有英国人说是联合国驻派也门的外科医生 要来中国驻也门大使馆定居结婚 是不是骗子

巴沙尔为何撑到现在仍不倒?
导语:若从2011年1月叙利亚爆发大规模示威算起,针对巴沙尔·阿萨德政权的这场冲突已有一年半多。期间,不仅西方国家立场鲜明地站在反对派一方要求巴沙尔下台,大多阿拉伯国家也持此立场,而中俄则明确表示反对。对此,国内有很多网友不理解,中俄这么做,岂不是支持巴沙尔政权?
1、你更支持巴沙尔还是反对派?
2、你对巴沙尔政权前景乐不乐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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巴沙尔政权"不合法"吗?
巴沙尔改革受阻,西方助燃叙利亚内战
◇巴沙尔子承父业,探求改革。巴沙尔·阿萨德从他父亲手中接过总统职位,被称为"权二代"。阿萨德家族利用阿拉维派这一占全国少数人口比例的派别,统治着占国民大多数的逊尼派民众达40多年,还是阿拉伯地区唯一成功将权力移交给下一代的独裁统治家族。
巴沙尔就任叙利亚总统后开始改革:在政治上,释放政治犯,放松言论控制,打击贪腐行为,并禁止神化领导人;在经济上,他推行九个五年计划,进行经济改革,提出了"改革、发展和现代化"一揽子计划,吸引外资,改善民生。这些改革被誉为"大马士革之春"。但"大马士革之春"很快结束,叙利亚面对外部制裁压力、严重干旱、石油资源逐步减少等诸多不利因素,在经济领域并没有实现大发展,政治上也逐步收紧。
◇改革受阻被西方要求巴沙尔下台,叙内战开打。
2011年1月下旬,叙利亚爆发了大规模的反政府示威,巴沙尔·阿萨德及其政府正面临着执政危机。日,叙利亚总统巴沙尔承认军队镇压示威民众犯错,再提出进行政治改革,承诺明年初完成宪法修改工作。日,美国、英国、法国、德国及欧盟均发布声明,要求叙利亚总统阿萨德下台。多国表示,阿萨德政权数月来对和平示威实施了血腥镇压和残暴的侵犯人权行为,要求其立即交权。叙利亚局势日趋严峻,逐渐演变成反对武装与政府军的内战。
反对派都是些什么人?
那么,叙利亚反对派到底由哪些人组成呢?他们是否代表了叙利亚的"民意"?前外交官正风认为:叙造反派是一群派别林立,混入了穆斯林极端分子和基地组织成员,得到不同国家援助,代表不同政治派别和教派团体利益,持有不同主张,四处流窜,缺乏可以立足的根据地,缺乏统一明确的政治纲领,各自为战、互不协调、缺乏统一领导和指挥,内部争权夺利,四分五裂,没有合法代表,无人说话算数的乌合之众。
身在叙利亚的战地记者、《装备与生存》杂志社西亚非报道中心副主任王国乡在环球网论坛访谈中介绍:"反对派在大多数民众眼中,就是恐怖分子。无论是多数百姓,还是反对派中的和平谈判派别,都坚决反对外国干预。我们目前所说的反对派,是武装反对派,即西方和海湾国家支持的恐怖分子。这场战争已经成为反恐发侵略战争了,不是所谓内战。"
55%-60%叙利亚民意站在巴沙尔政权一边
前外交官正风撰文介绍:叙利亚人口2220万,其中阿拉伯人占80%以上。总人口的85%信奉伊斯兰教,14%信奉基督教。在穆斯林人口中,逊尼派占80%(约占全国人口的68%),什叶派占20%,在什叶派中阿拉维派占75%(约占全国人口的11.5%)。库尔德人约占10%。
他在文章中介绍:伊斯兰什叶派的阿拉维派占人口的12%还坚定支持阿拉维派主导的政权,德鲁兹派也在支持阿萨德政权,基督徒也在支持阿萨德,库尔德人也未参加叙自由军。此外,逊尼派的高官、富商等也在支持阿萨德政权。如此算来:占总人口12%的阿拉维派穆斯林、占总人口14%的基督教徒、占总人口10%的库尔德人、占总人口3-5%的德鲁兹派这些坚定支持者占到了总人口的40%以上了。这还没算那些支持政权什叶派、逊尼派的普通民众。
王国乡介绍:政府军和安全部队在尽力保护平民,大马士革普通民众家家都有政府发的枪,配合警察,政府军,这也说明了现政府受多数民众支持,否则怎么敢发枪给百姓?他表示:"叙利亚民意,55%-60%左右站在现政权一边。这是我在大量调研之后的结论。多数敢说真话、但进不了他们主流媒体的西方独立记者,在调查研究后得出和我相同结论。"
西方是为了"自由民主"吗?
西方是为了"民主自由",还是地缘政治?
美国政府一直千方百计地否定阿萨德政权的合法性,非要阿萨德下台不可,理由是"他是镇压人民的独裁者"。然而,美国果真是像很多人想象的那样,为了帮助叙利亚人民获得民主、自由和人权吗?
前外交官正风认为:正如美国参议员麦凯恩所言,美国所追求的只是自己的地缘政治利益而已:即借机搞掉阿萨德,拔掉俄罗斯在中东的最后一个据点,砍掉伊朗的一条胳膊从而孤立它,进而再拔掉这个"眼中钉肉中刺",把世界最富集的石油产区—中东和海湾国家掌控在自己手里。为达此目的,麦凯恩扬言要轰炸叙利亚,罗姆尼则主张公开武装反对派,对叙进行军事干预。白宫发言人承认,虽然"美国政府尚未正式武装叙造反者,但已经向他们提供了资金援助,并通过不断地呼吁他下台的诸多努力否定阿萨德的合法性,来辅佐反对派。
新型的"十字军东征":挑起穆斯林厮杀,再坐收渔利
前外交官正风认为:所谓"阿拉伯之春",其实就是美国和西方国家对海湾和中东地区的伊斯兰国家发动的一场新的"十字军东征"(十字军东征是中世纪欧洲基督教徒发动的试图征服伊斯兰世界的一场宗教、侵略与掠夺战争)。主要目的是试图用美国和西方民主、自由和人权的价值观(包括基督教价值观)改造伊斯兰教世界,乘机掠夺阿拉伯和海湾地区丰富的石油资源。主要的手段尽量不再出动地面部队,而是利用穆斯林国家内部或国家之间的教派矛盾,拉一派,打一派。美国等国出钱、出枪、出信息,让穆斯林兄弟们彼此厮杀,美国和西方国家坐收渔人之利。
一些阿拉伯国家为何与叙利亚"闹翻"?
哪些国家在反对阿萨德政权?
自从伊斯兰教创建人,先知穆罕默德去世之后,在谁继承穆罕默德问题上出现了分歧,后来演变成逊尼派和什叶派。同为穆斯林兄弟,因为观点不同,经常打派仗。这一点,经过文化大革命的中国人不难理解。反对阿萨德政权的海湾国家都是逊尼派执政的国家。让我们看一下这个教派分布图:
沙特阿拉伯:人口2370万,其中沙特公民约占70%。逊尼派占85%,执政的是逊尼派。但是,在靠近巴林的东部石油最富集的地区,什叶派人口占90%。
巴林:人口120万,外籍人占49%,85%的居民信奉伊斯兰教,其中什叶派占70%,逊尼派占30%,执政的是逊尼少数派。
卡塔尔:人口172万,其中卡塔尔公民约占20%。居民多数属逊尼派中的瓦哈比教派,什叶派占全国人口的16%。
阿联酋:人口826万,外籍人占88.5%,居民大多信奉伊斯兰教,多数属逊尼派。
科威特:人口354万,居民中95%信奉伊斯兰教,其中约70%属逊尼派,30%为什叶派。
也门:人口2360万,什叶派和逊尼派各占50%。但是在也门北部靠近沙特的石油富集区,什叶派占绝大多数。
(下面4个是与叙利亚边境接壤邻国:)
土耳其:人口7256万,土耳其族占80%以上,库尔德族约占15%; 99%的居民信奉伊斯兰教,其中85%属逊尼派,其余为什叶派(阿拉维派),少数人信仰基督教和犹太教。
约旦:人口625万,其中60%以上是巴勒斯坦人。98%的人口为阿拉伯人,92%居民属逊尼派,另有少数什叶派和德鲁兹派。
以色列:人口 786.99万,其中犹太人约占75%,其余为阿拉伯人、德鲁兹人等。大部分居民信奉犹太教,其余信奉伊斯兰教、基督教和其他宗教。
黎巴嫩:人口414万,居民54%信奉伊斯兰教,主要是什叶派、逊尼派和德鲁兹派;46%信奉基督教,主要有马龙派、希腊东正教、罗马天主教和亚美尼亚东正教等。(需要注意的是,8月3日联合国大会"有关叙利亚问题的决议"投了弃权票,表明了中立立场)
这个教派分布图说明,为何其他阿拉伯国家对叙利亚问题采取截然不同的态度,为何他们要支持一派打一派:这些国家的政府都从穆斯林教派角度支持叙造反派,主要是为了扩大本教派的势力和影响。西方世界也是如此利用教派矛盾。
总结就是:什叶派执政国家内的什叶派以及逊尼派执政国家内的什叶派都支持阿萨德,而沙特和其他逊尼派执政国家内的逊尼派支持叙造反派。沙特、卡塔尔等逊尼派执政的国家公开呼吁要阿萨德下台而且通过土耳其向叙造反派提供大量资金和武器援助。
哪些国家又在支持阿萨德政权?
