人类对海洋的了解程度了解了DNA就能真正了解自己吗

医学重大突破:基因可以改写 家族遗传病从此终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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医学重大突破:基因可以改写 家族遗传病从此终结?
20:34:10央视财经频道
大数据等计算机技术的渗透,已经使得生命科学逐渐走进普通人的生活。但和IT、互联网类创业公司相比,生命科学创业公司则相对较为低调,极少自我宣传和炒作。其中一个原因是,生命科学研究从实验室走到市场往往需要更长的时间。
基因编辑技术有望根除人类疾病基因世代间的传递?通过基因编辑技术,对生物的DNA序列进行修剪、切断、替换或添加,效率高、速度快,也有望根除人类致病基因在世代间的传递。也就是说,CRISPR这种基因编辑工具能够精确地改变人类的DNA,能够“关闭”某些基因,也能够给人增加特定的基因,从而彻底根除人们患上某些疾病的可能。加州大学伯克利分校教授詹妮弗·杜德纳说,有一种疾病叫镰状细胞性贫血,很多人都有这种病,它导致红细胞中的一种蛋白质结构缺陷,让细胞变成镰刀状,从而不能有效通过血管。“但很不幸的是,现在我们拿这种病没有办法,即使能治疗也效果不佳。所以如果我们能改变患者体内细胞的DNA,就能真正修正这种突变,重新恢复正常的血红蛋白形状。”
计算机和数字化对生物科技有影响?如果计算机数字化会对生物科技产生影响,这会意味着人们对疾病的治疗或许不再需要对症下药,而是对症对人制定个性化的医疗方案,甚至在疾病之前预防。而这一切,在其他一些创业者看来,并不一定需要医院为我们来做。Grail公司首席品牌官肯·德拉赞解释说,目前,云存储计算的成本正快速下降。数字化过程,即将生物特征转化为数字从而进行大规模分析,有利于快速深入地了解人类基因,这个机会史无前例。
对在硅谷设立奇点大学、目前在谷歌供职的雷·库兹韦尔来说,思考创新和未来是他一生的工作。他认为,生命科学的未来发展速度将让人瞠目结舌,因为与计算机科学的相互融合,生命科学将实现指数级的加速发展,彻底改变过去的医疗方法。
人工智能可以帮助我们12分钟完成验血?阿德里安的这家医疗诊所看上去和传统诊所完全不同,更像是一家苹果零售店。他说,未来他们将向客户提供一种完全不同的医疗护理体验。客户当抵达诊所之后,病人首先要做的是在iPad上签名然后接受一次身体扫描。阿德里安·奥恩告诉我们,他们有人体扫描器,可以现场验血且12分钟内就能获得结果,甚至还可以进行基因测试,根据基因的突变判断是否更容易得某种癌症,然后定向检查。这些信息都会集中到中心算法,即人工智能。它根据这些信息来决定最佳治疗方案。
生命科学是有创投逻辑的?2015年初,30岁的伊丽莎白·霍尔姆斯成为当时硅谷最炙手可热的女人。她和她在硅谷帕罗奥图创办的公司Theranos宣称,只需要一滴血液,就可以通过它们的技术来完成完整的血液检测。和其他生命科学创业者不同,伊丽莎白频繁高调出现在美国的各大媒体。这一年,她以45亿美元身家登上《福布斯》杂志财富榜,成为全美国最年轻的富婆,她的公司也被视为硅谷与Uber齐名的明星企业。然而2016年年中,《福布斯》杂志将她的身家从 45 亿美元修改为 0。此前《华尔街日报》调查显示,Theranos 公司的血检结果严重作假。公司实验室被吊销执照,而霍尔姆斯本人在接下来的两年内被禁止经营相关研究。做好计算和编码并造出产品,这是硅谷科技圈的传统逻辑,但是事实告诉我们,生命科学创业或许需要更长的准备时间,因为生物学、或者说人体自身,比计算机更加复杂和难以预料。肯和阿德里安遵循的也是这样一个逻辑。对他们来说,时间不仅意味着可以完善自身技术,也是改进商业模式的必须具备的前提。对此,肯·德拉赞给出了他的看法,现在谈盈利还为时过早。他们会使用很多的风投资金,来增加规模、研发技术,以解决这一问题。
Forward公司创始人阿德里安·奥恩也表示,Forward的运行机制是从高端客户着手,收集数据、改善算法、降低成本。成本下降后,可以普及甚至免费提供高质量医疗技术。
红杉资本全球执行合伙人沈南鹏认为5到10年时间,这些解决方案是完全可能的,当然早筛只是其中一部分,早筛还要治疗。“但是在全世界各个地方,在生命科学当中我们都看到每年突破点不断涌现,这是让人特别欣慰的地方。我们以后作为产业基金能够更快地对接在实验室里面已经到了一定规模的,到了一定可接受程度的科研结果,当然,有一点是必须的,这些资本和资金必须要有一个长远的眼光。”
总之,不管是大数据还是商业与生命科学的结合等方式,这些方法或许是突破性的。通过大数据和基因的结合的尝试,对人体进行疾病的早期筛查的方案,已经显现出了希望。我们期待着可以尽快看到能够帮助人类解决疾病的方案。 责任编辑:刘德宾 SN22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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让DNA告诉你:哪款葡萄酒会成为你的最爱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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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美国一家新兴葡萄酒公司开发了一套基于DNA的葡萄酒体验,利用基因样本向消费者推荐适合他们的葡萄酒,这项新的葡萄酒服务正在用科学取代侍酒师。
& & 相信很多人和小编一样,听到基因一词,顶多会想到基因决定外貌,基因决定遗传病,基因影响性格等等,但进一步深入思考,这似乎万能的基因是否能决定我们饮食的习惯,决定我们是否喜欢香菜,决定我们是否喜欢喝某款葡萄酒酒?对于这份小小的思考,科学前沿的领路人们早已进行追根溯源地研究,甚至已经有公司将其作为一项服务推至人前。
& & 美国北加州一家新兴葡萄酒快递公司Vinome(Vino + Genome,意为葡萄酒+基因)推出了一项终极个性化葡萄酒体验,他们声称能够通过分析顾客的DNA,将葡萄酒与他们的个人口味进行配对,进而向消费者推荐他们可能会喜欢的葡萄酒产品。
& & 为了获得个性化的反馈,参与这个项目的人需要向Vinome提供一份唾液样本用来采集DNA,还需要回答一份基于口味偏好的问卷。通过分析后,Vinome把用户的基因标记以及数据库中的8种味道类型进行匹配。然后,该公司结合客户的偏好和DNA测试结果,为顾客推荐合适的葡萄酒产品。这样当你去到葡萄酒商店或俱乐部时,就可以享受一份符合自己口味的葡萄酒了。
& & 基因会影响人的味觉和嗅觉,进而影响你对葡萄酒的喜好,那为什么不能借助于基因发现适合自己口味的葡萄酒呢?
