有十三年做工作，有十七年是业余时间，此外是吃饭睡觉的时间。一个人能不能成才，关键在于利用你的十七年，能够利用业余时间的人就能成才，否则就不能成才。这句话非常有道理。 　　沈从文还有一点了不起，解放以后沈从文被郭沫若定性为&粉红色文人&。因为沈从文与胡适关系好，胡适当年被贬得一无是处，所以沈从文也受到牵连，被安排到故宫博物院当解说员。别人都以为他很不高兴，他一点都不在乎，他说：&我正好有这个机会接触那么多古董！&于是，他就研究古代服饰，后来写成《中国古代服饰研究》。这也证明，沈从文度量大，一点架子没有，这也是他了不起的地方。 　　&周百科&是沈从文跟我开玩笑的话。说来有趣，改革开放时期，中美两国要搞文化合作工作，其中有一项就是要翻译美国的《不列颠百科全书》。《不列颠百科全书》本来是英国的，是因为二战期间英国的很多东西都卖给了美国，《不列颠百科全书》也是如此。 　　我们翻译《不列颠百科全书》，当时国内购买力很差，二三十本都买不起，压缩成为《简明不列颠百科全书》，到了1985年以后，又扩大翻译。中国方面三个人是刘尊棋、钱伟长和我，美国方面有三个人，六个人成立了联合编审委员会。这样子，人家更给我开玩笑，叫我&周百科&。这个外号就是这样起来的。 　　邓小平到美国访问，谈及中美文化要合作，就要做好几种工作，一种工作就是要翻译《不列颠百科全书》，这是中美合作项目之一。后来成立了一个中美联合编审委员会，下面有一个编辑部。这件事情的翻译工作量很大，应当说条件太好了，因为工作是从1980年开始的，许多大学的教授都是下放五七干校刚刚回来，没有工作做，可以请他们帮忙翻译。我们主要从北京、天津、上海各大学请教授来，还有其他的专家。我们联络了五百个教授级的专家，他们都很高兴来翻译，觉得做这个工作有意义，不过稿费少得不得了，因为那时候经费很紧张。 　　三十本百科全书我们压缩成二十本，这件工作搞了好几年。大百科全书是一个国家应当做的，我们在&文革&当中闹了一个大笑话：有一个欧洲小国到中国送一部百科全书，我们送他们一本小的《新华字典》。&文革&结束后，中国要办百科全书，当中一个刺激就是美国希望中国翻译百科全书。我们是先有《不列颠百科全书》，后有自己的百科全书。这件事情的倡导者姜椿芳在&文革&之前是马克思主义编译局局长，&文革&当中他被关在东北的监牢里面，眼睛弄坏了。放出来以后遇到美国要我们翻译《不列颠百科全书》，他早就有搞百科全书的想法，回来以后就跟倪海曙和我等人商量，他一直希望我们跟他一起搞大百科全书。倪海曙在拉丁化运动中是头头。但是因为&文改会&的工作推不了，没有去。 　　后来这个事情得到胡乔木的支持，胡乔木就跟邓小平讲，邓小平同意了两件事情，一件事情是翻译百科全书，一件事情是自己编一部百科全书。姜椿芳就全力以赴编百科全书。 　　关于百科全书的条目怎么排的问题，我和倪海曙积极支持姜椿芳改用拼音来排，因为当时大家都不熟悉拼音，反对的人很多，现在反对的人少了，假如不用拼音，就不好查了。这部书的每一个分卷都有水平，出来以后学术界评价很高，现在正在重新编。这部书是一个大国家必须有的。
　　周有光和重外孙周安迪在打字机前 　　&夫妇生活不仅要有爱，还要有敬& 　　我现在有&三不主义&：一不立遗嘱，二不过生日，三不过年节。日常生活越来越简单，生活需要也越来越少。&卒然临之而不惊，无故加之而不怒。&这是古人的至理名言，很有道理。 　　日，张允和去世，享年九十三岁。 　　张允和在世时，我们上午下午都喝茶，有时喝清茶，有时喝英国红茶，有时喝咖啡。我喜欢喝咖啡，她喜欢喝好的清茶，&举杯齐眉&。 　　我们的理论是，夫妇生活不仅要有爱，还要有敬。古代夫妇&举案齐眉&，我们今天没有案了，就&举杯齐眉&。喝咖啡时大家举杯，这是个小动作，却能增加家庭生活的趣味，使家庭生活稳定。这是古代传下来的，很有道理，朋友来了，我们也宣传这个道理。 　　