反对叙利亚阿萨德政权的是逊尼派执政的国家,那么无疑,支持它(或起码不反对它、不支持叙反对派)的就是什叶派执政的国家了。它们有:
伊朗:人口7510万,98.8%的居民信奉伊斯兰教,其中91%为什叶派,7.8%为逊尼派。执政的是什叶派。叙利亚执政的阿拉维派与伊朗同属一个教派,而且叙利亚也是伊朗的重要战略伙伴。
伊拉克:人口 3164万,什叶派约占60%,逊尼派约占18%,库尔德人约占18%,执政的是什叶派。美国入侵伊拉克之前,执政的是占人口少数的逊尼派。美国以"大规模杀伤性武器"为由,大举入侵,推翻并绞死了萨达姆,由占人口多数的什叶派执政。现在是被美国赶下台的逊尼派仇恨美国,执政的什叶派也并不亲美。
总的说来,伊朗坚定地支持,但伊拉克马利基的态度谨慎,对叙政权、反对派都没有明确态度,但明确反对外界武装叙造反派。
中国是不是在维护巴沙尔政权?
中国是在支持巴沙尔政权吗?
中国在联合国安理会上先后4次在西方提出的叙利亚决议上投否决票,反对美国等西方国家只针对叙利亚巴沙尔政权,是在维护巴沙尔政权的统治吗?
中国前驻伊朗、阿联酋、荷兰大使华黎明认为:中国在叙利亚不谋求一己的私利,坚定地认为,为了避免叙利亚出现长期内战,最现实的选择就是劝和促谈,推动叙利亚政府与反对派展开没有任何先决条件的对话,不赞成对叙进行武力干预或强行推动所谓"政权更迭"。这既能切实维护叙利亚的独立、统一和领土完整,又顾及到了中东地区的和平稳定。外部势力怂恿叙利亚境内的暴力,强力推动更迭叙利亚政府,其结果只能是在叙利亚引发长期内战,让叙利亚人民跌入万劫不复的深渊。中国应对自己所持的立场充满自信。
前外交官正风认为:阿萨德总统的去留应该由叙利亚人民自己决定。美国无权干涉叙利亚的内部事物。这是最起码的国际行为准则。在过去20年,中国在联合国投过5次否决票,4次用在叙利亚问题上,目的就是为了坚守别国不得干涉他国内政的神圣原则。而那些投赞成票的多数中小国家也绝非死心塌地追随美国,而是处于惧怕美国的淫威。
中国会与阿拉伯世界闹翻吗?
中国前驻伊朗、阿联酋、荷兰大使华黎明认为:在叙利亚问题上,美国有阿盟做伴,似乎声势很壮。但是,人们可以坚信,阿拉伯国家毕竟与中国更亲近。阿拉伯国家与中华人民共和国有60年的友好关系,基础深厚坚固。在当今世界上,中阿之间又建立和发展了广泛的、相互依存度很高的经贸联系。在叙利亚问题上,几个阿拉伯国家与美国立场重合只是殊途同归。中国与几个阿拉伯国家在叙利亚问题上的分歧,只不过是中阿关系汪洋大海中的一朵小小浪花,历史仍将沿着自己的轨迹前进。
巴沙尔倒台对叙利亚和世界更好吗?
叙利亚将陷入更多屠杀和混战
首先,会发生大屠杀。"得胜"的造反军,将对长期支持阿萨德政权的阿拉维派、基督教徒、逊尼派上层人,亲政的沙比哈(shabiha)民兵以及支持阿萨德的逊尼派富商们进行无情报复和屠杀。后者都会继续拼死抵抗。他们对外国入侵者毫不留情,叙利亚就会陷入一场大混战大厮杀。
其次,造反派可能彼此混战。造反派内部已经开始争夺权力,选不出一个可以被各方接受的领导人。美国希望把阿萨德赶下台之后,再由他们各派彼此对话解决。专家们指出,反派内部为了争夺权力和领土,各不相让。到时候,他们只能用炸弹和子弹来对话,彼此打杀起来,使叙利亚乱上加乱。
第三,造反军与"自由战士"也将难免一战。叙利亚造反军司令阿布·巴克尔说,目前只能允许外国战士在这里,没有别的选择。因为外国战士们带来了火箭榴弹、自制炸药,还带来的许多制造炸弹的经验。而来自科威特和沙特的伊斯兰分子不仅最有战斗力和战斗经验,而且也最有钱。但是,他又说:"我们的目标是建设一个新的未来,不是毁掉一切。目前我们共同的目标是推翻政权。当阿萨德倒台之后,我们可能发现一个与我们先前盟友的新战场。"据此,观察家们担心,叙造反军与"外国自由战士"难免一战。
叙利亚可能被肢解成多个"迷你小国"
由于美国和北约以及逊尼派执政的国家联合起来在政治、经济、外交、军事、武器和信息等诸方面向反派军提供支持;由北约和土耳其招聘来的伊斯兰分子,公开进入叙利;造反军得到的援助越来越多,武器水平越来越高,叙利不仅有可能出现长期惨烈的内战,而且有可能演变成第二个南斯拉夫,产生若干以宗教派别为主的"迷你国家"(ministate)。叙利亚国家将肢解,数百万人流离失所,造成大规模的人道主义灾难。据专家们分析——
1、阿拉维派为了防止阿萨德下台后遭到逊尼派报复和屠杀,不仅要拼死抵抗,而且为了继续生存下去,他们可能退守到叙西部沿海的拉塔基亚和塔尔图斯等港口城市为主的地区,建立以阿拉维派为主的"迷你"国家。那里也有俄罗斯在国外的唯一一个海军基地。
2、叙可能出现一个激进的伊斯兰逊尼派政权,甚至建立伊斯兰教法国家,对异教徒实施大清洗,大批基督教徒遭屠杀或逃往国外。
3、叙利亚境内的库尔德人明确表示,如果阿萨德被迫下台,库尔德人可能会乘机在其居住地区宣布自治,甚至有可能与土耳其和伊拉克境内的库尔德人联合起起来,组建独立的库尔德国家。
当然,这些迷你小国不会和平相处,仍然将处于战争之中,新政权也绝不会容忍阿拉维派和库尔德人建立各自的 "国家",进行围剿,这样叙将进入"战国时代"。此外,激进的逊尼派政权也不会容忍以色列继续占领戈兰高地,有可能发动对以色列的战争。
将导致世界更大的灾难
美国和北约在叙利亚谋求的地缘政治利益是打垮伊朗的重要战略伙伴—阿萨德政权,铲除真主党,根除对以色列的长期威胁,孤立削弱,最后推翻什叶派执政的伊朗,扶植亲西方的代理人,控制中东地区石油并用西方价值观改造整个阿拉伯世界。有人说,叙利亚是中东"马蜂窝",有人比喻叙利亚问题如同一个能够摧毁一切,巨大无比的大雪球。
1、如果逊尼派在叙利亚获胜,被美国赶下台的伊拉克逊尼派会受到鼓舞,力图借机推翻受到伊朗支持的马利基政府。如果阿萨德政权垮台,有可能导致中东地区教派阵线重心洗牌。这令伊拉克感到紧张。
2、叙利亚危机是一团燃烧的火,它的火焰将会冲出国界,横扫整个阿拉伯世界。叙的邻国—黎巴嫩、土耳其、伊拉克和约旦等都难于幸免。如果美国和北约在逊尼派执政的阿拉伯国家赞助下,公然军事入侵叙利亚,尤其是以色列介入其中,那么什叶派执政的国家和逊尼派执政国家内的什叶派教徒就可能会介入外国入侵叙利亚的战争并可能引发一场中东地区血腥教派大战。中东将面临长期的动乱。
3、伊朗不大可能坐视美国和以色列对叙利亚动武。如果以色列或美国乘机对伊朗核设施进行袭击,那将会引暴一场海湾地区大战。伊朗甚至被迫使出自己的杀手锏——封锁霍尔姆斯海峡,切断世界石油供应链,导致石油价格飞涨,使美国和西方世界经济陷入一片混乱。世界各国都难于幸免。许多国家的工厂将被迫关闭,许多汽车停驶,无数人失业,甚至导致世界市场崩溃……
4、俄罗斯在叙利亚设有海军基地,如果该基地受到威胁,俄罗斯的态度如何难于预料。万一态度强硬的普京"大帝"因此介入,将会进一步扩大叙利亚问题事态。起码它可以用导弹威胁欧洲,制造恐慌,牵制和分散美国和北约的军事力量。
5、叙利亚已经公开声明,自己拥有生化武器,并将动用这些武器对付外国入侵者。目前,以色列等国最担心的是这些化学武器落入黎巴嫩真主党手中。对于这些武器感兴趣的还大有人在,尤其是基地组织。一旦,阿萨德突然垮台,对这些武器失控了控制,谁都无法保证,这些武器不会落入基地组织手中。到那时,受害者将是制造叙动乱的罪魁祸首美国等西方国家。此外,潜伏在美、英等国的基地组织成员以及土生土长的极端分子,可能会乘机对美英等国发动袭击。
为避免误导,战地记者王国乡建议国人忽视半岛电视台、BBC、CNN和法新社的消息,而关注路透社、叙利亚阿拉伯通讯社、叙利亚国家媒体。他还推荐自己在现场发布的微博
其实,潘基文说得已经很清楚:叙利亚内战已经成了各方代理人之间战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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品:环球网评论频道联合国称封锁不解除 也门或面临世界罕见大饥荒
发稿时间: 16:59:00
作者:尚绪谦
  联合国警告封锁使也门面临大饥荒
  新华社联合国11月8日电(记者尚绪谦)联合国负责人道主义事务的副秘书长兼紧急救援协调员马克·洛科克8日警告说,如果目前针对也门的海陆空封锁不解除,该国将面临世界罕见的大饥荒。