& & 人类基因组大概包含2万多个基因,每个基因都是一段具有遗传效应的DNA片段,是人体许多个性特征表现的基础。利用现代的DNA测序技术,科学家们已经解读出人类的许多遗传密码。而人类对于葡萄酒的味道体验基本上都是由味觉和嗅觉来共同定义的,这些感觉也主要是由基因来定义。事实上,我们的舌头和鼻子的细胞中有超过400个的基因编码,可以区分不同的味道和气味。这些基因的DNA编码的变化也可能导致我们所感受到的味觉和嗅觉的改变。
& & Vinome的科学家们进行了数十项科学研究,以区分与味觉和嗅觉相关的基因变异情况变动。项目小组邀请了数百人进行试验,品尝和评价一系列不同品种和风味的葡萄酒,测试这些参与者的关键遗传变异的DNA,并对他们对各种食品饮料的整体口味偏好信息进行调查分析。
& & 研究表明,基因和环境因素对于确定用户的葡萄酒喜好都非常重要,因而将这些因素综合起来,创建了Vinome的定制葡萄酒匹配算法。用户使用Vinome的次数越多,系统收到的用户反馈信息越详细,算法所得到的推荐结果将会越准确。
& & 最终,用户得到的推荐结果会包含几部分内容:
& & (1)首要和次要推荐的2种葡萄酒种类及说明;
& & (2)用户可能会喜欢的,以及不喜欢的葡萄酒风味(包括其中的一些水果、坚果等);
& & (3)结合葡萄酒种类及风味,整体上来看,红葡萄酒还是白葡萄酒更适合您;
& & (4)基于对口味偏好的推荐,哪种葡萄品种可能更适合您的葡萄酒;
& & (5)进一步了解您的基因遗传结果,比如用户对于奎宁水、咖啡因、酒精浓度、香菜、球芽甘蓝、甜食、咖啡等的喜爱度或接受度;
& & 对于DNA测试能多大程度上测出一个人对某种葡萄酒的喜好,一些科学家表示怀疑,甚至有人会认为它&纯属扯谈&。
& & 确实,把DNA测序和某种葡萄酒的喜好联系起来的科学依据给人的感觉和占星术一样不靠谱。但是,我们大多数人其实都没那么擅长于品鉴葡萄酒的微妙不同,我们对其喜好很大程度上来源于围绕着它的故事,譬如,某个家族代代相传的葡萄酒庄园是一种故事。而一瓶基于你细胞里的基因,专为你挑选的葡萄酒就是另一种故事。
& & 葡萄酒酒经济学作家Robin Goldstein说,&如果那个故事能和人产生共鸣,并且品尝时知道是和自己的基因匹配的,能增进你的愉悦,那么这种DNA测试就能真正提高消费者的体验。& 也就是说,如果告诉人们某种葡萄酒是和他们的基因相匹配的的话,他们也许真的能更享受那种葡萄酒,心理学上把这种现象称为巴纳姆效应。
& & Vinome的总裁Ronnie Andrews在面对质疑的时候同样也用了这个词&体验&。他说,&我们提供的是一种体验,在葡萄酒界,我们关注的完全是体验,而基因测试促进了这种体验。&
& & 而且,或许你不会愿意为了有趣而在一个DNA测试上砸2000美金,但是你或许会愿意花149美金进行一次葡萄酒喜好的基因测试。在Vinome,你仅需花费149美金 (合约1000元)就可以买到3瓶葡萄酒(3瓶起卖),其中就包含了基因检测费。而这种葡萄酒喜好的基因测试之所以这么便宜,或许与该公司背后还有一个强大的支持者Helix(世界最大的DNA测序公司Helix,隶属于Illumina)脱不了干系。Vinome与Helix达成协议,Helix 会为解码人类基因组提供资金支持,以便Vinome能够专注于app的研发。
& & 看到这里,你是否有点小心动,是否也想让你的基因告诉你,你爱的是哪几款葡萄酒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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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人类简史》书摘
字数 22964
人类简史:从动物到上帝【以色列】尤瓦尔·赫拉利早在250万年前,就已经出现了非常类似现代人类的动物。这些远古时期的人类已懂得爱和玩乐,能够产生亲密的友谊,也会争地位、夺权力,不过,这些人和黑猩猩、狒狒、大象也没什么不同。生物学家把所有生物划分成不同的“物种”。而所谓属于同一物种,就是它们会彼此交配,能够产出下一代。对于60公斤的哺乳类来说,平均脑容量是200立方厘米,但早在250万年前最早的男男女女,脑容量就已有600立方厘米,至于现代的智人,平均脑容量更高达立方厘米。至于尼安德特人,其实脑容量更大。汽车和枪炮是最近才有的事。在超过200万年间,虽然人类的神经网络不断增长,但除了能用燧石做出一些刀具,能把树枝削尖变成武器,人类的大脑实在没什么特殊表现。那么,究竟是为什么,才驱使人类的大脑在这200万年间不断这样演化?坦白说,我们也不知道。长久以来,智人一直只是稳定位于食物链的中间位置,直到最近才有改变。人类历史上众多的灾难,不论是生灵涂炭的战乱还是生态遭逢的浩劫,其实都是源自这场过于仓促的地位跳跃。毕竟,宽容可不是智人的特色。即使到了现代,不过是因为肤色、方言、宗教等等微小的差异,就足以让智人彼此大动干戈、非要把对方赶尽杀绝。究竟智人胜出的秘诀为何?为什么我们能如此迅速抵达各个遥远而生态各异的栖地,而且落地生根?我们是怎么将其他人类物种赶出世界舞台?为什么就连强壮、脑部发达、不怕寒冷的尼安德特人,也无法挡住智人的屠杀?相关的争辩必然会继续。而目前最可能的解答,正是让人得以辩论的原因:智人之所以能征服世界,是因为有独特的语言。等到大约7万年前,智人仿佛脱胎换骨。大约在那个时候,智人第二次从非洲出击。这一次,他们不只把尼安德特人和其他人类物种给赶出了中东,甚至还赶出了这个世界。没多久,智人的领地就到了欧洲和东亚。大约45000年前,不知道用什么方法,他们越过了海如果我们遇到施泰德洞穴的艺术家,我们已经可以学习彼此的语言。我们能够向他们解释我们知道的一切事物,不管是《爱丽斯梦游仙境》的冒险情节或是量子物理的复杂理论,而他们也能告诉我们,他们是如何看待、理解这个世界。大约就是在距今7万到3万年前,出现了新的思维和沟通方式,这也正是所谓的认知革命。会发生认知革命的原因为何?我们无从得知。得到普遍认可的理论认为,某次偶然的基因突变,改变了智人的大脑内部连接方式,让他们以前所未有的方式来思考,用完全新式的语言来沟通。这次突变,几乎就像是吃了《圣经》里那棵知善恶树的果实一样。最有可能的情况是,无论是八卦理论或是“河边有只狮子”的理论,都有部分属于事实。然而,人类语言真正最独特的功能,并不在于能够传达关于人或狮子的信息,而是能够传达关于一些根本不存在的事物的信息。在认知革命之后,传说、神话、神以及宗教也应运而生。“虚构”这件事的重点不只在于让人类能够拥有想象,更重要的是可以“一起”想象,编织出种种共同的虚构故事,不管是《圣经》的《创世记》、澳大利亚原住民的“梦世记”(Dreamtime),甚至连现代所谓的国家其实也是种想象。这样的虚构故事赋予智人前所未有的能力,让我们得以集结大批人力、灵活合作。社会学研究指出,借由八卦来维持的最大“自然”团体大约是150人。然而,以上这些东西,其实都只存在人类自己发明并互相讲述的故事里。除了存在于人类共同的想象之外,这个宇宙中根本没有神、没有国家、没有钱、没有人权、没有法律,也没有正义。标致公司只是我们的一个集体想象,这种想象在法律上称为“法律拟制”(legal fiction)。所以,究竟阿尔芒·标致这个人是怎么创造出标致公司的?其实,这和史上许多祭司和巫师创造神魔的方式殊无二致,而且就算到了现在,许多天主教的教堂每次周日礼拜也是用这一套来创造出基督的身体。说穿了,就是讲故事,再说服听众相信这些故事。然而,要说出有效的故事,其实并不容易。难的点不在于讲故事,而在于要让人相信。于是,历史上也就不断围绕着这个问题打转:究竟某个人是如何说服数百万人去相信神、民族或是有限公司这些故事?从认知革命以来,智人一直就生活在一种双重的现实之中。通过文字创造出想象的现实,就能让大批互不相识的人有效合作,而且效果还不只如此。正由于大规模的人类合作是以虚构的故事作为基础,只要改变所讲的故事,就能改变人类合作的方式。只要在对的情境之下,这些故事就能迅速改变。例如在1789年,法国人几乎是在一夕之间,相信的故事就从“天赋君权”转成“人民做主”。因此,自从认知革命之后,智人就能依据不断变化的需求迅速调整行为。这等于开启了一条采用“文化演化”的快速道路,而不再停留在“基因演化”这条总是堵车的道路上。两百万年前,就是因为基因突变,才让“直立人”这种新的人类物种出现。而直立人出现后,也发展出新的石器技术,现在公认为是这个物种的定义特征。而只要直立人没有进一步的基因改变,他们的石器也就维持不变,就这样过了两百万年!最典型的例子,就是人类社会总会出现不生育的精英阶层,像是天主教的神父、佛教的高僧,还有中国的太监。这些精英阶层虽然手中握有权力,但却自愿放弃生育,于是他们的存在根本就直接抵触了自然选择的最大原则。