我们在外国当然喝咖啡，喝茶少一点，我们在国内也喝咖啡，不过喝咖啡比较少。中国在咖啡店之前有茶馆，这是一个好处。家里面地方小，或者不方便，茶馆里就很好。 　　我们很少吃补品，人家送来的补品，我也不吃。从前在银行里，很多人请客，不能拼命吃，山珍海味会吃坏人，瞎吃不好。我想健康最重要就是生活有规律，同时胸襟开朗也是很重要的。 　　健康有物质一方面，还有精神一方面。物质方面我们要求不高。不要生气，不要怕&吃亏&。刘少奇讲：&吃小亏，占大便宜。&我说：&我吃小亏，不占便宜。& 　　我现在有&三不主义&：一不立遗嘱，二不过生日，三不过年节。日常生活越来越简单，生活需要也越来越少。饮食上，很多荤菜不能吃，不吃油煎肉类，主要吃鸡蛋、青菜、牛奶、豆腐四样。但是牛奶和鸡蛋都不能多吃，鸡蛋一天一个。上下午各喝一杯红茶。穿衣服也简单，别人送的漂亮衣服没有机会穿，因为不出门，穿出来也觉得不自由。喜欢小房间，有利于听觉。 　　我现在的生活简单：睡觉、吃饭、看书、写文章。我每个月发表一篇文章在报刊上，是杂文。我写作不用手写，而是用一台夏普打字机。 　　夏普打字机的研发者，曾从语言学的角度征求我的意见。1988年生产后，厂家送给我一台，当时一台五千五百元，许多中国人买不起，今天三千元一台，中国人还是不喜欢用。因为中国人都有了大电脑，而这种小电脑功能单一，不能游戏。用了这台打字机以后，写作效率提高很多，我也提倡别人用电脑或者打字机写作。 　　我现在虽然不做专业的研究，但是语言学、文字学有新的东西，还是感兴趣。我看的东西很多，后来写成文章。我虽然是写着好玩，但是这里面有一些新的见解。 　　我每天看《参考消息》。《参考消息》还是有一些消息，你要会看，消息在字里行间，不在标题上面。美国和香港朋友每周都寄给我英文杂志。现在专业书看得少了，看历史、文化方面的书比较多，文艺书本来就很少看。 　　我年轻时生过肺结核，患过忧郁症。我们结婚的时候，家里的老妈妈偷偷找了算命先生给我们算命，说这对夫妇只能活三十五岁，我们就笑笑。我觉得算命先生没有算错，是医学改变了我的寿命。 　　我们认为，我们不可能长寿，因为青年时身体都不是挺好。我们的生活比较有规律，不乱吃东西，不抽烟，很少喝酒，只喝点啤酒。从前客人来，我们要敬烟，买了很好的烟，都请客人抽，自己不抽。生活要有规律，胸襟要宽大，碰到许多困难胸襟宽大就无所谓。 　　原来，我们家有些古董，古董是很值钱的。后来，日本人来了，把我家的家底都搞光了，什么都没有了。做人胸襟要宽，不生气，家庭里的许多事情都是一点点小事情。我的妹妹有一句名言：&我们家庭主妇遇到的都是小事情。& 　　&文革&中我是&反动学术权威&，在农村接受改造，家里没有人，造反派占了我们的房子，东西都随便扔。我们对财产都看得很淡，觉得是身外之物。佛教里有一句话，你对身外之物看得太重，你的精神就痛苦了。 　　有一次，我去医院做检查，填一个表，我写了九十七岁，医生给我改成了七十九岁。又有一次，一个医生问我长寿之道，我说你是医生怎么问我啊？很多人都问过我这个问题。 　　我的生活有规律，不乱吃东西。以前我在上海有一个顾问医生，他告诉我：大多数人不是饿死而是吃死的，乱吃东西不利于健康，宴会上很多东西吃了就应该吐掉。 　　还有一件有趣的事情，我有很多年的失眠症，不容易睡着。&文革&时期我被下放到农村，我的失眠症却治好了，一直到现在我都不再失眠。所以，我跟老伴都相信一句话：&塞翁失马，焉知非福？&遇到不顺利的事情，不要失望。有两句话我在&文革&的时候经常讲：&卒然临之而不惊，无故加之而不怒。&这是古人的至理名言，很有道理。（组稿谢娟）（《周有光百岁口述》周有光口述 李怀宇撰写 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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