  洛科克当天下午应邀参加安理会关于也门问题的闭门会,介绍该国人道主义形势。他此后会见记者时说,如果沙特阿拉伯领导的国际联军不解除对也门的封锁,也门将面临数百万人遭殃的大饥荒,其规模将远远超过今年的南苏丹饥荒和2011年的索马里饥荒。必须立即向联合国人道主义救援开放也门的海陆空通道。
  闭门会结束后,安理会本月主席、意大利常驻联合国代表塞巴斯蒂亚诺?卡尔迪对记者说,安理会对也门严峻的人道主义形势表示担忧,强调也门机场和海港维持正常运行的重要性,尤其是作为人道主义援助生命线的西部海港荷台达必须开放。安理会要求各方允许联合国人道主义援助物资和人员在也门受战争影响地区安全便捷和无障碍通行。
  也门胡塞武装4日向沙特首都利雅得发射一枚弹道导弹,被沙特防空部队拦截。沙特领导的联军因此封锁了也门的海陆空通道,防止也门胡塞武装接收国外武器。封锁导致也门人道主义形势更加严峻。目前,也门约700万人面临饥饿,2100万人需要人道主义援助,占总人口的82%。
责任编辑:李永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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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不管是喜鹊叫还是乌鸦叫,今年不进联合国。”
  1971年5月,巴基斯坦方面转来美国总统尼克松的口信,说他准备来北京同中国领导人交谈中美关系以及彼此关心的问题,为此先派他的国家安全事务助理基辛格秘密访华,进行预备性会谈。毛泽东主席决定,以周恩来总理的名义经巴方转告美方,表示同意。
  基辛格于日至11日秘密访华。周恩来总理在同他会谈中,就两国关系正常化问题全面阐明我国的原则立场。基辛格表示,中美关系正常化需要一个过程,美国明年大选,尼克松将会连选连任,在他第二届总统任期内,将同中华人民共和国建交。在此以前,美国将维持和台湾的现有关系,同时将采取一些有利于而不是有损于中美关系正常化的措施。
  基辛格告诉总理,尼克松已经决定,美国今年将支持中华人民共和国取得联合国和安全理事会的席位,但不同意从联合国驱逐台湾的行动。总理马上正告基辛格:你们要在联合国制造“两个中国”,中国政府坚决反对,一定公开批驳。
  在向主席汇报此事时,主席说:“我们绝不上‘两个中国’的‘贼船’,不进联合国,中国照样生存,照样发展。我们下定决心,不管是喜鹊叫还是乌鸦叫,今年不进联合国。”
  经美方提议,我方同意,基辛格一行14人定于10月20日乘专机抵达北京,为尼克松访华作具体安排。
  10月20日中午,基辛格一行到达北京。下午,总理同他开始会谈。当晚9时许,毛主席约见总理、叶帅、姬鹏飞以及我、章文晋、王海容、唐闻生。
  主席说:联合国大会前天开始辩论中国代表权问题。为什么尼克松让基辛格在这个时候来北京?
  叶帅说:大概他认为美国的两个提案稳操胜券。
  主席问:大会提案过半数赞成就能成立,过半数要多少票?
  章文晋答:现在联合国会员国总数是131。如果不出现弃权票,过半数就是66票。
  主席问我:阿尔巴尼亚、阿尔及利亚关于“恢复中华人民共和国在联合国组织的合法权利的决议草案”的提案,你们叫“两阿提案”,能得多少票?
  我说:今年“两阿提案”内容和去年一样。去年得到的赞成票是51。从去年联大表决到现在,同我们新建交的联合国会员国有9个,加上很快就要建交的比利时,一共10个。他们都会赞成“两阿提案”。这样,今年“两阿提案”可能得到61张赞成票,这是满打满算。
  主席问:联合国哪天表决?
  章文晋说:今年的辩论,发言的人要比往年多,大概要辩论十几天。估计10月底、11月初进行表决。
  主席问:基辛格哪天走?
  总理说:10月25号上午。
  主席说:联合国的表决不会那样晚。美国是“计算机的国家”,他们是算好了的。在基辛格回到美国的那一天或者第二天,联合国就会表决通过美国的两个提案,制造两个中国的局面。所以,还是那句老话:我们绝不上“两个中国”的“贼船”,今年不进联合国。
  当电子记票牌表明美国的建议被击败时,大厅里响起了长时间的掌声
  总理与基辛格的会谈到10月26日晨8时才告结束,总理向基辛格告别后离开。
  叶帅与我方有关同志同基辛格一行共进早餐后,分乘汽车到首都机场。“空军一号”起飞后不久,派驻机场的同志跑来报告说:外交部值班室来电话,说联大通过了“恢复中国在联合国席位的决议”。叶帅说:“刚才基辛格在汽车里还对我讲,美国的两个提案肯定能得到半数以上的赞成票,中国进入联合国还得再等一年。基辛格这时也一定知道了这个消息,不知他作何感想?”
  不久,我收到外交部送来的特急件。其中有联合国秘书长吴丹给“北京中华人民共和国外交部长”的电报,内称:“先生,我荣幸地通知你,10月25 日举行的联合国大会第1976次会议上,以76票赞成,35票反对,17票弃权,通过了下述决议:(略)顺致最崇高的敬意。”电中引述的“决议”,与“两阿提案”的“决议草案”完全相同。
  外国通讯社的有关报道,则详细描述了中国获得在联合国的代表权的过程。
  日开始,联大进行“关于中国在联合国的代表权问题”的专题辩论,24日辩论结束,约80个会员国的代表发了言。发言的情况表明,支持“两阿提案”和支持美、日等国提案的代表基本上旗鼓相当。10月25日上午,美国召集它的联合提案国举行最后一次战略会议。美国大使表示,为阻止把国民党中国从联合国驱逐出去而作的努力将会成功。
  10月25日晚,在大会主席马利克主持下进行表决。马利克接受一些会员国的要求,今晚对所有的动议都采取唱名表决的办法。
  在正式表决前几分钟,美国指使某国代表提议,推迟表决有关中国代表权的一切提案,以便说服一些仍然动摇的国家支持美国提案。然而,大会以56票对53票、19票弃权否决了推迟表决的动议,使美国受到严重挫折。
  此后,大会听取了17个国家的代表在正式表决前解释他们将怎样投票的发言。马利克主席宣布每人发言限于10分钟。最后3个发言的人依次是阿尔巴尼亚副外长马利列,“国民党中国外交部长”周书楷,美国大使布什。联合国宽敞的、黄色的大厅里挤满了代表和观众。
  美国代表和日本代表要求首先表决“规定驱逐国民党中国需要三分之二多数票通过的‘重要问题’提案”。表决结果是:6l票赞成,53票反对,15票弃权。“重要问题”提案获得先议权。
  马利克主席宣布对“重要问题”提案进行唱名表决。在点名过程中,大厅里气氛紧张。当电子表决记票牌上表明,美国的这一提案快要被否决时,代表们高喊支持。最终,大会以59票反对,55票赞成,15票弃权否决了“重要问题”提案。当电子记票牌上表明美国的建议被击败时,大厅里立刻沸腾起来,挤得满满的会议厅里响起了长时间的掌声。联合国代表们击败了美国为保住台湾在联合国的席位而作的努力,从而为北京进入联合国铺平了道路。他们在走廊里高声欢笑、歌唱、欢呼、拍桌子。
  此时,周书楷为了挽回一点面子,在马上就要对阿尔巴尼亚等国驱逐台湾的提案进行表决之前,跑上讲坛宣布中华民国退出联合国。周和他的手下一帮人离开会场,在匆忙举行的记者招待会上,周的助手向记者散发了用打字机打的一项很长的声明,这表明他们本来就作了表决结果对他们不利的准备。
  随后,大会主席宣布对阿尔巴尼亚等国提出的“恢复中华人民共和国在联合国组织中的合法权利”的“决议草案”进行唱名表决。美国代表布什跑上讲坛,要求从这一“决议草案”中删去“立即把蒋介石的代表从它在联合国组织及其所属一切机构中所非法占据的席位驱逐出去”一段。在代表们的反对声中,大会主席马利克裁定,这个要求不合议事规则。
  最终,大会以76票赞成,35票反对,17票弃权,3票缺席的压倒多数,通过了这一“决议草案”。美国的一项与此对立的关于“双重代表权”的提案就自然而然被击败了。
  主席风趣地说:“我对美国的那根指挥棒,还有那么多的迷信呢。”
  下午5时许,我接到通知,让我晚上7点半到人民大会堂福建厅开会。7时15分,我到达福建厅,外交部的有关同志也先后入座。叶帅来后不久,总理和参加完伊朗使馆招待会的姬鹏飞、乔冠华、韩念龙到达。大家都喜气洋洋。总理召集大家开了个短会,接着,王海容就通知我们一起去主席那里。到了中南海主席住处,已是晚上9点多。主席坐在沙发上,满面笑容。他指指在美国出生的唐闻生说:小唐呀,密斯南希·唐,你的国家失败了呀,看你怎么办哪?