天主教会至今已存在上千年,它靠的不是把什么“禁欲基因”从这个教宗传到下一个教宗,而是靠着把《圣经·新约》和教律所营造出的故事代代相传。有一位曾住在柏林的老太太,她出生于1900年,总共活了100岁。她童年的时候,是活在腓特烈·威廉二世的霍亨佐伦帝国(Hohenzollern Empire);等她成年,还经历了魏玛共和国、纳粹德国,还有民主德国(东德);等到她过世的时候,则是统一后的德国的公民。虽然她的基因从未改变,她却经历过了五种非常不同的社会政治制度。乍看之下,可能觉得贸易这件事再实际不过,并不需要什么虚构的故事当作基础。然而,事实就是所有动物只有智人能够进行贸易,而所有我们有详细证据证明存在的贸易网络都明显以虚构故事为基础。例如,如果没有信任,就不可能有贸易,而要相信陌生人又是件很困难的事。今天之所以能有全球贸易网络,正是因为我们相信着一些虚拟实体,像是美元、联邦储备银行,还有企业的商标。而在部落社会里,如果两个陌生人想要交易,往往也得先借助共同的神明、传说中的祖先或图腾动物建立信任。智人发明出了许许多多的想象现实,也因而发展出许许多多的行为模式,而这正是我们所谓“文化”的主要成分。等到文化出现,就再也无法停止改变和发展,这些无法阻挡的变化,就成了我们说的“历史”。于是,认知革命正是历史从生物学中脱离而独立存在的起点。在这之前,所有人类的行为都只称得上是生物学的范畴,也有人喜欢称为“史前史”人类还是需要其他技能,像是制造和使用工具。然而,光是制造工具的影响力还不够,制造工具之后还得结合众人之力才行。演化心理学近来发展蓬勃,认为现在人类的各种社会和心理特征早从农业时代之前就已经开始形塑。这个领域的学者认为,即使到了现在,我们的大脑和心灵都还是以狩猎和采集的生活方式在思维。即使在今日,还是有些人类社会采用这种共同教养制,像是位于委内瑞拉的巴里印第安人(Bari Indians)社会,他们相信孩子不是生自某个特定男人的精子,而是妈妈子宫里所有累积精子的结合。所以,如果想当个好妈妈,你就该和好几个不同的男人做爱,特别是在怀孕的时候,就该找上那些最会打猎的、最会说故事的、最强壮的战士、最体贴的爱人,好让孩子拥有那些最好的特质(以及最佳的教养)。在这些采集者的年代,我们显然不会有文字记录,而考古证据主要也只有骨骼化石和石器。如果器具用的是木头、竹子或皮革等等比较容易腐烂的材料,就只有在很特殊的情况下才可能保存得下来。很多人以为在农业革命前的人类都只使用石器,其实这是考古偏误造成的误解。所谓的石器时代,其实说是“木器时代”更精确,当时的狩猎采集工具多半还是木制。有人激烈争辩智人的“自然生活方式”该是如何,其实并未说到重点。从认知革命之后,智人的“自然生活方式”从来就不止一种。真正存在的只有“文化选择”,而种种选择就像是调色盘,色彩缤纷炫目,令人眼花缭乱。有证据显示,自从采集时代以来,智人的脑容量其实是逐渐减少!在现代的富裕社会,平均每周的工时是40~45小时,发展中国家则是60甚至80小时;但如果是狩猎采集者,就算住在最贫瘠的地区(像是卡拉哈里沙漠),平均每周也只需要工作35~45小时。他们大概只需要每三天打猎一次,每天采集3~6小时。一般时期,这样就足以养活整个部落了。而很有可能大多数的远古采集者住的都是比卡拉哈里沙漠更肥沃的地方,所以取得食物和原物料所需的时间还要更少。最重要的是,这些采集者可没什么家事负担。他们不用洗碗,不用吸地毯,不用擦地板,不用换尿布,也没账单得付。骨骼化石的证据显示,远古时期的采集者比较少有饥饿或营养不良的问题,而且比起后来的农业时代,他们身高较高,也比较健康。虽然平均寿命显然只有30~40岁,但这主要是因为当时儿童早夭的情形十分普遍。只要能活过危机四伏而意外频现的生命早期,当时的人就大多能活到60岁,有的甚至还能活到超过80岁。多数学者都同意,远古的采集者普遍信奉泛神论的信仰泛神论的一个特点,在于所有的灵都位于当场当地,不是什么万能的神,而是某只特定的鹿、某棵特定的树、某条特定的小溪、某个特定的鬼魂。在工业时代之前,战乱中有90%以上的死者其实是饿死、冻死、病死,而不是直接被武器攻击而死。甚至远在人类还没有发明轮子、文字和铁器之前,智人就已经让全球大约一半的大型兽类魂归西天、就此灭绝。。对全世界上所有的大型动物来说,这场人类洪水的唯一幸存者可能只剩下人类自己,还有其他登上诺亚方舟但只作为人类盘中佳肴的家禽家畜。这一切在大约1万年前全然改观,人类开始投入几乎全部的心力,操纵着几种动植物的生命。从日升到日落,人类忙着播种、浇水、除草、牧羊,一心以为这样就能得到更多的水果、谷物和肉类。这是一场关于人类生活方式的革命:农业革命。到了公元前3500年,主要一波驯化的热潮已经结束。学者曾经以为农业就是起源于中东,再传布到全球各地,但现在则认为农业是同时间在各地独自发展而开花结果,而不是由中东的农民传到世界各地。于是,种种想让生活变得轻松的努力,反而给人带来无穷的麻烦;而且这可不是史上的最后一次。哥贝克力石阵的年代约是公元前9500年,所有证据都显示,它是由狩猎采集者建造而成。1万年前,全球只有在亚非大陆的几个特定地点有绵羊、牛、山羊、野猪和鸡,总数大约几百万只,但现在全球有大约10亿只绵羊、10亿只猪、超过10亿只牛,更有超过250亿只鸡,而且是遍布全球各地。家鸡是有史以来最普遍的鸟类。至于大型哺乳类除了以智人居首,后面的二三四名就是驯化的牛、猪和羊。从狭隘的演化观点来看,演化成功与否的标准就在于DNA的拷贝数,于是农业革命对于鸡、牛、猪、羊来说可是一大福音。演化观点并不是唯一判断物种成功与否的标准。它一切只考虑到生存和繁殖,而不顾个体的痛苦或幸福。农业革命可能是史上最具争议的事件。有些人认为这让人类迈向繁荣和进步,也有人认为这条路终将导致灭亡。对后者来说,农业革命是个转折点,让智人抛下了与自然紧紧相连的共生关系,大步走向贪婪,自外于这个世界。大约在公元前10000年、进入农业时代的前夕,地球上采集者的人口大约有500万到800万。而到了公元1世纪,这个人数只剩下一两百万(主要在澳大利亚、美洲和非洲),相较于农业人口已达2.5亿,无疑是远远瞠乎其后。这场革命意义深远,除了影响建筑,更影响了心理。在农业革命之后,人类成了远比过去更以自我为中心的生物,与“自己家”紧密相连,但与周遭其他物种画出界线。但事实就是如此出乎意料。现在看来,虚构故事的力量强过任何人的想象。农业革命让人能够开创出拥挤的城市、强大的帝国,接着人类就开始幻想出关于伟大的神灵、祖国、有限公司的故事,好建立起必要的社会连接。虽然人类的基因演化仍然一如既往慢如蜗牛,但人类的想象力却是极速奔驰,建立起了地球上前所未有的大型合作网络。大多数的人类合作网络最后都成了压迫和剥削。大约在公元前1776年的《汉谟拉比法典》,这可以说是几十万古巴比伦人的合作手册;第二个是公元1776年的美国《独立宣言》,这可以说是现代数亿美国人的合作手册。法典开头指出,美索不达米亚的几位大神安努(Anu)、恩利尔(Enlil)和马杜克(Marduk)任命汉谟拉比“在这片土地伸张正义,驱除不义罪恶,阻绝恃强凌弱”。接着,法典列出大约300条判例,固定写法是“如果情形如何如何,判决便应如何如何”。196. 若某个上等人使另一个上等人眼瞎,便应瞎了他的眼。197. 若他使另一个上等人骨折,便应打断他的骨。198. 若他使某个平民眼瞎或骨折,他应赔偿60舍客勒(shekel,约8.33克)的银子。199. 若他使某个上等人的奴隶眼瞎或骨折,他应赔偿该奴隶价值的一半(以银子支付)。209. 若某个上等人殴打一个上等女子、造成她流产,他应赔偿她10舍客勒的银子。210. 若该女子丧命,他们应杀了他的女儿。211. 若他殴打某个平民女子、造成她流产,他应赔偿她5舍客勒的银子。212. 若该女子丧命,他应赔偿30舍客勒的银子。213. 若他殴打某个上等人的女奴隶、造成她流产,他应赔偿2舍客勒的银子。214. 若该女奴丧命,他应赔偿20舍客勒的银子。列举他的判决后,汉谟拉比再次宣告:以上是干练有能的国王汉谟拉比所做出的公正裁决,指示着这片土地朝向真理的道路、人生的正途……我是汉谟拉比,高贵的国王。恩利尔神将人类子民交付给我照护,马杜克神将人类子民交付给我带领,而我悉心关怀、不曾轻忽。这两份文本让我们左右为难,不管是《汉谟拉比法典》还是美国《独立宣言》,都声称自己说的是普遍且永恒的公平正义原则,但美国人认为所有人都是平等的,而巴比伦人显然并不这样认为。但事实上,他们都错了。不管是汉谟拉比还是美国的开国元勋,心中都有个想象的现实,想象着这个世界有着放诸四海皆准、永恒不变的正义原则(例如平等或阶级),但这种不变的原则其实只存在于智人丰富的想象力里,只存在于他们创造并告诉彼此的虚构故事中。这些原则,从来就没有客观的正确性。在所有的人类集体活动中,最难组织推动的就是暴力活动。