  总理说:“我们刚才开过会,都认为这次联大解决得干脆、彻底,没有留下后遗症。只是我们毫无准备。我临时想了个主意,让熊向晖带几个人先去联合国,作为先遣人员,了解情况,进行准备。”
  主席说:“那倒不必喽。联合国秘书长不是来了电报吗?我们就派代表团去。”主席指指乔冠华:“让乔老爷当团长,熊向晖当代表,开完会就回来,还要接待尼克松嘛。派谁参加安理会,你们再研究。”
  主席说:“对联合国,我的护士长(吴旭君)是专家。她对阿尔巴尼亚那些国家的提案有研究。这些日子她常常对我说:联合国能通过。我说通不过。你们看,还是她说对了。”主席风趣地说:“我对美国的那根指挥棒,还有那么多的迷信呢。”
  在大家的欢笑声中,主席拿起联大对阿尔巴尼亚等国提案表决情况,一面看,一面说:“英国、法国、荷兰、比利时、加拿大、意大利,都当了‘红卫兵’,造美国的反,在联合国投我们的票。葡萄牙也当了‘红卫兵’。欧洲国家当中,只有马耳他投反对票,希腊、卢森堡和弗朗哥的西班牙投弃权票。除了这4 国,统统投赞成票。投赞成票的,亚洲国家19个,非洲国家26个,拉丁美洲是美国的‘后院’,只有古巴和智利同我们建交,这次居然有7个国家投我们的票。美国的‘后院’起火,这可是一件大事。131个会员国,赞成票一共76,17票弃权,反对票只有35。那么多国家欢迎我们,再不派代表团,那就没有道理了。”(摘自《我的情报与外交生涯》,中共党史出版社出版)(来源:中国共产党新闻网转自《青年文摘》)
新中国重返联合国回顾:非洲兄弟把中国抬进
“26届联大的两阿提案能通过,在当时的国际社会上是件惊天动地的大事。那天,联合国大会先是否决了美国提出的恢复中国席位需要2/3多数通过的所谓重要议题提案,后来又以76票赞成、35票反对、17票弃权的压倒多数通过了由阿尔巴尼亚和阿尔及利亚等23国提出的关于恢复中国在联合国合法权利的提案。表决结果一出来,许多非洲国家代表都站起来了,热烈鼓掌。”
  记者◎王恺 实习记者◎徐菁菁
  “非洲兄弟把中国抬进联合国”
  日,第二次来访的基辛格从钓鱼台前往机场,过家鼎是送行人员之一,他回忆说,在汽车上,基辛格还对叶剑英说:“今年你们进不了联合国。”此后,就在从北京飞上海的途中基辛格知道了恢复中国在联合国合法权利的消息,在场的过家鼎记得,基辛格也就耸了耸肩膀,“也许是中国人在旁边,不便露出激动的样子。也许是他已经想明白了,正是美国与中国的来往,促使大批犹疑不定的国家投了赞成票”。
  当年在外交部欧美司工作,后任新华社香港分社社长的周南,对日上午发生在联合国的事情印象深刻,是因为当时联合国表决时,不少非洲国家的代表都是他在坦桑尼亚大使馆任职时的熟人,“26届联大的两阿提案能通过,在当时的国际社会上是件惊天动地的大事。那天,联合国大会先是否决了美国提出的恢复中国席位需要2/3多数通过的所谓重要议题提案,后来又以76票赞成、35票反对、17票弃权的压倒多数通过了由阿尔巴尼亚和阿尔及利亚等23国提出的关于恢复中国在联合国合法权利的提案。表决结果一出来,许多非洲国家代表都站起来了,热烈鼓掌”。
  当时美国报纸说,在中国当过大使的坦桑尼亚驻联合国代表萨利姆高兴得手舞足蹈,跳了非洲舞,激怒了一批美国人。后来萨利姆对周南说,自己并没有跳舞,手舞足蹈是有的,周南说:“联合国很久没有这种激动人心的场面了,说明很多国家对中国能参与联合国事务都有期待。”
  周南对我们解释中国能在当时进入联合国的原因:中国国力增强,是工农业大国,又有“两弹一星”上天,加上联合国在60年代内部局势变化很大。刚开始,多数国家在美国控制下,60年代后,非洲民族解放运动风起云涌,大批非洲国家独立,而且加入了联合国,他们和中国互相支持。
  当时外交部的翻译,后任驻法大使、外交学院院长的吴建民对我们分析:“两阿提案的背后也有我国的参与,这一提案肯定是与我们协商拟定的,它完全从我国的立场出发,对台湾方面的措辞很严厉,用到了‘驱逐’一词。”
  吴建民也肯定是“非洲兄弟把我们抬进去的”,中国恢复联合国合法席位的一大背景是全世界范围内民族解放运动的高涨。吴建民说:“我们国家一直支持这些国家的民族解放运动,给予过他们很多帮助,因此一直获得亚非一些第三世界国家的支持。同时,还获得了拉美国家的一些支持。当时拉美一些国家在争取 200海里专属经济区的权利,但是美、苏主导的第一次海洋法会议通过《领海和毗连区公约》,规定各国领海和毗连区不得超过12海里,拉美国家对此始终予以抵制。在这个问题上,我国支持他们获得这方面的权益,这也使得我们获得了一些拉美国家在联合国问题上的支持。”
  周南总结说:“关键是得道多助,我们当时就公开地说,中国在联合国安理会上的那票否决权不光属于中国,而且属于发展中国家,中国如果进入联合国,肯定能仗义执言。”也因为新中国的进入,整个20世纪70年代的联合国,被称为联合国历史上最活跃的年代。
  急行军去联合国
  周南当时在外交部欧美司国际组帮忙,他回忆,那时候乔冠华有时找他去写稿子,两人都喜欢喝茅台,然后谈苏东坡、辛稼轩,“我们有点私交就是那时候开始的,我们有些共同的爱好和兴趣”。
  乔冠华对周南说起过毛主席和周总理在那几天内的反应。毛主席是在日晚上起床后听说联大恢复中国合法席位的消息的,非常高兴,在他住处,他对周恩来和乔冠华等人说,今年有两件大事,一个是林彪自我毁灭,一个是恢复联合国的合法席位,这两件事我都没料到。
  当时周恩来说,今年也许不派代表团进联合国了,因为毫无准备,“不打无准备的仗”。周恩来提出来,今年可以先让熊向晖他们带一些人去了解情况。可是毛泽东说,那就不必了,联合国秘书长不是来过电报了吗?我们就派代表团去,让乔老爷当团长,熊向晖当代表,开完会就回来,没有准备不要紧,我讲过要在战争中学会战争嘛。所以,组团工作没两天就开始了,乔冠华任团长,黄华任副团长,周南就是当时被点名一起去的,而且要随黄华常驻联合国。
  周南还记得,黄华工作很细致,也很负责,人也正派,但是“过分细就太累了”。在联合国工作的时候,周南有时去他办公室,总看见他坐在那里,腰后面垫个枕头,不停翻看资料,还不时地做记号。
  当时毛泽东指示,去联合国最重要的工作是第一篇发言,这篇讲话,“要伸张正义,长世界人民的志气,灭超级大国的威风”。
  这篇稿件于是成为准备工作中最难的,甚至换了几拨起草者,最后由外交部丁原洪起草的文章总算给乔冠华提供了一个修改的基础。乔冠华反复修改,每改一次就退回国际组让大家誊清一次。周南还记得,他当时一边喝浓茶一边看稿,看见乔冠华加上的一段文字还很激动地念了出来,那句话是:“我们主张,任何一个国家的事情,要这个国家的人民自己来管;联合国的事情,要由参加联合国的所有国家来管。”周南当时不禁说:“到底还是老乔啊。”
  当时由外交部核心组提名,中央批准的出席26届联大的代表团全体名单也在11月2日公布。除代表团团长、副团长外,代表是符浩、熊向晖和陈楚,还有一些副代表,此外,还有18名秘书、11名随员和9名职员,周南、过家鼎等人当时都是一等秘书。过家鼎后来听说,当时张春桥还想当团长,可是毛泽东没有同意。
  吴建民和他的妻子施燕华(后任驻卢森堡大使)当时还是外交部翻译室的两名普通翻译,施燕华当时在英文处,吴建民在法文处。11月2日,当时英文处的负责人冀朝铸把他们叫进他的办公室,开玩笑似的说:“组织上决定把你们派到联合国常驻,你们一个英文,一个法文,正好是‘英法联军’。‘英法联军’要打去纽约了。”然后告诉他们,9日就要出发。
  施燕华把那段准备工作称为急行军,行前要安排家务、业务学习,还要准备行装。他们听说一去至少三四年,两年才能回一次家,所以一家三口去拍了一张全家福做纪念,又把孩子托给了上海老家。
  当天晚上,外交部就派车把他们拉到东交民巷的红都服装店置装,这是多年来中国官方代表团首次去美国,因情况特殊,所以在经费上也给予了特殊照顾,男同志1000元,女同志1200元,比一般驻外人员高出两倍。这次做衣服是一次政治任务,要求第一天量好,第二天试衣,第三天交货,而且每个人都是一年四季的衣服,整个代表团有30多人,任务非常繁重,可是红都还是准时交货了。
  施燕华说,当时红都有些外面见不到的料子,例如银灰色,可是大家害怕被说成“羡慕资产阶级生活方式”,所以挑选的基本上是藏青或深灰色,后来到了纽约街上走,很远就看见“黑压压一片”,大家就知道是中国来的代表团。
  当时任外交部翻译室副处长的过家鼎同样也是11月2日才得到参加代表团的通知,因为要去联合国负责翻译工作,在那一星期里,他的任务比一般的代表团成员更繁重。他对我们回忆说,当时也没时间安排家务,既要翻译中国去联合国的第一篇发言等重要文件,也要把翻译所需的一切东西准备就绪。“我们翻译组几个人要负责在联合国所有的笔译和口译工作,包括打字、校对、装订等,而且要一下飞机就工作,所以要做好充分的准备工作。结果我一周时间忙乱无比,要带各种工具书、字典,还要把几十年的《北京周报》带上,当时恨不得把整个北京的翻译机构全搬过去,才能放心。”当时对携带行李重量有规定,不能带太多,结果过家鼎为了多带资料,只带了两套服装。
  11月9日,过家鼎去机场检查托运的行李,发现“当时代表团有3名厨师,他们把炒菜的铁锅都带上了,团里的公务员把理发推子也带去了”。
  出发前,周恩来接见代表团成员,周南记得,周总理一件件事情都要问到,从住的房子到穿的衣服,他说,在联合国要穿中山装,体现民族风格,还把每个人都叫起来,问得很细。中间还吃了夜宵,一人一碗面条,可见时间很长。施燕华还记得,周恩来还记得她当过一次会见外宾时的翻译,所以说,“哦,是你”,还对她说,到纽约要争取入党。
  吴建民还记得,8日晚上,代表团一些成员还第一次听到周恩来详细介绍林彪叛逃的情况,告诉他们,“要相信中央有能力处理好这件事,国内局势是稳定的,你们可以放心”。当时乔冠华说:“联合国的情况大家都不了解,心里没有底。”周总理回答说:“临事而惧不是坏事,是好事。这说明我们不会掉以轻心,我们要去学习,包括向对手学习。”
  也是在8日晚上,毛泽东要周恩来告诉大家,要注意安全,还让人发电报给基辛格,“代表团要是在美国出了问题,唯美国政府是问”。可是,虽然如此叮嘱,后来代表团在美国还是出了安全问题,只是当时大家都没想到。
  最后,联合国代表团出发,“在北京的政治局委员、候补委员,党政军各部门负责人,加上几千名群众,全部去机场大张旗鼓地热烈欢送”。第二天在机场,按照礼宾司的规定,代表团的领导和总理握手告别,其余人从后面上飞机,可是周总理把上了飞机的人都叫了下来,他要和全体成员握手。吴建民和总理握手时说:“请总理保重身体。”他没有想到,这是他最后一次见到总理。
  过家鼎对我们回忆,总理对小事情的关心给所有人深刻印象,总理和厨师握手的时候,叮嘱他们不要过多饮酒。
  “来自太空的外星人”
  作为代表团先遣的6人小组成员之一,徐熹(后任中国驻加拿大多伦多副总领事)没有经历过那样隆重的欢送场面,他当时是外交部礼宾司的工作人员,11月2日通知他和新华社的记者高梁等另外5人要先期前往联合国,安排各种事宜。
  他告诉我们:“2号通知,6号就要出发,甚至去‘红都’量衣服的时间都没有,是师傅上门帮我们量的。我妻子当时在江西干校,当天就往回赶,结果5号到家时也没见到我,当晚我们被周总理叫去交代一系列工作,凌晨3点才回家,6点就要出发,两人只聚了短短的几小时。”
  不过,这种遗憾很快就被新鲜的体验冲击没了。此前,徐熹说他去过瑞士,可这次是去美国,“觉得非常不一样,在飞机上我们就被国外的记者围住了,按照纪律我们不能和他们说话,他们只能关注我们的一举一动”。
  当时他们从北京飞上海,坐巴基斯坦航空公司的飞机到巴黎。在从巴黎到纽约的飞机上,徐熹他们携带的只有100元面值的美元,用这崭新的100美元去付机上的耳机使用费,被外国记者看到,第二天就上了报纸头条,并且用了《来自太空的外星人》的标题。
  徐熹他们11月9日到联合国,先去拜访联合国礼宾司官员,他们和礼宾司司长见面的照片立刻上了当期联合国会刊,这本会刊成为徐熹保留下来的珍贵纪念物,“那个礼宾司的司长是个很友好的土耳其人,我们迅速商量好了如何迎接中国代表团”。
  因为是先遣队,所以徐熹觉得压力很大,他们除了要安排马上就要到来的代表团的衣食住行,还要负责和纽约警方商量机场的保安问题。
  纽约警方为了安全,决定机场尽量少安排欢迎人群,包括华侨等最好不要出现,徐熹他们经争取,允许“华侨们在一定距离内出现”。而当天飞机快要降落时,施燕华印象最深的,是机长愉快地告诉他们,有接近400名记者在地面上等着他们。
  事实上,这些记者已经是迟到者,代表团11月9日起飞,从到达巴黎的那天起,就已经受到记者的围攻,当时的外交部三等秘书、后任中国驻联合国安理会候补代表的吴妙发对我们回忆,坐在机场去市区的汽车上,就看见记者们骑着摩托车在后面追赶。由于代表团成员不允许接受记者们采访,给几个厨师拍的照片成了“代表团里的中国官员”,大家后来看到报纸都开玩笑,“还是长得胖比较好,可以冒充高官”。
  乔冠华也迅速进入了状态,在巴黎中国使馆留影的时候,他就开始以招牌性的大笑出现了,吴妙发还记得他说,那笑是“老年维特之大笑”。在巴黎飞往纽约的飞机上,出乎大家意料的是,头等舱里已经有几位记者等着,他们是弄清了中国代表团的航班,提前在那里等候的。过家鼎对我们回忆,领头者年过花甲,自我介绍后知道他就是美国哥伦比亚广播公司的主持人克朗凯特,准备在飞机上采访中国代表团的领导。
  虽说是意外,可是乔冠华还是回答了他们的问题。过家鼎说,当晚看电视新闻的时候,他看到了克朗凯特与众不同的报道,给他留下了深刻印象。
  代表团住在离联合国总部不远的罗斯福旅馆,当时是联大会议期间,旅馆非常紧张,中方先遣队是通过罗马尼亚大使馆才订到了这里的房间。为安全起见,中国代表团包下了第14层楼,只有一两个老住户坚决不搬,结果过家鼎他们经常能看见那个不肯搬家的老太太好奇地打量他们,而他们也好奇地看着她。
  房间一部分做会客室,其余为办公室和宿舍。在当时的美国人眼里,穿裤装的中国女代表往往被错认为男人。施燕华说她有一次去拜见一个美国朋友,穿了一套宽大的藏青色西装,结果那朋友的秘书进去通报,“有个中国男孩要见您”,原来她的西装样式和男装雷同,头发又短,就闹了这个笑话。
  虽然红都的裁缝手艺不错,可是毕竟当时中国与世界隔绝已久,所有服装样式基本雷同,他们在联合国开会的时候,会议结束时经常互相穿错大衣。有一次一个身材高的代表穿了一个个子矮的代表的大衣,后来大家就在大衣口袋里放自己的东西作为标识。
  因为要注意安全,所以代表团成员非公不能外出。慢慢可以两人外出散步,但是夫妻不能算两人,吴建民和施燕华一定要找第三个人才能一起出去散步。因为服装的缘故,路人一般能看出他们来自中国。施燕华有次被一个40多岁的妇女追着问:你们来自“赤色中国”吗?她微笑着解释:“我的国家叫中华人民共和国。”那妇女很兴奋地说:“你都快成电视明星了,我每天晚上都能看到你。”
  当时中国代表团虽然没有什么零用钱,伙食标准却很高,每人每天25美元,“即使在当时的美国也算高标准”。可是,大家还是都觉得没什么吃的,吴妙发还记得,美国厨师知道中国人爱吃蛋炒饭,特意用黄油给他们炒了饭,“结果那个味道啊”。而且,大批记者随时随地跟踪着中国代表,吃饭的时候也有电视摄像机和照相机跟着,过家鼎说:“我们就给餐厅经理提意见,后来单独分给我们一个吃饭的包间,而且还雇了一个保安看着,只有代表团成员才可以入内。这个保安工作很认真,看见我们来就笑脸相迎,看见外人就坚决挡驾,我们表扬他,他很严肃地感谢我们说,是我们的到来,才给他创造了就业的机会。”
  因为饭菜不合中国人的胃口,餐厅经理很着急,经常来巡视,后来他发现中国人爱喝鸡汤,就每天用鸡腿煮一大锅汤。中国代表团提出想吃饺子,结果他们把厨房让出来,中国代表团的3名厨师终于有了用武之地,头戴高帽昂首阔步进了厨房。
  除了这些琐事,最重要的是互相拜访。非洲的友好国家不用说了,吴妙发记得,那些国家的大使们,即使是看见他这个小秘书,也都是一个热烈的拥抱。而大家印象最深刻的还是和老布什的会面。老布什当时任美国常驻联合国代表,在中国代表团去之前,他根据美国国务院的指示,拼命拉票反对中国进联合国,但是中国进去了,周南说,“他既要转弯子,而又不能太露骨。据说他和礼宾司打听好中国代表团第一次进联合国大厅是几点,进大厅里自动扶梯后会有一个长廊,他就在长廊里随意和人聊天,一边等中国代表团进入。当乔冠华经过的时候,他就装作偶然遇见,然后握手表示欢迎”。这张照片留了下来,站在乔冠华后面的,正好是周南和吴建民。
  老布什的态度转变很快,两三周后,他就约中国代表团的官员到他格林威治小镇上的私人别墅去做客。周南说,当时小布什年纪很小,跑进跑出的。后来老布什还经常对代表团表示,他想吃中国饭了,要到“我们这里来吃,其实也就是为了大家讨论对一些事情的看法”。
中国代表团工作人员中毒遇难