创立犬儒学派的希腊哲学家第欧根尼(Diogenes),就住在一个桶里。据说有一天他正在做日光浴,当时权倾天下的征服者亚历山大大帝来找他,想知道他是否需要些什么,而且保证自己会尽力协助。第欧根尼回答:“确实,有件事可以请你帮个忙。麻烦你移动一下,别再挡住我的阳光。”正因如此,犬儒主义者不可能建立起帝国,而且如果人们希望某个由想象建构出的秩序能维持久远,大部分的人(特别是大部分的精英分子)就必须真正相信它。如果不是大多数中国人都相信仁义礼智信,儒家思想绝不可能持续了两千多年。如果不是大多数的美国总统和国会议员都相信人权,美国的民主也不可能持续了250年。如果不是广大的投资人和银行家都相信资本主义,现代经济体系连一天也不可能继续存在。一如古埃及精英分子,现在大多数人一生汲汲营营,也都是想盖起某种金字塔,只不过这些金字塔在不同文化里会有不同的名字、形体和规模罢了。这种文字是由10个符号组成,代表从0到9的数字。很容易让人搞错的一点在于,虽然这些符号现在被称为“阿拉伯数字”,但其实是印度人发明的。而且现代阿拉伯人自己还用了一组和西方颇不相同的数字符号系统,就更叫人一头雾水。之所以现在我们会称“阿拉伯数字”,是因为阿拉伯人攻打印度时发现了这套实用的系统,再加以改良传到中东,进而传入欧洲。等到有几个其他符号加入了阿拉伯数字系统(例如加号、减号、乘号),就成了现代数学符号的基础。文字本来应该是人类意识的仆人,但现在正在反仆为主。历史的铁则告诉我们,每一种由想象建构出来的秩序,都绝不会承认自己出于想象和虚构,而会大谈自己是自然、必然的结果。不幸的是,复杂的人类社会似乎就是需要这些由想象建构出来的阶级制度和歧视。当然,各种阶级制度的道德意义不一,某些社会的歧视也比其他社会更为严重或极端,但至少就目前学者研究,还没有任何一个大型人类社会能真正免除歧视的情形。一次又一次,人类要让社会有秩序的方法,就是会将成员分成各种想象出来的阶级,像是上等人、平民和奴隶;白人和黑人;贵族和平民;婆罗门和首陀罗;又或是富人和穷人。所有这些阶级,就是要让某些人在法律上、政治上或社会上高人一等,从而规范了数百万人的关系。到了20世纪中叶,美国南方各州种族隔离的情形甚至比19世纪末期更为恶化。1958年,黑人克雷农·金恩(Clennon King)申请进入密西西比大学就读,竟被强迫关进精神病院就医。当时法官认为,一个黑人一定是疯了,才觉得自己能进得了密西西比大学。三K党”(Ku Klux Klan)这样的恶性循环可能持续几百年甚至几千年,让原本只是历史偶发事件形成的阶级制度变得根深蒂固。随着时间流逝,不公不义的歧视常常只是加剧而不是改善。富者越富,而贫者越贫。教育带来进一步的教育,而无知只会造成进一步的无知。大多数社会政治阶级制度其实都没有逻辑或生物学的基础,不过就是由历史的偶然事件引起,再用虚构的故事延续壮大。这正是历史值得研究的一个很好的理由。如果黑人/白人或婆罗门/首陀罗的区别真有生物学事实根据(例如婆罗门的大脑确实比首陀罗的大脑效率高),光靠生物学就应该足以研究人类社会的种种行为。《圣经》还写着:“若有男子遇见没有许配人的处女,抓住她,与她行淫,被人看见,这男子就要拿50舍客勒银子给女子的父亲;因他玷污了这女子,就要娶她为妻。”(《申命记》,22:28-29)一项黄金法则就是“天生带来允许,文化造成封闭”从生物学的角度来看,这世界上根本没有什么是不自然的。只要有可能发生的事,就是自然。真正完全“不自然”的事,是指违背了自然规律,但这种事情根本就不会存在,所以也没有禁止的必要。正因为父权制是种太普遍的现象,不可能只是某种偶然因素进入了恶性循环所致。可能的推测是,尽管“男人”和“女人”的定义在各种文化之间有所不同,但有些共通的生物因素,让几乎所有文化都重视阳刚胜过阴柔。究竟是为什么,在一个以“合作”为成功最大要素的物种里,居然是比较没有合作精神的一方(男人)控制着应该比较善于合作的另一方(女人)?到目前为止,我们还没有很具说服力的答案。现在我们已经清楚看到,父权制度其实并没有生物学上的基础,而只是基于毫无根据的虚构概念。农业革命之后,人类社会规模变得更大、更复杂,而维系社会秩序的虚构故事也更为细致完整。人类几乎从出生到死亡都被种种虚构的故事和概念围绕,让他们以特定的方式思考,以特定的标准行事,想要特定的东西,也遵守特定的规范。就是这样,让数百万计的陌生人能遵照着这种人造而非天生的直觉,合作无间。这种人造的直觉就是“文化”。注: 还说我们不是《黑客帝国》里的生物电池吗?所谓的自由意志,能没有出身的烙印?能没有现实的折射?能少了文化的熏陶?当然,受教育也是被影响,可区别是:你所谓自己的行事的东西,有多少是真的经过了自己的脑袋而非灌输呢?自从法国大革命之后,全球人民逐渐同意“自由”和“平等”都是基本的价值观。然而这两者根本就互相抵触!想要确保“平等”,就得限制住那些较突出的人;而要人人都能“自由”,也就必然影响所有人的平等。自从1789年法国大革命以来,全球政治史可以说就是讲述着要如何解决这种矛盾。如果说每个文化都需要有些紧张、有点冲突、有无法解决的两难,才能让文化更加精彩,那么身处任何文化中的人就都必然有些互相冲突的信念以及互相格格不入的价值观。正因为这种情况实在太普遍,甚至还有个特定的名词来形容:认知失调(cognitive dissonance)。一般认为认知失调是人类心理上的一种问题,但这其实是一项重要的特性,如果人真的无法同时拥有互相抵触的信念和价值观,很可能所有的文化都将无从建立,也无以为继。然而,全球文化虽然单一,却非同质。就像是单一的有机体有许多不同的器官和细胞,单一的全球文化也包含着许多不同类型的人和生活方式,既有纽约的股票经纪人,也有阿富汗的牧羊人。但不论如何,他们彼此都是密切相关,而且会以许多不同方式相互影响。虽然会有各种争斗,但他们争辩用的是同一套概念,战斗用的是同一套武器。严格来说,真正的“文明冲突”其实是“聋子式的对话”(dialogue of the deaf),也就是双方都不知道对方在讲什么。但像今天,伊朗和美国虽然针锋相对、剑拔弩张,但他们讲的都是民族国家、资本主义经济、国际权利以及核物理学这套语言。史上最伟大的征服者。这位征服者极端宽宏大量,手段又灵活无比,让人人都成了虔诚狂热的信徒。这位征服者就是金钱。这些胜利的基督徒还铸造了另一种方形硬币,称为“米拉雷斯”(millares),上面的信息稍有不同,用阿拉伯文写着:“安拉是唯一的真神,穆罕默德是安拉的使者。”(但这可是基督徒征服者所铸!)甚至在南法,天主教位于莫吉奥(Melgueil)和阿格德(Agde)的主教也发行了当地流行的穆斯林硬币,虽然这些教徒敬畏上帝,但用起这些钱来可没有半点儿的心理障碍。全球金钱总和为60兆美元,但所有硬币和钞票的金额加起来还不到6兆美元。换句话说,所有的钱有超过九成(超过50兆美元!)都只是显示在计算机上的数字而已。金钱正是有史以来最普遍也最有效的互信系统。什一税比起语言、法律、文化、宗教和社会习俗,钱的心胸更为开阔。所有人类创造的信念系统之中,只有金钱能够跨越几乎所有文化鸿沟,不会因为宗教、性别、种族、年龄或性取向而有所歧视。也多亏有了金钱制度,才让人就算互不相识、不清楚对方人品,也能携手合作。金钱还有更黑暗的一面。虽然金钱能建立起陌生人之间共通的信任,但人们信任的不是人类、社群或某些神圣的价值观,而只是金钱本身以及背后那套没有人性的系统。我们不信任陌生人,但我们现在也不信任隔壁的邻居,而只是信任他们手上的钱。没钱,就没有信任。举例来说,我们无须多言,也知道现代犹太人的政治、经济和社会措施多半是来自过去两千年之间的帝国政体,而不是来自古老的犹太(Judea)王国。如果大卫王穿越时空来到今天最正统的犹太教堂,却看到信众穿的是东欧的衣服,讲的是德国的方言(意第绪语)、不断争论由巴比伦文字写成的教条(犹太法典),想必也是十分傻眼。就算我们不要只看精英文化和高级艺术(high art),而将重点转向一般人的世界,还是会发现帝国遗痕在现代文化几乎无所不在。今天大多数人说话、思考和做梦的时候,用的都是过去曾拿刀对着我们祖先的征服者的语言。像是多数东亚人讲话和做梦的时候,用的是汉文化的语言。而在南美和北美,不管各地的人民祖先来自何方,从阿拉斯加最北的巴洛半岛,到南美最南的麦哲伦海峡,几乎所有人都讲着以下四种语言之一:西班牙语、葡萄牙语、法语或英语。现在的埃及人说阿拉伯语,认为自己是阿拉伯人,也认同阿拉伯帝国;然而,阿拉伯帝国其实是在公元7世纪征服了埃及,而且多次以铁腕措施镇压了企图反抗的埃及人民。至于在南非,大约有1000万祖鲁人还缅怀着19世纪祖鲁最光荣的年代,但其实大部分祖鲁人祖先的部落都曾经奋死抵抗祖鲁帝国的侵略,最后是在血腥的军事行动下才融为一体。智人本能上就会将人类分成“我们”和“他们”。“我们”与“他们”不同,而且也不欠他们什么。在我们的土地上,我们不想看到他们,也半点儿不关心他们的土地上发生了什么事。