  联合国定于11月15日举行欢迎大会并且让中国代表团致辞,那是中国代表团第一次进入联合国大楼,当时美国报刊猜测说,中国代表团大概会“手拿红宝书,身穿毛制服,列队进入联合国”。周南说:“中山装是穿了,可是没有排队,也没有拿红宝书。”
  代表团的发言稿早在国内就准备好了,最后是由毛泽东定稿的,过家鼎他们带去了300份翻译稿,结果还是不够,一下子被抢空了。抢着上台发言的国家太多了,打破了会议当天的既定程序,过家鼎说,匈牙利代表还用了中文发言。连当时投反对票的美国也以东道国的身份,发表了欢迎致辞。
  吴建民记得,老布什在发言中很坦率地说:“你们来我是反对的,但是你们来了,我表示欢迎。”后来,乔冠华召开招待会,既邀请了在表决中支持我们的国家,也邀请了一些态度不明朗的国家,同时还邀请了美国。老布什说:“你们想得很周到,邀请我参加这个招待会。”徐熹说,那时候中美开始接触,双方来往意愿都很强烈,他去发请帖的时候,本来没有打算给美国的,“可是那时候,两国的一举一动,双方都很在意。我在大厅里发请帖,美国代表团就主动凑上来问你们在干什么,并表示希望参加”。
  乔冠华当日的表现给大家留下了深刻印象,他独特的仰面大笑被称为“乔的笑”,照片发表后,拍摄的记者后来还得了普利策奖。乔冠华的发言长达45 分钟,发言给过家鼎印象最深的,还是中国表示永远不做超级大国的承诺,“虽然我已经翻译过发言稿,甚至都可以背诵一些段落,可是听到这里,还是非常兴奋”。发言结束后,几十个国家的代表上来和乔冠华握手,表示祝贺,吴妙发说,乔老爷的手都握红了,大厅观众席上有许多华侨,大家都哭了起来。
  吴妙发说,那几天,走在联合国的大厅里,经常被人拦住,要求他讲讲中国代表团的发言为什么那么精彩,“他们都很喜欢中国代表团用的成语,要求我讲一些成语的意思,什么叫‘只许州官放火’、‘泥菩萨打碎了,你中有我,我中有你’又是什么,许多国家的代表觉得中国代表团的发言言之有物”。
  可是,刚到联合国,还是会打乱仗,尤其是议事规程不熟悉,而联合国的程序又非常重要,实质问题常常是通过程序反映出来的。周南说,当时还出了不少笑话,“出的第一个笑话是在一个委员会上,当时我们不参加所有的委员会,只参加重要的委员会,包括安理会、特别政治委员会、反殖委员会等”。大家开始意识到对程序不熟悉是个大问题,于是要求“从战争中学习战争”。
  过家鼎的翻译室首当其冲,过家鼎经常去借阅各种关于程序和议事规则的文件,“秘书处里,那些文件就装满了一间屋子”。先要挑选一些要紧的,然后翻译成中文,给代表团所有成员学习,“学习后我们才知道,一些表决案还可以分段表决,我们开始的时候,因为不知道可以这样,结果一个决议案中有一段不对我们就整体否决了”。
  如何管理联合国的中文翻译也是问题,当时乔冠华和陈楚表示,以往的华人翻译全部留用,“这些华人翻译全部是在美国的华人,有的年纪大了,有的来自香港和台湾地区,听到留用他们都很高兴,而且,我们的到来,使中文越来越重要了”。吴妙发还记得,乔冠华宣布完决定后,翻译们热烈鼓掌。
  吴建民到联合国不久,就开始参加了安理会、中东和南部非洲以及其他一些委员会。“遇到的最大问题,同时也是当务之急,就是大量学习联合国和相关问题方面的知识。一方面利用联合国的资源,大量阅读资料,另一方面也经常向其他国家的外交官学习。中国是安理会常任理事国,在联合国的地位和权力是非常大的,因此各国的外交官也都非常乐于向我们介绍各方面的情况。中国代表团的学习能力也受到了其他国家的认可和赞赏。”
  学习了“联合国议事规则”后,对吴建民帮助很大,“在联合国,如果你对某些代表的发言有意见,是可以打断他的,也可以和他进行答辩,但是答辩需要提前申请报名。这些规则和程序都需要熟悉”。熟悉后,才能不闹笑话。
  在联合国期间,所有的重要表决都通过国内,吴妙发记得,那时候重要表决都要通过电报确定,实在着急的,则要通过美国和日本的海底电缆来通电话,那时候,国内往往已经是深夜。
  吴建民说:“外交就是内政的延伸。刚去的时候,我们的外交姿态并不是非常开放。我记得有一次在一个场合,需要一一和各国外交官握手,轮到以色列代表时,考虑到当时两国间的关系,我就感到很尴尬,不知道到底应不应该握。可是对方的手已经伸过来了,我不去握实在是太不礼貌。我和以色列代表握手以后,回来对乔冠华说:我和以色列代表握手了。他一笑答道:握就握了吧!”
  当年的圣诞节,大家才渐渐放松下来,过家鼎还记得,足足一个月后,他才习惯旅馆外面街头喧闹的汽车声音,不再整天昏昏沉沉的头脑不清醒。那时候,乔冠华等人已经回国了,他们看见街头繁华的圣诞装饰,觉得很新鲜,突然看见一个标语,大家哄笑起来。“距离我们旅馆10米远是家银行的办公室,圣诞节前两天,他们挂出来一个标语,上面用英文写着,‘向中国代表团致敬’,落款是‘美帝国主义的走狗’。他们肯定是觉得‘走狗’这个词太有趣了。”
  安全问题
  周南说:“毛主席说的身在虎穴的感觉,很快就被我们感觉到了。”他指的就是当时的公务员王锡昌的死亡事件。当时纽约警方对中国代表团加以保护,派遣了双倍的警察在罗斯福旅馆值班,警察每班两人,坐在他们宿舍门口的一个房间里,从不间断,两班交替时还打桥牌,过家鼎说:“我们失去了基本的隐私权,既不自由,也不方便。”
  当时为了防止偷拍,房间的镜子都用床布遮挡起来;为了防止窃听,在旅馆里从不开重要会议。乔冠华在的时候就发牢骚,说是可以“随地拉屎”,指的是每个房间都有单独的卫生间,但“无地放屁”,是说没有放声说话的机会。
  警察只能管这一楼层,可是管不了大厅,也管不了街道。当时刚去就有人打条幅,叫乔冠华和黄华去投奔自由,看见中国代表团出来就冲上来喊口号。施燕华陪陈楚走在大厅里,看见有人冲上来,抓陈楚的胳膊,骂他是卑鄙的共产党。
  由于要提防出事,所以大家的活动自由进一步减少了,除了去联合国开会,不许外出。春节前,为了让守在旅馆里的工作人员有消遣,特地借了些风光旅游电影来放映。施燕华还记得,当天放映员是平时的接待员王锡昌,虽然年轻,却是老革命,从前在匈牙利使馆工作过,性格很稳重,“可是他那天放电影的时候却不断出错,片子总出问题,他还自言自语,怎么回事?我后来才觉得,那就是不祥之兆”。
  第二天早上,王锡昌没有起床,而且怎么叫也不开门,旅馆服务员打开门,但是里面又用铁链锁上了,踹开后,才发现他已经死亡了。警察来检查了情况,发现门窗都是紧闭的,也没有暴力痕迹,于是赶紧送去进行尸体解剖。在解剖的几个小时内,徐熹一直站在医生旁边,“我也忘记了是代表团要求还是自己主动,反正当时还是对谋害我们同事的人充满了仇恨的”。
  后来法医检测出来,王锡昌喝的茶叶中有浓缩尼古丁。施燕华听说,这种药品在美国是毒老鼠的,很容易就能在超级市场买到,看来杀他的人已经掌握了中国人的喝茶习惯,知道他们喜欢一天到晚喝一杯茶。但是,究竟是谁放的毒,却没有结果,迄今为止,这仍然是一起悬案。
  国内把王锡昌评为烈士,并且让他的遗体进了八宝山。施燕华说她从此养成了习惯,不用暖瓶,直接喝自来水。而且,即使泡茶,离开后回来也一定重新泡过。
  国内一直很着急让代表团成员买住所,出事后更着急了,周南说:“财政部好像特批了500万美元,后来找到林肯中心对面的一家汽车旅馆,整个买了下来。因为怕人家安装窃听器,所以搬走一家,我们就赶紧搬进去一家。”1972年2月,整个代表团住进了自己的新居,大家终于能吃到自己厨师做的中国菜了。
  不过徐熹还记得,后来在装修的时候,还是发现墙内安装有不少窃听器。“一拆墙就掉出来了,那时候窃听器都很大。”
  周南说,那时候为了防止泄露秘密,他从来不写记录,重要的事情都靠脑子记,从来不能靠笔。那时候严格规定很多,坐飞机去东南亚要经停香港机场,如果天气不好,有时候要停在台北或马尼拉,当时他们规定,如果碰到这种情况,随身携带的重要文件就要撕毁,冲进飞机上的马桶。如果来不及冲,就得吞下去,周南没碰到,但是一个同事就碰到了这种情况。
  融入联合国
  从进入联合国开始,到最后离任,周南整整在联合国待了十年零一天。有人问他,待了那么多年,把美国玩遍了吧?可是周南立刻否认,联合国工作无比繁忙,他是在后来任外交部部长助理陪吴学谦访问美国的时候,才第一次到了美国的西海岸。联合国的工作,周南熟悉得很快。吴建民说,他当时就觉得周南口才很好,反应敏捷,而吴妙发对周南和苏联驻联合国代表互相挖苦讽刺也有深刻印象。
  周南说,熟悉了程序,中国确实在联合国起了很大作用。当时外交上执行“反对两霸,尤其是苏联”的“一条线”战略,积极加入不结盟运动和77国集团。苏联总是说“有三个超级大国”,黄华也总是反对说“不对,只有两个”。后来一说到这个话题,大家就笑。中国去了之后,发展中国家气势盛多了。
  黄华走了以后,陈楚当首席代表。他不懂外语,所以周南要经常代替他开会。在会上有时候发言很无聊,周南就在下面画漫画。
  逐步熟悉了联合国的程序,周南说才慢慢地不吃亏了。“当时一有事情就召开紧急安理会,有时候开到夜晚,会议主席说,可以去吃饭了,一个小时时间,我们想自己住得远,就在那里等等算了,可是谁知道大家一散就是三四个小时,等到真正散会,往往已经是深夜了,饿得都吃不动了,吃了也不舒服,因为睡不着。后来摸到规律,我们也不把一个小时当回事了,也回驻地去吃饭了。”
  参加联合国后,中国的外交局面慢慢打开了,之前拉美多数国家没有和中国建交,中国进入联合国之后,这些国家纷纷同中国发展关系。周南记得,当时代表团的一项重要工作就是和一些国家发展关系,进入联合国就是中国外交的分水岭,“什么人都能常常见到,总理也好,外长也好,来往起来都不拘谨了”。他在那阶段交了很多朋友,有什么事情,拿起电话就打,大家先交流意见,“在下面可以先说真话”。1972年,墨西哥就同中国建交了。
  吴建民也经历了中国慢慢融入联合国的过程。“最初,中国重返联合国对联合国的活动只是局部参加。我们参加联合国大会、安理会和24国委员会(非殖民化委员会),而经济社会理事会和当时的托管理事会我们并没有参加。根据我们当时的外交观念,我们认为托管理事会是干涉他国内政的。出于同样原因,我们当时凡是涉及维和的行动都不参加,维和行动的经费是要从会员国的会费里缴纳的,因为我们不认同这种行动后来联合国只好出台了一个新的方案,允许了这样一个例外,在维和行动中,不需要中国出钱。”
  吴建民说,“改革开放同样也是中国外交的转折,它带来了外交政策上的调整。以前我们的政策是求生存,改革开放以后变成了求发展。要发展就需要和世界各国搞好关系,这就使得中国的外交更开放。到80年代末,中国开始参加联合国的维和行动,而如今,中国已经是安理会常任理事国中派出维和部队人数最多的国家。中国在国际事务中参与得越广泛,所发挥的影响也就越大”。
  周南和吴建民的共同感慨是,联合国是真正培养外交官的舞台,“这里是多边外交的天下,你永远可以接触到不同的看法,最复杂的局势”。周南举例,有次联合国讨论非洲国家的提案,反对南非种族主义,美国反对,英国也跟着反对,他和英国的驻联合国代表瑞彻汉德很熟悉,“很胖的一个人,一顿饭能吃三块牛排,我就问他,阁下啊,美国人否决我们都理解,他要搞霸权主义,你们怎么也跟在后面呢?他说,你不知道,我们在南非的投资很大啊,我们怎么能反对自己的利益呢?我说,你这次是讲真话了”。下来后,周南就和代表团的同事们说:“他们的人权、民主,就是为达到政治目的的手段。”到现在,周南都觉得,要是年轻外交官能去联合国锻炼,“比在一个国家慢慢成长要快得多”。
中国恢复联合国席位幕后:代表团携带铁锅菜刀
老一辈外交官讲述中国恢复联合国席位的台前幕后
  把铁锅菜刀都带上
  日,我接到参加代表团工作的通知,出发日期是11月9日。这是自1950年中国政府特派代表出席安理会以来,中国代表第一次踏上美国领土。当时,中国在美国没有使馆和任何代表机构,中美两国关系的紧张状态尚未完全消除,纽约对我们来说是人生地不熟。这一切都为我们的工作带来极大的困难。
  从11月2日至11月9日只有一个星期,准备时间十分紧迫。在这一个星期里,既要翻译就联合国恢复我国合法权利问题我政府发表的声明和我联大代表团团长的讲话等重要文件,又要参加筹组派驻联合国的代表团的工作,从个人服装一直到携带的各种资料、文具、设备等都必须准备就绪。9日清晨,我与一部分人先去机场,检查托运行李,行李辎重相当可观。厨师们把炒菜用的铁锅、铁勺和菜刀等都带上了,公务员把理发工具也带上了。
  11月9日上午九点半,代表团全体成员在首都机场整装待发,周总理率领在京政治局委员来为我们送行。周总理同代表团全体成员一一握手,在同三位厨师握手时还特别叮嘱他们,要注意控制饮酒。
  ■抵达
  曼哈顿旅馆一住半年
  纽约时间11月11日下午,我们乘坐的飞机降落在纽约肯尼迪机场,一大批爱国华侨赶到机场,挥动着自制的五星红旗欢迎我们。我们的下榻地点是麦迪逊马路四十三至四十四街之间的罗斯福旅馆,这是罗马尼亚代表团的朋友受我们的委托预订的。
  罗斯福旅馆位于曼哈顿东区,离联合国总部很近,步行15分钟即可抵达。我们的住房在第14层,除了一两间长期住户外,我们把这一层楼的70个房间全都包了下来,一部分作会客之用,其余便暂时在此安顿下来,一直到迁入新的大楼,共住了将近半年。
  由于我们初到美国,人地生疏,出于安全考虑,我们非因公不随便外出,一出门就是去联合国总部开会。除此以外,我们全部时间消磨在旅馆里,晚上收看美国电视几乎是我们唯一的文娱活动。真可谓深居简出,身居美国而不知美国其貌。
  纽约市政当局对我们的安全十分重视,特派了双倍的武装警察到我们所住的第14层楼昼夜值班,我们为警察专辟了一个房间,俨然是设在我们卧室门口的一个岗亭。警察每班两人,24小时从不间断。一人面对电梯而坐,监视着每个从14层楼电梯出来的人,另一人陪坐在房间里,闲时观看电视。两班交接时凑成四人,还打成了桥牌。我们的办公室和宿舍和他们紧靠在一起,因此,我们一天24小时的活动全置于他们的监视之下,失去了西方所谓的隐私权,但为了保证安全,我们只能暂时忍受,只有等到搬进新居,才能结束这一切。
  ■发言
  300份发言稿被抢空
  我们出席第26届联大的首项重要任务是准备乔冠华团长在联大全体会议的第一篇发言。这是中华人民共和国首次在世界最大的国际组织———联合国亮相,发言内容将传播到世界的每一个角落。发言稿是在国内准备的,长达七八千字,是经过周总理亲自修改和毛主席定稿的。在国内,我们已准备好了英法语的译文,到现场后又继续修改完善,最后定稿,打印300份。
  11月中旬,联大结束了一般性辩论,进入了各项议题具体讨论阶段。为了欢迎中国代表团的到达,联合国定于11月15日举行欢迎大会并让中国代表团致辞。
  乔冠华团长的发言共约45分钟。尽管在美国政府的阻挠下,联合国剥夺了中国合法权利达22年,但乔冠华团长的发言却平心静气地摆事实,讲道理,庄严地阐明了中国政府对重大国际问题的立场。发言宣布:“联合国的事,要由参加联合国的所有国家共同来管,不允许超级大国操纵和垄断。中国现在不做,将来也永远不做侵略、颠覆、控制、干涉和欺负别人的超级大国。”
  发言结束后,几十个国家的代表走到讲台前与乔冠华团长握手,表示祝贺,超过了任何国家在一般性辩论发言时所受到的礼遇。我们所印制的300份团长发言英文稿和数十份法文稿在会上散发时被一抢而空,我们不得不赶回旅馆重新打印(当时还没有复印机),会后继续散发。
  联合国是第二次世界大战结束时由中、美、英、苏、法五个同盟国等发起成立的,联合国宪章是用中、英、法、俄、西(班牙)五种文字写成的。这五种文字成了联合国的正式语文。在我们代表团进入联合国之前,占据我们合法席位的人均用英语发言,因而中文作为正式语文早已名存实亡。
  我们的代表进入联合国会场首次走上讲坛,便用中文发言,使中文的声音响彻联合国的会场。1973年,联大通过决议,将中文也列为联合国的工作语文,于是中文取得了与其他四种文字完全相等的地位。
  ■常驻
  基本没出过纽约市
  第26届联大结束后,我被指定成为常驻联合国代表团的成员,我们留下的常驻人员共二三十人。会议有了一个间歇,人少了,旅馆的环境和气氛更加沉闷压抑。因此,购置永久性住所成了常驻代表团的头号任务。这项寻房工作从抵达纽约这日起从未间断,看过的房屋不下数十处,不是房子面积太小,就是年份太久,或售价过高,或不够实用。最后,终于在西区百老汇马路66街155号找到了一家林肯汽车旅馆。经报国内,周总理亲自批准,我们以一次付清485万美元现款的价格买下了这座旅馆。1972年4月,我们搬进了新楼,拆掉了“林肯汽车旅馆”的招牌,换上了“中华人民共和国常驻联合国代表团”的铜牌,开始了比较正规而有秩序的生活。
  然而,我们当时的活动范围还是十分狭窄的。由于美方对我们的行动加以限制,超过25公里的地区必须在48小时之前照会申请,得到美方当局同意后才能成行。因此从大使直到普通外交官,除在纽约市忙于联合国的日常事务外,基本上都未走出纽约市和纽约州的范围。