甚至,我们还不太把“他们”当人看。像是在苏丹的丁卡人(Dinka),他们说的“丁卡”就是“人”的意思。所以如果不是丁卡人,就不算是人。而丁卡人的死对头是努尔人(Nuer)。努尔语言中的“努尔”又是什么意思?它的意思是“原来的人”。而在距离苏丹沙漠有几千公里远的阿拉斯加冻原及西伯利亚东北部,住着尤皮克人(Yupik)。“尤皮克”在尤皮克语里又是什么意思?它的意思是“真正的人”。地球上现存的已经没有任何所谓纯净的文化。今天会有多少印度人认为,为了去除帝国的一切,就该让大家来投票,看看是否应该抛弃民主、英语、铁路网、司法系统、板球和茶?就算真的成案了,光是“投票”这件事,不也得感谢过去殖民者的教导?时间来到21世纪,民族主义正在迅速失去地位。越来越多人相信,真正的政治权威应该是来自所有人类,而不是某个特定国籍的成员,而人类政治的方向也该是保障人权,维护全人类的利益。到了2014年,世界政治基本上仍是各行其政,但国家的独立性正在迅速消失。没有任何国家能够行使真正独立的经济政策,任意发动战争,甚至连国家内政也无法完全独立决定。对于全球市场的阴谋,各个国家也只能逐步开放,逐渐面对全球企业和非政府组织的干扰,还得面对全球舆论的监督和国际司法的干涉。各国也得遵守全球在财政、环保和法律上的标准。资金、劳动力和信息构成一股无比强大的潮流,翻转并形塑着现在的世界,国家本身的疆域和意见已经逐渐失势。在金钱和帝国之外,宗教正是第三种让人类统一的力量真正让多神论与一神论不同的观点,在于多神论认为主宰世界的最高权力不带有任何私心或偏见,因此对于人类各种世俗的欲望、担心和忧虑毫不在意。因此,要向这个最高权力祈求战争胜利、健康或下雨,可以说是完全没有意义,因为从他全知全观的角度来说,某个王国的战争输赢、某个城市的兴衰胜败,又或是某个人的生老病死,根本不构成任何差别。希腊人不会浪费祭品去祭拜命运女神,而印度教徒也并未兴建寺庙来祭拜阿特曼。要接近这个宇宙至高的权力,就代表要放下所有的欲望、接受福祸共存的事实,坦然面对失败、贫穷、疾病和死亡。从多神教的概念向外推导,结果就是影响深远的宗教宽容。一方面,多神教徒相信有一个至高无上、完全无私的神灵;但另一方面,多神教徒也相信有许多各有领域、心有偏见的神灵,所以对于某个神的信徒来说,很容易能相信有其他神灵存在,而且也相信其他神灵同样神通广大。多神论本质上就属于开明,很少迫害异教徒。然而事实证明,就算把这些迫害的所有受害者全部加起来,在这3个世纪间,多神教古罗马处决基督徒的人数不超过几千人。但相对的是,在接下来的1500年间,虽然基督教号称主张爱与怜悯,但仅仅对信仰的诠释有些许差异,就引发基督徒自相残杀,死亡人数达到数百万。最恶名昭彰的,就是在16、17世纪间席卷欧洲的天主教与新教徒之战。所有这些人都相信基督的神性,也相信他关于爱和怜悯的福音,只是对于“爱”的本质意见不合。新教徒认为,神如此爱着世人,所以让自己化为肉体,容许自己受到折磨、钉死在十字架上,从而赎了原罪,并对那些信他的人打开了天堂的大门。而天主教徒认为,虽然信仰是必要的,但光这样还不够。要进入天国,信徒还必须参加教堂礼拜,而且要多行善事。这点让新教徒无法接受,认为这样形同交易,对于神的爱和伟大是种贬抑。如果进不进天堂必须取决于自己的善行,岂不是放大了自己的重要性,而且暗示基督在十字架上为人类受的苦以及神对人类的爱都还不够?日,强调个人善行的法国天主教徒,袭击了强调上帝之爱的法国新教徒。这场攻击称为圣巴塞洛缪节大屠杀(St. Bartholomew's Day Massacre),短短24小时间,就有个新教徒遭到屠杀。消息从法国传到罗马的天主教教皇耳里,叫他满心欢喜,立刻安排举行庆典,还委托瓦萨里(Giorgio Vasari)在梵蒂冈的一个房间里将这场大屠杀绘成壁画作为纪念(目前这个房间禁止游客参观)。这样看来,基督教的圣人和多神教的那些神祇几乎没有两样。但很多时候甚至还不只是类似而已,而根本就是这些神祇的伪装。举例来说,在信奉基督宗教之前,爱尔兰的主神是女神布里基德。等到爱尔兰被基督教化,就连布里基德也仿佛受了洗一样,成了“圣布里基德”。而且直到今天,还是天主教爱尔兰最受尊崇的圣人。一种很流行的解释认为,神借着这种方式让人类拥有了自由意志。因为如果没有邪恶,人类就无法在善恶之间做选择,也就没有了自由意志。世上确实有某个全能的神创造了全宇宙,而且他就是个恶神。只是古往今来,总没有哪个宗教说自己信了这一套。从历史上来看,一神论就像是个万花筒,承继了一神论、二元论、多神论和泛神论,收纳在同一个神圣论述之下。结果就是,基督徒大致上是信奉一神论的上帝,相信二元论的魔鬼,崇拜多神论的圣人,还相信泛神论的鬼魂。像这样同时有着不同甚至矛盾的思想,而又结合各种不同来源的仪式和做法,宗教学上有一个特别的名称:综摄(syncretism)。很有可能,综摄才是全球最大的单一宗教。世界宗教史并不只是神的历史。在公元前1000年,亚非大陆开始出现全新的宗教及信仰类型。这些新型宗教信仰包括印度的耆那教(Jainism)和佛教,中国的道教和儒教,以及地中海的犬儒主义(Cynicism)和享乐主义(Epicureanism),共同的特征就是崇拜的并非神祇。这些信仰也认为有某种超人类秩序控制着这个世界,但它们所崇拜的这个秩序是自然法则,而不是什么神圣的意志。这些自然法则的宗教信仰虽然某些也相信有神祇存在,但认为神祇就和人类、动物和植物一样会受到自然法则的限制。虽然神祇可以说在这个生态系统中有其优势(就算是大象或豪猪,也各有优势),但他们也像大象一样,并无法改变自然的法则。里面典型的例子是佛教佛陀的教诲一言以蔽之:痛苦来自欲望;要从痛苦中解脱,就要放下欲望;而要放下欲望,就必须训练心智,体验事物的本质。对佛教徒来说,这条“佛法”就是举世皆同的自然法则,“痛苦来自欲望”这件事举世皆同,就像在现代物理里E总是等于MC2。所以,所谓的“佛教徒”,就是相信这条法则,将这条法则落实在一切日常活动中的人。另一方面,是不是信仰某个神灵,对他们来说就不是那么重要。一神论宗教的最高原则是:唯一真神确实存在,那么他想从我这里要什么呢?佛教的最高原则,则是:痛苦确实存在,我该如何逃离呢?但也如同一神论的宗教,佛教这种前现代的自然法则宗教还是无法摆脱神祇崇拜。有神论的宗教,重点在神的崇拜;至于人文主义宗教,重点就是对人的崇拜,或者讲得更明确,是对智人的崇拜。人文主义的基本信念,就是认为智人是独特的、神圣的,从本质上就与其他所有现代动物有所不同。对人文主义者来说,智人的独特性是世界上最重要的事情,决定了宇宙间一切事物的意义。所谓的“至善”,讲的是对智人好。全球所有其他物种和生命,都只为了智人这一物种的利益而存在。人文主义对“人性”的定义,大致上分成三种对立的教派。今天最重要的人文主义学派就是自由人文主义,它认为人性就在于每个个人的自我特质,因此个人自由也就变得神圣不可侵犯。人文主义的另一个重要教派就是社会人文主义。社会主义者认为所谓“人性”是个集体而非个人的概念。因此,他们认为神圣的不是每个个人心中的声音,而是由所有智人这种物种构成的整体。自由人文主义追求的,是尽可能为个人争取更多自由;而社会人文主义追求的,则是让所有人都能平等。唯一不是来自传统一神论的人文主义教派,就是演化人文主义,以纳粹为最著名的代表。以这个意义来说,希特勒不只把自己送上绝路,也让种族主义跟着一同送葬。在他发动第二次世界大战的时候,他的敌人被迫泾渭分明地区分出“我们”和“他们”。而在这之后,因为纳粹思想就是大张旗鼓地宣扬种族主义,让种族主义在西方再也抬不起头。我们的自由政治和司法系统之所以存在,是因为相信每个人都有一个神圣、无法分割、无法改变的内在本质,这点让世界有了意义,也是一切道德和政治正当性的来源。但这个概念的前身正是传统的基督教信念:相信每个个人体内都有一个自由而不朽的灵魂。然而,过去两百年间,生命科学已经彻底破坏了这个信念。科学家研究人类这个有机体的内部运作,并未找到灵魂的存在。越来越多科学家认为,决定人类行为的不是什么自由意志,而是荷尔蒙、基因和神经突触——我们和黑猩猩、狼和蚂蚁并无不同。而“如何”和“为何”之间有何不同?描述“如何”的时候,是要重建一连串从一点导致另一点的事件顺序。至于要解释“为何”的时候,则是要找出因果关系,看看究竟为什么发生的是这一连串的事件,而不是另一连串的事件。这正是历史成为学科的特点之一:对某个时代的了解越透彻,反而就越难解释为什么发生了这个事件而不是那个事件。但如果对某个时期只是一知半解,就很容易受到结果影响,只看到那些最后成真的可能性。于是,他们就用后见之明来解释着为什么现在的结果无法避免。必须要真正更深入了解这些时期,才能真正看到那些最后并未发生的可能结果。事实上,真正最知道当时情况的人(也就是活在当时的人),正是最看不出历史走向的人。历史的铁则就是:事后看来无可避免的事,在当时看来总是毫不明显。直到今天,情况仍是如此。我们已经走出全球经济危机了吗?还是前面还有更大的打击?中国会不会继续成长、成为全球第一的超级大国?美国会不会丧失霸主地位?一神论基本教义派是会成为全球未来的风潮,又或不过是地方的小骚动,在未来不值一哂?我们走向的是生态的灾难还是科技的天堂?以上所有结果背后都有一套很完整的论述,但我们就是无法确定何者将成真。但如果过了几十年后再回顾,我们就会觉得答案真是太明显了。历史还是所谓的“二级”混沌系统。混沌系统分成两级,一级混沌指的是“不会因为预测而改变”。例如天气就属于一级混沌系统。虽然天气也是受到无数因素影响,但我们可以建立计算模型,不断加入越来越多因素,让天气预报也越来越准确。至于二级混沌系统,指的是“会受到预测的影响而改变”,因此就永远无法准确预测。例如市场就属于二级混沌系统。我们之所以研究历史,不是为了要知道未来,而是要拓展视野,要了解现在的种种绝非“自然”,也并非无可避免。未来的可能性远超过我们的想象。虽然我们无法解释历史做出的选择,但有一点可以确定:历史的选择绝不是为了人类的利益。没有任何证据,证明历史是为了人类的利益而进展;而原因就在于“利益”并没有客观的衡量标准。不同的文化对于“善”的定义不同,而且并没有客观标准可以决定何者为佳。当然,胜利者永远相信自己的定义才正确。但我们又为什么要相信他们呢?甚至还有学者认为,文化就像是精神感染或寄生虫,而人类就是毫不知情的宿主。任何一个文化概念(像是基督教在天上的天堂),都可能让某个人毕生致力于传播这种想法,甚至为此牺牲生命。于是,人类死亡了,但想法持续传播。根据这种说法,文化并不是某些人为了剥削他人而设计出的阴谋,而是因为种种机缘巧合所出现的心理寄生虫,从出现之后就开始剥削所有受到感染的人。这种说法有时称为“迷因学”(memetics)。迷因学假设,就像是生物演化是基于“基因”这种有机信息单位的复制,文化演化则是基于“迷因”(meme)这种文化信息单位的复制。而所谓成功的文化,就是特别善于复制其迷因,而丝毫不论这对于其人类宿主的成本或利益。迷因学的双胞胎兄弟:后现代主义。对后现代主义思想家来说,文化的基石不是迷因,而是“话语”。只是他们也同意,文化传播时并不考虑人类的利益。博弈理论告诉我们,在有多位参与者的时候,某些概念和行为模式可能对“所有”参与者都有害,但就是有办法继续存活下去。军备竞赛就是一个著名的例子。无论我们把历史发展的动力称为博弈理论、后现代主义或迷因学,“提升人类福祉”绝不是其主要目标。并没有证据显示史上最成功的文化就一定是对智人最好的文化。而就像演化一样,历史的演进并不在意生物个体是否幸福。至于对个别的人类来说,即使受到了历史演进的影响,但通常一方面太过无知,一方面又太过软弱,因此无力改变。现代科学与先前的知识体系有三大不同之处:1. 愿意承认自己的无知。更重要的是,我们也愿意在知识进展之后,承认过去相信的可能是错的。于是,再也没有什么概念、想法或理论是神圣不可挑战的。2. 以观察和数学为中心。3. 取得新能力。现代科学愿意承认自己的无知,就让它比所有先前的知识体系更具活力、更有弹性,也更有求知欲。这一点大幅提升了人类理解世界如何运作的能力,以及创造新科技的能力。然而,这也给人类带来祖先多半无须面对的一个严重问题。就现在这个体系而言,我们假设自己并非无所不知正因如此,现代想要维持社会政治秩序稳定,只能靠着两种不科学的方法,其他别无选择。1. 虽然采用科学理论,但必须违反一般科学做法:宣称这就是绝对的真理。纳粹就是采用这种方式,声称他们的种族政策是来自生物事实的推论。2. 不要采取科学方法,而诉诸“非科学的绝对真理”。现代社会之所以还能够维系,原因之一就在于对科技和科学研究方法的信任,这几乎成了类似宗教的信仰,甚至在一定程度上也取代了对绝对真理的信念。早期的知识体系常常是用“故事”构成理论,而现代科学用的则是“数学”。今日的战争正是科学的产物。1945年8月初,原子弹制造完成,虽然德国已经投降,但日本还在负隅顽抗。美国军队作势攻入日本本岛。日本誓死抵抗,准备决一死战,而且这绝非装腔作势。美国将军告诉杜鲁门总统,如果真要入侵日本本土,必然有超过百万美国士兵丧命,战争也必然会拖进1946年。于是,杜鲁门决定使用这款新型炸弹。在两枚原子弹投下之后,日本宣布无条件投降,战争就此告终。在19世纪前,军事上的主要变革都在于组织而不是科技。科学研究之所以能得到经费,多半是因为有人认为这些研究有助于达到某些政治、经济或宗教的目的。总之,科学研究一定得和某些宗教或意识形态联手,才有蓬勃发展的可能。意识形态能够让研究所耗的成本合理化。而代价就是意识形态能够影响科学的进程表,并且决定如何使用研究成果。全球第一条商业铁路于1830年在英国启用。到了1850年,西方国家已有将近40000公里的铁路纵横交错,但在整个亚洲、非洲和拉丁美洲,铁路总长只有4000公里。在1880年,西方铁路长度堂堂超过35万公里,但全球其他地区还只有大约3.5万公里而已(而且大多数是英国在印度所铺设)。中国甚至要到1876年,才建了第一条铁路,全长25公里,由欧洲人所建;而且来年就遭到中国政府拆除。所以,就算到了1880年,中国这个庞大的帝国连一条铁路也没有。波斯的第一条铁路要到1888年才完工,连接了伊朗首都德黑兰和南方约10公里远的一处穆斯林圣地,由一家比利时公司兴建及经营。在1950年,波斯的铁路网总长仍然只有2500公里,但这个国家的国土面积可是足足有英国的7倍大。中国和波斯其实并不缺乏制作蒸汽机的科技(当时要照抄或是购买都完全不成问题),他们缺少的是西方的价值观、故事、司法系统和社会政治结构过去的帝国主义者都认为自己已经了解了整个世界,“征服世界”只是为了要利用及传播他们自己对于世界的看法。相较之下,欧洲帝国主义之所以要前往遥远的彼岸,除了为了新领土,也是为了新知识。在18、19世纪,几乎每一趟从欧洲出发的军事远征队都必定有科学家同行,1459年欧洲人的世界地图。可以看到地图上似乎巨细靡遗,就算是当时欧洲人根本一无所知的南非地区,都有密密麻麻的信息。对今日许多精英分子而言,要比较判断不同人群的优劣,几乎讲的总是历史上的文化差异,而不再是种族上的生物差异。我们不再说“这就存在于他们的血液里”,而是说“这就存在于他们的文化里”。科学家为帝国提供了各种实用知识、思想基础和科技工具,要是没有他们,欧洲人能否征服世界实在仍是未定之数。至于征服者报答科学家的方式,则是提供各种信息和保护,资助着各种奇特迷人的研究,而且将科学的思考方式传到地球上的每一个偏远角落。如果没有帝国的支持,科学能否发展得如此蓬勃,也仍在未定之天。绝大多数的科学学科一开始的目的,都只是为了让帝国继续发展,而且许多发现、收集、建筑和学术也都多亏了有陆海军及帝国统治者的慷慨协助。显然,这还不是故事的全貌。除了帝国之外,还有其他因素支持着科学的发展。而且,欧洲各个帝国能够蓬勃兴盛,原因也不仅仅是科学而已。不论是科学还是帝国,它们能够迅速崛起,背后都还潜藏着一股特别重要的力量:资本主义。要不是因为商人想赚钱,哥伦布就不会抵达美洲,库克船长就不会抵达澳大利亚,阿姆斯特朗也就没办法在月球上跨出他那重要的一小步。有一位精打细算的金融家A先生,在加州开了一家银行。另外有一个建筑承包商B先生,才刚完成一件大案子,赚到了100万美元的现金。他把这笔现金存进了A先生的银行。于是,这家银行目前拥有了100万美元现金的资金。这时,有一位经验丰富但资金不足的面包师傅C小姐,觉得她看到了一个大好的商机:这个城市还没有一个真正好的面包店。只不过,她自己的钱还不足以买到全套需要的设备,像是工业烤箱、水槽、刀、锅碗瓢盆之类。于是,她到银行向A先生提出商业计划,说服他这项计划值得投资。A先生于是就用转账的方式,将100万美元的贷款转到C小姐的银行账户,账面上她就有了100万。接着,C小姐请承包商B先生来盖她的面包店,价格刚好又是100万美元。等到她写了支票给B先生,B先生又拿去存在A先生的银行里了。所以,现在B先生户头里有多少钱?没错,200万美元。然而,银行的保险库里实际上到底有多少钱?也没错,100万美元。而且,还不光只是这样。就像一般常见的情形,B先生这位承包商在两个月之后告诉C小姐,因为某些无法预期的问题和费用,面包店的建筑费用得涨到200万美元。虽然C小姐非常不高兴,但动工到一半,已经无法喊停了。于是她只好再次到银行,又说服了A先生再贷给她100万。于是,A先生又另外转了100万美元到她的账户里。而她也再将钱转到了承包商B先生的账户。这样一来,现在B先生户头里有多少钱?已经来到300万美元了。但银行里实际上呢?其实一直就只有100万美元。而且事实上,这100万现金从来就没有出过银行。根据目前的美国银行法,这种作业还可以再重复7次。所以,就算银行的保险库从头到尾就只有100万美元,但这位承包商的户头最后可以达到1000万美元。