  初进联合国时,除安理会之外,我们仅参加了大会及第一委员会和特别政治委员会的工作,后来逐步扩大参与的范围。如今,我国已参加了联合国的所有机构和一切活动,并通过安理会在国际舞台上发挥了应有的作用,这也是我们当年初进联合国时所向往的局面。(过家鼎)(来源:新闻晨报)
李肇星撰文纪念中国恢复联合国合法席位35周年
&  1945年成立的联合国,寄托了世界人民对“欲免后世再遭今代人类两度身历惨不堪言之战祸”的愿望,承载着各国对“彼此以善邻之道,和睦相处”的理想,代表着各国对多边主义和集体应对全球性威胁与挑战的承诺。
  中国为联合国的诞生做出了突出贡献。在世界反法西斯战争中,中国人民牺牲巨大,军民伤亡3500多万人,直接经济损失1000多亿美元,间接经济损失5000多亿美元。长期遭受列强干涉与侵略的中国积极支持建立一个公平与公正的国际机构,是旧金山制宪会议发起国、联合国创始会员国、安理会常任理事国,也是第一个在《宪章》上签字的国家。很难想象,由于政治和历史的原因,中国在联合国的席位被蒋介石集团窃据长达26年,中国与联合国合作受到严重影响。
  日,第二十六届联合国大会以压倒性多数通过第2758号决议,决定恢复新中国在联合国的合法席位。这个决议草案是由阿尔巴尼亚、阿尔及利亚、缅甸、锡兰(今斯里兰卡)、古巴、赤道几内亚、几内亚、伊拉克、马里、毛里塔尼亚、尼泊尔、巴基斯坦、也门民主共和国、刚果人民共和国、罗马尼亚、塞拉利昂、索马里、苏丹、阿拉伯叙利亚共和国、坦桑尼亚联合共和国、也门、南斯拉夫、赞比亚等23个国家共同提出的,并得到了另外53个国家的支持。正如人们常说的,是广大发展中国家把中国“抬进”了联合国。这不仅是中国人民的胜利,也是所有主持正义国家的胜利,对国际局势和联合国的发展有历史影响。时任坦桑尼亚常驻联合国代表萨利姆说,“这是向全世界宣告:第三世界国家,中小国家,可以在联合国讲坛上扬眉吐气地表达自己意见了”。
  恢复联合国合法席位35年以来,中国积极参与联合国在政治、经济、人权、社会、军控、法律等各个领域工作,不断深化与联合国的合作,忠诚履行自己的国际义务,捍卫《联合国宪章》的宗旨和原则,致力于维护世界和平,促进共同发展,加强国际合作。
  1974年,邓小平同志出席第六届特别联大,阐述了建立公正合理的国际经济新秩序的主张。1995年和2000年,江泽民主席两次出席联合国首脑会议,就和平与发展的一系列重大问题及联合国发展方向阐述了中国立场。2005年,胡锦涛主席在联合国成立60周年首脑会议上提出建立持久和平、共同繁荣的和谐世界的主张。此外,早在1992年,时任国务委员兼外长钱其琛就在联大倡议对联合国进行必要、合理的改革,使之更好地服务于会员国的共同利益,特别是为发展中国家多做好事、实事。这都是中国对促进国际关系健康发展和加强联合国作用的重要贡献。
  35年来,中国全面参与安理会工作。《联合国宪章》将维护国际和平与安全的首要责任赋予安理会。作为常任理事国,中国致力于维护安理会权威与作用,推动通过协商、对话、谈判等和平手段解决地区热点问题,支持联合国及秘书长开展斡旋、调解等预防性外交。中国为安理会成功处理两伊战争、柬埔寨、东帝汶等一系列问题发挥了建设性作用,做出了重要贡献。中国一直呼吁安理会关注非洲的和平与稳定,支持非盟等区域组织的工作。中国与其他四个常任理事国保持着密切磋商与协调。2000年,中国倡议举行了历史上首次五常首脑会晤。
  35年来,中国不断扩大参与联合国维和行动。维和行动是联合国在实践中逐步发展起来的,已成为联合国维护和平,促进地区问题解决的重要因素。“蓝盔”已成为联合国的象征和和平的希望。
  中国于1989年派出20名文职人员参加了联合国纳米比亚过渡时期协助团,这是中国第一次参与联合国维和行动。1990年,中国第一次向中东停战监督组织派出军事观察员。1992年,中国派工兵部队参加了联合国柬埔寨特派团,这是中国第一次派成建制非作战部队参加联合国维和行动。1999年,中国民事警察参加了在东帝汶的维和行动,这是中国警察第一次参与联合国维和行动。2003年11月,中国向联合国利比里亚特派团派出500多人的工兵、医疗和运输分队,这是中国迄今最大规模参与联合国维和行动。2004年5月,中国向联合国海地特派团派出125名防暴警察,这是中国维和人员第一次出现在西半球,第一次在非建交国部署维和人员,也是中国警察第一次成建制参与维和。
  迄今,我们共向16项联合国维和行动派出军事人员、警察和民事官员6000多人次,目前为联合国维和行动第十二大出兵国,在五常中名列第一。共有9名中国维和人员为和平献出了自己的宝贵生命。今年7月以色列和黎巴嫩冲突后,中国宣布愿向联合国驻黎巴嫩临时部队增兵至1000人。
  35年来,中国支持联合国在国际军控、裁军与防扩散领域发挥重要作用。我们认真参与联合国关于裁军问题的审议和谈判,提出许多合理、可行的政策倡议和主张,为推动核裁军和常规裁军、防止外空武器化等工作取得实质进展发挥了重要作用。中国支持联合国倡导的防扩散活动,以建设性态度参与联合国军备透明等方面的政府专家组织,积极参加安理会1540委员会工作,并在国内建立了完善的防扩散机制和法律法规。
  35年来,中国大力支持联合国在发展领域发挥更大作用。我们认真执行联合国发展领域各次重要会议共识,促进消除贫困,缩小南北差距实现千年发展目标;我们努力敦促发达国家履行在增加援助、减免债务、开放市场等方面的承诺,为发展中国家实现发展构建一个更加公平、公正的国际环境;我们积极呼吁完善国际金融体制,维护和改进多边贸易体制,引导全球化朝着均衡、普惠的方向发展;我们还积极开展南南合作,在力所能及的范围内向发展中国家提供形式多样的帮助和支持。
  在联合国成立60周年首脑会议上,胡锦涛主席宣布在关税、债务、优惠贷款、公共卫生合作及人力资源开发等领域为发展中国家采取5项重大措施,中国正加紧落实。中国还与联合国各专门机构、基金、项目开展了卓有成效的合作,近年来共同在华举办了全球扶贫大会、千年发展目标会议、防治禽流感筹资大会等会议,推动国际发展合作。
  35年来,中国一直足额、及时、无条件地履行对联合国的财政义务。中国会费比额已从2000年的0.995%上升到2006年的2.053%,居世界第九位,在发展中国家名列第一。我们每年还向相关联合国机构提供捐款,并热情响应联合国在救灾和人道救援等活动的紧急呼吁。2005年印度洋地区发生海啸灾难后,中国向灾区捐款共计13亿人民币援助。我们最近还向新成立的联合国中央应急基金认捐100万美元,并承诺向建设和平基金捐款300万美元。
  35年来,中国在联合国社会和人权领域发挥着日益重要作用。我们已加入22项国际人权公约,认真履行国际人权义务,并广泛开展国际人权领域的交流与合作。作为联合国人权理事会首届成员国,我们致力于推动人权理事会尊重各国历史、文化、宗教背景,以普遍、客观和非选择性方式处理人权问题。
  1995年,中国成功举办第四次世界妇女大会,会议通过的《北京宣言》和《北京行动纲领》已成为促进国际妇女发展的纲领性文件。2005年,在北京又举行第四次世妇会10周年纪念大会。中国积极推动公共卫生国际合作,第五十八、五十九、六十届联大连续三年通过中国提出的“加强全球公共卫生能力建设”决议草案。中国重视世界卫生组织作用,已推荐现任世卫组织助理总干事、前香港卫生署长陈冯富珍竞选世卫组织总干事。
  35年来,中国全面参与联合国法律领域各项工作,包括联合国主持的条约起草工作,维护了中国和广大发展中国家的权益以及国际法的公正。中国广泛参加并认真履行国际公约,积极参与联合国大会各项法律议题审议,参加联合国国际法委员会等与法律有关委员会的工作,并选派专家学者在国际立法和司法机构中任职,包括担任国际法院法官,为国际立法和司法作出了贡献。
  联合国已成立61年,面临着不断增多的全球性威胁和挑战,其重要作用不可替代。建立一个持久和平、共同发展的和谐世界,离不开一个强有力的联合国。这是国际社会的共识。
  中国与联合国的合作任重道远,前景广阔。(李肇星)(来源:人民日报)
来源:新华网、人民网、新浪网、三联生活周刊、中国经济网
(责任编辑:冯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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