银行每次真正持有1元的时候,就能够放款10元;换句话说,也代表我们银行户头上看到的那些金钱,有超过九成其实只是数字,而没有实体的硬币或钞票。举例来说,如果今天汇丰银行的所有储户都忽然要求结清账户、提领现金,汇丰银行就会立刻倒闭(除非政府介入拯救)。而且,就算是产业龙头的英国劳埃德银行(Lloyds)、德意志银行、花旗银行,世上任何银行都是如此。在过去500年间,这种关于进步的概念说服了全球人民,将越来越多的信任交付给未来。正是这种信任创造了信贷;而信贷带来了实实在在的经济成长;正因为有成长,我们就更信任未来,也就愿意提供更多的信贷。亚当·斯密明确提出:人类全体财富的基础,就在于希望增加个人利润的自私心理。这一点可以说是人类历史上最革命性的概念,而且还不只是从经济的角度,也包括道德和政治的角度。他其实告诉我们:贪婪是好的,而且我们让自己过得好的时候,不只是自己得利,还能让他人受益。“利己”就是“利他”。现代资本主义经济的一大重点,就在于出现了一种新的道德标准:应该把利润拿出来,继续投资生产。这样一来,才能带来更多的利润再重新投入生产,再带来更多的利润,如此不断循环。到了现代,贵族已经被新精英分子取代,这批新人都是资本主义教条的信徒。过去的公爵侯爷黯然退位,取而代之的是董事、金融家、实业家。这些商业巨贾的富有程度让中世纪贵族瞠乎其后,但他们对于各种奢侈消费的兴趣远低于过去,所有利润只有非常小的部分是用于非生产性活动。一开始,资本主义只是关于经济如何运作的理论。资本主义的影响范围逐渐超越了单纯的经济领域,现在它还成了一套伦理,告诉我们该有怎样的行为,该如何教育孩子,甚至该如何思考问题。资本主义的基本原则在于,因为不论是正义、自由甚至快乐都必须依赖于经济成长,所以可说经济成长就是至善(或至少十分接近)。资本主义认为经济可以无穷无尽地发展下去,但这和我们日常生活观察到的宇宙现象完全背道而驰。像是对于狼群来说,如果它们觉得作为猎物的羊群会无限制扩大,岂不是荒谬至极?然而,人类的经济在整个现代时期就是这样不可思议地持续指数成长。唯一的原因,就在于科学家总是能每隔几年就取得另一项发现,提出另一项发明,像是美洲大陆、内燃机引擎,或是运用基因工程的羊。印钞票的是银行和政府,但最后埋单的是科学家。在过去几年里,我们看到银行和政府疯狂地印钞票。每个人都担心经济危机会让经济停滞、不再成长,于是他们就这样无中生有地印了数万亿的美元、欧元和日元,让金融体系里凭空出现一大笔便宜信贷,只盼望着科学家、技术人员和工程师能够在经济泡沫破灭之前,设法想出得以力挽狂澜的创世发明或发现。欧洲人征服世界的过程中,所需资金来源从税收逐渐转为信贷,而且也逐渐改由资本家主导,一切的目标就是要让投资取得最高的报酬。于是,由穿着西装、戴着帽子的银行家和商人所建立的帝国,就这样打败了由穿金戴银、配备闪亮盔甲的国王和贵族建立的帝国。这些商业型的帝国,取得资金进行征服的效率就是高出一截。毕竟,没人喜欢缴税,但人人都乐于投资。在19世纪末,中国鸦片成瘾者约有4000万,足足占了全国人口1/10。1821年,希腊人起身反抗奥斯曼帝国,英国自由和浪漫圈子的人大感同情,甚至像诗人拜伦就亲自前往希腊,与这些反叛分子并肩作战。但就在同时,伦敦金融家看到的是大好商机。他们向反抗军领袖提议,在伦敦证券交易所上市发行债券,为希腊反抗筹资。而如果最后希腊独立成功,就要连本带利偿还。于是,民间投资者有的为了利润,有的出于同情,也或者兼而有之,纷纷买入这种债券。至于这种希腊起义债券在伦敦证交所的价格,就随着希腊当地的战情起起伏伏。土耳其慢慢地占了上风,眼看反抗军就要战败,而债券持有人就快输到脱裤了。但就在此时,正因为债券持有人的利益就是国家的利益,英国组织起一支国际舰队,在1827年的纳瓦里诺战役一举击溃奥斯曼帝国的主要舰队。从此,受到长达几世纪的征服统治后,希腊终于自由了。只不过,自由的代价就是一大笔巨额债务,这个新成立的国家根本无力偿还。在接下来的几十年间,希腊经济都被欠英国的债务压得喘不过气。在中世纪结束的时候,基督教欧洲几乎完全没有奴隶制度的现象。但到了现代早期,欧洲资本主义兴起,大西洋奴隶贸易也应运而生。奴隶贸易这场灾难的罪魁祸首并不是暴君或是种族主义者,而是不受限制的市场力量。从16世纪到19世纪,大约有1000万非洲奴隶被运到美洲,其中有大约七成都在甘蔗园里工作。民间贩奴公司甚至在阿姆斯特丹、伦敦和巴黎证交所上市,出售股份。从中国炼丹术士发现火药,到土耳其人用大炮粉碎君士坦丁堡的城墙,之间足足过了600年。但从爱因斯坦发现质量可以转化为能量之后(也就是E=MC2),仅仅过了40年,原子弹就已经落在了广岛和长崎,核电厂也如雨后春笋般遍布全球。为了学习必要的技能,演化就会在小牛(以及所有社交性哺乳动物的幼崽)的心理植入强烈想要玩耍的欲望,这正是哺乳动物学习社交行为的管道。出现了一种新的伦理观:消费主义。各种宗教节日(例如圣诞节)都已经成了购物节。资本主义和消费主义的伦理可以说是一枚硬币的正反两面,将这两种秩序合而为一。有钱人的最高指导原则是——“投资!”而我们这些其他人的最高指导原则则是——“购买!”所以翻开伦理道德的历史,虽然会看到许多美妙的理想,但遗憾的是几乎没人能做到。大多数基督徒的作为不像基督,大多数佛教徒没听佛陀的话,大多数儒家子弟可能会让孔子频频摇头。但今天的情况有所不同了,大多数人都能轻松达到资本/消费主义的理想。想要进入这种新伦理所承诺的天堂,条件就是有钱人应该继续贪婪下去,把时间投入赚更多的钱,至于一般大众则是要尽情满足自己的欲望和热情,想要什么就买什么。这是人类有史以来第一次,信众终于真的能够做到宗教要求的条件。只不过,我们又怎么知道它承诺的天堂是什么样子?答案是:看看电视,你就知道。工业革命让人类社会起了数十种重大的变化,采用工业化的时间概念只是其中之一。其他著名的项目还包括都市化、农民阶级消失、工业无产阶级的兴起、对一般大众的赋能、民主化、青少年文化,以及父权社会的解体。然而这一切都比不上有史以来人类最大的社会革命:家庭和地方社群崩溃,改由国家和市场取代。现代所兴起的两大想象社群,就是“民族”和“消费大众”。所谓民族,是国家的想象社群。而所谓消费大众,则是市场的想象社群。就算我用的原料是放了两年的面粉、放了两年的油、放了两年的糖,做出来的也不会是放了两年的蛋糕。正因为战争的成本飙升,也就代表其利润下降。在史上大多数时候,只要掠夺或兼并敌人的领土,就能为自己的国力注入一剂强心针。过去的财富多半就是田地、牛、奴隶和黄金,无论要抢劫或占领都十分方便。但到了今天,财富的形式变成了人力资本、科技知识,以及像是银行这种复杂的社会经济结构,想要抢夺或是占领都相当困难。战争已经不再那么有利可图,但和平却成了一笔越来越划算的生意。如果后来的人并没有比较快乐,我们又为什么要发展农业、城市、文字、钱币、帝国、科学和工业呢?虽然很少有人提出对于快乐的长期纵观研究,但几乎所有学者和大众心中都多少有些模糊的定见。常有人认为,历史不断进展,人类的能力也不断增加。而一般来说,我们会运用能力来减轻痛苦、满足愿望,所以我们想必过得比中世纪的祖宗们来得快乐,而他们又一定比石器时代的狩猎采集者来得开心。历史一再证实,人类有了权力或能力就可能滥用,所以要说能力越高就越幸福,看来实在有些天真。在过去两个世纪间,有数百亿动物遭到现代工业制度的剥削,而且其冷酷程度是整个地球史上前所未有的。就算那些动物保护团体指出的现象只有1/10是事实,现代农业产业也已经是史上最大规模、最残暴的罪行。要评估全球幸福程度的时候,只看上层阶级、只看欧洲人、只看男性,都是巨大的错误。而且,或许只看人类也同样有失公允。这样一来,我们就得考虑一种可能性。虽然过去两个世纪间人类在物质条件上有了大幅改善,但因为家庭崩溃、社会失调,所以两者的作用很可能互相抵消。如果真是如此,现在的人并不见得比1800年更快乐。甚至是我们现在如此看重的“自由”,也可能是让我们不那么快乐的原因。你可能会觉得,这一切不就是老生常谈吗?就算没有这群心理学家、什么问卷都没做,我们也早就知道了。就像千年之前,先知、诗人和哲学家也早就说过,重要的是要知足,而不是一直想要得到更多。只不过,看到现代研究用了这么多数字和图表,最后得出和古人相同的结论,其实感觉还是不错。有没有可能,第三世界国家之所以会对生活不满,不只是因为贫穷、疾病、腐败和政治压迫,也是因为他们看到了第一世界国家的生活标准?平均来说,埃及人在前总统穆巴拉克的统治下,死于饥饿、瘟疫或暴力的可能性远低于在古代法老拉美西斯二世(Ramses II)或埃及艳后克丽奥佩特拉统治的时期。对大多数埃及人而言,这根本是有史以来物质条件最好的时刻。在2011年,理论上他们应该要在大街上跳舞庆祝,感谢安拉赐给他们这一切的财富才对。然而,他们反而是满怀愤怒,起身推翻了穆巴拉克。原因就在于,他们比较的对象不是古代的法老王,而是同时代的美国总统奥巴马。这么一来,就算是长生不老也可能会导致不满。假设科学找出了能够医治所有疾病的万灵丹,加上有效抗老疗程和再生治疗,能够让人永葆青春,那么,最可能发生的事,就是整个世界感到空前的愤怒和焦虑。生物学家认为,我们的心理和情感世界其实是由经过数百万年演化的生化机制所形塑。所有的心理状态(包括主观幸福感)并不是由外在因素(例如工资、社会关系或政治权利)来决定,而是由神经、神经元、突触和各种生化物质(例如血清素、多巴胺和催产素)构成的复杂系统而定。所以,不管是中了乐透、买了房子、升官发财,或是找到了真正的爱情,都不是真正让我们快乐的原因。我们能够快乐的唯一原因,就是身体内发出快感的感官感受。所以,那些刚中了乐透、刚找到真爱的人,之所以会快乐地跳了起来,并不是因为真的对金钱或情人有所反应,而是因为血液中开始流过各种激素,脑中也开始闪现着小小的电流。虽然我们总是想在人间创造出快乐的天堂,但人体的内部生化系统似乎就是对快乐多有限制,只会维持在恒定的水平。快乐这件事不适用于自然选择的原则,如果是个快乐的孤独隐士,对上两位整天焦虑的爸妈,前者会绝种,而后者却能把基因再传下去。快乐或痛苦在演化过程里的作用,就只在于鼓励或阻挡生存和繁衍。所以也不难想象,人类演化的结果,就是不会太快乐,也不会太痛苦。我们会短暂感受到快感,但不会永远持续。迟早快感会消退,让我们再次感受到痛苦。想要有长期的快乐,只能靠血清素、多巴胺和催产素。赫胥黎笔下这个令人毛骨悚然的世界,背后有一项基本生物学假设:“快乐等于快感”。如果快乐是在于感受快感,想要更快乐,就得操纵我们的生化系统。如果快乐是在于觉得生命有意义,想要更快乐,就得要骗自己骗得更彻底。以上两种论点都有一个共同假设:快乐是一种主观感受如果我们从小到大不断被灌输这些口号,就很可能相信快乐是种主观的感受,而是否快乐当然就是每个人自己最清楚。然而,这不过是自由主义独有的一个观点而已。历史上大多数的宗教和意识形态认为,关于善、关于美、关于何事应为,都有客观的标准。换句话说,不论智人付出了多少努力,有了多少成就,还是没办法打破生物因素的限制。然而,就在21世纪曙光乍现之时,情况已经有所改变:智人开始超越了这些界限。自然选择的法则开始被打破,而由智慧设计(intelligent design)法则取而代之。田鼠是一种小型、粗壮的啮齿类动物,很像老鼠,而且大多数品种的习性都是杂交。然而,却有一种品种有忠贞的一夫一妻关系。遗传基因学家声称已经找出了这种形成田鼠一夫一妻制的基因。只要加上这个基因,就能让田鼠从爱偷吃变成爱顾家认知革命后,智人从几乎微不足道的猿类变成了世界的主人。然而智人的生理并没有什么改变,甚至连大脑的容量和外形也和过去几乎相同。可见这只是大脑内部几个小小的调整罢了。也或许,只要再有某个小小的调整,就会引发第二次的认知革命,建立一种全新的意识,让智人再次改头换面、彻底不同。虽然我们目前确实还无法创造出超人类,但看来前方的路上也没有什么绝对无法克服的科技障碍。现在真正让人类研究放慢脚步的原因,在于伦理和政治上的争议。2005年成立了一项“蓝脑计划”(Blue Brain Project),希望能用计算机完整重建一个人脑,用电子回路来仿真大脑中的神经网络。计划主持人表示,如果能有足够的经费,大约只要10到20年,就能在计算机里建构出人工大脑,而且语言及举止就像是正常人一样。到现在,并不是所有学者都认为人脑的运作方式类似于计算机(因此也就很难用现今的计算机来仿真),但我们并不能因此就排除这种可能性。在2013年,蓝脑计划已经从欧盟取得了10亿欧元资金的挹注。奇异点(singularity)。如果说和我们拥有相同情感和认同的生物未来将会灭绝,由能力远高于我们的陌生物种取而代之,这个版本就比较毛骨悚然,令人难以接受。对我们来说,把科学怪人描述成一个怪物,而我们不得不为了拯救人类而将之摧毁,算是个比较能叫人放心的结局。我们喜欢这种版本,是因为这个版本暗示着人类仍然是万物之灵,再也不会有比人类更优秀的物种。此外,想要“改进”人类的尝试也必然失败,因为就算能够增强身体的能力,重点还是在那崇高而不得碰触的人类心灵。但人类很难接受的一个事实就是,科学家不仅能够改造身体,也能改造心灵,未来创造出来的科学怪人可能就是硬生生比人类优秀不知凡几,他们看着我们,就像是我们看尼安德特人一样带着一种轻蔑和不屑。如果智人的历史确实即将谢幕,我们这些最后一代的智人,或许该花点时间回答最后一个问题:我们究竟想要变成什么?所有目前政治家、哲学家、学者和一般大众所争论的其他问题,在人类强化问题前都算不上什么。毕竟,等到智人消失之后,今天所有的宗教、意识形态、民族和阶级很可能也会随之烟消云散。而如果我们的接班人与我们有完全不同的意识层次(或者是有某种已经超乎我们想象的意识运作方式),再谈基督教或伊斯兰教、共产主义或是资本主义,甚至性别的男女,对他们来说可能都已不具意义。然而,我们还是有必要谈谈这些关于历史的重要问题,因为就算是这些新时代的神,第一代还是由我们人类所设计,受到我们的文化概念影响。创造他们时所依循的理念,究竟会是资本主义、伊斯兰教,还是女权主义?根据不同的答案,就可能让他们走向完全不同的方向。在7万年前,智人还不过是一种微不足道的动物,在非洲的角落自顾自地生活。但就在接下来的几千年间,智人就成了整个地球的主人、生态系统的梦魇。时至今日,智人似乎只要再跨一步就能进入神的境界,不仅有望获得永恒的青春,更拥有创造和毁灭一切的神力。
总结 人类:一种也没什么特别的动物 大约在135亿年前,经过所谓的“大爆炸”(BigBang)之后,宇宙的物质、能量、时间和空间才成了现在的样子。宇宙的这些基本特征,就成了“物理学”。 在这之后过了大约30万年,物质和能量开始形成复杂的结构,称为“原子”,再进一步构成“分子...
在今晨三点看完,写下这篇。 最后看完的震撼之感,不亚于当初的《三体》。 人类的科技发展太快,法律和伦理等都已经跟不上了,我们现在站在分叉路口,作者提醒我们应该好好考虑下,自己想要怎样的未来,尽管这样的思考有徒劳的可能,也不应停止思考,并有所行动。 此书是我今年看过最棒的书,...
人类,一种也没什么特别的动物 “智人”(Homo sapiens )文化发展路上的三大重要革命:1,认知革命(Cognitive R evolution )约7万年前:历史正式启动;2,农业革命(Agricultural Revolution )约12000年前:让历史加速...
在原始社会,人类因为共同的神话故事,几百个人能够相互合作。然而,这种合作松散而有限,各个智人部落还是各自生活。进入农业社会,虚构的力量变得十分强大,人类创造出城市,帝国,有限公司的故事,以及巨大的合作网络。 现代人的生活已经和这些想象的秩序相融合,体现在如下三个方面: 1...
兄弟的守护者 既然地球上曾经有多种人种同时存在,那么他们最终去了哪里?也许这个话题是“智人”很难以启齿的。 据考证,大约15万年前,“智人”已经在非洲某个角落出现了。此时对各人种来说,用火已经带来许多优势,但这个阶段,人类仍然不过是种边缘生物,各类人种总数也不过百万。他们虽...
我国的饮食文化博大精深,现在的特色小吃越来越受到用户的喜欢,各地的小吃街也在不断的发展,而且生意都相当的火爆,在过去的几年中特色小吃行业取得了巨大的发展,而且小吃行业也开始和互联网形成对接,目前特色小吃培训行业开发餐饮版微信小程序实现大收益已经成为了事实。小吃进军互联网,在...
学习必静心,你若时刻意识到自己需要盈科而后行,成章而后达,计划里列满了自己要学的科目和章程,自然心静,叫你干啥都不想去,一心回家去填自己的坑。 【孟子曰:“孔子登东山而小鲁,登泰山而小天下,故观于海者难为水,游于圣人之门者难为言。”】 孔子登上东山,就觉得鲁国小了;登上泰山...
外面在下着无声的雨,我的心亦慢慢变得坦荡起来。傻瓜,有什么好畏惧的呢?未来本来就是未知的,你的计划安排,真的有时候是不堪一击。所以,做好现在就可以了,未来的事谁知道呢?So what?我的未来我自己主宰!晚安,谢谢爱我的人,到现在我才发现,你们给我的力量,真的很大!
日夜里,我躺在床上,刷着微博,得知美国最高法院正式宣布同性婚姻在美国合法化,全美50个州的同性伴侣都将平等享有法定婚姻权。我不是同性恋,也没有参加过任何一个平权运动,所以我没有激动得要哭,只是看着满屏幕的彩虹旗,我简直高兴得在床上跳起舞来。 然后,随之而来...
好久没发创意家居了,今天来分享一波魔性的椅子。 小户型,往往没地方放太多的椅子,那肿么办呢? 来个可折叠的可以放在书架上的椅子吧,还便携,可以拿出去郊游呢。 不够坐,还有加长版 有桌有椅,这不就搞定了 嫌纸的不结实?咱还有木头的。. 一个墩子? 错了,六个凳子 木头的虽结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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